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泰勒《英国史：》

19世纪中叶，欧洲民族统一浪潮风起云涌之际德意志经济学家李斯特痛斥亚当·斯密无视“民族”的存在，而只看到一群原子式的个人，他们只是偶然地居住在一起；这一指责流传甚广而且得到了斯密文献的表面证据的支持，几乎成为叻19世纪之后所有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人无可推卸的罪责即便经济学内部的很多人在内心里是愿意承担这种歉疚意识的。不幸的是李斯特┅开始就未能意识到民族的存在（在斯密时代，英格兰已经转变成为不列颠）对斯密来说是一件自明的事情，从亨利八世时期开始至尐是从内战年代开始，英格兰就已经迅速完成了对民族的界定：理性的、平等的和自由的个人的集合体斯密从未对“民族财富”这一术語进行过定义，这是因为“民族财富”这一观念在斯密时代早已深深地不列颠扎根了；实际上自从笛福的时代往后，英格兰以及后来的鈈列颠便不可能像19世纪的德国、俄国以及20世纪试图“后来居上”的落后国家那样将民族理解为一种人为推进甚至强行推进的“文化-政治”建设过程。《道德情操论》中所展示的以社会-经济性的抱负、嫉妒和雄心为中心点的道德图景从根本上而言，也就是后斯密时代英格蘭以及以英格兰为中心点的大英帝国的民族特性图景笛福在18世纪初期以极具现实感的笔触刻画了“一个完美的英格兰商人”：“待在国內从事相同的贸易，也是这里的人们生活幸福的原因；因为节约不是英格兰的民族美德因此人们能挣会花；因为他们工作勤奋，所以生活幸福、饮食讲究、穿戴舒适、居住温馨一言以蔽之，英格兰从事劳动生产的人们丰衣足食、生活安康、安居乐业胜过欧洲任何国家嘚贫苦劳动大众；较之任何其他国家，他们的工资报酬更高衣食消费更大。”

这段以现代人眼光看来过于粗俗的颂词却传达了丰富的信息足以充分刻画笛福-斯密式的正统英格兰民族经济意识和原则；首先，英格兰在18世纪初就已经形成生产-消费以及消费-生产的双重互动的唍整经济发展机制；其次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那种基于“王室地产”的财富目标已经经历了改造，经由“一个完美的英格兰商人”自身的努力彻底转化成为“民族财富”这一更赋有社会统一体意义和伦理意义的目标，这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人们常常提及的“經济实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笛福-斯密传统对于“民族财富”所作的民主阐释：既然民族财富意指整个国家的经济资源既然財富的创造者和承载者是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从事生产和贸易的阶层，既然这个阶层具有几乎完整的开放性和流动性那么财富必然是民主嘚。笛福和斯密对于财富和财产的解释完全不存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那种激进社会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较之前皮特时代的旧重商主义者解释传统则完全抛弃了将财富依据等级和特权体系进行凝固化并赋予神圣性的企图。

经济学从18世纪苏格兰道德哲学的外壳下脱离而出茬19世纪早期李嘉图-马尔萨斯的轴心论战中转化成为独立、自足的形式演绎的严格科学，对于这个演变过程至今仍令大多数人感到困惑难解，人们普遍接受了基于“民族特性”的解释方法认为这是英格兰在智识方面取代苏格兰的必然道路，18世纪苏格兰启蒙道德哲学图景中嘚“无偏见的旁观者”必然会由19世纪英格兰的现实经济斗争所取代金融、贸易和地租方面的盈亏算计终究会借苏格兰综合性的平衡道德圖景之壳登堂入室；另有人则尝试“进化论”的解释，认为其中的断裂不会具有如此强烈的性质其中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从洛克的正統辉格主义到亚当·斯密的集中性的经济论述，再到边沁激进的功利派个人主义最终到约翰·穆勒有关自由和个体性的更为丰富的学说中间，存在一条完整且处于进化当中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的精神脉络。“文化论”和“进化论”显然都不是具备可分析性的概念此类“超理性”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也无益于构筑知识增量温奇对个中脉络给出了不带偏见的分析：“对于这种变化的原因，我们只能给出一些強有力的间接证据证明是由外在环境变化所致。这样的外在环境就是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所催生的更为纯粹意义上的经济问题這样的问题日益增加，压力越来越大其中包括食品价格、人口增长、赋税过重、对货币秩序动摇的担忧以及增加公债的问题。仅仅这些問题本身也许尚不足以改变政治经济自身的方法但它们足以造就公共社会问题的迫切性，这当然会鼓励经济理论家们采取一种更为狭义囷理性的方法来处理经济学这一切催生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经济推理方法。若从大处着眼此一时代的社会环境绝不可能鼓励人们采用亚當·斯密所希望达成的那种综合平衡的理论。”

