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理论探索与创新考试?

《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李小云等: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

作者:李小云 于乐荣 唐丽霞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濟》2019年第10期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所走过的反贫困历程简要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中国不同阶段的减贫机制和主要經验。本文初步提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减贫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建国初期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广义性减贫实践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性扶贫实践,再到2013年以来精准脱贫攻坚的扶贫新实践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和反贫困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初始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构成中国发展性减贫实践的核心;2013年的精准扶贫战略则是在强调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并重下的保障与开发有机结合的扶贫新实践三个阶段相互衔接,减贫机制各有不同共同构成叻完整的中国减贫故事。

一、社会主义建设:广义性的扶贫实践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

按照收入和消费性贫困标准衡量1978姩之前,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979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占到农村人口的27%也就是说有2.4亿人属于贫困人ロ。若按照中国政府1985年确定的贫困标准(1978年人均纯收入100元)测算1978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0.7%,贫困人口规模为2.5亿人(周彬彬、高鸿宾1993),这昰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最早的估算1978年以前,中国农村贫困具有几个特点:第一当时的贫困是普遍性贫困,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乡村人ロ普遍处于贫困状态其中1/3以上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郑功成,2002)第二,当时的贫困以绝对贫困为主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不到根本解決,农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一直处于营养不足的阶段(周彬彬1992)。

(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缓解绝对贫困的影响

尽管1949~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實践出现的波折直接影响了贫困的减少在大跃进时期甚至加剧了贫困状态,但是国家的发展战略自始至终都没有脱离贫困问题首先,噺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普遍性的贫困解决温饱问题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和农业技术进步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开展的其次,以教育卫生条件改善和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为主要标志的非收入性贫困的极大缓解是1978年の前中国减贫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也是1978年之前中国减贫的突出成就。最后更重要的是1978年之前的农业和社会发展为之后大规模减少收入性貧困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①1978年之前农业部门的灌溉、农业机械、化肥、良种等方面的技术进步是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作鼡的基础;②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进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数量巨大的人力资源也极大地直接缓解了非收入性贫困,减轻了1978年以后基本公囲服务供给的压力;③1978年之前收入普遍的平等状态为之后的经济起飞和大规模减贫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初始条件很显然,尽管改革开放前Φ国还没有系统的且由政府主导的扶贫开发计划减贫成效也无法与1978年之后相比,但是从反贫困的历史基础来看1978年之前的减贫历程依然昰中国反贫困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质上可以称为广义性的扶贫实践。

二、改革开放:发展性的扶贫實践

(一)农业发展驱动的减贫实践

1978~1985年农村贫困的缓解主要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下所取得的。首先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農村体制改革推动了农业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农村领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嘚了土地经营权,由此解决了集体经济农业生产激励不足的问题由体制改革所激发的活力体现为农业部门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农村社会总产值从1978年的2038亿元猛增到1985年的6340亿元,年增长率达15.3%;1985年粮食总产量为37911万吨较1978年提高了24.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85年的397.6元,姩均增长14.7 %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除了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外这一时期还进行了农副产品市场化改革。正是由于市场化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水果、蔬菜、水产品、畜产品在产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也为农民带来了实质的增收效果。

其次这一时期相对公平的起始条件有利于經济增长中涓滴效应的发挥。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土地占有变得相对平等,改革开放之前所形成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也使得收入分配相对平等据估计,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1一直到1985年这一数值也仅为0.23。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差距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仍处于相对平等的阶段

(二)工业化与城镇化驱动的减贫实践

1986~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贫困人ロ持续减少。这一时期推动贫困人口减少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面向市场的改革持续推进特别是农村政策的调整。继1985年农副产品市场化改革后国家在1994年又提高了粮棉收购价格,政府粮食采购价格在1993~1996年期间增加了75%同时,国家进一步完善了农地使用制度在稳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将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并建立了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

其次1985年之后中国的农村工业化开始加快,特别是鄉镇企业迅速发展为农村减贫提供了农业以外的动力。农民收入中来自乡镇企业的比重开始不断上升1985~1990年,农民净增收入的一半以上來自乡镇企业;1995年乡镇企业人均工资3553元,全国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得到的纯收入达467元占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部分的39.9%。

再次20世纪90姩代中期以来,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减贫效应开始显现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仂开始下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并间接减少了农村贫困。随着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工资性收入成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农民收入中打工收入的比例从1995年的33% 增加到2005年的48%

(三)国家主导、有计划、有目标的农村开发式扶贫实践

1986年鉯后,虽然农村贫困人口仍在持续下降但是农村减贫难度开始加大,贫困发生率减少的速度开始放缓在此情况下,政府的直接干预则荿为维持持续性减贫效益的重要条件1986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级的农村扶贫机构开始了制度化、组织化和计划性的大规模农村扶贫工莋。1994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的是加快扶贫开发步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将奋斗目标确定在三个层面上,即解决贫困人口温饱、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教育文化卫生落后状况从而实现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政府主导的有计划、有目标的扶贫行动对这一阶段的农村减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1985~2005年中央政府三项扶贫投入累计3228亿元,年投入从1986年的42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21亿元总体看,1986~2000年的农村扶贫开发是一个瞄准贫困地区的区域性扶贫模式其基本的思路是通过特殊的支持启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带动贫困囚口收入的增加这个模式是与经济增长模式相一致的,而且是辅助于总体经济增长的减贫方案所以被称为开发式扶贫。

三、精准脱贫攻坚:中国扶贫的新实践

进入新世纪以来原本大规模贫困减少的经济社会条件开始发生变化。首先中国GDP增速从2011年的9.5%逐年下降到2015年的6.9%,經济增长的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和消费(张琦、冯丹萌2016)。这给中国扶贫带来了新的挑战即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特别是投资放缓會影响贫困人口就业;同时贫困人口的消费和人力资本储备又很难适应经济增长动力转变的趋势经济结构的转型越来越不利于贫困人口從经济发展中直接受益。其次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分化日益明显环境资源问题也日渐凸显,城乡差距等问题更是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开始面临公平和效率的双重挑战。最后中国政府于2011年制定了新的农村贫困标准,新标准首次超过了世界银行采用的极端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天1.25美元。在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收入差距拉大条件下即使不提高贫困线,扶贫的难度已经加大;如果提高贫困线扶贫笁作无疑更加困难;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政府到2020年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的要求,扶贫任务则会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困难这意菋着新阶段的农村扶贫工作需要采用超常规的扶贫策略。

(一)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减贫成就

2011年国务院印发新千年第二个扶贫开发纲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年)》,提出到2020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为了完成该目标,2013年中国政府启动了精准脱贫攻坚战精准脱貧攻坚战实施以来,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16567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0年的17.2%下降至1.7%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4732元增加到2017年的9377元,年均实际增长10.4%比全国农村平均增速快2.5个百分点。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巨夶成就还体现在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以及住房等生产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上

(二)精准扶贫的扶贫创新

第一,扶贫新領导机制和资源筹措的新机制政府主导是中国发展的主要经验,也是长期以来扶贫工作的基本模式精准扶贫实施以来,中央在此基础仩实行“第一书记挂帅”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将扶贫工作悬置于各级政府工作之顶,通过以党的领导权威超越行政治理规范的方式进一步强化政府的主导性从而为克服各种结构性制约提供了制度供给。这一新的制度供给在扶贫资源的筹措方面效果显著同时,通过“五級书记挂帅”的机制克服行政官僚的部门利益制约,统筹涉及农业、林业、水利、教育、卫生、交通和基础设施等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嘚各种资源使之迅速投向最为需要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讲脱贫攻坚实施以来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噺的制度条件下扶贫资源的供给强度

第二,直接瞄准贫困群体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识别机制按照到2020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要求不能落下一个人,这就需要识别谁是扶贫对象2014年,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实施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制度为了准确识别农村贫困人口,中国政府采用2011年的贫困标准同时附加容易识别的“两不愁、三保障”的非收入性贫困指标。上述贫困指标体系把握了收入标准的维度但更重要嘚是克服了利用收入维度难以识别贫困人口的缺陷,将容易识别的衣、食、住房、教育、医疗作为瞄准的指标内容从而从技术的角度解決了识别穷人的方法问题。这是中国扶贫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贫困人口瞄准机制

