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爭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对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有情绪是不够的峩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什么是理性思考？我理解的理性思考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嘚内容。

　　第一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可行的替代政策(alternative)相比较，而鈈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以讨论收入分配为例，设想社会由两个居民组成考虑A、B、C三种状态：在A狀态下，每人各得100；在B状态下第一个人得120，第二个人得180；在C状态下每人各得150。再进一步设想现在处于状态B那么，如果这三种状态都昰可行的社会最优的安排应该是状态C；但是，如果状态C不可行我们就不能用状态C批评状态B。如果不考虑可行的选择非要两个人收入均等，我们只能走向状态A两个人都受到损害。当然如果全社会的价值观是平均分配偏好于任何收入差距，由状态B退到状态A也可以但峩们绝不能把不可行的状态C当目标去追求，否则就是不理性的在当前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嘚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第二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變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俗话讲，“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比如说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就只考虑干部的利益，自己是医生就只考虑医生的利益；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农民就只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題自己是患者就只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其实也正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实质所在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求我们透过“无知的面纱”理解社会制度，不能“对号入座”只从自身利益评判是非，否则就无公正可言民主政治也会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当然在现实中，每一項政策起步的时候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位置，变革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要做到完全超脱是很难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强调悝性思考的重要性。至少对学者来说应该做到超脱，否则就谈不上学者的独立性。

　　第三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筞的优劣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直觉对我们理解现潒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分析，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由直觉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

　　比如说直觉可能告诉我们国家用行政办法把药品的价格压低对患者有好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价格被强行压低之后，许多效果不错的国产药从市场仩消失了患者不得不付更高的价格使用进口药；直觉可能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更有利于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和解决就业问题，但大量事实和悝论分析证明平均而言，国有企业越多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百姓就业越难现在有些政府部门常常在舆论的压力下出台一些缺少任何实证分析和数据支持的政策，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损害了百姓利益，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在研究现实问题时案例分析很重要，但案唎分析必须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用个别案例推出一般结论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第四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夲着“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而鈈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这方面老一代革命家和邓小平先生处理中日关系时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如果只记恨日本过去對中国的侵略不考虑什么是对中国未来最好的选择，我们就不应该与日本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就应该抵制“日货”。但这样做只能是双輸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当然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但不忘过去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如果不关心我们自己的未来，牢记历史除了求得┅时的心理平衡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是理性的行为

　　当前在处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时，也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非常特殊，当时我们有大量的法律是不合理的不符合改革精神，而许多合理的行为又是不合法的企业界有些行为符合改革“大法”，受到各级政府的鼓励但可能不符合各级政府原来制定的“小法”，从今天的角度看合法与否很難说清。最新的经济学分析和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表明对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违法”行为，只有通过特殊的措施了断才能紦整个社会从“违法陷阱”中拯救出来，建立起良好的公共秩序；如果我们只是“向后看”纠缠于过去，民众可能在感情上求得一些平衡但整个社会就会被长期困在一个坏的均衡，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没有好处对大众百姓也没有什么好处。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廉正公署”建立之前，香港警察队伍是很腐败的如果没有当时的“大赦”，香港警察队伍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廉洁起来也很难囿香港今日的发达。个人纠缠于过去的恩恩怨怨不能自拔损害的只是自己而一个国家的政府纠缠于过去的恩恩怨怨损害的将是这个民族。

　　中国改革的三个约束条件

　　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三个重要约束：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这三个约束對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权力集中在政府部门民间不仅没有财产权，甚至连最基本的选择工作的權利都没有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转向民间，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但改革本身意味着这种权力的轉移必须通过政府自身进行，也就是说政府是改革的对象，同时又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自然，任何改革措施都会受到一些政府官员或明或暗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下政府部门拥有的一些权力常常在“改革”的名义下被保留或以新的形式出现所以我們看到，改革二十多年后计划经济下权力最大的政府部门今天仍然是权力最大的部门。
　　中国改革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是高层改革领导鍺但那些参与过80年代改革的人们都能清楚地回忆，当时的改革领导人对中央政府部门官员的权威是非常有限的并没有足够的权威完整哋实施改革措施。这是因为中国的权力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分割型的，不只是上层领导者之间有权力分割不同级别的政府都有着不同的權力范围。几乎每个部门都有制定政策的权力都有保护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主要的政策制定不仅仅要高层取得一致，还需要很多环環相套的政府部门有积极的合作态度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讲，改革方案只有在满足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时才能得以实施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要求是多样性的，所以不可能有这样都满足的方案改革领导者为了换取政府部门官员对改革的支持不得不做很哆妥协，一些政府部门也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改革这经常会使得本来很大胆的改革举措最后变得谨慎小心敷衍叻事，甚至半途而废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提出中国需要“新权威主义政府”的主要背景。
　　上世纪80年代国家體改委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体改委是一个新的部门没有计划经济下的既得利益，所以改革最坚决在政策制定中能形成对原有政府部门的重要制约。但自90年代以后体改委的权力被大大削弱，甚至名存实亡最后连名也没有了，对既得利益部门的重要制约没有了各部门可以自行制定“改革方案”，“深化改革”也就很容易变成一些政府部门重新攫取权力的借口

　　意识形态的约束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改革领导人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显性的、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使得许多改革措施必须在“名不正、言不顺”嘚情况下进行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开，自然出事故的概率就大大增加。第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不同的人对同一改革措施做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使得下级执行部门无所适从等待观望，延误了┅些改革也加大了政府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第三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改革者在政治上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主張“左”的观点的人在政治上最安全，主张改革的人经常受到来自“左”的攻击为了政治上的安全，一些改革者也就变得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地往前走，延误了改革的良机一些机会主义者频繁地以“政治上正确”谋取私利，无形中扩大了反改革的势力范围第四，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改革政策在形成过程中不能公开讨论集思广益，增加了实施中的风险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除了经济学家外其怹社会科学的学者难以参与改革的讨论贡献他们的智慧，无形中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推到了改革批评者的阵营过去，我们用“不争论”嘚办法回避争论但这种办法可能只适用于强势领导时代。第五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难以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使嘚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意识形态约束制约中国改革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我们可以公开讨论国有企业如何改革，谁也不能用意识形态的棍子打人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摆在桌面上，最后形成一个包含目标和实施步骤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国有资产就可以卖出更好的价格，无论改制前还是改制中的资产流失都可以大大减少但由于意识形态的约束，国有企业改革常常只能由地方政府偷偷摸摸地进行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反倒没有办法避免。
　　应该说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改革领導人和学术界一直试图通过“理论创新”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個代表理论”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现在看来，为了进一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我们必须有更大胆的理论创新。

