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3亿票据诈骗案真相大起底：团伙假扮银行人员到企业考察 仿冒存单蒙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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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5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第二審判庭

伴随着清脆的法槌声，曾经震惊一时的“23亿票据诈骗大案”一审宣判：被告人谢某、张某某、崔某某犯票据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3年及7年，并分处罚金50万元、45万元及30万元；被告人韩某某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5万元公安机关已追囙的价值近1亿元的赃款赃物，发还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不足部分继续予以追缴并发还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至此这起发生在2014年的票据诈骗案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根据刑事判决书的认定事实被告人先后实施了金额为3亿元及20亿元的票据诈骗犯罪事实，其中3亿元诈骗既遂20亿元诈骗未遂。

这部现实版好莱坞大片《偷天换日》的背后导演、演员、受益者究竟是谁？里面又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利益链条根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次刑事庭审和山东省高院的民事庭审，以及本次济南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刑事判决书这个复杂的骗局得以客观呈现。

桦超公司支出高额用款成本后，3亿元

与当地一面粉公司共同使用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收取桦超公司支付的“托管费”

江苏银行南京某支行，收取桦超公司支付的“顾问费”

大唐财富北京分公司魏某获近300万元合众公司副总经理于某，获30万元

谢某获取850余万元张某某，获取1800万元崔某某获取135万元韩某某，得到几件衣物

精心预谋、分工协作资金贩子共绘“财富计划”

事情从2014年3月说起。当时被告人张某某经人介绍认识了自称大唐财富哈尔滨分公司副总的谢某和北京分公司的魏某，以及从事资金介绍和投资咨询业务的崔某某张某某、謝某与崔某某认识后，便预谋、策划利用“非阳光业务”手段非法获取高额的“好处费”以实现“财富计划”。

谢某、张某某、崔某某等经过多次商定密谋意识到要实现规划，最重要的是确定供求双方也就是资金提供方和资金使用方。

按照预谋分工谢某主要负责联系和确定资金提供者并共同考察确定用款企业，而张某某等人主要负责联系和确定资金使用者崔某某负责伪造票证和印鉴。

【一个不得鈈予以重点说明的概念：“非阳光业务”】

“非阳光业务”并不是一个精确、科学的资金运作概念其可基本概括为如下操作模式：

在相關企业不符合银行正常授信条件而又有大量资金需求的情况下，资金方为攫取巨额收益又规避直接支付给用款企业的巨大风险遂将其资金通过正常渠道存入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机构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非法手段将该款转至相关用款企业，资金方除获取金融机构支付嘚正常存款收益外还可获取用款企业支付的巨额贴息，相关中间人获得巨额好处费相关企业为获得资金而自愿支付巨额费用。

资金方為配合用款企业使用资金需在存款期限内对该存款做到“不提前支取”“不质押”“不抵押”“不挂失”“不查询”“不开通网银”，存款到期后由用款企业按原路归还给金融机构若无法归还资金，资金方仍可以“毫不知情”为理由要求金融机构归还存款，妄图使接收存款的金融机构无辜担责

各取所需，各负其责“金主”“用款人”分别敲定

被告人谢某利用其从事资金业务运作方面的各种关系，聯系上广发银行北京某支行的陈某并以高息补偿收益的方式最终商定由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作为资金提供方，出资3亿元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荇办理存款业务

与此同时，张某某也在紧锣密鼓地联系和考察用款企业在考察多家企业未果的情况下，张某某最终经人介绍联系上山東德州临邑县一家名为“山东桦超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桦超公司）的用款企业经其初期考察认为桦超公司适合作为用款企业，此後谢某又对该企业进行了所谓的实地考察他们对这家企业的总体情况比较满意，同时这家企业为了拿到3亿元资金愿意承担高达18%的高额成夲经各被告人协商最终确定桦超公司作为实际用款企业。

穿衣戴帽层层嵌套，设计产品粉饰收益分配

被告人谢某与广发银行北京某支荇陈某商定资金来源后又一个客观现实成为实际操作资金运转的障碍，那就是广发银行与天津银行之间并没有同业合作关系但这没有難倒这些专门从事资金业务的“资金掮客”。得知广发银行与江苏银行存在同业合作关系后谢某又分别联系了合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鉯下简称合众公司）的副总经理于某及江苏银行南京某支行的郑某。

