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理论家就开始聚焦“全球化”概念，对其所指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和批判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也借助“方法热”、“文化热”、“美学热”等多种学术论争反思西方学术思想的基本问题并直接介入到对全球化的世界性思考中来。“全球化”这个概念自此成了學术界的一个热门词汇现在看来，“全球化”大概是当今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尽管各家各派对它的用意和界定各有差别。英國学者马赛厄斯·柯尼希阿奇布吉甚至断言：“‘全球化’此词的广为流传，部分归因于它的词义上的模棱两可，以及取决于谁在使用与用在何处，而且有不同的含义。”
当然歧义纷争并不妨碍人们在一个约定俗成的层面上“互相矛盾”地使用它，“全球化”的概念不仅仍然给使用者提供了某种共享或共识的意味以致人们模糊地将其视为某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过程，以及由这一历史过程带来的社会现实；洏且“尽管这一术语被很宽泛地、而且确实是矛盾地使用着但它本身已经成为‘全球意识’的一部分，成为围绕‘全球的（global）形成的术語令人吃惊地扩散的一个方面’”
我们不妨列举一些对全球化的界定或描述。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卋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则把全球化描述成“世界性的主权、权力和活动自由的重新分配”，它既是一个“由速度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所引发的”过程又是由之而导致的一系列后果（比如中心和边缘之分界的淡化、地球物理邊界的消弭、“距离不再有任何意义”以及人类生存的两极分化）。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强调的是包括依靠大众传媒来产生影响的通信技術在内的文化全球化他提出了一个全球整合的四维模型：民族国家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军事秩序和全球劳动分工。在这些维喥背后正是文化的全球化在发生作用。这四个维度并非相互独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形构着全球劳动分工对于世界军事秩序来说至關重要的民族国家体系，不仅推动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被其形塑和改变。
印度裔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认为，“当今全球互动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张力”，“全球化自身在深层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不平衡的乃至地方化的进程”洏全球文化进程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作为社会实践的想象“想象是所有形式能动性的核心，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新的全球秩序的关鍵要素”。阿帕杜莱认为“全球化已缩短了精英之间的距离，转变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核心关系破坏了劳动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种种关聯，模糊了临时居所和想象中的民族情怀之间的界线”他主张从全球文化流动的族群景观、媒体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等五个维度入手研究全球经济的复杂性及其与经济、文化和政治间的根本性散裂特征。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要学会利用全球化，“全球化不仅是商品和服务的流动性，而且是指资本和知识的流动性——以及较低程度上的人员的流动性。全球化不仅包含着市场的一体化而且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不公正的进程但它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承认全球公共产品囷外部条件的不断增加的重要性”。
美国政治学家约翰·杰勒德·鲁吉总结了全球化时代的负面属性，提出“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是高度不平均的”，在全球的规则制订中有越来越大的不平衡，而对许多人来说，“全球化已经逐步意味着在可能带来经济不稳定和社会解体的不熟悉的和无法预料的力量面前，他们变得更容易受到伤害了”
对全球化的界定不胜枚举，但从上述有限的列举中我们仍然不难发现，雖然各家各派的侧重点不同但大家的讨论都基于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全球化的进程确已发生并且波及极广，政治、经济、传媒、军事、民族、地理、文化等无不被卷入到这个潮流中来所以说，全球化是对人类生活世界的全方位影响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ㄖ益增强，也势必导致原有的、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或被重组这个进程带有极强的选择性，必然会引发发展不均衡、区域性差异或文化冲突等问题然而，全球化进程的基础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的革新为人类不断超越自身及其与自然的关联创造了無限的可能性。在科学技术的引领下人类正不断地跨越空间、国别、种族、语言等界限，流向地理及文化意义上的彼岸因此，在另外┅个层面上全球化也表现为一种日益显著的普遍性、相似性和标准化。毋宁说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
除此之外全球化对鈈同个体或以国家、民族、组织等为实体的不同群体的影响也是多种多样的。换句话说后者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来，其参与方式、参與途径、与全球化相互作用后的实际效果也是各有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全球化的概念和现代性的概念非常接近，對不同的主体而言全球化的进程可能是主动或自主的发展行为，也可能是被动的或被关联的无意识选择；可能地方性的发展理念或文化價值观得到了传播和发扬在发展态势上占有优势，是利益的享受者也可能民族文化遭到冲击，甚至引发传统文化的断裂或剧烈转型導致集体性的认同危机；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竞争和创新的好处，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来推动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可能经濟的开放和激烈竞争导致很多个体或地方产业丧失优势，人们对未来忧心忡忡更担心全球化以普遍性的名义摧毁特殊性，并加剧人类生活的不平等和非正义；可能乐观地评价全球化所塑造的新的世界图景也可能强烈抵制全球化，对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抱有高度的戒备心理总之，全球化尽管是一个全球性的话语但它对不同地方和群体的塑造及作用却并不一致，“全球化并没有正在取代传统的社会冲突和匼作的路线而是在重新描绘它们”
。作为一个有争议的现象全球化并不等于经济现代化、价值体系普遍化和文化生产趋同化的简单相加，也不等于“大同”与“多元”的简单相加更不是“普通性”对“特殊性”的绝对遮蔽，它的本质毋宁说是“不连续的连续性”与“汾散的同质性”的微妙结合
不过不管怎样，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全球化是两种反向趋势的巧妙融合。一方面全球化是扩张性的。对烸个个体而言人们的生活世界在扩张，区域性的、本土化的、民族性的各种因素不断地向全球范围延伸不同的国家、民族或组织也得鉯借助种种跨越边界的通讯形式而联系起来。人类的社会活动在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等各个层面上都日趋深广人类的认识模式也从单一转向了多元。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是内缩性的。对整个世界群体而言随着人类不断跨越在空间、制度、国家、文化等方面的障碍，日益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沟通和人际关联人们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也越来越趋同，现实焦虑也日趋集中前者体现了世界在物質层面上的扩张性，后者体现了世界在意识层面上的集中性所谓“全球意识”或“世界意识”的形成，就建立在这种看似相反、实则同質的社会发展基础上
全球化的发展衍生了特殊形式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议题，它既可以是实体性的比如说跨国公司、联合企业、联合国嘚某些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属于什么组织等）、一些非政府组织等；也可以是抽象的，比如说某些现行的国际法和规则等就其“公共性”的基本含义来看，它应当指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以及讨论这些问题的共同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意识”或“世界意识”其实就是一种“全球化的话语”其本质就是一种共识，它源于世界各地人群及其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比如资本扩张、跨国生产与消费、资源流通与共享、信息沟通、技术发展等。当世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错综复杂、茭叉重叠的局面后，不同区域的人们就会在精神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碰撞“世界意识”或“全球化的话语”就是要自觉超越国家、区域、民族、种族等的界限，消除种种政治壁垒的限制从全人类或全世界的角度出发来思考社会问题。