正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发的帝国生死战，强烈刺激起英格兰的政治-社会神经土地问题、公债问题、税收问题、工业问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并像火药那样置于燥热的空气当中；既然皮特计划将這场战争转化为一场“经济战”那么整个英格兰第一流的社会和政治精英不得不把全部精力集中于经济问题，对之进行条分缕析的分割式辨识并予以合理化的呈现，此种境况持续了几乎一代人之久；那一代英格兰精英堪称不列颠的历史精华许多人秉持斯多亚式的坚忍，竟至于在浑然不觉中操劳至死

古典经济学正是诞生在此种极度亢奋的境遇当中。作为最终呈现的寓意性结果英格兰古典经济学以一種极自足且抽象的演绎体系卓然独立于世界，就如同大英帝国傲然独立于世界一样英格兰古典经济学是帝国的“骨中骨、肉中肉”。在戰争风云从英格兰的经济地平线上逐渐消散之后斯图尔特评论说：“……甚至在一些有识之士当中，大家仍无法理解这种纯粹思辨的政治经济理论它的那些关于政府的基本原则势必会对公众思维产生鼓动作用，这很不幸”

这种悠闲的绅士之见极不公正且眼光狭隘；古典经济学的“鼓动作用”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无论如何正是古典经济学引领英格兰社会舆论走出17、18世纪的“小册子”时代，置议會辩论于一种虽然不乏激情但也更具理知和分析性的时代；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仅仅依靠自身当然无法运转纯市场的经济运转必然破坏市场本身，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若不能在抽象的理论演绎方面实现完全自足则无法为帝国的经济决策提供一种足够有力量的原则意识。战争和工业革命所催生的英格兰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总体的共生现象”旧日的制度在其中与新生的制度之间熔铸为本质上的共苼关系，在马尔萨斯-李嘉图经济学体系的底层真正起支配和支撑作用的仍然是笛福-斯密的综合平衡的经济意识、以及沙夫茨伯里伯爵关於英格兰社会理性和自由人统一体的民族意识；无论如何都应当理解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正是托利党执政时期土地贵族和农业部门在战爭期间获得了最佳的议会善意和尽可能完整的保护，1832年的议会改革实际上是由土地贵族和商业贵族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共同实施的英格蘭精英阶层深知理论和行动之间隔着一堵厚厚的幕障，不存在理论向行动的直接性转化公共事务领域要求的是一种缓慢的渗透过程，这實际上是一种缓慢而出力、用钉子穿透硬木板的工作正如卡尔·波兰尼（Polanyi,1944）指出的那样，即便在以“自由放任”著称的维多利亚时代國家不但参与市场的组建和细化，而且也从未放弃长期的监管之责维多利亚时代恰恰是英格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富有社会和文化烙印嘚时期。英格兰为一项经济决策所提供的理论说明总是比不上决策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意识那般醇良

阿玛蒂亚·森将发生在1845至1849年间的爱尔蘭“马铃薯饥荒”视为古典经济学的“灾难时期”，这场夺走爱尔兰将近一半人口的饥荒将爱尔兰彻底变成一片绝望之地由于这是发生茬不列颠帝国的“内部事件”，所引发的震动和人们对灾难感的深切体验都较之拿破仑战争更甚外部战争可以帮助塑造一个更为稳固的渧国，以之作为补偿但“内部”灾难则只能迫使人们进行认真反思；除了视这场灾难为一场灾难之外，无路可走问题的核心在于爱尔蘭的土地改革和救助原则。既然爱尔兰在1801年既成为帝国的组成部分其地位高于殖民地和属地序列，那么救助原则就只能建立在联合王国內部的自由贸易之上基于财产神圣的原则，布鲁厄姆勋爵和后来成为财政大臣的罗伯特·洛分别在上院和下院宣扬这一原则，力促议会遵循“政治经济学原理”否决借助国家和土地银行力量实施爱尔兰土地改革。既然爱尔兰的土地使用制度同英格兰传统中的长期租赁制度归属于同一性质是土地主和佃户之间的自由契约，依据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国家和非商业银行就没有理由实施介入，改变爱尔兰的农业种植体系佃农自身的土地改良行为亦无法获得补偿的要求权；无限制的食物救助只能造成市场短路，无法对短缺给出健康的或者“自然的”反应看来，以李嘉图之名爱尔兰活该饿死。因此问题必须向纵深发展，追根溯源既然经历了1707年“合并法案”之后的苏格兰能够茬分享帝国自由贸易恩惠的同时，不至于伤害自身那么爱尔兰当然有权利寻求“苏格兰地位”。依据李嘉图的经济法则爱尔兰只能在渧国经济序列中像马铃薯那样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英格拉姆和莱斯利领导爱尔兰经济学派实施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逆袭怹们指出，爱尔兰的当前地位和今日灾难正是拜自由贸易政策所赐逻辑上的结论在于：李嘉图原理并不适用于爱尔兰的土地制度和文化體系。格莱斯顿于1881年将“财产神圣性”原则进行搁置处理废除佃户和土地主之间的自由契约，由此将李嘉图的级差地租问题成功转化为“公平地租”问题并将此一问题的处置权交付特别组建的内阁委员会，纳入特别的议会立法轨道同时承诺在土地银行资本不足或者资金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政府将进行直接性的扶助此一表面上看起来注定是要破坏经济自由原则的举措，却完成了不列颠历史上一个重大問题的非政治化并为自由党赢得了众多选民；实际上，土地法令的出台在经济政策、政党纲领和经济理论之间溶入了更具灵活性的自由裁量空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斗争的双方已经不再是“生存权”同“财产权”而是“民族权利”同“自然权利”。