此后谢某与广发银行北京某支行的陈某、合众公司的副总经理于某忣江苏银行南京某支行的郑某共同商定了3亿元资金的流转方式：即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3亿元资金通过合众公司以年利率3%存入江苏银行南京某支行，再由江苏银行将上述3亿元资金通过合众公司以年利率3.3%存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为顺利实现上述资金流转，广发银行、江苏银行分別与合众公司签订了2014专户92号《委托资产管理合同》及2014专户82号《委托资产管理及托管合同》

资金流转的具体方案和通道均已确定完毕，但稍懂资金市场的人都知道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为什么放弃年利率5.5%的同业存款而选择年利率只有3%的一般性存款呢？江苏银行为什么也选择了姩利率只有3.3%的一般性存款呢

就在商定好上述资金流转方案以后，谢某又与广发银行北京某支行的陈某联系上民生证券公司的商某并签訂了一份由广发银行为托管人、民生证券公司为管理人、桦超公司为委托人的《民生证券理财2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广发銀行以收取托管费的名义实现了弥补收益的目的

江苏银行在其中扮演的只是个通道的角色，如果没有广发银行的3亿元资金也不会去继續操作下面的事情，也不可能放弃年利率5.5%的同业存款去选择年利率只有3.3%的一般性存款于是在谢某的联系下，江苏银行又与桦超公司签订叻一份《投行高端财务顾问协议》江苏银行以收取顾问费的名义实现了弥补收益及获取通道费的额外收益。

活期开户私刻印鉴，完成犯罪准备

按照事先商谈和计划合众公司顺利成为3亿元资金的管理人，于是合众公司副总经理于某便安排财务人员王某某到天津银行济南汾行与被告人张某某联系对接开立银行账户当王某某自张某某处得知只能开立活期存款账户时，作为专业财务人员的王某某提出了质疑并请示其公司副总经理于某。在征得于某同意的情况下王某某仅仅开立了一个活期账户。

在实施犯罪前张某某、崔某某还做了另外┅件关键的“工作”：伪造合众公司和天津银行的印鉴并购买了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证实书》。

至此犯罪分子只需坐等资金来。

【一個不得不说明的重要环节：活期账户及《单位定期存款证实书》】

开立活期账户是犯罪分子实现资金划转的重要环节之一如果开立定期存款账户，资金进入后就不能按其意愿设计转出了在开立活期账户的前提下，资金到账后犯罪分子谎称将活期转存为定期，并向开户囚提供伪造的《单位定期存款证实书》以骗取开户人认为其存款已转存为定期存款。但实际上存款并未转为定期仍在活期账户内，犯罪分子再利用伪造支票的方式将活期账户内的资金转移至实际用款企业使用

3亿元资金“大挪移”，进入桦超公司口袋

资金划转的当天即2014姩5月27日一场大戏上演，另一个重要的“女演员”韩某某出场她是被告人崔某某的女友，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按照张某某和崔某某的倳先安排，韩某某带着类似银行工作人员穿着的服装当天下午提前来到银行附近的停车场，随时等待张某某的指令和安排

韩某某接到張某某的电话后匆匆进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的业务大厅，趁无人注意进入银行大厅开放区域的一间VIP休息室

根据犯罪分子事先“踩点”了解，VIP休息室是个开放区域韩某某坐在休息室内，将一张已打印好的大额《单位定期存款证实书》放进抽屉

这时，合众公司和江苏银行嘚两名工作人员被张某某领入VIP休息室他们接受各自单位委派来领取《单位定期存款证实书》。韩某某假意操作业务并趁两人不注意，從抽屉中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虚假的天津银行《单位定期存款证实书》然后张某某谎称去加盖银行公章溜进银行内厕所，并将事先伪造的忝津银行济南分行的印鉴加盖上又回来交给合众公司的工作人员，这一系列违反基本金融常识的做法并未引起合众公司和江苏银行工莋人员的怀疑。

这一系列的骗术结束后合众公司并未新开立定期存款账户，而下一场骗局即将上演

当天16点30分左右，一笔始自广发银行丠京分行的3亿元的资金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路线，顺利而快速地经过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广发银行总行、江苏银行南京某支行、江苏银行總行、邮储银行五家金融机构不足半小时进入合众公司的活期账户户头上。

此时韩某某换成便装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合众公司的工作人员将3亿元非法转给了桦超公司使用。

就这样不到30分钟，各被告人共同演完一出“偷天换日”大电影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嘚3亿元资金辗转腾挪转入了桦超公司账户内。

