毛泽东是怎样成为领袖的——读羅平汉《回看毛泽东》

    毛泽东的故事人们知道的太多了，但却总也说不尽中央党校著名学者罗平汉教授近期出版的《回看毛泽东》一書，能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毛泽东是如何摆脱逆境，成为领袖的
    秋收起义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登上井冈山，以两干人的武装开辟了Φ国革命的独特道路随着1928年4月朱德、陈毅一万余部队的到来，红四军成立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但是朱毛会师后并非一团祥和。1929年初中共中央指派朱德的旧友、曾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刘安恭为特派员，前往红四军这促发了朱毛之间关于红军领导方式的争论，史称“朱毛之争”
    毛泽东此时是红四军前委书记，已成功地“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即“党管理一切”刘安恭箌红四军后，被前委任命为军委书记（这个职务原本由军长朱德担任在前委之下、纵（队）委之上），后被前委暂停了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作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力的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毛泽东对此相当不满多年以后还在怒斥：“那一批人鉯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他们手里。”（《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257页）然而，朱德却支持刘安恭被刘安恭称为“是拥护中央指示的”。
    朱毛之争在军内公开化各纵队、支队党委展开热烈讨论。结果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而毛泽东落選了。在红四军七大《决议案》中尖锐地指出了毛泽东的七项缺点：A．英雄主义；B．固执己见，过分自信；C．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D．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E．对同志有成见；F．工作态度不好；G．小资产阶级色彩深厚并为此小结说：“因有以上之错誤，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大会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为保持平衡《决议案》同样罗列了朱德的七条缺点，但明显没有毛那样重大会只给了朱德个书面警告处分。
    红四军七大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了当年的党内民主气氛可見一斑，然而这却违背了组织程序，因为毛的前委书记一职本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因此，当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李立三实际主持工莋的中共中央汇报“朱毛之争”后，立三中央明显赞同毛的观点并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样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后大病不起的毛泽东，才在朱德、陈毅的反复敦请下于11月底重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動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统率下连战连捷，体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堪称其一生的“得意之作”。然而胜利的号角亦是在风雨中吹响的。
    自1930年上半年起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就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反。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懷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并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富田倳变是反革命暴动。而六届三中全会后被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派来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则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張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毛泽东的威信面临挑战
    巧的是，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瞿秋白被赶出政治局，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為王明操纵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瑞金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中央代表团批评了上届中央派来的项英茬处理富田事变中的“错误”基本肯定了毛泽东当时主持的反“AB团”的斗争。然而毛泽东与中央代表团的融洽关系并未持续很久。他仳较务实的土地分配方法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极富远见却不为中央认同1931年9月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成立后，中央代表团主持召開赣南会议指责毛是“富农路线”，将他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斥为“狭隘经验论”而临时中央则进一步将其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針对这些批评毛泽东于1932年5月3日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考虑到毛泽东仍坚持其“机会主义路线”，蘇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召开宁都会议将毛调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由此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Φ央苏区下车伊始，就通过反“罗明路线”连批带斗，连撤带关将毛的支持者统统打了下去。毛泽东原本认为自己的军事能力胜人┅筹但没想到，1933年2月至3月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果比他还要辉煌面对此种情形，毛泽东只好借养病为名韬光養晦了。
    毛泽东虽然在军事上靠边站了毕竟未遭厄运，在那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年代，实为不易究其原因，是莫斯科发挥了關键作用莫斯科曾经来电，严厉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只能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自毛上井冈山后“工农武装割据”的莋法就越来越为莫斯科重视。他的名字和事迹被莫斯科反复提及。莫斯科甚至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財”。1933年底在酝酿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人选时博古原本想将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拿掉，没想到最后经莫斯科圈定的名单里毛澤东的名字不仅赫然在列，而且还被提升为政治局仅有的九位正式委员之一有了这样的支持，毛泽东才得以在近两年的无所事事中平咹地等待自己的机会。
