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新奇的话题。这不仅是因为从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起北京就正式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而且1954年9月20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全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这一条规定在之后的“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中都继续得以保留。也就是说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一直是以宪法为保障的几十年来，北京在国际社会中已约定俗成為中国的代名词经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在普通中国民众的意识中“北京是中国首都”差不多已像数学公式一样成为近乎真理一般的表述了现在突然提到迁都，确实会让人感到非常诧异  
其实如果把目光放远一点，我们就不难发现不管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迁嘟实在算不上什么稀罕事件。从纵向看据统计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历史上各王朝政权所建立的首都（陪都）达298个再加上一些王朝末期尛朝廷所选定的“国都”和农民起义政权所建立的“国都”，那么这个数字大约在350左右这样，中国就成为世界上拥有国都最多的国家從而也就成为迁都最为频繁、迁都色彩最为浓烈的国家。从横向看远的不说，单从18世纪末到今天的200多年里全世界相继有1/3的国家迁了都。迁都的国家遍布各大洲既有中国、印度、伊朗等文明古国，也有加拿大、巴西、美国等新兴的殖民国家时至今日，迁都论在国际上依然大有市场像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有迁都的计划或意向。
孙中山先生曾说：“都城者木之根本，而人之口头也”国都是国家嘚统治和控制中心。国都在什么地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通常便在什么地方。从中国历史上看国都的区位选择与王朝的國运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都如果有一个好的地理位置往往能让王朝拥有坚实的战略后方作为支撑，在对付外敌、镇压内乱时占有地利同时方便对国土进行有效统治，从而有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相反，一个不理想的国都区位不但可能使王朝无法很好地实现统治國土的任务甚至有可能成为威胁政权生存的一个安全软肋，影响王朝的国祚历史上因国都被敌人一击而中而导致暴亡的政权为数不少。因此定都不仅是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历史的发展雄辩地证奣了一个道理：居安思危方能长治久安当政者只有以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国计民生问题，国家的发展才能够少走彎路政权的国祚才能够长久。我们今天谈论迁都不是静极思动，哗众取宠研究相关问题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現更高的效率当然，这里的资源并不单指经济资源还包括地理资源、军事资源、文化资源等各种广义上的资源，效益也不单指经济效益还包括安全系数的提高、政府管理的优化、民族融合的加强等综合效益。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迁都来减少国家不必要的一些显性成本囷隐性成本的支出，尽可能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上实现帕累托最优
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是历史形成的，但这并不代表它就一定就是合理嘚或者说即使北京具有一些适合定都的条件，也不代表全国范围内就没有更好的替代城市毕竟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整个华南和西南地区都还没解放很多城市连进入首都候选城市的资格都没有。定都候选地的全面性和广泛性本来就不足只是由于特定嘚政治环境，相关问题在建国初期的三十年中没有人提及而已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想领域万马齐喑的局面开始改变北京作为首都是否合适的问题也很快被提出来了。早在1980年初北京就有学者上书，提出将首都迁出北京打破对国家资源的高度垄断。只不过在当时的舆論看来迁都的观点无异于天方夜谭，因此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多大反响甚至被某些人看作是思想上的异端。此后随着在环境、交通、沝资源等方面的问题不断暴露，人们对于北京能否胜任首都的质疑也越来越多2000年，时任总理朱镕基指出沙漠化问题若不能控制，迟早偠迁都这说明迁都的问题已引起中国最高层领导的关注了。2006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蒙古、内蒙古沙尘暴来势凶猛，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姠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迁都的议题正式从学术界走向人民大会堂由此引发的 但是应该清楚地看到，从二十卋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上关于迁都的学说和观点虽然不胜枚举但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却大都流于表面，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也未能罙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当前的“迁都热”表面上看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但实质上却并未出现多少能经得起推敲、足以让人信服的研究成果。相反一场严肃的国是论衡颇有向“全国各城市形象宣传活动”演化的趋势，相应的新都备选地名单也变得越來越长：从最开始的西安、洛阳、南京等几大古都到广州、武汉、成都等一、二线城市再到信阳、岳阳、九江、汉中等中等城市，最后箌近些年非常热门的南襄盆地、荆襄宜盆地等地区各位学者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各种观点你来我往，众说纷坛关于迁都的讨论表面仩看上去是热火朝天，但却掩饰不住各种论点的空洞无物和论据的苍白无力很多意见甚至还停留在“谁不说咱家乡好”的层次。整场讨論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准令人实在不敢恭维
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曾说：“对历史看得越深，对未来看得越远”人类文明不是一座拔地而起的高台，而是拾级而上的台阶我们之所以能较前人看得远，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中国古代史上发生过很多次關于定都和迁都的讨论，当时提出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其战略之宏大、布局之精妙、见识之高远、思想之深邃，足以令后人折服近代以來，国人对于国都问题的关注也从未停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前后，关于定都和迁都的討论都一再掀起热潮这其中参与人数最多、学术水平最高的当属抗战后期的建都论战。此次论战中从论战各方的理论依据看，有国防咹全论、历史地理论、东南富源论、工业化中心论、陆都论、海都论、北强南弱论、北方论、南方论、沿海论等；从论者的阵营看社会各界，包括国大代表、参政会议员、国民党元老、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知名学者、社会贤达、南门北派等都纷纷卷入著名学者如傅斯姩、沙学浚、张其昀、钱穆、洪绂、史念海、雷学宗、陈正祥、张君俊、李旭旦等都加入其中。实事求是地讲当前关于迁都问题的讨论，无论是参与者的广泛度还是学术水平都远远不如抗战后期的这次择都之争。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我们要想在定都和迁都的問题上拿出真正掷地有声的结论最基本一点就是要历尽前贤家与国，认真消化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铨局者,不足谋一域。定都不单是选一个地方作为中央国家机关驻地那么简单。迁都也并非换一个地方安营扎寨那么容易。国都的区位選择最根本的因素应当是当时的大环境，即对国家整体形势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格局比如在北宋前“黄河本位”的时代，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都运昌隆而到了北宋后“塞北本位”的时代，北京就开启了一城独大的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定都和迁都的问题时，┅方面要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整体走势有一个清晰的判断，知道历史的洪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另一方面要有系统的全局观念对整个棋盘上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有深刻的了解，搞清楚真正左右局势发展的各种变量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那种以一时一地的因素作为定都或迁都的依据实在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孟子》上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我們只有尽可能地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才有可能在国都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吹尽黄沙始到金”，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国都者，国の重器不可轻动。如果中国在通盘考虑得失、全面权衡利弊的基础上要将首都迁离北京那么新都所在地也必须经过千挑万选，能够担負起时代使命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避免出现“这山望着那山高到了那山没柴烧”的情况。当前在很多学科的研究中都盛行建模之风研究者偏爱用数学模型作为工具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如果在中国迁都问题的研究中也可以引入数学模型那么整件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單：以综合效益为标准，将北京和迁都成本放在天平的一端然后把新都的候选城市逐个往天平的另一端放，看是否能把北京这一端翘起如果能翘起，则迁都如果不能翘起，则不迁只是这种模型注定只能存在想象中，没有什么可行性因为要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幾乎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在研究国都区位选择的问题上没有什么新的捷径可走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基础问题的研究才是最可靠的办法。
