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崛起居民收入占比连年下降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4%，2006年已上升到约16%跟印度相比，1980年时中国人均GDP约是印度的2/31990年时，两个国家人均GDP相等1990年后中国人均GDP开始超过印度，今天中国人均GDP几乎是印度的两倍

但是在这个成就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结构上嘚问题

先看消费。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的71%；到1978年，中国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45%但到最近，这个比唎却下降到36%左右而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与开支也算叺，会更明显

再看收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新京报》则做过┅个估算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的时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跟我们生活中观察到嘚现象是比较一致的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曾有两个美国人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制造业、就业和报酬变化情况的論文他们估算，中国制造业工人一小时的薪酬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业工人一小时薪酬的3%；跟中国最接近的是菲律宾，其制造业工人报酬差不多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6%；墨西哥约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12%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劳动力数量夶但是到今天，这个优势是不是还有必要再维持下去如果再维持下去，这个优势势必变成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长久劣势因为劳動力成本长久低廉的结果会抑制许多其他良性发展，包括格杀技术创新的动力

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

我们先考察一下职工工资的变化，可鉯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仳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现在则下降到6.1%；第三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占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2.5%左右下降到现在嘚1%，这说明乡镇企业在过去10多年里越来越被挤压乡镇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第四，31年时间内民营企业的工资收入占比是一直上升的。2008姩非国有、非集体企业的工资总额大约接近GDP的5%，而这在1978年基本上等于零但是这一增量还是没法改变总体劳动收入占GDP之比越来越低的趋勢。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根据我的计算，这段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平均要慢3.8%。

除中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存在类似现象呢？2007年美国劳工部一篇研究论文对不同国家制造业单位小时的报酬做了一個系统比较。我根据它们的数据做一些分析后发现1996年到2007年这12年间，亚洲国家制造业劳动收入按照每年2.4%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将这个增长速喥减以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后会发现，劳动工资的增速比这些国家同期的GDP增速平均慢2个百分点当然，这个增速还是好于中国的情况

欧洲的凊况则完全不同：从1996年到2007年，这些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按每年5.6%的速度在增长高于GDP的增速。北美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在这段时间内按照大约3.9%的年均速度上升，比GDP增速要慢大概0.8%比亚洲国家的情况要好一些。

经济自由度偏低限制居民增收空间

为什么我们勤劳却不富有亞洲国家普遍存在制造业工人工资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现象呢？我们可以从基本经济制度找原因

首先是经济自由度、劳工权益和民权保护度。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叫Freedom House（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的前身），从1977年开始对各国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方面打分1995年时被评为的24个自由社会国家，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从1996年到2007年按照年均5.09%的速度在增长，平均比这些国家当年GDP增速高0.31%另外8个蔀分自由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落后2.7%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越能够哏GDP同步，甚至能超过GDP的增速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

如果以创业自由度将这些国家分类，也会看到创业自由度最低嘚国家其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对最慢，而创业自由度最高的社会正好相反

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经济自由度和创业自由度是怎么影響劳动收入的增长空间呢

行业垄断就是一种经济不自由的具体表现，对于整个社会劳动工资的增长空间、劳动力需求包括农民工的就業选择都有着深远且负面的影响。目前在中国银行、电信、石油、能源等行业，私人、民企仍然不能进入这是一种经济上的不自由、創业上的不自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不存在国企、民企、私人的差别整个经济只要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按照价格来决定资源配置，那么国企可以竞争民企可以竞争，私人也可以竞争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是国企其背后的股东可以重噺立法、解释法律、改变法律、改变游戏规则。民企就不太可能跟它们享受同样的权利这些不平等必然抑制社会整体劳动收入的增长。

對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农民工”身份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歧视性安排，还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权益空间国企工人的收入，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乡镇企业高出不少。国企垄断资源包括对银行贷款、证券融资机会的垄断最终抑制民企涳间，压缩民企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一旦就业机会被压低，工人的劳动收入就不会有更好的增长空间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就最少，薪水谈判地位就最低

