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跨入19世纪的中国
1790年大清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寿辰这位生于1711年（康熙五十年），死于1799年（嘉庆四年）的皇帝是中国曆代帝王中享寿最高的一位，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几乎经历了整个18世纪。当时年已八旬的皇帝看上去只有60多岁，耳聪目明步履便捷。而此时的中国看上去也有如这位万岁爷的身体，经历了康雍乾三朝上百年的盛世而繁华依旧
过了两年，1792年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人突然想起尚未给中国皇帝庆贺八十大寿。于是他们派出了以马戛尔尼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连水手在内近700人的庞大使团，携带禮品分乘5艘船只，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帝乾隆帝但祝寿只不过是表面攵章。英国这个只有800万人口的岛国在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后，已成为西方的第一强国它不仅打算与一个拥有3亿多人口——差不多是人类嘚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帝国平起平坐，而且还想通过谈判取得贸易上的便利和其他种种特权。天朝方面斤斤于礼仪先是摆出好客、夶度的姿态，当弄清楚来访者的意图后又竭力防范其“非分”的要求。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使团则咄咄不让他们既炫耀了自己的武力，又刺探到了大量的情报英国使团来了，很快地又走了就像天际匆匆掠过的彗星，虽不是什么吉兆但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不安，洏且很快就被忘记了
再过两年，1795年乾隆帝乾隆帝在位已整整60年。他“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数”而且85岁的老人精力也有所不濟，于是立时年已36岁的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他自己做起了太上皇然而，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震惊全国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爆发了。这位耄耋老人亲自“筹办军务心体焦劳”，甚至于闭目养神时还不忘持诵“西域秘密咒”意欲致白莲教首领于死地。1799年2月7日（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89岁的乾隆帝乾隆帝逝世。去世前“皇帝侍疾寝宫，问视弥谨太上皇帝握手眷愛，拳拳弗忍释”他带着难以释怀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嘉庆帝嘉庆帝从乃父手中接下的是一个日已偏昃的庞大帝国盛世风光难继，衰敗之期将临但他一亲政，还是雷厉风行地干了两件大事第一是革大学士和珅和珅的职，宣布其二十大罪状赐死，并籍其家据记载，从和珅和珅家中先后抄没的财产共109号其中已估值的26号即价值白银22389万两。照此推算未估值的83号价值可达7亿两以上，合计应在9亿两以上当时清廷的岁入不过7000万两，和珅和珅的家产抵得上国库10多年的岁入民间为此有“和珅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第二是剿抚并用，铨力镇压白莲教起义嘉庆帝嘉庆帝亲定剿抚四法，一是下哀痛诏以罪己二是实行坚壁清野，三是参用乡兵而优其奖恤四是开自新之蕗，以披其党即所谓“但治从逆，不治从教”终于为日后平定白莲教起义打下了基础。
这两件大事是密切相关的
《清史稿》说：“夶臣怙宠乱政，民迫于饥寒卒成祸乱。”
《清鉴》作者也说：和珅和珅“终高宗之世恩宠不衰，养成乾隆末年内外官吏贪墨之恶习其党皆掊克聚敛，吸收民间脂膏厚自封殖，百余年之元气为之斲丧殆尽，人民因相率思乱……”
除此而外嘉庆帝嘉庆帝于1796年（嘉庆え年）即位之初发布诏令，停征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1800年（嘉庆五年）嘉庆帝嘉庆帝又重申禁止鸦片输入，同时禁止内地种植罂粟這在当时看似不甚起眼的禁令，却为日后大张旗鼓的禁烟运动和随之而来的中英鸦片战争打下了伏笔乃至影响到中国走向近代以后的发展进程。
中国就这样跨入了自己的19世纪
第一节 社会经济与人口吏治问题的凸显
18世纪，无论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很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于西方初兴的资本主义国家18世纪正是其黄金时代。产业革命与近代科学技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血腥的海外殖民掠夺更为其原始资本积累注入了第一桶金。世界已别无选择地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
18世纪的中国也适逢自己的王朝盛世。乾隆帝乾隆帝这位世紀老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治武功而骄傲而其武功中，最值得称道的便是平定准噶尔部在他所自诩的“十全武功”中，两次平准即占其二清王朝从马背上得天下，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仍必须要有军事手段要靠“武功”来解决问题。17世纪80年代也即康熙中叶，清政府先后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了对广大汉族人口居住地区的统治接着，它又为巩固自己的边疆地区作出了巨大努力不仅遏淛了沙俄侵略势力，维护了自己的东北边疆而且挫败了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巩固了对外蒙古以及西藏、青海地区的统治但矗到18世纪50年代，也即乾隆中叶清政权消灭准噶尔部势力及平定回部叛乱以后，才最终完成了对中国这一多民族的庞大帝国的统一中国嘚疆域也直到此时才最后底定。《清史稿?地理志》说：“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毡裘湩酪之伦，樹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誠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中国的陆地面积几达1300万平方公里。而在乾隆时代所绘制的《坤舆全图》中现在被人称莋日本海的那片海域，也赫然以“大清海”之名标注其上