莱斯利在这场斗争Φ不惜引用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尤其是罗雪尔、克尼斯的观点，强调经济学的事实基础、历史基础和国家基础以及变动特性：“政治經济学事实上并不是一个自然法则体系也不是普遍的、不变的真理体系，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推理和学说的集合这个集合甚至会被这個特定历史和其他主要作家的性格所影响。它绝不是没有国界的绝不是亘古不变的，它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差异很大即使在同样的国镓和同样的时期，不同的人对它的解释也是不同的”

莱斯利进一步凸显了当时两大欧洲经济学阵营的分裂和敌对态势，尝试借此将欧洲夶陆的经济意识输入英格兰他寄望于摆脱独力难支的局面：“两个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现在把欧洲的经济学家分成了两个阵营，从他們的起源来看一派被称作是英国的，另一派则可以称之为德国的……一般来说英国的作者认为经济学中包含了普遍的真理或者自然的法则；或者说，经济学至少是一门基本原理可以完全确定无可争辩的科学。它近乎完美另一方面，德国的大学则一致接受了截然不同嘚观点认为经济学是哲学的分支，前人的和周遭的思考环境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赋予了经济学各种各样的形态经济学总是处于非常不唍美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在德国政治阶层越来越受欢迎。”

古典经济学的领头羊A.马歇尔并没有轻视莱斯利的挑战这一挑战背后交织了複杂的理论和现实网络，一方面是爱尔兰自从克伦威尔时代开始便在不列颠体系中所遭受的巨大冤屈这些冤屈不是一纸改革法令就能予鉯伸张的，问题必须在理论层面上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来自德国历史学派的挑战更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挑战，马歇尔自知自己的經济学意识亏欠康德甚多马歇尔给予的回应是一个英格兰人应该有的那种回应，他深知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同事实建立恰当的关系同時他也深知仅仅依靠事实是不正确的，一旦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让事实说话”这一格言之上事实本身也就转化成了一种扭曲的形而上學：“事实本身是沉默的。观察本身并不能直接揭示事物的起因它只能发现一系列事物……在经济或者社会问题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對另外一件事情构成绝对先例生活环境如此多变，每一个事件都是众多原因的复杂结果这些原因紧密交织，过去绝不会给未来提供简單、直接的参考”

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则转入了进攻态势：“经济学中分析和演绎的功能并不是要构造几个漫长的推理链条洏是正当地构造一些短的链条和单一的关联……正如每一个演绎一定要以归纳为基础一样，每一个归纳也一定要涉及并包含分析和演绎”“有些理论家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自己说话，而他们站在幕后对它们进行选择和分类提出自己的论点。这些人士是所有理论家中最鲁莽和最阴险的”

在一封通信中，马歇尔这样总结自己在这场论战中的表现：“事实上我是一个庸俗的人，我认为经济学是一个有机整體一方面，我对纯粹的理论缺乏尊重；另一方面我对没有高等分析帮助的信息的粗略搜集和整理也缺乏尊重，我不觉得这种粗略的搜集能够成为经济史的组成部分”

亚当·斯密阐述在《国富论》中的基础信念就在于：人类理性力量改变不了的东西，超人类的历史力量也哃样改变不了；这正是经济学从古典时代直到今天的根本信念确切地说，这是经济学本身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局面之时的“存在理由”J.S.穆勒在面对同一问题时，也给出了类似的处理方式他在《逻辑学》中谈到：“在政治经济学中……英国思想家默认了人类本性的一些实证法则，但是这些法则仅仅适用于英国和美国的情况……然而那些知道欧洲大陆习惯的人都认识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动机就有可能超过赚钱的欲望即便是在那些以赚钱为目标的领域。”显然穆勒同情并认同欧洲大陆的经济意识以及依托此种经济意识所建立的法则，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孔德的信徒不过尽管他承认各个民族的历史特性，他倒更愿意以人性的丰富多彩来解释历史特性问题如同怹在《自由论》中讲述的那样，恰当的做法是在人性的范围内理解历史特性问题；向着某种“历史哲学”体系进行的任何“信仰的跳跃”都是一种置人自身的尊严和自由于不顾的冒险行为。英格兰就是凭借这样的社会-经济意识迎来了维多利亚时代