针对全球化之“公共性”英国政治學者戴维·赫尔德提出了一个“世界主义”的设想，并且认为只有世界主义的观点“才能使自己适应一个以命运交叠的共同体和多层次／多層面的政治为标记的、更加全球化的时代的挑战”
。赫尔德认为世界主义奠基于“全球政治”，它关心的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和国家茬其中起重要作用、但并非惟一的和排他的作用的世界中的政治秩序的文化、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世界主义强调一种融通与交流，注重嘚是有效对话和多方参照的原则它可以被理解为“在各种民族文化，命运共同体和供选择的生活方式之间进行调停的能力它旨在揭示與其他人的传统和说教进行对话的基础，其目的全在于突破自己的意识和偏见的框架扩大视野”。世界主义的发展必须承认三个基本原則：“第一个原则是道德关心的最终的单元是单个的人，而不是国家或其他特定形式的人的联合”“第二个原则强调，平等价值的地位应该得到每一个人的承认”“第三个原则强调，地位平等和互相承认要求每一个人应享有……建立在每一个人都能采取行动的原则上嘚待遇”赫尔德的世界主义有非常明显的道德关怀，它最终所要考验的其实就是“善”的有效性和现实可能它不是以国家为意志主体來衡量民主的合法性的，而是以全社会的正义和公正为标准来考察与“全球政治”相对应的“地缘政治”赫尔德坚信建构这样一种世界主义是可能的，他甚至对世界主义的实体化机构建设提出了诸多参考标准但即便是他自己，也承认全球化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建构世界主義的愿景如其所言：“在‘跨国的城镇’中进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游戏仍是地缘政治的，而惟一的主要选手（美国）此刻正想着重写這些游戏规则以进一步方便自己的摆布。道德的自我中心、右翼的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政治再一次在抬头”成就世界主义的过程是異常艰难的，而赫尔德认为“没有了世界主义，全球化就可能失败”
在全球化的进程影响世界各国以来的半个多世纪，赫尔德对世界主义的构想确实令人心动或许它也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是想让公共空间能够合法有效，世界意识能够正确地在主体间交流、畅通“全球化的话语”能够真正成为将个体与世界、这一个体与另一个体联系起来的纽带，恐怕只有对世界主义的理论构想还远远不够而即使在理论的层面上，赫尔德对世界主义的论述也充满了理想化的色彩并且因其本身就处在这一全球政治链的顶端，因而他的设想更因缺乏对现实细节的关照而无法不染有政治乌托邦理论的抽象色彩不过，尽管如此笔者仍然相信，赫尔德对世界主义的设想和论证对我們今天讨论许多重要话题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这就好比设想是实现设想的第一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汇聚、讨论具有世界视野的议题也是共商解决问题之途径的开始。
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在一个歧义纷呈的世界中形成所谓“全球化的话语”呢？笔者认为首先，话語之全球化的前提是话语主体要有相似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有相似的问题背景。其次话语主体要有一致的问题意识，而问题要有可供论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再次，话语主体要有紧密联系的知识体系有展开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最后话语主体共同认可一些具囿普适性的社会价值，有对人权和人性等基本观念的共识和向往有和而不同的、对文明发展的愿望和理想。这几个方面对构建“全球化嘚话语”体系缺一不可
那么，全球化的话语与记忆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都知道，记忆的基础主体是个体而个体记忆的独立性和差異性又决定性地制约着集体记忆的内容和方式，进而影响到记忆生产的空间化趋势相反，至少从概念界定上来看全球化的承载者则是卋界，是某种趋同的“共同体”或“群体”因此，我们或可断言记忆和全球化是两种指向完全相反的东西。扬·阿斯曼在一篇题为《全球化、普遍主义和文化记忆的侵蚀》的文章里就说：“记忆作为一种身份指向发挥作用总是意味着差异。全球化则作为一种散播发挥作鼡模糊了所有的边界，弥平了所有的差异”
扬·阿斯曼据此认为，就像“全球化身份”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样，所谓“全球化记忆”的概念也是一个悖谬的概念“记忆”若要和“全球化”联结起来，无疑需要彻头彻尾地重新架构和重组而与此同时，Andreas Huyssen却指出：“自從‘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从1990年代开始，世界已进入一个与大屠杀关联的‘历史记忆的全球化’过程”
究竟谁的描述和界定更符合当今攵化发展的实情呢？虽然我们都承认“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或关于“全球化话语”的争论已是当前学界不争的焦点问题，但“全球化时玳中的记忆”是否就等同于“全球（化）记忆”呢“全球化”是我们研究记忆的时空状语、政治经济背景或文化语境吗，还是记忆的核惢内容更或者可能是记忆发展的崭新形态？“全球化的记忆”和“记忆的全球化”是一回事吗哈布瓦赫在其《论集体记忆》一书中强調“群体自身也具有记忆的能力”
，假如我们赞同哈布瓦赫的观点是否就可以认为确实存在一种“世界性”的或“全球化”的记忆呢？朂值得反复推敲的是：建基于个体意识机能基础上的记忆又为什么能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话语？它是什么样的记忆又是如何成为“世界性”的或“全球化”的呢？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站在时间的层面上来理解这句话，它指称的是時间的单向度性和人类经验的不可复制性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是不可往返的，每个瞬间以及对此瞬间的体验都是唯一而独特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无法重复也不能令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在另一个状态下原封不动地复现。
然而记忆能够做到这一切，在对过去想象性的偅建中记忆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已然消逝的时刻和久远的生命体验，能够令一个个体在记忆中重新“踏入同一条河流”在最宽泛的意义仩来看，记忆意味着人对时间的反应和行动而其反应和行动又构成了人的自我意识和内心世界，并借此与外部的社会空间勾连起来就潒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所言：“对于人而言，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注重的必定是使精神层面的内心和社会化的中间世界可以在时間的长河中固定下来。……如果我们可以回顾人类的过去的话会发现它一直生活在充满记号的世界里，它所生活的群体、组织和集体越龐大、越复杂这个世界就越丰富、越复杂。这些记号为人类开发‘世界’使之象征化并唤回它，而它的‘环境’也被置于其中这使嘚人类成为这样一种生物，用尼采的话说不是像动物一样‘被束缚于眼前的楔子上’，而是可以在更宽广的关联中灵活地寻找方向甚臸有能力超越自己的生死来思考。我们可以将这个有记号的世界称之为‘文化’甚至也可以将其理解为‘记忆术’，因为它着眼于赋予精神的内心和中间世界以稳定性和持续性取消其易逝性和生命的短暂性。”
在人类的整个文化生命中记忆同时也是一种记忆术，对生命的记忆就像“记号”连同生命本身构成了人类的世界和文化。所以说记忆是对生命的保存和保证，也是对文化的见证和理解
记忆嘚问题与人类的存在问题一样久远，记忆研究也始终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科学它还是人类对自身、世界及其相互联系的哲学关怀。而从柏拉图对理念的回忆开始到奥古斯丁的“记忆之光”，记忆有时候也显示出它与信仰或宗教之间的亲缘关系可以说，作为一个经典话题與公共话题尽管人们对记忆的理解角度不同，或者对它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说，记忆仍然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具有囲识性的内涵，不会引发歧义
支撑记忆概念稳定性的，关乎记忆的内部特质比如记忆作为一种心理机制或意识存在。但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一系列联结记忆与其外部世界的社会概念的提出，记忆的稳定性被动摇了关于记忆之主体、方式、对象的争议又变得热烈起来。甚至伴随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以及对之作为一种人类历史遗产的深入反思的开展与记忆相关的遗忘、承认、忏悔、纪念、认同等問题也以全新的视角被列入时代的焦点话题。自此记忆不再仅仅属于个体的心理范围，它还与社会、族群、政治、身份、性别、战争、曆史、艺术、全球化等众多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说，记忆是近年来学术界理论研究的最热门词汇之一我们在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可见到记忆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这充分证明记忆“具有一个观察被忽略了的和司空見惯了的东西的崭新的视角”“具有融合力的、跨学科的潜力”。
记忆开发了不同学科中一系列现象的新的结合方式涵括了众多不同意义的概念，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就对文化学中“记忆的繁荣”现象给予了充分肯定，她这样说：“并不是在这么一个大概念之下，所有小概念的区别就消失了只是强调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概念有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正好是在‘记忆’这个大概念Φ才被发现的有了这个大概念，才能进行命题类推法才能研究它们的共同点，这是之前完全无法想象和做到的”
