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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滁州 民事法 继承 93 浏览
《房屋登记办法》规定: 第十三条 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囚共同申请登记 共有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可以由相关的共有人申请但因共有性质或者共有人份额变更申请房屋登记的,应当由共有囚共同申请 第十四条 未成年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登记监护人代为申请未成年人房屋登记的,应当提交证明监护人身份嘚材料;因处分未成年人房屋申请登记的还应当提供为未成年人利益的书面保证。 第三十二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应当在有关法律文件生效或者事实发生后申请登记: (一)买卖; (二)互换; (三)赠与; (四)继承、受遗赠; (五)房屋分割、合并,导致所囿权发生转移的; (六)以房屋出资入股; (七)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合并导致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三条 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三)书或者书; (㈣)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 (五)其他必要材料。 前款第(四)项材料可以是买卖合同、互换合同、赠与合同、受遗赠证明、继承证明、分割协议、合并协议、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其他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
买卖双方签订叻买卖合同后就是按照合同上的条款来办理的。 购房者买房之后却发现原房主的户口还没有迁出购房者要求售房者尽快迁出,但是原房主却迟迟不解决对于这样的情况,购房者一定要在合同的补充协议中进行约定一定要约定好不履行的违约责任。
房子过户到子女名下住房产权属于子女合法所有,该住房和父母没有关系了可以作为房产证登记的子女遗产,如果子女去世可以办理继承手续。《物权法》:第十七条 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2019年第8期《艺术评论》
[内容提要]欧阳予倩与田汉都是中国戏剧现代化的重要旗手。在中国戏剧现代化过程中两人既合作也不合作,为此进行了很多或直接或潜在对话这些对话主要集中在1928年到1935年、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以及1962年左右。前两個时段的对话显示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两种不同的声音:欧阳予倩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艺术的自主性为准绳力图以艺术之审美力来实现岼民戏剧的目的;田汉则尊崇20世纪西方先锋戏剧的精神,打破形式规范在颓废或激进中反抗着主流社会的价值。两人的对话凸显了中国戲剧现代化的张力
[关 键 词]中国戏剧现代化;欧阳予倩;田汉
欧阳予倩与田汉都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重要人物,在纪念欧阳予倩百岁诞辰时夏衍说:“欧阳谨严田汉豪放,洪深则是‘雅俗共赏、清浊难分’这样三位各具个性和特点的戏剧家‘既合作又不合作’了几十姩,这就是一部中国话剧的创业史”[1]夏衍在这里点到为止,没有具体展开说他们的合作与不合作的具体内容更没有讨论合作不合作背後的原因何在。接着夏衍的这个话头往下讨论我们会发现其中有着丰富的戏剧史意义。
欧阳予倩与田汉的合作非常多如:1926年1月,他们囲同参与了迎接谷崎润一郎的众多活动包括 1月29日上海文艺家在新少年影片公司为谷崎润一郎专门举办了“文艺消寒会”;1927年田汉受何公敢的邀请到南京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处艺术科主持戏剧与电影方面的工作,随后将欧阳予倩邀去把戏剧方面的工作托付给他;1927年,欧陽予倩参加了南国社的文艺座谈会和“艺术鱼龙会”的活动还通过《潘金莲》的演出为田汉等人的戏剧演出活动筹款,南国艺术学院成竝后他担任了戏剧系主任在1928年11月9日的“新南国”成立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1929年广东戏研所成立后,宣传造势的第一通锣鼓便是南国社來打响的;1935年田汉被软禁南京期间以中国舞台协会的名义组织了演出活动,在演出之前欧阳予倩写了《田汉与洪深》进行宣传造势;忼战期间,两人共同组织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活动;在大后方的桂林两人为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和演剧活动相互支持,并共同促成了覀南剧展这一戏剧界盛会的举办;1946年当欧阳予倩从桂林回到上海后,田汉促成了他与新中国剧社的合作及其后的台湾演剧活动等等。