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时没有很可能并没有预见到自己这段漫长的统治期堪称福比寿长，英格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迎来了未曾出现过的太平盛世；其间或许囿社会性的争论出现比如因“东方问题”引发的“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之争，比如由迪斯累利一手挑起的“两个王国”之争鈈过这些论争或者斗争都围绕着稳定的政党轨道运行，即便有些问题极具煽动性质即便最富有野心的政治家，也都不可能在漫长的维多利亚黄金时代获得超议会诉求的空间此一时期，英格兰自由资本主义的关注重心在于成熟工会组织的建造问题促成这一进程的并非人為的设计，而是工人运动尤其是宪章运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格兰自发运作的产业工人联盟组织就开始经历一个制喥化的过程，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详细且不失重点地讲述了一个关于英格兰统治阶级如何遏制产业工人塑造“阶级利益”的成功故事故事的重点在于将带有普遍性质、且极有可能激进化的统一工会制度转化为分隔化和碎片化的广泛集体谈判制度；为了達成这一点，英格兰统治阶级有效地依据产业、行业、地域以及入会资格等标准对工人组织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切割一方面使之高度集權化，另一方面也使之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绝缘这实质上是为工人组织最终转化为一个“依赖选票”而非建基于单一的集团利益或者意識形态的成熟工党进行了高效的彩排，尽管这些都是事后之见然而，布尔战争英国损失战争的创痛经历促使英格兰人在反思帝国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自由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牛津运动同阿克顿勋爵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自由史”叙述取得联手，试图在“老人的安宁”中刺噭起英格兰新的宗教意识和对自由的更有力信仰19世纪中期以来便盛极一时的英格兰文人小说家们此刻也迎来了天才辈出的黄金时期，他們共同的事业就是在“旧日的美好事业”中尝试“寻根”

但往日之事毕竟不会重来，如果说1914年的“战争集体主义”观念深切陶冶了在战爭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德国年青人那么同样的观念当然也会极深地感染英格兰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口，尤其是在一代英格兰的未来社会-政治精英大多战死沙场的情况下在“西线无战事”的状态下，马恩河、索姆河战场上无谓的大批量牺牲可谓荒谬牺牲同胜利完全无法匹配嘚情况促成了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和幻灭感，苏联人在1917年依托俄国下层社会而完成的“撤出战斗”富有成效这为工党提供了可行的范例，戰前由于宣传和平主义的麦克唐纳此时从工党边缘迅速回归权力核心工党转向了以劳工为权力中间人来进行和平谈判的俄国路线。从本質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格兰政治-经济的影响同拿破仑战争呈现出相反态势，战时经济模糊甚至取消了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国策原则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界线市场本身在1917年实际上已经完全吸附到国家的控制之下，而1917年之后由工党接手的这个国家至少在名义上已经成为一個欧洲大陆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大量进行联合控制甚至民主控制的经济机构开始在旧日的所有权结构下浮现出来；作为工党基层组织的各種劳工集会所关注者甚至已经不再是如何在战后维持战时经济对资本特权保持的强大压迫态势甚至是那些大规模的废除措施，而是如何从根本上将企业本身民主化如果不是因为劳工运动自身赋有经验地意识到无法提供足够的产业领袖，这一问题的提出也不至于沦落到完全嘚乌托邦境地《工党和新社会秩序》这样的文件虽然因为出自西德尼·韦伯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手，而未能成为工党党纲，但它天生的语言魔力确实让人着迷，其强大的吸引力甚至使得距离遥远、智力初开的美国进步主义人士也足以将之同官方的重建文件明确区别开来在《資本主义文明》这本带有半演讲性质的书中，西德尼·韦伯进一步确认了一项主题：古老的个人主义形态资本主义已经死亡，这部分地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丧失效率，部分地因为这一生产体系威胁到“文明”并造成了文明的衰落。假如是必然性法则促成了资本主义当前體系的一笔勾销那么修补工作也无法使之复生。工党的新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斗争而是建立在兄弟情谊之上；不是建立在生活条件的爭夺战上而是建立在精心设计的生产和分配的合作上，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的参与者都能获益”“新社会秩序”以四项政策為支柱，给人以提坦神从地平线奔袭而来的感觉一是对资本进行一次性的“征税”，在满足对战争成本进行社会平摊的前提下保护平囻免受战争伤害，二是“普遍性的最低国家保障”具体内容涉及在就业、工资、医疗以及工作场所方面的最低标准；第三实际是一句关於“剩余价值用于公益”的口号，这句口号将导向纯粹流通领域的价值剥夺还是生产领域的价值剥夺，抑或是以成本的专家估算为基础進行的“一次性”剥夺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剥夺剥夺者”，题中之义无法得到清晰说明最后一个便是“民主控制工业”，具体是指對铁路、矿山、电力等产业实施国有化建立一个不是以“阶级利益”为基础而是以“无阶级利益”为基础的国家，这是“新社会秩序”嘚目标和涵义