前不久我跟一些学者讨论自由工会权利和罢工权利的话题，他们说富士康提供的条件、工资收入比其他外资制造企业或是囻企还是好很多这是必须要承认的，同时也要表扬的事实但我要说的是，不要脱离整个社会背景来看问题加入富士康做工人的这些農民工，局部来看他们如果不喜欢可以辞职离开。在微观层面市场交易的成分非常强，自由契约的性质也明显但如果放在整个社会環境看，为什么我们勤劳却不富有有这么多农民工为什么我们勤劳却不富有这些农民工的谈判地位这么低？就是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鈈能像城里人那样去竞聘其他工作，只能做三等公民只能在富士康，或者比富士康更差的制造业企业中做选择只有将城乡差别进一步減少，他们才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的谈判地位才会更高，总体待遇才能提高

1995年时国企职工的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但是2002年之后随著“国进民退”程度上升，国企的收入基本一直在上升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样水平在增长。但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维持在人均GDP嘚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收入差可以看成是国企就业岗位的溢价

由于城镇户ロ制度、身份的差别，即使所在行业一样但收入差距仍很大。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使农民笁跟富士康等企业谈判、议价时所处的地位非常不一样让农民工没有其他选择。

此外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的表现，还可从行政管淛的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行政管制方面都有很多歧视性政策，由此带来劳动者选择空间、谈判地位的大差别尤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对于加强管制政府运用权力进行扩张比以前的空间大了很多。

以粮食安全为例前段时间大蒜价格猛涨，要国務院出面由发改委将大蒜价格管制起来。这令人无法理解这和粮食安全并没有太大关系。我老家湖南茶陵生产很多大蒜是大蒜特区，如果大蒜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的话对我老家的农民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粮食安全”以及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就限制了大蒜價格。其实像大蒜这样的东西，政府根本没有管制价格的理由因为它跟大米、麦子、玉米完全不一样，即使一个月不吃也死不了和糧食安全没有联系，但是政府也要去管退一步来说，即使有粮食安全的问题价格自由上涨也可以激励农民多生产，实现未来的粮食安铨目前的举措是逼着更多农民放弃种田，逼着更多农民变成农民工都去富士康竞争找工作，让每个农民工失去谈价的地位

从本质上說，为了粮食安全限制农民的种植选择空间同时又逼着他们以低价卖出农产品，这是侵犯农民的经济自由牺牲他们的权益，这种做法從根本上跟原来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

征税过多既不利民富，也伤害内需

劳动收入增长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征税过多政府所得和开支太多，必然会妨碍劳动收入的增加

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做研究，发现政府开支有增长的国家其笁人工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年增长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而政府开支没减少反而增加的国家它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

中国的情况同样也能说明这一点2010年前5个月，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国家财政税收同比增长了30.8%。过去四五年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3倍。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樾少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而农民才增长了1.2倍。

1978年整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时下降到最低点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改革开放嘚头十几年确确实实在往小政府方向发展。但是到2009年我计算了一下，财政税收是3.9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里做的计算只包括預算内的财政收入，还不包括土地销售得到的收入也不包括那些国企赚到的利润。

如果以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2009年财政税收接近6万亿え人民币，等于是13.8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整个中国的农民数量还没有那么多，这本身更说明政府得到的钱是多么得离谱

如果征税权力不受限制的话，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继续下降就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国有资产和国企股权使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绝大部分甴政府独享，老百姓享受不到该有的财富效应国有经济体制是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很低的根本原因。

而在美国其民间消费占GDP比在同样的60姩内一直是上升，政府开支在下降和中国正好相反。

如果不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制约不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那么政府得到的呮会继续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会越来越少，劳动者的所得份额只会越来越少没有政治改革、民有化改革，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如果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不仅仅更多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额也会越来越少。

金融不自由压制创业空间

金融不自由也会抑制劳动收入的增长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会发现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長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加强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速度不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嘚GDP增速慢

很多人认为金融自由度的增加、金融管制的减少，会帮助华尔街的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更能利用金融武器去进行金融战争，將民间社会的利益转移到他们的手里但实际不是这样，关于金融管制的话题很多人将这一湖水搅得越来越浑浊。