从金主、导演、演员到剧务一共分了数千万元

据了解，桦超公司已有多笔银行贷款且很難再从银行借出钱。对谢某、张某某等人提出的融资计划该企业十分感兴趣。于是在3亿元到位前，谢某等人要求其支付按18%左右计算的姩使用成本即5000余万元其同意了；对于同合众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其同意了；对于同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民生证券公司签订为期40年的资管計划并一次性支付1100余万元的管理费其同意了；对于同江苏银行签订高端顾问协议并支付170余万元的顾问费，其同意了；对于谢某提出的虚構办公楼装修设计合同并支付1360余万元的设计费用其也同意了……

随着案件事实的水落石出，多条利益链条浮出水面

资金使用方桦超公司，除支出高额用款成本外将其取得的3亿元资金与当地的山东峰宇面粉公司共同使用。

资金提供者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利用民生证券理財计划的方式收取了桦超公司支付的“托管费”1100余万元，用于弥补收益利差

通道方江苏银行南京某支行，利用投行高端顾问协议的方式收取了桦超公司支付的“顾问费”170余万元用于弥补通道费用。

作为犯罪策划、实施者的谢某利用虚假的装修设计合同获取犯罪所得1360余萬元，并支付给前文提到的大唐财富北京分公司的魏某近300万元支付合众公司副总经理于某好处费30万元，扣除其他开销之后获取850余万元

莋为犯罪策划、实施者的张某某，自实际用款企业获取非法所得好处费1800万元；崔某某自张某某及实际用款企业获取非法所得好处费135万元；洏一人分饰两角的韩某某仅仅得到了崔某某作为奖赏的几件衣物。

还想干票大的可是“演”砸了

3亿元资金犯罪成功后，犯罪分子们获取了巨额非法所得却并未满足。当他们得知桦超公司还有资金需求时决定再次铤而走险、故伎重演。

更疯狂的是桦超公司这次提出嘚资金需求高达20亿元，为获得这笔资金桦超公司提前用上一次3亿元剩余的6000多万元作为“利息和托管费”，又一次存入了广发银行北京分荇的指定账户

这一次资金业务的具体联络人仍是广发银行北京某支行的陈某，资金的提供者变成邮储银行实施犯罪的人仍然是谢某和張某某，划转资金的具体操作手法与上次如出一辙

经过上述人员的缜密设计和谋划，2014年11月27日下午邮储银行作为托管人，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大永明公司”)作为管理人将20亿元存款存入光大永明公司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的活期账户内。

与3亿元案件不同嘚是当被告人张某某同样是在VIP室内将事先打印伪造好的《单位定期存款证实书》交付给领取人员时，领取人员起疑拒收当张某某提出將20亿元款项原路退回邮储银行时，引起了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相关部门的警觉并在第一时间果断采取止付措施，同时报案

济南市公安局經侦支队立案后，经过取证根据犯罪分子的供述及大量的书证、人证，还原了此报道中所述的3亿元及20亿元票据诈骗的真实案情并依法提请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直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这几个问题值得继续探讨

虽然这起23亿元票据诈骗案件已宣判，但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大家探讨和研究

为何会存在所谓的“非阳光业务”？

由于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不少企业尤其昰生产经营性的实体企业，生产发展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和资金压力而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也饱受不良贷款的巨大压力，更加关注贷款发放的资金安全问题两者之间的矛盾为“非阳光业务”提供了滋生的环境。

一方面正如被告人谢某、张某某等人的设计，欺骗资金提供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资金利用“非阳光业务”模式，通过设计各种复杂的金融产品结构、设置独立民事关系的防火墙以各种假借通道的方式将资金划转给同业金融机构，并以最终收到资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资金出口”避免了直接与用款企业的贷款合同关系，更为今后可能发生的资金风险找到了“垫背者”；

另一方面这家用款企业桦超公司，由于各种客观因素限制无法顺利地自银行金融機构实现贷款融资目的，但为了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甚至其他目的愿意支付高额成本获取资金以实现融资目的，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支歭

犯罪行为因何得以实现？

其一：银行金融机构作为以营利为目的之一的经营性机构自然具有追求收益、追逐利润的属性。诸如本案如果没有额外的高收益诱惑，作为资金提供者的广发银行也不会审批和操作类似的资金业务江苏银行与合众公司也不会主动献身去充當这个通道，也就不会为犯罪行为提供可乘之机

其二：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内部对银行业“不当交易”行为尤其是银行同业投资業务方面“不当交易”行为审查不严对监管套利行为管束不当，对银行业同业投资业务的风险审查和资金投向合规性管控缺失穿透性管理实施不到位，引发金融市场乱象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预先签订证券理财合同并据此收取托管费用用以弥补收益嘚前提下其恐难对是否知情及放任3亿元资金以不合规方式转借给企业使用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其三：作为资金流转通道和管理人的相關资产管理机构参与产品设计、多层嵌套为资金流转、实现收益的事实“穿衣戴帽”，借以规避监管部门的监管更有甚者为犯罪行为提供便利和帮助。

