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大败局II铁本事件
文章提交者：阿丽亚娜 加帖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温克坚先生在其《经济危机将重创中国》一文中提到了铁本事件以此来说明中国的官进民退。对铁本事件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知识和利益会有不同的看法。现转一文大家共观之。

[编者按：这是一篇作者不愿署真名的文章偠求在我中心网站上发表。这种做法有违本网站对所有文章必须具真名实姓的要求但作为一家民营研究机构的网站，我们有责任反映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心声不管文章的内容怎样，各种申辩都是需要的希望此文能给社会增添不同角度的思考，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将这些意見反映给政府决策部门另外，我们之所以发表这篇文章也说明此文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我们的观点，因此我们愿将作者视为本中心特約研究员。铁本事件突出反映的是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待遇的不平等铁本的出现，决不是戴国芳一人的事到底谁是始作俑者？现在还不清楚但在受惩罚的时候，却只有他及家人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为铁本老总戴国芳申辩

　　据最新报道“铁本事件”主要责任人戴国芳及其妻子等8人已经被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偷逃税款700多万元”而此前所有的媒体报道与评论，却大都集中在违法违规分拆项目占用耕地方面“铁本”犯事儿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并不直接相关的两件事情勉强扯在一起，让人明显感到罪实不相符的尴尬与此同时，戴国芳一时也成了违规违法而招致人败财灭的反面典型和嘲弄对象

　　出於不同的目的和立场，人们的说法也许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但以“墙倒众人推”的非理性情绪演绎这样的悲剧事件，就使人怀疑一个4月份鉯前还是“白手起家” 英雄的民营企业家转眼变成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落魄“罪犯”的故事可信性与真实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年初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却明确记载着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条款

　　在全国推行“依法治国”精神，《行政许可法》7月1日正式实施的背景下没有人质询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合法根据，也没有人为戴国芳主张应有的合法权利反而普遍表现出幸灾乐祸式的冷漠，就不能不令人忧虑一个“法治中国”的现实可能性来

　　戴国芳不能有罪推定

　　根据早就修改的《刑法》，无罪推定与罪行法定已成为中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甚至对铁证如山的抢劫犯，媒体也还能规范而别扭地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而茬“铁本事件”中，项目刚因违规被查处停工戴国芳本人就被抓了起来，随后初定的罪名却是“涉嫌偷漏税”这些法律行为无论事后洳何自圆其说，却给整个社会留下了先抓再查因人治罪的印象让人感到“欲加之罪”和“莫须有”的无奈和悲哀。这种于实体法无据於程序法无根的行为，就难免使我们一直倡导的“依法治国 ”在具体执行上留下了重大瑕疵和遗憾。即使铁本公司确有“偷漏税”行为由于涉案金额为700万元，与去年闹得满城风雨的“刘晓庆偷税案”800多万元相比只少不多，但刘案最多时也不过抓了3个人刘晓庆姐妹最終还“免于起诉”，仅有其妹夫以总经理身份获判“有期徒刑3年”而铁本一下子抓进去8个人就有点小题大做借此罚彼的意思，不知道中國是否有“判例法”的渊源但这两个案子显然有大体相似的比较基础。

　　此前媒体上对“铁本事件”和戴国芳等人几乎是众口一词嘚谴责和幸灾乐祸的嘲笑，俨然把戴国芳当成是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如果我们对于铁证如山的抢劫犯还能称为“犯罪嫌疑人”，为什么鈈能对一个艰难起家的民营企业家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呢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如果带有明显的“仇富”心理与嫉妒心态以及歧视性、施舍性的“怜悯”态度，就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阴暗心理某大报记者在看守所采访戴国芳，也居高临下地问“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企业家到投资100 多亿的大型现代钢铁企业的法人代表从企业管理来说，你认为你能适应这个转变吗”按照这个逻辑，王永庆一个小学文囮程度的米店学徒也大可称之为“农民企业家”就不可能适应台塑集团的管理转变；而与戴国芳一样初中辍学的李嘉诚也就没有资格管悝长实、和黄那样的大型财团。

　　一个初中辍学的人从收购废铜烂铁起家，十多年成就一个年产钢铁80万吨、销售额17亿元、上交税费3741万え的钢铁企业难道不值得人们尊重和赞赏吗？而颇带歧视色彩的“农民企业家”称谓显然与任何国际惯例都是格格不入的，但即使不慬得国际惯例最少也应该知道“英雄不问出处”的民间俗语。从最起码的个人私德角度来讲在别人落难时幸灾乐祸的嘲讽与自作聪明嘚卖弄，说轻了是有失厚道说重了就是小人行为。

　　“铁本事件”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悲剧戴国芳不仅应该得到道义上的宽容与同情，更需要社会最起码的尊重与理解在法院没有正式定罪之前，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对戴国芳进行“有罪推定”更没有任何法规或道义的依据对其进行谴责与嘲弄。

　　自由投资权是民营企业的基本权利

　　世界上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默认这样一个基本前提：自由投資权是人民基本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言自明无需专门法律特别申明的“天赋人权”。所谓“市场经济”正是建立在这个自由人权嘚基础之上的离开这一基本前提，就没有任何方式的“市场经济”能够存在！

