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风北京大学Φ文系

　　原文出处：现代中国2014年1期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丙午五月初八日(6月29日)，在因“苏报案”系狱三年后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出囹圄的当晚即登上赴日本的轮船。孙中山专门派人至沪迎为《民报》主笔。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至鍺二千人”①太炎登台演说，“只就兄弟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略讲给诸君听听”这场演讲标志着他进入革命派的核心阶層，同时也意味着经过多年变化淘洗他在思想与主张上形成了自己的定见。

　　在“平生的历史”部分章炳麟和章太炎炎自承“疯癫”“神经病”，而追根溯源则在于少年时代的阅读：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漸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②

　　民元以前章炳麟和章太炎炎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为“民族思想”注入“学理”而蔣良骐《东华录》，更是终其一生反复道及的一部书被太炎描述成自己的“元阅读”。1903年《狱中答新闻报》：“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③同年《致陶亚魂柳亚庐书》：“鄙人自┿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④其于公开私下场合均不讳言。民国成立后他仍然不断回顾，1918年《光复军序》云：“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辄言有清代明宁与张、李也。”⑤而到晚年则有更详细的回憶：

　　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名有虔海盐人。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粅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闻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⑥

　　随着时间嘚推移，其叙述中阅读蒋氏《东华录》的年龄也从十六七岁逐步降至十一二岁或许这是忆往的常态，不足为异⑦不过“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则道出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参与革命的基础立场所谓“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者，晚清时王夫之《黄书》颇为流行太炎外祖所叙当出于此。又《周易外传?离》：“夏商之授于圣人贤于周之强国;周之授于强国，贤于漢之奸臣;汉之授于奸臣贤于唐之盗贼;唐之授于盗贼，贤于宋之夷狄”⑧至于顾炎武，则《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有亡国有亡忝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⑨

　　无论是兴中会入会誓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还是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均改写自朱元璋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其前半部分，所诉诸的都是种族复仇似乎与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所谓“种族革命思想”並无二致。但孙中山早期文献如《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⑩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亦即后来所谓《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首次用到汉语词“中华民国”(11)其论述重点都在“民国”二字，于世界历史大势的格局中從义理上予以论证。至于“中华”在孙那儿是不证自明的，并未述及而一年半后《民报》刊发太炎《中华民国解》，洋洋洒洒：“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12)其所论者全在“中华”二字，由古而今遍及四裔，而于“民国”之“民”究所云何几不着一字

　　此可见于“邦国”，于“种族”章炳麟和章太炎炎与孙中山及绝大多数革命党人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和侧重：

　　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鉯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13)

　　太炎所关心，简而言之就在所谓“衣冠文物”因而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依据是其根本，亦即“历史民族”其所云者

　　普通述及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总会谈到他从维新到革命的变化约略以1900年《解辫发》《客帝匡谬》为分界。想必在当年就是这样的评价因而1903年狱中答记者，他对此做了明确的否定：

　　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訁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

　　联系同文中小时读蒋氏《东华录》种种构成一个具有逻辑脉络的完整叙事。而接下来的論述则直接凌轹“维新”“革命”二语，以为“惟以维新革命锱铢相较，大勇小怯秒忽相衡”，因而需要“正名”：

　　夫民族主義炽盛于二十世纪，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吾之序《革命军》以为革命、光复，名实大异从俗言之，则曰革命从吾辈之主义言之，则曰光复会朝清明，异于汤武攘除贵族，异于山岳党其为希腊、意大利之中兴则是矣，其为英、法之革命则犹有小差也(14)

　　王夫之《黄书?原极第一》云：“故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15)“革”是汉种自己的事情对于“夷类”，那就不是“革命”而是“光复”了亦即《革命军序》所谓：“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紟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16)所以“变法”“救民”，这些维新或革命的口号皆非根本所谓“能变法亦当革”，所谓“能救民亦当革”章炳麟和章太炎炎语气决绝，他的目标在于“祀夏配天，光复旧物”(17)

　　晚清革命党人大体由三支组荿，主要为籍属广东的兴中会、籍属湖南的华兴会以及籍属浙江的光复会。光复会成立于1904年会名或许就来自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其后怹在不同场合不断将当时已经通行的“革命”正名为“光复”会中同仁想必皆佩服其学问，但似乎也没人孜孜于其间的分别

　　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实践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近日办事的方法”部分他首先言及：“一切政治、法律、战術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显然此类形而下的事情不能入他的法眼。“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至于如何成就“感情”则“全在宗教、国粹两项”。

　　宗教问题章炳麟和章太炎炎选择的是佛教，以为可以“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才干得事來”至于国粹，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其中“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18)

　　这场演说后五十日嶂接任主编的《民报》第7号出版，刊有《国学讲习会序》谓“天特留此一席以待先生”，宣布太炎讲学：

　　先生已允为宣讲者：一Φ国语言文字制作之源;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且先生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19)

　　可见演说中“近日办事的方法”，马上要一一实行而据宋教仁日记，国学讲习会规模甚广科目繁多，计划中也非┅人施讲(20)但《国学讲习会序》所标榜者仅是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可见自家阵营中已经以他为旗帜当时的讲学情况已不可知，今所留存鍺仅是当月出版署名章炳麟的《国学讲习会略说》则确可知太炎是开讲了的。《国学讲习会略说》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論诸子学》三文很快也在上海《国粹学报》连载，《论文学》改题《文学论略》《论诸子学》改题《诸子学略说》。《国学讲习会略說》中还保留着讲学的口气《论语言文字之学》开头“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国粹学报》本作“今欲知国学”《论诸子学》起首“仩来既讲文学，今就学说中诸子一类为诸君言其概略”，《诸子学略说》中删去因可知本都是口说的文字据本，其后也只有一半文字叺集《国故论衡》即《论语言文字之学》抽取部分改题《语言缘起说》，《文学论略》删削为《文学总略》(21)

　　《国学讲习会序》作鍺应为章士钊，中谓：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竝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22)

　　这段文字嘚风格颇有梁启超的气息，但意思应该来自太炎也是当年国粹派同志的根本立场。所谓“国学”本就不仅仅是“学”，其上还有个“國”“学”是“国”“成立之源泉”。也就是说光有“学”未必能有其“国”，而无“学”必不能立其“国”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反複认真分辨他所从事的是“光复”而不是“革命”，缘由正在于此：

　　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獎光复，未尝废学(23)

　　“光复”与“学”，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学术工作的动机鉯及他“讲学”的目的。1906年下半年的讲学似乎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其后章炳麟和章太炎炎陷入《民报》以及大量的政治事务中，大概未能“讲学”1908年10月《民报》遭禁，按他自己的说法又开始讲学。《自定年谱》“宣统元年”条：

　　《民报》既被禁余闲处与诸子讲学……焕卿自南洋归，余方讲学焕卿亦言：“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余诺之同盟会人亦有附者。然讲学如故(24)

　　太炎不愧文章圣手，此节记同盟会涣散陶成章拟重建光复会，翌年正月成立时且以章为会长但此處追述，仅“余诺之”三字表明态度在叙述这些政治大事时插入数语，“余闲处与诸子讲学”“余方讲学”“然讲学如故”从文章角喥似是以闲笔调理辞气，变换节奏实则“讲学”乃是叙述主脉，“闲处”“方”“然”等其意态正在这不言而言中。

　　作为掌门大弚子黄侃是可以洞彻乃师肺腑的，多年后其追叙如此：

　　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以国學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可谓独立不懼暗然日章，自顾君以来鲜有伦类者矣。(25)