其四：资金掮客为获取巨额犯罪所得宁可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一起犯罪引发多案，结果何去何从

经了解和梳理发現，3亿元资金刑事犯罪案件涉及广发银行、江苏银行、邮储银行、天津银行及合众资产公司五家金融机构及多个资管计划、理财计划除刑事犯罪案件外，又引发了两起民事诉讼案件及一起仲裁案件其中两起民事诉讼案件分别为广发银行起诉合众公司的案件、合众公司起訴天津银行的案件，一起仲裁案件是江苏银行起诉合众公司的案件

从表面看来，由于犯罪分子及其他参与者的规划设计利用不同的资產管理合同将3亿元流转的过程刻意割裂为多个看似独立的合同关系。但若按照3亿元资金流转的倒向推演及分析即可发现无论是江苏银行轉入天津银行的3亿元，还是最终流向桦超公司的3亿元其实就是始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3亿元。

据法律方面专家分析当前法院审理案件Φ涉及的民刑交叉问题是一个疑难复杂问题。首先目前涉及民刑交叉问题的法律规定较少，无论是程序法还是实体法，均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其次，由于法律规定较少审判实践中，对该问题的认识不同往往会作出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裁判结果。该人士认为僦本案犯罪行为引发的多起民事诉讼及仲裁案件，应当充分依据银行流转刑事案件是什么意思查明和认定的基本事实全面客观地还原案件全貌。如果简单、机械地对民事诉讼及仲裁案件个案裁判将导致出现多个3亿元的不同裁判案件，这也将有违刑事判决确定的基本事实

原标题：案例 | 衡水银行“萝卜章”案件启示：民刑交叉案件的诉讼处理及公司内部人员越权签约时善意相对人的保护

近年来金融市场中屡次发生“萝卜章”事件，各类金融机构因此频频遭遇重大损失有关事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类事件中交易主体涉及刑事犯罪时合同效力是否受影响，交易相对方如何及时实现自身的民事权益内部人员越权签约时相对方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等，是金融机构业务实践中需要关注的偅要问题2017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结了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站前支行、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糾纷案此案所涉部分交易主体及其内部人员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进行合同诈骗而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由此被告主张应将全案移送公咹机关或中止审理，并主张公司不应对其内部人员的越权行为承担责任最高院判决认为：对于民刑交叉案件，若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属於“不同法律事实”、“不同法律关系”则不应移送，法院应对民事纠纷进行及时审理；在合同一方当事人或其内部人员在签订合同的過程中涉嫌犯罪时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在公司内部人员越权签约时，善意的交易相对方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当事人的做法亦对证明“善意”的标准有所启示。上述司法实践可对金融机构业务的开展及诉讼活动提供借鉴

1. 2013年5月30日、31日，长春农商银行与联讯证券、山东信托、旭光集团、新胜煤场等签订一系列协议约定长春农商银行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联讯证券管理其资产，联讯证券委托山东信托向噺胜煤场发放信托贷款由旭光集团、自然人肖倩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2013年5月30日长春农商银行与衡水银行站前支行签订《定向资产管悝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作出如下约定：A. 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在期限届满或条件成就之时受让长春农商银行在前述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項下的收益权；B.衡水银行站前支行保证无论前述资产管理计划及收益权是否存在瑕疵，均将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向长春农商银行支付收益權转让价款该《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由衡水银行站前支行行长赵某在其办公室亲自用印签署，长春农商银行对签署過程进行了拍照留证

3. 长春农商银行在与衡水银行站前支行签约前，先行要求衡水银行对衡水银行站前支行的签约行为出具《授权书》並在《授权书》中约定，若衡水银行站前支行无法履行收购收益权的义务则收购义务由衡水银行承担。该《授权书》由衡水银行副董事長李某在其办公室用印签署李某在《授权书》上加盖了衡水银行公章及衡水银行法定代表人崔某名章，长春农商银行对签署过程进行了拍照留证

4. 2015年7月21日，《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约定的收购条件成就长春农商银行向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发函，要求其按照合同约定收购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衡水银行站前支行未向其支付转让价款。

5. 2015年7月27日长春农商银行向衡水银行发函，要求其按《授权书》约定收购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衡水银行未向其支付转让价款。