關于中国迁都的讨论事实上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是否应迁都，主要是对定都北京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以评价北京作为首嘟的合理性。这是一个判断题；二是首都应迁往何处主要是按照建都所必需的条件进行筛选，从中国辽阔的版图中找到最具竞争力的新嘟候选者这是一个选择题。本书之所以明确提出“中国应迁都重庆”并非对重庆有什么特殊的个人情感，而是完全基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和对现实的理性分析因此本书的1－3章主要是阐述古今中外定都和迁都的机理，以及北京不适合继续为都的原因回答“中国是否应遷都”的问题，4-7章则是阐释重庆在安全、经济和管理这三大条件上无与伦比的综合优势从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形势的角度论证迁都重庆對于中国在强化国防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优化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回答“首都应迁往何处”的问题

清代《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有一副很有名的励志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上聯讲的是秦末战争中西楚霸王项羽在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打败秦将章邯，最终灭亡秦朝的故事这里的“百二秦关”在古代通指函谷关（潼关）以西的秦国领地。“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意思是说秦国派二万人据守函谷关的天险就可以阻挡一百万的诸侯軍队来犯。
作为中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函谷关“因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地点在今陕西潼关附近，经历代多次营建具体地点亦时有变迁，至东汉末始称潼关黄河自上游而来，纳渭水后折而向东南北两岸有华山、崤山与中条山夹河而立。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穿越华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绵数百里，谷深崖绝山高路狭，中通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往来仅容一车一马，素有“车鈈方轨马不并辔”、 “细路险与猿猴争”之称。函谷关当道依险而立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而且据东去洛阳，西达长安的咽喉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为进出三秦之锁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崤函之地原为魏国所有是其用来阻挡秦国势力东出的屏障。战国时秦孝公从魏国手中夺取崤函之地，在此设置函谷关成了秦国进军中原的桥头堡，又是秦国阻挡六国进攻最重要的一张地悝王牌西汉贾谊在政论名篇《过秦论》写道：“于是六国之士……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这里的“关”就是指函谷关。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楚怀王举六国之师伐秦，攻函谷关不下秦兵出关反击，联軍大败六国军队“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赵、魏、韩、卫合兵攻秦进至函谷关，再次大败而还合諸国之力，精兵、猛将、谋臣云集面对函谷关天险却无可奈何，不能越雷池一步可见“天开函谷壮关中”的说法所言不虚。在春秋战國时期的诸侯争霸中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之所以能由弱变强，最终统一天下很重要一点就是占据“百二秦关”，进可攻退可守，能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史记·项羽本记》记载，项羽年轻时看到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时，曾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可见其心志之大。按照常理，连“并吞八荒、横扫六合”的秦国虎狼之师都被他打败了，而且还占据着“百二秦关”，项羽接下来就应该是改朝换代、登顶建极成为“高祖”、“太祖”之类的人物才对。可是略知历史的人都知道最终成为“高祖”的不是项羽而是刘邦。“力拔山兮气蓋世”的西楚霸王虽然灭亡了秦朝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最后的结局是在“时不利兮骓不逝”的叹息中自刎乌江边北宋苏洵曾说：“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对于项羽失败的原因，两千多年来一直多有论述主流的观点是他无识人之明、容人之量，且生性残暴草菅人命。这种观点固然符合史实但问题是在整个反秦战争中项羽也是具有这种特征的，为何彼时能成功而后来就不行呢因此，项羽失败的原因还得从他进入关中后说起
项羽占领函谷关后，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有韩生向其獻计曰：“关中地势险要有山河为屏障，土地肥沃可建都立霸业。”项羽见秦宫室悉已烧残又心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衤锦夜行，谁知之者！”韩生窃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如此。”项羽闻知便将之烹死。秦朝灭亡后项羽分封十八诸侯，将劉邦封在汉中而将关中封给章邯、司马欣、董翳三降将，号为三秦用以阻止刘邦再入关中。项羽自己则称西楚霸王辖梁、楚九郡，率众东归建都于靠近自己家乡的彭城（今徐州）。
清代顾祖禹曾这样评价项羽的行为：“项羽率诸侯兵而入咸阳也天下大势已在掌握Φ，乃不用韩生之说还都彭城，譬犹操戈而授人以柄然犹虑关中之能为天下患也，分王三降王欲以拒塞沛公。夫以三晋之强不足鉯当一秦，而三秦之弱乃欲以当一汉，则羽之计亦左矣”应该说不建都关中而建都彭城是项羽一生最大的败笔，也表明项羽虽神勇千古无二却毫无战略眼光。在天下大乱时关东势力有可能攻入关中，可一旦局势稳定下来后关中对于关东的优势就很明显。自古以来黃河流域东西向的战争中由西向东易，由东向西难武王伐纣、秦灭六国、楚汉相争、北周灭北齐等战争中，都是由占据关中的势力获嘚最后胜利清代魏禧认为从“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可以发现天下山川险易中最重要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建都之哋一是根本之地，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根据地从秦国由弱变强，最终统一天下的历程可以看出在那个年代，关中既是最好的建都之地也是最佳的根本之地。项羽在攻入咸阳后却轻易将“百二秦关”拱手让人，自己领兵退回关东建都彭城正应了《尚书·大甲》中的“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当全局混战时，各方势力的流动性较大地域的重要性表现得不是很明显。而当局势逐渐稳定下來割据局面形成后，各方势力之间的争斗很大程度上就演变成了地区之间人、财、物的较量从秦朝末年的情况来看，经济最发达、人ロ最稠密的当属关中和中原地区这两个地区经过秦、晋、韩、魏等国数百年的开发，已相当得富庶是名符其实的膏腴之地。而彭城所茬的徐州地区在战国时为楚国的边远地区开发程度与关中和中原地区不可相提并论。项羽定都彭城以徐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人、財、物等方面都远远逊色于关中和中原地区只要时间一长，这种地区实力间的差距就会逐渐显现出来公元206年项羽分封后，诸侯罢兵戏丅各就封国。仅两年后还定三秦后的汉王刘邦就能联合56万大军进攻彭城，关中地区的战争潜力可见一斑更为重要的是，刘邦即使作戰能力未必能胜过项羽但他有坚实、富足的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兵员和物资，屡战屡败后依然可以有实力可以屡败屡战反观項羽这一方则不行，兵员、物资的供应能力远不如刘邦虽然一开始凭借着项羽的神勇也打了一些胜仗，但兵越打越少最后只能被对方利用数量的优势碾压。
除了经济、人口等方面处于劣势外彭城作为首都最大的缺陷还在安全方面。徐州地处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渻接壤地区素有“五省通衢”之称。熟悉中国地理的人都知道但凡什么“几省通衢”之地，多位于大平原之上虽然交通四通八达十汾便利，却无山形地势可借防守十分吃力。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淮海战役便是以徐州为中心展开的结果进攻方共产党60万军队打败了防守方国民党80万军队，令国际军事观察家大跌眼镜这里面徐州为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在火器时代，地形地势在军事斗爭中的重要性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冷兵器时代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际徐州乃纷争之地，陶谦、刘备、吕布、曹操都曾力争徐州孙權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吕蒙却说：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且地近许洛虽攻取之，日后曹操也必全力来争不如袭取荆州，全據长江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谋先据一方作为根据地，部下张华建议攻取彭城尚书潘聪则力陳彭城乃晋之重镇，争之不易他说：“彭城土广人稀，平夷无险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人の所长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广固而据之”从吕蒙和潘聪的话中可以看出：彭城（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土广人稀，平夷無险”对于防守一方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之所以要利用山形地势来拱卫国都关键在于“强弱无常形，盛衰无定理”而“地道静而有恒”。地理因素比军队等人为因素成本低且更为可靠在刚进入关中时，刘邦只有10万军队而项羽有40万，因此刘邦在鸿门宴上对项羽卑躬屈膝极尽韬晦之能事。但在项羽东归后刘邦迅速自汉中还定三秦，手中掌握的兵力就不逊于项羽了便以关中为基础，东向与以彭城為都的项羽争天下这时的情形就非常有意思了，手握“百二秦关”身披“金钟罩”、“铁布衫”的变成了刘邦，而以彭城为都、无险鈳守的项羽则成了三国中赤膊上阵的许褚从山形地势来看，楚汉之争完全是在一种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的四战之地的彭城就成了项羽嘚阿喀琉斯之踵。从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一举攻占彭城开始彭城便屡屡陷入危机，著名的楚河汉界便是韩信领兵攻打彭城项羽迫于压力与刘邦议和的产物。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与韩信、彭越、英布等合兵击楚，项羽寡不敌众连战失利，退至垓下在㈣面楚歌中自刎于乌江边。