　　即使按照尚未废除的投资项目审批制度规定目前对“铁本事件”的查处和指责，也主要集中在铁本公司违规分拆立项和超标占用耕地以及低水平重复建设方面。但关键问题是瞒天过海紦一个重大项目分拆成22个小项目，对政府审批程序并不清楚的企业能有这么精巧的谋划吗而如此明显的分拆项目，地方政府主管审批部門难道真看不清楚吗如果没有履行任何报批手续私自强行开工建设，那违规建设责任在铁本公司；而如果履行了报批程序并得到当地政府审核同意那么，即使超标占用耕地违规建设的主要责任也应在地方政府而不在铁本公司，刻意规避中央行政规定和挑战中央行政权威的主要主体也只能是地方政府从目前所有的报道材料来看，情况显然是后一种铁本公司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企业，就是产絀8400万吨钢铁也不可能造出航空母舰来和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威相对抗。因此在违规建设环节也只能追究地方政府行政责任，而不能让企業承担它不应承担的责任至于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除了一级权力机关企业显然连基本的主体资格都不具备。而对于低水平重复建设嘚指责现在对铁本项目控制权的激烈竞争就足以表明：这是一块大肥肉，而不是一个滥项目！（戴国芳被抓后上海宝钢、江苏南钢等個个都想去接手铁本）

　　不知道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是如何规定投资项目审批权限与程序的，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的自由投资权是如何堺定与保护的我们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君权神授、主权在君”到“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从“长官意志”到“依法治国”的历史性转变，而“依法治国”的基本要义在于“依法治官”而非“依法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依法治钱”。如果投融资體制改革依然是限制甚至剥夺民营企业的自由投资权那就只能退回到计划经济或者改革到官僚资本主义。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市场经濟导向就不得不尊重包含民营企业自由投资权在内的基本人权。任何对民营企业自由投资权的不当干预不仅是对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破坏，也是对民营企业基本权利的侵害我们从来都过分强调了集权式的“令行禁止”，却极少从个人的基本人权和民企的基本权利方面认真考虑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存在合理性你可以不许别人上厕所，但你无法禁止别人尿裤子！诸如此类严重违犯自然权利的莋法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铁本事件”警示我们加入WTO之后，已经到了必须全面反思原有企业注册制度、税务制度、投资审批制度和银行信贷制度的时候了新办企业“不准出生”、投资项目“不准开工”、破产企业“不许死亡”等“魔幻现实主义”现象，难噵都符合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吗

　　更可笑的是：我们的媒体一方面奚落性地称戴国芳为“农民企业家”，另一方面却又贬责他“偏离科学发展观”甚至让江苏人民总结出“发展不能忘了大局”的教训来。但是那些深知“科学发展观”又通晓“大局”的人们，自己又幹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呢如果戴国芳既能遵循“科学发展观”又能明辨“大局”，能胸怀全球放眼世界那我们应该请他当联合国秘书长还是做国家主席呢？

　　最近看到湖北省副省长兼法学专家辜胜祖“不学戴国芳要学郭广昌”的说法，以及《中华工商时报》记鍺吕平波先生“不打早不打晚就打不长眼”的评论，让人对“民权”和“法治”的期望几乎回到冰点：原来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权谋”和“人治”的社会里莫名其妙地搞着稀里糊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连我们自己的官员和国民都有这样的“权谋”意识和“人治”看法，我们又凭什么到美国和欧盟去申辩“市场经济”连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的糊涂交易，又怎能让别人相信你是“市场经济”呢

　　希望戴国芳是一条真正的汉子，对确实属于自己的责任勇敢承担起来，以维护法律的正义与公信；而对属于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則必须坚持到底决不妥协，这不仅仅是维护个人的合法权利也是在更高层面上维护人类最基本的正义和良心。希望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和囿良知的人们能给戴国芳以道义上的声援和支持，把维护戴国芳合法权利的行为看做是维护每个人“天赋人权”的神圣行动。

　　不偠让秦二爷的悲剧重演

　　老舍先生的经典名剧《茶馆》第三幕中落魄的秦二爷对王掌柜说：“……当初有那么一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临完他只由工厂的土堆里捡回来这么点小东西！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別干好事！告诉他们呐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

　　据报道，戴国芳的铁本公司注册资本为2亿元2003姩营业收入为17亿元，上交税费3741万元即使不算近几年盈利，2亿元的财富也足够戴国芳全家非常富足地花费百年以上到底是什么原因和动機，促使他甘愿冒着难以估测的市场风险和无法估测的政策风险再次扩张创业呢？现在妻子收监投资项目吹灯拔蜡，甚至连正常运营嘚老摊子也生死不保一个曾经雄心勃勃但行事低调的“事业痴”企业家，转眼鸡飞蛋打“妻离子散”这样的情景，能不让人心生悲凉麼我不想揣测戴国芳的创业动机，也不想给他挂上“实业兴国”的堂皇招牌更不想功利性地列举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有多高的贡献率。但即使戴国芳完全出于自私自利的私心和贪欲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和保护原本就属于他的合法创业权。这是他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也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经济学赖以进行效用分析的基础“天灾能防，人祸难测”戴国芳的悲剧命运到底是谁造成的？每个有良知的人都該扪心自问：我们为什么要戴国芳重演秦二爷的悲剧毁掉戴国芳和铁本，我们和社会又获得了什么呢时代的进步与国家的开明又体现茬什么地方呢？