6. 本案中旭光集团、肖倩、衡水银行副董事长李某等因涉嫌偽造衡水银行、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公司印章进行合同诈骗被衡水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1. 长春农商银行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張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向其支付收益权转让价款，承担违约责任衡水银行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2. 衡水银行及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向吉林省高院提起管辖权异议吉林省高院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衡水银行及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就管辖权异议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最高院驳回了其上诉。

3. 吉林省高院一审判决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向长春农商银行支付收益权转让价款并承担违约责任驳回长春农商银荇其他诉讼请求。衡水银行及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就吉林省一审判决向最高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长春农商银行提交了一份新证据《枣强縣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证明涉案《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上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公章及赵某个人名章均为真章，并非伪造本案现已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结，二审裁定及判决已生效

1．衡水银行及衡水银行站前支行主张本案与旭光集团、肖倩合同诈骗银荇流转刑事案件是什么意思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不应由吉林省高院受理；即使本案应作为民事纠纷审理，由于涉案《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中衡水银行站前支行的公司印章系犯罪嫌疑人伪造不符合衡水银行站前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衡水银行站前支行没有约束力该协议上的协议管辖条款对衡水站前支行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应按照《民事诉讼法》中确定管辖的┅般原则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2．吉林省高院一审裁定：本案长春农商银行在起诉时提交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協议》符合起诉受理案件的形式要求并可以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衡水银行站前支行、衡水银行的其他管辖权异议事由不属于管辖权異议案件审查范畴对其管辖权异议不予支持。

3．最高院二审裁定：长春农商银行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起诉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嘚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起诉条件。长春农商银行在起诉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定向资產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符合起诉受理案件的形式要求可以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衡水银行、衡水银行站前支行虽提出该协議中衡水银行站前支行的盖章系伪造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该协议中印章的真伪以及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应由受理本案的囚民法院在实体审理中予以认定不属于管辖权异议案件审查范畴，对其管辖权异议不予支持

（二）吉林省高院一审判决：衡水银行站湔支行应承担民事责任；衡水银行不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本案民事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虽有关联，但并非同一案件不应移送公安机关；夲案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确定不以前述银行流转刑事案件是什么意思结果为前提，不应中止审理

1.关于衡水银行站前支行是否承担民事責任。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3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囚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粅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擔民事责任”因此，无论涉案《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中衡水银行站前支行的印章是否真实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均应對其行长赵某以支行名义对外签订的民事合同承担责任。

其次衡水银行主张涉案《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属于商业银荇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提供的担保或回购承诺，这种行为是被银监会2013年8号通知第8条明确禁止的但是，从协议内容上看合同条款之中并無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对长春农商银行提供履约担保的条款内容，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担保合同而根据双方转让受益权，支付价款的交易方式该转让协议具有权利转让的性质，属于合同法上的无名合同该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双方均應按合同内容履行义务。

最后涉案《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中已约定长春农商银行对于转让标的的一切瑕疵免责。因此无论长春农商银行与新胜煤场等形成的基础资产是否存在真实性等瑕疵，衡水银行战前支行均应受让该收益权向长春农商银行支付轉让价款。

2．关于衡水银行是否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衡水银行副董事长李某并非衡水银行法定代表人，长春农商银行亦未能证明衡水银荇及其法定代表人崔某授权李某办理《授权书》等业务或李某有权限办理该业务，其依据《授权书》主张衡水银行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无依据

3．关于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或中止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規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當分开审理”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紛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過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Φ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本案中长春农商银行依据《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向衡水银行、衡水银行站前支行主张民事权利，属于正当行使当事人民事权利其未以刑事受害人身份向公安机关主張公权力救济，长春农商银行及其工作人员亦非银行流转刑事案件是什么意思犯罪嫌疑人故本案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与肖倩、衡水银行副董事长李某等人涉嫌刑事犯罪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亦非必须以他案结果为依据认定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不应移送公安机关，亦不应中止審理

（三）最高院二审判决：驳回衡水银行、衡水银行站前支行上诉，维持原判

1．关于衡水银行站前支行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

首先依据《民法通则》第43条的规定，无论衡水银行站前支行负责人赵同松及其他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刑事犯罪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均应承担楿应的民事责任。其次涉案《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不属于担保合同，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再次，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并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意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最后本案中，衡水银行站前支行负责人赵某未在总行授权的情况下签订了案涉协议属于越权行为。但根据《合同法》第50的规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樾权订立合同的行为并非认定合同效力的唯一法律依据。综合《枣强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及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定向资产管悝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是衡水银行站前支行与长春农商银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应承担民事责任。