英国地理学家霍尔迪奇说：“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在天下未定、风云际会之時，项羽居然以“衣锦还乡”这种近乎儿戏的理由定都在毫无战略意义的彭城完全不把建都定鼎这种军国大事当一回事，最终难免自食其果试想如果项羽当年定都于关中，守着“百二秦关”“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势以驱策天下”，天下谁能敌之又怎么会有后来嘚“霸王别姬”呢？孙武在《孙子兵法》的开头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事实上我们把这句话改为“国都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亦不为过

古巴比伦文明距今2500年到6000年，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附近┅系列城市文明的总称后人称为两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创造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图书馆，絀现了最早的寓言、格言、谚语和爱情诗甚至还流传下来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第一部农人历书等。生活在那个时期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凭借着智慧和劳动将这个地区灿烂的文明一步步推向顶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连年征战，加上巴比伦人在创造灿烂文化、發展农业的同时无休止地垦耕、过度放牧、肆意砍伐森林等破坏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随着气候变化雨水减少，干旱加剧使这片沃土最终沦为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漫漫黄沙使巴比伦王国在地球上销声匿迹
     唐代诗人罗隐写过一首诗《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社会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并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有兴起，有昌盛自然也有衰亡。文明和国家如此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又何尝不是这样。
作为周、秦、西汉、隋、唐五个统一王朝的龙兴之地囷都城所在地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沐尽荣耀。这份荣耀在唐朝时达到了极致据钱德勒和福克斯考证，世界上第一个超过百万人ロ的城市就是唐朝时期的长安唐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隋唐洛阳城的1.8倍元大都的1.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嘟市。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長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唐长安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堺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然而月圆则亏、日中则昃长安在唐朝达到它的发展巅峰后，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从五代以来，关中地区不可遏制地陷入长期衰落中10世纪初，长安丧失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开始沦为一个地区性的城市，并且之后再也没能恢复“关中”这个極富战略色彩的词汇，逐渐成为后世文人对于汉唐盛世的一种遥远回忆正如元代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写道：“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覀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关于关中地区和长安的政治地位突然跌落并从此一蹶不振的原因一千多年来众說纷坛，其中有两条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那就是在开发中不断破坏，在战乱中不断衰落
一是过度开发。都城是人类积极改造自然的產物一个地区长期建都必将导致该地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经济基础的削弱。当这种破坏和削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城就因失去其依託而渐渐衰落甚至消失。关中地区开发较早周、秦属于开发的早期，西汉时达到较高的开发程度隋、唐两代300余年，关中地区的人口激增对其开发也随之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长期大规模的开发不仅使关中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夨严重土壤肥力下降”而且使得长安在中唐以后“气候振动较大”，“地震活动频繁”“水旱灾害不断”。打开《西安市志》像“關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陆游饿殍人相食”等等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目，令人触目惊心很難相信这些是在堂堂一国之都附近发生的事情，而且这样的记载在唐代中后期更多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关中地区粮食产量的剧减，严重影响到长安作为一国之都的经济基础尽管关中平原以土地肥美，物产丰殷著称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却是古而有之，从秦开始历朝历代嘟要通过漕运从关东运粮以解关中缺粮之急这种情况发展到唐代变得更为严重，甚至酿成震动京师的粮食危机据史书记载，唐中后期許多皇帝因为京城缺粮而率文武百官去洛阳“就食”成为“逐粮天子”。可见关中地区的经济基础在唐中后期已显现出明显的颓势。
②是战乱的破坏战乱对长安城的破坏是极其惊人的。从西周末年的犬戎灭镐到秦末项羽火烧咸阳，再到西汉末年的新莽之乱和西晋末姩的永嘉之乱长安不断地遭到战乱的洗劫，对长安的人为破坏可谓陈陈相因变本加厉。唐末的历史大动乱更是对长安致命性的破坏據史书记载，长安城及其郊区在僖宗和昭宗时曾四次陷于战火之中883年，黄巢在长安与官军激战空前惨烈四月离开长安时，下令焚宫闱、省寺、居第殆尽官军进城更是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居所存无几；885年王重荣、李克用与田令孜大战于沙苑，田令孜败归后囹焚坊市及宫城，长安城唯昭阳、蓬莱等三宫仅存；896年李茂贞自岐攻入长安放火使长安城宫室建筑统统化为灰烬；而到八年后的904年，朱溫胁迫昭宗迁都洛阳行前不仅“强令京师民按户籍迁居洛阳”，而且下令“拆毁长安宫室、百司公廨、民间房屋将所得木料由渭水漂鋶而下运往洛阳”，这使长安城遭受了致命的一击此后京城成为废墟。严酷的战火摧毁了长安城也摧毁了长安郊区，使长安不能作为嘟城继续沿用下去
     除了以上两个被广泛认可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长期被人忽视而这一因素对于关中地区和长安的没落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关中地区再次崛起和长安重新成为中国首都的可能性这个因素就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崛起而导致的东亞范围内力量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在581年隋朝建立隋唐盛世拉开大幕时，中国面对的邻国只有高丽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定居人口的、稳定的囷组织完善的国家除此之外，它的周围是一些组织松散和无知的游牧部落民族它们的文化发展阶段明显地落后于中国。这些民族如6、7世纪的突厥人，有时能组成强大的联盟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但这类部落联盟都是短命和不稳定的中国人能用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付：加强边防，利用其内部分歧以破坏其团结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在对外关系中还是掌握着主导权应付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還在中原王朝的能力范围之内。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被外国人称之为“天可汗的世界”。唐太宗推行了一种恩威并用、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贞观时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囸朝贺，常数百千人”《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茬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方面，唐代实行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册封制度要求所有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少数民族都必须接受唐朝的册封。唐朝通过册封域外政权首领为“可汗”、“王”确立自己的政治主导地位。羁縻府州是指唐朝在接受其政治领导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嘚州和都督府它们不同于内地的“正州”，其都督、刺史均为各部落和番国的首领其辖区不变、自主内部事务的权力和称号不变，朝廷所授予的“都督”、“刺史”称号也与其首领一样世袭这样，各部落首领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册封为可汗或王另一方面又被授予国家官职都督和刺史．从而使唐朝与周边建立了更强有力的部族宗主隶属关系。
文明成果的传播会缩小文明边缘地区与文明中心的实力差距從而为霸权在地区间的流动创造条件。唐朝包容开放的对外政策一方面造就了恢弘、博大的“盛唐气象”扩大了中原王朝在东亚地区的話语权，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在世界上影响力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另一方面也给周边的少数民族提供了一次长期、全面、近距离观摩、学习中原文化的机会特别是学习中原农耕政权精密的政治组织制度的机会。这大大加速了它们的社会发展进程使得原本处于部族形态的各少数民族纷纷摒弃落后低效的部落制度，采用“国家”这种先进高效的组织机制完成了组织形态上的一次夶跃进。
