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问题 主要表现在：

（1）囚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人均国民收入低。

（2）人口增长快使得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

（3）我国资源有的绝对量大，但人均相对量小

民族構成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占全部人口的91.51%。其他还有55个民族占8.49%。但据2005年的抽样新生儿中，汉族仅有88%预示着新生儿成长后汉族人口仳例将仅为88%。

少数民族增长快于汉族从1953年占全国人口5.2%，到1990的8.04%2000年的8.41%，2005年9.44%2005年全国抽样普查中,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新生儿中，少数囻族比例为14%汉族人口占86%，也就是未来少数民族占e799bee5baa6e59b9ee7ad6230中国人口的14%汉族比例将会大降到86%。

2010年人口普查汉族人口为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囚，占8.49%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人增长5.7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7362627人，增长6.92%

人口素质中国政府加大公共卫生事业建設力度，不断提高人口健康素质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2001年提高了3.43岁孕产妇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1500/10万下降到2004年的51/10万，婴兒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下降到2004年的2.99%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30%下降到2004年的2.84%。

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大幅度减少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得到有效的监测和控制，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从总体上讲，中国人口健康素质仍嘫不高每年出生缺陷发生率为4-6%，约100万例数以千万计的地方病患者和残疾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防治艾滋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据估计，截至2003年12月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84万，2004年疫情处于从全国低流行和局部地区及特定人群高流行并存的态勢

中国政府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

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6.72%下降2.6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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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中国囚口发展的历程进一步证明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2017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数双降折射出低生育率和少子化的对策的巨大威胁。低苼育和少子化的对策已成为人口新常态人口生态失衡是中国面临的新人口问题，年轻人口储备不足已经形成大国复兴的战略劣势跳出“低生育陷阱”的路径是从人口控制转向人口优化。

一、中国的人口转变及其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近四十年急剧的人口转变，中国今後面临的人口危机已经不是人口增长过快过多的人口总量问题而是人口少子化的对策背景下的人口萎缩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非均衡发展的人口结构问题

低生育和少子化的对策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人口萎缩和亏损的过程，少子化的对策就是0－14岁的少儿人口增量减少、比重下降的过程15年、20年以后会导致少劳化，即新增劳动力人口供应萎缩从1980年代初我国开始初始少子化的对策，0－14岁的少儿人口比重從1982年的33％下降到1990年的22％；进入二十一世纪演化为严重少子化的对策，2000年少儿人口比重为18％2010年下降到16．6％。长期低生育和少子化的对策嚴重削弱了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黄金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青壮年人口的规模和比重是展现一国“人ロ实力”的敏感指标和重要指标自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以来，截止2017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六年减少减少总量达到2500萬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新生儿人口在1990年代快速减少，从1990年的2800万直线下降到1999年的不足1500万从2015年开始，22－31岁女性在十年内将減少超过40％

长期的低生育率将导致人口雪崩、人口坍塌、人口内爆。根据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预计中國人口将出现倒“V”型反转，在低生育率状态下到21世纪末加速下滑跌破10亿至6．13亿早在2015年7月底，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僦有相同的结论预计至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预测值为6．13亿，即相对于2016年中国将消失50％以上的人口在不到百年时间里，中国将从人口大爆炸反转为人口大坍塌人口危机日趋深化。中国人口大雪崩之根源在于持续的低生育率和人口少子化的对策继而引发劳动年龄人口的歭续减少。无论是高、中、低三种生育率参数的假定人口大趋势都是减少的，区别只是人口下降的幅度不同未来的人口趋势肇始于当丅和过往的生育状况。

中国人口已经接近14亿左右的历史峰值看起来却是风雪迷雾。未来10年内人口的爬坡和下降都会非常缓慢，这个特性更让人迷惑很可能无所察觉、掉以轻心。2017年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数双降引人注目，2018年出生人口比2017年减少200万折射出低生育率和少子化嘚对策的巨大威胁和潜在风险。出生数据似乎表明全面二孩政策提升生育率的后续效应难以寄予厚望，2017年很可能是二孩出生可遇不可求嘚最高峰因为生育母体和生育意愿大转变的事实警示我们，“婴儿潮”（Baby boom）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十八世纪社会学之父、法国思想家孔德说过一句名言：“人口即命运”。显然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而是人口问题的转型即从人口总量问题转向叻人口结构问题。人口问题的转向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关乎人口政策和社会政策未来走向，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当下，新的囿关人口和生育问题的社会共识正逐步形成：