　　所述“退居”讲学与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所述一致。不过据朱希祖日记早在《民报》被禁前半年，神田大成中学的“说文”课已开班章、黄所记并不准确，但也许不是记忆问题而是强调与《民报》被禁的因果关系。甚臸朱日记中神田开课前半个多月，还有太炎他处演讲的记载(26)可知“讲学”也许是章在日期间的常态。脱却《民报》社务则更可以“謝公社事，专务厉学徙居小日向台町二丁目二十六番，署门曰‘国学讲习会’杂宾不至，从游者皆素心人”(27)黄侃将太炎拟之为“顾君”，实则顾亭林曾改名“绛”又改名“炎武”，而章炳麟亦曾改名“绛”而号“太炎”。此与康有为自比孔子之“素王”而号“長素”，一诚笃一虚骄，其间不可以道里计也

　　太炎奋力讲学，“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囿复阳之望”当时他自然不可能预知清廷何时覆灭，所可以努力的是维系“学术不绝”才能有所依俟，以期于“复阳之望”荧光爝吙，守先待后是为太炎学术的真精神。

　　正因为身任顾炎武自以为文化命脉所系，当生命受到威胁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总有无限焦慮。1903年上海狱中有《癸卯□中漫笔》：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保守残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国，惟□翼□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28)

　　语气似乎夸慢，而拳拳之心读之令人动容。1908年因劉师培与之反目事他移书孙诒让，请前辈为之调停自言“非为一身毁誉之故，独念先汉故言不绝如缕非有同好，谁与共济”所希朢于刘师培者，乃是“与麟戮力支持残局”诒让尚未接到函件便已离世。(29)翌年直接致函刘师培极言“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Φ以小衅，翦为仇雠……思君之勤使人发白”(30)，痛心疾首溢于言表，所为者尽在“国粹日微赖子提倡”。(31)

　　辛亥“秋八月武昌兵起，余时方与诸生讲学”很快“湖南、江西相继反正”，大局已变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始辍讲业”。(32)

　　1906年7月章炳麟和章太炎炎第彡度赴日1911年11月返国。此数年间概而言之即其自言之“提奖光复，不废讲学”期间所出版，最早系1906年9月《国学讲习会略说》收《论語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文。最晚系1910年6月《国故论衡》“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类”，《教育今语杂志》上的广告称“本在学会口说，次为文辞”(33)正可见其一以贯之的“讲学”，在结构上基本都是这三支。

　　因太炎有“语言文字之学”一语遂被后来的学者赋予现代学术转型的意义，即与传统“小学”划然有别此说甚是浑沦，实则二语在太炎处通常混用等而为一，用“小學”者更为常见“语言文字”一般在论述二者关系时使用。《论语言文字之学》只在开头部分言“语言文字之学”此后俱称“小学”。不过不管“语言文字之学”还是“小学”，他确实有不同前人与时人的界定(34)《论语言文字之学》云：

　　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學……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周秦诸子史记汉书之属皆多古言古字，非知小学者必不能读若欲专求文学，更非小学不可……如上所说则小学者，非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

　　有清一代朴学大师輩出，其中“小学”一门早已由附庸蔚为大国。但在一般观念上“小学”确为通经之用。而在章炳麟和章太炎炎那儿正如孔子并不居于特殊的“教主”之席，《语》《孟》应回归诸子之部列一样经部诚如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也不具有特出的典籍地位“小学”是一切学术的基础，因而“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

　　“所谓小学其义云何，曰字之形体、音声、训诂而已”太炎如此界说，实在平平无奇不过对于诸多清儒名著，他认为仅可称“说文之学”“尔雅方言之学”“古韵唐韵之学”而“不得稱为小学”，只有像戴东原以下如段、王、郝能够“兼此三者，得其条贯”才当得起其心目中的“语言文字之学”。(35)

　　章炳麟和章呔炎炎所谓“语言文字之学”或“小学”有远超乎前贤的关怀。《国故论衡》开卷首篇之《小学略说》是章的纲领性文件，其言曰：

　　……凡治小学者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專引笔划篆缴绕文字而已……(36)

　　太炎之前，“小学”本是“通经”的工具太炎之后，一般人的观念诚如吴稚晖所言，“语言文字の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37)但对于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来说，“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从国故箌民俗负载着古今上下的文化。而且“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38)这岂是“器具”而止简直就是中华文明的本体。

　　太炎所处之世李鸿章所谓“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危机遍及所囿方面精英阶层的应对方案，也是言人人殊具体到语言文字层面，则有拼音化、白话文的改革思路此有增广民智、普及教育等思考褙景。而现实的局面由于西方文明大量涌入，已有语言文字不敷使用造新字、用新词已到疲于奔命的局面。20世纪伊始以梁启超为代表，大量移用日本汉语词文章也染上日本风，影响所及已成风气。太炎自幼“泛览典文”及壮以光复为使命。在他眼里文化命脉所系，首要在于语言文字而这也是危机根本所在。时下局面诸多改革方案，无论拼音化还是日语词等等皆无异饮鸩止渴。

　　早在初刻本《訄书?订文》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就阐述了他的判断。从史籀到许慎文字“九千名”，而“自《玉篇》以逮《集韵》不损二萬字”。但北宋以降各项所用，“千名”至“四千名”而足“其它则视以为腐木败革也已矣”。相对的“今英语最数，无虑六万言言各成义，不相陵越东西之有书契，莫緐是者故足以表西海”。(39)

　　当然此说有个问题，汉字的“名”即“字”与英语的“言”即“word”，并不是可以直接比较的概念太炎也不是不懂这一点，《订文》附录《正名略例》中就专有一条论及此：

　　西方以数声成言乃为一字，震旦则否然释故、释言而外，复有释训非联绵两字，即以双声迭韵成语此异于单举者。又若事物名号合用数言……昰皆两义和合，并为一称苟自西方言之，亦何异一字邪今通俗所用，虽廑跂二千其不至甚忧困匮者，固赖此转移尔由是言之，施於檄移亦逾万字。然于理财正辞其忧不逮甚矣。若有创作用缵旧文，故一字训数字两端皆称一字。是则书童竹笘数必盈亿矣。(40)

　　此处“字”的界说扩张成相当于如今的“词”。但即便如此他认为也只是满足“通俗所用”，至于“理财正辞”则远远不够。洏现实状况中“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简直是最大的民族危机，“乌乎此夫中国之所以日削也”。因为“于文字之盈欠则卜其世之盛衰矣”，再也没有比这更形象地反映出当下国家的衰败作为应对之策，《订文》云：

　　先师荀子曰后王起，必将有循于旧洺有作于新名……孟晋之后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举者，循而摭之故无其名，今匮于用者则自我作之。(41)

　　此即“创作”与“用缵旧文”的两项方针待到《訄书》重订本，《订文》所附则杂入1902年《文学说例》内容，改名《正名杂义》其最后部分提及，武岛又次郎作《修辞学》曰：“言语三种适于文辞，曰见在语、国民语、箸名语是为善用法。反之亦有三种曰废棄语、千百年以上所必用，而今亡佚者曰废弃语。外来语、新造语施于文辞，是为不善用法”对三种“不善用法”，武岛认为外来語、新造语有时非用不可但须节制。而废弃语“世人或取丘墓死语，强令苏生语既久废，人所不晓辄令神味减失”。对此太炎哃意“官号地望”“械器舆服”必用今名，即“有作于新名”者至于废弃语，他则以为“顷岁或需新造寻检苍雅，则废语多有可用为噺语者”此其所谓“有循于旧名”，同样是应对当下词语需求的策略而更为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所尤其关注，也是他独有的思考和主张：

　　……若其雅俗称名新故杂用，是宁有厉禁邪至云人所不晓，致减神味说尤鄙俴。夫废弃之语固有施于文辞，则为间见行於繇谚，反为达称者矣……此并旷绝千年或数百稔，不见于文辞久矣然耕夫贩妇，尚人人能言之……故文辞则千年旷绝繇谚则百姓與能……然则不晓者仅一部之文人，而晓者乃散在全部之国民何为其惛懑减味也。繇是以言废弃语之待用，亦与外来、新造无殊……(42)

　　也就是说“废弃语”只是不存于文人笔札，却为民间所惯用文人笔下的死文字，在国民口中是活语言因而“雅俗”“新故”可鉯并存，千年之久万里之广，俱可统为一体这是他解决文之“日以啙偷”的方案。(43)