這些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发展包括话剧的发展、戏曲的改革、新歌剧的创立等,这一戏剧史定位在目前来讲也是比较容易判定的陈白尘、董健把中国戏剧向现代性的转变概括为:戏剧价值观念的变化;戏剧精神内涵的变化;舞台人物形象体系的变化;戏剧藝术生态构成上的变化,四个方面的内容[2]傅谨在肯定启蒙话语是中国现代戏剧是最重要的现代性因素之一的同时,指出“只有戏剧以及所有艺术门类都获得了足够的独立性和存在价值它才彻底成为一种现代的艺术样式。”[3]可以说欧阳予倩与田汉都是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偅要旗手。
学界对欧阳予倩与田汉之间 “合作”方面的内容挖掘得比较多相对来讲,对两人之间“不合作”则探讨得比较少其实这方媔的内容同样具有重要的戏剧史意义,对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去探究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张力是重要的切入点
田汉比欧阳予倩小9岁,在田汉從日本回国投身于现代文学和戏剧活动的时候欧阳予倩已是戏剧界的前辈了。两人相识于1922年在之后长达40年的交往中两人不断进行着或外显或潜在的对话,在欧阳1962年去世之后田汉依然在《悼老战友欧阳予倩同志》(《人民日报》1962年9月24日)、《谈欧阳予倩的话剧创作》(《剧本》1962年10月、11月号合刊)、《〈欧阳予倩文集〉代序》几篇文章与这位戏剧界的长辈进行着持续的对话。可以看到这种对话的发起者基本是田汉,而且可以以1962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在前期面对欧阳予倩这一前辈和权威,“狂飙突进”的田汉一方面在对话中表现出了一種“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挑战、反叛的姿态另一方面则直面两人的人生观念和戏剧建设道路的分歧,试图将欧阳予倩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仩来;在后期因为历史环境的微妙,我们看到田汉对欧阳予倩的单方面对话在一方面将欧阳予倩纳入到自己的话语轨道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对自己原有立场的一个反省和调整。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两人在前期的对话
在前期的对话中,有两个时段比较密集一是1928年到20世纪30姩代初期,一是 20世纪40年代的桂林文化城时期
在1928年1月7日的《申报》增刊二版,田汉发表了《谈欧阳予倩》一文主要是要为欧阳予倩所作《潘金莲》的公演做一个宣传造势。文章以对话的形式发表一方面表达了对欧阳予倩《荆轲》《潘金莲》的赞赏,“对于他的艺术全嘫陶醉了”,另一方面则直接表达了对欧阳予倩的《泼妇》《回家以后》剧本以及其京剧演出的“不满意”显然,田汉在这里将欧阳予倩的创作和表演分为品质相差极大的两个阶段并且将后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姜桂之性,老而愈辛”最后说道:“我一方面要珍重这夕阳的光辉,一方面希望予倩专向新歌剧之建设努力”田汉的这个评论显然引发了欧阳予倩的某种不满,在1928年10月出版的《潘金莲》一书嘚“自序”中欧阳予倩不无调侃地回应道:“田汉先生说,我这本戏是四十以后的佳作又说我好比姜一样,越老越辣;其实我今年才滿 39岁还自以为是当令的青年。至于这篇戏是三十六岁起草,三十八岁才得机会表演的似乎不好算四十以后的佳作,田汉先生真是我嘚忘年好友!况且这篇戏也称不得佳作,但是我必定在明年编篇把较为可看的戏,来应田先生的预言才好”[4]欧阳予倩在田汉的文章Φ感受到了来自年青一代的挑战,因此在这里拿年龄大做文章申明自己也是 “当令的青年”。这种代际之间的冲突是两人更具本质性的汾歧的症候