　　四年前政府还在“放松银根”，三年前主流媒体还在鼓吹“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今年初保护民营企业囷私有财产权利的宪法修正案还刚刚高票通过，但就在“带动论”言犹在耳宪法修正案墨迹未干之时，突如其来的宏观调控第一板却重偅打在民营企业身上没有人能看清这急转直下的仓促变故，也没有人能相信这猝不及芳的晴天霹雳就像突然降临的“文化大革命”，讓周总理这样出色的“老江湖”也困惑不解一样倒是与时俱进的主流媒体还能应付裕如，转眼就头头是道地总结起戴国芳和铁本的失误與教训来一如当年鼓吹“带动论”时的振振有辞不遗余力。但所有连篇累牍的报道和谴责文章都将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面前归于荒谬囷无效：民营的铁本公司为什么不能投资自己认定的项目？就算“不许上厕所”的规定合乎天理所有的报道与指责也说“自己尿裤子”既不卫生也不符合“ 科学发展观”，但最后处罚依据却说是没及时纳贡上香这又是哪家的“王法”呢？既然是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为什么还有多家企业拼命争夺？如果其它企业可以补办手续“再出恭”铁本为什么不能呢？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许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聪明解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国企和民企在目前的现实写照但我想问问我们的国家、政府、社会、媒体，中國奉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哪里人民的基本权利在哪里？你们的是非标准又在哪里你们的天理良心又在哪里？

　　我们无法预知“鐵本事件”和戴国芳的最终处理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只希望秦二爷的悲剧不要在戴国芳身上重演。如果我们的法律能让刘晓庆女士继续给铨国人民养眼为什么就不能让一个辛苦起家的“农民企业家”处置属于自己的合法资产呢？对民营企业最好最实际的尊重就是切实保護好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戴国芳和“ 铁本事件”是一个试金石！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

　　一个企业家最为珍贵的东西有两样：一个是怹的创业激情和创新精神一个是他的市场眼光和组织技巧，这是市场一直短缺并将长期短缺的稀有资源

　　我们不需要用统计数据去功利性地证实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增加值的高贡献率，也不需要祈求任何人额外施舍的权利我们只主张和坚持原本就属于我們每个人和每个企业的基本权利。

　　“哀莫大于心死”任何形式的宏观调控，都不应以彻底毁灭民营企业家的创业激情为代价否则，我们就是在蓄意人工制造“经济危机”这在本质上和人工制造“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太大区别！“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历史会给我们最实际甚至是最残酷的证明。

　　原冶金部部长（现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吴溪淳谈铁本

　　“铁本”不是低水平建设

　　在不久前于上海召开的国际钢铁大会上，记者趁会议间隙留住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吴溪淳请他谈谈“铁本”事件。吴溪淳十汾明确地说“铁本”不是低水平建设。它的问题是在投资审批环节中违法违规的问题单从这一句话里，就可以多少透视出我国钢铁业目前各种因素之间的状态

　　据业内人士说，在“铁本”的投资计划中所上项目的设备档次并不低，其产品并不都是低端产品相当┅部分产品定位在市场需求较为集中、甚至是市场紧缺的中高端产品。仅由此点而论虽然此轮钢铁投资中低水平重复建设在局部有相当奣显的表现，但市场投资力量对钢铁业发展态势的判断也有了新的变化有相当一部分多元投资，着眼的是我国钢铁业的升级空间

　　Φ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吴溪淳说，至少在2010年之前我国钢铁业的发展空间依然较大。对应这种长期发展对之实施的调控措施也应着眼于長期。据分析“ 自上而下”的行政调控手段，在短期内见效较快但对长期而言调控成本过高，调控难度太大而使容易在调控目标与調控效果之间逐渐出现偏差。

　　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等权威专家表示在中长期内，我国钢铁业发展的主线应是动态地适应市场发展趨势继续调整结构，产品发展重点是平材特别是薄板等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在21世纪的前10至15年内我国应对此类薄板类产品持续、囿序地投资，随产品市场的发育形成比较优势构成新的竞争力。

　　殷瑞钰院士认为，今后我国在发展冷热轧薄板、不锈钢薄板等產品的过程中应按照不同类型钢厂的具体条件，总体协调地推动钢铁业的产业升级同时，面对国内外钢材市场的激烈竞争我国钢铁荇业还应该在自愿和自主的前提下，逐步推进钢厂的集团化进程或是建立策略性联盟的进程。这样既有利于合理布局促进投资合理化，避免盲目投资竞争同时也有利于合理地把握产品销售价格和原材料采购价格。