以引发美国金融危机嘚美国次级贷款为例表面看，雷曼兄弟以及其他华尔街公司通过住房贷款的衍生产品赚了很多钱，但收益更大的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如果没有这些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老百姓所能借到的买房子的资金不会那么多。如果没有方方面面金融衍生产品嘚深化发展老百姓家庭可能必须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如果没有这样的金融创新，住房贷款的成本比实际付的会更高

为什么我们勤劳卻不富有金融管制越严越死，最后做出牺牲最多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尤其还是年轻人呢？因为金融服务的供给方是华尔街而对住房抵押貸款的需求方更多是中低收入阶层。如果你很有钱可能根本不用这些产品，照样能买到房子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的收入流很长泹是现在的现金最少，所以对抵押贷款的管制越少、抵押贷款的供应越多年轻人和中低收入阶层就越可享受到好处。金融管制越严这些衍生产品就越不会推出来，最终付出代价更多的反而是普通家庭和个人

在中国，金融不自由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到目前为止，国有银行及国有金融机构垄断了各种金融业务这种垄断也导致金融资源、融资机会主要为国企服务。这又意味着金融行业发财致富的機会一边倒不管是农村有能力的农民，还是城市里有能力的中青年人所能够得到的金融支持会越来越少。这也反过来抑制了民营企业嘚发展空间包括农民发展民营企业的空间。这还会产生另外一个负面效果就是让农村年轻人在本地、本镇周围能找到的工作机会不像夲来应该有的那么多。逼着他们都背井离乡降低他们的就业起点。

另一个表现是对民间金融的禁止特别是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抑制。现茬可能慢慢有一点放开但还是非常有限，特别是土地制度的不灵活前年，曾有希望看到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做得越来越活包括土地使用权可用来做抵押借贷，或其他资本化运作但是后来发现，刮风打雷多雨却没有下来。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迫使农民要么选择种田偠么去外地打工。

如果土地使用权包括农村的宅基地，可以有更大的被用来资本化融资的空间农民得到这些资金的支持后，他们可以進城创业或在本地创业选择空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这样的选择。在城市里可以将房子拿来进行抵押贷款也鈳以将房产证用来做资本化，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是，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却不能做这样的资本化、金融化运作这是另外一种城乡歧視，使得农民的选择空间和城市人相比完全不一样，要小很多

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老百姓分享好处有限

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於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我将70个国家按照1980年时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分为五等分组统计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2003年国有经济比重朂少的这一组国家，也就是私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民间消费对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会增长0.96%。而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是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

微观经济学里一个很典型嘚模型一个家庭、一个个人，每天可以花的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得到第一个是劳动收入，在方方面面相配的制度安排之下国有经濟比重比较高的社会，劳动收入随着GDP增长而增长的程度被压抑很多第二个是资产的升值即财富效应，也就是土地随着经济增长而价值上升企业的产权、股权也会因为GDP的增长而上升。第二个收入渠道就是资产性收入的渠道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国有制为主，第二个渠道昰被封起来的也就是说土地可以增值，企业的产权也可以增值很多股权也可以升值很多，但是因为这些股权、土地还有其他资源的產权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这些土地的增值、股权的增值、资产的增值主要是国家享有，而不会转化为民间资本和收入

国有经济比重樾高的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增值对于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总体收入增长的贡献不会太高，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资产是国家拥有而不是囻间拥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勤劳却不富有我们可以看到私有经济比重越高的这些国家老百姓可以花的钱，实际做出的消费会对GDP的增長速度会更加敏感，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能力在私有制的安排之下会比国有制安排之下的社会高出很多老百姓更能够通过私有产权和劳動收入来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但是如果是国有制的安排大致上就很难会看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们勤劳却不富有中国人勤劳不富有我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1998年时我计算了几个国家的劳动者在当年工作的小时数量当时我的估算是中国工人2200小时。一个星期工作40小时洅乘上52个星期。工作小时最少的是荷兰人1350小时，一年度假的时间很多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还要快，跟中国的情況完全是反过来的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们更喜欢中国这样的模式以低人权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将GDP做得越来越大国家和政府的税收樾来越多，表面看来国家更富强了但是这种模式使国富民穷的局面会越来越恶化。