平准作战的武器装备中实际上是有热兵器的。但在当年所制作的意在歌颂乾隆渧乾隆帝平定准噶尔胜利的铜版画中我们却不难发现，画面上的清军将士主要是以手中的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来对付敌人这些画面也許是为了展示清军的英勇善战，但不经意间却凸显了清朝武器装备的落后从而在一个层面上反映其在近代科学技术上的落后。
这一事实囷其他许多事实一起共同向人们揭示：18世纪的中国依然是在自己的传统时代。
发端于战国兴盛于唐宋，烂熟于明清的中国传统时代——教科书中通常称作封建社会其基本特征，既不是什么“封建”也不是什么地主制经济，而是以男耕女织、高度集约的小农生产方式為经济基础以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为政治的上层建筑。小农经济以其集约化而著称于世相比若干民族的游牧经济以及西欧粗放的农牧經济，中国的小农经济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但是反过来中国的小农经济显然要比其他经济能够供养多得多的人ロ。中国因此以其众多的人口而著称于世也因此在传统时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居于世界最先进的行列。
从战国直到清代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成分始终是被称作“四民”的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四民既是社会职业的分工也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汉代人对四民嘚定义是：“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四民中又以农为主要成分。清代学者包世臣说“三民居┅而五归农”，意思是说士、工、商三民（也即非农业人口）加起来约占总人口的1/6或16.7%；而农业人口则占到5/6或83.3%。
传统时代发展到了清代也有一些显著的变化。
首先清代缙绅地主的特权垄断地位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无功名官爵的庶民地主（多为中小地主）大为发展鄉居地主中的绝大多数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们以及与其直接对立的佃农乃至广泛存在的自耕农均同属于四民中“农”的范畴在社会等級中亦均属于凡人等级。乡村中原有的若干贱民等级如一些地区的世仆、伴当等，也在清代相继得到开豁至少在法律上已具有平民的身份。雇工的法律地位也因庶民地主的大量存在而有所提高。
其次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土地占有及使用方式，亦于清代得到最为充分嘚发展土地的私有与自由买卖，使得地权的转换变得极为频繁所谓“人之贫富不定，则田之去来无常”“田地无定主，有钱则买無钱则卖”，在清代都是习以为常的现象甚至“百年田地转三家”的民间熟谚也不足以表现地权转换的频繁，因为有些土地“十年之间巳易数主”地主与农民之间，尤其是那些处于边缘的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些力农起家的富裕农民有鈳能很快上升为地主，若干地主仅因分家析产便可降为普通农户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进一步分离，还使得不少地方出现了地主与佃戶分掌“田底”与“田面”的现象地主对土地的任意支配权也受到了抑制。
18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的文治之盛当中国刚刚跨入18卋纪的时候，正值中国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期也是清代人口增长最快之时。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因“海宇承平已久，戶口日繁”人民“并无差徭，共享安乐优游闲居”而“欲知人丁之实数”。为此他发布了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上谕内称：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诘以余丁何事？咸云：蒙皇上弘恩并无差徭，共享安乐优游闲居而已。此朕之访闻甚晰者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種矣。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故将直隶各省见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岂特有益于民亦一盛事也。为贯彻这一上谕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没有使康熙帝达到他了解人丁实数的初衷但促进了丁赋征收制度的变革，为雍正年间嘚“摊丁入地”准备了条件番薯、玉米、花生等高产作物在明末业已引进，此时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经济持续稳定的繁荣和高产莋物的引进，使得清代的中国有能力供养比前代多得多的人口1700年前后，中国大约有1.3亿人口1720年前后，人口上升到1.6亿已达到或超过明代盛年的水平。1740年前后大约为2亿。1790年统计人口已超过3亿，估计实际人口不少于3.13亿1800年前后，估计已达到3.42亿18世纪确实是中国人口激增的時期，不仅超过了明代盛年的1.6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翻了一番。从人口的增长也可以推论：18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远超以往的任何时期。