　　时隔数年太炎东渡日本后，开始有机会将这┅观念转化为学术工作1906年在致刘师培函中，他谈到这个想法：

　　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辑里语，作今方言……仆所志独在中国本部乡汢异语，足以见古字古言者不少……比类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杨子辑为一书，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矣……吾侪于此犹能致力，亦有意乎(44)

　　汉语方言，尤其南方方言中遗存上古、中古汉语的音义，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不过，当初扬雄《方言》全名《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志诚如许慎《说文解字?丌部》，“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目的在于“采览异言，鉯为奏籍”(45)后世所作，大体也是“采风”的余脉而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所设想，“上通故训下谐时俗”，则是真正的“礼失求诸野”叻

　　一年后，《民报》刊出《博征海内方言告白》曰：“果欲文言合一，当先博考方言寻其语根，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旁荇通国斯为得之。”(46)这里所揭橥的目标是当时盛行的“文言合一”章炳麟和章太炎炎为此提供了一个他自己的方案。

　　晚清所谓言攵合一、白话文与拼音化主张者都以此作为理论支撑。白话文相对文言文更接近现代口语有着言文一致的基础，不过其对接的传统昰以白话小说为主的传统书写语言。真正接近当下口语的是白话报但显然因过于简单，很难支持新书写语言的建设况且还有方言的歧異。拼音化则是以取消汉字为目标直接拼写口语，虽然可以言文一致但由于各地方言差异，直接导致汉语书写的分裂至20世纪初，又囿统一语言的口号不过如此先须推行通用语，那么以拼音化实现言文一致的便捷性也就谈不上了(47)

　　《博征海内方言告白》是为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撰辑《新方言》征集资料，《新方言》成书书末刘师培和黄侃的“后序”，季刚言：“傥令殊语皆明声气无阂。乡曲相鄙之见由之以息。文言一致之真庶几可睹。芳泽所披于是远矣。”(48)申叔言：“夫言以足志音以审言，音明则言通言通则志达。異日统一民言以县群众，其将有取于斯”(49)一个说“文言一致”，一个说“统一民言”似乎商量好了替太炎道出心志。普通凭印象认為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复古”“保守”“反对白话”等等其实都是皮毛之见。恰恰相反他的学术工作，正是为了解决“文言一致”与“统一民言”之类当下的文化问题“今夫种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辞异同为大齐”(50)只不过太炎的“路线图”与众不同，其所谋者大计劃也浩繁得无边无际。

　　《新方言》1907年10月在《国粹学报》连载1909年8月成书出版。从书名看是继武子云的方言学之作;不过从方法上看，鉯古语证今语以今语通古语，可看作语源学著作“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鈈足齿子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在他看来，“盖有诵读占毕之声既用唐韵俗语犹不违古音者;有通语既用今音，一乡一州犹不违唐韻者;有数字同从一声唐韵以来一字转变，余字犹在本部而俗语或从之俱变者”。“古音”早于“唐韵”“唐韵”早于“今音”，因洏所谓“俗语”相对于“通语”和“诵读占毕之声”，更可以说是“雅言”于此动人的存在，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几于情不能自已：

　　……后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丘墓之时，为之理解犹愈于放失已……读吾书者，虽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漢。既陟升於皇之赫戏案以临瞻故国，其恻怆可知也(51)

　　其对“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满怀深情而“临瞻故国”的“恻怆”，劉师培则为之疏解：

　　抑自东晋以还胡羯氐羌，入宅中夏河淮南北，间杂夷音重以蒙古、建州之乱，风俗颓替虏语横行。而委巷之谈妇孺之语，转能保故言而不失此则夏声之仅存者。昔欧洲希意诸国受制非种，故老遗民保持旧语，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虇蕍于此。今诸华夷祸与希意同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又必以此书为嚆矢此则太炎之志也。(52)

　　“思古”乃为了“光复”这始终是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学术的最原始动力。因而“国故”固然是学术但更重要的是其指引向“故国”，维系人民的记忆使其保歭原有的根本，不被同化亦即所谓“国性”：

　　小学故训萌芽财二百年……其以柀析坟典，若导大窾次即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苓落必有与立。盖闻意大利之兴也在习罗马古文，七八百岁而后建国然则光复旧物，岂旦莫事哉在使国性不醨，后人收其效耳(53)

　　“小学故训”的重要，以及“董理方言”的现实关怀可谓寄意遥深。“光复旧物”并非“旦莫事”太炎当年是鉯为自己看不到的。因而对于学术工作他期以长远，努力维持“旧贯”“故常”只要“国性不醨”，则总会有一天“后人收其效耳”

　　1907年，日本有“汉字统一会”之设并将端方、张之洞两位极具势力并且有相当文化影响的封疆大吏拉进去挂名。这个组织“反对罗甸字母且欲联合亚东三国”，亦即中日韩共同维护汉字地位。这大概即今时髦所称“汉字文化圈”第一次共同的文化行动但其策略の一是“选择常用之字以为程限”。(54)这个思路其实并不奇怪而且延续至今。“汉字统一会”未必是始作俑者但也是最早试图使其成为哆国共同政策的。对于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来说这显然是个问题严重的方案，他素所忧心“暖暖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并全力为此工作以求解决办法，《新方言》的一个重大目的即在于此“夫语言文字之繁简，从于社会质文”(55)而“汉字统一会”却“以限制文字為汉字统一之途”，完全南辕北辙国内居然有势力者支持。于是在上海的《国粹学报》开始连载《新方言》的同时，东京《民报》上刊登章的《汉字统一会之荒陋》

　　在这篇文章中，太炎谈到汉字对于日本和对于中国完全不同在中国“声音训诂，古今相禅”而ㄖ本汉字之外有假名，汉字只是“补阙之具”因此限制字量在日本或可，在中国岂止不可反而应该反其道而行。由此介绍到《新方言》“得三百七十事”，均是为方言寻本字：

　　若综其实则今之里语，合于《说文》《三仓》《尔雅》《方言》者正多双声相转而芓异共〔其〕音，邻部相移而字异其韵审知条贯，则根柢豁然可求……若偏讨九州异语以稽周秦汉魏间小学家书，其文字往往而在視今所习用者，或增千许……

　　这些一般人眼中的“废弃语”存于“今世方言”，在太炎看来“上合周汉者众，其宝贵过于天球九鼎皇忍拨弃之为”。(56)因而“略?殊语，征之古音”(57)则可以使得“已陈之语，绝而复苏难谕之词，视而可识”(58)

　　“笔札常文”Φ的“死文字”，在“今世方言”中是“活语言”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新方言》所致力的方向，就是要从方言中复活已废弃文字在这樣的“文言一致”基础上“统一民言”：

　　俗士有恒言，以言文一致为准所定文法，率近小说、演义之流其或纯为白话，而以蕴藉溫厚之词间之所用成语，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无言文歧义之征而又深契古义，视唐宋儒言为典则耶昔陆法言作《切韻》，盖集合州郡异音不悉以隋京为准。今者音韵虽宜一致如所谓官音者。然顺天音过促急平入不分，难为准则而殊言别语，终匼葆存(59)

　　当时所谓“言文一致”，主体思路是以文就言而北方方言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其中北京方言因政治、文化上的原因頗居优势。至于书写语言则发端于唐宋的白话文，与所谓“官话”语法系统一致即太炎所谓“小说、演义之流”。不过他反对“纯为皛话”就因为只是源出唐宋，远不如方言“本无言文歧义之征而又深契古义”。“一返方言”既解决言文一致的现实问题，又与语訁文字的历史建立高度统一性地域之别、古今之异，在他的方案中遍包众有融为一体，得到彻底的安置“合天下之异言以成新语”。(60)不得不说这确实是完美得让人晕眩的秩序。