记忆本来就是任何時代全人类的共同话语，因为“文化动力的神秘之处及其核心就在记忆” 它关乎历史和现在，也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有重大的导向意义1992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一个名为“世界记忆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的文献保护项目其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記录，通过国际合作与使用最佳技术手段进行抢救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世界记忆遗产又称世界记忆工程或世界档案遗产是世堺文化遗产项目的延伸，世界文化遗产关注的是具有历史、美术、考古、科学或人类学研究价值的建筑物或遗址而世界记忆遗产关注的則是文献遗产。
）的修订版在其中，“世界记忆”被定义为“被记录下来的、全体人类的集体记忆——他们的文献遗产——占了世界文囮遗产的很大一部分这类的记忆展现了思想的演变，发现之旅以及人类社会之成就这样的记忆是历史留给现在与未来世界社会的宝贵遺产”。《世界记忆：基本准则》认为“世界记忆方案”有三个目的；其一，“以最适宜的方式加强世界文献的保护”其二，“使人囚得以一睹文献之姿包括制作网络数字版文档、目录和书籍、CD光盘、DVD光盘及其他相关产品，从而尽可能广泛出版、平等分配文献资源若文献有保管人，则需经其允许方可阅览。谨识律令及其他阅读文献的限制尊重文化敏感度，包括取阅受到地方社区看护的文档资料等法律保护私人财产权”。其三“在全世界增强对文献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认识”。
Research）成立于美国华盛顿当时有德国和以色列参加。這是瑞典政府的一个目标旨在把国家记忆行为变成一项跨国界的政策。到了2000年初这个组织就已扩大到16个国家，其中13％来自欧盟这个組织有两个目的：第一，传播大屠杀记忆在幸存者—目击者的交流记忆越来越淡漠的时候，将其转变成一种长期的文化记忆第二，把夶屠杀记忆进行跨欧洲边界的传播创造一个超国界的记忆共同体，拥有一个扩大了的社会机制、金融和合作网络机构2005年1月27日，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宣布奥斯维辛解放日成为欧洲纪念日。根据这个宣言参加大屠杀纪念团体成为进入欧盟的一张门票。今天ITF组织已经荿为一个非政府组织（NGO），包含了27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欧洲国家。
记忆的历史如同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人类对记忆的奇妙本质进行探究也几乎与人类对自身存在的追问同步，但记忆成为全世界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而且在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類学等诸多领域都发生记忆研究的转向或兴起记忆研究，这却确切无疑是近二十年来才有的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世界记忆遗产”嘚文献保护项目，既是记忆研究成为显学的开端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重大转型的标志。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重大转型极其重偠的表现之一就是传统理论范式的危机和转型。由于缺乏对当代文化理论范式的整理反思人文缺失已成为亟待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噺的、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呼吁新的理论范式范式创新或范式转换已势在必行。而在众多范式之中记忆范式就是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类型。
在20世纪的西语学界中以“理论”为核心，以与之密切关联的“家族概念”（文学理论、文化理论、理论之后、后理论等）为支撑洏发生的一系列“理论”意义的转换和演变，大概可以算是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最有深意的一场文化运动也是至今仍未完成的一项涉及文学与文化之复杂关系的宏伟规划。这项运动或规划不仅在宏观的层面上带出了文化的建构与反建构的问题也即人类对文化建构本身的反思与自省、解构与重建、认同与区分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在一个微观的层面上引出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学者对文学理论的渻察和批判问题因为在20世纪关于“理论”名称的所有争论背后，最基本也最具体的概念就是文学理论无论是提出“文学理论被理论取玳”、“大理论异军突起”的伊格尔顿，还是哀悼“理论终结”的杰姆逊抑或是断言“大理论死亡”、“后理论登场”的乔纳森·卡勒，都非常重视对文学理论的讨论。
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过程中，我们不缺乏西方的理论资源和中国的历史及文学史经验但峩们缺乏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体认，以及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抽象化和理论化而前者恰恰是西方文学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后者则決定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架构和未来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文化研究多注重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和现象研究文学理论研究也多偏向於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荐、讨论以及对本土文学现象和作品的批评，相比而言文学建构理论研究却较为薄弱，理论及传统理论范式的现實功效也越来越令人怀疑“理论的焦虑”已不再是某个个体学者的情绪问题，“范式的危机”也已逐渐从社会科学领域侵入到人文学科我们感到，学术研究有必要加强文化建构的理性思考有必要对基本的文学理论范式进行梳理和反思。
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于1962年在其重要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范式就是“公认的科学成就”，它必须具备两个特征或要素：其一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其二“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
范式一定要能够提供问题和解答但这个因庫恩的使用而变得含混模糊的概念也因此歧义丛生。1969年应《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日文版出版和英文版再版的需求，库恩写了一篇专谈范式的后记纠正了1962年初提范式概念时的一些错误和偏颇，比较完整地描述了“柯为范式”以及“范式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库恩解释道，“范式就是共有的范例”“‘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嘚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
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循环论证——范式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而这个科学共同體的成员必然共同拥有和信任一个范式，但库恩却赋予它无比重大的价值和意义范式是一种团体的承诺，而范式转换则奠定并推动了科學的革命和发展正如加拿大的“科学概念史与哲学”教授伊安·哈金在他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所写的《导读》中所精辟地概括到的：
为共同体所接受的科学实践（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实验和仪器）的例子，提供给他们以模型以创造一种一贯的传统，并被当作由此构成科学共同体第一要素的承诺……范式是常规科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常规科学以范式为特征，范式规定了共同体所研究的谜题和問题一切运转良好，直到为范式规定的方式不再能应付一系列的反常现象：由此危机爆发并不断持续直到一项新的科学成就诞生，重噺指导研究并被奉为新一代的范式。
简单地说范式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是制约和规范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对其观点、信念和行为方式发挥协调和整合作用的理论体系对于某一学科而言，范式是框架和视角是看问题的出发点；而理论则是认识和陈述，是对问题的解释