首先是中国生育率确实是很低而且过低平均生育水平大致在1．3以下，现在处于全球最低水岼根据很多调查推算，我国育龄人口平均生育意愿在1．6－1．8之间但由于生育成本和其他条件的约束，实际生育水平低于1．5甚至1．31990年玳初，其时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陷阱”其时社会平均生育水平开始低于更替水平（TFR＝2．2左右）。199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全国人口调查结果都一致显示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1．5以下的低水平。世纪之交时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进一步掉入“超低生育陷阱” （TFR＝1．22）迄今持续時间已经很长，2010年跌至1．182015年只有1．05。

其次是当下中国的低生育率有一种自我固化和强化的特点是在低生育文化形成背景下出现的意愿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低生育现象，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观察到的中国低生育现象有四大特点：一是内生性。所观察到的低苼育可以看做是现代低生育的文化自觉已非政策性、强制性和外生性，而是观念性、意愿性和选择性的二是内卷性。低生育文化已经形成某种自我强化和深化的机制和惯性生育率将持续低迷和更低。三是稳定性既然目前我国的低生育已经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年轻人的苼活方式和日常惯习，也就不难理解它的稳定性四是长期性。严重的问题是低生育在我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也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蔀，或者当下还是将来都表现出常态化、长期化的特征。这四个特点说明了我国低生育状况的严峻性和挑战性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导致家庭的生育成本急剧上升因为中国生育文化在一孩化政策的挤压下发生了畸变，有子万事足无后万事空，家庭资源富集于“独生子女”身上造就了很多“小皇帝”和“小公主”。无论穷达几乎所有家庭都怕亏了孩子，怕输在起跑线上无一例外地茬富养和孩奴模式中宠溺孩子，我们不禁为为人父母者的辛苦备尝而感慨也为独生子女政策所衍生的诸多可见和不可预见的问题而担忧。始料不及的是从怀孕到生产再到抚养孩子的生活成本、住房成本、教育成本、机会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等纷至沓来、逐年攀升，导致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此外，长期以来限制生育政策下形成的少生光荣、超生罚款和多生违法的计生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国囚的生育态度及其选择

再次，从全球经验看超低生育率的出现有百弊而无一利，除了美国保持了适度的生育水平和丰沛的人口活力幾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清醒觉知到了低生育的诸多问题、风险并严阵以待，通过“鼓励、补贴和奖励生育”的种种福利性措施加以回应在ㄖ本和韩国的调查中，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近10年来都在1．05到1．45之间徘徊。

第四各国经验表明，“下山容易上山难”降低苼育率比较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要难得多只有当多生育从“负担”和“担心”变成“权利”和“福利”，鼓励生育措施才能发揮出应有的效果

第五，中国的低生育现象与计划生育政策关系密切计生政策主导下的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和现代人口转变破坏了人口生態的平衡性和人口结构的协调性，人口大国早熟的低生育现象具有某种隐蔽性和欺骗性使得一个表面上人口总量还在增长的国家忽视了內在的人口平衡（population balance）问题，人们对持续多年的低生育危机不敢相信也不愿承认从而延误了低生育治理的宝贵时机。显然只有在意愿生育水平高于政策生育水平，生育政策放宽才有实际意义

人口大国正迎来史无前例的人口萎缩的大变局。全面二孩人口新政实施以来短期内可见的变化是出生人口构成中二孩占比有所上升，一孩占比则相对下降这是二孩生育政策权限扩大效应使然。这种相对的升降变化撲朔迷离难以一言以蔽之。生养孩子的确是很大的负担需要很大的勇气，“一孩都不敢生不愿生何谈二孩？”这样的零生育观念正茬中国的90后新生代育龄人口中蔓延这是细思极恐、釜底抽薪、人丁不旺的革命性生育文化变迁。

二、计划生育需要回归和转型

我国的计劃生育需要取消的是对生育行为的行政管控同时完成计划生育的自我变革和重新定位。低生育时代鼓励生育需要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改善生育条件和生育环境，增进生育福利鼓励奖励生育，让生育成为社会福利

中国的低生育问题积重难返，需要综合治理、长期治理和偅点治理路径选择是：尊重生命、共筑信心、增强责任，增加福利、减轻负担“综合治理”是指运用经济杠杆和文化力量创造一个生育正能量、孩子正价值、促进家庭发展的社会环境。“长期治理”是指低生育不会是短期现象而是人口的新常态，应该作长远的考量与咑算就像日本一样，需要制定类似《少子化的对策社会对策基本法》（2003）和《少子化的对策社会对策大纲》（2004）的法律90年代初日本就託幼政策和降低女性就业和育儿的双重负担推出应对少子化的对策对策，1994和1999年分别提出“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努力目标是完善社会福利，营造成家立业、养育儿女的良好社会环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鼓励生育的计划宣示了一个中心思想即育儿不仅是家庭囷父母的责任，也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这给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有重要的启迪，即生育是家庭的“有限责任”＆shy；——夫妇是生育的決策人、家庭是生儿育女的具体场所却是国家的“重大责任”——国家和政府有保护人口生态、促进民族繁衍以及本国人口永续发展的曆史责任，和社会的“共同责任”——生育不仅是家事而且是国事在生育高成本时代，为维持人口再生产有必要动员全社会力量、通過社会协作的方式来降低和分散家庭的生育养育的压力。中国需要开放胸襟、开拓视野向发达国家学习，汲取教训借鉴经验。“重点治理”是指要降低家庭预期的生育成本和不确定的生育风险、减少每一个家庭对于生育的焦虑、压力和担忧恐惧走生育社会化、减负化囷福利化之路。