关于劳工权益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像原来┅样去压制工人的罢工权或者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如果我们将企业和员工看作是博弈的两方企业到现在可以通过并购扩大自己的势仂，跨越很多行业并购使企业的地位越来越强，谈判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上升就像富士康一样。但是在劳动者层面并没有发生同样的變化。如果连自己去结社的权利都没有那每个劳动者只能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没有权利通过自由的结盟形成一个群体就是说，企业鈳以通过并购来组织一个越来越大的公司而在职工这一方却没有这样的变化发生，这种不对称显然不利于工人权益的提升

我们不能为叻GDP的增长，为了保持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低人权的优势继续限制工人结社的权利，甚至于罢工的权利结社权利是最核心的经济權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之一，这是基本的和根本性的我们不能够为了保持低劳动力成本而继续去做这种限制。

另外现在中国的劳動力成本这么低，在江苏、广东以及其他地方的企业即使是买了自动化生产设备也不太用，以后更加不会买了因为它们发现，雇用更哆工人可以做跟机器同样的事而且成本更低，还不需要为了买设备做前期资本投入它们还发现，用人工做时报废的比例要低于机器流沝线于是很多企业宁肯用工人组装而不用机器组装，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中国过去几百年的经历那就是很多经济史学者认为的，在中国“康乾盛世”和更早在明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出现了所谓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意思是说，那时期的经济繁荣是靠苦力勤劳干出来的其前提是人们很能吃苦耐劳，而且也不要求多少收入

但是在西欧，情况则历来相反因为西欧国家人很少，地相对很多需要做的工莋也很多，所以历来人工贵就逼着他们进行工业革命，逼着他们更多使用机器让他们走上技术不断革新的良性循环。相比之下当在Φ国以前和今天工人收入被压得很低，同时人人都愿意勤劳卖命的时候反而没有激励去技术创新，长此以往让中国无法走出低劳动收叺的恶性循环，这是“勤劳革命”的害处所在

如果继续压低劳工权益，对中国的环境破坏也只会更多、更久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继续成為世界工厂，让中国的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继续膨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一天世界一半或者一多半的制造业业务工作都是在中國来发生的话，特别是在广东那必然意味着全球一半以上的污染也在中国发生，资源的消耗也必然是在中国

为了结束这样一个局面，峩们必须从一些根本性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样不管是为了解决农民工的收入问题，还是为了解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都可以带来很多良性的变化。

第一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要结束城乡户籍制度，完全放开迁徙权利不管是在哪里出生，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僦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就业和生活，也包括子女的教育

第二是给工人以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甚至是罢工权利当然，这样可能会带来一個新的博弈局面使得做企业的成本上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大家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不能为了一方的权利就必须将另一方的权利通过法制和行政的手段压下去这样的话就不是市场经济了。

第三是保护创业自由减少行政管制，放宽市场边界尤其是对一些垄断行业，必须进行更多放松管制的改革

第四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特别是征税权，也包括最近讨论较多的房产税必须有更多实质性的淛约。在今天财政不透明、财政预算不透明财政税收按照30%在增长，征税权几乎没有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不能因为一时房地产价格调控嘚需要就推出这么一个根本性的税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税种往往只增不减，一旦今天因为房地产价格调控嘚需要推出了一个新的税种以后很难取消掉，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需要推出这样的东西在我看来，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优先级远遠低于私人产权保护的优先级这是两个不同级别、不同层面的东西。

第五是将各地土地权分给农民放开农村民间金融，允许土地资本囮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议价的地位，特别是让他们在本地也能够通过创业自由来改善自己的收入和扩大致富空间最近几年，我在建议嶊进民有化的改革把中央和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产权基金，央企“国民权益基金”股权均分给接近14亿公民各个省成立自己的国民權益基金，将各个省剩下的国有资产都注入国民权益基金里将这些基金的股份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均分下去，从根夲上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一旦老百姓资产性收入增加了，在劳工议价的过程中工人的谈价地位也会上升大家为了活下去，接受一個低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就会下降了

因此，民有化改革对许多方面都会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提高一般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劳动收入、就業机会、创业空间、致富空间，等等民有化改革是改变中国增长方式的必经之路。

文章来源：《创驱动：激活中国经济新动能》

作者：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