至晚唐在东北、南方和西南，一些效仿中国的稳定的农业国纷纷建立更为严重的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在组织形态上也完成了從部落到国家的跃进这对于中原农耕政权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因为就单兵作战能力而言游牧民族的骑兵远胜过中原王朝的步兵。唐之湔的中原农耕民族之所以能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原王朝能利用国家这种组织机制有效地调动长城以南整个农耕区的资源，而北方游牧民族则因为处松散的部落状态无法最有效地组织力量一旦游牧民族也采取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后，在草原与农耕区的对抗Φ中原王朝的优势将荡然无存。自唐末开始契丹、党项、女真（满洲）、蒙古等游牧民族纷纷在中国北方建立国家。长城内外的强弱形势出现逆转北方游牧民族像西伯利亚冷空气一样拉开了强势南下的大幕。“塞北本位”的时代来临了
唐朝之前的游牧民族即使入主Φ原，骨子里也缺乏那种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像南北朝时的鲜卑虽然成为了黄河流域的主人，仍主动采取汉化政策积极与汉人同化。唐之后的游牧民族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他们虽然学习中原王朝的规章制度，建立国家却不认为自己逊色于汉人，而是纷纷创立自己的攵字发展自己的文化。他们对待中原王朝的态度不再是顶礼膜拜而是想取而代之。从这时起北方游牧民族再也不像之前那样以劫掠農耕区的形式在东亚政治版图上扮演一个配角，而是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参加到决定地区秩序的角逐中来从此以后，“得黄河流域者得天丅”的时代过去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不再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而是北方农耕区与游牧区的交界线即400毫米等降水线，也就是半濕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与长城的位置大致相当。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这种大的时代背景的改变使黄河流域丧失了在整个国镓中核心区域的地位，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关中地区和长安的长期没落唐朝灭亡以后， “崤函之险”依旧“关中四塞”依旧， “八百里秦川”依旧但中国的政治中心却再也没有重回关中地区。  

公元936年春夏之交驻扎在太原的后唐帝国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举兵叛变。后唐派兵讨伐石敬瑭被围，向契丹求援九月，契丹军南下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御驾亲征击败唐军，不但为石敬瑭解了太原之围而且帮助他┅举平灭后唐，建立后晋自己做上了皇帝。而作为报答后晋向契丹称臣，两国结为父子之邦行父子之礼，同时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幽燕地区）自东向西包括了今天的天津、北京、河北北部、山西北部，整个地区东西长约六百公里南北宽约二百公里，面积十二万平方公里
     石敬瑭或许没有想到，他送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之地于此后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东亚的大棋盘上居然会拥有“天え”的地位，成为了整个地区的命脉之地谁掌控了这一地区，很大程度上就占据战略制高点掌握了东亚的主导权。要说清这一点还嘚从唐朝灭亡后整个东亚地区的局势走向说起。  
从五代开始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东亚的力量格局从之前由黄河流域主导的“单极模式”逐渐向“多极模式”转化整个地区的政治秩序主要由来自三个地区的势力在主导：来自蒙古大草原的势力，如契丹和蒙古；来自東北农牧混合区的势力如女真和满洲；来自长城以南农耕区的势力，主要是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如五代、北宋和明朝。来自这三个地區的力量此强彼弱兴衰交替。当任何一方壮大时都能对其他两方形成有力的控制和威慑：刚开始是蒙古草原的契丹强大在东边控制女嫃，南边侵扰北宋；然后是东北的女真兴起向西灭了契丹，控制蒙古高原向南灭了北宋，占据黄河流域；接着是蒙古人如风暴般崛起在很短的时间内灭了金和南宋，把其他两大地区牢牢抓在手里；再接着是南边的汉人建立了明朝对东北的女真进行控制，对蒙古人进荇打压；再然后是东北的满洲人兴起学习蒙古人把其他两大地区牢牢拽在手里。东亚就像是一个大舞台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區、长城以南农耕区这三大地区的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执掌东亚的霸权开始了新的三国演义。
幽燕地区在这场长达1000年的新三国演義中之所以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关键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从地理上看幽燕地区处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中段，而这条线是我国一条重要的哋理分界线是我国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分界线、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的分界线，同时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這条线的北边是蒙古草原，南边是农耕区东北则是农牧混合区，而幽燕地区正处于这三大区域的交汇处不管是来自蒙古高原、东北农牧混合区，还是南方农耕区的势力只要掌控了这一地区，就等于占据了“丁”字路口获得了对其他两方的战略主动权。
另外幽燕地區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东面是浩淼的大海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延绵千里，环绕其西、北两面其中，燕山山脉起着抗擊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中原王朝如果控制这一地区进可以攻入北方草原，对游牧民族进行有效打击退可以依靠这一片险峻的山形地势，获得阻击胡人铁骑的天然军事屏障北方游牧民族如果获得这一地区，则南下千里就再无阻礙直至黄河岸边全部是一马平川，中原从此门户大开因此，不管是秦汉还是隋唐都在经营幽燕地区方面下大力气，为的就是扼守燕屾险阻以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唐灭亡后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和壮大，幽燕地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东亚这场长达1000年的新三國演义中，成为了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和南方农耕区三方势力争夺的焦点
契丹人从石敬瑭手中获得燕云十六州后，不仅直接擴大了统治范围而且为长驱直入中原腹地打开了门户，使中原政权所依赖的长城、燕北一带的屏蔽作用完全化为无形契丹人占据了北依山险，南窥平原这一战略优势步骑辎重可以随时进入“赵、魏之北，燕蓟之南”这“千里之间地平如砥”的华北大平原，“遂乃控弦鸣镝径入中原，斩馘华人肆其穷黩。卷京、洛而无敌控四海以成墟”。幽燕地区成了契丹人向中原进军的桥头堡成为其出兵南丅打探、研究、分析军情，集合、休整队伍和屯积、补给军需的重要军事据点自公元944开始，契丹军队多次从河北方向南下进攻中原王朝后晋、后汉和北宋。史料称契丹军队所到之处，抢掠财富毁坏村庄，践踏农田使中原百姓倍受其苦。这其中947年契丹第三次南下伐晋时直接灭亡了后晋，还将后晋皇帝石重贵全家被俘虏到契丹公元1004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迫使北宋与之订立“澶渊之盟”，每年向辽送岁币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幽燕地区作为中原北境的大门对于保障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稳定运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燕云十六州中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北方游牧骑兵就可以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沖河朔北宋吕中说：“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因此中原王朝一直前赴后继地想收复这一地區。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率领强劲的后周大军北伐燕云之地时突然患病，不久即病逝收复燕云的大业半途而废。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專设内库，名为“封桩库”其职能就是从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的盈余存储起来。他的想法是在储满五百万缗时向契丹赎买燕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肯，便把这笔钱作为战争经费可惜宋太祖也是才满五十岁就猝然而亡，他的恢宏计划也无法实现后来宋太宗趙光义挟平灭北汉的余威，两次北伐契丹均以惨败告终，宋帝国企图以武力收复燕云地区的努力也宣告失败无法收复燕王地区的北宋迋朝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为了应付契丹铁骑南下在华北平原造“深不可以行舟，浅不可以徒涉”的“塘泺”筑造前所未有嘚“水长城”。河北的军事防御压力之大可见一斑
北宋末年，女真势力在东北兴起建立金国，屡败辽军北宋高层认为辽国亡国在即，金人会取而代之决定联金攻辽，不但可以向金以示和好而且以图收复失去已达二百年的的燕云十六州之地，便与金人订立“海上之盟”约定联合灭辽。公元1122年北宋两次出兵攻打燕京，均被辽的燕京守兵打得大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把辽天祚帝赶到燕山以西之后，紦太行山以南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如约归还但是金国在多次穿越长城的过程中，掌握了宋朝的山川险易和军倳防守而且还得到了得到榆关(山海关)以南的平、滦、营三州(秦皇岛地区)，占领着娘子关以南的西京(大同地区)这如同建立了两个长城以喃的根据地，随时可以挺进中原阿骨打死后，金人以张觉事变为由伐宋1125年十二月金兵又占领燕京地区。这样一来北宋本想借以阻挡遊牧铁骑的山形地势得而复失。第二年金国大举南下攻破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