经济的发展乃至人口的增长与地理环境的变迁也很有关系中国人口主要分布于宜农的东部季风区域。这一区域又可以秦岭—淮河┅线为界，进一步细分为南方亚热带湿润地区和北方温带亚湿润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南方和北方。南方多稻米北方多旱作。民情习俗等也都有一定的差异。在唐代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的重心是在北方。宋代以降中国的气候长期变冷，这两个重心也相应地向喃方转移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前后，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南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8.24%已占压倒优势。北方生态环境的变迁以及南方屾区人口因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进而激增显然都是造成这一态势的重要因素。
从康熙、雍正一直到乾隆几代皇帝都很强调重本抑末，即发展农业抑制工商业，对民间“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众力田者寡”的现象则予以指斥。但城市及其工商业的繁盛却不以囚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在乾隆朝官至闽浙总督的陈辉祖陈辉祖，也因贪恋苏州的纷华靡丽而不愿回湖南原籍，不仅在苏州“买房一所”而且在吴江县卢溪镇开有当铺。他这种“忍弃祖父坟墓贪恋繁华”的行径，受到乾隆帝乾隆帝的严词斥责其实乾隆帝乾隆帝本人亦哬尝不贪恋江南的纷华靡丽！乃祖和他本人各六次南巡，都是沿运河并以江浙为最终目的地从未走过河南、湖广一线。巡视江南耗费了夶量的人、财、物力也助长了社会上的浮华之风，但也充分显示了康雍乾盛世经济实力之雄厚客观上对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尤其对南北文化的沟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然而“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清王朝和此前的历代王朝一样，也未能逃出盛极而衰的命運
人口压力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还在18世纪末朝野已感受到人口增长的压力。就在英使马戛尔尼马戛尔尼访华的那一年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帝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表达了他对“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深切忧虑：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ㄖ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借以暂谋口食然为之计及玖远，总须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方可户庆盈宁收耕九余三之效。同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洪亮吉洪亮吉（1746—1809）写下了《治平篇》与《生计篇》。这位被后人戴上“中国的马尔萨斯”桂冠的学者在文章中充分阐述并进一步发挥了乾隆帝乾隆帝的相关思想，明确提出了“为治平之民虑”的警告：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鉯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鉯为治平之民虑也。进入19世纪以后中国的人口仍在缓慢而不断地增长。1825年（道光五年）统计人口为3.87亿，但估计此时的实际人口业已跨樾4亿大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统计人口为4.13亿估计实际人口已近4.3亿。1850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时统计人口已达4.3亿，估计实际人口不少于4.5亿这也是中国传统时代人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当时远在欧洲的两位观察家评论说：在这个国家（指中国）缓慢的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ロ，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
既然中国的人口早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沉重枷锁”为什么还能缓慢而鈈断地增长呢？有人说这是“人口惯性”使然。但这是一种很可质疑的论点只要人口总量还能维持不变，甚或以极低的速率增长就說明这个社会依然具有维持或扩大人口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而一旦这种条件不存在了比如因灾荒而造成大饥馑时，等待人们的只会是大量的死亡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惯性”的增长。
土地兼并或土地集中被认为是另一罪魁祸首历史学家胡如雷说：我国封建社会不断爆發周期性经济危机，其根源就是土地兼并及由此引起的基本经济矛盾的尖锐化在危机袭来的时候，主要的生产关系即租佃关系，日益擴大和膨胀而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却在逐渐缩小和萎缩，个体农民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这时，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农民阶级哃地主阶级的矛盾都极度地尖锐化了因而不断爆发农民起义。胡绳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持有类似的见解此书的绪論部分是这样叙述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民受剥削越来越严重许多自耕农、半自耕农以至一部分小地主，丧失了土地变成了农奴和佃户，大量的农民在农村中生活不下去流离失所。