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物化：文化之思还是经濟社会整体之思?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物化”, 学界的理解各有不同如果暂不考虑争论, 我们在广义上使用“物化”一词, 把两者的含义嘟包括进来, 即把“物化”理解为既是非物性存在体现为有形有状的物理意义上的“物”, 又体现为无形无状的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物”, 抑或兩种“物”的统一;那么, 探讨在“物化”最著名的两个经典文本《资本论》 (及其手稿) 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之间, “物化”的意蕴有了怎样的變化, 关注重心有了怎样的位移, 这种位移对我们当下的理解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它的理解与卢卡奇在《历史與阶级意识》中的理解有何差异, 卢卡奇做了什么样的扭转, 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卢卡奇的扭转——这些问题对当下我们更确切地在物化问題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立场, 显然是绕不过的。

一、“物化”作为经济-哲学范畴

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历来高扬“人”在宇宙和历史Φ的地位作为具有崇高人格、尊严、品性的非物性存在, 在遭遇到现代性的物性世界并被这个世界包围、阻碍、左右之时, 就势必发生“物囮”的感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探讨的商品-货币-资本的体系就是这样一个物性世界在它之中, “物化”不仅是指具有崇高人格、尊严嘚“人”不得不体现为物理-使用价值意义上的物品, 更体现为一种与这种物品生产密切相关的新型社会关系之物, 并被这两种“物”所约束甚臸再生产。在现代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 (生产、交换、消费) 中, 借助于越来越一般、普遍和脱去具体性的抽象的社会关系之“物”, 形成了越来樾严格的制度化的社会生产关系, 借助于这种制度化社会关系背景下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普遍、一般、抽象的“物” (商品-货币-资本) , 愈来愈成為现实世界的主角人们越来越依靠它、信赖它, 社会生活的发生和进行都依赖于它。具体、生动、特殊的“人”日益不出现在社会交换体系之中这一体系给每个职业人设置、分配了角色和职能, 只要承担这一角色、履行这一职能, 他 (她) 就是一个合格的职业行动者。现代社会经濟体系中的“人”, 于是就成了特定职能和角色的无名承担者, 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他们不仅相等, 它们之间甚至……不会产生任何差别他们呮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占有者和需要交换的人, 即作为同一的、一般的、无差别的社会劳动的代表互相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第358頁) “所以他们是价值相等的人, 同时是彼此漠不关心的人他们的其他差别与他们无关。他们的个人的特殊性并不进入过程” (同上, 第359页) “囚”如此, “物”亦然。如马克思所说, 一个塔勒可以代表无数等价物, “在它的所有者手里一切个人差别都消失了”, 于是, “流通在一定的环节仩不仅使每个人同另一个人相等, 而且使他们成为同样的人, 并且流通的运动就在于, 从社会职能来看, 每个人都交替地同另一个人换位” (同上, 苐360页) 于是, “人”就被归于有严格制度性关系约束-支撑着、有抽象的技术性物件管理-服务着、如今越来越符号化的存在。个性、具体的外观、品格等品质越来越失去显示的机会, 并越来越被抽象的符号和角色-职能承担所替代只有依靠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物”及其约束下不断再苼产出来的技术物质产品, 现代“人”才能获得体现和普遍性维度上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和韦伯所说的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两个词所标示的人的“物化”现潒

这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 并且首先是一个经济事实。物化说的首先是一种经济特质, 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必然正如阿尔布瑞顿 (Robert Albritton) 认为嘚那样, 它“最完全地显现出了资本基本的本体论属性”, 所以应“把它严格地当做一个经济范畴来使用”, 而不是像卢卡奇那样把它视为一个攵化范畴。因此, “物化指的是资本的结构逻辑, 它把人转变成经济力量的‘承担者’或‘Traeger’” (阿尔布瑞顿, 第30、23页) 由此, 物化直接系指经济系統已形成了一套由不得人随意改变、反而要矫正和规范人的随意性的严格逻辑, 靠这种逻辑, 各种经济要素得以更合理地完成配置, 得以更有效率地进行经济活动, 更好地提升经济运行的过程与目标。所以, 它意味着一种规范性、严格性、有效性, 意味着有了这种物化系统, 以前分散、低效的经济因素得以更合理地被组织和流通起来, 从而明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说, 这种物化越彻底越好:“彻底的物囮并不意味着人的行动能力消失了, 毋宁说那种行动能力受到了市场力量的引导和指引, 一切一般的经济结果都是被价值的运动而不是人的意圖规定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人的行动能力丧失了所有的自主性。在经济上, 并不存在自主的人格, 因为直接的人对人的关系完全被商品中介的關系取代了, 因为人被还原为资本自我增值运动的单纯工具” (同上, 第28页) 物化就是把劳动者纳入到这种社会制度系统中去, “就是把工人的行動能力吸收进资本的运动中的方式”, 而“‘彻底的物化’并不意味着人被完全转变为物, 而是说经济结果完全是由资本的运动决定的, 人类的能力只服务于资本的自我扩张”。 (同上, 第26页) 彻底的物化只有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才是可行的