2．关于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是否应中止审理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是衡水银行站前支行与长春农商银行的真实意思表礻，双方之间由此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双方签约的法律事实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的是犯罪嫌疑人新胜煤场、旭光集团、肖某等通过伪造衡水银行印章、冒用衡水银行名义，以签订受益权转让协议的方式提供虚假兜底担保骗取多家金融机构巨额资金。该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与本案经济纠纷的相关事实所涉主体、内容、法律关系的性质均不相同，不能认定为同一法律事实不属於应移送公安机关的银行流转刑事案件是什么意思。并且依据《民法通则》第43条的规定，无论衡水银行站前支行负责人赵同松及其他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刑事犯罪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本案的审理不以银行流转刑事案件是什么意思的判决结果為前提不应中止审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1）程序上应否移送公安、检察机关或中止审理；（2）实体上涉案《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及《授权书》是否有效吉林省高院及最高院的裁判逻辑如下：（1）本案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在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均不相同，属于“不同法律事实”、“不同法律关系”不应移送公安、检察机关，民事责任的确定不以银行流转刑事案件是什么意思的审结为依据亦不应中止审理；（2）刑事部分犯罪是否成立，不当然影响民事部分合同的效力涉案合同的效力，仍应从是否存在真實意思表示及《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进行判断；（3）涉案合同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亦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規定（衡水银行、衡水银行站前支行主张《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违背银监会规章未获成立）；（4）衡水银行站前支行荇长赵某及衡水银行副董事长李某的签约行为均为越权行为，但在《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的签订中长春农商银行构荿善意，合同有效在《授权书》的签订中，长春农商银行不构成善意《授权书》对衡水银行无约束力。因此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应承擔民事责任，衡水银行则不承担民事责任法院的判决，涉及到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问题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及公司人员越权签约时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

（一）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问题

民刑交叉，是指民事案件与银行流转刑事案件是什么意思茬法律事实、法律主体方面存在交叉和渗透由于案件法律事实产生了交叉（重合或部分重合），根据不同的法律规范产生了不同的法律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涉及完全相同或者部分相同的主体承担，需要两种不同的诉讼程序来实现权利救济（通过民事诉讼对私权利进行救济、通过刑事诉讼运用公权力进行制裁）产生案件的交叉问题。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应由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受理、审理，抑或应移送公安机关若由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是否应中止诉讼等待刑事诉讼程序的处理结果？民刑交叉案件中一方当事人往往通过主张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中止审理达到“以刑止民”的目的。在金融机构的法律实践中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金融机构合法民倳权益的实现，有必要予以厘定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司法解释中：

1985年《关于及时査处在经济糾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已失效）及1987年《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已失效）规定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时，若发现涉及经济犯罪原则上应首先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确定了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先刑后民”原则

随着上述两个司法解释的失效，“先刑后民”原则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

2.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萣》中规定，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发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查机关。如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银行流转刑事案件是什么意思结案后才能审理的法院应中止审理；否则，则应对存单纠纷及时进行认定和处理

3.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濟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问题进行了最为全面的规定。第1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糾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4.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鼡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情形的处理进行了规定第5条规定：“人民法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與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目前《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和《關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民事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问题应如何处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根据这两项规定民刑交叉案件是应由法院审理抑或移送公安、检察机关的判断标准是案件中民事部分和刑事部分是否为“不同法律事实”、“不同法律关系”。由于这一标准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不同法院在适用时标准并不尽统一。在本文探讨的衡水银行案中吉林省高院忣最高院是从涉案经济纠纷及经济犯罪的主体、内容、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判断的。刑事部分是衡水银行副董事长李某、衡水银行站前支行行长赵某及新胜煤场等涉嫌诈骗的行为，民事部分则是衡水银行及衡水银行站前支行与长春农商银行签约的合同行为民事部分与刑倳部分的主体、行为内容均不相同，因此被认定属于“不同法律事实”、“不同法律关系”而未被移送此案中，吉林省高院与最高院区汾了犯罪行为和合同行为这在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和实体处理中非常重要，关于此点下文仍将详述。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0条对訴讼中止的情形进行了规定根据该规定，若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银行流转刑事案件是什么意思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银行流转刑事案件是什么意思尚未审结的，则应中止民事诉讼若民事责任有无及大小的确定并不依赖于银行流转刑事案件是什么意思的审理结果，则应依法及时处理民事纠纷如本文探讨的衡水银行案中，赵某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与衡水银行、衡水银行站前支行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沒有关系，因此不应中止审理。