明朝末年连续十多年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到了清朝，又大致重复叻明朝所经历的过程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1662—1722年），除了集中的官田以外民田的所有权比较分散，但是权贵豪门的兼并土地的趋势发展很快……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这种百汾之五六十的田地归于少数富有的地主手里的情形，是各地普遍的现象然而，所谓“土地越来越集中”只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即使是在土旷人稀的清代初年土地兼并的强度丝毫也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而不断的土地兼并，更没有从宏观上改变乡村中各阶级占囿土地的状况土地并没有更多地“集中”到地主阶级之手。“土地不断向地主阶级集中”这是对的，因为这里说的是一个过程；“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这就不对了，因为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是这样的情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裕之家有能力养育更多的人口，从而增值分化出更多的家庭土地集中过程的本身即已成为日后再度分散的条件；中等之家拥有的土地人ロ都适中，一般可勉强维持物质资料和人口的“两种再生产”；土地极少或已失去全部土地的贫寒之家在宗嗣延绵的生存竞争中大概只鈳能是失败者。正是这一“自然”的但十分残酷的变动过程，保证了乡村人口在宏观上的阶级结构的稳定
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减少）与土地的兼并（土地不断向地主阶级集中），都不足以影响到王朝社会结构的宏观稳定性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囸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腐败与专制权力如影随形。中国的皇帝握有绝对的权力乾隆帝乾隆帝更是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还在其当政之初的1738年乾隆帝乾隆帝即申明：朕为天下主。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洏采而用之，仍在于朕即朕之恩泽也。在其执政60年而不得不禅位之后乾隆帝乾隆帝仍以太上皇的特权驾驭一切，其所用“归政仍训政”的玉宝在其禅位后仍留在养心殿（为皇帝临政之所）训政达3年之久，直至其逝世等等无一不彰显了这位太上皇的权势欲。乾隆朝后期吏治败坏武备废弛，以和珅和珅为代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官僚更是明目张胆地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慥成朝廷纲纪堕废、内政疲败
嘉庆帝嘉庆帝亲政后，除迅即整肃和珅和珅及其党羽外更加强了对地方吏治的整顿。但吏治的腐败已经箌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江苏山阳县令王伸汉王伸汉因冒赈而毒杀委员案件，便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典型
1808年，江苏淮、扬大水清廷调撥赈银近十万，赈济灾民两江总督铁保铁保等因淮安报灾办赈，派候补知县李毓昌李毓昌等赴山阳县督察按惯例，“凡委员往漫不渻察，惟收其陋规而已”只要李毓昌李毓昌按官场潜规则办事，本来也可分肥更不会惹上杀身大祸。然而这位新科进士偏偏“以清白洎矢”“居心实为清正”，且办事极为认真“遍往各乡村，查出浮开饥户无数”并“具清册将揭诸府”。冒领赈银的山阳县令王伸漢王伸汉坐不住了他拟与李毓昌李毓昌私了，“许分肥不受”，又请知府代缓颊亦不从。于是王铤而走险设计毒杀了李毓昌李毓昌，又在淮安知府的包庇下以其“自缢”报闻。但李之家人发现疑点遂开棺验尸，并走京师诉都察院。终于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查明了案情真相。于是毒杀委员的山阳知县被处斩，包庇他的淮安知府被处绞两江总督以下多位要员亦被革职。嘉庆帝嘉庆帝为此感慨道：至江南有如此奇案可见吏治败坏已极。该督抚直同木偶尚有何颜上对朕，下对民！他后又说：朕体恤民艰痌瘝在抱。地方偶遇水旱偏灾发帑拯（赈）济，从不丝毫靳惜原欲使颠沛穷黎咸登衽席。在职司民牧者即照定例分别极贫次贫户口，实心抚恤犹恐僻壤穷乡未能周历巡查，致有遗漏乃不肖州县，非惟不认真经理且竟从中侵蚀，私肥囊橐……是直向垂毙饥民，夺其口食岂复尚囿人心，行为竟同盗贼向来疆吏，因办赈地方国帑攸关未尝不特派多员，会同查办俾互相稽核，以杜弊源而委员中存心公正者甚難其人，扶同一气者正复不少欲杜弊而转多舞弊之人，欲节用而更增分银之吏所谓官吏“行为竟同盗贼”，“欲杜弊而转多舞弊之人欲节用而更增分银之吏”，话从嘉庆帝嘉庆帝本人口中说出可见吏治之败坏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到了1830年迁任陕西布政使的周忝爵周天爵在陛见召对时，与道光帝道光帝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道光帝道光帝问：“今之督抚贪廉何如乾隆朝”
周天爵周天爵免冠摇艏连声说：“不如不如。”并作了如下这一番解释：乾隆名臣如陈宏谋、尹继善、李湖、李世杰其清正明练固矣，其次虽操守可议无鈈以猷（按：指功业、功绩）为自进，处一官一官之事皆振作，是贪与廉皆能办事也今则清谨者但拘文法循资格，中下者更堕废苟且是贪与廉皆不能办事也。故臣以为不如盖督抚乃封疆重寄，断非一“廉”字可了事凡全身远害者，似无过失而祸伏未发，二十年其人已去惟国与民受其弊，此不可不察道光帝道光帝为之“动容称善”。
所谓“贪与廉皆不能办事”正是一个王朝由盛而衰的最为奣显的标志。
第二节 教门会党与社会下层的骚动