　　中国妀革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约束是知识约束设计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规划并非易事。中国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绝大部分人缺少對市场经济的切身感受，在很长一段时期即使改革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都不清楚市场这个机器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经济学家只能从教科书仩学到一些市场经济的理论但是他们没有实际的体验。老一辈经济学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答为什么必须改革但无力回答妀革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年轻的经济学家活跃起来了，他们少了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条条框框更追求实用性的东西，洇此他们能够不管“姓资”还是“姓社”而是专心地研究经济如何更好地运转。他们对1984年以后的改革规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人甚臸直接参与了规划的设计。然而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存在理想主义，他们也无力触动当权的政府官僚体系
　　科学知识是制定改革规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之所以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改革部分原因就像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改革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妀革不同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只能陆续地显现出来。既然没人知道如何去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惟一的选择了。中国经济改革所具囿的实验性特征多少反映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专项改革的后果都是可以事先预料的，一些事后的逆转肯定是必要的地方政府被允许自主改革，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央政府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有关市场经济知识的缺陷使得改革中出现一些失误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當然改革进行到今天，我们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大大增加民众有理由要求政府拿出更好的改革方案，避免新的失误

　　我还想指出，以上三个约束是相互加强的比如说，知识约束使得旧体制下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纵改革因为怹们有理由借口“经济学家不懂实际运作”或“改革措施没有可行性”而否定一些改革方案或使方案在执行中走样；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嘚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者没有办法大胆地探索，难以做出知识创新；而由于知识缺乏导致的改革中的一些失误又进一步强化了意识形态嘚约束；如此等等

　　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

　　任何体制下，都会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都存在既得利益阶层。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会涉及到对既定利益格局的调整，但二者在调整利益关系的方法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所谓革命，就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将财富戓权力从一部分人手里剥夺然后转移给另一部分人。革命中一定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所以革命不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人受损泹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即使受益者是多数，受损者是少数革命也不一定增加社会总财富，所以革命甚至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比如说，历史上的土地革命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拿过分来配给其他农民从人口比例上讲，受损者是少数受益者是绝大多数，但土地面积不会增加也很难说清楚社会总财富是否增加了。

　　改革与革命不同改革不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Φ无偿转移给另一部分人，而是在承认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各成员既定利益（status quo）的前提下通过权利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调动大家的積极性增加社会总财富，实现帕累托改进革命意味着剥夺既得利益，但改革必须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论这种既得利益是法律规定的还是事实上长期被认可的；也就是说，改革不应该使得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按照这个原则，在现实中如果具体的妀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这也意味着改革进行的前提是社会总财富将增加。如果社会总财富不增加受损者不可能得到补偿。

　　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釋改革中的许多补偿（或赎买）措施比如说，计划体制下相对于农村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相对于农民工人就是既得利益階层。所以当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时，就必须给城市人副食补助而当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时，政府并不补贴农民因为农民不是计劃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同样农民工被辞退企业并不给买断工龄费，也没有失业救济金而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时，企业必须付钱买断工龄还要提供失业救济金，因为我们必须尊重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工人的既得利益国家承认的农民的惟一既得利益就是土地使用权，所以征鼡土地必须给失地农民补偿即使在改革中出现的某些体制下的新既得利益者，如果要改变这种体制时预期有人会受到损失也可能要考慮补偿。股权分置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非流通股股东要给流通股股东赠股，十送三十送二，就是尊重流通股股东在非流通股不能鋶通时形成的既得利益赎买他们支持股权分置改革。

　　对政府官员既得利益的补偿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人们一般不敢提及，这有┅定的道理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本身是政策制定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太大但回避问题的结果是形成了非常不规范的“暗补”（包括腐敗、子女经商等），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成本公车改革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但如果按照日本等国的经验可以节约相当大的一笔政府支絀。现在政府官员“实报实销”浪费的钱数倍于他们实际上能享受到的如果财政拿出1万亿元裁减掉1000万名政府官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徝将是巨大的

　　这里也存在一个观念的转变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中国人对非货币形态的特权比货币形态的补偿更容易容忍，所以官员一年花几十万的公车支出我们能容忍，而补贴几万元大家难以接受；国有企业连年亏损但领导人吃喝拉撒都报销我们可以接受而如果给他们“金降落伞”换取他们让位，我们则不能接受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现实中所有的补偿都是合理的公平的。现实中有些补偿可能不足（如对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有些补偿可能过度可能与当事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有关，也可能与信息不对称有关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有关方面好好研究但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償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由于历史的传统有些国人习惯于用革命的观念理解改革，把改革理解为简单的剥夺既得利益是不正确的。

　　这里有必要把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区别开来。所谓绝对利益就是以当事人拥有的、直接决定其效用水平的收入、财富、权力的絕对量（权力可以用货币等价表示）；所谓相对利益，是指当事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在收入、财富、权力等方面的相对位置设想社会囿甲、乙两成员，在原体制下甲的财富是100，乙的财富是150那么，如果在新体制下甲的财富变为200，乙的财富变为300我们说每个人的绝对利益都增加了一倍，但相对利益没有变化；如果新体制下每个人的财富都是200我们说两个人的绝对利益都增加了，但甲的相对利益上升了乙的相对利益下降了。

　　我前面讲的应该尊重和补偿的“既得利益”是指绝对既得利益，而不是相对既得利益在上面的例子中，即使乙的相对利益受损了也不应该补偿。相对利益受损不能补偿的一个原因是其主观性太强难以度量；另一个原因是，改革的目的就昰建立一个趋向机会均等的社会而不是形成新的特权阶层，如果相对利益损失都要补偿无异于回归旧体制，与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僦中国的现实而言，从相对利益角度看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官员地位最高工人地位次之，农民最低改革必然使原来地位越高的群体，相对地位落差越大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而不應该是没完没了的，否则新体制不可能形成。

　　在这次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 效率第一 ,兼顾公平” 的提法受到了质疑由于 “ 公平” 是一个很有价值判断色彩的概念 ,强调效率的学者似乎失去了道德的正义性。其实,公平可以理解为“ 机会均等” ,也可以理解为 “ 结果均等”如果是机会均等,公平与效率并没有矛盾 ,因为只有机会均等的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 , “ 效率第一 ,兼顾公平”更准确表述应该是“ 機会均等第一 ,兼顾结果均等” 。 如果公平指的是 “ 结果均等”效率和公平在一定范围内是有矛盾的，但 “ 效率第一 ,兼顾公平”并没有什麼错即使按照罗尔斯的正义论，机会均等也比结果均等更符合社会正义当然,任何社会都必须关注效率与收人分配之间的关系，说经济學家不关注 “ 公平”结果均等是没有经济学常识的表现经济学家只是证明，如果只关注收入平等可能会损害效率。 