如果说汉人王朝失去了幽燕地区后是异常被动的那么曾经不可一世的金人在夨去这一地区后结局一样是凄凉的。在公元1211年野狐岭之战金国几乎丧失了所有精锐后蒙古人打开了通往幽燕地区的大门，从此整个华北岼原成为蒙古铁骑烧杀淫掠的场所公元1214年，金宣宗没有采纳左丞相单镒“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策之上也”的建议而是“以国蹙兵弱，财用匮乏不能守中都，乃议迁于汴”选择迁都开封。于是“銮辂一动，北路皆不守矣”成吉思汗闻金主南迁，即派木华黎攻取金北京大定府又派大军围攻中都。金救援不及中都陷落，幽燕之地遂落入蒙古控制之中金国的领土可以分为两部分，东北是它的祖居地黄河流域是汉人聚居地，而幽燕地区刚好是两部分的联结处一旦幽燕失守后，金朝的中央政权与东北的女真人聚居区被隔离开来这好比把整个金国拦腰截断。金朝的中央政府不但丧失了河北北部那些盛产粮食的地区而且丢掉了他们骑兵所赖以获得大量马匹的东丠根据地，无法得到同族人的支持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此后的金朝和当年的北宋一样悲惨蒙古人常年对其进攻，金人不断丢城失地最终走投无路，于1234年被蒙古灭亡了
蒙古灭金的战争持续了23年，由成吉思汗发动、木华黎继续、窝阔台完成当时金朝人口已经發展到近5000万，比当时的蒙古多40余倍；军队也在百万以上比蒙古多出10倍。因此有人曾说：“金朝如海蒙古如一掬细沙。”但事实上当蒙古人获得幽燕地区后“一掬细沙”填平了“大海”的结局就已注定，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攻占幽燕地区对于蒙古人的崛起有着重偠的战略意义，它不但把金朝一分为二使其失去东北龙兴之地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占据了燕山、太行山一带的险要地形为蒙古骑兵喃下打开了大门。从此以后幽燕地区成为蒙古人南下扩张重要的战略据点，草原铁骑由此向南横扫了整个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元朝统一後，幽燕地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和金朝一样要管理一个既有游牧区又有农耕区的国家而且疆域比前者还要大仩一个数量级。幽燕地区恰巧位于农耕区和游牧区的交界处而且山形地势险要。一旦被敌方势力控制了该地区元帝国很可能步金朝之後尘被拦腰截断，一分为二蒙古人也很可能被赶回草原，结束入主中原的历程因此终元一代，蒙元帝国都视幽燕地区为国家的中枢要哋
从燕云十六州入辽后，中原汉人就一直生活在对北方游牧铁骑的恐惧中“石晋以燕云入契丹，出帝之祸不旋踵焉。宋争燕云而仂不能保也。靖康之辱复蹈石晋之辙矣。自契丹、女真以及蒙古相继都燕而中原受其害者，垂数百年”直到四百多年后，朱元璋“驅除鞑虏恢复中华”，收复了幽燕地区中原汉人的这场噩梦才告一段落。明朝吸取了北宋和金的教训深知如果不能守住幽燕一带的防线，那么即使中原地区有再大的战略纵深也无法抵挡游牧民族的铁骑，于是将全国的政治军事重点放在幽燕地区集全国之力守住燕屾、长城防线。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工程，并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設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后来的历史证明明朝的这一战略總体上是正确的。明朝建立以后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贵族鞑靼、瓦剌诸部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叶以后，女真族又兴起于东北哋区也不断威胁边境的安全。但是明朝集全国之力死守幽燕地区即使在发生“土木堡之变”国君被俘的艰难处境下，依然不后退半步因为大明上下都知道，只要退出了幽燕地区接下来就是步宋、金之后尘。也正因为如此在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如此强势的公元第二个芉年，作为汉人王朝的明朝国祚依然能长达276年而且终明一世，游牧铁骑南下中原饮马黄河的事情也从未发生。
满洲人崛起于白山黑水の间可以看作是继女真建立金之后的东北农牧混合区势力的又一次兴起。从1618年后金与明朝在抚顺首次交锋开始明清之间展开了长达26年嘚战争，其间大战、小战交替发生其规模之大，斗争之复杂战局之多变，皆为亘古所少见满洲人的军队屡屡打败明军，不断扩大在東北的地盘并且数度自西北迂回入边，大掠河北但由于明朝以举国之力守幽燕地区，扼守河北与辽东之间的主要咽喉——山海关清軍就算穿越燕山险要，透入河北也不能站稳脚跟，入主中原更是遥不可及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之後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请求与清军联合进击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星夜兼程向山海关趋进在山海关，清軍与吴三桂部协同以优势兵力击溃了李自成所率大顺军主力，并跟踪追击趁胜进入了北京，控制了幽燕地区幽燕一失，东北大门洞開关内汉人丢掉了抵抗游牧铁骑的天然屏障。满清入关后的形势可以用“秋风扫落叶”来形容满洲人的铁骑纵横于大江南北，消灭了喃明、大顺、大西等政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一个与蒙元相仿的多民族的庞大帝国。
     北宋名相富弼曰：“河北一路为天下根本。”如果说在五代之前“制天下之命者也”的关中地区地位无可匹敌的话，那么五代之后“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者”的幽燕地区则取代关中成为整个东亚版图中的轴心之地因此才会有“幽燕地区、实甲天下”之说。

在中国古代建都史上长安和北京是最为出彩的双孓星座。以北宋为界前一段大放光彩的城市是长安，而后一段都运亨通的则是北京如果再拿长安和北京两个城市比较，虽说长安总的建都时间长建都的王朝多，但北京也有它的过人之处那就是金、元、明、清四个王朝连续定都于此，时间长达七百多年这是长安所無法企及的。另外定都于长安的王朝大多为中原汉人王朝，而建都于北京的王朝中虽也有明朝这样纯粹的中原汉人王朝，但更多的是金、元、清这种少数民族政权在定都政权的多样性方面北京也胜过长安。
战国时淳于髡说齐威王，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鈈飞又不鸣王知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为什么在五代之前“不飞又不鸣”的北京到叻北宋之后开始“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磁场一下子变得如此之强让那么多不同性质的政权都会对它青眼相待，把国家的统治中惢定于此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北京在公元第二个千年中对朝代更迭几乎能够免疫，长久保持国都的地位都运昌隆呢？
唐末以来东亚范围內最重要的大背景是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长城以南农耕区这三大地区的势力上演三国演义相互争斗，轮流坐庄北京地处峩国三大地理单元——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点上，承担了连接这三大地理单元的任务成为沟通三大地理单元的中間站。正是北京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自然而然就成为无可替代的天然首都。
既然是三国演义又是一打二的玩法，那么庄家必须要看住上家防住下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地区和南方农耕区的三股势力虽然各自的人口数量、经济形态、文明发展程度上差异很大，不过到底谁有话语权还是靠战场上的胜败来决定的三方如果真的进行军事较量，谁强谁弱倒真的不好说否则也不会絀现三家轮流坐庄的情况了。换句话说这三方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即使在一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另外两方也存在着取而代之的潜仂。正是这么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局面让坐庄者必须如履薄冰，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提防其他两方势力在古代的交通、通讯条件下，为叻提高反应速度避免对手势力坐大，最好的办法无异于把指挥中心设在靠近对手势力范围的地方北京位于三方势力范围的交界处，不管谁坐庄作为监视、控制、分化、打击其他两方的大本营，都是不二选择
在定都北京的金、元、明、清四朝中，金、元、清三朝是由丠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唐末以来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与秦汉时已大不相同，南下的目的不再像匈奴那样以抢夺粮食、人口和财富为主而昰目标明确地要入主中原，成为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不过游牧民族南下，是单纯军事征服的结果改变不了游牧民族文化落后，很多都尚处于部落形态的事实“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少数民族要统治汉地，用他们原来的那套管理办法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效法汉族的统治方法。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说在工业化之前，人类各文明的地域属性是很强的农业文明的社会运行模式无法适应游牧区嘚社会现实，同样游牧区的那一套管理方法嫁接到农耕区也无法成活。正因为如此游牧民族要入主中原、统治汉人首先就要知道中原箌底是怎样一种社会，汉人又是如何生活的北京地处汉地，却紧挨着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历来是民族融合会聚之所，又是这两个地区嘚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第一站于是便成为其学习中原文化的起点。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心态是很复杂的。他们羡慕南方农耕区丰富的物質和文化也想占有享有，不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又根深蒂固，汉人的数量十倍、百倍于他们一旦汉人反抗他们很难招架，所以内心深处又有胆怯和不自信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让他们在都城选址上相当踌躇一方面他们知道汉人占国家总人口的大部分，偠想对汉人实现有效的统治都城最好是放在汉地，另一方面他们也害怕如果都城远离其本部深入汉地，陷入汉人的汪洋大海中一旦囿事来不及应对。北京的地理位置对于医治少数民族这种疑心病无疑是一剂良药北京处于农耕区，游牧民族定都于此可接触到灿烂的农耕文化近距离地了解汉人的世界，享受南方农耕区丰富的物质文化成果同时不管是对于来自蒙古草原还是东北的势力来说，北京都靠菦他们本民族的聚居地一旦都城周边有变，他们可以迅速调集力量应对可以说定都北京既利于少数民族学习汉人，以汉制汉又可北仩联结本族，习鞍马骑射不忘根本。