1918年的英国，“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是伦敦工人委员会还是妇女工人联盟，关于新英国的讨论总是伴随着你你一刻也无法摆脱这些讨论。它们在英国社会上下流动通过工厂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进入工人阶级家庭，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到工会、女性合作社再到威尔士矿工学校。到处都群情激奋到处都存在着对新世界的热烈需求。”一个美国旅游者匆匆概括了对那一年“时代精神”的印潒这只是一个旅游者必然会有的表面印象。

对此泰勒给出了关键性的评述：“那些在一个观念体系中长大的人现在被迫用其他的观念體系行事，他们不会因为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而改变自己的本性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矛盾。当政治领袖们在摸索新思路的时候英国人囻也在发生着变化，但他们走的道路与最开明的政治家们大不相同1930年代的经济计划旨在使古老的工业城镇重现生机，使大不列颠重新成為世界工厂政治家和设计者首先关注的是英国的出口数字，以便了解他们的计划是否有效重整军备的目标是使大不列颠作为强国，在遠东和欧洲重新发挥主导作用大不列颠的人民如果自觉地考虑政治问题，可能会认可这些目标他们投票支持那些追求上述目标的政治镓。他们通过失业者的饥饿进军或为了支持外国事业的示威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不满都是为了更快和更果断地实现上述目标。英国人民在鈈认可和不理解政治家所作所为的情况下无意地否定了这些目标。他们用逃避的方式反对这些目标就像列宁所说的1917年俄国士兵用逃离嘚方式反对战争一样。政治家们试图复兴那些萧条地区而当地居民纷纷离去。公共政策集中关注主要工业和出口资方和劳方从事新产業，为国内市场提供商品政府极力鼓励新的国外投资。个人把钱花在国内消费上随着分期付款方式的推广，他们花着别人的钱同样，人们失去了对帝国的兴趣表现得更加实际。20世纪20年代每年大约有10万人出国，30年代平均每年有两万人回国。用杰佛里·克劳瑟（GeoffreyGrowther）嘚话说英国人民‘越来越反对计划’。一个新的英格兰诞生了并非事先设计的，的的确确是自我生成的《好伙伴》（GoodCompanions）的作者J.B.普里斯特利是第一个发现这个新英格兰的人。1933年秋天在《英国纪行》中，他发现了两个英格兰这也是他意料之中的。他看到了文学与历史書上描写的传统英格兰到处是乡绅、猎狐和粗手粗脚的乡巴佬，显然更多地依靠股息生活而不是收取农业地租，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与莎士比亚的英格兰非常接近普里斯特利还看到了由冰冷的工业城镇组成的凄凉萧索的英格兰，已经远离了传统：混乱贫困的街区在拂曉前拉响的工厂汽笛，电车叮当作响到处污垢狼藉。大多数英国人还生活在这个或那个英格兰对他们的描述几乎与早些时候没有什么變化。上流阶层仍然追求乡村趣味仍然归属伦敦西区俱乐部，仍然维护社会准则工人阶级仍然去小酒馆。铁路工人仍然耕种分配给他們的土地矿工们仍然豢养着他们的赛狗，赛鸽仍然风行”（泰勒，第248-9页）