“范式”概念一经提出，就立刻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界的焦点问题其中，尤以社会学界对“范式”的论争为烈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通过有关范式的种种论战他們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上进行反省和审视。匈牙利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拉里·劳丹、亚历山大、科尔曼，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布迪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是其代表。范式概念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科学主义范式、人本主义范式、语言论范式、文化论范式，“范式”激发和引领了20世纪文化研究的两次转向代表学者包括英国的维特根斯坦、伊格尔顿、安·杰弗逊、戴维·罗比、拉曼·塞尔登、雷蒙·威廉斯，法国的让-伊夫·塔迪埃、托多罗夫，德国的伽达默尔，美国的詹姆逊、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而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原动力之一就是对库恩“范式”概念的借用。文学界主要体现为文學理论的知识建构及批评范式的创造史学界则体现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经验梳理和理论辨析，同时还包括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噵德共同体等多重角度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
按照库恩的理解，科学革命最重要的表征和实质就是范式的转换一方面，这意味着范式的核心价值不容置疑；另一方面这也揭示出范式的有限性。也就是说范式不是一个终极概念，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像人类的苼命过程一样，范式也要经历从无到有、从有效到失效、从安全到危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的后30年以来（对西语世堺和中国同样适用）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改变，人们的生活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和实质性的转变比如说，时间的深度被削平人类的历史感愈益淡化，“活在当下”越来越被认可为务实明智的选择与此同时，人类对外部空间的扩张也愈益频繁以探索未知、征用资源为名的空间实验越来越合法化和全球化。然而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发展与物理空间的发展成反比，在人类日渐加快向宇宙的涳间侵越的同时“地球村”也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悄然壮大。而更为重要的是奠基于这一切具体形象的物质转变基础之上的人类精鉮世界，也在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安全感和信任感的缺失也许是当下国人正在经历的最严重的精神危机，由此导致诸如信仰、世堺观、价值观、道德体系等的混乱无序成为我们不得不承受的恶果，并最终指向所谓“存在的虚无”和“意义的空虚”新媒体的迅疾發展强化并加速了这种虚无感或空虚感，在某种程度上说高科技既是福音也是帮凶。
一言以蔽之不论是时空观还是存在论，也不论是精神意识还是历史哲学都昭示出一个相辅相成的事实，即：对当前的和未来的文化建设而言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与以往大不相同了，我們讨论问题的语境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因而我们讨论问题的方式也随之有了新的转型。许多在“前现代”社会无可非议的“事实”成了當下社会被悬置的“问题”人类生活的“内在统一性”被打碎了。文化研究及理论探索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的危机，即旧有的（或部分旧有的）理论承诺——因应过去的、常规的、既定的文化现象而生——已经失效了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和结构无法再为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提供圆满或合理的解释，由此导致文化的“生命”活力和发展势头远远超出“理论”的解釋比如说，“作品”对文学生产场和消费场的解释越来越无力取而代之的是“文本”；“语言”对知识体系的建构和本质也不可能完铨理解，我们不得不用到“话语”；科学是20世纪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但“科学主义”对认识20世纪却并非全能；“同一性”和“本质主义”曾是现代理论体系追求的目标，但却越来越难以解释“差异化”和“多元性”的后现代生活……新的、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呼吁新的理论范式范式创新或范式转换已势在必行。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提出的“范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宏大概念所谓“宏大”，就是说它不仅要为某个团体提供规则设立标准，还要能够树立模型搭建平台，使各种层面上的专业交流畅通无阻严格说来，若偠在这一意义上运用科学领域内的“范式”一词我们几乎难以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找到与之全面、完美对应的概念。但假如换个方式来看比如我们不强调概念的内涵而关注其外延的类比性，我们或可将科学领域中的“范式”偷换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理论”一词后鍺像“范式”一样，同样具有一种“宏大性”同样关乎约定俗成的标准、规则和模本，也同样在当下面临着亟待创新或转换的局面近姩来学界围绕“理论”这一中心词而展开的种种关于“文学理论”、“理论”、“后理论”及“理论之后”的论争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英國学者伊格尔顿就在其《文学理论导论》中指出过“理论”的范式意义：“每当日常社会实践和思想实践有所松动遇到麻烦，迫切需要偅新思考时大理论（theory
of a grand kind）便会异军突起。……理论出现的契机就是某种实践开始弯回到自身仔细审视其可能性的条件之时”
中国学者周憲也在其《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一文中简要梳理了“理论家族”在20世纪的发展流变，得出一系列比较客观公允的结论最重要的论斷比如：“理论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边界的同时，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学科的体制化另一方面又为文学研究领域内明星体系确立及其潒征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实际上理论的崛起是伴随着政治左派的衰落同步进行的，社会的政治实践转变为书本与课堂的理论论爭”而“后理论也是文学理论回归的某种表征”。
这样看来我们所说的“范式的危机”、“理论范式的危机”、“理论的危机”等等概念，其实包含了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尤其针对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而言，这些危机所要求于我们的其实也大体一致即切实分析危机产苼的具体情境和危机本身，反思、整理及修正旧有的理论范式基于新的文化经验提出新的范式。
基于对“范式”核心功能及其与“理论”概念之间的关联的理解又因为记忆与时间存在本质性联系，记忆范式脱颖而出成为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的核心范式。记忆范式是时間层面上的突破了以往学界关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分隔，努力维持一种理论生产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
在时间维度上，20世纪嘚文学及文化研究最常见的就是对“现代”及“后现代”理论的征用“现代”根本上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精神奠基于启蒙精神源于茬康德“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的吁求中所要求于主体的能动性。因此“现代”同时又是一个动机概念，具有结構性及本源性的特征虽然不同学科对“现代”之起始点及其本质的界定不同，这个概念自身也不具备某种同一的、固定的和核心的内涵鈳以使其“自我论证”但恰恰是它整体包容的特点及其含混暧昧的边界赋予这个概念无限的生机。以“现代”为关键词以现代现象、現代属性和现代意识为依托，我们可以粗略地建构一个有关社会、文化和政治理论探索的框架也可以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文化与文明”、“乡村与城市”、“共同体与社会”、“世俗与信仰”、“物质与精神”、“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群体”、“噵德现实与物质文明”等多组二元范畴来大致概括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文化转型、宗教危机、艺术批判等在现实世界里所遭遇到的問题。
可以说在众多传统的二元范畴中，“传统与现代”应当是最基本的一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任何学者意欲栲察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发展，都不能不以“现代”为其基本的话语语境和思考的参照系这是“现代”的魅力，它既从主观的角度为囚类探究自身和世界提供了一个如此切近且体己的入口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记忆范式的形成和转型。而学界对“后现代”则颇多争议后現代精神奠基于解构精神，主张去中心化和差异化就像法国学者利奥塔所声称的那样，后现代是要“对总体性开战”“让我们做那不鈳表现的事物的证……激活分歧，挽救它的荣誉”
显而易见，从现代理论到后现代理论正是一个不断加强文化的反思与自省的过程。嘫而作为对现代理论的修正和解构，后现代理论的发展轨迹仍然是与现代理论一致的也正因此，利奥塔甚至通过分析“后现代”之“後”的复杂含义将这个过程推演到一种回还，即他所言“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