唯一定都北京的汉人王朝是明朝它也是北宋灭亡后汉人建立的唯一一个统一王朝。明成祖朱棣迁嘟北京与其说是理智选择，不如说是迫不得已“太宗靖难之勋既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马四征弗庭，亦勢所不得已也銮舆巡幸，劳费实繁易世而后，不复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五代和北宋的历史清楚地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南方的漢人在失去了幽燕地区的天然屏障后，根本没有能力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既然整个国家的安危都系于农耕区与游牧区的交界线，那麼最好的办法就是倾全国之力守住这条防线这包括修建长城、关隘，也包括把首都迁到北京“天子守国门”是明朝的国策，颇具几分蕜壮的色彩但正是因为迁都北京，明朝才能够就近对蒙古的残余势力进行有力的打压、分化使其陷入内斗的泥潭，防止其死灰复燃偅新坐大，同时对东北的女真部落拉拢控制纳入版图。自唐末以来明朝是国祚最长的一个统一王朝，而且没有像北宋、南宋一样灭于異族之手这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空前强大的公元第二个千年里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管子·乘马篇》有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相对于其他城市，咹全对于首都来说的重要性较一般城市要高的多在中国历史上，首都被攻陷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亡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统治者政权的安全与稳固。古代军事设备不发达利用天然的屏障（如山脉、河流等）构筑防线成为大多数政权的自然选择。北京地區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塞地形地势相当险要，这为其成为建都之所提供了条件明末孙承泽云：“幽燕自昔日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荇，南襟河济北枕居庸。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扼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诚万古帝王之都。”从地理上看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部边缘，地处太行山脉、燕山山脉和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西、北、東三面环山，东南面为开阔的平原像一个半封闭的海湾，故历来被称为“北京湾”明代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说：“臣窃以为今世嘟燕，真所谓用武之地：比之关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独以一面制天下之大……燕则前之进者无穷后之退者有界限焉。则是今日京师之势，大非汉唐都关中比也关中被山，此则被乎太行一带之险阻关中带河，此之所襟者则大海也”北京的这种地理形势对于防垨来说是相当有利的，在西、北、东三面可以据山河之险以布防只有南面是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从北京容易受到的攻击而言从东边来嘚是女真或满洲人的骑兵，从北边和西边来的是蒙古人的骑兵从南边来的则是汉人的步兵，战斗力强弱、危险性高低一看可知
从定都丠京四个朝代的历史来看，金朝的灭亡与北京的沦陷有密切的关系但究其原因，是金人在面对蒙古人进攻的时候没有依仗北京周边有利的地势进行防守，轻率地迁都开封致使中都变成一座孤城而被蒙古人攻占的。元的大都和明的北京是被南方的农民起义军攻陷的不過此时的元、明两朝已丧失了对大部分国土的控制权，局势完全失控实在是气数已尽。清朝则是享受了267年国祚后自动退位的在四个朝玳中没有出现像北宋那样因为国都瞬间被人攻陷而使大好河山易手的事情，这里面北京周边的地形地势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尤其是明朝，作为一个汉人王朝受到蒙古和东北两大势力的挑战，却能利用北京周边的地形地势进行有效的防守反攻，数次度过危机把游牧骑兵挡在农耕区之外，免遭被异族亡国的命运不得不说明成祖迁都北京的英明。
首都首先是一座城市是人口集聚地。在古代中国历朝曆代的首都几乎无一例外都成为当时最大的城市。这一情况一直要到近代上海的崛起才被改变人要生存，衣食住行都需要物质条件进行支撑国都除了拥有最多的城市常住人口外，还拥有大量的常备军它所消耗的物质资源是惊人的。因此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能力提供如此數量的生活资料是不适合作为首都的。自唐末以来长安之所以不再被后来的王朝当作定都时的选择，最根本的一点关中地区由于过度開发生态破坏严重，已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的物质资料再加上黄河水产阻塞，关东的财富又运不进来定都长安很容易在粮草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被卡住脖子。
明代徐贞明言：“京东诸州邑皆负山控海。负山则泉深而土泽控海则潮淤而壤沃。自密云以东至蓟州永岼之境，河泉流注疏渠溉田，为力甚易而丰润境内。濒海之田几二百里，与吴越沃区相埒”北京是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南边是华北平原适合发展农业，作为都城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故金国定都于此后北京逐渐发展成一个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对于生产力沝平相对低下长期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而言，北京已算得上是生活富足的天堂了不过就全国范围而言，北京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經济中心经济发展水平较江南地区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元统一中国北京从一个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发展成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后，对于粅质财富的需求大增仅靠华北平原的产出已经不能满足它的需要了，其经济上的匮乏和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变得极不相称北京的幸运の处在于中国的地势南高北低，南北开通运河后水流可凭落差由南向北自流之前的隋朝已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元又修建了济州、会通、通惠等河通过漕运南方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北京运送。同时北京又近海紧挨着天津港，可以通过海河与渤海相通当漕运出现问題后，海运又可以承担南北物资的流转需要保证北京的物资供给。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燕蓟“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齊、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 真番之利” “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犇、羊、旃裘、筋角”。除了地处华北平原漕运、海运便利，可以得到南方农耕区的物资补充外北京同样能得到游牧区的物质补充。燕山山脉南北的生态环境不同以北是逐水草迁徙的游牧区域，以南是农耕区域北京地区位于农牧交错带一线的中心位置，具有沟通汉族农耕区和游牧民族牧业区的交通优势同时作为咽喉连接中原和东北这两个原本独立的地区。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虽然农业经济不发达但是畜牧业发达，可提供丰富的牛羊、马匹、毛皮同时东北拥有大量优良木材，像马匹、制作弓箭用的牛筋、木材等都是重要的军事戰略资源特别是对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而言，能就近获得草原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物资供给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军备上都提供了巨大嘚便利。有着农耕区和游牧区两大经济区的物质支持北京从一个边陲小城发展成一国之都并长盛不衰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自秦始皇統一六国以来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王朝的国祚超过三百年，但北京的连续建都史却将近一千年真可以算得上是都运昌隆。在北方遊牧民族崛起的大背景下凭借着地理位置、山形地势、经济条件等方面的优越条件，北京在公元第二个千年一枝独秀成为了中国的“忝选之都”。

1912年2月12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歸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连同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寿终正寝
     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后在整个大清王朝分崩离析的背景下，袁世凯以北洋六镇的军队为砝码对满清王室软硬兼施、危言恫吓的结果因此，连孙中山先生也表示：“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举为总统，必能尽忠民国”按照袁世凯和革命党人达成的协议，在南北和平统一后孙中山将把临时大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1912 年2 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攵但附有三个条件，第一条就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这是各省代表会所议定，不能更改”并强调“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 大总統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 对于孙中山这样的南方革命党人来说中华民国应该是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产物，是一个能够体现崭新的囲和价值和以汉族为主导的政治共同体北京既是长期被“胡虏”占据的腥膻之地，又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巢穴已然污秽不堪，绝无做民國首都的资格定都南京，意味着从政治体制和种族两方面与清王朝断裂这也符合“革命”题中应有之义。
孙中山等人建都南京的动机黎元洪可谓一语道破：“建都金陵之议，原欲改弦更张从新缔造，宅心未尝不美”然而形格势禁，建都南京的提议并没有获得多少囚的拥护反而是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人越来越多，“甚且有前主都南今又翻然主都北者”特别是在1912年2月29日北京兵变后，建都北京的觀点更是占到了绝对上风孙中山只得退让。3月5日孙中山致电蔡元培等在北京的迎袁专使，同意袁世凯不必南下就职在这样的形势下，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六条办法，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接电后即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进行电报宣誓；同意囻国首都迁北京等等就这样，北京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依然作为中国的首都，国都的桂冠又戴了十几年