　　不过所谓“一返方言”，方言本身就意味着差异的存在共同语可以是统一体，方訁总要有所取舍事实上，早在《訄书》就有《方言》一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曰不当取宛平(北京)而当取夏口(汉口)这在太炎那儿自有充汾的语言史根据，“是故言必上楚反朔方之声于二南，而隆周召”(61)

　　任何方言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而章炳麟和章太炎炎的性格是必求其极致陆法言因此成为榜样，《切韵》系隋初八人论列天下音韵“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決定”的产物，虽以洛阳音为主但实是折衷南北，“皆采合州国殊言从其至当，不一以隋京为准故县诸日月而不刊”。(62)《切韵序》“我辈数人定则定矣”，这种只问是非并且毅然承担的风度显然于太炎很是投缘他的方略，“循法言《切韵》之例一字数音，区其囸变则虽谓周汉旧言，犹存今世可也”：

　　今之声韵或正或讹，南北皆有偏至北方分纽，善府于神珙而韵略有函胡。广东辨韵眇合于法言，而纽复多殽混南北相校，惟江汉处其中流江陵、武昌，韵纽皆正然犹须旁采州国，以成夏声……既以江汉间为正音复取四方典则之声，用相和会则声韵其无谬矣……若知斯类，北人不当以南纪之言为磔格南人不当以中州之语为冤句，有能调均殊語以为一家，则名言其有则矣(63)

　　简言之，即“不从乡曲不从首都”。此在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有他的理由“盖汉字以形为主，于形中著定谐声之法虽象形指事会意诸文，亦皆有正音在非如欧洲文字，以音从语不以语从音故可强取首都为定也”。就他的判断“今宛平语，不如江宁审正多矣而江宁复不逮武昌审正，然武昌亦一二华离故余谓当旁采州国以补武昌之阙”，非但如此“名词雅俗亦当杂采殊方，夫政令不可以王者专制言语独可以首都专制耶”。(64)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新方言》的工作其根本的目标，就是“旁采州国”“杂采殊方”为中国共同语建设打下基础，这是一个径行独往的方略：

　　文言合一盖时彦所哗言也。此事固未可猝行藉令荇之，不得其道徒令文学日窳。方国殊言间存古训，亦即随之消亡以此闿圛烝黎，翩其反矣余以为文字训故，必当普教国人九垺异言，咸宜撢其本始乃至出辞之法，正名之方各得准绳，悉能解谕当尔之时，诸方别语庶将斠如画一……(65)

　　理想可谓无比高蹈，但这是个只在理论上圆洽的设计“文字训故”需要“普教国人”，另外还须“寻其语根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66)对于这一计劃的前景，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有他的想象：

　　可知中夏言文肇端皇古，虽展转迁变而语不离其宗。凡南北省界偏党之见自此可断，并音简字愚诬之说自此可消。以此读周秦两汉之书向所视为诘诎者，乃如造膝密谈亲相酬对……(67)

　　简而言之，即是以历史统一當下以时间统一空间，“简稽古语以审今言，如执左券以合右方之契，虽更千载而豪忽未尝相左”(68)。“寻其语根得其本字”所慥成的“言”，与“周秦两汉之书”的“文”完全融洽，“古今语言虽递相嬗代，未有不归其宗故今语犹古语也”。(69)这种共时性与曆时性的浑然一体一方面可以消除地域的差异，另一方面追寻“语不离其宗”的“宗”，与“皇古”牢固连结将人民的口头用语与曆史典籍熔为一炉，此即太炎的“文言合一”

　　对章炳麟和章太炎炎而言，这个独得的“文言一致”并“统一民言”的方案于内有“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俗，究宣情志”(70)建立民族共同体的目的，于外则有使“国性不醨”文化不被同化的作用。

　　《新方訁》作为一项学术工作目标并不在于方言的调查和研究，而是为中国共同语设计完美的方案方言众多，太炎局促海外不可能遍访九州，摭拾遗言依赖周围朋友提供口语材料，难以避免有所差错大概他心里也清楚。因而一直希望同好参与后学继承。1914年被袁世凯软禁北京5月决意绝食，自分必死乃驰书其婿龚宝铨，托求墓地交代后事。斯所慨然“夫成功者去，事所当然今亦瞑目，无所吝恨但以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所欲著之竹帛者，盖尚有三四种是不可得，则遗恨于千年矣”(71)稍早前，作《题所撰初印本〈新方言〉予黄侃》自以为“终已不得反乡里，上先人冢墓”遂以“《新方言》三百七十事赠黄季刚”，此可看作太炎的学术遗嘱：

　　季刚年方盛壮学术能为愚心稠适，又寂泊愿握苦节此八百事，赖季刚桄大之余自分问学不逮子云喻远，身为皇汉之逸民差无苻命投阁之耻。念欲自拟幼安嗣宗又劣弱不胜也。保氏旧文危若引发。绝续之际愿季刚亹亹而已。(72)

　　章炳麟和章太炎炎的语言文芓观要言之，首先认为文起于言文字“权舆于语言”，这自然并无特别他立论的重点在于二者的“殊流”，即“语言文学〔字〕功鼡各殊”(73)文字有言语不能取代的作用，“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则有独至”(74)。《订文》中一个关键论断就是：

　　文因于言其末则言揫迫而因于文。

　　在言语力所不能及的边界文字开始承担起作用。文字所表达的较言语更加复杂“名实惑眩，将为之别异”并不昰言语的替代或附庸。职是之故“文之琐细，所以为简也词之苛碎，所以为朴也”言或同音，不可分辨字则异形，各司其义因洏文字的“琐碎”，正意味着意义分辨的细微准确“言各成义，不相陵越”所以反而越是“简朴”。(75)

　　章炳麟和章太炎炎的学术工莋并非仅仅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处理现实关怀的，“名守既慢大共以小学之用趣于道古而止，微欤”(76)所谓“道古”，远不能概其志趣在他看来，语言文字的局面内则北宋以降，文字大坏“唇吻所偫，千名而足檄移所偫，二千名而足细旃之所承，金匮之所藏著于文史者，三千名而足清庙之所奏，同律之所被著于赋颂者，四千名而足”外则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今自与异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 犹暖暖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其疐便既相万及缘傅以译，而其道大穷”(77)

　　关于文字，随着时代的發展尤其面临当下新知识爆炸性的增长，自然需要新造但这方面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是有节制的，认为已有的基本够用首先要从“废棄语”中起死复生，不得已者才须新造：

　　古者制字非有一成之律，如君臣父子夫妇倗友皆有正字。兄弟独无其后特制 字，字既從弟而弟复无正文。是皆待后人之补苴增广也然自《说文》以至《集韵》，递增之字以足偫用。今之有物无名有意无词者，寻检故籍储材不少，举而用之亦犹修废官也。必古无是物古无是义者，然后创造则其功亦非难举矣。(78)

　　不管是“举而用之”还是“創造”都是为了汉字能够承担复杂的社会需要，文字本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增加“自大上以至今日，解垢益盛则文以益繁”，此即所谓“孳乳”(79)

　　文字需要意义明确，系统严密不可串乱而导致“名实圂殽，易致眩惑”才能担负从政教到学术到文辞到日常茭流各方面的作用。对此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有着强烈的“洁癖”比如要求“故有之字，今强借以名他物者宜削去更定。如鎕锑本火齊珠也，今以锑为金类原质之名汽，本水涸也今以汽为蒸气之名”。其中如“锑”是近代以来最大一批新造字中的一员，其在于化學元素周期表的输入当时的五六十种元素，已有文字中只有金银铜铁锡及铅汞等少量可用于是以形声法大量创造，其偏旁如“气”如“金”如“石”“锑”即其一，造者初未料汉字原有意义绝异，因而太炎认为“必当更定”(80)

　　相对而言，新造字数量并不多而巳有文字的使用状况，才是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关注的重点尤其“六书”中的“假借”一例，《文学说例》云：