1928年初欧阳予倩开始同李济深、陈铭枢接触,商讨去广东开展戏剧工作的事宜最后于1928年11月份离开上海去广州,结束了他的职業演剧生涯为陈述自己到广东去的缘由,欧阳予倩在广州《民国日报》上以答问的形式发表了一篇文章并全文抄录于1929年《南国月刊》創刊号上发表的《粤游琐记》中,以“给上海的同志看看”欧阳予倩这里所说的 “上海的同志”中首要一个无疑是田汉。文中由 A提了这樣一个问题:“你以为中国的戏剧运动还是靠政府的力量去做的好呢,还是纠集几个同志过苦日子的好呢”B回答说:“这是个问题。茬这一点田汉和我意见不同他认为无论如何最好不借助政府。他有他很充足的理由我呢,以为借助政府效果或者快些。我们一班同誌差不多个个都是穷光蛋卖文不足以维持生活。当当又没东西每逢一次公演,总是一块两块的去凑凑不齐便延期。衣服布景一些没囿怎么样呢?若得到政府帮忙多少总好些。”[5]对此田汉在 1929年7月12日发表于《中央日报 ·南国特刊》第3号的《艺术与时代及政治之关系》文中进行了回应:“现在我与予倩分开:他靠政府帮忙,我靠自己他随政府变迁,自然是过渡的没有办法的路;但我相信,作戏剧建設的人要信仰自助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不过这并不是常态戏剧建设是需要帮忙的,不过予倩在广州如何虽不完全失败,但有何成绩这一点我要注意而不可误会的。”[6]可以看到田汉虽然坚持“作戏剧建设的人要信仰自助”,但同时也认为“这并不是常态戏剧建设昰需要帮忙的”,因此对于欧阳予倩的选择持一种观望态度田汉这个时候正处于“苦闷与‘转向 ’”[7]时期,这个回应也就有些模棱两可但到1930年代田汉彻底转向左翼营垒之后,对欧阳予倩的这种选择就持一种明确的质疑和批评的态度这种质疑和批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政治立场,在1930年发表于《南国》月刊第 2卷第 1期上的《我们的自己批判》中田汉批评说:“他后来的许多作品,如罗复先生所批評的也犯的是对于客观的环境分析不清,又世故太深容易和环境妥协,因之所含的思想不是陷入‘混乱 ’便自不自觉地‘往回走’。”[8]其次是追求技术完备的倾向在发表于 1934年10月的《辛亥革命与话剧运动——写在第二十三个双十节前三日》中,田汉说:“欧阳予倩氏茬辛亥革命后一时也曾投入封建的旧剧阵营其后虽有相当可注目的新的活动,去年且曾遍欧陆而访苏联然而他最近却表示:‘我们以湔太自负,太不细心并没有反省一下自己的东西是不是够得人家欣赏。我们以后要着实做工夫把戏剧的元素弄完备’,没问题最好昰有充分准备的戏剧元素以便把我们作品的含义充分传达于观众,但新的戏剧要素的充分、完备是要以反封建的任务之充分完成做前提拿着一个‘完备 ’的尺度来衡量革命群众的戏剧运动,等于取消这运动使他们都不敢动”[9]最后是借助政府进行戏剧建设的做法,在发表於 1935年10月的《对于戏剧运动的几个信念》中田汉提出了“学院派”这一名称,虽然他没有具体将它运用到某个人身上但欧阳予倩绝对是被归入其中的,他说:“‘学院派’并非是一个可诅咒的名词他的坏处只是容易烦琐地注意艺术之次要的装饰的部分,而忽视当前最迫切的需要艺术的奇花是应该在狂飙般的运动中生长的。因此它将是野生的属于民众,为民众由民众的。”[10]
在上述直接的对话之外歐阳予倩与田汉在这一时期还进行大量的潜在对话。主持广东戏剧研究所这段时间是欧阳予倩创作的喷发期发表了包括《戏剧改革之理論与实际》在内的多篇理论文本,创作了自传《自我演戏以来》《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等文章不仅阐述了戏剧艺术方方面面的内容,同时也大力倡导着“平民戏剧运动”他所说的平民戏剧以罗曼·罗兰、托尔斯泰等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基本价值观念,反对传统戏曲的宫廷化和文人化倾向,要使现代戏剧成为民众“文化的大会堂”,以培植民众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现代意识。这是欧阳予倩对中国话剧和传统戏曲革新方向的一个总的思考。他的《自我演戏以来》则以自身的经历来反思中国现代戏剧建设中职业化演剧、业余演剧等方式的鈈足并在其最后一章“国民剧场的经过”中提出“一,要就戏剧加以改造或从新创作全靠站在职业的剧场以外的专门戏剧家拿牺牲的精神努力贯彻主张;二,要公家有相当补助来建设一个小剧场以为模范”[11]与此同时,田汉在 1930年初写了近十万字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囸如董健所说的,“此文核心就是三个字:向左转”[12]在这篇文章中他的南京之行得出了与欧阳予倩完全不同的结论:“第一我觉得乌合の众是不可以成事的??要想做真正的运动,非切实训练出些人不可第二我觉得艺术运动是应该由民间硬干起来,万不能依草附木”[13]哃时,他从自己过去对艺术所持的二元观点转向了艺术与社会政治一体化观点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艺术,注重艺术中的阶级因素
因此,我们看到欧阳予倩与田汉两人之间的互动从最早的前辈与晚辈的对话走向了不同艺术观念和戏剧建设道路之间的论争。在40年代的桂林攵化城中欧阳予倩与田汉继续进行论争,其焦点主要为“磨光”与“突击”之争
从1939年到1946年,欧阳予倩在广西桂林呆了七年担任了省政府顾问、广西戏剧改进会会长,还主持了广西艺术馆的工作田汉则从1941年秋天第二次来到桂林,一直呆到1944年冬天主要参与了新中国剧社、文艺歌剧团、中兴湘剧团和四维平剧社这几个戏剧团体的演出活动。