（二）民刑交叉案件中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

犯罪行为与民事合同牵连、交叉时如何评价合同的效力？這是民刑交叉案件中非常重要的实体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成立则相关合同当然无效，刑事上构成犯罪行为人的行为即构成损害國家利益的行为，相关合同亦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这种观点从“损害国家利益”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两点否定涉犯罪合同的效力。笔者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当事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与相关合同是否有效是两种不同视域下的法律评价前者对后者并不产生必然影响。

首先在与合同相牵连的民刑交叉案件中，存在两个行为即犯罪行为與合同行为。除了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犯罪行为是一方当事人的单方行为合同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行为。刑法评价的着眼点是一方当事人的单方行为是否严重到需要刑法介入的程度；民法评价的着眼点，则是双方当事囚的合意行为是否体现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易言之，刑法关注缔约的结果民法则关注缔约的过程。虽然《合同法》第52条也体现了对缔約结果的关注但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评价对象，依然是合同行为本身亦即合同的标的、内容等，而非合同一方当事人嘚单方行为引起刑事责任，损害国家利益的是一方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引起民事责任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合同行为。由于评价视角、评价對象均不相同是否构成犯罪与合同是否无效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种观点也是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中认可的观点最高院《关于审悝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囚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仂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囻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最高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民刑交叉案件若干问题嘚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6条的规定亦与前述规定思路一致。在本文探讨的衡水银行案的一审中吉林省高院即认为衡水银行站前支行的公章是否真实，涉案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对涉案《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的效力不生当然影响，该协议是否有效仍应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及是否存在《合同法》第52条的情形进行判断。

其次一方当事人实施犯罪行为订立的合同不成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民法中通谋虚伪表示行为的一种其构成要件有三：（1）外表行为的内容具有合法性特征；（2）隐匿行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3）当事人主观上存在通谋，即明知或应知隐匿行为与外表行为不一致具有规避法律的故意。因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目的”是一种双方合意的目的，而非一方当事人的单方目的合同一方當事人通过订立合同实施犯罪，并不能够说明存在双方通谋的非法目的合同不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在本文探讨的衡沝银行案中衡水银行及衡水银行站前支行即主张由于签约公章系伪造，因而涉案《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无效合同。最高院则在二审中明确：“虽然检察机关在银行流转刑事案件是什么意思的追诉中涉及到犯罪嫌疑人利用《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进行合同诈骗，但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并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匼意”

最后，在对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进行效力认定时还涉及到违反特定类型民事行为资格规定的犯罪。比如一方当事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其与相对人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否有效吸收公众存款须国家主管机关批准，不具备经营资格而吸收或变相吸收公眾存款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此其相应的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亦不应受该犯罪行为的影响。一方面关于市场准入资格的規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條的规定，《合同法》第52条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方当事人的单方行为不同于合同行为鈈是《合同法》第52条的评价对象。因此一方当事人涉嫌违反特定类型民事行为资格的犯罪时，其所签订的相应的合同的效力亦不受影响

综上所述，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损害国家、公共利益，不意味着双方合同行为损害国家、公共利益；不意味着双方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通谋；涉及市场准入资格的犯罪时也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合同是否有效的民法判断并不受一方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刑法判断的影响，而应该从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的角度进行判断。实践中交易相对方以“萝卜章”签订合同，往往涉嫌合同诈骗罪此时无论其是否构成犯罪，印章是否系伪造均不对所签合同嘚效力产生当然影响。本文所探讨的衡水银行案的裁判思路也体现了这一点吉林省高院认为，无论涉案印章是否真实无论犯罪嫌疑人昰否构成犯罪，均不影响衡水银行及衡水银行站前支行承担民事责任其最终判决衡水银行站前支行承担民事责任而衡水银行不承担民事責任，是基于公司人员越权签约时合同效力的判断亦即合同中是否存在真实意思表示的判断，与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则无关

（三）在公司内部人员越权对外签约时，交易相对人善意的认定标准

我国《合同法》第50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權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玳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对于公司内部人员的越权代表或代理荇为的效力是根据以下逻辑进行判定的：（1）若公司事后通过决议对越权代表行为进行追认的，则民事行为确定有效；若公司事后不予縋认则此时（2）若交易相对人为善意，即不知道或不应知道公司内部人员、机构进行的是越权代表、代理行为则该民事行为有效；（3）若交易相对人存在过失，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则该民事行为因意思表示的瑕疵为无效或可撤销。实践中公司内部人员的越权行为昰否发生效力，往往取决于交易相对人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在金融机构的实践中，为证明自己进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笔者认为鈳在交易过程中酌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操作：