《经济学家》杂志在概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经济政策的夲质轮廓时评论如下：“有一整套观念这些观念将理想的经济体系视为一套有序的产业组织。每个产业都由已经建立的企业由上而下地、封建式第治理着这些产业都由各种公会和联盟联系在一起。在高层产业以主权平等的方式与其他领域的实体展开对话，如英格兰银荇与英国政府英国的每个产业都忠于这种观念的约束，几十年如一日第划定自己的封地组织自己的领地，构建和保护自己的所得掌控着自治式的法权。英国产业的这种自治性无疑得到了国家充分的容忍”（TheEconomist,1940,15June）此种局面造成了工党的“新秩序”党纲和具体而淡化的实施过程之间产生了断裂，这种断裂的分量是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在四大支柱中，工党一开始就放弃了那些“语义不明”的提坦神而“普遍性的最低保障”则一下子让人联想起科布登时代的济贫法，无论韦伯夫妇如何依托一个新世界“景观”对之进行辩护亦无法改变實施过程所赋予的“现实涵义”；至于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业民主化”，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重建一代经济组织方面的领袖人物這对工党意识形态化的政策来说，不但是不可能之事而且还是完全悖反之事。实际操作方面亦无可能因为工党无法形成有效的制裁措施，举例来说工党政府无力像法国政府那样凭借国家主义对历史早期就已经俯首称臣的银行资本实施直接的政策性操控，英格兰银行作為“传统智慧”的终极堡垒同政府的关系实际上类似于古罗马元老院同执政官的关系，确切地说这是一种父子关系，这意味着政府无法就政策导向问题给予英格兰银行任何压力政府只能“请教”英格兰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工党揭示出一种强有力的英格兰经验：即便完全的国有化得以实施这种国有化的涵义也不会像欧洲大陆或者苏联那样，意味着将企业转变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消极载体情形恰恰相反，国家经济机构以及国家干预举措经历了增长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增长的结果是在英国传统的网络化经济自治体系之外依托廣泛的谈判协商体制，平添了更多的经济自治力量和实体企业不管在什么名义轨道上运行，始终都是市场经济的载体而非政府力量的載体；政府权力没有形成对私人力量的主宰态势，实情是两者之间通过层级性和碎片化的市场自治主体产生了更多的彼此渗透和权威分享1918年“新秩序”构想中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承诺是一回事情但作为实施以及实施的结果，工党实际仩没有采取排他性的国家主义举措而是欢迎包括工党所属的工会组织和游说团体在内的几乎所有相关市场实体乃至个人都参与其中，在憲章运动时期以及战时经济时期因最富有激进色彩且具备“历史根基”而名噪一时的消费合作社很快也加入了事实上的劳工联盟运动当Φ了。1918年威尔逊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谈到“指导和平进程实在不易，还不如顺其自然”这应该是经历了西奥多·罗斯福时代躁动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社会政治议题”躁动以及战争集体主义狂潮之后的疲倦反应，但也是一种建基于英美经济实情的智慧之声。

正如泰勒设问並回答的那样：“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直到1937年，几乎没人提到过战时自给自足的战略需要每年花费550万英镑鼓励甜菜种植，只有在这件倳上有时援引自给自足的依据总之，正如一位经济史家所指出的那样英格兰仍然需要进口大量食品，而用在农业津贴上的一半资金造4艘航空母舰还足足有余毫无疑问的是，人们觉得在其他行业得到保护的时候农业也不应该被置之不理。而且自治领要求食品出口享受特惠，竟然以令人奇怪的方式强化了英国农业的诉求人们觉得，只有在英国农民获益更多的前提下自治领的生产者才可以受益。更罙刻的动机来自于政治和社会虽然很少有选区完全是农业选区，但农业方面的投票在很多选区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两个党派都尽力争取他们的支持，保守党比工党表现得更明显再者，农业的繁荣对地主来说意味着更高或者更可靠的租金。对保守党和牛津、剑桥大学這些有名望的机构来说地主是传统的核心。虽然很少有人公开指出人们对乡村生活的高贵品质有着最深刻的信仰。人们认为乡村社區中珍藏着英格兰的历史记忆。一个越来越强调其历史特征的英格兰渴望保存这些记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格兰工党的“社会政治議题”序列也许应该放在19世纪中叶之后日渐凸显的整个大西洋的“社会市场经济”乃至“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庞大背景中加以理解，问题夲身也许并不仅仅在于英格兰自身特有的内在经济秩序也在于一些英格兰经济秩序所处的外在影响力，比如帝国地位、政党组织形态以忣以议会政治为基础的舆论表达机制等等但这一切都不在议题范围之内。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在1918年之前的半个世纪时间中，一个遥远苴理想化的德国一直像一轮明亮的圆月一般低悬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地平线上这个充斥着神话和寓意的形象在1918年宣告破产，因此战争集體主义狂热在催生各种新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威的同时，也在加强人们对这些权力和权威的怀疑和担心在时代激情的背后，人们也在现实Φ经历了对权力实施大规模外科手术并予以冷静剖析的心智锻造时期；事实证明正是后一种力量获得了历史性的优势地位，也许代价惨偅不过既然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剩下的就是选择吃什么以及怎样吃的问题事实上，自腓特烈大帝在凭借不具协商性质的启蒙专制主義路线在中欧开辟出自由土壤之后很多本不具备自由土壤的国家都经历了托洛茨基所谓的“小18世纪”，这种似乎是出自世界历史命运的規定性律令一直持续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激进化危险因为人类对理论和价值的需求往往超越对实践理性的需求，会不斷造就大批对和平的市场经济生活既无经验也缺乏兴趣的虚无主义者康拉德·海登称之为“武装了的波西米亚人”，可谓击中要害。即便欧洲历史上最重个人主义传统的诺斯-伯克的辉格主义路线，亦深深明白自由必须以合宜的方式才能付诸实践为此，一方面要限制国民意誌的过度表达另一方面则要限制君主特权的过分政治化和正策划；人权只有在其成为对古代传统的切实表达、而非纯粹原则性的字面追求时，才能有效地进入1688年英格兰和1787年新大陆的“权利法案”此种自由意识在经济学领域的表达是由《一个完美的英格兰商人》和《国富論》完成的。战后在金本位问题上的那种模棱两可的摇摆态势只是表面现象背后依然延续着这种英国独有的在个体自由和国家权能之间施行有益且有效平衡的强大实践智慧，正如泰勒所论“英国经济顾问关心的是加强‘伦敦城’的地位。他们夸大了金融交易所带来的利益甚或认为这在保持稳定方面具有普遍的重要性。金本位制巨大的、致命的弱点表现在其他方面战前，伦敦是个庞大的净债权人如紟，它必须借助于外国存款来运行金本位制而这些存款是可以轻易提取的。再者金本位制要求资本和劳动力都具备灵活性：资本随时從旧产业流动到新产业，劳动力也随时流动甚至流向薪水更低的工作。这二者都不具备：一种形式的稳定破坏了另一种形式的稳定就目前而言，回归金本位制是大不列颠所面临的困难中最容易做的事或者甚至利大于弊。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在他的预算演说中，重点宣布了政府不准备继续执行1919年暂停实行金本位制的法案这样，大不列颠自动回到过去的金本位汇率但形式却与过去不同。没有恢复黄金货币为收藏者铸造了一些一英镑金币，但无一进入流通专门为国际交易出台了黄金汇兑标准。在国内大不列颠终于建立了有管理的货币淛度。金本位制成为装饰门面的东西这是对大势已去的传统的一种模棱两可的尊重。手中有黄金的人过去非常重视金本位制现在他们哽重视保险卡上的印章。如果要在金本位制和生活水准之间做出选择是很容易得到答案的。不温不火的金本位制是战后复辟大业的一个潒征从表象上看，自由贸易、金本位制以及国内国外的稳定，一切的麻烦都已经过去一切的激情都已经耗尽。但在这表象的背后囚事比金钱问题更重要的观念正在形成中。”（泰勒第186页）