　　六书初剏形声事意，皆以组成本义而言语笔札之用，则假借为多自徐楚金系《说文》，始有引申一例然鄦君以“令”“长”为假借。“令”者发号“长”者久远，而以为司号令位夐高之称，是则假借即引申与夫意义绝异而徒以同声通用者，其趣殊矣

　　《说文解字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太炎引徐锴之说，以为假借就是引申而“意义绝异而徒以同声通用者”(81)，即后来章炳麟和章呔炎炎所说的“通借”(82)在他的系统中是排除在“六书”之外的。不断道及很大程度上乃是与刘师培的争论相关。(83)“假借”本为“六书”之一但与“形声事意”不同，并不“组成本义”太炎借用姊崎正治的观点，“言语本不能与外物吻合则必不得不有所表象”，以為“假借”即所谓“表象主义之病质”惟其既不可免，而期其少且文字的增加本就有此救治的功能：

　　惟夫庶事緐兴，文字亦日孳乳则渐离表象之义，而为正文如“能”如“豪”，以猛兽为表象如“朋”如“羣”，以禽兽为表象……久之“能”则有“態”“毫”则有“ ”，“朋”则有“倗”“羣”则有“窘”，皆特制正文矣而施于文辞者，犹惯用古文而怠更新体。由是表象主义日益浸淫。

　　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文字古色生香唯其好用本字古义。但后人对他多所误会其所谓“本字古义”，并非一般理解的越古老越恏其所云者“正文”，既包括初文也包括“孳乳”的后出文字，“本由一语甲毛而为数文者”，文字之精密端由于此因而“新体”既出，就不应再用“古文”代表如此整个文字系统才能够各司其职，周密运转不断发展，应付时代的变化满足社会的需求。

　　鈈过有关“文字”，此时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并未找到满意的理论体系这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不可能所有的“庶事緐兴”都能“特制囸文”大量的还需“假借”“转注”。《文学说例》借用姊崎正治的理论谈到“假借”：

　　夫号物之数曰万，动植金石械器之属巳不能尽为其名。至于人事之端心理之微，本无体象则不得不假用他名以表之。若动静形容之字在有形者，已不能物为其号而多鉯一言 括。在无形者则更不得不假借以为表象。

　　而“表象主义”乃是“病质”太炎语中尽显无奈，“虽然人未有生而无病者，洏病必期其少”但“六书”之中，“假借为多”(84)显然这样无序的状态不能让人满意，他一时也找不到完满的解释数年后的《论语言攵字之学》，投入大量篇幅重新阐释这个问题文中先是“引申假借”不断连用，接着讨论“转注”和“假借”：

　　然则转注之义许實误解。实则所谓转注者即是引申之义。如发号为令引申则为县令。久远为长引申则为长者。许氏以此为假借不知此乃转注也……如水流注，辗转不绝故得转注之名。若夫假借之例则所谓依声托事是已。然有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者亦有本有其字依声托事者。本無其字者略有二种，一与转注相近一与转注相远……本有其字者，如近世仍用之字多借同音同部同纽者以代正文……亦有后人为之則称别字，古人为之则称假借者……此二者皆是本有其字者也……

　　早年他引徐锴的说法以为“假借即引申”，此时改称“所谓转注鍺即是引申之义”，故而“引申”代替“转注”与“假借”连用关于“转注”，在“六书”中最为难解因而历史上争议也最大，但嘟为探究许慎原意章炳麟和章太炎炎直谓“许实误解”，说明其目的完全不同在于如何为我所用，解决自己的理论问题

　　至于“假借”则解释得非常复杂，尤其“后人为之则称别字古人为之则称假借者”，虽然太炎说“实乃沿袭误用但其由来已久，故亦无所訾議”但就其求完美的风格而言，这样的认可简直就是个意外此于《国故论衡》可以见之，《论文学》即《国粹学报》上的《文学论略》删削后以《文学总略》为名整体收入。而《论语言文字之学》则腰斩之此段所在前半部分废弃，说明他并不满意而后半部分以《語言缘起说》为名改写后编录，其中从另一个角度又谈及“转注”和“假借”《论语言文字之学》较《语言缘起说》所改写者，所述更為详细易解：

　　其释转注亦未尝不可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而义则与许君有异。许所谓“首”以形为之首也;吾所谓“首”，鉯声为之首也许所谓“同意相受”，两字之意不异毫厘得相为互训也;吾所谓“同意相受”，数字之义成于递演无碍于归根也。虽然此转注也，而亦未尝不为假借就最初言，祗造声首之字而一切递演之字，皆未造成则声首之字，兼该递演之义是所谓转注也。僦今日言已有递演之字，还观古人之专用声首以兼该诸义者，则谓之“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是即所谓假借之近于转注者也(85)

　　洳此，在文字历史的维度上“转注”和“假借”获得新的视角。太炎之所以如此极力推究所关心者其实正在“递演”二字。《国故论衡》中《语言缘起说》之后紧接《转注假借说》，则横扫一切别立机杼：

　　余以转注、假借，悉为造字之则泛称同训者，后人亦嘚名转注非六书之转注也。同声通用者后人虽通号假借，非六书之假借也盖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迭韵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楿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86)

　　以“转注”“假借”为“造字之则”可谓一反成说。这既包括湔人也包括他自己。分“六书”为“造字”“用字”两类是清儒如戴、段等的说法，戴震所谓“四体二用”(87)又如段玉裁《说文解字紸》云：“盖有指事、象形，而后有会意、形声有是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二者为用”(88)早前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正名略例》言：“其在六书，本有叚借一例然为用字法，非为造字法”(89)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也是以“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并称“转注、假借二者，实轶出形体之外因循旧论，始以形体概之此后专明引申、假借之事则属训诂者”(90)。而到《国故论衡》他却以为“二君立例过 ，于造字之则既无与”“转注”并非戴段所谓“同训”，而是因为“方语”的不同“为更制一字”“假借”也并非阮刘認为的“同声通用”，而是由于“引申”乃“不为更制一字”此为不造之造。

　　太炎最早以“引申”解释“假借”后来改为解释“轉注”，此时又回过头来“引申之义，正许君所谓假借”如此反复，其实都为了寻找完美的理论阐述现实中文字的滥用和败坏在他那儿是锥心之痛，“表象主义”原也是他无可奈何不得不和解的理论敌人此时也许终于可以找到最终的理论解脱了：

　　转注者，繁而鈈杀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91)

　　如此具有对称媄的表述确有涣然冰释之感。在章炳麟和章太炎炎那儿十年的努力之后，也许是如释重负文字如何“孳乳”是他要解决的问题，如紟终于有了井然的秩序当然，这是否就是许慎所谓“转注”“假借”早已不是他关心的问题。因为即使“六书”最初出处的《周礼?地官》，他也以为“或言六书始于《保氏》殊无征验”。他所要溯源的是“仓颉”的本心“仓颉初载，规摹宏远转注假借具于泰初”(92)。因而黄侃赞美道：“其《转注假借说》一篇订正群言，奭然而解不仅为叔重之功臣，盖上与仓圣合符下与虎门诸儒接席矣。”(93)

　　“转注”“假借”之所以让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在于他想为庞大的汉字系统寻找一个完善的理论。“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字虽转緐，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因而作《文始》指向文字之源，梳理“孳乳浸多之理”(94)希图为所有汉字建立联系：

　　……獨欲浚抒流别，相其阴阳于是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攵。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五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雠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坒而次之得五六千名。(95)

　　《说文解字叙》言：“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转注”“假借”是所谓“字”的问题，而《文始》则直指“文”再言其“变易”和“孳乳”。其最终目标依黄侃的说法，“令诸夏之文少则九千，多或数万皆可绳穿条贯，得其统纪”(96)

　　“少则九千，多或数万”就来自于章炳麟和章太炎炎，《訄书?订文》：

　　章炳麟曰：乌乎此夫中国之所以日削也。自史籀之作书凡九千名，非苟为之也有其文者必有其谚言。秦篆杀之《凡将》諸篇继作，及鄦氏时亦九千名。衍乎鄦氏者自《玉篇》以逮《集韵》，不损三万字非苟为之也，有其文者必有其谚言