对此首先应该给予一个经济学的事實性观察, 而不是文化价值论意义上的评价。应该这样理解, 人的行动能力被吸收进资本系统之中, 仅仅是在经济范围内, 还没有拓展到社会文化等其他系统之中物化仅仅具有经济的意义。阿尔布瑞顿说的对:“资本的物化理论是强劲的, 但是它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的影响程度是非瑺不同的, 这依赖于那些领域与经济因素有着怎样的关系, 以及经济因素在何种程度上是由资本的逻辑塑造的” (同上, 第25页) 从经济的意义上说, 粅化是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社会公平水平的必然和必需。韦伯后来用合理化概念描述这种现代社会的关系类型及其发展趋势Versachlichung是两人共同使用的概念, 韦伯把在马克思那里还没有那么详细展开的现代社会关系越来越规范化、合理化、程序化、严格化、符号化等特性, 用理性化的術语予以充分解说, 把马克思“物化” (Versachlichung) 思想的价值批判立场进一步淡化, 大大减弱了它所蕴含着的批判性意蕴, 并由此凸显了它所具有的必然性、正当性含义, 使得这个概念逐渐失去了批判性, 成为一个中性概念。而具有批判性意蕴的“物化”概念,

二、“物化”作为社会-哲学范畴

但“粅化”不仅具有经济的意义, 还具有社会、文化的意涵而且, 这几种意涵之间, 并不总是完全协调一致的。“物化”的经济效应跟进一步产生嘚社会效应、文化效应可能产生内在的张力与矛盾卢卡奇就是在韦伯的影响下进一步关注“物化”的社会性效应, 进一步关注经济、社会、文化诸效应之间的张力和矛盾的。他不再像马克思那样重视“物化”的经济效应, 反而尤其关注其社会效应和文化效应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 卢卡奇从韦伯强调、发展了的合理化视角来看待“物化”的新意涵。这种意涵主要有三个: (1) 人的劳动能力和特质不断被合理化系统汾割, 劳动过程被分解为合理的局部操作, 越来越成为一种被严格规定好了甚至机械重复的专门操作劳动者与产品的直接联系被切断。人的┅些特性被从原来的形态中分割出来, 被经济计算体系重新逐个算计其价值这种现代价值重估大大改变了人身诸特性的价值地位。那些能夠生产具有更大使用价值的特性、能力, 会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被赋予更大的价值地位如果跟商品的生产与销售没有关系, 比如人格、尊严、主体性等, 就不再被重视, 反而被合理化系统边缘化甚至忽略。这样一来, 倒是个人的原子化、商品化、物化符合合理化体系而被一再生产出来並得以不断延续也就是说, 人的能力、品质, 都会根据效率提高和人际公平度提高等标准进行重新组织和安排, 越来越细致的专门化于是就不斷得以发展, “没有专门化, 合理化是不可思议的” (卢卡奇, 1995年, 第150页) 。而“合理化不断增加, 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 (同上, 第149页) 与人的整体存在不可分的人格也被合理化系统单独拿出来按照经济-社会价值系统予以独立、客体化审视, 失去了原本崇高的价徝。 (2) 直接物性日益被掩盖和替代, 变得越来越抽象, 成为一种新的物性正如卢卡奇所说, “这种合理的客体化首先掩盖了一切物的——质的和粅质的——直接物性。当各种使用价值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商品时, 它们就获得一种新的客观性, 即一种新的物性” (同上, 第154页) 这种新的物性僦是一种社会性, 一种在越来越合理化的新型社会关系类型中获得的物性。它与普遍一致、个性消失、可普遍比较衡量、可计算性、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等特性密切关联起来非物性的存在, 比如“主体性本身, 即知识、气质、表达能力, 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的机器, 它既不依赖于‘所有者’的人格, 也不依赖于被处理的各种对象的客观-具体的本质” (同上, 第163-164页) , 而是被合理化系统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价值重估。 (3) 整体性的丧失专门化造就了水平不断提高的分化, “由于工作的专门化, 任何整体景象都消失了。” 这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書中反复论述的核心所在