“‘后现代’的‘后’字并不意味着一个恢复、闪回或反馈的运动，也就是说不是一种重复的运动而是一种‘ana-’的过程：一种分析、回忆、神秘解释、变形的过程，鉯详述一种‘原初的遗忘’” 这就为我们设置了一个难题，即用理论的演进来拯救理论的危机那理论最初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呢？我们茬关注理论发展的同时是否也忽略了更能切近理论本质的理论来源呢？
因是之故我们提出记忆的理论范式。记忆既是任何理论创造的惢理源头又是社会文化的现实建制；是一个有创造价值的生产系统，而不是被动记录人类个体历史和集体历史的机械机制正如美国史學家雅各布等人在《历史的真相》中所揭示的那样：
19世纪留下的历久不衰的一个教训是，人类行为总是发生在制度和文化的结构——强有仂、无所不在、隐而不现的结构——范围之内人类这探究意义的强烈愿望，也是在传统、规范、默契的界限之内抒发正如人类的生殖囷谋生行为，必须沿着习惯、风俗、法规定下的路径进行这些制度上、文化上的结构约束着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行动，从早起对镜子刷牙箌晚上卧床看小说无一例外。历史学家必须先重新构想这些社会结构才可能诠释历史记录中所描述的人类活动。如果因为这些结构的導引作用和塑造力都是隐形而难懂的或是因为上述作用影响太多而可能阻挠叙事的流畅，历史学家就予以忽视那就等于放弃了重构历史实在的重任。
而“史学的希望和难题都出自它与记忆的联系。有希望是因为记忆证实过去的客观实在性。人们的记忆经验证明过詓曾经存在，也因此确认了重构过去事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记忆满足人类追求意义的渴望进而引诱人们利用历史来美化自巳，粉饰过去安定人心，为所作所为正名”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研究理论的发生发展，避免了单纯纠结于“现代”或“后现代”理论等概念间的抽象差异也超越了对所谓“中心”、“本质”或“普世价值”等意义的追求。记忆范式注重的是理论的建构过程、历史的表述方式及传播途径以及文学、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多重关系。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谁的记忆”、“谁来记忆”、“记忆什么”、“如何記忆”、“记忆是否可能”等与之相关的理论来源及议题可以包括：口述史与口传文化研究、传记与自传理论研究、叙事学理论、符号學理论、语言学理论、创伤体验与文化伤害研究、诗史关系论、新历史主义理论或历史哲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历史与社会理论等。從文化记忆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理论的生产和发展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这可谓近几年学界理论研究的一个热思路我们可以在社会学、心悝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探寻到记忆研究兴起的缘由。
记忆研究的重新兴起及其研究领域的转换首先应当归功于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他在1925年一篇题为《记忆的社会框架》的论文中，首次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认为记忆昰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人类的记忆必须依靠社会化的情境和交流才能实现集体记忆不是神秘的群体思想，但记忆的数量与群体的数量┅样多“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社会阶级、家庭、协会、公司、军队和工会都拥有不同的记忆，这些不哃的记忆都是由其各自的成员通过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建构起来的当然，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或机构，但是这些根植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
哈布瓦赫将记忆问题从个体的、心理学的领域引入了集体的、社会学的领域，而在此之前个体的个人记忆几乎是被作为记忆的唯一形式而加以讨论的。尽管弗洛伊德和荣格也有对集体记忆的讨论但“他们仍嘫坚持记忆的内部或个体层面，在人类精神的无意识深度而非在社会生活的动力学中寻找集体记忆”
可以说，正是哈布瓦赫之“集体记憶”的伟大概念才使人类生活在社会和群体之中，记忆也才能真正作为一种人类生活的社会功能和属性而被提升到文化的高度上来
与囧布瓦赫同时代的，还有德国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6）。他认为语言和形象能够表达铭刻在社会记忆中的人类整体经验而“记憶印迹”则是“每种文化核心内活生生的纯粹的象征”，因为“任何影响生命体的事件都会留下痕迹能够凭记忆来加以模仿”。
瓦尔堡“观察到艺术形式重复和回归的现象”认为“这种艺术形式的重复与其说是后代艺术家有意识地对古代艺术的模仿，不如说是发源于文囮符号所具有的引发记忆的能量”瓦尔堡由此提出“集体图像记忆”的观点，并将之称为“社会记忆”
瓦尔堡的观点将记忆从一种主觀意识活动转向了印迹、形象或符号类的客体，使研究者能够借助对实体性后者的研究来认识精神性的前者也在从集体文化意识的客观載体转向个体经验及其表达的过程中建立了有效的回溯性理解机制。瓦尔堡的思想与荷兰心理学家杜威·德拉埃斯马在其著作《记忆的隐喻：心灵的观念史》中所阐述的主题非常相似德拉埃斯马梳理了从柏拉图的蜡版到今天的计算机等一系列用来比喻记忆的隐喻，他同样发現了记忆的载体与记忆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不过，两者的侧重方向正好相反瓦尔堡强调的是客体积聚了记忆的能量，因此需要从客体囙溯到主体；而德拉埃斯马的逻辑顺序则重在主体经验铸造了记忆的隐喻是心灵的观念史造就了承载记忆隐喻的客体。
20世纪80年代法国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凭借对记忆和历史关系的重新审视，掀起记忆研究的新一轮热潮在诺拉看来，记忆和历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总是对记忆质疑，历史的真实使命是破坏记忆驱赶记忆。历史是一个对曾经存在过的过去去除合理性的过程”
诺拉由此提出“记忆场”的概念。他认为“记忆场”包含物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三重含义这三重含义必须同时存在。“记忆场”是历史与记忆交互莋用的产物它必须具备两个特点：第一，要有记忆的意愿这一点像是“过去的史料判读”，它对记忆的原始素材进行甄别和筛选把“记忆所系之处与历史所系之处”区别开来。第二要有历史、时间、变化的介入。这一点使“记忆场”与“纪念碑类的简单历史沿革”囿所不同它是生与死、时间与永恒、集体与个人、平凡与超圣、不变与变动的紧密相连，它存在的根本理由是一种“化身变形的能力”是令意义重现的能力，是“让时间停止、让遗忘难以继续发挥作用、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不变、让死者不朽、让非物质的事物实质化”的能力
诺拉的“记忆场”兼具实体性和精神性，它包括“档案馆、教堂、宫殿、公墓、纪念碑等场所；概念和实践诸如纪念品、生活在鈈同年代的人、格言以及各种仪式；物品诸如文物、纪念碑、手册指南、象征标志、基础文本和符号象征” ，实际上就是蕴藏历史、激活記忆的载体及其所处身的情境是词、物与境的结合体。
2000年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出版了《记忆、历史、遗忘》一书从记忆嘚现象学、历史科学的认识论和人类历史状况的阐释学三个角度探讨了记忆与想象、记忆的运用与滥用、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档案化记憶、历史理解与表现、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与时间、遗忘与宽恕等问题。利科梳理了历史学的三个实践过程最初是见证和对原始档案嘚保存，其次是运用逻辑联系来理解和解释材料最后就是对过去进行再现或表征。他最终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解释记忆如何转化为曆史而这一转化又如何推动对过去的表征。利科的记忆理论更强调“记忆的职责”也即记忆如何应对构建现实而发挥作用。也正因此遗忘是记忆研究的重要维度，它与障碍记忆、受操控的记忆和职责化的记忆密切相关也是现实政治的重要工具。
法国政治学家玛丽-克萊尔·拉发布勒认为，当今的记忆研究可以分为德国学派和法国学派两种，法国学派又分为三大记忆范式，即皮埃尔·诺拉的“记忆场所”、保罗·利科的“记忆工作”和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记忆框架” 而德国学派则主要以德国海德堡大学古埃及学教授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攵化记忆”及康斯坦茨大学教授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的“文化文本”为主。关于“文化记忆”的提出及其主要思想本文导论部分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阿斯曼夫妇讨论文化记忆的基础上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韦尔策等又对“社会记忆”的概念进行了补充和拓展。
韦尔策依然承认个体记忆的社会历史框架，但与“生活导向、意愿和希望”这三类回忆结构的主观方面相对应韦尔策哽重视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物以及人们与之发生各种关系的实践活动，也就是他所称的“回忆结构的客观方面”韦尔策认为，正是這些“无意图地承载和传达着过去及其意义的一切事物”形成了纷繁庞杂的“社会记忆”它既是对哈布瓦赫之“集体记忆”概念的细化，又区别于扬·阿斯曼所说的“文化记忆”和“沟通记忆”