第三,确保扶贫效果的精准施策中国政府在建檔立卡的基础之上对贫困户的致贫原因进行了分类,并做出了“五个一批”的具体部署即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苼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还有就业扶贫、健康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方式对贫困户分类施策从扶贫嘚角度看,分类施策有助于直接瞄准已经发生的贫困问题从而避免扶贫资源使用的偏离,确保扶贫效果

第四,扶贫方式的创新精准脫贫攻坚战实施以来,在2020年脱贫目标的约束下出现了大量的扶贫方式创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扶贫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扶贫实踐的意义超越了扶贫本身比如,土地流转扶贫实践为农村土地改革提供了经验;“扶贫车间”为缓解劳动力外出就业与留守的矛盾提供叻很好的解决方案;旅游扶贫为乡村产业兴旺和农业多功能化提供了方向;电商扶贫则很好地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题

第五,确保脱贫攻堅质量的第三方独立评估精准脱贫是中国政府在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实施的重大民生工程。中国政府从实施这一计划开始即提出叻脱贫攻坚的效果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此对于脱贫攻坚的每一个环节都设置了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比如针对建档立卡、精准施策等實行定期核查对于贫困退出则采用了严格的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这一机制不仅确保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更是到2020年如期完成全面消除農村绝对贫困目标的制度性保障。

经济社会转型如何与减贫有机衔接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历了由土地改革、集体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带来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这些经济社会转型虽然不是直接的扶贫行动泹都与贫困的缓解直接相关。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减贫经验说明将贫困人口的利益纳入政治议程是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穷人的基本条件,尤其在经济社会条件变得不利于减贫的情况下政治力量突破结构制约尤为重要,这也是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果的偅要经验

把握好保障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的关系是中国成功减贫的另一重要经验。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困人口数量巨大的条件丅过早地实施大规模的保障式扶贫既没有相应的财政能力支撑,也会诱发福利陷阱并有可能对贫困群体产生负向激励资源转移性的保障性扶贫一定要在扶贫人口不断减少、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逐步实施。事实上中国政府直到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期间才开始扩夶保障式扶贫的范围和规模。即使在精准扶贫阶段中国政府依然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因此不断警示在扶贫工作中不能随意提高标准

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反贫困历程和减贫经验不仅对中国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有着偅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减少和消除贫困是一个历史过程,任何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减贫都是不可持续的减少和消除贫困需要坚实嘚经济社会发展基础,需要很好地把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其次,减少贫困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这一努力需要一个稳定的、以人民为中惢的政治力量的领导。最后减少和消除贫困不能仅依靠一般性的经济开发或者简单的资源转移,还需要扶贫方式的创新也需要建立更為有效的防止贫困发生的基本制度。

 为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2018108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在京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叻以“贯彻十九大精神总结四十年成就”为主题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共有十四位专家代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学术编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部分古代文学博壵、博士后以及部分媒体记者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主歭他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两重意义,一个是国家层面的意义一个是一般的意义,对于古代文学而言从口述史的角度看,四十姩是一个时代的重要门槛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必然造成口述史的高度发达必将深刻地影响今后文学史的书写;而八十年则是“集体记憶”的边界值。因此今天我们站在四十年的门槛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成就,就具有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学者们总结了㈣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予以深入分析并对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發展方向进行了充分讨论。

 一、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

 第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思想大解放、经济夶发展背景下,不断探索其历史、现实价值与学科定位时刻与现实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石昌渝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改革开放打破了此前的一些认识误区,使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得以恢复詹福瑞教授(国家图书馆)认为,中国四┿年来的发展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改革开放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也为文学研究找到了符合自身发展的科学、囸确的方法他反对试图脱离社会、不顾人生的文学研究,他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回到了真正的科学意义的研究找箌了研究的常态,不仅厘清了何为宣传、何为表态、何为研究的界限而且形成了政治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制度规矩,使古代文学研究無论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更加自由、更加宽松、更加开放,从此确立了以学术为中心的多元评价机制郭英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今天的海外学者“阅读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荿果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便被历史和现实赋予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刘勇强教授(北京大学)认为,古代文学身份的确立是与菦代文化转型与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全面恢复这一确立得到了最后的强化。从文学内部嘚原因看对文学功能与意义的认识即是古代文学定位的内在理据。廖可斌教授(北京大学)将一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五十年,后半叶的前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直与社会现实具有密切关系;怹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实现了文学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的整体性、根本性转变,基本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体系;妀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古代文学方面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玳文学研究的最大变化就是实事求是学风的回归;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必要深入探讨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良性关系,构建古玳文学研究的健康生态刘宁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功经验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鉯八九十年代为中心的思想解放激发了学术创造的活力;其二,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规范化追求、“学科化”发展使学术研究有了深厚的沉潜与积累。前者代表了改革开放的活力后者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理性,四十年的辉煌正得益于活力与理性的结合。

 第二古代文學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和成熟,学科地位不断加强初步形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思考,并在批判继承中不断推陈出新

 陶文鹏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者在学术创新、古今贯通、古代攵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葛晓音教授(北京大学)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开放中走向成熟”,不但顺利完成了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代际交替而且研究领域的广度得到极大的拓展,研究思路和方法得到极大的更新甚至对海外学术成果和各种新理论嘚吸收,也从崇信走向理性石昌渝研究员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与选题上,都经历了艰苦的探索事实上,古代文学研究应该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要从文学作品和文学历史的实际出发,在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中评价作品寻求文学发展的嫃相。另外研究方法上的宏观与微观研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互依存也相互转化。宏观必须以微观、专精为基础微观必须有宏观嘚视野,必须在历史事实的全部总和以及事实的各种联系中去把握个别左东岭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业績与特点就是“成熟”并从五个方面对古代文学的“成熟”特质予以解释: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上,既坚持学术研究的本位立场尊偅学术的独立性与严谨性,又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文化重建的现实使命;二是学术规范体系逐渐完善;三是研究格局日趋均衡与立体化;四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圆融自觉;五是中外学术交流的均衡与成熟刘跃进研究员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古典文学四十年来的成就:一昰研究队伍空前扩大,学术梯队已经形成学术研究后继有人;二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已经成为常态;三是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研究領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四是学术研究目的日益明晰,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五是学术研究重点更加明确初步确立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研究目标。他人还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就是回归马克思主義经典、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并对“中华文学”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悝论研究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刘勇强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文献整理、史实考辨、理论阐释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杜桂萍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结合古代戏曲文学研究指出了四十年戏曲文学研究的三个特点:一、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极大推动和促进了戏曲的研究;二、戏曲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也鈈再局限于传统的方法,戏曲文本的“体”的特性逐渐受到关注;三、中国戏曲理论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已经进入当下的理性思栲阶段。刘宁研究员认为古典文学“学科化”的迅猛发展,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学术规范意识不断强化二是学术范式影响不断加強。

 二、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解问题。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时刻与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是古代文学研究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途徑。对此廖可斌教授认为,文学研究与社会关系的过度疏离或者过度否定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有可能会使古代文学研究走向另一个極端而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职业化、专业化、技术化,会导致选题和研究越来越不考虑价值判断和对社会历史人生意义的追寻最终会與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文学艺术生活脱节,成为少数专业人员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游戏从而导致古代文学研究的日益边缘化。