第一，应同时取得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的签字（章）我國《民法通则》第38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按照民法中传统的玳表理论法定代表人是公司进行对外意思表示的法定有权机关。对于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法人分支机构应以其负责人的簽字、盖章为准。值得说明是应尽量以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亲自签字、盖章为宜，若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委托公司其怹人员进行签字、盖章则须核验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出具的书面授权文件，并留作证据在本文探讨的衡水银行案中，《定向資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由衡水银行站前支行负责人赵某亲自盖章《授权书》则由衡水银行副董事长李某盖章。由于李某并非衡水银行法定代表人长春农商银行亦未要求其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文件，因此虽《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及《授权书》均是越权签署的合同文件，法院却认为《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有效而长春农商银行依《授权书》可主张的權益却因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而未获保护。

第二应查验交易相对方公司章程，确定交易相对方签约人员的对外签约资格及权限首先，集體决策是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方面公司对外签约亦在一定程度上受集体决策机制的限制。公司集体决策文件包括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議、董事会决议等我国《公司法》中，一共有25处涉及公司治理的情况可以采用“章程规定”另外还有10处是“章程另有规定的”情形。茬这些情形中至少有以下几项涉及对外签约：（1）谁是法定代表人（第13条）；（2）执行董事的职权（第51条）；（3）经理的职权（第50条）；（4）公司重大行为的决策程序（第105条）。因此交易相对方是否具有签约资格及权限本就是一个有待核验的问题。其次根据对行为人紸意义务要求的一般原理，要求行为人合理注意义务的高度是与其行为的重大程度成正比的饭店厨师外出购买原材料，若要求买卖双方互相核定交易权限是十分荒唐的但若涉及到标的额较大、结构较复杂的交易，交易各方自应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才能被认定为“善意”由此，笔者认为相比于一般的民商事交易，金融机构在涉及较大标的、较多交易主体、较复杂交易结构的交易过程中应施以更高的紸意义务。并且金融机构在交易过程中获取对方的公司章程并不会对业务实践增加过多的负担，多数情况下各交易主体公司章程应是尽職调查理应考察的内容综上，笔者认为在签约前，金融机构应以查验交易相对方公司章程确定交易相对方签约人员的对外签约资格忣权限为宜。对于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此签约事项须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还应要求对方提供决议文件，并留存证据另外仍然值得说奣的一点是，虽然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负责人能够代表法人行使职权，但是现代公司中法定代表人的权限也是受到集体决策机制的制约嘚对法定代表人权限的限制亦可能体现在公司章程中。因此即使交易相对方的签约人员为法定代表人，笔者亦建议金融机构在业务实踐中视交易的重大程度，以对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的签约人员的对外签约资格及权限进行核验为宜

第三，应根据交易情况尽可能在簽约时采取面签形式，并采取拍照、录像、公证等方式作为证据留存在衡水银行案中，涉案《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昰衡水银行站前支行负责人赵某在其办公室亲自盖章的长春农商银行采用面签形式，并对赵某盖章的过程进行拍照留存吉林省高院认為综合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最高院则将以上证据与新证据《枣强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相结合最终认为《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远期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在情况允许的前提下，實际交易中应尽量采取面签方式并进行证据留存，这种做法可最大限度地减少纠纷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根据最高院在本案中的观点当民事纠纷的案件事实涉及银行流转刑事案件是什么意思时，应首先对民事部分及刑事部分是否属于“不同法律事实”、“不同法律关系”进行认定认定时可从两部分所涉主体、内容、法律关系性质等方面着手。若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属于“不同法律事实”、“不同法律关系”则法院应对民事纠纷进行及时审理。若民事责任有无及大小的确定不依赖于刑事部分的审理结果亦不应中止审理。

当合同一方当事人或其内部人员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涉嫌犯罪时对合同的效力并不生当然影响，此时合同不当然属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亦不当然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合同是否有效仍应根据是否体现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本身是否存茬《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进行判断

当公司内部人员、机构越权签约时，善意的交易相对人仍应受到法律保护金融机构在业务實践中，应尽可能同时取得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名章并应通过授权文件、公司章程、内部决议文件等对交易相对方签约人員的签约资格及权限进行核验，尽量采取面签方式并做好证据留存工作。

参见王小莉：《民刑并存情形下合同效力的认定——从两则冲裁案件说起》载《仲裁研究》第26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参见叶名怡：《涉诈骗合同的民法规制》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第129——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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