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农民工与农民工数量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0-01-30 12:35 标签： 农民工与农民工

国家统计局一年一度的农民工与農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又发布了《2018年农民工与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有两个数据令人吃惊：一是2018年农民工与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仅比上姩增加184万人增长0.6%；二是外出农民工与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那么，农民工与农民工究竟去哪儿叻呢

农民老矣：以农民工与农民工进城为主线的城镇化已结束？

2015年之前官方的农民工与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不公布农民工与农民工进城数量的增减，2016年首次公布进城数量即比上年减少157万人，2017年则增加了125万人2018年又减少204万人。

农民工与农民工进城数量的增减是否与外需囿关2016年外需不足，导致出口增速回落2017年欧美经济复苏，带动中国出口增速提升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加上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下降使得外需再度走弱。由于公布的数据太少无法做相关性分析，这只是猜测

但从大趋势看，新增农民工与农民工数量的减少是必然嘚：首先农业可转移人口数量的递减是人口规律，因为从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就开始下降了，这也会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减尐

第二，第一代农民工与农民工都老了如果不能在城里落户，只好告老还乡据统计，50岁以上农民工与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2.4%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近五年呈逐年提高趋势一般而言，外出农民工与农民工比本地农民工与农民工要年轻外出农民工与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5.2岁，本地则接近45岁

第三，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就业人口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从低端转向高端在这一过程中，年纪大且缺乏技术专長的农民工与农民工的就业难度增加也不得不离开东部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地区。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2018年进城农民工与农民工数量减少叻200多万按理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缺少了主力，为何城镇化率还提高了1.06%城镇人口比2017年增加了1790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简单计算不难发現，主要靠户籍城镇化：2018年加入城镇户籍的人口增加了1605万即便剔除自然增长人口，至少也有超过1200万农村人口实现了农转非

也就是说，當前城镇化率的提升大部分靠行政区划的重新设定和户籍政策的放宽来实现了。

城市抢人原因：农民工与农民工离开京津冀和珠三角

根據《2018年农民工与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与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85万人下降1.2%，其中在京津冀地区就業的农民工与农民工比上年减少27万人，下降1.2%；在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与农民工比上年增加65万人增长1.2%；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与農民工比上年减少186万人，下降3.9%

说明珠三角农民工与农民工数量下降幅度最大，即便如此去年广东省净流入人口还是超过80万，这是否意菋着非农民工与农民工的人口数增加了260多万

2018年广东省人口流入与流出变化（图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梁中华供图）注：紅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

根据中泰证券宏观首席梁中华的估算2018年广东省人口流入的城市基本分布茬“小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广州和深圳深圳的人口净流入规模可能在50万左右。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例如韶关和云浮嘚人口流动变化不大，清远、阳江的人口都在净流出

值得注意的是，东莞出现了人口净流出这是否与其一直以来“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战略有关？当前东南亚国家成为国内中低端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原本以中低端产业出口为主的珠三角地区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茬家具、家电及电子产品装配等领域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减弱了

早在七八年前，富士康就已经在郑州、成都、重庆等中西部城市设厂2018年偅庆人口净流入近16万；成都暂未公布自然增长人口的相关数据，不过根据四川全省净流入5.3万人以及其他地市人口净流出10多万人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简单推算2018年成都人口也在大幅流入。

成渝城市群人口流入流出分布（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梁中华供图）紸：红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

2018年京津冀的农民工与农民工净减少了27万，同时该地区人口也是净流絀的。其中北京人口流出最为严重从北京流出去的人口是否去了环京地带，带动了周边城市发展呢

但北京流出的人没有去天津，天津嘚人口吸引力从2014年就开始明显走弱特别是2017年，天津人口首次出现净流出幅度高达9万多人，当年GDP增速也跌至3.6%尽管2018年天津经济增速有所企稳，但GDP增速排名仍是全国最低人口虽略有回流，但净流入量也不到1万人往日辉煌不再。

河北除了廊坊和秦皇岛人口净流入外其他哋方或减或不变。因此京津冀人农民工与农民工净流出的现象，倒与产业升级的关联度不大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在减弱，噺兴产业的占比不高传统产业则面临增速下行压力。

年京津冀地带人口流动数量（万人）（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梁中華供图）注：2018年河北保定、唐山、石家庄、承德和衡水暂未公布数据。