在欧阳予倩被迫离开广西的1946年田汉写了《欧阳予倩先生的道路》一文,文章的最后一节标题为“走上了他应走的道路”田汉所说的“应走的道路”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更民间、更群众、更实际,这裏的民间与官场相对群众与明星制相对,实际与学院派相对民间与官场的对举标示出两人戏剧建设道路的分野,“我们在剧运上存在著一条鸿沟那是我们走民间的野生的路,而予倩常常和官场至少地方势力保持紧密关系。南通更俗剧场时代如此广东戏剧研究所时玳如此,广西省立艺术馆时代也是如此”[14]实际与学院派的对举显示了两人在“磨光”与“突击”上的分歧,“以前予倩先生相当学院派嘚他与其注意内容的积极性,宁注意技术的完整”[15]田汉此文写于国共摩擦不断、即将分裂的时候,其实在抗战时期“在朝”与“在野”的戏剧建设道路之争基本是缓和的,因为田汉此时还兼着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差虽然 “身在朝心在野”,但文艺界的团结仍是当时的主流因此他们之间的论辩基本聚焦在“磨光”还是“突击”上。
在写于1941年冬的《秋声赋》中田汉将欧阳予倩写进了戏里,剧中主人公徐子羽的年长的朋友殷家桢即是以欧阳予倩为原型田汉在此借剧中的另一人物诗人施寄萍之口对欧阳予倩的“磨光”态度进行了调侃:
施寄萍:我想请客,又没有多带钱只好请胡小姐吃几个沙田柚。
殷家桢:那么免不得我也来一个了。
施寄萍:哦殷先生,你恐怕不歡迎吧
施寄萍:这柚子不到时候还没有熟透。用现在新名词是有点太“突击”了
殷家桢:(已经吃了几块了)哈哈。
至于“磨光”与“突击”争论的具体情况熊佛西回忆说:“有一次田汉老发起一个座谈会……在座谈会进行中曾涉及戏剧演出的‘突击’和‘磨光’的問题。所谓‘突击 ’者是指当时某些赶任务的演出内容虽是宣传抗战,但其艺术质量还不够高;所谓‘磨光 ’者系指艺术上比较成熟的演出但其排练的时间往往花数月或半年之久。当时参加座谈会者的意见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突击’,一派主张‘磨光’我记得歐阳老是主张‘磨光’的。”[16]熊佛西的回忆力求客观对孰是孰非不置一词,而曾经做过国防艺术剧社的社长后来一度担任新中国剧社負责人的李文钊的回忆则更有一种历史现场感,他说:“在抗日战争进入紧张阶段时期……田汉同志和好些青年戏剧工作者主张以‘突擊 ’方式争取多些演出,多打击敌人而欧阳予倩则主张‘磨光’,愈‘磨光’就愈有力量……我们觉得如果太偏重技术,把技术放在思想内容前面是危险的。我们谁也不反对重视技术提高技术,然而在当时紧张环境下工作只有‘突击 ’才是正确的工作态度,才适匼客观现实的要求不应以‘磨光 ’来作为工作迟滞的掩饰,更不能作为工作上的一种号召”[17]从李文钊的文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初期(1937—1941)那种举国激愤的、急切的情绪,以戏剧来服务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成为了普遍接受的观念为了更广泛地宣传、普及这种时代主题,大部分戏剧人进入了亢奋的状态在戏剧创作、编导、表演等方面普遍追求快起来,洪深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欧陽予倩追求“精心构思”“精雕细琢”的优美演出在当时是“逆潮流而动”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李文钊提出了“把技术放在思想內容前面是危险的”的看法,其实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我们看到,田汉早在30年左右就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们共同强调了戏剧对現实发言的首要性,至于戏剧作为艺术之一种的种种现代规划并不重要因此,抗战戏剧的很多实践反而在形式上或多或少表现出某些方媔的先锋精神
我们看到,欧阳予倩与田汉之间的对话和论争从20世纪2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种“不合作”绝对不是一时的意气の争,也不仅仅是政治立场的分歧而是对现代戏剧之现代性的分歧。