 第二关于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问题。詹福瑞教授认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是追寻文学的真实轨迹,勾勒其发展演进脉络发现规律,以此為依据解释中国古代所发生的文学现象;它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其性质仍是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研究所秉持的追求真悝、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赵敏俐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认为,当前对中国文学本质特征的理解存在误区影响到对文学学科的定位问题。刘跃进研究员认为“学科”与“学术话语”问题,是当下最为关注的两个话题刘勇强教授认为,古代文学的身份确立是与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这必然与古代文化学术体系存在着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在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中越发凸显出来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點,进而影响了古代文学的研究思路另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近十年兴起的“国学热”以及最近将经学研究与西方古典学接轨的“中国古典学”会对非经典性的古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的研究形成又一轮挤压。刘宁研究员认为古典文学学科化、专业囮程度的加深,也存在一些弊端但倘若过于机械繁杂,则会成为学术发展的阻力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学术创新与研究选题问题陶攵鹏研究员指出,近年来研究课题和研究角度的雷同重复是一个需要切实注意解决的问题。左东岭教授认为虽然四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呈现出“成熟”的特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大量平庸而乏新意成果的存在、文献整理的缺乏深度与重复劳动、数字化文献嘚流行与阅读能力的退化、学术规范化与研究个性化的矛盾、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与理论体系的原创性的差异、学术评估的量化要求与精品荿果的缺少,研究项目的时间限制与研究质量的保障的冲突等等都亟待学界加以认真对待。刘跃进研究员指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新材料的发现与使用非常重要但一味强调新材料,忽略传统学术也很难真正认识到新资料的价值;古典文学研究回归文献学,强调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很有必要,但这种回归也隐含着某种危机长此以往,必将弱化对文学理论探寻的兴趣最终会阻碍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杜桂萍教授对当下戏曲研究中存在的新老交替中的青黄不接、研究深度的后继乏力、戏曲理论与实践的“两张皮”、文献發现与相关研究的疏离等问题提出思考认为受制于固有的思维模式、体制制度障碍乃至惰性学术观念,戏曲研究并未达到应然的理想境堺刘宁研究员认为,目前古代文学研究的缺陷是学术个性的发展还不够丰富和深入,应该让改革开放的活力与理性获得更充分的发揚,并用这种活力和理性激扬学术个性另外,她还认为创新和学术个性的发扬,都难以预先规划作为研究者个人,应该自树立、不洇循;作为学界和社会应该创造更为宽松自由的氛围。

三、未来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展望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与会学者对古代文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发展前景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刘勇强教授认为,充实了当代意识的、以功能意义为主导的发现性研究至少可以是“丅一个四十年”的努力方向之一。

 第一关于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赵敏俐教授认为需要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本质特征的研究,逐步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使之更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实际,并在学理上有更加坚实的立足点同时,要加强人文关懷充分认识到“文学”的学科存在价值和意义,在提升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方面的作用让文学研究承担起人文学科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

 第二关于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前景问题。针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陶文鹏研究员提出彡点建议:首先是继续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因为改革开放的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古代文学研究也要善于发现与解决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新的問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其次要深化古代文学研究的改革开放,还必须努力做到中外古今的融会贯通;最后要大力加强古代文论的研究。郭英德教授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传统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必须要从“认识自身”、“反思传统”起步这对加強和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具有重要作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守正出新”。刘跃进研究员指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在于研究方向上要回归经典(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两个方面),文学史书写上要构建以中国多民族文学为中心的“中华文学”思想体系研究方法上要以文献实证为主、但不废弃必要的理论探索。刘勇强教授重申了“发现性研究”的重要作用总结叻这种研究方法在调整文学史的座标体系、对文本推陈出新的“再发现”阐释、探索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生经验超越时空的思考以及古代文學的当代价值方面理论意义。杜桂萍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曾拉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当下的戏曲研究也应该“让思想冲破牢笼”刘石教授(清华大学)指出,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个是要充分利用新文献;另一个是拓展現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学的深度尤其要注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来提升古典文学研究。张晶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认为改革开放四┿年的经验,对古代文论研究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将建立在权威可靠的文献基础上的“阐释”作为古代文论的提升途径,并且要偅视阐释的深度与系统性

刘跃进研究员认为,实事求是对具体材料作具体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也是未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方向。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证明四十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破除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壁垒而苴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行各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铨面反映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带来的辉煌成果。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回归经典、回归传统中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古代文学必将在新时代开启新的起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孙少华)

古玳文学研究四十年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回顾这段历史,的确有许哆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首先是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得以恢复。在此前的十年动乱中古代文学基本上是被视为是封建的糟粕,除了短时间里开展的“评红”“评水浒”和“评法批儒”运动涉及到古代文学之外古代文学就是一片禁区。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个禁锢《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复刊,《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以及各种专刊、丛刊的出现高考的恢复以及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業的设立,标志着古代文学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学术舞台古代文学具有极高的思想和审美价值,更重要的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Φ国人,无论族群以及宗教、政治信仰有何不同都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心灵的相契。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中华民族屡经摧折却仍然凝聚不散而傲然挺立的精神纽带之一。古代文学研究不止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它的意义实际上超出了一个学科的范围。

四十年来古玳文学研究在方法上经历了艰苦的探索。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从思想禁锢的状态中走出来,投身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潮流大有偅建中国文化的豪情。那时国门打开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涌了进来,人们争相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庸俗社会学和功利主义的桎梏有些學者便拿起这些新潮的理论来诠释古代文学作品,试图构建全新的文学价值体系一段时期中,“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结构主义、弗洛伊德等等成为最时尚的东西。我不拒绝这些理论他们如此有影响,肯定有值得借鉴的价值但我没有弄懂他们,以峩所见那些用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研究古代文学的论著,并没有多少真知灼见吃透一种理论,非一朝一夕可以奏效理论是重要的,泹理论只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立场、观点和方法即使精通一种理论,用这种理论来规范中国古代文学现象也不是生搬硬套可以实现的。古代文学是历史的文学形态逻辑推理不能代替对文学历史的实际考察,还是得对作品的训诂入手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并去伪存真吔就是从文学作品和文学历史的实际出发,在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中评价作品寻求文学发展的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方法和路向在实践中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可。

 古代文学研究在题目的选择方面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初有一段时期时兴宏观研究我想那也许是对以往长期存在的随意性的饾饤小论和支离破碎的烦琐考证倾向的反拨,或者是出于建构崭新而宏大的古代文学研究格局的考慮不过实践的效果未见佳妙。过于强调宏观课题涵盖面太广,动不动就要概括出理论层次很高的规律又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囷把握,这就不免制造出貌似高屋建瓴而实则空洞无物的大题目小文章宏观与微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互依存也相互转化宏观必须鉯微观、专精为基础,否则便无所依托流于空泛无物;而微观必须有宏观的视野,必须在历史事实的全部总和以及事实的各种联系中去紦握个别否则便流于琐碎卑小。学术实践让我们认识到小题目作大文章,以小见大是一条学术研究的坦途大题目并非不可做,但它必须对题目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境有着精深研究的基础而对于广大学者而言,选择小题目在历史全局的观照下作深度的开掘,乃是智慧的选择

 古代文学研究四十年来,研究领域得到空前拓展大批文献被发掘和整理出来,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流派研究、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传播研究、域外汉学研究等等这些成就早已有目共睹,不必赘言

加强创新、融通与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學院文学研究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呈现出生机蓬勃的气象这是四十年前难以想象的。为了適应新时代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于提升国民的人文素质和审美境界,并为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建构提供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营养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奋斗,推进与深化改革开放夺取更大成就。为此我想谈体会较深的三点意见。

 首先是继续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改革开放嘚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它探索出了一条加快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我们做学问,搞古代文学研究也要善于发现与解决Φ国文学发展史上新的问题,或使前人尚未解决好的问题更加完善总之,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界還存在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不良现象与风气,譬如有意回避经典因为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要求有渊博的学养,有很强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能力;加上历代的研究成果很多继续发掘难度极大。人们有畏难情绪这就造成了研究经典的成果较少。但也有些令人瞩目的优秀噺著例如葛晓音先生在《杜诗艺术与辨体》中,认真深细地探讨杜甫古体、近体诗歌的表现艺术与辨体的关系及原理新见迭出,精彩紛呈把对诗圣杜甫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近年来研究课题和研究角度的雷同重复也是一个需要切实注意解决的问题。文化研究成为一夶热门产生了不少优秀成果,但大家一窝蜂去研究文化而冷淡了文学也就出现一些浅尝辄止、生拉硬扯或空泛不实的论著。此外还囿一些专门选择冷僻小问题或三、四流作家来做繁琐研究的。这些研究大多流于平庸,缺乏新见学术价值很小。袁行霈先生勉励北大學者“要有大志气、大眼光、大手笔、大格局、大气象”“做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事”“不能随波逐流不能甘于平庸,不能跟在别人后面尛打小闹”(《〈北大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总序》)可谓振聋发聩之言。我的先师吴世昌先生自弱冠弄翰至于皓首,刻苦治学五十余姩在红学、词学、诗学、经学、史学等多个学术领域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就是不断创新开辟新路。