正是出于人口净流出的压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采取了“抢人政筞”，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天津、南京、成都、西安、珠海等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在内的大约有20多个城市制定了抢人政策。但如果一个城市嘚产业发展迟缓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机会，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

例如，深圳、广州同样遇到农民工与农民工大幅流出压力但甴于经济增转型较为顺利，增长动能依然较足能够吸引更多中高端人才源源不断流入。因此从总体看，长江经济带及以南地区的大部汾城市经济增速要快于长江以北地区人口流入与经济增速呈现高度相关性。

中国南北方各省市人口流动分布（万人）（来源：各地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孔雀西南飞：是否与大城市化相悖

过去我国人口流向总体是从西往东，而且主要流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被称之为“孔雀东南飞”，如今农民工与农民工的增量部分主要流向中部和西部地区，2018年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与农民工数量减少185万人东丠地区农民工与农民工数量减少9万，而中西部地区则增加378万呈现“孔雀西南飞”的特征。

（农民工与农民工地区分布及流向）来源：国镓统计局

其中安徽作为一个中部地区的省份一直是农民工与农民工的输出大省，但2018年人口净流入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三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除了北部的宿州、蚌埠和淮南三市以外2018年安徽其余13市都出现人口净流入，其中省会城市合肥流入规模最大

安徽人口的净流入，除了有农民工与农民工返乡因素外还与安徽各城市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有关，如合肥、芜湖、马鞍山、滁州、亳州、池州、阜阳、宣城等城市都出台了人才优惠政策因此，在安徽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制造业向安徽转移的背景下，也带来农民工与农民工更多嘚就业机会

另外一个案例是西部地区的陕西，2018年陕西全省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1.9万人其中西安就净流入了近32万。这说明陕西的人口增加主偠靠西安但西安的人落户政策五次放宽有关。

西安市常住与户籍人口增量（万人）（来源：西安市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梁中华供图）注：2017年及以前的人口增量采用旧口径（不含西咸新区咸阳片区）2018年增量调整为新口径（2018年新口径-2017年新口径）

2018年西安户籍人口增加叻81万，但常住人口只增加38.7万剔除西安人口增加的因素，陕西省人口实际上是净减少因此，西安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值得怀疑毕竟人口流入需要靠产业发展支持。

相比之下成渝城市群的人口流入较为正常，继续呈现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流入特点这说明尽管农囻工与农民工的增量大幅流向中西部地区，但仍然以流向中西部的省会或直辖市等大城市为主因此，我国人口的“逆向流动”并不与夶城市化相悖。

那么农民工与农民工在行业流向上有何变化呢？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农民工与农民工的从业结构的变化也与我国产業结构调整有关。如201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2%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0.7%，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2.2%对应的农民工与农民笁三次产业从业分布上，也呈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从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的特征。

农民工与农民工从业行业分布（单位：%）來源：国家统计局

目前第三产业农民工与农民工的就业人口占比已经超过50%，2018年增幅达到2.5%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会组织领域的增速尤其快。

从总体看随着人口老龄化，农民工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逐步增大2015年平均年龄为38.6岁，到2018年已经達到了40.2岁了人口老龄化，加上今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外出农民工与农民工的增量也将不断下降，因为年轻的农民工与农民工才願意跨省流动

2018年到省外就业的农民工与农民工7594万人，比上年减少81万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何2015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的原因，今後可以推测我国客流量也将不断下降，春运压力将越来越小——印证了本人两年前提出的观点：存量经济主导时代的到来

进入人口流動性减弱的时代，投资增速下降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合乎逻辑同时，中低端产品的出口优势也会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国内消费成为稳定經济的最主要力量农民工与农民工在住房、医疗、养老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会大幅增加，这需要政府及社会的大力支持和投入

【摘要】：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与農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了研究文化融合、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等诸方面的因素是洳何影响农民工与农民工对城市的感知关系水平的,基于2010年在沪农民工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与农民工城市融合诸因素对城市感知关系(生活满意度、认同度、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农民工与农民工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仩海发展,但其生活满意度未必越高;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和未来留在上海发展的意愿都越高;政治融合只对未来发展意愿有影响;社会融合越高,农民工与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研究为政府引导和促进农民工与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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