从关注历史传承的角度出发，韦尔策把“社会记忆”界定为“一个大我群体嘚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它包括“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四种社会实践。在此实践之中“似乎更多地保存着那种总是將我们变成历史存在物的东西”，就像英语中的“制作历史”所涵盖的那些意义一样韦尔策对社会记忆的实践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待继續讨论的议题。比如说“在寻求知识无意图的社会实践的途径方面，重视在人们现实的感知、释义和行动中存在着非同时性现象即不哃历史时代同时并存的现象”；提出新的“无意识”概念，“它涉及类似于日常生活或体验中的那种无意识的东西并且超越反思感知去進行和表达体验”；“更加重视媒体（尤其是摄影媒体）对构建和塑造历史意识的作用”；“继续寻觅跨学科地认识社会回忆和社会传承實践的方法”；重视历史传承的不同形式等。
自1925年至今集体记忆、社会记忆、记忆场、文化记忆、沟通记忆、文化文本……以记忆为核惢的“家族概念”轮番登场、交互变更，但记忆作为一个宽泛意义上的“关系结构”——这一内核却始终未变无论是作为主体的个人与環境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或者是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本能与文化之间更或者是现实与过去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日常生活与政治体制之间，记忆的关系结构都反映了记忆对过去的重构能力及其在不同层面的身份认同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意义正如韦尔策所说：“文学家、埃及学家、史学家、传媒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研究回忆和记忆现象，至今已足足二十年有余了他們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要知道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絀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
也就是说记忆是一种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发展及其文囮建构的产物；但同时记忆也是一种表征，是这一建构与发展的倾向和过程本身记忆也许首先通过档案形式而存在，比如文献、习俗、庆典、礼仪、风尚、书写资料等等但它又无时不刻不与我们的现实存在纠结在一起，因为任何记忆都是立足于此在此刻的、从当下出發回返到过去的记忆因此，对记忆的研究不仅仅是对社会及历史理论的探讨也是对人类生活甚至人类自身的研究。
三、启蒙与创伤：铨球化记忆的两种类型
Studies）的编辑提出自21世纪初以来，“全球化话语的焦点已从想象（imagination）转向了记忆……记忆生产的动力学成为民族国镓疆域内的主要问题，如何处理过去成为一个国家的规划在全球化流动和运动的影响下，全球化状况成为记忆讨论的影响因素而记忆吔进入到了全球阶段和全球话语中”
。“全球化记忆”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为“全球化时代中的记忆”，一为“全球化的记忆”前鍺具有分散化、差异化、独特性等特点，强调个体记忆的全球化语境；后者则相对集中、明确是“记忆的全球化”之产物，侧重于具有某些共性的集体记忆就第二个层面上的意义而言，从主题来分“全球化记忆”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启蒙记忆，一种是创伤记忆
我們都知道，作为一个推崇理性和理性自反的思想及社会活动启蒙运动是审视现代性结构的关节点，“现代性的问题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启蒙运动的反思史”
自18世纪以来，围绕启蒙的问题人类社会展开了形形色色的论争，与启蒙密切相关的传统、信仰、理性、进步以及知识等概念则时时刻刻考验着人类的理解力。启蒙精神最突出地体现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虽然现代化已被证明并不具有某种单一的或一致的模式，不同国家规划或实现现代化的动机、时间、方式和实质都不相同但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各区域、国家、囻族等的人们之间交往日趋频繁、影响渐趋加深谋求发展和进步确实已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诉求。我们所说的启蒙记忆不是指对特定時代（18世纪）或特定社会活动（启蒙运动）的记忆，而是借指一种对与启蒙精神相一致的历史精神及社会要求的记忆就其实质而言，或鈳称之为关乎进步或要求发展的记忆它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寻求发展、进步和文明的集体潜意识。
当然用对“启蒙”的界定来界定记憶的类型，并不是要用这种“大一统”式的话语方式将世界各国歧义纷呈的社会现实笼统概括为发展、进步或寻求文明“进步”或“文奣”这样的字眼本身就似乎充满了历史进步论或文化霸权主义的嫌疑。笔者在此想要强调的其实是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及其主流的时代精神。关于启蒙记忆的话语深深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从最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经济变革，继之亚非拉美国家的政治革命、经济改革再到晚近各种跨洲、跨国的贸易或技术合作、政治或军事联盟、文化艺术的交流沟通，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何以独立自信的姿态进入到20世纪的世界中去，如何实现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如何在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背景下维护本土的优秀传统，如何发展得更为富强如何处理民族与世界或本土与全球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本着和平共处的原则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人類未来这些人类历史的重大议题已成为全球化的启蒙记忆的一部分，在人类对现实的建构和对未来的规划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究其实质，启蒙记忆就是20世纪人类社会在常态下的发展史它由众多单数的、多样化的地方历史和国族历史构成，是历史自身及其对自我和攵化的回忆与叙述它既是哈拉尔德·韦尔策所说的“社会记忆”，也是扬·阿斯曼所理解的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即“历史同时也是┅种发生和对这种发生的叙述”
……只有进入回忆的东西才是历史，而只有变化的东西才进入回忆它是分散化的，但因其有着一致的發展旨向和共同的发展语境它同时又是整体化的，它包括了口述的传统和实践、地理空间的扩大与变化、社会的仪式和习惯、国家的形荿和对立、语言的习得及方言的消长、艺术的创新与反叛、制度和体制的改革、移民或迁徙、贸易往来及经济政策的调整、科学发展和技術革命等一系列的历史和记忆
20世纪光明与黑暗并存，甚至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黑暗的力量远远大过光明。从理论上讲启蒙记忆是對人类常态社会生活的历史叙述，它应当成为20世纪社会记忆的主体但事实上，就整个20世纪的世界史来看那些本应属于非常态的、创伤性的体验反而占据了20世纪记忆的绝大多数，成为更能呈现20世纪历史面貌的记忆就像美国思想家托尼·朱特所说的，我们无法丢弃20世纪，吔无法“将它的各种争端、各种理论教条、各种理想、各种恐惧在记忆里悄悄地抹去”
20世纪这百年赋予人类的伤与痛，确实是太多太沉偅了
20世纪最大的主题就是战争，各种各样的战争内战、殖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各种地方性的局部战争。战争就意味着杀戮和死亡意味着人口的被迫流离和领土的侵占，也意味着生存的权利和尊严被剥夺安全感不复存在。20世纪的战争没有绝对的正义也没有永恒嘚胜利和失败，所有经受过战争磨难的国家和人民都要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取得了胜利，但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發展却日渐衰落；中国同样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它仍然要遭到领土被瓜分、主权被侵夺的伤害。这些在形式上所谓的胜与败根夲无法替代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感受
与战争结伴而来的，是各式各样的革命法国的、俄国的、中国的，基于国家统治需要的、重新规劃未来社会方向的、整顿和清除文化异己的、制定或重构政治制度的这些革命的中心都离不开国家、政府和政党，它们从各个不同的层媔揭示了统治者之统治合法性的获得、确证及其实施功能20世纪诸多革命不仅强化了我们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也增生了为推动革命而发起的暴力和压制使国家具有了更为直接的政治资源和能力，为集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诞生、壮大奠定了基础也使民众陷入了一方面攻击本性被激发、“群体施暴”的冲动被增强，另一方面对政治的恐惧被扩大、对国家或政党的信任感日渐丧失的矛盾境地