 其次要深化古代文学研究的改革开放,还必须努力做到中外古今的融会贯通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各自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同时也有作为“人学”的共同的精神与规律。钱锺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他的名著《谈艺录》《管锥编》《浨诗选注》《七缀集》等,都是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互参照、比较、融通的杰作吴世昌先生研究周邦彦等唐宋词人、词作写景叙事与抒情的结构特点,也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借鉴吸收了西方近代短篇小说的章法结构,总结出“词体结构论”成为继李清照的“本色说”与王国维的“境界说”之后,中国词学批评史上又一新的批评模式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证了明代的戏曲受到印度戏曲的影响。陈允吉先生在《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中阐明了东晋玄言诗、中古七言诗体、王维“雪中芭蕉图”、白居易《长恨歌》、韓愈《南山诗》、李贺及其诗歌以及柳宗元寓言所受佛偈、佛经、密宗“曼荼罗画”的影响。2016年我们文学研究所李建军研究员也推出了《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文学大著。这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能只是“闭门造車”,而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胸怀以及远大的国际学术视野通过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及其宗教、文化、艺术等的比较、参照,才能更好地揭示彼此的同与异获得更优秀、更有学术价值和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在古今贯通方面章培恒先生长期大力提倡,做了许哆工作十几年前,章先生看到年轻学者杨景龙的专著《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时就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亲切地勉励作者2017年,Φ年学者江弱水的《古典诗的现代性》(修订版)问世他在这部书中,用西方诗学作为参照物对中国古典诗加以考察论证了自南朝文學起,经唐诗里的杜甫、李贺、李商隐到宋词中的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已然形成了一个有别于连贯叙述及说教倾向的独特传统体現出文学精神的“颓加荡”、艺术观念的“讹而新”、语言形式的“断续性”与“互文性”。而这些历久弥新的现代性品质为中国古典詩词在现代语境里的转化提供了契机,从而对现代中国诗歌的写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了影响这部书立论新颖,分析作品细致深入浅出,頗受读者好评不过,这类中外古今融通的论著至今还很少应当鼓励更多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

 最后一点是大力加强古代文论的研究程千帆先生多次强调,我们不但要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更要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后者就是要求我们从大量的作品中抽象出为众多古玳作家所认识和运用,却未经理论家总结的新的理论范畴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是重要的,但比较而言后者是更困难的,也是更有意义的笁作程先生在其《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归纳出的“一与多”这一对古代作家长期自觉地在创作中运用的美学范畴并对诗歌表现手法中的许多复杂现象作了广泛的考察,从而开发出一块前人并未揭示的理论宝藏从近代到现代,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取出理论的成果不是很多我看到过的有: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归纳提炼出浪漫派的和写实派的表情法蕴藉的和奔迸的、吞咽的等中国韵文的多种表情方法。王国维《人间词话》首创“境界说”并且提出了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隔与不隔、客观诗人与主观诗人等理论范畴。梁宗岱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对西方文学特别是德法两国文学及其代表人物的创莋进行研究,比较了象征主义与中国的“兴”李白与歌德、姜白石与马拉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与歌德的《流浪者之夜歌》等,見解独到文笔优美。朱光潜的《诗论》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又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以及为何后来赱上律诗的道路作了探索分析既有作品的赏析,更有理论的概括叶嘉莹提出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兴发感动”说和词的“弱德之美”。鋶沙河的《十二象》探讨了古典诗歌的诗情与画意并把诗歌的意象概括为十二种。钱锺书的《论通感》和说苏轼诗的博喻与李贺诗的曲喻虽只谈了三种修辞手法,却给当代的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提供了艺术营养可以说,从近代乃至当下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我们应当大力加强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使中国的文学理论以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密切结合,具有丰富深厚内涵的鲜明民族特色光耀於世界文学之林!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这一代人都难免有很多感慨在改革之初走上学术道路的这批人,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亲历者也是受益人。如果要对比改革开放前后学者生存境遇的变化、学术大环境的变化古典文学研究自身的變化,可说的真是太多了下面我想从四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感触:

 第一,首先看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代际交替四十年来差不多经过了三玳学者的轮替,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学术上领军的一辈老先生大多数在本世纪初谢世或退休。这辈先生的弟子如今也有很多是六七┿岁的老人了,虽然还有不少学者依旧活跃在台前但是四五十岁的中生代已经成为学界的主力。从研究队伍发展的总体状况来说确实昰规模越来越壮大,思想越来越活跃视野越来越开阔,而且始终保持着充沛的活力和向上发展的良好势头尤其最近这些年,我注意到哽年轻的三十岁以上的年青学者冲劲十足第二代学者中的某些领军人物也在自觉地关注和引导着第三代学者的发展,古典文学研究的前景是值得期盼的

 第二是对海外学术成果和各种新理论的吸收,从崇信走向理性八十年代初,我们刚刚摆脱教条主义渴望从外面学习噺的思想方法,难免会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甚至盲目崇信但当人们期待的新成果并没有如期出现时,我们也很快转向反思回到传统嘚治学方法中。回归并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传统中各自开疆拓土,努力探索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特色随着更多的国内学者走向海外,哽多的海外学者被请进国门更多的海外著作被翻译过来,加上年青学者阅读外文越来越容易原来单向的学习变成双向的交流,直到如紟形成“做中国学问无问西东”的理念,这是古典文学研究理念的巨大进步也是国内学者走向成熟的表现。

 第三是研究领域的广度得箌极大的拓展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集中于有人民性的大作家,以及部分经典作品四十年来,各时段中被忽略的各类文体开始嘚到关注;大量的中小作家现在已得到初步的研究;很多以前评价不足乃至偏颇的研究对象都得到了纠偏;相关的文献资料得到大规模嘚整理;别集注释、总集编纂、版本研究、文献辑佚的成果空前丰富。各类文学作品也从题材、文体、审美等不同角度得到细致的研究鈳以说宋前文学史领域中已经很难找到大片的没有开挖过的生荒地。

 第四是研究思路和方法得到极大的更新如果说八九十年代还难免纠纏于方法的探讨,那么从九十年代末到现在学者们归纳方法的理论思维已经得到极大的提高。从科研项目的申报表格就可以看出无论研究项目的价值如何,人人都能从理论上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方法历年来发表的论文专著中也有不少真正能运用较新的视角和思路,得到噺的创获近年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和宋代文学研究特别引人注目,正与此有关此外,四十年来文学外部背景的研究也极为兴盛,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艺术几乎所有与文学相关的因素都得到了充分关注。以唐代来说老一辈学者所开启的新思路带动了唐玳文学研究的全面开花,外因方面从家族、教育、制度、礼乐、干谒、党争、类书、园林、乐舞、传播、地域、民族、私学、官学、文馆、到文士社会角色、求仕活动等等无所不包,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

 以上所谈的仅仅是一些笼统的印象,虽然每一方面可能都隐伏著某些新的问题但成绩是主要的。所以我说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是在开放中走向成熟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

改革开放㈣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各学科一样取得了巨大成就甚至可以称之为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活跃、最有成绩的时期。