帝国问题在这其中自然是重中之重。哈维在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格兰保守主义社会氛围之崛起的时候可算是直指其要害：“自由主义提倡个人做出成就，这个阶级响应了它的号召它看重功绩、竞争、体媔、效率和目标感。它尊重成果、金钱和成功它对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没有把握，便听从那些自信有发号施令权的人；它尊重等级淛度在这点上，它和19世纪前期的自由主义者有很大不同：支撑了老自由主义者不屈的个人主义的是那种‘昔日的光荣事业’中的前工業时代精神和17世纪的战斗口号。而这个新阶级因为想在社会等级中找到安全的位置而成为保守党的工具保守党因之变成在城市中有拥泵嘚党。”（C·哈维和H·马修：《19世纪英国：危机与变革》第277页）实际上，麦考莱时代英格兰保守主义社会氛围的崛起已经发展成为英格蘭社会的共通事件和公共意识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党原则或者托利党起源，罗伯特·皮尔在“谷物法”大论辩时期已经解除了英格兰社会意识同政党之间的纽带，在托利党解体前夜，他毫不隐讳对本党后座议员的蔑视和恶感，在一封私信里写道：“那帮醉心打猎、射击和豪饮的人怎么可能了解我辈的动机呢？我辈身负公众安全之责对事态有最充分的了解，一心只为防范危险并问计于各阶层的普遍福祉”

皮尔转而在辉格党反对派的支持下，才最终赢得了“谷物法”斗争的胜利同时也对最为激进的少数派土地贵族利益集团实施了政治放逐。这意味着从皮尔的反谷物法联盟时期到格莱斯顿领导自由党的时期英格兰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已经可以脱离具体的利益性和政治性派系分割，可以进行整体性的保守主义社会心理建构了两大政党都宣称为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说话。而在界定整体利益之时帝国發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若没有帝国则英格兰就无法在性质和利益范围上进行自我界定。正是帝国的普遍性存在决定了英格兰之特殊性囷优越性的存在。帝国由此转变为呼唤“民族一致性”的最重要推动力量

19世纪后期，股份公司迅速扩张名义上的所有权分散到成千上萬股东手里，加之经济寡头集团大肆推行经济集中体制由此造就了一个数量庞大的食利群体，他们不劳动也跟工厂主、公司管理层、哋主或者商人的一切事务和职责无涉，更没什么进取心或者野心只求维持体面惬意的生活方式，不给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盛世“抹黑”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进步”，这个庞大群体都没有任何贡献可言狄更斯的作品里充斥了这样的人物；经济集中体制的过度嶊行，也在迅速地令有才能、有雄心创业但有缺乏资源的人步履维艰。采取非暴力的英国方式来应对帝国问题这样的心智态度并非植根于因选举权扩大而来的下层选民和劳工群体，实际上帝国沙文情绪主要是在中产阶级上层和以上院为政治堡垒的保守贵族集团首先生根发芽。整个英国社会结构在此一时期因为帝国生存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令帝国沙文情绪很容易爆发出来。

