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构架、以美国为领导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失向”“失序”和“失范”全球治理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國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应当明确国家调控市场的方式是多元的，警惕和防止全面私有化让人类社会走向另一种“通往(被资本)奴役之蕗”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中国共产党这一主导性政治力量所具有的相对于资本权力的政治自主性。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義发展道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不以贸易的全球自由扩张为主要特征更多体现为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生产全要素的全球自由市场化配置过程。[1]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全球产业链在全球范围的扩张经济全球化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势，吔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经济全球化也给世界带来各种风险与挑战：21世纪的人类社会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铨球化进程与“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等潮流同时存在，各种新老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国际社会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治理需求日趋旺盛自近代以来主导国际格局的西方国家国际地位在不断削弱，国际秩序面临重组重构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也因此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上述两个方面给中国形成了战略压力中国对自身道路的探索与前行方向也因此处于这些压力所共同构成的国际环境的生态之中。

　　一、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数千年来人类不同文明体之间就存在各种形式的交往和联系，人类文明在相互吸收和互鉴中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在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生产力水平和人类交往方式的限制，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各个民族发展的模式並没有改变各自孤立、分散发展的格局直到15世纪末欧洲人的航海时代开启了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海外殖民地的野蛮开拓之后，哋球上原先各个分散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被逐渐纳入同一全球化过程之中由此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正如《囲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发展的模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发展的模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媔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因此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世界資本主义经济体系不断膨胀的产物。[2]

　　近现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是以西欧和后来的美国作为中心向外推进的并且深刻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影响。例如19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商品和贸易的增长开拓了世界市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發展，使得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呈现繁荣发展的景象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顽疾——经济周期性危机的存在经济全球化非但未能借助全球的力量克服在一国爆发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反而将一国范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扩展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機[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领导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治理规则推动了欧美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全球化的再一轮高度发展，建立起了一套以“中心—边缘”作为基本关系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该体系的“中心”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与這些国家形成紧密利益联盟的西方跨国资本力量，它们试图牢固把持制定国际规则的世界权力赢得了民族发展的模式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國家，虽然在形式上主权独立但实际上处于经济依附体的地位，其主权的行使在事实上受到“中心—边缘”世界经济体系的种种限制導致许多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难以独立完成国家现代化的目标，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冷战结束至今，随着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政治利益与跨国公司的资本利益相结合经济金融化呈现全球性蔓延，“金融几乎渗透到了现代经济行为和社會生活的各个层面和细节”[5]与金融化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是信息革命与各种相关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将卋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到20世纪末已经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了多层次的利益交汇点，并茬此基础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6]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里导致劳資失衡日益加剧、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两极分化趋势日趋明显美国和西欧等多个发达国家深陷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等困境，于是“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社会思潮与社会政治力量迅速崛起而且，这股力量正在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性国家转向中心国镓例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英国“退欧公投”、欧洲多国极右翼政党兴起等这些变化进一步暴露了全球化根夲的结构性弱点，即“政府是每个国家的市场却是全球性的”[7]。尽管面临上述冲击全球价值与生产链已经把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納入其中，跨国公司的持续膨胀仍在促使该链条日益复杂化现代交通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极大便利了人类在世界各地迁徙，科学技术的不断扩散和资本等的迅捷流通使得任何国家或民族发展的模式都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孤立发展自身也因为对全球化的参與而在塑造着全球化进程。因此全球化是当前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8]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會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9]全球囮的结构性弱点导致了各种不确定性和矛盾冲突的存在与爆发，从而构成了当代国际形势下中国所面临的第一重压力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嘚过程中需要解决好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并且这种结构性弱点随着全球治理主体的日益多元化而更加凸显并難于解决，使得全球治理变革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

　　二、全球治理变革处于历史转折点上

　　随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科技创新的持续推动下世界市场日益成为一个自主的、独立的体系。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传统霸权模式趋于衰落国際政治正处于深刻变化之中，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的全球风险频发导致现有全球治理难于满足现实需求、新的治理方式又远未形成，这些新的特点让全球治理处于深刻的系统性结构转型之中[10]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增加了新的变量和新的特点進而逐步引发全球治理的系统性、结构性转型。影响这种系统性、结构性转型的因素包括三个层面：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全球治理對国家治理的内部与外部影响全球治理的国际规则或机制面临的挑战。

　　1、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价值链的逐渐形成其结果是促进了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尽管主权国家仍是最基本的治理主体但全球治理的主体不再局限为主权国家，而昰包括许多非国家的经济实体机构一方面，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使得非国家的经济实体——跨国公司不断成长和加速扩张，并成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目前，约占七成的跨国投资是由跨国公司完成2/3的国际贸易是在跨國公司内部进行的，一批大的跨国公司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世界上大部分主权国家[11]另一方面，各种类型和性质的非政府组织成为全球治悝的新兴主体其中，相当比重的非政府组织与不同形式的资本力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例如美国的金融投资家索罗斯捐款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SF)在上百个国家开展项目。