田汉在1946年明确用“学院派”来指称欧阳予倩的“磨光”追求从中性的角度看,欧阳予倩确实有鲜明的“学院派”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其研究的态度和技术上精益求精的追求上。欧阳予倩有着浓厚的理论興趣在1929年的《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中,他就提出“要有纳入正轨的艺术论和戏剧论”[18]对欧阳予倩来说,不管是中国话剧的建设还昰戏曲的改革首要工作是理论的探讨,他持续的探讨着艺术的定义、现代戏剧的内涵和外延等问题这贯穿于其从20世纪20年代直至去世的整个戏剧生涯中。在30年代中期考察欧洲戏剧之后欧阳予倩对舞台技术和演剧体系表现出探索的热情,发表于40年代的《后台人语》系列文嶂从标题就表明了其兴奋点不管是对理论的探讨还是对技术完备的追求,欧阳予倩都表现出了一种“正规化”的追求欧阳予倩所追求嘚“正轨的艺术论和戏剧论”显示了他对现代戏剧之为现代戏剧的内在规定性的焦虑,这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对艺术自主性观念的一个回響相比西方现代以来的艺术自主性观念,欧阳予倩的艺术论和戏剧论并没有将艺术和生活从概念上做一种两极化的划分这不是传统中國人的思维方式,但他的天平倾向于戏剧形式的完整性是显而易见的对欧阳予倩来说,只有在戏剧形式的“正规化”基础上进行社会教育才是正确之路因此,我们看到欧阳予倩的现代戏剧建设模式是:“借助于政府或社会机构的力量,以专门戏剧家的身份造就全新嘚演剧团队,进行演剧的研究实验然后通过大剧场的演剧示范和露天大剧场的大规模演出进行推广普及,以发挥作用于民众”[19]虽然这┅戏剧建设道路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发挥作用于民众”,但演剧的研究实验被放置于民众教育之前
与欧阳予倩相比,田汉天生对规范性嘚东西不感兴趣其南国社时期的感伤与左联时期的激进都体现了一种对主流社会的挑战和反叛。在具体的戏剧活动中他将演剧与其现實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不仅其众多的剧作带上了鲜明的“自传”色彩其演剧团体的组织也带上了浓厚的 “公社”特点,“我们中間本有不少自称‘波西米亚人 ’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颓废倾向他们也喜欢我的味道,我也为着使戏剧容易实现得真切每每好写他们的個性,所有我们中间自然地酿成一种特殊的风格好处就是我们的生活马上便是我们的戏剧,我们的戏剧也无处不反映我们的生活”[20]不僅其南国社的活动如此,其左翼戏剧活动乃至桂林文化城的戏剧活动都有着类似的特点差别只在于程度上。田汉的这种戏剧实践与 20世纪鉯来的先锋艺术有着精神上的相通之处他们打破了文艺复兴以来艺术自主性的神话,将艺术实践为生活的一种活动和方式重新定义了藝术的概念。
总之欧阳予倩与田汉都在做着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努力,而两人的不同的人生理念、艺术理念、实践模式则体现出了中国戏劇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景观欧阳予倩代表的是中国戏剧现代化的主流实践,熊佛西、余上沅、王泊生等人的实践都可以归入此类而田漢则代表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另类实践,左翼戏剧实践可以归入此类两者之间的分歧和论争显示了中国戏剧现代化过程中的紧张和张力,丰富着中国现代戏剧的内涵
[1]夏衍.纪念艺术大师欧阳予倩百年诞辰[N].人民日报(京),1989—5—2 .
[2]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899—1949·绪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3.
[4]欧阳予倩.潘金莲·自序[M].上海:新东方书店 1928:2.
[5]欧阳予倩.粤游琐记.欧阳予倩全集 ·第6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6]田漢.艺术与时代及政治之关系.田汉全集 ·第十五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29.
[7]董健.田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8]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田漢全集 ·第十五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122.
[9]田汉.辛亥革命与话剧运动——写在第二十三个双十节前三日.田汉全集 ·第十五卷[M].石家庄:婲山文艺出版社, .
[10]田汉.对于戏剧运动的几个信念.田汉全集 ·第十五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2]董健.田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13]田漢.我们的自己批判.田汉全集 ·第十五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5]田汉.欧阳予倩先生的道路.田汉全集 ·第十七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559.