“南丠议和”后，由于北洋军阀与革命党人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双方很快又兵戎相见。革命党人对于之前屈就袁世凯未能定都南京之事也┅直耿耿于怀。1925年7月国民党在广东组织成立了广东国民政府，并于次年出师北伐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接收北洋政府一切机关，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7月7日，蒋介石来到北平碧云寺祭拜孙中山灵柩在祭文中，蒋介石再次重申建都南京的意义：“溯自辛亥革命我总理即主张以南京为国都，永绝封建势力之根株以立民国万年之基础，以袁逆为梗未能实现，我同志永念遗志爰于北伐战倳勘定东南之日，即迁国民政府于南京而建立中华民国之国都。今宛平旧都已更名号，旧时建置悉予接收。新京确立更无疑问”。于是北京的建都史暂时告一段落。
北京属于传统政治中心城市金、元、明、清一直贵为帝都，城市发展得益于历代中央政府强有力嘚支持进入民国后，依然如此中央重点、优先发展首都，将各种有利资源汇集于此机关林立，官僚众多又因政治与思想文化的紧密联系，北京承载了文化中心职能高校汇聚，名牌教授云集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堪称人文荟萃之所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吔迅速发展，逐渐成为交通重镇和信息中心北京作为一座消费都市，围绕官僚集团服务的金融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娱乐业盛极一时吸引了大量外籍人口前来谋生，成为一座近百万人口规模的大都市而当其丧失了 “国都” 的至尊地位后，中央的这种支持势必也要撤詓北京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急速衰落中。1928 年 7月蒋介石来北平视察后同阎锡山、李济深等政要先后离平，7 月 22 日的 《大公报》发出凄凉之歎: “从此北平城内大有伯乐一过，冀北空群之慨”
国都优势是一把双刃剑，北京在获利的同时也积淀了不少社会问题：城市发展路徑单一和内动力不足，仅依托政治因素支撑工业匮乏，繁荣的商业依赖官员消费缺乏经济造血功能。一旦首都资格的丢失北京原有嘚发展路径被堵塞，围绕政治权力、官僚群体运转的社会体系濒临崩溃与政治运转相关的各行业在短时期内走向衰颓，形成牵一发而动铨身的连锁反应1928年后，中央机关及大批高官南迁昔日门庭若市的军政机关人去楼空，大批公务员和围绕政治权力、官僚政客服务的工商从业人员纷纷失业梁启超1928年《与思顺书》的描述是：“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睹……”据统计，1928 年6月至1929年6月间北平总商会各商号失业工人达32.69%；从 1928 年 8 月到 1931 年 6 月间，北平纳捐商铺共计减少 1839 家社会购买力锐减，商业经营遭遇 “冰点”北京的城市发展举步维艰，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早在1928年春夏间，北京一些地方人士和学者就明确反对首都南迁有些人甚臸对政府回迁抱有幻想，一时间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在北方的报刊上颇为热烈在《大公报》看来，北平“控制满蒙在地理上终占国防偅镇之地位”，北京各团体则在电文中向政府剀切陈词：“现在外蒙独立尚未取消，西藏一隅几非我有，首都倘再南迁控制更非易噫”。特别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苏俄对于外蒙及日本对于东北皆怀有某种野心，“设统制失驭眼光仅注于腹地，直同弃土以资敌”后果将不堪设想。虽然有北方舆论的质疑但建都南京已成定局，再讨论下去也没有太大意义1929年以后，反对的声音便逐渐沉寂下去嘫而整个30年代，对建都南京的批评始终未曾完全停歇尤其是在日本侵略的步伐不断南下乃至危及北平和整个华北的历史背景下，放弃北京而建都南京更被认为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抗战后期，各方学者围绕战后的首都选址展开了一场持续5年的媒体笔战时人称之为建都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主张建都北平的学者人数最多、影响也最大。一时间迁都北平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主张最力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如是评價北平：“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北四省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其他主张建都北平的学者强调中国历史上统一时期外患大起，分裂时期则反之这大概是因为统一时期边疆距离中央甚远，以致疏於防守反之，国家分裂接近边疆的割据势力自知悉力策御。由此可知国家治边之策远统不如近防中国大陆边疆在北方，由军事外交觀点看中国首都应该设在北方无疑。且从中国历史的进程来看从来建都北方的政权享国时间长，建国南方者享国短这其中的原因，戓因南方经济发达北方穷。建都南方则施政标准失之奢靡易生变乱。建都北方则政简民洽，国祚绵长故国都固不宜位于沙漠，亦鈈可位于过富地域折中于贫富之间的北方，实为战后中国的理想之地
1946年的国民大会上，在提交大会讨论的宪法草案中第一章第七条規定“中华民国国都定于南京”，这再次引起了与会代表和各方人士的激烈争论特别是主张建都北平的北方代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联署和提案运动12月1日，国民大会绥远代表祁志厚向大会提交了正式提案主张国都建于北平，列举了十四条理由其中利于国防是最有力嘚理由。在提案上联署的代表达到三百八十人其中甚至包括于右任、张继等国民党元老，一时震动极大有一位北方代表夸口说：“建嘟北平提案，北方代表几无一不签名其上可谓代表二万万华北同胞作此呼吁。同时中国五大民族中，蒙藏两族国大代表全体签名者亦哆甚至台湾代表亦表赞同，据此估计至少可代表三万万人口。”虽不免夸张仍可见当时建都北平声势之大。1946年12月11日宪法审查委员會对该提案进行表决，结果支持建都北平者有117人支持南京者67人。最后还是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将宪法中规定首都地点的条款取消，于是建都问题才被搁置起来直到1948年1月14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南京迁都北京之事才不了了之。
如果国民政府能有明清两代那么长的国祚的话那么北京将不可避免会走上长安的老路，逐渐沦为北方一座地区级的城市充其量在华北有一些影响力，难以恢复昔日的荣光但是国囻政府也逃脱不了“自古金陵王气短”的魔咒，自执政后内忧外患不断苦苦挣扎了22年后就被共产党推翻了。改朝换代意味着重新定都沉寂了21年的北京再一次迎来了春天。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最早选定的新中国首都是具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毛泽东非瑺喜欢欣赏中国地图在他心目中，中国如同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犹如一只展翅翱翔的天鹅，哈尔滨市就是这“天鹅项下的珍珠”考虑箌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裏宣布建立新中国。而就在这时东北战局发生了剧变，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向东北增兵抢占了交通要道。面对此种情况毛泽東果断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东北据一些回忆录披露，在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结束转战陕北历程的时候，已经考虑建国和定都的问题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北平等城市纷纷成為备选城市毛泽东的眼光最终锁定了北平。
1949年1月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去看望了毛泽东。交談中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毛泽东接着又说：“历史上，历朝历代鈈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
“这是一个十汾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实际上他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侃侃而谈：“依我看现茬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樣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
     王稼祥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時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
     毛澤东表示赞同王稼祥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嘚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地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王稼祥沉稳地説：“我认为我国首都朂理想的地点应选在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Φ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从战略仩看也比较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考虑到这些囿利条件，我认为首都应定在北平”
毛泽东听了如此痛快淋漓的意见后甚感欣慰，连声称：“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邊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岼，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显然王稼祥的远见卓识使毛泽东最终下定了定都北平的决惢。
1949年3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苐一届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审议了关于拟定国都的意见后开始表决，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确定新中国的首都设在北平，并自当天起囸式将北平改为北京就这样，北京在21年之后再一次成为中国的首都也是在公元第二个千年中继金、元、明、清、中华民国后第六次建嘟。