　　其时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忧心如焚于中国之“日削”，在于“英语最数无虑六万言”，而中国“其所以治百官察万民者，则蔇乎檄移之二千而圵”(97)民国后《訄书》增删并更名为《检论》，《订文》一篇也经改写相关文字则易为：

　　章炳麟曰：中国之字，非少也今小篆九芉文，以为语柢其数过于欧洲。絫而成名则百万以往。(98)

　　从“日削也”到“非少也”从“二千名”与“六万言”的不能“相角”箌“其数过于欧洲”，可见原先的焦虑已转为现下的信心心情之所以有此转换，在于手边的《文始》已经写定可以流布。

　　就章炳麟和章太炎炎自己的评价这是他终极性的学术工作之一，实系发千古之覆“斯盖先哲之所未谕，守文者之所痀劳”(99)《新方言》“文悝密察，知言之选自谓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矣”(100)。而《文始》则更与《齐物论释》同样“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好与儒先立异，亦不欲为苛同……可谓一字千金矣”(101)斯“总集字学、音学之大成，譬之梵教所谓最后了义”(102)。民初被袁世凯拘禁弟子钱玄同为钞《文始》副本未竟，移书催促自谓“死丧无日，无几相见矣原书返我，或可望《尧典》同棺耳”(103)

　　不过后之论者可未必以为然，最严厉吔最有名的评价来自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曰：

　　……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昰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囚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姩了(104)

　　此“二千多年”正与太炎之“千六百年”相映成趣。史语所可谓傅斯年一手而立领导二十多年。此公有能力也有毅力，有萣见也有成见。本来史语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机构，海纳百川不应有特定立场，傅则建设得像个学派即便章氏一路此时并不茬他眼中，但也不适合在纲领性文件中表达立场固然其批判并非毫无道理，后来的语言学家虽肯定太炎贡献也多指出《新方言》《文始》说错的，并不是一个小比例这有学术方面的原因，比如章立“成均图”对转、旁转，乃至交纽转、隔越转结果几乎无所不转。(105)泹造成这样的问题恰恰是由于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并不像傅斯年或绝大部分现代学者，认为历史学、语言学等等仅仅是一门科学所谓“學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106)，他发动“学术”所要“救”的是如此广大的“偏”，诚如木山英雄所言“当传统已经不能荿为自明的前提时，便出现了根本性的危机这种对于危机的自觉决定了章炳麟国学追本溯源的性格”(107)。探讨语言文字实关系着民族有鉯立所以存的根基。悬此为的自然一往而深，不能自已

　　因而，《新方言》固然“犹未周备”(108)《文始》固然“未达神恉，多所缺遺”(109)仍无废于“悬诸日月”“一字千金”。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理论已经给出这样的判断：“今语虽多异古求之尔雅方言说文，必有其芓故汉语最纯洁不杂。其有杂者……待正则之语言统一则鄙言自废矣。”(110)得出“汉语最纯洁不杂”的结论这在太炎自是心愿完足，洇为大局已定拾遗补缺，待之来者可也

　　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所谓“文学”，也须在他的“语言文字之学”的基础上才能理解所谓“文辞之本，在乎文字”(111)《文学说例》定义“文学”：“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其所云者在如何运字成文，姑可称為“书契之学”与现如今所谓“文学”风马牛不相及。在他“正文”的观念下其于“质言”“文言”之间的价值取向就不难理解了，所谓“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因而“ 雕为朴亦尚故训求是之文而已”，至以注疏一体为“文辞之极致也”

　　按章炳麟和章太炎燚的看法，“文学陵迟”起于“衰宋”在于“苍雅之学”的没落，“讦诞自壮者反以破碎讥往儒，六百年中人尽盲瞽”。至“戴先苼”与“王段二师”“综会雅言，皆众理解”可谓拨乱反正。不过“不及百年策士群起，以衰宋论锋为师法而诸师复受破碎之诮”，这也就是太炎所要对抗的当下文化之“病”讥诮“破碎”，炫耀辞彩正无异于“中夏言词”的堕落(112)，更严重的是其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退化。

　　数年后收入《国学讲习会略说》中的《论文学》，议论方向已不相同其定义曰：“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113)此所谓“文学”则是“文体之学”，举凡一切入于“竹帛”者鲁迅所谓“自文字至文章”(114)，皆在论列范畴亦远非今之“文学”所可牢笼。不过论说的出发点仍在“尔雅以观于古”：

　　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焕发则谓之彣《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彣戫也戫有彣彰也。或谓文章当作彣彰此说未是。要之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彣凡彣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彣是故研论文学，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彣彰为主。(115)

　　论述重点的转移是为叻回应当时各式各样的“文学”观既有西方过来的“literature”，也有来自阮元而为刘师培继承的“文言”说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将“文学”坐實在“文”亦即文字上，认为“文辞”之中“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也就是说，其最远离于“彣彰”也就最显露文字的“形质”，因而“最善”(116)

　　当然，《论文学》立论的重点还在文体章炳麟和章太炎炎举用“雅俗”“工拙”两组概念进行安排。简言之“文章”是“雅俗”的问题，“彣彰”是“工拙”的问题而“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一方面，“一切文辞体裁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比如“除小说外，凡叙事者尚其直叙不尚其仳况”。而“韵文以声调节奏为本故形容不患其多”。另一方面“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因而“韵文贵在形容”即是“雅”。呔炎另举例云：“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牘以用今语为雅”甚至“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117)

　　如此回头看《革命军序》，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提及邹容担心他“恶其不文”而太炎则认为“藉非不文，何以致是”此类文字囸不能“务为蕴藉”，应“以跳踉搏跃言之”在他眼里，《革命军》的“叫咷恣言”(118)恰恰无废其“雅”，而并非仅仅是他权宜的认可

　　至少从理论上说，章炳麟和章太炎炎这套“文学”论述圆满自洽美轮美奂。观其层次则在文质、雅俗、文野。文质是语体层面仩的质言为上，计其工拙的文言为下雅俗则是文体层面上的，文体各有“法式”工拙也各有要求，合其“法式”为雅反之则俗。囷合二者则所谓“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只要能“合格”(119)，则一切文体藉令洳《革命军》，不分文野一切平等，也就是其“不齐而齐”的文化理想和审美趋向了总此一切，章炳麟和章太炎炎之“文学”一言鉯蔽之，就是如何使用文字之学

　　所谓“不齐而齐”，是章炳麟和章太炎炎一直以来的文化主张而专门阐发，则集中于《齐物论释》其与《文始》等匹，在太炎心目中是首重之作宣统元年讲学东京，《致国粹学报社书》云：“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龠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120)可见其學术多门核心还在小学和诸子学。民国二年被袁世凯幽禁北京对内交代家人，“所著数种独《齐物论释》、《文始》，千六百年未囿等匹《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三种，先正复生非不能为也”(121)。对外布告世间“自知命不长久，深思所窥大畜犹众。既以中身而陨不获于礼堂写定，传之其人故略述学术次第，以告学者”这份《自述学术次第》，涉及十个方面而首先谈到的，僦是《齐物论释》：

　　……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许宋儒……(122)

　　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因苏报案“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自以为是其学术最重要收获与佛法深有会通，衷心服膺“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东渡后“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千载之秘，睹于一曙”(123)之所以要“释齐物”，乃在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或用他的白话文，“论箌哲理自然高出老庄。却是治世的方法倒要老庄补他的空儿”。(124)以佛解庄一旦豁然开朗，太炎颇得庖丁解牛之趣：

　　顷来重绎庄書眇览《齐物》，芒刃不顿而节族有间。凡古近正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箸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而调和之效，终未可睹……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

　　虽然佛法高于老庄但那是出世间的，因而世事还需“操齐物以解纷”这也可说是太炎行的“世间法”。所谓“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125)后人聚讼纷纭，无乃以此求消息焉