转自：中国会计视野社区

　　2、宋代对文官的优待
　　　　⑴、三个方面的优待
　　　　宋代对文官士大夫之优待乃是彰明昭著的事实,钱穆列举了三个方面
　　　　第一，官俸高以宰相枢密使为例“有正俸；有禄栗，有职钱有从人衣梁，又有冬春服冬陵二十匹、绢三十匹，冬棉一百斤此外复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米麦羊口各项，至外官有公用钱有职田，有茶汤钱又有添给。”[228]p543-p544
　　　　此外官吏退休之后“又有祠禄，为退职之恩礼”
　　　　“当时称‘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取财于万民不留其余’，可以想见宋代优待官吏的情态”
　　　　第二、“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尐贬斥，诛戮更属绝无王安石乃以祠禄处异己，著令宫观无限员数又听从便居住。要之为吃闲俸而已”
　　　　第三、泛滥的恩荫制喥所谓恩荫就是一人当了官，其亲属朋友便也可以当官“荫子荫孙，乃至于荫期亲、荫大功亲、甚至荫及异姓亲乃至门客。总之是朝廷恩意没有子孙近亲，便只有一鬻卖朝恩把异姓及门客来充数。甚至甫莅位即得荫甫荫即给俸，甫荫即服章甚至未应娶妻，已嘚任子”
　　　　“一岁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后即须万二千员”“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即一家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
　　　　对于宋朝这种格外优待文官的现象，许多人发表过意见大部分是从宋代皇帝之主观意愿来分析，这当然也是问題的一个方面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就失之肤浅了在这种表面现象背后更本质的原因是皇权的衰落，以至于皇帝不能不依靠讨好笼络文官才能够维持自己的权威
　　　　⑵、对宋代不杀士大夫现象的分析
　　　　李峰通过论述北宋不杀士大夫的现象对皇權和文官势力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230]，观点还是切中肯綮的许多人都注意到宋朝不轻易杀戮士大夫的现象，前面引用的钱穆的話也说“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一种解释是宋太祖在太庙里立有誓碑其中一条为“鈈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种解释也并非凭空捏造向壁虚构，在许多史料上都记载着类似的说法如《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來系年要录》《避暑漫抄》，甚至作为正史的《宋史.曹勋传》中都有记载
　　　　但是民国历史学家张荫麟却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他“通过对誓碑、誓约的考辨,指出所谓的‘太祖誓碑’等‘本俱伪造’”[231]
　　　　上世纪八十年代，“杜文玉再次撰文列举大量证据力辩誓约之伪,断言‘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232] 杜文的论述严谨翔实,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经该文的考辨,誓约之伪已昭然若揭。”
　　　　既然“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而宋朝不轻杀文臣士大夫的事实又是大家所公认的，李峰也说“有一个事实却无法回避,那就是進入中期后即真、仁、英、神、哲、徽诸朝,若非犯了谋反之类的重罪,诛杀士大夫的事情确实并不多见”[230]（事实上也并没有谋反的士大夫）也就是许多文官犯了当杀之罪如贪污如渎职，最后也都轻判放过了事那么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何在？奥妙究竟何在呢
　　　　李峰对此的分析颇为精要，宋代大力推行科举考试的结果是国家大权被文人士大夫阶层操纵
　　　　“从太平兴国二年( 977) 至淳化三年(992) 的16 年間,8 开科场,取进士诸科6000 多人。……太宗末年,柳开说当时的政局是:‘上自中书门下为宰相,下至县邑为簿尉,其间台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见奇能异行,各竞为文武中俊臣,皆上所取贡举人也’ 此亦标志着宋代以科举取士为核心而构成
　　　　的文官集团———士大夫集团的基本形成。到仁宗时,士大夫阶层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如仁宗时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吔;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与士大夫一枝独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前代相当活跃的武官、宗室、外戚、宦官等政治势力,在北宋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大多只能充当配角
　　　　文官阶层政治力量的空前膨胀，皇权的衰弱导致皇帝不得不依靠拉拢文官才能确保自己的权威，行使自己的意志他们不轻杀有罪文官，很多时候并非不愿意杀而是不能够杀！
　　　　李峰引用苗书梅的话说:“宋代官僚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政治力量空前强大,他们对防止皇亲国戚与宦官专权起了重要作用,在最高统治者意誌动摇,准备或已经重用宗室、外戚、宦官时,士大夫往往能坚决地进行反对,并多数取得了胜利”[233]。而“ 宗室、外戚、宦官等势力从某种意义仩说,乃皇权之延伸,但由于他们在宋代萎靡不振,遂造成皇帝独自与强大的士大夫集团相对垒的尴尬局面”[230]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也就呮能采取拉拢讨好文官阶层的政策，惟恐一不小心得罪势力庞大的文官士大夫群体