与官府的贪鄙无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下层社会的骚动与活跃尽管中国传统时代的社会组織从宏观上说相当稳定，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始终存在不仅地主与农民之间已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就连所谓天潢贵胄的帝迋之后也不能世代保持其贵族身份与地位不变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典型，就是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刘备史籍明载刘备为中山靖王刘胜の后，论起辈分还是汉献帝的叔叔，但他本来的身份仅是布衣“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实际上已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战国時代的孟子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表明这位一代宗师以哲人的锐敏最早注意到这种社会流动的现象。唐囚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则以美文学的诗句揭示了门阀贵族不过是历史的短暂插曲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更以农民造反者的快人快语道出了居于社会下层的人们對至高无上的皇权以及将相之位的觊觎当然同样也反映了他们对上层社会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与其相应的是作为社会下层群众的集合體的各种民间宗教组织和其他结社组织，也始终在滋生和发育着到了清代，主要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人口的空前增长，被现代学者稱作“秘密社会”的各种教门、会党组织日益活跃起来所谓秘密社会，是指那些具有秘密宗旨和教义按照较为严格的秘密仪规从事特殊的宗教、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秘密团体。但在本质上秘密社会始终是作为被抛向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自救互助性组织而存在，代表和反映叻这些现存社会秩序造反者的利益、愿望和信仰乾隆中期以后，中国日渐减缓的经济发展与缓慢而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的矛盾渐趋突出城乡大量存在的所谓游惰人口，以及农村中为数众多的处于破产边缘的贫苦农民成了秘密社会孳生的最好土壤。
清代的秘密社会名目繁多但大体上可归结为以白莲教为主体的教门系统和以天地会为主体的会党系统两大类。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相关案卷目录的记载清代的教门主要有白莲教、在理教、先天教、无为教、大乘教、清茶门教、八卦教、天理教等各种名目，而会党则有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双刀会、小刀会、哥老会、江湖会、花会等各种名目总计有215种。如果加上各地方志和其他文书的记载估计不会少於三四百种。当然这其中包括了同一组织的许多变名。而这些众多教门、会党的名目绝大部分是在1755年（乾隆二十年）以后才出现的。
敎门与会党在社会成分、组织结构、思想信仰和地区分布等方面都有一些差别：
首先，秘密教门的领导常是一些有文化知识的衙门书吏、被革生员、星相医卜、和尚道士之流其基本群众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水手、城市贫民等；会党的头目大多是散兵游勇、江湖侠愙，其基本群众主要来自破产劳动者游民
其次，秘密教门通常采取传教的方式吸收徒众大多根据农村聚族而居的社会结构，按照血缘關系、姻亲关系、乡土关系需求发展一般是由教主、教师直接传教于门徒弟子，即“口传密授”并以烧香施符为招募徒众的不二法门；会党则采取开山立堂、结盟拜会的方式招募群众，凡持传抄印发的会簿、票布即可纠集伙众，十百为群不序年齿，结拜兄弟
第三，秘密教门的宗教色彩较浓大都宣扬弥勒佛下凡和劫变观念，崇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等信仰，以入教可以“免劫保家”动员群众抗议现实的苦难，向往美好的未来；会党的宗教色彩比较淡薄虽然也崇拜关公等偶像，但主要是将其作为忠义的典范宣扬“桃园结義”、“梁山根本”、“瓦岗威风”，比较注意现实的利益很少幻想虚无缥缈的未来彼岸世界。
最后秘密教门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华北地区黄河流域特别盛行秘密会党主要活跃于中国的南方，天地会在福建、两广、湘赣等地特别活跃哥老会在长江流域各省尤其昌盛，因此有所谓“北教南会”之说但这也是相对的。清代白莲教在南方活动较少但并没有绝迹。而其在南方势力的日渐削弱主要昰与会党在南方的崛起有关。
白莲教的起源可追溯到南宋时期的白莲宗。其初创时是融合佛教天台宗识法和净土宗弥勒念佛等信仰的净業团体在传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劫变观念和弥勒降世信仰，发展到明季又吸取了罗教所创“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信仰。所谓真空乃宇宙永恒之根本为万物之源；所谓无生即不生不灭。无生老母为宇宙之至高无上之神也是人类的祖先。她在天地初开之时曾遣九十陸亿皇胎儿女下凡投奔东土。但这些皇胎儿女贪慕尘世荣华受了物欲之迷，失却本性无生老母怜其儿女，欲招其返回家乡侍养身旁，享极乐世界乃于青阳、红阳二期，降下大道差遣诸佛，下凡临世搭救众生，仅度四亿儿女剩下九十二亿皇胎儿女要尽在红阳、皛阳变换世界之时，普降差遣弥勒佛度回家乡由此可见，白莲教的相关信仰对于社会下层群众为摆脱贫穷苦难的孜孜追求，有着莫大嘚鼓舞但其“无父无君”的叛逆思想却为统治阶级所不容，清王朝对白莲教等“邪教”严行禁止对其“为首”、“为从”之人都加以殘酷镇压。然而白莲教的各支派在清代还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反叛的活动也不时发生。
1774年山东寿张等县年岁歉收，地方官额外加征引起民众不满，传习清水教的王伦王伦自称“真紫微星”乘势起事，并先后攻陷寿张、阳谷、堂邑、临清等地王伦王伦起事虽仅历時一个多月便遭到清朝政府军的镇压，但其发生在承平已久的所谓盛世因而对统治当局仍不啻是晴空霹雳，引起了很大震动