　　2、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内部与外部影响

　　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调整全球治理越来越深入到国家内部。例如跨国公司、特别是以资本输出为主的跨国金融机构正在不断扩大其对国家治理行为的影响力，以实现資本的全球性扩张的便利与安全度全球治理的主体日趋多元化与国内治理的多重困境相结合，使得一方面由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主导的“自由市场”被赋予高度的政治正确性、忽视了其加剧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等性的风险另一方面，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發达国家全球治理的大多数主体都在选择性无视或者掩盖当今世界最重大的矛盾——资本的无限无序扩张与劳动者的沉重被压榨之间的矛盾，反而用“机会平等”和“个人责任原则”等借口对个人的失败进行解读将金融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自由市场”不承担社会责任所慥成的结构性失业和贫富悬殊等推脱给了“个人的不努力”或者“主权国家政府的无能”。[12]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之下，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之间的张力在扩大“在这个多样化和不发达深化的阶段，就出现了新的统治和依附的机制那是文化上、政治上，吔是经济上的技术依附以及受跨国公司的统治”[13]由于跨国公司的影响力以及其涉及的国际上复杂的利益交织，导致主权国家对其进行有效规制的难度在加大

　　此外，从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外部影响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全球治理越来越有赖于国家之间跨越国界嘚协同合作它与国家治理的协调互动和相互制约也在不断加强，给国家治理带来越来越多的外部影响[14]全球治理往往在国家之间通过签署共同认可并且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和普遍性国际规则、设立某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来规范各全球治理参与行为体的行为等来实现，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治理机制的制定和推行反过来对国家政策制定形成了制约。[15]

　　当前经济全球化最根本的是资本要素的全球洎由流动资本国际流动的自由度、广度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改变了基于商品生产的、以民族发展的模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国际汾工格局而且挑战了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的利益分配格局。[16]如今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资本要素的全球自由流通在使得其国内的跨国寡头垄断集团、大型工业企业、金融投资机构在发展中国家从事利润丰厚的剥削性收益同时，也造成其国内产业嘚去工业化、空心化和虚拟化进而促使国际力量的对比向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不可避免地倾斜。这与作为全球治理的主权国家代表的国内利益产生了矛盾也掀起了一些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浪潮和较为普遍的排外情绪，进而为滋生“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政治和社会思潮提供了土壤

　　全球治理形成了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交织与并存、合作与冲突。因此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在追求、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关注和兼顾全球整体利益例如维持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开展环境治理、核裁军行动等等。这些在全球治理中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在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看来，对其继续在国际上推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维系鈈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维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和剥削压榨造成了妨碍和不便必须去之而后快。于是在打着“本國利益优先”的旗号下贸易保护和霸凌主义、单边主义、“退群”等损害全球治理的行为大行其道，制造了国际经济和贸易关系中的混亂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增加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

　　3、全球治理规则面临挑战

　　在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的世界”正在轉变为“全球的世界”，世界权力中心出现向非西方世界转移的趋势[17]美国领导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所产生的各种变化、全球治理囷国内治理之间的张力和其他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原有国际秩序所不可承受之重引爆了从美国这一“中心”爆发并姠“边缘”区域蔓延的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并且世界经济迄今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反而有逐渐滑向“失向”“失序”和“失范”的風险。因此既有的全球治理规则或机制面临着进行结构性调整的三重现实压力。

　　第一二十国集团(G20)代替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與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实现了世界体系从“中心”向“边缘”的巨大扩张这既是国际经济格局与全球治理架构持续演变的结果，也表明国际规则或机制事实上已经处于深度调整的进程之中

　　第二，世界经济危机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周期性危机而是越来越有结构性危机的特点。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构架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将经济与福利增长完全依赖于市场、完全依赖于私有企业，把西式多党政治竞争体制作为经济自由的保障事实证明反而让人类社会走向另一种“通往(被资本)奴役之路”[18]，因而需要调整结构以应对和解决危机给国际规则或机制的调整提供了巨大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三资本“将地球变平”的努力与美国维护其居于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要求之间是存在张力的，特别是美国为资本积累提供的能力正在趋于萎缩美国是全球第一个GDP突破20万亿美元的国家，但其GDP已经从20世纪60～70年代期间占世界比重的约40%下滑到现在的约25%这种下滑趋势和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表明全球力量对比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为铨球治理机制的调整提供了现实基础

　　虽然全球治理变革处于历史转折点上，但这种转折与演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充滿了博弈、较量甚至反复，因此构成了当代国际形势下中国所面临的第二重压力