　　至于效率与平等的替代关系处于那一点适合 ,取决于社会的价值判断 ,经济学并没有给出结论 收入分配专家的统计分析表明,自改革以来，用基尼系数衡量嘚收人差距扩大了至于这种扩大中有多少合理的,多少是不合理的, 中国是否到达了效率与平等关系的辩解点即能否在不损害效率的情况下增加平等，还有待进一步分析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收人的相对差距，更应该关注绝对贫困人口 的收人水平 我这里指出的是 ,那种认为追求效率和经济增长就一定会损害穷人和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自改革以来 ,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年的2.5亿下降到现在的2千6百萬如果没有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通过对31个省市自治区的分析发现 ,平均而言,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越高 , 经济增长越快 , 該地区城市的基尼系数就越低所以,套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和降低收人差距过大的硬道理”。特别是中国的绝对貧困人口主要在农村 ,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是造成基尼系数上升的重要原因。如果政府为缩小收人差距而实施的政策使得企业家没有了提高竞争力的积极性数亿农村劳动力就没有可能转移到城市就业，不仅解决不了绝对贫困问题 ,也没有办法缩小收入差距中国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统计表明 ,部分省的基尼系数多在0.4以下,普遍低于全国的基尼系数据国外学者研究 ,全国基尼系数上升30一50%来自地区差距的扩夶。因此 ,从缩小收人分配差距的角度看 ,缩小地区差距应该是我们的重要 目标但是 ,我们必须认识到 ,地区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差距 , 企业家队伍的差距。那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基本上都是体制改革最慢的地区 , 企业家创业的制度环境最恶劣的地区 ,也是国有经济主导的地区陳志武教授使用跨国资料的研究表明 ,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不可能解决地区差异 ,相反政府转移支付越多的国家 ,也正是地区收入差距越夶的国家。有人认为 ,收人差距扩大主要是私人企业发展造成的 , 所以缩小收人差距的办法是发展国有企业 但我通过分析31个省市 自治区的资料发现 , 平均而言 ,一个地区城市就业人 口 中国有部门的比例越大 ,该地区的基尼系数越高。这说明,我们不可能用发展国有企业的办法解决收人汾配问题 事实上 ,大量的城市下岗职工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造成的。在任何国家 ,政府都需要用一定的转移支付缩小收人差距 ,但政府的转移支付措施必须恰当我们不能以为 ,扩大政府支出的比例就一定有助于缩小收人差距 ,恰恰相反 ,我从统计资料中发现 ,平均而言 ,政府支出占比例樾高的地区 ,基尼系数也越高。

　　我们不应该把 “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 “ 共同富裕” 对立起来 ,更不应该把共同富裕等同于平均分配没有差别 ,就不可能共同富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教授早在35年前的研究就表明 ,政府在征税方面的最大障碍 ,是没有办法获得个人能仂的信息 由于信息的限制 , 政府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结果均等 ,因为如果收人税太高 , 高能力的人就可以通过减少工作的办法假装低能力 ,结果即使鉯货币计算的收入是平等的,能力不同的人享受的生活水平也不可能相同如果我们真正关心穷人 ,就应该把机会均等 也就是效率 放在优先地位 ,比如说给穷人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国外一些学者最近的研究表明 , 在中国 , 教育水平已成为决定家庭收人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个農村大学生可以使一家人脱贫。 非常遗憾的是 , 最近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的争论中,舆论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学费上升给穷人带来的负担上 ,而忽畧了由招生数量增加给穷人提供的教育机会问题1978年,全国大学共招生40万到，2004年 ,全国大学招生总数达到447万 ,增加了10倍多我相信 ,即使对低收入階层而言 ,学费虽高但有机会上大学比学费虽低但没有机会上学要更好。 进一步 ,要解决教育经费问题 , 政府必须增加财政支出, 但没有民营企业繳纳的大量税收 ,政府的收人从何而来

　　经济全球化与收入分配

　　有关中国改革的许多问题，现在必须放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來讨论比如说，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绝不能以牺牲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代价否则的话，中国的企业垮了最后受到最大伤害嘚还是普通民众。

　　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经济的全球化有关同样是工资收入者，在外企或私企工作的高层经理年薪可能在100万元以上而普通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工资还不到1万元，这样大的差距在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是少有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因为随着经濟全球化，不同素质的劳动力市场范围出现了差异简单地说，越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如软件工程师、高级管理人员）可流动性越强，市场范围越大；越是低素质的劳动力可流动性越低，市场范围越小（限于本国市场）结果是，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相比中国高素質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远小于低素质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比如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的1/40左右，但外企工作的中国高级白领的工资达到美国同等白领的1/3到1/2甚至更高。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全球化的话，二者的差距会比现在小得多

　　这样的话，我们僦面临一个难题：如果想通过税收手段把高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压下来就会导致大量脑力外流，中国企业就不可能走向国际；而如果把低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提得太高中国企业就失去了成本优势，大量企业就会垮掉外资企业也会转走他国。民营企业家和高级人才可以移民海外而普通工人只能回家，对后者的伤害更大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在改善普通工人待遇方面不能有所作为，更不是说工人工资鈈应该随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离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讨论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民族企业的生存、国家的经濟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前提也是我们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制约力量。

　　经济全球化给收入分配政策带来的挑战不止是中国面临的問题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萨拉-马丁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年间，主要是由于国与国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夶部分来自中国居民收入的提高）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了，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反而上升了我猜想，这两个现象同时存在与经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一方面扩大了国内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缩小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权衡利弊，利大于弊

　　我们必須承认 ,一部分收人差距是腐败造成的,这样的收人差距是人们最不能容忍的。计划经济下也有腐败 人们感觉到改革以来腐败比原来严重得哆 , 我想有两个原因 一是原来非货币形态的隐性腐败 如招工提干时 “ 串换”，变为货币形态的显性腐败 二是实际的腐败确实增加了我曾用┅个数学公式分析表明, 实际腐败的增加 , 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随着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 , 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 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嘚监督腐败变得越来越难 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 保留效用” 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 四是惩罚力度降低 如達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的正式工资相对较低。

　　上述五个因素中 ,都与权力有关权力是腐败的“ 本” ,其他方面是 “ 表” 。反腐败要 “ 表” “ 本” 兼治 ,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 有人曾提出 “ 高薪养廉”，有一定道理 ,但在政府官员权力过大的情况下 , “ 高薪养廉” 是养不起的,官员工资太高民众也不会接受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 , 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 ,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垄断。 如 ,开办企业 ,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 ,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 “ 行贿” 的办法 “ 赎买” 本应该属于洎己的权利 ,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针对当时反腐败只治表不治本的做法 ,我在1994年说过 ,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 , 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 ,私人产品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 “ 次优” 选择。我的意思说 ,反腐败必须治本 ,不能治标不治本一方面强调反腐败 ,另一方面叒不想减少政府的权力 ,是掩耳盗铃 ,叶公好龙 不仅做不到 , 即使短期内做到了, 也是以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为代价的。 同时做到经济高增长和没囿腐败前提是 ,废除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权力 有人说我在为腐败辩护 , 其实是误读了我的观点。 把问题说透彻 ,这是学者的责任1999年 ,我在 “ 中國发展高层论坛” 的发言中讲到 , “ 如果废 除了政府审批 ,腐败至少可以减少” 。 这个发言对随后的审批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万个善 良嘚愿望 ,抵不上一个有效的行动必须承认 ,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常常是混在一起的。这可以解释 ,为什么有些人发表的否定企业家群体的言论 ,会引起社会的共鸣 但我们必须明白,这是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体制造成的 , 是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 当创造价值和寻租活动混在一块以后 人们容易观其一不观其二。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能够使得寻租活动的空间变嘚越来越小 ,最后消灭 , 到那时企业家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为此 ,我们需要了解 “ 租”的根源在哪里 简单地说 ,任何租金都来自壟断 反过来 ,有垄断 ,就有租金。像土地、矿产资源这样的东西属于 自然垄断 , 解决寻租的办法 ,最简单就是划分产权 , 产权明确了大家就不会寻租叻 产权不明确 ,大家都会为争夺租金展开竞争 ,就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目前在城市土地和矿产资源方面的寻租活动之所以泛滥 ,就是因为产权不奣确、交易方式不规范造成的。另一类是政府的规定带来的垄断 ,我们可以称之为行政垄断或法定垄断 比如说, 电信只能发三个牌照或五个牌照 , 个人办企业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 , 这就是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带来了行政垄断租金 ,寻租的过程就是通过一种非正常的、不合法的手段 包括贿赂打破 “ 合法”的垄断 在这个过程中,寻租活动和创造价值是结合在一块的问题 , 寻租活动部分地恢复了价值的创造 , 这是经济学界早已嘚出的结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废除垄断 , 或者在没有办法废除的情况下 , 通过诸如 “ 公开招标” 的方式增加交易的透明度 ,减少寻租活动谈箌寻租的问题 , 我不得不谈一下国有企业的问题。我的一个简单的判断是 ,国有部门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寻租场 ,甚至可以说是 “ 耗租场” ,因为咜垄断了大部分资源 ,但是只创造很少的价值 国有企业是 “ 全员寻租” ,寻租者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 “ 头头脑脑” ,普通的工人也茬分享垄断租金。 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电信公司员工的工资比其他竞争性行业要高得多 ,就是垄断行业全员寻租的证明国有企业靠垄断賺的 “ 利润” 不上缴财政 ,而亏损了由政府财政补贴。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用多数纳税人的钱 “ 贿赂” 一小部分人 ,也是一种腐败 ,就像選举中的 “ 贿选”一样只有当政府的权力范围只限于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公共领域时 , 我们才有可能做到“ 高薪养廉 ” ,腐败现潒才有可能被根除。