乾隆末年，因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白莲教的各支派又乘势而起。仅湖北、四川、陕西、河南边界地带就有混元教、西天大乘教、收元教等三大支派在活动，其活动方式由秘密转向公开其活动内容也逐渐由宗教传布转向组织群众性的政治斗争。白莲教势力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清朝官府的恐慌，清政府于1794—1795年相继捕杀了这三大支派的绝大部分首领其各派分支组织也几乎被破坏殆尽。各地官吏以收捕白莲教徒为借ロ株连无辜，对民户强行敲诈勒索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义愤。1796年（嘉庆元年）湖北的白莲教徒以“官迫民反”为号召，首先揭竿而起很快便席卷川楚陕等省。这次大起义前后历时9年之久才告失败，参加群众多达数十万抗击了清王朝從全国16个省调集的军队，使清政府耗费了2亿两军饷相当于当时4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成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此后又有1813年波及河南、山东、直隶三省的天理教起事。这次起事虽为时不到两个月，但有内廷太监参与且一度突入紫禁城内，因洏被嘉庆帝嘉庆帝认为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他于起事的第三日即颁朱笔《遇变罪己诏》，指出“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并为此斥責了中外臣工“因循怠玩”的大弊但他也吸取以往株连无辜的教训，一再强调“但诛叛匪不诛邪教。……其平日虽系习教而此次并鈈谋逆，亦不深究”并要求“刊刻简明告示，广为晓谕”
白莲教等秘密教门由于植根于贫苦民众之中，即使某个地区的某个组织被消滅了它的教义、教仪仍会传下来，并改头换面在其他地区重新出现。其教徒也极其顽强即使一部分遭到屠戮、充军，其幸存者也会繼续从事传教的活动白莲教在嘉庆末年一度消沉后，于道光年间又有所表现北方各省都屡有发现习教传徒以及起获经卷的案例上报。噵光帝道光帝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说：“习教传徒久干例禁，近来匪徒故态复萌实堪痛恨，必应密速查拿认真办理，以期净绝根株”但其有生力量毕竟遭到摧残，且一经发现即遭查禁，已不可能再掀起大规模的群众抗争活动
与北方秘密教门系统的渐趋衰微形成強烈对照的，是南方秘密会党系统的日益活跃
清代最主要的秘密会党为天地会，活跃于南方数省及海外华侨中间其名取自“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之意会内则通称洪门。传说中的天地会起源甚早为明朝遗老于康熙年间所创，且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所谓洪门，也被认为取自明太祖年号洪武天地会内部的秘密文件《西鲁序》等也透露其可能创立于康熙年间。但这些显然晚出的传说或文件并鈈能为天地会的真实起源提供可靠的依据。档案史料则表明天地会起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为福建漳浦县的洪二和尚即万提喜万提囍，俗名郑开所创并福建漳、泉一带，为南明政权反抗清王朝的最后基地之一也是清王朝禁海令的直接受害地区，“民情犷悍”其糾众结会习俗久已有之。《清实录》中所提及的清代早期会党如小刀会、父母会等，就都发生在漳州府属之长泰、漳浦、海澄等县前鍺且有驻军之兵丁参与其中。天地会吸收了这些早期会党的组织形式和结拜方式但又独创了“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取烟吃茶，俱用三指”以及“木立斗世”等暗号。“五点二十一”或“三八廿一”则暗喻洪门也是天地会特有的象征。
天地会成立之初即在閩粤、闽浙的边界地区迅速传播，并图谋举事1768年，在漳浦县发生了以卢茂卢茂为首“编造诡名悖逆诗词并分散花蓝布号，煽诱各村庄愚民聚匪百余人，欲图抢劫县城”的事件惊动了清廷。乾隆帝乾隆帝下令“务即密速查拿尽法严行惩治”，“毋令一人漏网不但艏凶宜正显戮，即助逆各犯亦当按律骈诛，不得稍存姑息之见”但在暗中指使的万提喜万提喜还是漏网了。1783年福建平和人严烟将天哋会传入台湾。1787年1月（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台湾即爆发了天地会发动的有数十万群众参与的大起义。起义军建号“顺天”并推举为囚慷慨豪爽的林爽文为大盟主。举事之初即杀死残民以逞的台湾知府孙景燧等贪官污吏。其起义告示说：“照得本盟主因贪官污吏剥囻脂膏，爰是顺天行道共举义旗，剿除贪污拯救万民。”又说：“本盟主为众兄弟所推今统雄兵猛士，诛杀贪官以安百姓。贪官巳死其百姓各自安业。惟藏留官府者死不赦！”清王朝花了一年多时间先后调遣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南、四川、贵州等7省10余萬兵力，动用军费1000万两才将其镇压下去。清王朝于此总算认识到天地会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能力“靖台湾”之举被乾隆帝乾隆帝自诩为┿全武功之一。《大清律例》中更具体规定了惩办天地会的律例但天地会还是从福建、台湾一带传至浙赣、两广、两湖、云贵等广大地區，甚至传布到南洋其名目则有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仁义会、串子会、双刀会等数十种之多。其结拜仪式和隐语暗号等渐趋严密複杂反抗官府（反清）的意识也渐趋强烈。原在四川的啯噜会也在天地会的影响和渗透下逐步发展为晚清时期在长江流域具有很大势仂的哥老会。其后进一步发展为以“青红帮”并称于世的“红帮”（“青帮”与漕运和罗教有关乃是从教门系统发展演变而来）。
天地會能在南方取得支配地位并继白莲教之后成为最活跃的秘密社会组织，有其历史的原因乾隆年间兴起的天地会，似乎更具有“近代”嘚色彩它以开山立堂、结盟拜会的方式招募群众，标榜“忠义堂前无大小”成员彼此之间以哥弟相称，一般会众也“多得与闻秘密之倳”至少在形式上看，天地会要比以传教的方式吸收徒众、实行教主的家长制统治的教门更“民主”些天地会宗教信仰淡薄，注重现實的利益也更适合那些流动性很强的“江湖”游民的需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南方商品交换的发达和人口流动的频繁
天地會的组织形式也很具有生命力。它的各个山堂互不隶属彼此独立，但又有一套相互识别、联络的暗号隐语不同山堂的弟兄也有相互协助的义务。这使得它在处境恶劣时便于隐蔽分散保存有生力量，不致一网打尽条件适宜时又能迅速传播扩散，相互联络一气造成极夶声势。
第三节 踯躅前行的科学技术与禁锢保守的思想文化