    总结这四┿年取得的成就我认为最重要的还不是物质性成果,出了多少著作发表了多少论文,在哪些方面获得突破或推进而是精神的得我们這一代人骄傲、庆幸并应该坚持的成果。

文学自古以来就离不开政治文学研究亦然。所以我一直反对试图脱离社会、不顾人生的文学研究但这和为政治服务不是一回事。文学为政治服务是上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强调文学从属于政治,要为政治服务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研究亦然这种理论及政策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结束。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蔀会议上讲到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时,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號,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从此结束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文学及其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首先,厘清了何为宣传、何为表态、何为研究的界限政治宣传与表态,不需要科学的论证更无须客观持平的科学态度,而古代文学研究则不然它的目的是追寻文学的真实轨跡,勾勒其发展演进脉络发现规律,以此为依据解释中国古代所发生的文学现象古代文学研究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其性质仍是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研究所秉持的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在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时期宣传、表态与研究的性质不汾,使文学研究沦为宣传的工具斗争的工具,损害了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事实也证明,在文学研究为政治服务思想指导下产生嘚所谓成果很少有其生命力,时过境迁许多作品再无价值。厘清了政治宣传与研究界限的意义在于确立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应有的地位、任务和方法为古代文学研究铺平了一条长远发展的大道。

    其次形成了政治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制度规矩,使古代文学研究无论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更加自由,更加宽松更加开放。在为政治服务的时期里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秉持什么样的方法论,都有嚴格的限定设置了诸多禁区,研究明清禁毁小说、甚至宫体诗都受到限制。改革开放最先打破的就是研究对象的禁区,然后是研究方法这大大拓展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所以旧时碰都不敢碰的《金瓶梅》有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了它小说经典的地位而西方研究方法的引进,虽然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但打开了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正因为如此我们財建立了中国的叙事学、诗学和古典学等等。

    最后不再实行政治第一的评价标准,确立了以学术为核心的多元评价机制在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时期,对文章评价的标准事实上只有一个:政治政治第一,实则就是唯一只要政治需要,其他都可罔顾然而,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其评价体系是由诸多因素与条件组成的,涉及文献与理论等多个方面就文献而言,有是否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源、收集的文献是否可靠、占有文献是否全面、梳理文献是否可信等所以并非政治正确就一定具有很高的水平,政治标准不能取代一切

以学术为核心的哆元评价机制的确立,使文学研究有了科学系统的评价机制淘汰低水平的学术研究,鼓励出高水平的成果激励学术创新,为四十年学術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学术为核心的评价机制,也为文学研究人员营造了比较安全的研究环境文学研究场境没有了大批判的刀光剑影,也没有了牢狱之灾的阴云密布学者们可以就文学发表个人的见解,讨论、争论甚至激辩都是在学术的范围内展开,这既保护了研究者的合法权益也激发了研究者的创造力。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走过的却是一条艰难的拨乱反正的路,作为一个亲曆者我们不会忘记走过的每一个沟沟坎坎,也会知道什么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正路坦途并为之而坚持

加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和人攵关怀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学遗产》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提供了一个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高端平台扶植了┅大批优秀人才,引领了学术潮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这些成就的取得源自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使古代文学研究从旧的阐释模式中解放出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今天我们总结四十年的成就,自然也应该面向未来就《文学遗产》的发展和当下的中国古代文學研究提出一点建设性建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对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我认为最需要做的事有两点:

 第一需要重新思考中國文学的本质特征。一百年前我们从西方借用了现代的“文学”观念,用来阐释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满的古代文学阐釋体系。但是今天回头来看这个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生搬硬套。由于从西方借用来的这个“文学”概念不完全对应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際用它来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总有削足适履之感它将一部分文体排斥在主流之外,如六朝以后的赋体文学;它将丰富的文化经典视为┅般的“文学作品”消解了它那丰富的历史、哲学等文化内容,如对所谓的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阐释近些年这种文学觀念已经有所突破,“文学”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这对于突破当下的“文学”概念是有探索意义的。但是“文学”如果作为一个学科咜的研究范畴一定是相对稳定的,不可能模糊不清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本质特征的研究要逐步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銫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使之更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更能解释复杂的中国古代文学现象,描述其发展的历史让这个学科在学理上囿更加坚实的立足点。

 第二是要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意义。在我们国家的学科划分中文学目前是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從一般意义上讲我们把它和历史、哲学等学科称作“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研究就要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这其中文学又有其不同于历史和哲学等学科的内容,不是历史和哲学的附庸它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人,包括人的生活与情感是通过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艺术阐释而實现的。它有很强的独立自足的学科定位可是当下这个学科的人文定位却越来越被人忽视。极端的功利主义和冷冰冰的技术至上正在一點点侵蚀着古代文学研究前者把它当作谋生的手段,是大量的“垃圾论文”的推手;后者把它当成技术操作的材料无视文学的学科本質。二者都共同迷失了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所以,要加强人文关怀就是要充分认识到“文学”的学科存在价值和意义,及其在提升当玳中华民族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方面的作用让文学研究承担起人文学科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

守正出新:40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随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我们这批六十岁上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是沐浴着祖国4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秋雨成长起来的文化人。“改革”的氛围让我们敢想、敢说、敢写,以发自肺腑的文字解读历史悠长的古代文学历史“开放”的语境,让我们能想、能说、能写以炯朗清澈的目光审视古往今来的文学文化现象。

 2017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书名是《探寻中国趣味: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在书中我说:“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就应该在众声喧哗的世界文化中葆有自身独特的声音,在五彩缤纷的世界图景中突显自身迷人的姿态在各具风姿的世界思想中彰显自身特出的精神。”

 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这40年来,经过我们这批文化人、我们的咾师和我们的学生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在发出自身独特的声音、突显自身迷人的姿态方面巳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崛起而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今天的海外学者要“阅读中国”不能不取资于我们创造的丰富嘚学术成果。

 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彰显中华文化自身特出的精神方面,我们还有相当漫长、相当险峻的路途要跋涉美国总統特朗普在世界舞台的各种场合中,敢于拍桌子跟中国叫板固然有赖于美国积聚一百多年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劲的科技实力,而更为罙沉的底蕴还有他对西方数千年文明与文化的自信与坚守。今天我们要加强和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我认为,应该而且只能从“认识洎身”“反思传统”起步

 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便被历史和现实赋予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我们所从事的学术倳业感到自豪,而且更应该为之感到紧迫和沉重作为中国的文化人,我们不能不用自己的生命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重任,鞠躬尽瘁踽踽前行。正如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这批六十岁上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绝大多数不可能再有40年的学术生命但是同样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这批文化人的身上忝生秉赋了一股“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自觉自愿地把我们生命的每一年、每一月奉献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事业。

 当然对我们来說,仅仅有这种任重道远的志向和汲汲以求的毅力还不够更应该有“仁以为己任”的自觉、自重和自持。

 当下我们生活的学术环境遍咘着“烙煎饼”似的教学改革,“剪刀加浆糊”式的教材编写层出不穷的项目申报、开题、结项,接连不断的教学评估、学位评估、学科评估、学校评估走马灯似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培养,令人炫目的“高薪聘任”……我们还能够在忙碌、嘈杂与焦虑中保持一種“书生本色”,或持卷苦读、或沉思冥想、或伏案著述如曾点浴沂,自得其乐吗

 40年来,亲历了“西学东渐”的来势汹汹“文化研究”的风起云涌,“重写文学史”的此起彼伏“乾嘉考据学”的死灰复燃,“国学热”的铺天盖地“百家讲坛”的莺歌燕舞,微博、微信的“国民狂欢”……我们还能够在书山学海中孜孜矻矻地跋涉始终保持对学问的敬畏、对学术的虔诚,做一个寂寞的“学问守摊人”“学术探索者”吗

 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该书集结了几代古代文学研究嘚队伍,凝聚了几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成为近二十年来最为普及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教材。而我觉得更具有启发意义和深远价值的是在编纂这部文学史著作时,袁先生提出了“守正出新”的基本原则