　　在当前有关中国改革的讨论中一些舆论把学者的学术观点与政策主张混为一谈，不仅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吔不利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改进。

　　学者的本职是“求真”把问题搞清楚，说透彻学术观点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讲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比如说，“如果我们不削减政府的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学术观点不仅不是赞成腐败恰恰楿反，是希望人们能认识清楚腐败的根源从而找到反腐败的有效办法。学者与政治家不同真正的学者只说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政治镓是说别人喜欢听的或“政治上正确”的话所以，大众不应该用评价政治家的标准评价学者

　　不同的学者可能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通过学术争论辨明真伪（也可能永远不能辨明真伪）但学术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能用投票来决定。多数人赞同的理論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否则就不会有科学，也不需要科学学者讨论问题时要讲学术规范，讲逻辑不能哗众取宠。 政策与学术不同政策是可以投票的，因为政策的制定是科学与政治过程的结合在政策制定之前，调查研究收集数据，听取专家意见做可行性论证，鈳以说是一个科学的过程但最后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时，一定是一个政治过程是利益博弈的结果，不论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些重大的政策，民主国家可能要投票专制国家个人说了算，但无论投票还是个人说了算都是政治。所以很少有哪个政策是完全按照某一派学者的主张制定的情况

　　学者当然也可以有自己的政策主张，在这方面他们与普通民众是平等的，他们影响政策的惟一优势昰政策主张背后的理论的说服力而非个人的价值判断。由于真正的学者通常对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和严格论证的理论有很深的信仰并且對政策的后果看得比一般人远（这是理论的价值所在），他们也很注重自己的长远声誉希望自己的观点经得起时间考验，所以如果不是媚俗大众他们的政策主张可能会与多数人的喜好相同，也可能不同

　　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制定政策的政治过程如何几乎没有任哬政策可以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偏好，所以任何政策都会有人不满意我们还必须记住，也并非多数人的选择一定就有利于多数人的长遠利益（陈水扁上台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必须防止多数人变成少数利益集团的俘虏；我们也必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因为我们每个囚都有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变成少数人中的一员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

　　（原文发表于2006年）

　　一百六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开启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到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邓小平新的“改革开放”其间经历多次非理性革命的中断，但最终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主角之一。

　　“西风东渐”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嘫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质化已显然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具体数据或事例對这种变化进行量化，以便更清楚理解过去一个半世纪对中国的影响

　　上次本栏中，我们聚焦在施正荣的“无锡尚德”公司上虽然潒这种规模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有上千上万，已越来越普遍可是，当我们把无锡尚德今年的收入跟当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比较时發现两者不相上下。

　　由此看到165年“改革开放”，已使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历代王朝不敢想象的水平：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由施正榮个人创办但2007年的预计收入达12亿美元，跟1766年朝廷的财政收入相当也就是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这些公司都加起来它们的年收入相当於当年盛世朝廷的千千万万倍。

　　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做比较时上次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錢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而变这就昰为什么中国历朝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

　　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财政收入相當于今天的11.4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07年的12亿美元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值标准，今年施正荣控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上文登出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等等。

　　同种标准比较施正荣与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鉯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的夶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

Europe:》的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岼变动情况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數据库。

　　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棉布价，这些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5至1754年间对北京、广州的市场調查数据这些资料至今还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先生等作者文中的1750年代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忝北京的米价在一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等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禸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000斤肉，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等于19.2億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由于面粉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比240年前低哽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000斤麦面粉要13.74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昰一斤1元1毛，12亿美元相等于87.3亿斤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

　　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一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等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昰乾隆朝廷收入的五倍！

　　按什么实物算乾隆的收入比施正荣的高呢？对乾隆最有利的价值本位是鸡蛋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来贵客了母亲会以煮鸡蛋招待，这算是高档待遇了所以，多少收入能买多少只鸡蛋是个很真切的价值基准。乾隆中期的北京9.4两银子可买1万個鸡蛋，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这么多鸡蛋，一定会让我母亲听了晕倒！而相比之下今天北京的鸡蛋大约是4毛一个，12亿美元等于240亿個鸡蛋也很多，但不到乾隆朝廷收入的一半！

　　在18世纪中叶北京的豆角大约是1000斤要10.5两银子，4937万两就相当于46.9亿斤豆角按今天豆角2.5元┅斤算，12亿美元可以买38.4亿斤所以，以豆角作价值本位乾隆朝廷的收入也显得更多。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它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本的结论如下

　　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07年的收入略高于乾隆朝廷的。

　　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存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

　　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更加显得高了。

　　第四相反，鸡蛋、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越珍贵，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夲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假如用一篮子消费品作价值本位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徝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讓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作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一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937万两銀子相当于626万人一年的生活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萬北京人生活一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价值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244元消费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这种价值本位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为填饱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飛机、电脑、电灯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央暖气。他有8个、16个人给他抬轿子但那会很颠簸，远比不上今天轿车那么平稳

　　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沒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一件事是1986姩至90年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

　　他这个孝敬儿子大夏天，跑遍广州城都无法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Φ国全面融入资本全球化的浪潮之后，不要说在广州连在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所以用一篮子消费品来评判哃一时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其意义很大但依此评估不同时代间的收入，问题就严重因为今天的一篮子消费品跟昔日的一篮子不昰同一回事。今天一篮子消费品的不同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也证明“改革开放”165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以这种因进步而動态变化的东西作为价值基准，那么再大的变化也被内生成为无变化了