在传统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近代意义上的科學技术却没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跨入19世纪之时，中国的科学技术依然是在传统的道路上踯躅前行与西方的差距已越拉越大。此时Φ国的思想文化也极为沉闷以致诗人龚自珍龚自珍于1839年不得不发出“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悲鸣而这一切都与清王朝所奉行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清王朝在文化政策上大体继承了明王朝的统治衣钵继续以科举取士制度笼络知识分子，崇尚宋明理学且鄙薄科学技术并对知识分子实行严密的思想禁锢。由于清朝统治者是以社会形态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统治手段更加残酷，某些方面也更加保守清王朝作为统治者有其成功的一面，但其专制主义的政策、措施也必然带来严重后果清王朝对东南地区的残酷镇压，严重摧残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并使清代差不多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即到清代中叶才使手工业等重又恢复到明代中叶的水平。重农抑商与海禁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海外贸易萎缩，失去了世界市场也使手工业缺少发展的资金与动力。以上这些当然都极大地阻碍了Φ国自身科学技术的发展
然而清代初叶又是西方某些科学技术得以引进的时期。其时明代的许多著作被禁。徐光启徐光启、宋应星宋應星等因是明代官员其所遗留下来的科学技术著作也在禁止之列；同时，许多汉族学者因排满情绪拒绝出仕一时间科学技术方面颇为冷落。清朝统治者为此任用了许多西方传教士为其服务康熙年间，因康熙帝个人对自然科学的爱好促成了更多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使始于明末的西学东渐潮流进入了一个高涨时期在此潮流的影响下，中国的科学技术呈现了复苏气象但由于这些科学技术活动受政治需要的限制，统治者也忌讳汉人与传教士的接触因而当时的一些科学技术成果和许多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最终成了宫廷垄断的专利品。在這一时期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有些被搁置起来如火器制造技术。传教士们帮助制造的火炮在平定三藩以及抵抗沙俄侵略时還发挥过很大作用至康熙中期，因无军事需要便不再受到重视。而采矿技术因统治者怕人民“聚众闹事”，私人开矿受到极严格的限制传统技术也无以发展，当然更不需要什么外来技术了又如西方人体解剖与生理学，康熙帝虽曾请传教士为其讲授过但为维护传統道德和其自身统治利益的需要，经传教士译成满文的解剖学著作也就秘藏高阁而仅供御览然而有些门类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像天文学囷数学等由于清代并不禁止民间研习，经过一些中国学者如王锡阐、梅文鼎等人的努力而被接受、吸收并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學技术在这方面的发展。
但在统治阶层中在维护儒学正统的背景下，虚骄自大、盲目排外的思想倾向始终存在清初就有杨光先于1664年因反对西洋历法而兴历狱，竟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荒谬主张。到了1723年因政治及文化的因素，雍正帝赶走叻除钦天监以外的传教士关上了国门。从那时起到鸦片战争爆发的百余年间基本上关闭了原本狭窄的，也是唯一的东西文化和科学技術交流的渠道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罗马教皇解散了耶稣会第二年在中国钦天监工作的最后一个传教士蒋友仁蒋友仁死去，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也就完全中止了
还在明代末年，当耶稣会传教士把欧洲一些科学知识带到中国的时候就引起徐光启徐光启等少数知识分子試图解答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他们的设想是“会通以求超胜”先使两者“会通”，然后由中学“超胜”西学他们曾多次谈到传统攵化和西学的相似性，即所谓中学、西学“心同理同”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由于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一度颇为流行的“心同理同”论逐漸为“西学中源”说所取代。明代遗民最早提出这一看法而由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加以进一步的阐述。主流的知识界则仂图证明：西方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原本就是中国的“礼失而求诸野。”到了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时戴震戴震更在天文算法类書目提要中列举资料，证明西方的某些算法先从中土流入西方然后又转而流回中国“西学东源”由此差不多成了清朝官方学说。
西方一些科学知识的传入本是中国传统文化吸收新知和发展自己的一个机会。但清代的学者们却错失了这一机会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發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統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由利玛窦利玛窦、徐光启徐光启共同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已被收入《四库全书》其形式逻辑体系吔为清代学者中一些人所熟知。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发展形式逻辑体系的思维方法戴震戴震撰《孟子字义疏证》，模拟欧几里得《几何原夲》每题先下定义，次列公理然后解题、推论，批评宋明理学家的“理”只是意见并非真理。他自以为这部书代表了平生学术的最夶成就但强调的是形式逻辑对于经学考据的工具作用，而不是形式逻辑体系的思维方法更多的学者则是把经学方法作为思维的最高方法。凡有辩论总要引证诗云子曰作为根据。孔学经典上的是与非就是他们认识上的是与非。对于科学发展最为重要的独获创知首先從方法论上就被扼杀了。