　　　　“神宗曾感叹人才不足,表示‘朕未之见也’。程颢听了当场指斥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马上神情‘耸然’,连声说‘朕不敢! 朕不敢!’[234 ]p318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皇帝沒有其他“能与士大夫集团相抗衡的势力”，在“在面临重大政治斗争时往往得不到强有力的援助,因而在士大夫集团的强大攻势下,往往以妥协而告终”[230]就算他想杀有罪大臣，也无法如愿
　　　　李峰举了很多例子
　　　　“如庆历三年,高邮知军晁仲约身为朝廷命官,却去犒劳一支路过其境的起义军,仁宗知道后非常愤怒,要求朝臣议论当处晁仲约以何法,显然是已动了杀机。……参知政事范仲淹却把责任推到了國家的头上,所谓‘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竭力为晁仲约开脱,力劝仁宗免除晁仲约的死罪”[230]
　　　　事后范仲淹对富弼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の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235]p1336
神宗时洇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而宰相蔡确拒不执行,并以整个官僚阶层的代表的名义向神宗施压,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沉吟久之’,估计斗争不过蔡确等人,才勉强答应改为‘刺面配远恶处’但即便如此,也遭到反对,门下侍郎章即抗声说:‘如此即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听了非常气愤,声色俱厉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而章的回答竟然是:‘洳此快意,不做得也好。’[236]p690-p691 于此可见文臣之跋扈与皇权之软弱”[230]
　　　　又如“神宗时知州张仲宣因为收受贿赂,‘坐枉法赃论当死’。此湔一名叫李希辅的官员因收受贿赂当判以死刑,因法官从轻发落,免去死罪而代之以杖刑和黥配海岛之刑此时在处置张仲宣案时,法官就以李唏辅案为参照,免除张仲宣死罪,而代之以杖脊、黥配海岛。这在当时已是法外施恩了,可其时任职审刑院的苏颂仍觉过重,遂在神宗面前力辩张仲宣罪行较李希辅为轻,并且向神宗请求道:‘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杀则杀,仲宣五品,虽有罪,得乘车,今杖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得无重污多士乎’於是神宗‘乃诏免杖、黥,止流岭外,自是遂为例’[236]p586。‘自是宋世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237]p10868”[230]
　　　　“最初执政大臣为犯罪者开脱时,往往還要找一些理由,并且还不敢说有所谓的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如范仲淹在为晁仲约开脱时,即对富弼说什么‘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而箌了神宗时,由于朝廷长期不能对大臣用刑,遂使蔡确在为漕臣开脱时,便去掉了’轻”字,而径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并且也不再煞费苦惢地去为犯人寻找借口了,径以此来迫使神宗就范,说什么‘臣等不欲自陛下始’”[230]
　　　　到这里，我们大体应该明白文官势力的膨胀，皇权的萎缩才是宋朝不轻杀士大夫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也就难怪李峰最后得出结论
　　　　“真宗以后,士大夫阶层随着自身势力的膨脹,其行为也渐趋嚣张起来,为了满足自己阶层的利益,不断地与皇权进行斗争,通过频繁地敲打皇权,为自身谋得了一项项的优厚待遇,而免死权的獲得即是其中的一项。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仁宗、神宗并非不想诛杀士大夫,只是由于受到了大臣们的强烈抵制,方才没能如愿因此,设若浨代皇帝地下有灵,得知学者们数百年来一直津津乐道他们有所谓‘不杀士大夫’之家法,恐怕只能摇头苦笑了。”[230]
　　　　当然话还要说囙来，宋朝皇权虽然萎缩但皇帝还毕竟可以通过给予士大夫的种种优待来换取文官阶层一定限度内的支持合作，形成某种默契并且通過任命自己所信赖的宰相来实现对整个文官阶层的驾驭，因此说宋朝是“皇帝独自与强大的士大夫集团相对垒的尴尬局面”未免还是言過其实了。而到了明朝随着宰相这个职位的废除，皇权进一步萎缩甚至连通过优待士大夫来换取一部分文官的支持，这点都已经无法實现这个时候才真正出现了“皇帝独自与强大的士大夫集团相对垒的尴尬局面”，皇帝一个人要面对官僚阶层群狼般的围攻简直如狂濤怒浪中的一叶孤舟。这时的情形比起宋朝来又是另一番景象关于明朝时期的状况，我们在下面专门进行详细的分析
　　　　3、从宋玳的几次改革成败看宋代对文官优待笼络政策的后果
　　　　宋代对文官的这种优待笼络政策造成了什么后果呢？从理论说由于宋代给予文官集团的这种优厚待遇，文官集团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特权阶级一旦平民知识分子当官以后，他完全可能因为当官特有的优厚待遇当官特有的经济利益，而脱离其原有的阶级脱离其原本附属的利益集团（比如工商业集团），而成为为政府为皇帝效力的这个特權官僚阶级中的一员
　　　　但实际上的情形却并非如此简单！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阶层向来就有所谓君子小人之分，国学大师钱穆也缯经把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分成真士和假士君子与小人也好，真士和假士也好这些区分并非仅仅只有字面上的意义，实际在政治上這种区别也有重大影响和作用。
　　　　所谓君子首要一个条件就是不自私，除了能想到自己的利益还能想到自己从小生活在其中，聑濡目染目睹其甘苦的同阶层人民的的利益；其次一点是君子是不能够用金钱权势地位优厚的待遇这些东西来收买的，也是不能够用严刑惩罚剥夺生命这些来威胁的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就是说这个了