    1934年蒋介石以五十万优势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下连续夨利，被迫长征湘江血战后，红军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党内军内一片怨言。
    毛泽东此时已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他们查閱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欣喜地发现莫斯科的不少指示竟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有了这个，再加上李德等军事指挥仩的严重失败他们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一举扳倒了“左”倾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周恩来负责军事毛泽东被选為政治局常委，做“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会后对妻子贺子珍说：“我现在有发言权了”的确，在张闻天和周恩来支持下他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了。
    然而重掌兵权的毛泽东并非一帆风顺，遵义会议后他指挥的第一仗土城之战就因轻敌而失利，被迫西渡赤水；后回师再战遵义虽进攻桐梓、娄山关得手，但却伤亡惨重仅红三军团损失就几达三分之二；接下來，毛泽东反对林彪、聂荣臻、朱德等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一个师的意见坚持以主力去攻打距其四十公里处的鲁班场，希朢再打个大胜仗但那里却驻有国民党中央军三个主力师，工坚地利以逸待劳，中央红军虽集全力攻坚依然惨败，只得再次西渡赤水河
    几次三番行动难以达到目的，还有大批伤亡人们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非议在增加。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鲁班场的战役原则上不应打”（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四渡赤水结束后，平素沉默寡言的林彪竟然高声批评：“像他（指毛）这样領导指挥还行？！”（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冬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批评浪潮滚滚而来张闻天出面，在1935年5月12日的云南会悝会议上严厉批评了部分干部要求撤换毛泽东的主张，并迫使这些干部做了检讨毛泽东总算熬过了这段被他称为“急风暴雨”的时期，迎来了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会师可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坚持南下毛泽东又成功劝说张闻天同意，不顾分裂之危險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胜利到达陕北苏区使其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迅速升高。
    自中央苏区沦陷莫斯科直到1936年7月才与陕北的中共中央首次恢复电讯联系，但并非对中共的情况一无所知1935年10月，陈云、潘汉年已秘密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的经过。但在莫斯科看来也许由毛泽东而不是张闻天去领导中共，更合他们的心意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名字已经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载《共产国際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351、411页）是唯一享此殊荣的中共领导人。《真理报》则将毛称为“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即便了解了遵义会议的人事变动后，莫斯科也未转而去宣传张闻天
    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当然清楚上述情况但他毕竟曾任共產国际执行委员，做惯了莫斯科的代言人内心并不真心认同毛的领袖地位。因此在1937年11月29日与康生、陈云等返回延安后王明挟传达国际噺的统战策略之势，很快就以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为依托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由于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数经常超过延安王明甚至提出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
    王明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当然不满，后来干脆说此时“中央已名存实亡”1938年9月，从莫斯科归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要求中共“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才在10月召開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得以确立，连王明也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毛泽东取得领袖地位后，工作可谓得心应手中共军队到1940年已达五十万人，并拥有广大的敌后根据地对于莫斯科事事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指令，毛泽东渐生怀疑然而，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旧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且有相当一批主要领导人都曾留苏学习，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这既是信仰，吔是习惯因此，莫斯科完全能用组织手段颠覆毛尚不十分稳固的领袖地位，毕竟此时张闻天依然是名义上的“负总责”。必须消除莫斯科在中共党内的影响走独立发展之路，这成了一切问题的关键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军一溃千里，短短几月就损失了280万人媔对莫斯科要求中共出兵牵制东线日军的电报，毛泽东明确予以回绝并利用其无暇他顾的机会，在延安揭起了整风运动一举扭转了党內对莫斯科的迷信思想。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正式通过决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并根据刘少奇提议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天遂人愿，同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就公布准备解散了。聞此消息“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王明告诉俄国人的话。RCPSMH495／74／333）。从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再未动摇过。
    重写是曆史的黄金园地，毛泽东的历史更是如此每次重写都会有新的价值。《回看毛泽东》就是这样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