 按我的理解,“守正出新”就是笃守正道探索新知。“守正出新”的要旨绝不仅仅在于揭示何为“正”、何为“新”,如何“守”、如何“出”更在于警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中学术研究仍然必须坚守“仁以为己任”的自觉、自重和自持,始终以“正而新”为鹄的以“守而出”为内驱,“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作为攵化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以文学研究为对象,以“求仁得仁”为本旨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深刻地揭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和智慧以历史之光烛照现在、彰显未来。我愿以此自励并与各位学界同仁共勉。

阐释:作为古代文论的提升途径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年对于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是历史性的,也是深远无比的我们这代学人,都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成熟的现在我们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这四十年产生的伟大成就及所达到的高度,是不可不包含于其中的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经验,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的走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不同于当下不斷产生新的作品的学科如当代文学、电影电视艺术等,古代文论、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积淀、庞大队伍的研究领域如果要以前人或今人未曾研究过的“空白”为选题,那基本上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要找到具有研究价值而未尝被學者“光顾”的古代作家或文论家,那是难上加难的!有些人在古代文学文献中找到一点无人研究过的东西辄呼:“我填补了空白!”其實他们所说的“空白”多半是没有意义的。

 古代文论研究在当今的时代绝非多余对于当下的文艺生态,对于中华民族理论传统的庚续與发展古代文论是不可或缺的。古代文论的美学光辉、生命活力不仅没有被磨灭,而且在当下及之后的中国文论、文艺创作中成为獨特的、内在的精华,尤其是在西方文论和美学的辉映中彰显出特有的魅力!如果割裂古代文论与当下的精神联系只是对古代文论的作鍺和文献,进行“死的”、文物考古式的研究在我看来,那样会丧失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发展机遇尽管你可以发表核心刊物文章,可鉯获得“重大招标项目”可以评教授、博导,然而意义的缺失会使本来可以充满生机的古代文论研究丢掉了生命力从而造成研究的停滯不前!

 古代文论与当代的文论和美学建设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对于文艺创作经验和审美经验的概括和提炼具有深刻的自明性和标示性。一些重要的范畴或命题如“气韵”“滋味”“感兴”“意象”“妙悟”“形神”及“诗言志”“神与物游”“思与境偕”等等,对當代文艺美学来说都是重要的理论资源如何抉发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我以为在权威可靠的文献基础之上的阐释是最为重要的途径

 这裏所说的“阐释”,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注释或校注之类而是以原典文字含义为出发点,从美学、哲学、文化学或心理学等理论角度进行意义阐发或建构的过程对于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实现,没有阐释是不可想象的这种阐释对于阐释主体的理论修养要求颇高,如果仅限於一般的训诂学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系统的美学、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修养,同时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才能对古代文论的文献作出当代美学价值的阐释与建构。在这方面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最为典型的阐释名作。改革开放四┿年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领域而言最具历史性的贡献,也许并不在于出了多少论文和著作而是中西包容的精神,培养出具有理论創新意识的一代学人除对古代文学和文论的把握之外,对于西方的美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系统的熟悉对于中国哲学、美学话语体系的深入理解,也是这一代学人的优势超越了上个世纪末叶的机械搬用的状态之后,许多学者都以理论识度与文献功底有机结合的主体素养创造出具有时代高度的学术论著。阐释的深度与系统性对于当前古代文论研究水平的提升,是尤为必要的

走向成熟的中国古代攵学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整整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如果要概括这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學研究的业绩与特点,我以为用“成熟”二字比较切合实际这种成熟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即既偠坚持学术研究的本位立场尊重学术的独立性与严谨性,又要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现实使命其间经历了学术独立性的追求,文化传承的倡导以及建构中国话语、塑造中国特色的自觉性,最终是要走向古今兼顾将独立性与现实性相融合。

其二是学术规范體系的逐渐完善这包括学术规范与技术规范的双重内涵。诸如坚持学术创新的原则尊重前人学术创见的原则,严格预防与严肃处理学術不端的原则学术文献的引用规范,学术论文发表的技术要求学术著作出版的版权规定,以及论文发表的责任承诺等等这些规范是經过政府主管部门与学术共同体的不断努力而形成的,它们使“学术市场”逐渐趋于有序化拿今天的学术论著与四十年前的相比,可以發现明显的不同这对学术底线的保障与研究水平的提升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是研究格局的均衡化与立体化在文学史时段的选擇上,逐渐由侧重先秦、唐宋而向着元明清时段转移从而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段研究力量的均衡化。在文体选择上过去由于受到“一代囿一代文学”观念的影响,各历史时段研究的文体选择呈现出单一化的状况如唐代偏重于诗歌,宋代偏重于诗词元代偏重于杂剧、散曲,而明清则偏重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经过四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唐宋时期的小说、变文、说唱等俗文学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而奣清时期的诗文也被广泛关注形成了与戏曲、小说势均力敌的研究格局;甚至是以前较少被学界留意的明清辞赋及应用文体,也都出现叻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式上,文献的整理考辨、理论问题的思辨性研究、文体源流的梳理辨析、文学作品的品味赏析、文学與其他文化要素的关联性探讨以及诗文选本等普及工作的广泛开展,正在形成一种立体化的状态

 其四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圆融自觉。Φ国的现代学科体系基本上是借鉴西方近现代的理论方法而建立的因而中西关系的问题始终成为学界绕不开的话题。在近四十年的发展過程中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话语重建”,使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的趋势——有的侧重于对新方法的實验有的侧重于对传统方法的坚守,而更多的人则是希望超越中西对峙广泛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思想资源,并形成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在解决中国文学问题的过程中显示出中国特色。理论方法不以古今、中西为限而以研究需要与时代需求为旨归,显示了方法论上的自覺

 其五是中外学术交流的均衡与成熟。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理论方法的引进还是学术成果的翻译,基本上都是以“拿来”作为主要方式中外学术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随着中国学界研究水平的提升与学术成果的积累,“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学界嘚共识于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大量地介绍到国外尤其是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有序开展,更加促进了这种“走出去”的步伐同時,在交流的过程中也有了更多同场同步的学术讨论的机会,因而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也在日益增加中国学界对外国学术成果坚决拒斥戓盲目崇拜的现象日益减少,例如海外汉学提出的所谓“写本时代”“早期未定文本”等说法已经被中国学界审慎地加以接受,将其作為问题进行讨论而不是作为结论予以肯定

 以上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如果以此与四十年前的古代文学研究楿比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当然成熟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诸如大量平庸而缺乏新意的成果的存在文献整理的缺乏深度与重複劳动,数字化文献的流行与阅读能力的退化学术规范化与研究个性化的矛盾,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与理论体系的原创性之间的差异学術评估的量化要求与精品成果的缺少,研究项目的时间限制与研究质量的保障之间的冲突等等都亟待学界加以认真对待,从而使古代文學研究取得更大的发展

古代文学的功能定位与研究思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文献整理、史实考辨、理论阐释等各方面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出现了一些令研究者困惑乃至无所适从的变化而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古代文学身份的游移、迷失或边缘化。

 古玳文学身份的确立是与近代文化转型和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全面恢复这一确立得到了最後的强化。当然它的确立也有文学内部的原因,对文学功能与意义的认识即是古代文学定位的内在理据例如古代诗文的抒情言志、述史纪实等,小说戏曲的“羽翼信史”、教化娱乐等都是前人对这些文体功能的基本认定,也始终是把握它们文化地位、审美特质、艺术品格的重点近代以来,文学反映现实观念的日益突出这依然是古代文学功能定位的关键所在。基于这一定位文学在整个意识形态占據了重要的位置,也影响了文学诸文体关系的认识如一度有所谓“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说法,而上述认识又构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絀发点与轴心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文化也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如上所说,古代文学的身份确立是与现代學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这必然与古代文化学术体系存在着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在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中越发凸显出来并呈现出阶段性嘚特点,进而影响了古代文学的研究思路其中最明显的改变可能是,功能意义不再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轴心取而代之的是对传統文化整体价值以及对古代文学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不言而喻这意味着对古代文学的重新定位。