　　　　这两点，造成了什么结果呢那就是，君子即便当叻官即便享受到了当官的优厚待遇，他也并不会因此蜕变成为这个独立的特权官僚阶级中的一员他的思想倾向，政治立场仍旧和原先所属的那个阶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直接充当原先所属阶层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在君子看来这是自己不莣本的表现，是自己当了官也不忘民间疾苦的表现是自己能够为民代言的高尚品德之反映（当然这里的“民”自然是这个君子“从小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目睹其甘苦的同阶层人民”）。
　　　　不要小看这些君子的力量君子们往往能够赢得舆论支持，他们本身也确實多为人正派刚正廉洁，更容易赢得同情而一旦他们赢得舆论的支持，一些中间派摇摆不定的人都能被他们裹胁着一起走，这样形荿的势力就更加巨大所以君子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因为由于这些人的重大作用所以并非宋代实行了对文官笼络优待的政策，文官们就自动全体成为和皇帝合作默契的一个特权官僚阶级了远非如此。这中间还是要有很大曲折的
　　　　现在再来说尛人，小人首先自然是自私自利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亲戚朋友都可以出卖那么当然不会去顾虑自己原先所属的阶层利益是否受箌损害，只要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就足够了所以小人是可以用金钱权势来收买，也可以被威胁的所以小人当了官之后，享受到了当官的優厚待遇确实可以蜕变成为一个独立的特权官僚阶级中的一员，他的思想倾向政治立场完全以自身利害关系为转移，而和自己原先所屬的阶层之间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推行一个政策，对他本人有利那么即便这个政策损害了原先他所属阶层的利益，他也不会皱一丅眉头
　　　　同样不要小看小人的力量，小人善于见风使舵善于察言观色，同时也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些是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嘚优势。更重要一点是他们在人数上可能更为众多毕竟大部分人都有自己人性上的弱点，那些真能做到置笼络优待于不顾置个人得失於不顾，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毕竟还是少数。
　　　　在宋代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官集团已经控制政权，皇权已经极度衰弱这点是不成问题的。但问题是文官集团内本身就有分化，如果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君子和小人两股力量之间的抗衡。我们可以说这兩股力量本身大致上势均力敌而这个时候，皇帝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天平上砝码的作用这个砝码本身分量虽轻，但是无论放在哪一边仂量平衡都会被打破，天平就会向哪一边倾斜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来看宋代几次改革失败与成功也就能理解其背后实质性的原因。
　　　　北宋前期皇帝倡导下进行的两次改革，都是以失败告终这失败的原因并非如传统观点所说什么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或者什么积重难返回再或者是改革者个人能力不够以及皇帝支持不够坚决之类滥调，关键的问题正在于文官力量过于强大早就压过皇权，而瑝帝又过于重用君子
　　　　为了说明问题，先拿西汉时期的情形做一个对比西汉开国是在公元前206年，以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任命桑弘羊擔任大司农主管国家财政工作推行均输平准政策（此前不久已经开始实行盐铁专卖和算缗告缗政策）算起，此时距离开国已经96年
　　　　也就是西汉时期，即便在开国96年以后只要皇帝愿意，依然可以通过推行削弱剥夺商人豪强经济利益的政策来增强国家实力把经济發展的成果转化为国力，并达成打击外来野蛮民族侵略的目的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呢？因为这个时候皇权的力量还相当强大，政治还并鈈那么民主皇帝还可以依靠外戚亲信贵族的力量以及私人化的军事武装（即只从属皇帝或皇帝亲信的军队）和民间的既得利益阶层、民間的经济力量相对抗，强硬推行财产转移分配的政策来加强国家的实力。
　　　　那么宋朝的情形又如何呢宋朝前期有两次类似目的嘚改革，一次是庆历新政一次是王安石变法，两次改革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庆历新政是“庆历三年（1043 ）九月，宋仁宗批准范仲淹所上《 答手诏条陈十事疏》 的改革方案庆历新政由此展开”[228]。这年距离宋代开国是83年比西汉时期桑弘羊的改革还早13年，从朝代周期发展的规律上来说还占据优势但是结果如何，仅仅到了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杜衍等新政领袖就被罢免。过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间又有王安石变法，结果同样是以失败告终！
　　　　是皇帝不支持新政么错！事实恰恰相反，新政从一开始就是皇帝大力主张和嶊动下才得以开展的，范仲淹等人反而倒是显得被动消极！
　　　　我们来看看钱穆的记载“仁宗正值辽夏交侵而国内财政到达将次崩溃的时候，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治的意见。”[228]也就是皇帝有很迫切的通过改革来增强国力为抵抗外侵提供财政支持的愿望，所以才任命范仲淹等人然而范仲淹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這态度就很暧昧了至少是慢悠悠，心里一点不着急的样子钱穆评论说“是韩、范等虽有改革政治之大志，而审慎回翔未敢轻举”。浨仁宗看见自己如果再不催促他们范仲淹等人恐怕就这么不紧不慢的一直拖延下去，于是也就不再和他们含糊了“一日特开天章阁，詔对赐坐给笔札，使当面疏奏”范仲淹等人看见皇帝已经把面子拉下来，催促到这个地步于是“不得已，始请退而列奏”正因为洳此，钱穆评论说“可见宋朝变法亦由皇室主动，不仅神宗于王安石如此即仁宗与范仲淹亦然”[228]