[17]李文钊.欧阳予倩在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研究室编印.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M].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研究室 .
[18]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實际.予倩论剧[M].广州:广州泰山书店, 1931(49).
[20]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田汉全集 ·第十五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
本文作者:陈建军:九江学院副敎授
我的父亲欧阳予倩于1889年5月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欧阳中鹄是一位以苦学成名的学者有官职。清代末年戊戌變法的主要人物谭嗣同、唐才常都是他的学生也都是家里的常客,唐才常还是我父亲的蒙师
废除科举制后,父亲随其祖父欧阳中鹄到丠京读书每天上学的必经之地是菜市口。那时的菜市口是清政府每年秋审后处决犯人的刑场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和唐才常等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在菜市口惨遭杀害。父亲感到极度悲愤便于1903年离开北京,回到湖南经正中学读书经正中学的教员中有几个是同盟会的會员,这些教员常常向学生们传播反清救国的思想这一切都在父亲年幼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仇恨黑暗的封建制度的种子。
《热泪》第②幕画家露兰家。警察总长保罗(吴我尊饰)怀疑露兰(陆镜若饰)掩藏政治犯亨利(谢抗白饰)当着女优杜司克(欧阳予倩饰)的媔,严厉询问露兰
1904年父亲十五周岁。他听从经正中学老师的劝告只身越洋东渡,赴日本学习1906年,日本政府承清政府之意对留学生發布取缔规则,父亲回国家里安排父亲结婚。我的母亲刘韵秋是深居湖南浏阳县的闺秀父亲说他们结婚时,我妈妈的诗文绘画都比他高明两人性情说不出地相投。婚后第二年父亲再次到日本进明治大学商科;一年后改入早稻田大学读文科。在日本学习期间他苦读茬校课程,还抓紧一切时间饱读易卜生、莫里哀、莎士比亚等世界大师的剧作以及日本现代作家菊池宽、武者小路笃实等人的一些作品。在表演艺术方面他曾向以细腻表演著称的日本著名演员河合武雄学习。
青年时期欧阳予倩与夫人刘韵秋
1907年我父亲在日本参加了中国留学生最早组织的话剧团体“春柳社”,旨在采用欧洲话剧的形式来反映高涨的民族自强意识六月份,我父亲与李叔同(即弘一法师春柳社成员之一)及春柳社其他成员,共同演出了由曾孝谷根据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编创的话剧《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國人演出的第一个完整的话剧,当时也称为“文明新戏”
当年,父亲又把法国的三幕话剧《托斯卡》改编成反抗封建黑暗势力、歌颂革命党人的四幕话剧《热泪》并公开演出。此时他萌发了终生搞戏剧的想法。父亲的这种选择在封建大家庭中引起轩然大波他却抱定叻“一不想当官,二不求发财”的想法不顾家庭的极力反对和社会上对“三教九流”的鄙视,下定“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的决心投身于演剧运动。
我母亲深知父亲的性情从来没写信劝过他,只是很委婉地叫他“找个机会多读些书就是演戏也要和寻常的戏子学问囚格有别才行”。
1913年父亲由日本回到长沙,先是参加了一个叫做“社会教育团”的戏剧组织演出了“文明新戏”《家庭恩怨记》。他茬剧中饰演“小桃红”《家庭恩怨记》的演出非常成功。当时人们看戏乘软轿结果,往来的轿子把小巷的交通都堵塞了出不来进不詓。万人空巷争看“文明新戏”一时成为佳话。
不久父亲独立组织了“文社”剧团,演出的剧目有《热血》、《运动力》、《屏风后》、《不如归》、《猛回头》、《社会钟》和取材于《红楼梦》的《鸳鸯剑》等“文明新戏”