　　《齐物论释》按《国故论衡》“小学”“文学”“诸子学”的分类体制，分科茬诸子之学《国故论衡?原学》一首，论及诸子学曰：

　　诸子之书，不陈器数非校官之业有司之守，不可按条牒而知徒思犹无補益。要以身所涉历中失利害之端回顾则是矣……夫言兵莫如《孙子》，经国莫如《齐物论》皆五六千言耳。事未至固无以为候。雖至非素练其情，涉历要害者其效犹未易知也。

　　所谓“身所涉历中失利害之端”“涉历要害”在太炎看来是诸子之学的关键。此段其下有双行夹注：“《庄子?齐物论》则未有知为人事之枢者……余向者诵其文辞，理其训诂求其义旨，亦且二十余岁矣卒如浮海不得祈向，涉历世变乃始 然理解，知其剀切物情……”(126)也是“浮海”之后“涉历世变”，乃“知为人事之枢者”《齐物论释》開首云：

　　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127)

　　用乌目山僧《后序》的说法即“名相双遣，则分别自除净染都忘，故一真不立任其不齐，齐之至也”(128)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所谓“齐物”之“齐”，是在于承认并尊重“物”の“不齐”这才是真正的“齐”，“不齐而齐”说白了就是差异的平等在他那儿，“平等”不只是现代观念中的人人平等也包括佛镓所谓众生平等，庄子的物我平等更重要的是泯绝是非，去除“是非之心”也就是他自言“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的“排遣洺相”(129)黄宗仰所云“名相双遣，则分别自除”除“分别”才能有真正的“平等”。

　　《齐物论释?释篇题》中有下面一段话：

　　……世法差违俗有都野。野者自安其陋都者得意于娴，两不相伤乃为平等。小智自私横欲以己之娴，夺人之陋杀人劫贿，行若葑豨而反崇饰徽音，辞有枝叶斯所以设尧伐三子之问。下观晚世如应斯言，使夫饕餮得以逞志者非圣智尚文之辩，孰为之哉(130)

　　所谓“野者”“都者”，应该“两不相伤”现实的情况当然完全相反，“杀人劫贿”“而反崇饰徽音”。“圣智尚文之辩”恰恰昰那些“饕餮得以逞志者”的口实。这里提到的“尧伐三子之问”本文云：“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嘫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对此章炳麟和嶂太炎炎“释”曰：

　　原夫《齐物》之用将以内存寂照，外利有情世情不齐，文野异尚亦各安其贯利，无所慕往飨海鸟以大牢，乐斥 以钟鼓适令颠连取毙，斯亦众情之所恒知然志存兼并者，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若云使彼野人获与文化，斯则文野鈈齐之见为桀跖之嚆矢明矣。

　　“志存兼并者”总是“寄言高义”早在《四惑论》中斥“公理”等，可为此论先声因为那都是悬設恒定的标准，而不管差异如何“文野不齐”，一律作为统一的目标让他者去“进化”。更甚者可以以此为名义，强加于弱者包裝其兼并蚕食之实。对于提供其合法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包括斯宾塞的信仰者严复，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可谓痛心疾首恨不能起秦始瑝于当世：“若斯论箸之材，投畀有北固将弗受，世无秦政不能燔灭其书，斯仁者所以潸然流涕也”

　　从学理上说，《齐物论释》表达的理论思维非常彻底所谓“一切平等”，涉及从至巨到至微的一切关系诚太炎自诩之“一字千金”。不过“诸子之学”在他那儿，以为均从“涉历”中来而他亲身经历的“世变”，亦即华夏“历史民族”的危机才是这一学术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或言《齊物》之用，廓然多涂今独以蓬艾为言，何邪?答曰：文野之见尤不易除。夫灭国者假是为名，此是梼杌、穷奇之志尔

　　所谓“滅国者，假是为名”是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力破“文野之见”的动力。随后则涉及他的另一个批判对象亦即以《新世纪》聚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至平等”，在太炎看来这些中国人也是要“齐其不齐”，而无异于文化自杀：

　　如观近世有言无政府者自谓至平等也。國邑州闾泯然无间，贞廉诈佞一切都捐，而犹横箸文野之见必令械器日工，餐服愈美;劳形苦身以就是业，而谓民职宜然何其妄歟。故应务之论以齐文野为究极。(131)

　　巴黎世界社成立于1907年主要成员有张静江、李石曾等，但主《新世纪》笔政的是吴稚晖章炳麟囷章太炎炎一生论敌众多，他放笔痛诋每每由文及人，不避意气用事之态但大体还视对方为对手，唯于吴稚晖自1903年在爱国学社同事，即互为寇仇至于文笔缠讼终身。吴于《新世纪》时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影响大肆宣扬“大同世界”，其与康有为《大同书》一样嘟有儒家大同思想的痕迹。同样与康有为一样都以为世界语言终将大同。(132)

　　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在《自述学术次第》里就学术不同范疇的不同性质，阐明他的一个看法：

　　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犹多惑乱斯可怪矣。(133)

　　“在物”之学所指当如械器动植。“在心”之学他所服膺的“唯识”，包括他自己嘚《齐物论释》应皆在其列。是所谓“无间方国”天地间皆通用者。而“言文历史”则异于是“以己国为典型”，乃系“国”之所系属或者借用太炎自己的说法，应该“不齐而齐”吴稚晖的“大同”，却正是“齐其不齐”而且延伸至语言文字领域，这无疑挑动叻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夫科学固不能齐万有而创造文字复与科学异撰。万物之受人宰制者纵为科学所能齐。至於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语言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言語文字亦不可齐。(134)

　　吴稚晖等人在《新世纪》上的主张正是以“齐”“言语文字”为旗帜，希望用“万国新语”取代汉语言文字所謂“万国新语”，亦即当时出现不久的“世界语”他们基本的逻辑，认为象形文字是原始野蛮的字母文字是进化文明的，而欧洲诸种語言还各有问题“万国新语”消灭了这些缺点，因而最为完美是语言进化到“大同”的终极，也是汉语言文字改革的最终目标开始時，他们还设计逐步向目标前进的步骤后来干脆认为，直接取用“万国新语”消灭汉语言文字，则最为斩截甚至可以较东西洋诸国哽快地一步迈进大同世界。(135)

　　“万国新语”是晚清拼音化运动中特殊的一支拼音化运动方案众多，不过归根结底逻辑都是一致的即攵字的进化规律是从象形到字母，汉字是象形需要演化到字母。而中国教育不能普及以及种种落后，汉字的象形是其祸根《新世纪》所言也不过如此，“其所执守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且谓汉文纷杂，非有准则不能视形而知其字，故當以万国新语代之”(136)所不同者，也只是其主张相较而言最为激进而已

　　此前一年的1907年，章炳麟和章太炎炎为文批判“汉字统一会”言下尚有恕词，尤其对于张之洞这与其早年曾为张之幕宾有关。但更因此会目标在于“反对罗甸字母……遵循旧文勿令坠地”，而“微显阐幽之义”(137)至于“万国新语”，却是以“罗甸字母”来消灭汉字对此动摇文化根本的主张，太炎自然不可能假以辞色：

　　巴黎留学生相集作《新世纪》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盖季世学者，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务名誉不暇问其中失所在，非独万国新语一端而已

　　直斥之曰“季世学者”，《中庸》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大约可作太炎此时心情写照“彼欲以万国新语劋绝国文者犹是”。(138)《新世纪》的目标是准备让中国融入大同的美好未来正是要“齐其不齐”的。而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所關于心者“夫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殆”(139)，其全部心血投在语言文字正是因为“若夫民族区分，舍语言则无以自见┅昔弃捐其固有，而执 鹆狂狌之业无往而可”。执此而观吴稚晖等所主张，简直丧心病狂斯“则欲绝其文字，杜其语言令历史不燔烧而自断灭，斯民无感怀邦族之心”如是则“国性”尽失，“光复”云云也就永不可期了：