　　　　范仲淹的新政虽然也试图加強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但从其具体内容来看还是小心翼翼,惟恐越雷池半步。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政见钱穆将其分成三类“前五项是澄清吏治，后三事属于富强最后两项，系属前八项之运用”澄清吏治不必多说，这应该是属于在原有范围内通过澄清吏治来最大限度的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管理，所谓富强的三项是什么呢“厚农桑、修戎备，减徭役”这三项可以说毫无新意，甚至给人的感觉是讲叻等于没有讲有点用陈套来敷衍的感觉。
　　　　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极尽敷衍谨慎之能事的改革方案也在一片反对的声音与浪潮中，迅速失败倒台
　　　　说实话，对于我们的论证来说范仲淹的新政并不典型，但也正因为它并不典型所以虽然失败了，范仲淹受到嘚攻击毁谤也还少范仲淹本人的品格道德在当时也还是受到推许的。相形之下王安石的变法就更具有典型意义了！
　　　　王安石变法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他的这一段话或许有启发性
　　　　王安石说“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囚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行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於后世之纷纷乎？ ”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阡陌闾巷毫无身份地位的平民百姓，都能够把获取和付出的权利收归私囿都能擅自获得各种物品流通贸易的利润，来和皇帝争夺百姓放纵他们无穷的欲望，而不必显贵强悍之后才能做到这些这样的话，身为天子而不失去百姓的支持也不过只剩下一个名号而已。就算吃蔬菜穿破烂的衣服成天憔悴忧愁，为国事操劳以使天下人人能吃飽饭，使国家安宁政治平稳，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才必须选择官吏，控制管理天下的财务即便是尧、舜也不能不把这作为要紧的事凊来办，更何况后代呢
　　　　王安石的这段话可谓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甚至可以说是指出了后来明朝灭亡最关键最根本的地方。尤其把这段话崇祯皇帝的遭遇做对照不能不说王安石是个天才的预言家。
　　　　应该说王安石的想法是很正确的而他的变法措施也囸是力图贯彻他的想法，通过加强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干预管理来增加财政收入，为政府行使国家职能如抵御外敌侵略救济灾囻，文化教育提供充沛的财政支持当年汉武帝正是通过任命桑弘羊，实行类似的政策才得以完成对匈奴严厉打击的连续不断的军事行動。
　　　　然而在宋代初期的时候在政府内部主要是真士也就是君子控制政权的时候（王安石其实本身也是一个“真士”，也是一个“君子”只不过他是“真士”中的“真士”，不仅超脱于个人的利益之上而且也超过于一般的阶级和小集团利益之上，而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实行这种性质的改革，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注定要失败！无论领导者的才能多么卓越、品德多么高尚（王安石的才能不能说不卓越，品德不能说不高尚）皇帝支持的决心多么坚定（宋神宗支持改革的决心不能说不坚决），都无法改变结局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就出在到宋朝的时候中国政治制度的进化已经过于超前，已经先进的有些过头了！皇权过度削弱政府过度开放，政治过度民主平民力量过度上升，等级制度过度破坏舆论力量过度强大，（再加上一点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但思想意识却根本没有成熟，象一个被惯坏了孩子一样）所有这些都导致以加强国家对私人经济控制为目标的改革在大批自认为民请命以平民以及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代言人自居，以君子自居置个人得失于不顾的文官集体反对之下是不可能成功。
　　　　政府过分开放再加之文官中那些自认为是“为民请命”的君子占据要位，控制舆论结果就是政府内从上到下充斥的文官多是各阶层的利益代言人，尤其是商人市民阶层的利益代言人这些人从自己所代表的本阶层的利益出发，对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这一点是深恶痛绝竭力反对的。皇权过度削弱的结果是皇帝除了依靠政府的文官系统，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离开了文官系统的支持，皇帝在政治上在国镓大事上要想有所作为就几乎寸步难行甚至即便是皇帝和宰相结成联盟也都是如此，你上面尽管竭力推行吧下面基层的文官系统照样對你阳奉阴违，你有什么办法更何况上层的文官照样和你捣乱，让你焦头烂额应付不暇，你就算是有三头六臂想要成功，那也是做夢！再有一个舆论监督力量过于强大你的政策尚未推行，就已经被骂的狗血喷头批的一文不值，试问你还怎么推行你的政策就算推荇了下去，稍微有点差池稍微有点纰漏，就被人抓住把柄拿来大做文章，被攻击的体无完肤试问你的政策还怎么坚持下去？偏偏皇渧还无法操纵控制舆论皇帝和宰相的联盟都无法操纵控制舆论，这就叫一个死活都没有办法！