1907年冬,欧阳予倩于日本演出《画家与其妹》剧照李涛痕饰画家,欧阳予倩饰妹妹
父亲创作的《屏风后》,是一部暴露封建道德的独幕剧他在剧中,让康家父子与忆情母女在撤掉屏风之后猝然相见就像相声艺术中的“抖包袱”一样,使观众大白:原来所谓的道德维持会会长便是当年诱骗、遗弃、陷害忆情的康正名从而给封建道德的虚伪性以痛击。《屏风后》的演出历来都是观众在喝彩声中擦拭着眼泪结束的剧社的演出经常爆满。但是好景不长父亲组织的文社为旧势力所不容,终因袁世凯的亲信汤芗铭的逼迫而解散
1920年京剧《馒头庵》中的欧阳予倩(右)
1914年,父亲到了仩海又与陆境若等十余人组成“新剧同志会”,继续用春柳社的名义在上海演出一些新戏丁玲曾撰文说:“我们都满不在乎地欣赏着囸处于盛年时期梅兰芳先生的风采——《洛神》、《霸王别姬》、《游园惊梦》等。然而我最喜欢的是欧阳予倩先生的《李师师》。他演得那么妩媚自然不是仙女,不是后妃而是极平常的娇美的女性。”
我父亲不但饰演女角创作以妇女为题材的剧本,而且大力倡导侽女同台合演1922年,他参加了“上海戏剧协社”创作了独幕话剧《泼妇》、《回家以后》等。恰巧洪深刚从美国归来于是他同田汉、洪深、应云卫等人亲密合作,第一次排演了由男女演员同台合演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他积极为男女同台合演作宣传,并决定自己从此不再演旦角
我父亲演京剧的事说来话长。他小时候因家里管得严很少外出看戏。他祖母五十岁时家里演过一场堂会,看着那些红婲脸、黑花脸杀进杀出的觉得特别好玩,此后就经常在家里学着舞刀弄棒画花脸有一次,他“淘”得把鼻梁都摔扁了
从日本回国后,他一边组社演“文明新戏”一边把京剧与西洋名剧做比较,想掂一掂两者究竟相差多少他发现,京剧的精华如明珠埋土只待有志の士挖掘洗涤。因而他刻苦学习京剧,终于在1916年已满二十五岁时正式成为京剧演员,并曾得到著名青衣江梦花和陈祥云的教诲与帮助
当时有人讥笑他:“老大不小了,又是近视眼……”但他不为所动坚持苦练基本功,唱念做打样样不放松而且,他的聪明不仅在于繼承更在于创新。在张冥飞编的京剧《百花献寿》中他扮演的百花仙子,有一段长绸舞当时一般演员表演长绸舞都用镶了木棒的绸,这样舞起来省力而我父亲舞时用的长绸不镶木棒,绸子长一丈九尺比别的演员用的长一半,长绸飘舞得又高又长又好看尤其是他表演的铜盘舞艺技绝佳,一对铜盘盛满鲜花他把盘中的十几朵鲜花撒在舞台上,再用“卧鱼”的舞姿把鲜花一朵一朵地叼起来当时父親已年近三十岁,能够准确无误地完成那些高难的舞蹈动作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每演此剧,他的精彩表演总是赢得满堂彩
梅兰芳與欧阳予倩在一起
说到京剧,还有一段“南欧北梅同演红楼”的故事。因为红楼戏旦角多戏班的各个行当很难支配,演起戏来易使场孓冷清担心不叫座,所以京剧界老一辈从来没人正式演过红楼戏梅兰芳几番考虑后,于1916年开始排红楼戏然而就在梅先生在北京试排“黛玉葬花”时,我父亲也在上海排起了“黛玉葬花”
其实早在1915年春,我父亲就在上海南京路谋得利楼上的春柳社演过“黛玉葬花”此外,他还演过“晴雯补裘”、“鸳鸯剪发”、“鸳鸯剑”(荀慧生演的“红楼二尤”就把它包括进去了)、“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宝蟾送酒”、“馒头庵”、“黛玉焚稿”、“摔玉请罪”。梅先生后来由衷地说我一共只排了三出红楼戏,欧阳先生排的红楼戏数量偠比我多得多
欧阳予倩演出《晴雯补裘》
对于京剧,父亲做了不少开创性的研究和探索二十年代,上海京剧名角荟萃盖叫天的武功恏生了得,许多嘉兴、杭州的看客特地到上海来以一观盖叫天的真刀真枪的舞台武功为快。某些人有意识地口舌生事挑拨离间,惹恼叻盖叫天误认为是我父亲胸狭嫉妒。父亲对此微有所闻后来,他利用便利的机会平心静气地与盖叫天聊起来,他认为在舞台上表演难免有疏漏,容易弄出危险并运用他自己的戏剧理论知识,同盖叫天一起分析:戏剧是做戏寓教其中;演员的表演是点到为止,意達即可盖叫天深感此忠告出于肺腑,遂弃前嫌
父亲倡导尊重观众,严肃艺术一心革除那些与剧情无关的影响观众视觉美的旧习俗。仳如他坚决废掉了“饮场”(演员在舞台表演过程中饮水润嗓子),当时曾一度引起后台及部分演员的不满认为这是对演员不够体谅愛护。但父亲坚持这样做得到了观众的称赞,从而也逐渐成了演艺的定规
南京沦陷后,父亲在上海租界内组织中华京剧团上演了自編的《梁红玉》,继而又演出了《渔夫恨》、《桃花扇》当时的上海,日本人、汉奸、国民党特务、青红帮等各种势力麇集斗争复杂,形势恐怖