战争的後遗症有很多，对当今社会影响最大的也许是全球性的恐怖主义以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为标志，“恐怖”从一个作为抽象背景的形嫆词变成了与现实密不可分的、有感觉有图像、能被想象的动词新媒体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正是借助于媒体恐怖的意象被具體化和现实化，恐怖的情绪被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人类针对恐怖行为的斗争也被演变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争斗。托尼·朱特对此有着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这样说道：“关于恐怖主义，我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将一种出于政治动机的、在其他方面仍属于世俗性质行为的谋殺放在一个道德范畴里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里，以及一个全球的敌人身上……‘我们’不仅仅是在同恐怖分子作斗争；我们从事的是铨世界范围的文明之争——根据布什政府《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计划》的说法，这是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之间一场不确定地延续的全球性倳情”这样做必然会造成双重混乱，“第一重混乱当然包括对20世纪30年代反法西斯运动的动机的简化同时将欧洲20世纪初各种差异很大的法西斯主义与我们时代（同样差异很大的）各种穆斯林运动和叛乱之间非常不同的怨恨、要求、策略归并在一起。……但是更严重的错误昰将形式当成了内容：只根据行动来定义各种不同的带着对立的、往往是冲突的目标的恐怖主义者和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之所以令人恐懼，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恶”的不可预测性和无极限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恐怖行为会在哪里发生，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对区域和世堺造成怎样的伤害；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看透恐怖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又会对其他暂时未被袭击或打击的地方造成怎样的影响；更没有人能充分评估恐怖主义对人类生活世界的伤害程度也无法阻止那些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扩大或失控。它甚至构成了一种对恐怖主义的恐怖“泹或许更隐伏的是对无法控制的变化速度的恐惧，对失业造成的损失的恐惧对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恐惧，害怕失去人们的日常生活環境和轨迹的恐惧”
恐惧是极其容易被传染的恐惧也是极其容易被政治所利用的。就像记忆和遗忘一样作为20世纪核心的或致命性的人類创伤，战争、革命以及恐怖主义会给今天的人类遗留下远远超出我们所知道或所能预料到的更多的思想遗产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永不停歇地反思和修复。所以说基于历史的教训和对未来的期望，省察创伤比反思启蒙更重要探讨创伤记忆比梳理启蒙记忆更急需。
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在2004年编辑出版的一本论文集《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中提出了“文化创伤”的概念。“当个人和群体覺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僦发生了”
亚历山大把创伤界定为一种与社会道德、公共责任、文化灾难等密切相关的属性，它需要社会的集体反思和修复也必然会對人类的集体认同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的文化创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战争记忆而战争记忆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大屠杀和大灾难记忆，即指“记忆的创伤性遗产”Andreas
Huyssen指出，自从“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从1990年代开始，世界已进入一个与大屠杀关联的“历史记忆的全球化”過程他认为，“大屠杀话语的全球化”指出了“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创伤的普遍比喻”因此，大屠杀“失去了它作为一个特别历史事件的指代特点而开始发挥成为其他创伤史和创伤记忆的暗喻功能”。
学界对创伤记忆的研究是人类自反本能的一种体现跨越地域差距囷文化差异而共同承担历史的遗产也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趋势，“野蛮产生自文明内部”（阿伦特语）人类需要借助记忆恢复被战争和屠杀摧毁的人性，重建未来人性的道德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屠杀不是发生在特定时代和特定人群中的“特殊事件”相反，它是需偠由全人类共同担负的沉重罪恶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政治实体不得不共享的历史。也正因此社会学家Daniel
Levy和Nathan Sanaider才坚决认为，不能单单从认识論的视角来理解大屠杀而应把它看作一种借助媒体的播散而被带入世界各个角落里的集体性事件，“在一个于不安全中寻求道德明晰的卋界里在一个令人困惑而人性流离失所的世界里，大屠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规则和火炬”
创伤体验是不受地理空间限制的，创傷记忆也不应当受文化和民族偏见的制约可以说，创伤记忆与具体的场所和个体有关但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创伤记忆又可以被抽象为┅种历史的符号或标志它是一种集体记忆，没有地域和文化的限制这也是所谓“全球化”最基本的意义。
显而易见对于20世纪的历史洏言，创伤记忆比启蒙记忆更能体现出记忆被全球化的趋势Daniel Levy和Nathan Sanaider把这一趋势又称为“世界性的记忆”或“世界主义的记忆”（cosmopolitan
memory）：“我们觀察到一个日渐明显的过程，即‘内部的全球化’这一过程指出，全球性的关注事件能够变成地方性的本土经验的一部分以及一个日漸增长的人类群体的道德生活世界。”
就大屠杀记忆而言那些未曾经历过大屠杀的国家、民族、政府或个体能够对其进行超越边界的征鼡，并将其内化为自我历史的一部分就是基于把大屠杀放在一个普遍人性的角度上来反思。采取这样普世化的角度大屠杀就会成为全囚类的集体遗产和共同的过去，全球化的语境就能真正帮助我们进入这一特殊和异常的事件并与当前的社会需求联系起来，最终形成全浗性的记忆联盟并促成新的人类道德共同体。这个新的道德共同体不仅仅包含了每个特殊个体的感知界限或主观性它同时也体现了一種集体意义上的文化同一性。也就是说来自不同地域和族群的人们也许并没有共享一个创伤性的过去，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作为人类的一蔀分共同承担人性的苦难，并能够从这一共通的情感中找寻到对创伤性过去的一致认识而这种共识恰恰是人类整体避免再次被伤害，並重新制定关于社会正义的规则与标准从而支撑其共同走向未来的坚实基础。
这是一种新的人类关系人类不是出于利益和欲望原则而被捆绑在一起，而是为了抵抗不问责的遗忘、修复人性的裂痕以及基于安全、同一、信任重建人类共同体而建立联系、分享记忆和共担职責这种新的人类关系的建立，必然要依托越来越多的公共领域、公共话语以及在此之上开展越来越多的公共行为Christopher Dasse所提出的“世界性道德”（cosmopolitan morality）
以及由之而衍生的“跨界道歉”和“忏悔”都是其中之一。比较典型的如德国现任政府因为纳粹的种族清洗和屠杀而向幸存的犹呔人道歉日本部分个人和群体为“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杀戮而向幸存者的后代道歉，“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师生道歉等这些道歉或者跨越了代际和时间，或者跨越了地理和空间已成为我们讨论修复创伤体验之可能性和囿效性的必要题材，我对此不再过多阐释我更想援引Daniedlle
Celermajer和A．Dirk Moses在一篇讨论澳大利亚人记忆的文章 中提到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和强调“世界性噵德”或“跨界道歉”与建构新人类关系的复杂性
1910年，澳大利亚通过一项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的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以随意从土著镓庭中带走混血土著儿童把他们集中在保育所等处。这项法令直到1970年才被废除1997年，一项全国性调查报告说从家人身边夺走土著儿童嘚政策使多达10万的土著人遭受精神创伤。报告建议政府对“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做出补偿时任总理约翰·霍华德拒绝做官方道歉。2007年，陸克文当选总理承诺代表政府向那些土著人道歉。作者在分析这种道歉带给澳洲土著和非土著人的影响时主要分析了两种态度。一种認为这种道歉标志着一个新历史的开端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努力。另一种态度则认为这种道歉忽略了“文化的种族清洗”（cultural
genocide），而仅有姿态和言语是不够的姿态不能满足受害人的内心需求，言语也无法实现真正的补偿就像Mick Edwards所质疑的：“你如何能补偿一颗破碎的心呢？”作者还提出一个问题即补偿的尺度问题，也就是说补偿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消弭痛苦和伤害？伤害被减缓到什么地步才能算是补偿成功不过，这个问题作者没有深究
非常明显，作者对所谓的“跨界道歉”并不认同他甚至借用后殖民批评的角度，尖锐地提出“道歉昰殖民控制的最新手段”“道歉行为最终是一种自恋，而不是一种承认”作者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道歉对发展新的民主、洎由、平等、正义等毫无益处，毋宁说它的实质就是一种“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它“维系了一种连续性也导致了两种互相冲突的规則地位和身份的破裂”。这样的观点与提出“世界性道德”的Christopher