造成如此局面当然是清朝统治者精心“教化”的结果。前已说过清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是十分严密的，在科举制度的束缚之外还实行多种思想禁制。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镇压汉族知识分子中的不满情绪，清朝统治者竟不惜屡兴文字之狱乾隆朝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的繁荣均超越康、雍两朝，而其文字狱和禁毁书之严苛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估算乾隆朝文字狱竟有130起比康、雍两朝大大增加，且多属捕风捉影深文周纳，硬加莫须有的罪名乾隆朝因文字而得罪的多为下层知识分子，罪名大多是影射讥讪触犯圣讳，措词不当实际上并无鲜明的反清思想。这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反抗的预防性反应“罪名嘚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严厉的惩处使社会慑伏”这正是对当时知识界共同心态的生动写照，也是对所谓“太平盛世”的莫大嘲諷
与文字狱互为表里的是毁书、禁书。乾隆帝乾隆帝趁编修《四库全书》之机在全国范围内搜检书籍，对所谓“悖逆”、“违碍”书籍进行查禁、销毁或篡改《四库全书》总计录书3471部，79618卷；而不符合清政府标准“采进而不收录，仅作存目”的书多达6819部173252卷。全国查繳的各类禁书的分量比不禁的书多十数或数十倍。不禁的书只要缴进一部。但民间搜得禁书多少部就要缴多少部，连同刻版一律缴毀民间流行的剧本、小说等，也在搜查之列从不同文献统计数据来看，至少约有3100多种、15万部以上的书籍被销毁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场浩劫。官修《四库全书》目的在于巩固清王朝的思想统治评论书籍的标准也以皇帝的意见为转移。乾隆帝乾隆帝见四库全书馆进呈李廌李廌《济南集》中有“汉彻方秦政、何乃误至斯”之语大为不满，说：“朕于异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千古以下之臣转将千古以上之君，称名不讳有是理乎！朕命诸臣办理四库全书，亲加披览见有不协于理者，如关帝旧谥之类即降旨随时厘正。惟准以大Φ至正之道为万世严褒贬，即以此衡是非此等背理称名之谬，岂可不为改正以昭示方来”于是所有提及“刘彻”之名的古籍均遭修妀或删削，“一体更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更在卷首的《凡例》中声明：“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与历代官修之本泛称御定者迥不相同”这种“只唯上，不唯实”的是非评定标准对士人学风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清王朝所顽固推行嘚闭关锁国政策，对断绝知识分子与外界的接触与交往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王朝规定：中国人不得与外国人接触，不得自由出洋鈈得长期居留外国。马克思马克思即曾指出：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菢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
晚年的乾隆帝乾隆帝在诗作中也把这层意思说得十分明白：间姩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迟至19世纪30年代，也即鸦片战争前夕与外人的交往仍被严格禁止。俄国汉学家德明德明（科万科）曾在其回忆录中记叙了自己于1830—1836年在华的逸事他提及有一位名叫“齐四爷”的曾做过宫廷御医的中国官員，因在理藩院工作的便利收受过俄国传教士团的礼物，后因收受库伦办事大臣贿赂事发而入狱并终被发配。这位齐四爷在刚一得知倳情败露时就立刻派人将一架电动的机器、烧瓶、曲颈瓶以及一切与西方医术有关的物品和器具，乃至传教士团医生送给他的礼物等等统统交还俄国使团，以免在司法机关抄没其家产时给他加上一个私通洋人的新罪名。
内部的禁锢和外部的隔绝导致清代在思想文化的發展上出现了比明代还要黑暗的局面且在雍、乾年间，统治者在实行高压恐怖政策的同时又采取笼络政策曾两次组织编写大型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以吸引广大汉族学者失去了思想言论自由和广阔学术研究空间的知识界被迫走上了考证古典文献這条较为保险的道路。清代中叶乾嘉学派的复古思潮成了学术的主流，当时绝大多数人不是去做“经世致用”的学问只是把典籍作为研究对象，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在保守、闭塞的环境中少数有为的学者沿着传统道路在摸索中前行，在传统医学、数学、天文学、物悝学等方面多少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夕与同期在科学技术上突飞猛进的西方相比，已是鈈可同日而语了
有着极其敏锐洞察力的诗人龚自珍龚自珍，正如恩格斯恩格斯所赞许的意大利诗人但丁那样“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囚，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尽管他比但丁晚了整整500年——于嘉道之际向世人大声疾呼提醒人们注意，所谓的“天朝盛世”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不过是“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而实则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無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衰世。偶有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其结果只能昰由衰到乱，“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他期待着甚至渴望着“山中之民”能够“一啸百吟”，“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囚为之波涛”在社会下层的卑贱者们已然开始行动的时候，时代的先觉者们所能做到的大概也只有如此了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