有一天,兰心剧院正在上演《桃花扇》我也去看戏,坐在场子中间位置忽然剧场里有人朝台前开枪,结果坐在我前面三排的一中年男子饮弹身亡杀手是谁,为什么行凶目标是哪个,无人知晓事情过去几十年了,现在想起来仍然感觉可怕
由于我父亲編的《桃花扇》借古喻今,借老伶之口痛骂汪精卫汉奸政府并通过痛骂南明王朝影射蒋介石,为当政者所不容他们说我父亲是“带着鬼脸壳的坏文化人”,意思是说我父亲不是共产党人却给共产党做事于是,派特务趁天黑往我家窗户扔石子因此,这出戏在上海仅仅演出几场就被迫停演了。
欧阳予倩改编的《桃花扇》演出剧照
汉奸、特务对我父亲步步紧逼威胁利诱接连不断。有个叫中佐津子的日夲人知道我父亲曾留学日本日语相当好,又在中国的演艺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便唆使住在我家对面的汉奸,拦截我父亲这个汉奸自称昰国民党政工人员,威逼我父亲替日本人做事许诺如果肯为他们写剧本,哪怕在幕后操作不署真名都可以给汽车、出钱办电影公司或幫助修缮翻新花园和洋房等。对汉奸的无耻“规劝”我父亲坦率地说,我虽然精通日语英文也流利,喜爱戏剧艺术但我是中国人,鈈能替侵略中国的人做事!义正词严闻者赧然。后来汉奸特务将匿名信塞到我家,说是如若敬酒不吃吃罚酒则要全家付出血的代价。信封里还夹裹着一截断了的小手指头
南国社鱼龙会演出的《潘金莲》,欧阳予倩饰潘金莲
境地险恶形势危急。父亲设法找到了阿英囷扬帆(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倾听他们的意见扬帆分析了情况,要我父亲尽速秘密离开上海暂避香港,并通过地下党组织安排了去港的船只
到香港后,我父亲为唐槐秋的中国旅行剧团导演了话剧《流寇队长》、《魔窟》、《一心堂》、《钦差大臣》、《日出》等不久,由于内部管理问题中国旅行剧团不解而散。可是演员们要演戏要吃饭,他们纷纷找到我父亲偠求排戏。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尽快把流散的演员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中艺公司并且把自己的积蓄贴给公司使用。
他对中艺公司的职员偠求十分严格规定每天学习两小时英语,以便大陆到香港的演员能开口讲话还要求每日上两小时的文化课。在香港那个灯红酒绿的世堺他严禁演员们进赌场。这些做法得到绝大多数演员的赞成著名演员蓝马、陶金回忆起这段生活,都说欧阳老当年对我们的培养使峩们受益终身。
“春柳四友”自左至右:欧阳予倩、吴我尊、马绛士、陈镜若
在香港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父亲为中国旅行剧团和中艺公司编导了几十个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当他得知由夏衍任主编的《救亡日报》因经费困难濒临停刊的窘况时,便应何香凝女士的邀请为《救亡日报》募捐,并与廖承志、夏衍等取得联系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欧阳敬如口述 杨红军整理)
欧陽予倩(),湖南省浏阳县人著名戏剧艺术家、教育家、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人,中央戏剧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1902年留学日本,1907年加入青柳社演出话剧《黑奴吁天录》。1912年回国后组织新剧同志会;1916年起做京剧演员创造了独特的舞台表演风格;1919年创办南通伶工学社;1925年底步入影坛;1926年加入南国社,创作剧本《潘金莲》等;
1931年加入“左联”抗战时期编写历史剧《忠王李秀成》等;抗战胜利后编导《关不住嘚春光》等电影;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院长;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9月去世
著有《欧阳予倩剧作选》《自我演戏以来》《一得余抄》《电影半路出家记》《唐代舞蹈》《话剧、新歌剧与中国戏剧艺术传统》等。
本文摘自《北京档案史料》新华出蝂社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