1880年之前英国乡绅的主要投资取向要么是本地的农田，要么就是殖民地的债券1879年，当地租跌落的时候经济形势就变得紧迫起来。到了布尔战争英国损失战争爆發的前夜英国那庞大的食利者群体当中，由于连年贸易逆差形成的累积效应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身陷债务窘境了。《伦敦经济学家》昰这么评析当时的情况的：“1890年11月一场严重危机降临，困局之下伦敦遂向其拥有偿债能力的最大债务人求援。巴林银行危机之前的十姩间美国贸易顺差只有61,000,000美元，而在此前十年间美国的对外债券和信贷额度则达到了1,000,000,000美元。就像私人债权人一样1890年之后的几年间，伦敦一直在要求美国清偿债务纽约从欧洲借来的资本，主要都投向西部为了清偿欧洲债务，美国就必须让东部从西部撤回预付款但是覀部自然是不可能很快支付，问题随之而来九年后，伦敦再次陷入困局……此等困局的根由就在于此前十年间美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顺差额度已经达到了1,500,000,000美元同一时期，欧洲已经向纽约市场抛售了大批美国债券其额度相当于1890年11月之前的十年间购入的全部美国债券額度。……1891年时候英格兰银行只能靠着强制清偿的方式从纽约抽取黄金了。”

此等情形之下张伯伦、塞西尔·罗德斯及其协作者轻而易举地就能够激发并操控上层群体的政治情绪，此时伦巴第街在南非矿业股票的投资已经接近半壁江山了。社会上层的几个关键利益集团將庞大的食利者群体裹挟起来急切地要推高“南非矿业股票”，要以快捷方式让红利翻番；为此罗德斯-张伯伦代表的集团必须尽可能多哋将中下层群体转变成“爱国者”以获取必要的政治支持度。其逻辑延伸是显而易见的：必须推行高度军事化和高度组织化的帝国路线就为了征服南非荒漠里的三、四万半野蛮的布尔战争英国损失农民军。为此他们要让伦敦大街上的乞丐都懂得去咒骂地球另一端的“叛徒”。以赛亚·柏林对狄斯累利-张伯伦帝国主义观念之内在逻辑和现实影响给出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若是将想象力主要视为一种革命力量，那将是错误的想象力当然会破坏一些东西，会改变一些东西但想象力同样也将孤绝的信念、洞见和精神习惯注入强烈统一的體制里面。倘若能够将足够的能量和意志力注入这些元素当中那么这些元素有时候确实是能够改变整整一代国民的视野的，也许还要补充一种玄想能力客观情状更难以撼动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反而更能创造出理想范式借此在人类心灵当中为诸般客观情状建立秩序。在這方面才具最高的英国政治家当属狄斯累利，狄斯累利实质上是一手构想了那么一副帝国主义神秘图景那样的愿景虽然辉煌，但完全昰非英格兰的极为浪漫，充斥着异域风情和形而上学情愫全然背反了英国传统当中那极为肃穆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反体系的统緒，就这样将其魔咒施加于英格兰心灵长达两代人之久”

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英国人，在战争刚刚结束之际便将伟大救星丘吉爾请下台，将并无生育能力的民族亢奋和帝国沙文情绪一并抛弃这只不过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因为英国人已经走向成熟了对此，泰勒在《英国史》的结论部分给出了同样是自然而然的记述和评说：“5月23日丘吉尔辞职，国民政府由此谢幕其后，他组建了一个‘看守政府’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一些国民自由党人和所谓的无党派人士也参加政府他们愿意与保守党继续合作。5月28日他在唐宁街10号款待了前政府的主要成员，说道‘历史之光将照在你们所有人的头盔上’，在此之后各党恢复了它们之间的斗争，仿佛联合政府從来没有存在过保守党主要倚仗丘吉尔的声名，而他在比弗布鲁克的怂恿下大肆抨击工党—他那政治谩骂的才能此前是送给希特勒的。他最大的王牌是在时任工党主席的哈罗德·拉斯基教授身上，发现了未来英国盖世太保头目的影子。但事实证明，这张牌无甚用武之地。选民们为丘吉尔欢呼，却不把票投给他。他们对外交事务或帝国势力不感兴趣。他们不会被‘绞死德国皇帝’或要求德国赔偿之类的呼声所鼓动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未来：首先是住房，然后是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在这方面，工党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纲领尽管保守党提供了大致相同的纲领，但让人感觉他们对此其实并无信心大众的记忆太重要了。许多选民还记得30年代的失业惨况有些人还记得1918年大选後他们是如何被骗的，或者以为自己被骗了已经归于尘土的劳合·乔治即便在墓下也要给丘吉尔惹些麻烦。”（泰勒，第478-9页）

泰勒说得沒错，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英国人“长大成人了”这就是他的《英国史》要呈现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