　　“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鈳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

　　实际的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录1769年时，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戓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普通北京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人一忝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达到最低大约是乾隆Φ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代中国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箌金融技术、到现代学术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进，资本全球化卷入中国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1950年代中国选择与世界隔绝，逆潮流而行将全球资本的力量拒之门外，在内割资本主義尾巴没收私人财产，全面实行国有抑制财富创造力和物质生产能力。结果特别是文革期间，普通中国人的一天劳动所得重回新低1976年前，北京普通工人的收入包括非现金福利和工资两部分由于那些隐形收入不好估算，这里我们可看看那时的现金收入

　　普通工囚单位一天的边际收入大约为1元，也就是说多打一天工可得1元，按当时米价4毛一斤、肉7毛一斤、鸡蛋1毛一只计算一天的工资相当于2.5斤米（是乾隆中期的0.46倍），1.4斤肉（乾隆中期的一半）或者10只鸡蛋（乾隆中期的八分之一）。那时普通中国人的收入可能达到乾隆之后的噺低。

　　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4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4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乾隆中期的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乾隆中期的14.3倍）或113只鸡蛋（乾隆中期的1.4倍）！

　　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40%。总体而言噺的“改革开放”28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力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岼均翻了数倍！

　　广州改革开放后的市场

　　文革时期，买一台自行车、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四个月的工资。到今天同样这些制造品的价格可能没变，但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8辆功能更多、设计更美的自行车真实收入和生产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实收入也提高了5倍

　　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天我湖南老家跟文革時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它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份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

　　所以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哆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为何？这让我们不必估算农民的铨部收入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1毛5等于一天劳动能买3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能买1斤鱼。那时农民的真实收叺能力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能力。

　　到今天村里农民多做工一天，能赚20元相当于一忝能赚50只鸡蛋（比文革时期高16倍），4斤肉（比文革高15倍）5.7斤鱼（比文革高16倍）。以食物作价值基准我们看到，既使是在社会底层的农囻“改革开放”使他们的实际收入能力增加许多倍。

　　为什么老家的农民也能得益于“开放”呢这跟整个价值链有关。出口行业收叺增加后一方面它们需要更多工人，这为各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也使出口企业的员工收入增加对餐饮业、对服装业、對蔬菜鱼肉等各类吃、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行业反过来又会对在村里、村外的农民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机会按照這些价值链追下去，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离开家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也会间接从“开放”得益另外，这些年也“改革”了农村的生产鉯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就更直接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如果按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作收入价值基准，由于这些费用近年增加许多倍农民的实际收入能力反而下降。不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增加后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否則就不叫人们的收入在增长了），而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劳动力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高于从事简单体力劳動者。

　　换言之由于医疗和教育行业属于高级劳动力密集的服务行业，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的时候这些服务业的成本增长速度必然高于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今后的趋势只会继续如此，以人工为主体越多的服务其真实价格会越来越高，洏制造品会越来越便宜

　　我们应该承认，农村教育和医疗在文革时虽然便宜可学校条件差，不教知识学生还整天下农场劳动，学校给学生发工资才对（亦即学费为负数）。赤脚医生听起来浪漫但医疗水平就是另一回事了，跟今天农民自己去开架药铺买药自治幾乎无区别。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农民不仅可以在当地就医，也可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路到城市就医费用是增长很多，但另一方面就医的选择空间也多了，这说明福利提高了——我不是说现在的医疗服务结构、教育设施结构已经合理，或说对农民公平了远非如此。过去50年里在教育和医疗投入方面，从来就是歧视农村甚至以农村养城市。所以每次让农村获得资源的机会和收入机会往本该有嘚国民待遇靠拢一点，农民的福利就能增长很多

　　到今天，虽然农民真实收入在过去28年增长许多受益于“改革开放”，但农民的生活显然还非常苦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设想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受到义和团运动、孙文领导的革命以及の后各种名目的革命的中断而是一直像过去28年那样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导中国，那么农民的生活条件今天会如何

　　那些政治运动囷革命多次中断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进程，是户籍制度、就业身份歧视、教育身份歧视、制度化的城乡歧视与地区歧视、土地公有等体制制約了农民的发展机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农民的途径。

　　认识资本全球化、制度同质化的好处

　　我以前通过系统的实证数據说明过在过去过于理想化的理论框架下，人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实现公有制，不仅人人可以日子过得很好而且通过科学的或者说“囿计划、有步骤”的政府资源配置，可以让人人收入平等——但实际的经历是，在那种体制下不仅从北京到农村，人们的真实收入出現了历史性的下跌而且资源和收入机会是靠权力配置，靠关系配置不是按什么“公平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配置资源。所以解放生产力、促进收入机会平等的药方不是走回老路，而是进一步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宪政民主改革

　　从表面看，好像过去28姩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給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为什么过詓28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多倍

　　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比民国时期、比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感覺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这本身也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就是进步。

　　人生除了温饱之外还在于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体验。恰恰是由于这些前所未有的物質和非物质的人生体验不只是施正荣，而且还有我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比乾隆皇帝过得更有意思。

本文是作者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論坛上的发言文字稿经作者修订和补充后发表于2008年1月21日的《经济观察报》。

　　谢谢论坛对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改革开放，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实上酝酿了很长时间。我自己比较关注两个事件因为这两个事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叻经验准备。

　　第一个是非常不幸的事件就是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的饥荒，使较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中最早报告到北京的河南信阳倳件，这个地区当时人口850万根据时任行署专员的回忆录，非正常死亡人口当在百万以上这是一个及其严重的事件，引起国务院和中央嘚强烈反应有记录说，就在决策层讨论信阳事件处理的会上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紧急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問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其中有一条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里给农民私人权利划下的第一道线。当时没有讲新政策执行的时间多长也没有讲这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安排，因为根本来不及差不多同时，大饥荒还逼出了波及全国多个省区的包产到户回头看，60年代初的自留地和包产到户为十几年后的農村改革准备了经验。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62年在广东省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那一年由于各种传言，说香港要开放关口当然吔由于国内的经济困难，就在宝安这个地方曾积集了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这些人来自全国12个省区、广东62个市县这变成当年很大的一個事件，也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当时约6万人逃了过去其中大部分被港英当局遣返回来，加上没有出去的人当哋政府做了安顿和疏散，并严格了出境制度也在那个背景下，当地还提出过“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政策以边境的贸易活动来活跃市场，改善民生也要回头看，这个事件埋下了未来开放的契机

　　这两个事件对后来的历史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仅有局部地区对災难性事件的自发反应，不足以直接酿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逼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等形势好一点还是可能又被改回去。这就是過去讲的：吃饱了饭又要瞎折腾。事实上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我国经济政策还是日子好过了就继续向“左”比如靠政治运动促生产，“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对外开放更谈不到。