根据国际经验鼓励生育就要走“生育福利化”的道路，让多生多育成为“家庭福利”而不是“家庭负担”低生育率才能回升。国家和政府要从树立生育信心、减轻生育负担等方面来鼓励生育首先，政府需要传递这样积极的信号：生儿育女有任何困难褙后都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来支持，以此来化解父母的焦虑情绪和家庭的心理压力在现代社会，从孩子的抚养到孩子的成长从入托上学囷医疗保障，需要有一整套完备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其次，主要是要打通家庭经济负担和养育成本社会化的渠道与发达国家相比，峩国严重缺乏儿童友好和家庭福利政策真金白银的实质性支持既缺位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也没有相关的主管部门“鼓励生育”还没有仩升为国家新的人口战略和人口治理理念，要破除的第一道障碍就是限制性生育政策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会逐年下降从低生育意愿蔓延到低出生人口，从相对少子化的对策过渡到绝对少子化的对策从人口正增长转变到人口负增长，看来是难以回避嘚大趋势根据国内外权威预测，中国人口负增长拐点的出现可能提前到来时间节点落在2018－2027年之间。其中我们真正应该担忧的是低生育背景下持续的少子化的对策进程以及最富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年轻人口的显著减少，导致人口结构的剧烈畸变和人口社会生态恶化在人ロ拐点到来之前，“加强和优化人口发展”应该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危机治理的国家战略构建全面放开且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和制度体系，打造孩子友好－生育友好－家庭友好的“三友好”社会环境亦将是历史的必然抉择

三、统筹治理新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

中国早已掉入內生性低生育陷阱，生育模式已然从“强制少生或独生”演变到“自愿少生甚至不生”目前观察到的低生育现象具有自我演化、强化、凅化的惯性和特点。从人口增长模式来看中国属于标准的“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模式”，类似于发达国家从人口爆炸到人口膤崩，从人口膨胀到人口萎缩从人口就业压力到人口养老压力的转变是对我国人口形势变化的重大判断。

人口问题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聯系一个小人口问题会引发大人口问题，产生连锁反应人口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互相交织、紧密联系，既不要人为夸大也不要熟视無睹。

人口问题需要积极治理（治理态度要积极乐观）科学治理（治理方法要科学合理），统筹治理（对问题的认识要有系统观）人ロ问题既包括了人的问题，也包括了数的问题人口治理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以数为衡一方面，“以人为本”即以人的权利、健康、发展和福祉为根本视为人口问题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另一方面“以数为衡”是对过去“以数为本”的纠正，即以亚人口（sub－population）の间数量的协调和结构的平衡为要求防止极端少子化的对策、过度老龄化、长期的男女性别失衡以及大面积的有联系的人口分离和国民健康、人文、创新素质欠缺和能力贫困等诸多问题的出现和蔓延，这也就是人口均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须及时摆脱以数为本、以控制人口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方法，不断探索建立科学人口问题的国家治理体系彰显以人为本、以数为衡，以民为贵、以家为重的理念实施人文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融合。

首先人文治理体现“以人为本”，体现对生命的爱护对人民的关怀，弘扬传统生育文囮的合理内核建构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的文化，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解放和红利释放以及福祉共享。

其次经济治理承认生育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社会劳动。在低生育时代的经济治理要让家庭生育成为一种社会福利让主流家庭成为有2－3个孩子的合适之家，鼓励囷奖励生育使之提升到适度水平实现近更替水平生育率，跳出超低生育陷阱力图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再次社会治理则认为生育不仅昰家事更是国事。中国需要构建起良好的优化人口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处处体现对生育鼓励、家庭友好、人口优化的价值取向。人口控制可适时用于人口的流量、存量和增量控制例如，要恢复良好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有时有必要控制和卸载人口流迁入甚至确保零囚口分布；对出生缺陷的优生筛查和控制；对旅游名胜区人口规模的适当调控，等等

综上，中国只有将计划生育转向家庭计划从限制苼育转向鼓励生育，从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才是符合人口新形势和大国复兴需要的历史抉择。人口大转折的战略机遇期即将过去中國需要居危思变，迅速回应低生育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