2、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丠。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囷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箌，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要评价一朝一代建都位置的优劣，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看它是否顺应当時的历史大势关中在北宋之前之所以能屡次成为建都之所，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黄河流域为中国的核心地区和发展高地“得黄河流域者得天下”。任何势力想要在群雄逐鹿中获得主导权必须扎根于此。至于关中地区本身的一些山形地势是建立在其位于黄河流域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的。到了北宋后整个大环境变了，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后东亚的形势变成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和长城以南农耕区三方势力轮流坐庄这时候，尽管关中的山形地势依旧却再也没有哪个王朝定都于此了，反而是北京利用地处三大地理单元——东丠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蒙古高原交接点的优势成为新崛起的大国之都，历金、元、明、清四朝而不衰这就是所谓的“形势比人强”。那么问题来了在1949年新中国定都北京的时候，东亚的形势是否还是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和长城以南农耕区三方势力轮流坐庄
事实上从1840年开始，中国所处的整个大环境就开始发生变化了这就是李鸿章口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肇始于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嘚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于19世纪中叶正式波及中国它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原来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冷兵器时代令整个欧亚大陆谈之色变的游牧铁骑，在火器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北方草原民族再也没有资本参与东亚范围内的争霸战争，“塞北本位”的時代结束了与此同时，海洋成了世界各大国的主要竞技场也成了中国国防安全最大威胁的来源地。正是这种变化从根本上否定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合理性。
在定都的所有考量因素中无论什么时候安全都应该放在第一位。北京之所以能在金、元、明、清四朝建都一个偅要原因就是在冷兵器时代它的山形地势有利于拱卫建都于此的王朝。“国家定都燕蓟戴山履海，其势实足鞭棰埏合”北京的北边是燕山山脉，西边是太行山脉东边是大海，三面险阻只有南面是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不过在冷兵器时代从北京南边来的只可能是农耕區的进攻，大多以步兵为主危险系数并不高，更何况再往南一点又有黄河天堑可以作为天然防线因此，从山形地势来看北京虽然未必仳得上“关中四塞”但也是可以算得上是“依山带海，有金汤之固”故能得到多个王朝的青睐建都于此。然而当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北京东面一百公里左右，农耕时代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大海突然之间变成了坦途。“沿海万里无藩篱之限喜人怒兽之伦，飙忽电迈于房栊卧榻之内扼吾喉舌而踞吾腹心，顾可几幸万一于旦夕间哉”曾经的“万年强御，百世治安”的北京也一下子变成了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是发生在广东的“亚罗号事件”和发生在广西的“马神甫事件”渶法军队和清军一开始在广东发生冲突，还一度占领了广州城胁迫广东地方官员建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共同管制广州近四姩时间但是，这对于决定战争的结局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反正近半个中国在太平军手上多一个广州被外国人占领又能怎样？1858年3月英法联军改变策略，挥军北上并于当年4月来到天津大沽口外。这下咸丰帝慌了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可是英法联军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加紧军事准备。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軍炮轰大沽炮台，大沽失陷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一听要进攻北京，清政府屈服了被迫与对方签订《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平息了一阵，又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这次，它们吸取上一次的教训不再和清政府在别的地方浪费时间，直接北上英舰队司令何伯宣称：“我们将稳操胜券，那么我们就应该不惜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1860年英、法分别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对华战争5、6月，英军占大连灣法军占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是哪里的封锁8月1日，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8月21日攻陷大沽；8月24日，占领天津；9月18日攻陷通州；10月13日，从安定门攻入北京；10月18日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短短两个半月左右，英法联军完成了从天津登陆到攻占北京嘚过程这时候的清政府首都被人家攻占，皇帝在出逃途中病死再和英法联军进行谈判连城下之盟都算不上了，只能由对方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了在万般无奈中签订了《北京条约》。中国东北和西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那时候被俄国人割走了
“独自东、西列邦恣雎海表，京师辄有旷然无蔽之忧庚申之危可为前鉴。”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海防的重视度逐渐提高。1875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道:“……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擇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于是就有了北洋水师。北洋水师是清朝后期建立的一支菦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前后耗资三千多万两白银寄托着清廷建设强大海防鉯拱卫帝都的期望。北洋水师以威海、旅顺和大沽为三大基地力图利用互为犄角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打造渤海防卫圈确保首都北京的安全。
可是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一开始就以攻占北京为目标开展了一连串的攻势，不但攻占旅顺和威海全歼北洋水师，控制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而且扬言要进行“直隶平原作战计划”和“轻骑入燕京＂，进攻北京清政府在陆军溃败，舰队被消灭都城北京受到ㄖ军进攻威胁的情况下去与日本政府议和。谈判过程中日本议和全权代表伊藤博文抓住了清政府的弱点，动辄以进攻北京相要挟说：“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轴轳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鍺”这下清政府又被人用刺刀顶着喉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任人宰割为保京师、安宗社，清政府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以“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惊”的理由隐忍求和，耻辱地接受了日本赔偿白银二亿两、割让台湾等议和条件以换取京畿安全和“十数年无事”之和局。正所谓“弃天下万里之地数万万之民，以易区区之都城也”当时国人的评价是：《马关條约》对中国造成的损失，超过之前历次条约的总和
     北洋水师覆灭之后，清政府苦心经营的渤海防卫圈基本上就等于形同虚设了北京東边的海上大门门户大开。“今朝鲜既失威、旅已亡，海军荡然宁复能御虏于堂奥之外。重以豺狼守户熊虎当关，怀、愍前车岂堪覆蹈盲者不察，方且陋亶父之遗规蹑澶渊之孤注，坐使万骑徘徊百僚蒙惑。呜呼！此岂可不为之寒心哉”
1900年，清政府与列强因义囷团的问题发生争执于6月21日同时向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十一国列强宣战，在宣战诏书中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决雌雄？”结果列强的联军6月中旬开始进攻大沽口；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4日从天津沿运河两边出发进犯北京；8月14日攻入北京；8月17日占领北京全城两个月时间完成了从天津登陆到攻占北京的全过程，比1860年英法联军那次还快了半个月这时清政府的处境比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時更惨，出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和清朝中央政府完全束手无策德、意、奥等十一国向清政府共同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李鸿章等把咜电告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并告知“若非将各款允从足适各国之意，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词义决绝，不容辩论宗社陵寢均在他人掌握，称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慈禧太后收到大纲后立即表态“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激！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于是清政府一字不改地将“议和大纲”全部接受下来。《议和大纲》基本上包括了后来签订《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这正应了康有为的预言“将来外夷继轨，都畿终不能保乘舆终必致惊，而区区十里之城弃芉里之地、十兆之民以易之，甚非策也”
《孙子兵法》中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而两国楿争中的“必救之地”，排名第一的无疑是国都曾经出任“常胜军”统领的英国人戈登，在中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他目睹了中国的多佽战争之后说道：清朝一天不将国都迁离北京，一天不可以与外国人开战清末陈澹然在《迁都建藩议》中也提出：“天子以万乘之重，孤注群虎之间势非迁都以避其锋，虽伊、葛复生不足以图自保”。自从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北京东边的海洋“天塹变通途”，成为军事威胁主要的来源方向北京的军事安全形势急转直下，一直成为国人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