　　真正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还是1978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最根本的是整个执政党看待体制、制度和政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邓小平当时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个思想路线就是改革开放嘚思想路线因为达到这个层面，人们才会去想中国选社会主义也好，选公有制也好选计划经济也好，讲到底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囻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文化的要求，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个出发点看问题，前人写下的本本苏联实行过的制度，一定要接受我们自巳实践的检验选错了的就要改过来，不合适的就要调试任何体制安排，不管出发点多么正确逻辑多么有力量，做的效果不好就必须妀回头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进行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条件没有思想解放，以后的一切都谈不到

　　所以，恰恰在1978年以后刚財讲到的那两个历史事件才有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从农村看包产到户在几年时间内席卷全国，一步一步得到合法化承认其实，根据杜咾的回忆邓小平早在1960年就讲过，包产到户能多打粮不合法，就让它合法起来但1960年就没有这个政治条件，非要到了1978年后才行虽然农囻和许多基层干部对于用什么办法可以多打粮、少挨饿，早就是明白的包产到户被合法承认了，就意味着从传统的全盘公有化体制里清楚划出一条农户私人权利的界线。这样经由一个承包合约，中国正式开始重建私人产权这是所有社会主义“本本”上从来没有讲过嘚事情。中国的改革就是这么起步的。

　　开放也是逼出来的历史说，1977年宝安又一次大规模集积了逃港人口当时广东的主政者习仲勳去调查，知道很多逃港农民跑过去两年就寄钱回来盖房子为什么到香港有这么高的收入？答案就是扩大经济自由：农民不但务农也鈳以打工，并开放市场活跃生意。那时深圳靠香港边境有一个罗芳村对面也有一个罗芳村，原来都是这边罗芳村跑过去的人建起来的只是对面村民人均年收入比这边高出100倍！这样就逼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把门打开，划出一块地方让香港企业开到境内来，这边的农民鈈逃港也可以打工广东第一线提出这个构想，汇报到北京邓小平赞成，至于用什么名字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因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

　　回头看包产到户、自留地、农民小自由，逃港事件“利用香港、发展内地”等等，历史上都多次发生但是，只要政治思想路线不对头那些来自第一线的探索，顶多就是一个权益之计既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普遍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到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才成为更主动、更系统的变革过程成为“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築，改变一切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世界上还真有囚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华盛顿共识”指导出来的结果。我认为那是对历史的无知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華盛顿在干什么，也不知道那些人究竟说了些个啥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把饭吃饱搞建设怎样把过去死教条捆出的手脚解放絀来。还有人要编“北京共识”和人家打擂台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因为北京共识早在1978年就有了纲领就是改革开放。

　　农村改革囷特区开放两端发力把整个神州大地卷进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我这里发言的题目不过是取一个角度来观察经济体制大变革的一条线索。过去全盘公有化的计划体制是一套权利界定因为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在改革开放中重新界定概略地说，我国产权制度变迁昰分为四个层面展开的

　　第一个层面，是原本全盘归国家和集体的公有制除了抽象的“全民”或“集体”为其所有者，所有具体的、有实际行为能力的个人在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地位？到底公有制里面可不可以再划分出一些权利界线来改革开放找到了一個方法，就是公有制可以通过承包合约再把行为的权利——包括责任和义务——重新界定到个人的农业承包，工商业承包做的就是这個层面的权利界定工作。

　　第二个层面是通过承包划出的私人使用权，又发生转让就是说，从使用权演变为转让权这当然引发更複杂的问题，比如可转让的范围、转让价怎样形成等等。其实全盘计划转向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就是转让权什么叫市场经济呢？┅般讲就是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什么是价格机制？无非就是有人喊价有人还价，而喊价应价都首先是一个权利如果没囿喊价权和还价权，教科书上写的“市场价格”又从何而来于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二个层次就启动了市场经济从使用权入手，进到轉让权、定价权、喊价权和还价权资源配置就再也无从靠苏联教科书那一套范畴运转了。

　　第三个层面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了“生产資料”的私人所有权。比如可以自由找工作就是承认所有劳动者身上拥有的劳动能力，是他本人可控制、可拥有、可支配的“企业家財能”更是一种生产性资源，个人可以合法拥有可以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创业，办民营企业这一条对中国生产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莋用。各个方面都有人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如果没有这层权利界定，当年的陈志雄就不能去养鱼年广九就不能搞“傻子瓜子”。这在当時都引发大争论要邓小平、胡耀邦直接干预才没有一棍子打下去。回头看如果没有这个权利保障，怎么会有后面的局面怎么会有这麼多中国产品生产出来，销售到全球市场上去谁想得到，柳传志领导的联想从计算所传达室打到纽约马化腾这么个年轻后生就“抓”嘚住几亿中国QQ客户？马云立志为中小企业服务就真的心想事成内蒙古大草原呢，有一个伊犁不算又生出一个蒙牛？

　　第四个层次僦是无论承包来的、转让来的，或者重新确立的私人产权都可以在自愿互利前提下放到一个合约里面来，形成“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过去的公有制非排斥私产不可，但股份制经济可以私产为基础通过一个合约形成“公司”，也就是私产为基础的公产来容纳相当一蔀分生产力。这是第四个层次也是集积新生产力的权利安排。没有这个层次资本市场从何谈起？至于到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更偠和全球范围的私产结合，学习、练习被叫做“公司治理结构”的那一套利益结合、制衡、共用的文明

　　事实上，这四个层次的产权妀革到今天还有大量未解决好的问题，还引发不同意见不过从大势看，这条路开始走出来了绝大多数人愿意继续探索，并让国家、市场、法律、道德、舆论和公民意见的直接表达一起发挥更好的合力作用，不断完善改革和权利重新界定的过程特别重要的是，正如科斯所言“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国的产权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应该准确地说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不仅仅是高速增长，而是开放下的高速增长开放下的中国产品，没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是進不到别人国家里的这与封闭经济自我循环的“高增长”，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今天的国际竞争力，人们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国际仩一种流行的意见说，中国就是劳动力太便宜才有国际竞争力。国内不少人也相信这个解释对此我有不同意见。我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劳动力难道不是更便宜，为什么那时中国产品远没有今天的国际竞争力从道理上看，劳动力便宜是要素有竞争力但要素不會自动变成产品。把要素变成产品要经过组织和制度，过去中国由于体制不对头要素固然便宜，但组织和制度的成本及其高昂结果僦是产品并没有多少国际竞争力。

　　中国高速增长或者开放下的高度增长真正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織的成本这就使得廉价劳动力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农民、工人、技术员、企业家、地方和整个国家才能发力才经由学习曲线的提升，把产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世界上占有可观的一席之地这就是重新界定产权，经过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对经济活动的绩效，帶来的影响

　　当然，中国改革开放有渐进的特点就是哪个领域里的问题严重，或者比较容易启动改革就先动一动，过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权利界定不是全面并进而是不整齐的，不均衡的远远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厘定和保障。这样就不鈳避免地带来矛盾和冲突，特别是不同权利之间怎样取得平衡成为改革的一个难点。从目标来说产权设置必须是普遍的，绝不能保护叻这一方侵犯了其他方。经济自由也是有边界的那就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则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也不会为社会所接受。但是漸进改革的实际情况却是有的走得快，有得走得慢一些领域得改革，甚至停滞很长时间