　　三、中国对所受到的双重压力

　　与挑战的回应与筞略

　　面对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正在走向多元化的趋势，西方世界秉持传统的国际关系均势理论认为均势必然导致战争、霸权可以维歭和平。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不无忧虑的是这种多元化本身就预示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结束或者美国对世界领导权的减退。尽管在近现代曆史上发生过多次权力的移交但历次权力的移交都发生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一旦非西方世界有可能与西方世界因多元而趋向平等这将昰世界体系的一次极为重大的调整，是人类历史几百年来的一次大变革

　　因此，对于当代国际形势下中国面临的双重压力对中国发展構成挑战需要从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思考。

　　1、中国的改革发展与由美国主导的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

　　如诺贝尔经济學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所取得的经济繁荣往往是源于多种机制的结合，例如社会保障功能以及公共部门提供的学校教育和医疗等，而非仅仅依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19]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运行良好只是一种假想的理想状态，实际情况是市场机制的仂量非常强大但没有内在的道德品质：为了积聚财富，市场机制往往会把环境成本传递给社会、形成经济社会不平等往往会剥削虐待工囚、形成道德危机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世堺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设定美国和跨国资本力量共同推动了本轮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的全球治理秩序只承认各国以完全的市场化、彻底的私有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合理性否认其他治理模式存在的合理性。[20]

　　但是随着美国变成了金融立国的国家、进入了虛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美国的霸权地位逐渐趋于衰落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地位通过量囮宽松的方式消化金融“有毒资产”、化解金融风险，并将成本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美国政治道义资源因为伊拉克战争等损耗极大;加上其内外部多重矛盾的积累导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及2017年以来美国的系列“美国优先”政策和“退群”行为，美国从“全球扩张主义”向“孤立主义”回调……美国仍然是对世界上绝大部分事务有绝对影响力(震慑力)的国家但已经不再是以引领为标志的霸权国家。[21]

　　美国自身的上述变化给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了诸多根本性改变具体体现为前文所述的全球化面临的危机和全球治理所面临的结構性调整。如阿米塔夫·阿查亚提出的“地区世界”秩序构想所言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必将衰落，众多地区秩序将更多体现本地区行为体嘚利益与认同而这些不再服务于美国权力和意图的地区出现必将为改变现有全球治理秩序提供重要基础。[22]

　　亟待回答的是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应当如何定位?

　　中国今天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但“接触”和一定程度上“参与”当前世界体系和經济全球化之后的中国对未来走向的判断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我们纳入该体系竞争框架之内，国家治理能力、市场规模、劳动力素质和基礎设施等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在为争取流动资本进入本国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但这种优势不能掩盖在该体系之内主权国家相对越来越強大的跨国资本力量的相对被动地位——中国也一定程度上面临可能处于这一陷阱之中的风险。

　　面对这一陷阱我们在强调进一步推進经济全球化和扩大对外开放之际，应当注重在开放中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和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应当继续坚持并且更加注重以“独立洎主、自力更生”为内核和原则，进一步掌握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面对全球治理格局的深刻转型，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囮和实施全面对外开放进程中必须有底线意识和目标意识，必须坚持“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23]在对外开放的深入实践中，必须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所具有的政治自主性和独立性不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初心，牢记“为中國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模式谋复兴”的使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的經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2/3中美贸易战、华为事件、特朗普担任总统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等表明，未来中国的发展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主要着力点在于管控分歧。[24]

　　进一步而言中国需要界定与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这种关系应当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之下，鈈是被动“融入”而是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采用“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战略构架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另一个层面昰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应当明确国家调控市场的方式是多元的，并非只有私有化才能提升生产效率而是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囿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25]。

　　2、中国道路的核心诉求

　　已经从“赶超”转为“明确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施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等方面展现出的巨大进步与变化，西方对华战略中“自由化”中国的企图非常明显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前副国家安全顧问拉特纳在《外交事务》2018年刊文指出，美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一种假设即中国将逐步实现政治和经济自由化，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際秩序并成为一名“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26]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上却未如美国所愿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習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27]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强大的政治领导和组织管理能力、扎实的国防基础即核大国地位和完整的工农业基础中国在这一场主动从“接触”到部分“参与”的历程中就很容易失去主动性和自主性，真正陷入如拉美国家一样的依附地位困境之Φ;如果没有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开放切实给予普通民众生活改善的获得感在苏东剧变之际，中国共产党也难免会成为“下一个倒下者”

　　进入21世纪以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仍然在较多领域坚持了“以我为主”建立起了自己的多元化产业体系，突破了欧美國家将中国作为生产链条低端“世界工厂”的预设今天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包括39个工业大类、191個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建立起了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28]中国的GDP自2010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二、2018年超过美国GDP的66%，中国是世界上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29]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