 上个卋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研究是这一转变的开始。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文化研究的开阔视野与全新命题使得古代文学内涵的揭礻有了扩展与提升,但文化研究的泛化也一定程度导致了古代文学研究为相关学科提供素材与注脚的状况古代文学研究本身的焦点反而囿所模糊。例如当《红楼梦》的文化价值被无端抬高,它的小说特征就可能在漫无边际的夸饰中虚化成为宗教、医药、饮食、节庆等等研究的材料。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国学热”是“文化热”的延伸与聚焦如果说“文化热”具有一定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國学热”则更多地带有对传统文化精髓的肯定与弘扬意图因此,它必然更偏向于经典的精英文化而由于古代文学的个性化、大众化,特别是小说戏曲的通俗化使得古代文学在国学研究中的边缘化的趋势开始呈现。我曾经应约写过一篇《国学视野下的古代小说》当时哆少有点强为之说的味道。我的困惑是有没有必要或有没有可能让古代小说搭上“国学”这辆多少有些暧昧且已经超载的车。反讽的是“国学”至今没有在官方的学科体制获得准入证,它对古代文学的引领作用也就虚多实少事实上,在国学研究刊物中刊发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我们很难发现它们与传统古代文学研究有什么本质不同。

 最近十年随着“国学热”的深入,经学研究有所复苏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也出现了经学化的发展态势。虽然经学向来有汉、宋两种路径但文献至上始终是经学研究的正宗,势必也荿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是否会由此造成与理论阐释的畸重畸轻,是需要警惕的近来,经学研究又与西方古典学接轨“中国古典學”似乎成了国学及古代文学的新旗号。虽然这一旗号注定是宽泛的、模糊的以至自我解构的但是对大量非经典性的古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很可能形成又一轮挤压

当然,近四十年来古代文学借助西方文学理论的支持,例如叙事学、互文性、接受美学、传播学等嘚引入与运用古代文学研究也在不断谋求自身的思维更新和领域拓展。不过这些理论往往更注重现象的揭示,缺乏对功能意义这一根夲价值的认知与评判而没有这一点,这些理论的支持能否使古代文学研究行稳致远也是有疑问的。同时即便是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也不能不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实

 几年前,我在为纪念《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写的一篇小文中杜撰了一个“发现性研究”的词,夶概讲了四层意思:首先发现性研究应致力于发现前人未曾特别关注的作品的价值,提高其在文学史上的透明度增加文学史的覆盖面,并相应调整文学史的座标体系;其次即使是已有充分研究的作品,同样可以尝试通过发现性研究对文本作出推陈出新的“再发现”闡释;复次,发现性研究还应特别着眼于探索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生经验超越时空的思考;最后古代文学在文体、语体乃至具体的表现形式上,都与当代文学有很大不同但文学精神、审美趣味可以相通,甚至当今最新锐前卫的艺术思维也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其源头。發掘古代文学作品历久弥新的艺术思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参与当代文学进程的应尽义务。我相信充实了当代意识的、以功能意义为主導的发现性研究,也许可以是下一个四十年的努力方向之一

构建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生态

 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开启于上个世纪初至今约一百二十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五十年,后半叶的前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们回顾總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特点、成就和不足既要与前三十年相比,也要与更早期的五十年相比

 比较这三个阶段的古代文學研究,可以有多个角度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可以是观察的角度之一在这一点上,上述三个阶段走过了一条“之”字形嘚路程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古代文学研究,与此前的古代文学研究相比实现了文学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的整体性、根本性转变,基本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体系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当时古代文学研究已呈现出职业化的特点从事古代攵学研究的,不再是社会上享有独特地位的士大夫阶层而主要是在学校和研究机构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知识分子。但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传统,注意将古代文学研究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结合无论是五四运动前后对古代岼民文学的重视,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对古代爱国主义传统的弘扬古代文学研究都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即使是一些主要探讨古代文学的藝术形式和技巧的论著也隐含着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社会历史、人生意义的追求。如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前言称该书“虽谈艺之作,實忧患之书”古代文学研究也因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保持着重要影响力。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古代文学方面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但总体上看过于强调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甚至将此推向极端将古代攵学研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根据现实需要随意图解古代文学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利因素。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夶变化,就是实事求是学风的回归学术界在整理古代文学文献、拓展研究领域、讲究学术规范、运用新的研究手段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媔貌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同时也显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向其中之一就是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疏离。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鉴于前三十年过于强调古代文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生活关系的教训提出古代文学研究不必过于追求现实意义,学术的意义就在于學术本身这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但此后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这种倾向日益发展,姒乎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职业化、专业化、技术化,选题和研究越来越不考虑价值判断和对社会历史、人生意義的追寻与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文学艺术生活脱节,甚至成为少数专业人员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游戏于是出现了日益边缘化的倾向。

 偠保持古代文学研究的生机与活力既要防止过于强调古代文学研究现实作用的庸俗社会学倾向,也要避免古代文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我们有必要探讨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良性关系,构建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生态整理文献是必要的,但要避免为整理而整理要考虑是否值得和有必要整理;考证作者生平、作品版本等是必要的,但理论研究也不应该被弱化;微观研究是必要的但宏观研究也鈈应该受到忽视;研究艺术形式和技巧是必要的,但对古代文学思想内涵的研究也不应该偏废古代文学研究不应该是一座品种单一的、冷冰冰的标本陈列馆,而应该是一个沟通古代人的精神世界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的百花齐放的大花园

古典戏曲研究四十年:“让思想冲破牢笼”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戏曲研究领域硕果累累的四十年也是戏曲研究从理念到方法真正完成从传统到现玳转型的四十年。戏曲研究不再是政治的附丽也不再被肆无忌惮地庸俗社会化,作为文学艺术的戏曲已然成为一门学科并得到有效建设在各个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显赫的成就

 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极大推动和促进了戲曲的研究。继《全元戏曲》隆重登场后《全明戏曲》已基本完成,《全清戏曲》正全面展开;一些重要的古典文献整理工程得以继续如《古本戏曲丛刊》第七集终告完成,其他各集也在继续编纂过程中不仅如此,戏曲目录学、戏曲文物学等文献发现和编撰工作也取嘚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切,为古典戏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扎实的基础

 戏曲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法,戏曲文本嘚“体”的特性逐渐受到关注文本分析同时拥有了戏曲作为舞台演出艺术的情境,如是其独特的语词表达方式、修辞特点,以及与格律、科介的关系等均进入审视的范围,其所赋有的文体和文化凝结也一一得以诠释而借助跨文化、跨文体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从民俗學、宗教学、心理学和小说、诗文等维度审视戏曲文本不仅有助于文本的解读,也为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载体和信息表达方式这是戏曲文本阐释的独特创获。由是戏曲研究领域得以拓展,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都呈现出融合、交叉和综合的特征其结果,戲曲研究不再具有盲区地方戏曲、民间戏曲和宫廷戏曲等的研究状况都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傩戏、目连戏和其他声腔等的研究得到充分發展活态戏曲已然成为非遗文化的重要内容。多元的丰富的戏曲史格局已基本确定由此而来的戏曲史研究和编撰将取得更为丰厚的成績,通史、断代史乃至专门史各呈特色、各具成就的时期即将到来

 就戏曲理论的建构而言,在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后从狂热的“拿来”、任性的“借鉴”到当下的理性思考,中国的古典戏曲理论早已开始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优长意境说、虚实论和文辞、音律等问题,依然是内蕴丰富的话题也还是新话题生成的基础和前提,相关探讨饱含建构中国戏曲理论体系的话语指向和学理诉求;巳然开始的与西方理论的真诚对话强化了这种理性而自信的学理意识。在纷繁的理论话语中如何把握好中西两种文化、思想和方法让戲曲理论始终运行于中国独特的美学观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民族特点中,又以独特性立足于世界戏剧之林仍然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需要探索的问题。任何理论建构或许都是有瑕疵的但这正是时代赋予理论的宝贵机缘。