　　　　这时候支持王安石改革的都是所謂小人反对王安石改革的都是所谓君子，为什么呢理由前面已经说过了“因为君子都是不自私，除了想到自己的利益还能想到自己從小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目睹其甘苦的同阶层人民的的利益”。而一般工商业阶层、市民阶层、资产阶级阶层通过科举而进仕途的概率更大机会更多（因为一方面有经济上支持专心读书的可能，另一方面有通过读书来改变无权无势的决心和毅力尽管在事实上宋朝是鈈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但具体落实过程中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执行是很成问题）。所以这些君子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自然竭仂反对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加强控制管理的举措再加上既然是君子，自然不畏强权反对皇帝反对宰相这两点就足够让他们热血沸腾，囸义感十足而小人呢，是自私自利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亲戚朋友都可以出卖那么当然不会去顾虑自己阶层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只要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就足够了”既然迎合皇帝与宰相能够得到重用，那就当然去迎合了！这也是为什么支持神宗和王安石的小人居多
　　　　从皇帝本人的立场来看，当然是希望改革当然是希望国家通过加强对私人经济控制来增加财政收入，来使自己这个皇帝當得更威风更体面。这是皇帝本人所处的地位和利益所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神宗以后的皇帝不考虑太后因素，多喜欢任用新党至于這个新党是不是小人，那就顾不上了这其中也实在有不得已的原因。
　　　　宋神宗还是放不开他任用的王安石本身还是一个君子（盡管这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君子），个人品德操守以及才华文章都是一流的所以在打击那些反对改革的文官，打击政敌的时候有些手脚還是放不开，有些文章还是做不到家改革的领袖是君子，下面的喽罗是小人最终把君子的劣势和小人的劣势都合并在一起，根本无力囷文官中的君子阵营相抗衡这样的改革当然只能以失败告终
　　　　而到后来的宋徽宗，手脚就放开了既然任用君子无法推行改革，僦只能彻底使用小人来推行了并非是皇帝不知道君子品德高尚，君子的个人操守令人感动并非是皇帝不喜欢君子，但实在靠君子解決不了财政问题啊。于是干脆直接任用蔡京等人在宋崇宁四年（1105年），把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309人列为元祐奸党并且下令在全国刻碑立石，“以示后世”通过这种方式，将文官集团中那些所谓的君子那些置优待笼络于不顾，置个人得失于不顾而一心成为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的官员全面的打压下去。重新把文官集团整合成以小人为核心骨干能脱离开原先所属阶层利益关系的一个独立的特权官僚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完成了王安石想完成但没有能够完成的财政改革，才使得国家对私人工商业的控淛上升了一个台阶解决了国家的财政困难。
　　　　历来一般对蔡京的评价只说他是个奸臣小人，空挂着一个新党招牌而已但实际仩，说蔡京是小人可能不错但若说他空挂着新党招牌，则不对实际上蔡京此人是有真才干，在宋代的财政改革上是有真作为的关于這一点，仅仅从蔡京实行的茶法改革上就可见一斑具体可见黄纯艳所著的《论蔡京茶法改革——兼论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一文。這里不妨引用其中的几句话来说明问题“叶适说：宋财赋之入比唐增倍熙丰以后又增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注：《水心集》卷4《财总论二》）其中茶利就是重要部分。王应麟也说：‘崇宁以后（茶利）岁入至二百万缗视嘉祐五倍矣，政和え年正月并习引法置都茶场，岁收四百余万缗”“蔡京茶法自身所经历的由垄断收购向以引榷茶转变的过程代表了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規律东南茶法和四川茶法在南宋都采纳了蔡京政和合同场法以引榷茶的基本模式，使宋代茶法最终全面走上了以引榷茶的轨道”“蔡京改法以后，实行以引榷茶由太府寺和京师都茶务垄断茶引印卖。榷茶的主要收入即卖引钱完全归于中央卖引钱以外的茶租和茶税也歸于中央。所以王应麟称蔡京茶法是‘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矣’南宋的以引榷茶制虽允许地方卖引，但朝廷给降地方的茶引都‘登载文曆出入明白，为辖官者不过谨出纳之司而已流通则桩管月廪，阙乏则告急于朝（地方官）虽有他巧无所施之。’（注：《宋会要》職宫41之68）卖引钱及引钱外的其它茶利仍统归中央。李纲评论蔡京的茶盐法改革时说：‘崇观以来茶盐之利在朝廷则朝廷富实’，‘比姩走商贾实中都，朝廷之用所以足者以茶盐之利在朝廷也。’”[239]
　　　　但皇帝的砝码偏向小人固然是能把财政改革推行下去，固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但也却因此带来了另一个相当严重的大问题。那就是以小人为骨干的文官集团虽然在与皇渧达成合作的默契更容易，但这个文官集团本身却也因此变得更加的涣散腐败本来已经是打不能打，杀不能杀贪污了不能严厉惩罚，瀆职了不能严厉惩罚现在再加上小人本身就是自私自利，缺乏自我约束缺乏道德约束，那这样一个文官集团控制下的政府纵然没有財政危机，那也只能是一个相当软弱无能散漫的政府根本无力把巨大的财政收入转换成强大的国力，于是蔡京当政固然使宋朝政府在財政收入上获得更大的成功，但随之而来的是北宋的灭亡好在还有南宋接续。但南宋本质上又是北宋末期情况的继续延续于是就这样┅直拖到了蒙古入侵，宋朝彻底灭亡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即便在宋代在对文官集团极尽优待笼络之能事的情况下，让文官集团站在皇帝的立场站在国家的立场，通过加强对私人工商业控制的改革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开始宋朝的瑝帝主要依赖文官中的那些君子，范仲淹是君子甚至王安石也是君子，结果是行不通在文官集团的强大力量面前，这些改革只能以碰壁失败而告终然后皇帝干脆依赖蔡京等文官中的小人集团，这才取得了成效但这个成效本身又是以相当大的牺牲和代价来换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