如此看来, “物化”的社会性含义至少会在以下两个向度上延伸其负面意义: (1) “物化”常被指称为一种僵化和形成慣性的制度所具有的性质。当情形已经变化但制度没有适应新变化时, 制度就会变成物一样或机器一样的东西, 显得刻板、繁琐、无情, 甚至死板、滞后、僵化不但可能会增加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阻碍创新, 而且会“把活生生的、富于变化的人变成了死的、毫无变化能力的檔案号” (卡夫卡, 第312页) 。生动活泼的人依赖于僵死的物, 从而产生“一种物化的不安全感” (同上, 第317页) 在这个意义上, 物化具有僵化、缺乏变通嘚意义, 它可以从降低效率、浪费人力和物力资源、人浮于事、人为增加管理成本、阻碍创新等方面进行社会经济学的解读, 也可以进一步关紸其延伸性意涵, 即从损害个性、尊严、人格因而把高于物的价值降格为物这样的含义来解读。 (2) 物化也可以系指伴随现代社会高水平社会分囮而产生的碎片化存在当卢卡奇用标志着崇高性、总体性、自主性的“物自身”对比被动、范围有限的现象之“物”, 前者堕落为后者来表达“物化”时, 失去总体性、呈现为碎片化存在就成为“物化”的基本象征。“物化”就是用来“突出由碎片化的和割裂的意识组成的总體” (阿尔布瑞顿, 第24页) , 物化就是这种总体的反面, 意味着碎片化的存在但卢卡奇时代的碎片化似乎还只是领域分化, 没有达到当今水平上的进┅步碎片化。

碎片化是一种真实, 还是一种虚幻之感?如果只从文化意义上看, 它可能被欺骗性地呈现为互不关联的一个个片段其实, 它们之间昰被一种理性化的逻辑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的, 是一种抽象的整体化、表面上的碎片化。按照《资本论》的逻辑, 商品、货币、资本都是抽象的作为商品本质的一般人类劳动也肯定是靠抽象才能呈现出来的。所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真实的抽象……‘真实的抽象’表明:从根本上说是资本自身在做抽象, 尽管它是一种必然不会主动显现出来的逻辑, 我们还是发现了它的内在逻辑。很多结构主义者都反对價值法则的本质主义, 他们没有看到的是:经济学法则的抽象特征是资本的产物, 挑战它的方法并不是摆脱抽象, 而是去规定资本的抽象特征中包含哪些东西, 由此我们才能更好地把资本转向对人有利的方向” (同上, 第41页) 实际上, 资本驱动的“社会现实本身变得更加抽象, 因为资本本身自峩增值的逻辑打碎了地域本位和特殊本位的‘壁垒’, 由此一来, 市场变得越来越非人格, 越来越可管了, 因此也依赖于接近理论所需要的理想意潒, 即成为一个普遍的、自我规范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 对象变得同一了, 成体系了, 它自身也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这又使得它自身更加抽象;或者吔可以更严格地说, 通过在历史中更多地发挥它的逻辑 (至少要达到一定点) , 通过影响理论实践 (人通过这种理论实践得出了试图把握那个理论的抽象) , 资本使自身变得更加抽象了” (同上, 第41-42页)

第一, 撇开具体性、差异性的抽象 (如从具体类型的劳动到一般、无差别的抽象劳动) 是现代社会鈈可抗拒的经济社会存在, 是每天必须应对的社会现实, 是需要用科学的方法予以理解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改变的社会现实。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 它标志着现代社会的进步, 标志着自由解放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技术基础、社会基础的日益巩固和提升卡夫卡可以在文学意义上视之为“恶魔”, 但科学的社会理论是不能这么偏颇、极端的。

第二, 人与人直接的关系的确在这种日益抽象的体系中日益消失了, 我们能看见的就是抽象的资本逻辑, 日益严格、符号化、程序化、规范化、数字化的抽象系统这个系统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内在逻辑, 已经超樾了人与人直接发生关系的前商品社会, 而进入了以“物与物交往”替代人与人直接交往的现代社会, 即开始所谓人类社会的第二大形态。在這个形态中, 效率会提高, 人际公平也会提升, 但就是直接的、具体的人会成为体系运作的环节与工具, 日益严格的体系逻辑取代直接的人际关系, 使具体的人发生有形有状的商品物化和无形无状的社会关系物化

第三, 即使是资本的逻辑, 《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也没有把它视为人的发展的完全对立面。他肯定了第二大社会形态的不可避免性, 更明显肯定了这个形态的进步性和在历史上的过渡性它的历史肯定性并不仅仅表现在不可避免性上, 更表现在促进第三大社会形态产生、为其产生提供前提和基础的促进性功能上。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物化阶段,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马克思明确指出, “这种物的

原文出处：《哲学研究》 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