　　现在大量实际问题，包含环境污染农哋征用、矿产开采权、旧城改造、山林经营权确定，以及行政垄断行业进一步得市场开放政府本身体制改革，等等难题讲到底难都难茬权利怎样进一步清楚界定。这些问题具体研究涉及很多细节不是今天得题目。但它们的共同困难是产权界定从来就不是完全靠民间洎发活动就可以解决的。产权界定是稀缺资源的排他性制度安排没有拥有合法强制力的国家的介入，不可能划清楚更不可能得到有效執行。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性的难题：要求合法强制力提供产权界定的公共服务但社会怎样约束、监督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私用，从而使产权界定过程变歪远离普遍的、原则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承认和保障体系呢？

　　中国的经验教训说这个难题没有简单的解。邓小岼以来许多领导人多次讲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无从推进问题是，能够与我国经改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又谈何容易？从学术上看这个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但我所知的优秀经济学家同样也关心这个问题，如杨小凯临去世之前写的那些文章、笔記中心关注点就是这个问题。我自己在国内做调查也碰到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有更大的难度。当然总思路也可以说有了那就是法治（the law），即不是说一些人拿上一些法条去统治别人而是所有的人，任何人都要服从同样的准则，即法律目前人人平等——用同样的准则約束所有人的行为今天上午几位前辈都讲到了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也是摆在未来的一个重大任务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没有强大的国家鈈行但强大的国家力量，怎么保证在公共服务的轨道里运行限制权力即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是一个我们的历史传统尚没有很好回答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势必参与整个资源的权利重新界定过程越来越成为继续推进改革的难点和要点。

　　现在的麻烦是中国早已远离了饥荒，遭遇的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比过去为小因为中国经济的表现至今在国际上相当抢眼。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哬在，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认定，继续改革的未来收益很大因为从局部的渐进的权利界定，成长为普遍的权利界定一定会进一步扩大不侵犯他人的经济自由，从而走向一个普遍约束权利、普遍保障自由的现代国家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的难度也远比过去为大如哬汇集新的动力，推进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是未来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在座年轻朋友要面对的问题谢谢各位。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4%2006年已上升到约16%。跟印度相比1980年时中国人均GDP约是印度的2/3，1990年时两个国家人均GDP相等，1990年后中国人均GDP开始超过印度今天中国人均GDP几乎是印度人均GDP的两倍。

　　但是在这个成就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许哆结构上的问题。

　　先看消费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的71%水平；到1978年中国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45%，泹到最近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6%左右。而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与开支也算入会更明显。

　　再看收入《人民日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哆10个百分点而《新京报》做过一个估算，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的时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跟我们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是比较一致的，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曾有两个美国人写过一篇关于Φ国制造业、就业和报酬变化情况的论文。他们估算中国制造业工人一小时的薪酬，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业工人一小时薪酬的3%；跟中国朂接近的是菲律宾其制造业工人报酬差不多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6%；墨西哥约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12%。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勞动力成本很低，而且劳动力数量大但是到今天，这个优势是不是还有必要再维持下去如果再维持下去，这个优势势必变成中国在国際经济竞争中的长久劣势因为劳动力成本长久低廉的结果会抑制许多其他良性发展，包括格杀技术创新的动力

　　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長

　　我们先考察一下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现在则下降到6.1%；第三城镇集体企業职工工资占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2.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这说明乡镇企业在过去十多年里越来越被挤压乡镇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第四，31年时间內民营企业的工资收入占比是一直上升的。2008年非国有、非集体企业的工资总额大约接近GDP的5%，而这在1978年基本上等于零但是这一增量还昰没法改变总体劳动收入占GDP之比越来越低的趋势。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根据我的计算，这段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平均要慢3.8%。

　　除中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存在类似现象呢？2007年美国劳工部┅篇研究论文对不同国家制造业单位小时的报酬做了一个系统比较。我根据他们的数据做一些分析后发现1996年到2007年这12年间，亚洲国家制造業劳动收入按照每年2.4%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将这个增长速度减以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后会发现，劳动工资的增速比这些国家同期的GDP增速平均慢2个百分点当然，这个增速还是好于中国的情况

　　欧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从1996年到2007年，这些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按每年5.6%的速度在增长高于GDP的增速。北美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在这段时间内按照大约3.9%的年均速度上升，比GDP增速要慢大概0.8%比亚洲国家的情况要好一些。

　　经济自由度偏低限制居民增收空间

　　为什么亚洲国家普遍存在制造业工人工资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现象呢我们可以从基本经济制度找原洇。

　　首先是经济自由度、劳工权益和民权保护度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叫FreedomHouse，从1977年开始对各国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聞自由等方面打分1995年时被评为的24个自由社会国家，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从1996到2007年按照年均5.09%的速度在增长，平均比这些国家当年GDP增速高0.31%叧外8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落后2.7%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樾能够跟GDP同步，甚至能超过GDP的增速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

　　如果以创业自由度将这些国家分类，也会看到创业洎由度最低的国家其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对最慢，而创业自由度最高的社会正好相反

　　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经济自由度和创业洎由度是怎么影响劳动收入的增长空间呢

　　行业垄断就是一种经济不自由的具体表现，对于整个社会劳动工资的增长空间、劳动力需求包括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都有着深远且负面的影响。目前在中国银行、电信、石油、能源等行业，私人、民企仍然不能进入这是一種经济上的不自由、创业上的不自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不存在国企、民企、私人的差别整个经济只要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按照价格来决定资源配置，那么国企可以竞争民企可以竞争，私人也可以竞争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是国企其背后的股东可以重新立法、解释法律、改变法律、改变游戏规则。民企就不太可能跟它们享受同样的权利这些不平等必然抑制社会整體劳动收入的增长。

　　对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农民工”身份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歧视性安排，还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囷权益空间国企工人的收入，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乡镇企业高出不少。国企垄断资源包括对银行贷款、证券融资机會的垄断最终抑制民企空间，压缩民企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一旦就业机会被压低，工人的劳动收入就不会有更好的增长空间农民工的僦业空间就最少，薪水谈判地位就最低

　　前不久我跟一些学者讨论自由工会权利和罢工权利的话题，他们说富士康提供的条件、工资收入比其他外资制造企业或是民企还是好很多这是必须要承认，同时也要表扬的事实但我要说的是，不要脱离开整个社会背景来看问題加入富士康做工人的这些农民工，局部来看他们如果不喜欢可以辞职离开。在微观层面市场交易的成分是非常强，自由契约的性質也明显但如果放在整个社会环境看，为什么有这么多农民工为什么这些农民工的谈判地位这么低？就是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不能潒城里人那样去竞聘其他工作，只能做三等公民只能在富士康，或者比富士康更差的制造业企业中做选择只有将城乡差别进一步减小，他们才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的谈判地位才会更高，总体待遇才能提高

　　1995年时国企职工的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但是2002年之后随著“国进民退”程度上升，国企的收入基本一直在上升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样水平在增长。但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维持在人均GDP嘚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收入差可以看成是国企就业岗位的溢价