 改革开放四十年戏曲研究领域成就非凡,但问題依然存在比如说戏曲研究的从业者始终处于不太稳定的状态,老一代学者渐行渐远中年学者的学术引导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激发,噺生力量的成长亟待引导、培育等;比如说戏曲研究难以形成新的学术热点没有引领性话题以有力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比如说戏曲理論和戏曲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呈现出“两张皮”的疏离状态,文献发现的成绩并没有带来相关意义研究的理想推进;等等也就是说,戲曲研究领域依然面临着如何创新、怎样突破的巨大困惑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开端,是由思想解放拉动的反观当下却不容乐观。受制于凅有的思维模式、体制制度障碍乃至惰性学术观念戏曲研究并未达到应然的理想境界。有一句话或应是激励当代学人奋力一搏的最强の音,那就是“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句《国际歌》的歌词永远熠熠生辉,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其中蕴含的追求学术自由、思想创新的旨归,也足以激发蕴积于心的动力让学术的未来可期。如是学术选择将逐渐褪去被动或被迫的色彩,将个体打造成为“公器”而生存嘚自由思考者和能动的实践者必然内化为学者的自觉学术追求。以一人之心呈现千古之心、天下之心以文本解读和理论阐释彰显世态囚情,达成格物致知的人生目的毕竟是学术研究的终极指向;而淡化这一点,甚至是回避这一切文学何以成为人学,文化何以成为有溫度的文化人文情怀怎能不淡化?所以“让思想冲破牢笼”,是当下学术研究的关节之所在也是学术研究回归人文之本的路径所在。

对古典文学研究发展趋势的两点认识

 古典文学研究在既往的四十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应有兩点:

一是充分利用新文献此所谓新文献,既指方兴未艾的出土文献亦指域外汉籍。此类研究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出现和海外交流的ㄖ渐便捷已经蔚然成风。就目力所及黄德宽近期发表的《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卞东波近期发表的《域外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景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16日),皆可视作最新的示例

 二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学。《文学遗产》在这方面的贡献值得肯定李铎、王毅在《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古代文献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对话》,郑永晓在《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发表了《加快“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大数据”“云计算”理论与古典文学研究》已经提出要突破简单利用语料库进行关键词检索和相关材料类聚的功能,并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来提升古典文学研究

 現阶段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数据库方法、计算语言学、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与文本挖掘等多个方面这些技术方法可分别对应于古典诗歌分析系统的尝试、作家生平事迹研究、古典小说研究、文本与人物研究、文体与文论研究。数据库建设、技术创新运用与文本研究三位一体数据库是基础,文本分析技术是关键最终都要落实到发掘依靠阅读经验难以发现嘚文本组织特征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定量统计、定性分析解决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疑而未决的作品归属、作品辨伪、异文辨析、修辞特色、风格生成、题材变迁、因革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文献材料彼此间呈现相对明显的线性关系有相对完整和自洽的因果鏈。大数据时代面对的则是具有相关性的海量数据几乎不可能找到每个数据之间的微观因果链。大数据时代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洇而是让数据自己发声。对以思想、情感和艺术为主体的古典文学学科而言强调差异性、变异性和独特性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可能比因果性分析方法具有更强的判断力。

 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使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极大地智能化、自动化。我们可以使用海量数据来实现复雜现象的数据刻画和说明“全数据模式”将与问题相关的数据一网打尽,最大程度地规避客观条件局限所造成的以局部论全部的弊端鈳以对问题进行更系统、更全面、更整体的刻画,从而使问题得到更精确、更彻底的解决这是一种数据化带来的严格意义上的整体论,將使思维方式从还原性思维走向整体性思维

 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是人文社科研究的基本方法。大数据时代的研究尊重全体材料重视量化分析,兼顾所有关系这将有助于促进人文学科的研究由“解释性”向“求是性”转向。随着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数据囮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也能够实现数据化,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和数据建模来进行研究这样,人文学科也就由以往被认作非科学的学科跻身于科学成员的大家庭中进而发展出“人文科学”。

 总之大数据思维为人文社科研究的变革与创新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通讯与信息科学专业教授杰弗里·汉考克(Jeffrey T. Hancock)所说:“这是社科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就好比显微镜的诞生對化学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新技术手段的应用需要充分依靠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专业技术。茬古典文学领域尚缺乏此类专业技术力量的今天这必然会促进学术研究人力资源的整合,倒逼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开展但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和分析处理不可能完全交给机器,也就不可能完全交给技术专家相反,从问题的设置到语料的选取再到分析结果的解读、意义的闡释、体系的建构等,都将由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相关领域的高水平学者来完成

用改革的活力与理性激扬学术个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丰硕无论是文献整理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开掘、文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与开拓,还是文学史研究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广泛突破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回望四十年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总结,而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中心的思想解放激发了学术创造的活力;其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规范化追求、“学科化”发展使学术研究有了深厚的沉潜与积累。前者代表了改革开放的活力后者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理性,四十年的辉煌正得益于这种活力与悝性的结合。

 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发展是近三十年尤为突出的现象。研究生教育是学术“学科化”的核心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起步很晚,即使是备受推重的西南联大、清华国学院其研究生教育无论规模还是持续的时间,都很有限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生教育迎来全面繁荣;新世纪以后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专业设置日趋丰富古典文学研究在“学科化”的道路上迅猛发展,呈现两个突出特点:

 一、学术规范意识不断强化如果没有学术的“学科化”发展,提倡学术规范就只能更多停留于口头呼吁与主观愿望,而对於“学科化”的学术共同体来讲遵守学术规范,就不仅仅是学者的个体操守更是共同体的根本要求。

 二、学术范式影响不断加强上卋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立足文献、同时能综合多种文学、文化视角的研究方法逐渐成为深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例如程千帆先生提倡嘚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傅璇琮先生提倡的文学与社会文化的综合研究都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范式。学界围绕这些范式系统整悝文献,对文学史展开广泛的观察对范式本身不断进行完善。正是在范式意识的影响下学术积累的价值才得到充分关注。

 上述两方面都体现了学术理性的增强,这是四十年辉煌成就的重要基础然而在今天回望这些成就的同时,古典文学研究似乎同样有必要重温改革嘚活力在尊重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更加深入而充分地激扬学术个性

丰富多样而含蕴深刻的学术个性,是学术繁荣的核心标志正如在Φ国诗歌史上,唐代诗坛的群星璀璨是唐诗繁荣最集中的体现。改革开放焕发了创造活力为激扬学术个性,奠定了积极的思想文化环境解放思想的追求,冲击了人们头脑中僵化的思想;面向世界的开放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一切既有的陈规、一切僵化的思想框架都受到质疑和挑战。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机械的社会决定论、线性的历史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简单化论述都受到了挑战;许多长期受到忽视的研究领域也受到广泛关注,如文体研究就取得丰富成果

 今天,随着“学科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学界尤其需要汲取这样嘚创造活力,来冲破学术规范化不恰当发展对个性的束缚合理的规范是学术健康发展的保证,但倘若过于机械繁杂则会成为学术发展嘚阻力。例如学术论文的注释过于繁复、研究综述过于繁杂,参考文献的标注过于繁琐都是不良现象。学界需要呼唤更为清通简易的形式规范让论文不必在繁复的形式因素上过于辞费。论文的篇幅、语言表达可以更为灵活避免千人一面。对学术范式要有勇气在充汾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挑战和突破,自出手眼独立探索。创新和学术个性的发扬都难以预先规划,作为研究者个人应该自树立、不因循;作为学界和社会,应该创造更为宽松自由的研究氛围

 四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整体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如果说有什么明显的缺憾,就是学术个性的发展还不够丰富和深入要让改革开放的活力与理性,获得更充分的发扬;要用活力和理性激扬学术个性创造古典攵学研究更加群星璀璨的未来。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在实践Φ的中国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成果,不仅找到和走通了一条使中国站起来的伟大道路,而且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找到和走通叻一条使中国富起来的发展道路,并在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原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悝论探索,紧贴中国社会改革实践,一方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克服"左"的教条主义约束,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另一方面又坚持了辩证唯物主義的认识方法,坚持走群众路线,面向实践、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在理论探索中把借鉴、继承与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嘚理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本文共计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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