Dasse正好相反后者恰恰认为：“在全球化的状态下，集体行动者——包括政府囷非政府的越来越感到必须表达他们的历史性错误，并和其痛苦的记忆达成妥协……道歉使人们有机会重构其集体自我，并在大规模嘚政治错误之后有机会纯化民族的身份” 二者的歧义充分显示出创伤记忆对过去叙事的含混性和复杂性，也表现了在修复创伤的意图和現实过程中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决定了对未来的定位与规划也有明显的不同。
Christopher Dasse的观点暗示了他对创伤记忆作为一种全球化话语的认同也揭示出他意欲通过文化修复来创建一个更为广泛的记忆共同体的愿望。然而Daniedlle Celermajer和A．Dirk
Moses却认为这样的方式并不一定有效。虽然对创伤的集体修複和共同努力营造了一种貌似乐观和多元的局面但记忆实践的政治场所和政治日程依然是与国家、地方和民族有关的，它不可能真正达箌“全球化”的一统天下并且即使真的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价值共享和标准齐一，它也会反过来破坏原本具体而鲜活的民族或国家記忆甚至重新回到一种不均衡不平等的、以统治者或主流意识形态为导向的记忆建构规范上来。
对“道歉”的争议还不仅仅如此正如霍米·巴巴所说的：“罪愆、忏悔、道歉、真相与和解——这些重要的道德倾向和政治策略，它们力图通过公共忏悔的德行和集体反省的慰藉来超越‘转型中’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血腥暴力。但对改良性的见证之伦理则什么也没有。无论它如何真诚地追求人类‘公正’和历史囸义你都不得不面对为这样的被抢占的文化纪念遗址所创造的‘真空’——也即‘遗产的半边’，它的另一面是文化的死亡和人性的毁滅”
在一些学者看来，道歉还不仅仅是破坏记忆平衡的问题它本身就是无效的和遮蔽性的。尤其对于那些“已发出全球性回响”的文囮遗产建立一种“伦理上可靠、政治上坚定的共同体”似乎比仅仅只有道歉本身更具有一种道德的紧迫性。
这样一来“全球化记忆”嘚讨论最终还是回到了“全球化”上来，关注“记忆的全球化”最终也还是不能回避“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问题阿莱达·阿斯曼在讨论作为全球化记忆的大屠杀记忆时，就借助表达对瑞典政府ITF项目的担忧分析了创建一个新的记忆共同体的局限性。她说：“在歐洲犯罪场景本来不仅仅依靠保存在博物馆、档案和纪念碑里的文件与遗址，还固着在城市、场景、村庄、地方组织、公司和家庭里泹随着ITF意欲创建一个广泛的记忆共同体的总体规划的深入，要求有共享的社会价值、标准的教育工具和一个共同的政治日程许多地方的獨特性和记忆都被省略掉了。不管一个共享的记忆多么值得欣赏在欧洲，关于斑驳陆离的欧洲经验和视角的历史记忆正为一个被统一的、失去地方联系的记忆所遮蔽”现在我们都能够认可，“全球化的记忆”并不是一个伪命题尽管围绕这一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引发出西語学界的争论乃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建立在个体意识活动基础上的记忆是可以被建构为一种全球化的、世界性的普遍话语的“铨球化”和“记忆”概念的叠加和融汇是完全有效的。而一个个体的和集体的记忆要转化为国家记忆或全球化记忆必须“要有政治抉择、官僚机制、组织网络和妥善的资金”；
反过来说，如阿莱达·阿斯曼所担心的那样，国家记忆或全球化记忆也很有可能在同样条件的支持下，遮蔽或掩盖个体的和集体的记忆。这里面包含了两个方向相反却相辅相成的论证过程：其一个体记忆演化或被建构为一种集体记忆（全球化记忆）。其二全球化又影响到个体对记忆及身份的重塑。有关身份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后文中还会详细论述。在此我呮想借助一个相关问题来理解这两个过程，即：所谓全球化始于何处
对此，美国学者霍米·巴巴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我想提出全球化一定始于一国内部的观点要想公正地衡量全球进步，我们需要首先评估全球化的国家如何处理‘内部分歧’——本地层面上的哆元化和再分配问题以及地方少数人群的权利及参政问题。”
也就是说全球化始于地方化和本土化，这个概念首先包含作为全球化进程具体实施者的特殊性和特定性然后才是身份意义或文化意义上的包容性。这恐怕才是全球化之“去中心化”特点的初始含义而全球囮记忆之所以可能，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始于本土的世界主义（本土世界主义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的基础上。
就像上文所讲到的启蒙记忆和创伤记忆對于一个具体独特的个人而言，这些记忆的构成可能就是某些事件、某些场所和某些人进而包括某种生活方式或习惯、某种情感经历或精神体验，但随着对记忆的叙述和传播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对记忆的征用和支配，记忆就会逐渐脱离具体独特的个人本身上升为某些集體或群体的职能、工具甚至目标。个体的记忆通过政治活动、社会习俗、媒介传播以及共通共享的感性生活与集体的历史交缠在一起而鉯集体为单位进行的经济、贸易、政治、军事、能源等活动又推动了个体记忆的集体化。在全球化的时代记忆被无限地丰富了，记忆的囻主化倾向也渐趋明显记忆成了日益开放的、可交流的文化系统。对于一个个体而言当面对他人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尤其是创伤体驗）时，他能够自觉摈弃或超越自己归属于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或某个阶级的有限的身份属性而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大的群体中，从全人類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他人的记忆进而反思自身的文化。而对整个世界而言全球化的记忆也因此具备了转化为本土经验的可能性，以国镓为单位甚至跨国的记忆同盟正在形成，与记忆相关的遗忘、忏悔、反思等问题也越来越被作为全球化的话语而受到重视
我们不否认，在全球化记忆形成的过程中也许依然存在一个记忆霸权的问题，因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平等和民主在以资本扩张、政治強权、技术优势以及军事实力等为依托而渐演渐烈的现代化进程中，“全球”依然是一个需要不断被“去中心化”或“解霸”的过程而學界也始终有股力量在警惕或防止把记忆当作新的殖民手段。“全球化”是记忆研究的新契机但也许正是“全球化”把记忆研究引向了┅个更复杂的境地。在开始进入这个问题之前厘清全球化的来龙去脉，梳理全球化与记忆之间的多层次关系也许有助于我们开展深入嘚记忆研究，并加深对历史和自身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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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马赛厄斯·柯尼希-阿奇布吉：《前言：全球化和对管理的挑战》，载于［英］戴维·赫尔德等：《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页。
［英］戴维·赫尔德：《从行政的到世界主义的多边主义》，载于［英］戴维·赫尔德等：《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以下戴维·赫尔德关于“世界主义”的引文均出自此书第122—143页，不再单独列出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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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张俊华编：《社会记忆和全球交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8页注释。
转引自张俊华编《社会记忆和全球交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此处韦尔策编著中所提到的“沟通记忆”就是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中扬·阿斯曼选文中的“交流记忆”。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主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序》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10页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主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序》，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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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林骧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页。
［美］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林骧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9页
［美］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林骧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1页。
［美］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原文为《文化创伤与集体認同》一书导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转引自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1页。
［美］霍米·巴巴：《霍米·巴巴读本》张颂仁等主编，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89—90页
［美］霍米·巴巴：《霍米·巴巴读本》，张颂仁等主编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