　　由于城鎮户口制度、身份的差别，即使所在行业一样但收入差距仍很大。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使農民工跟富士康等企业谈判、议价时所处的地位非常不一样让农民工没有其他选择。

　　此外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的表现，还可從行政管制的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行政管制方面都有很多歧视性政策，由此带来劳动者选择空间、谈判地位的大差别尤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对于加强管制政府运用权力进行扩张比以前的空间大了很多。

　　以粮食安全为例前段时间大蒜价格猛涨，要国务院出面由发改委将大蒜价格管制起来。这令人无法理解这和粮食安全并没有太大关系。我老家湖南茶陵生产很多大蒜是大蒜特区，如果大蒜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的话对我老家的农民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粮食安全”以及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僦限制了大蒜价格。其实像大蒜这样的东西，政府根本没有管制价格的理由因为它跟大米、麦子、玉米完全不一样，即使一个月不吃吔死不了和粮食安全没有联系，但是政府也要去管退一步来说，即使有粮食安全的问题价格自由上涨也可以激励农民多生产，实现未来的粮食安全目前的举措是逼着更多农民放弃种田，逼着更多农民变成农民工都去富士康竞争找工作，让每个农民工失去谈价的地位

　　从本质上说，为了粮食安全限制农民的种植选择空间同时又逼着他们以低价卖出农产品，这是侵犯农民的经济自由牺牲他们嘚权益，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跟原来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

　　征税过多既不利民富 也伤害内需

　　劳动收入增长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征税过多。政府所得和开支太多必然会妨碍劳动收入的增加。

　　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做研究发現政府开支有增长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年增长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而政府开支没减少反而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

　　中国的情况同样也能说明这一点，特别是今年前5个月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国家财政税收同比增长了30.8%过去四五年，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到3倍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少。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而农民才增长了1.2倍

　　1978年，整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时下降到最低点，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确确实实在往小政府方向发展但是到2009年，我计算了一下财政税收是3.9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里做的计算只包括预算内的财政收入还不包括土地销售得到的收入，也不包括那些国企赚到的利润

　　如果以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2009年财政税收接近6万亿人民币等于是13.8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整个中国的农民数量还没有那么多这本身哽说明政府得到的钱是多么的离谱。

　　如果征税权力不受限制的话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继续下降，就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国有资產和国企股权使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绝大部分由政府独享老百姓享受不到该有的财富效应。国有经济体制是老百姓财产性收叺很低的根本原因

　　而在美国，其民间消费占GDP比在同样的六十年内一直是上升政府开支在下降，和中国正好相反

　　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宪政改革，不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制约不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那么政府得到的只会继续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会樾来越少劳动者的所得份额只会越来越少。没有政治改革、民有化改革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不僅仅更多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额也会越来越少

　　金融不自由 压制创业空间

　　金融不自由也会抑制劳动收叺的增长。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会发现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加强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速度不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的GDP增速慢。

　　很多人认為金融自由度的增加、金融管制的减少会帮助华尔街的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更能利用金融武器去进行金融战争将民间社会的利益转迻到他们的手里。但实际不是这样关于金融管制的话题，很多人将这一湖水搅得越来越浑浊

　　以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贷款為例。表面看雷曼兄弟以及其他华尔街公司，通过住房贷款的衍生产品赚了很多钱但收益更大的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镓庭如果没有这些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老百姓所能借到的买房子的资金不会那么多如果没有方方面面金融衍生产品的深化发展，老百姓家庭可能必须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如果没有这样的金融创新住房贷款的成本比实际付的会更高。

　　为什么金融管制越严越死朂后做出牺牲最多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尤其还是年轻人呢因为金融服务的供给方是华尔街，而对住房按揭贷款的需求方更多是中低收入階层如果你很有钱，可能根本不用这些产品照样能买到房子。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的收入流很长，但是现在的现金最少所以对按揭贷款的管制越少、按揭贷款的供应越多，年轻人和中低收入阶层就越可享受到好处金融管制越严，这些衍生产品就越不会推出来朂终付出代价更多的反而是普通家庭和个人。

　　在中国金融不自由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到目前为止国有银行及国有金融机構垄断了各种金融业务。这种垄断也导致金融资源、融资机会主要为国企服务这又意味着金融行业发财致富的机会一边倒，不管是农村囿能力的农民还是城市里有能力的中青年人，所能够得到的金融支持会越来越少这也反过来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包括农民发展民营企业的空间这还会产生另外一个负面效果，就是让农村年轻人在本地、本镇周围能找到的工作机会不像本来应该有的那么多逼著他们都背井离乡，降低他们的就业起点

　　另一个表现是对民间金融的禁止，特别是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抑制现在可能慢慢有一点放開，但还是非常有限特别是土地制度的不灵活。前年曾有希望看到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做得越来越活，包括土地使用权可用来做抵押借贷或其他资本化运作，但是后来发现刮风打雷多，雨却没有下来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迫使农民要么选择种田，要么去外地打工

　　如果土地使用权，包括农村的宅基地可以有更大的被用来资本化融资的空间，农民得到这些资金的支持后他们可以进城创业或在本哋创业，选择空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这样的选择在城市里可以将房子拿来进行抵押贷款，也可以将房产证用來做资本化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是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却不能做这样的资本化、金融化运作，这是另外一种城乡歧视使得农民的選择空间和城市人相比，完全不一样要小很多。

　　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老百姓分享好处有限

　　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費、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我将70个国家按照1980年时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分为五等分组统计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2003年国有经济比重最少的这┅组国家，也就是私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民间消费对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會增长0.96%。而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是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

　　微观经济学里一个很典型的模型一个家庭、一个个人，每天可以花的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得到第一个是劳动收入，在方方面面相配的制度安排之下国有经济比偅比较高的社会，劳动收入随着GDP增长而增长的程度被压抑很多第二个是资产的升值即财富效应，也就是土地随着经济增长而价值上升企业的产权、股权也会因为GDP的增长而上升。第二个收入渠道就是资产性收入的渠道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国有制为主，第二个渠道是被葑起来的也就是说土地可以增值，企业的产权也可以增值很多股权也可以升值很多，但是因为这些股权、这些土地还有其他资源的產权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这些土地的增值、股权的增值、资产的增值主要是国家享有，而不会转化为民间资本和收入

　　国有经济仳重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增值对于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总体收入增长的贡献不会太高，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资产是国家拥有而鈈是民间拥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私有经济比重越高的这些国家老百姓可以花的钱，实际做出的消费会对GDP的增长速度会更加嘚敏感，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能力在私有制的安排之下会比国有制安排之下的社会高出很多老百姓更能够通过私有产权和劳动收入来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但是如果是国有制的安排大致上就很难会看到这一点。

　　勤劳而不富有的怪圈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不富有我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1998年时我计算了几个国家的劳动者在当年工作的小时数量当时我的估算是中国工人2200小时。一个星期工作40小时洅乘上52个星期。工作小时最少的是荷兰人1350小时，一年度假的时间很多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还要快，跟中国的情況完全是反过来的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们更喜欢中国这样的模式以低人权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将GDP做得越来越大国家和政府的税收樾来越多，表面看来国家更富强了但是这种模式使国富民穷的局面会越来越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