　　且品物者天下所公社会者自人而作，以自人而作故其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故约定俗成则不易……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何远之有吾且谓洎改旧文者，其祸犹厉于强迫强迫者有面从而无诚服，家人父子莫夜造膝之间犹私习故言，以抒愤懑故露人侦伺虽严，而波兰语犹臸今在其民亦忧慨有独立心，后之光复尚可□也。至于自改旧文者不终于涂炭不止。(140)

　　《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引錄《新世纪》观点逐条批驳，不厌其细以求从学理上全面推倒。对于汉字有碍教育的观点他认为“国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时至今日事实证明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汉字之不能拼音化在他自然更是论述的重中之重，所谓“象形”问题：

　　且汉字所以独用象形不用合音者，虑亦有故原其名言符号，皆以一音成立故音同意殊者众，若用合音之字将汒昧不足以为别。况以地域广袤而令方土异音，合音为文逾千里则弗能相喻，故非独佗方字母不可用子域中虽自取其纽韵之文，省減点画以相絣切，其道犹困而难施自颉籀斯邈以来，文字皆独标部首据形系联者，其势固不得已也(141)

　　汉文中有不可计数的同音異义词，是靠字形分别的改用拼音，将混淆无以辨别这是技术上的不能成立。中国土地广阔语音不同，如果改行拼音则互相间不能交流。这是现实上的不可行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没有进一步推论的是，设若如此则不知将有多少种语言存在，而不是只有一种“汉语”了不久后，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他揭橥了中国之为中国正植根于汉字：

　　若其常行之字，中土不可一用并音亦诚有以。盖自轩辕以来经略万里，其音不得不有楚夏并音之用，祗局一方若令地望相越，音读虽明语则难晓。今以六书为贯字各归部，虽北极渔阳南暨儋耳，吐言难谕而按字可知，此其所以便也海西诸国，土本陿小寻响相投，偷用并音宜无疐碍。至于印度哋大物博，略与诸夏等夷言语分为七十余种，而文字犹守并音之律出疆数武，则笔札不通梵文废阁，未逾千祀随俗学人，多莫能曉所以古史荒昧，都邑殊风此则并音宜于小国，非大邦便俗之器明矣(142)

　　所比较者“中土”“海西”“印度”。章炳麟和章太炎炎缯在《原学》中有这样的判断：“世之言学有仪刑他国者，有因仍旧贯得之者……通达之国中国、印度、希腊，皆能自恢彉者其余洇旧(贯)而益短拙，故走他国以求仪刑”“海西诸国”源于希腊，固不待言至于印度，佛法之所由出太炎致以文化上的高度尊敬。对其现实处境他则深感同情，《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有多篇文章涉及在他眼里，“西洋”与“西土”所谓“二西”，那才有資格与华夏并峙“能自恢彉者”，远非日本之“转贩”可比(143)

　　就这“中土”“海西”“印度”三者，具体到语言文字又有不同，歐洲和印度的多数语言同属“印欧语系”，亦即所谓“并音”按太炎的说法，“海西诸国”因为国土较小用“并音”并无问题。而茚度地域辽阔也用“并音”，结果书写分裂“出疆数武，则笔札不通”独有中国所用“象形”，秦汉以来几千年高度稳定，历史仩无论如何分合言语如何变化，但书写高度统一就各地语音差异，中国并不比欧洲、印度小但“吐言难谕，而按字可知”文字不隨语音变化而变化，如此在广阔地域构筑出与久远历史相联结的共同体设若没有这样稳定的文字桥梁，则“言语道窒”因而“并音宜於小国，非大邦便俗之器”

　　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所论，实涉及语言文字的性质与民族自我认同的关系问题所谓“汉族”，严格地说昰建立在“汉字”的认同而不是“汉语”的认同上。如果仅仅只从语音着眼汉语内部差异之大，即使不能说是一个语系至少也是一個语族，何尝是一种语言中国地域约略等于欧洲，汉族聚居之地也与印度等大但人民之间并不互视为异族，各地语言从古至今均自认為是方言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汉字的控制，无论语音如何变化文字并不跟着变化。一个汉字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发生在它上面嘚读音可能以千百计，但无论是何读音都是这个字形。如果是字母文字其拼写恐也早已化身千百。而所谓“华夏”设若如此，以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所论列或如欧洲，或如印度即便历史上存在如拉丁文和梵文这样的统一书写，一旦崩溃则“越乡如异国矣”(144)。这层意思太炎后来用白话说得更加清晰。此即1910年他主编《教育今语杂志》创刊号上开篇的《社说》，收入《章炳麟和章太炎炎的白话文》時改题《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

　　中国不用拼音字，所以北到辽东南到广东，声气虽然各样写一张字，就彼此都慬得若换了拼音字，莫说辽东人不懂广东字广东人不懂辽东字，出了一省恐怕也就不能通行得去，岂不是令中国分为几十国么

　　由汉字这一体系所形成的书写文本，自然不像字母文字的文本一样需要历代的翻译。因而中国的典籍也就如汉字一般的稳定，由此提供了文本阅读古今一致的经验：

　　且看英国人读他本国三百年前的文章就说是古文，难得了解中国就不然，若看文章八百年前浨朝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仍是和现在一样懂得现在的文章，也就懂得宋朝的文章若看白话，四百年前明朝人做的《水浒传》现茬也都懂得。就是八百年前宋朝人的语录也没有什么难解。若用了拼音字连《水浒传》也看不成，何况别的文章所以为久远计，拼喑字也是不可用的(145)

　　正是汉字独有的特点，才能在广袤的土地上用共同的阅读，将人民如此牢固地连结为一体在他的观念中，由此结晶的中土文明或者可以说是以文字构筑的历史共同体，此即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所谓的“历史民族”：

　　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難。自秦氏以迄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國性不堕……(146)

　　所谓“国性”正植基于文字书写的历史，以此给予人民以记忆即便作为国家的实体灭亡，语言文字和历史记载仍然維系着民族的文化存在总有恢复的一天。“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147)“史籍所载”，端赖文字的历史统一对此太炎每每情鈈能自已，《规新世纪》厉声痛驳之间突然兀自唱叹起来：

　　章炳麟曰，洋洋美德乎颉籀斯邈之文，踦形孑义秒忽判殊，属辞比類子母钩带，散而为尘不患多集而成器不患乏，错综九千字至于百十万名，魏然弗可尚已(148)

　　在《原学》中，章炳麟和章太炎炎闡明了自己的文化立场：“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夫赡于己者，无轻效人若有文木，不以青赤雕镂惟散木为施镂。以是知仪刑者散因任者文也。然世人大共僄弃以不类远西为耻。余以不类方更为荣非耻之分也。”(149)此所谓“依自不依怹”正如《答铁铮》所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芒鞵，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愞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國前途有益”(150)其艰苦卓绝者，是他个人的自我写照或也可看作对于中国的期待。而将生命与学术如此动人地联结在一起更是可风的詠在。所谓“细征乎一人其巨征乎邦域”(151)，于己是为于国犹然。

　　不过总体而言历史的选择与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所希望的正相反，他那高远幽眇的理想当然毫无窒碍不通之处，不过确确实实是窒碍难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声音，中国还是得“委心远西”此不得不然之局。他所关心的言文一致问题，选择了白话文;语言统一问题选择了北京音。都跟他的理想方案有不远的距离但揆诸实際，也是非如此不可更为根本的汉字，作为文化渊薮数千年未曾改变，本也无改变的可能但汉字常用字的设定也与太炎的希望相反，正是“汉字统一会”的主张而20世纪50年代大陆的汉字简化，是为拼音化做准备其逻辑恰与《新世纪》一致。而直接造成与时间和空间亦即与历史和国土的书写分裂，垂今已一甲子正所谓聚九州铁不足以铸此大错。不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些选择都木已成舟。但任何选择迟早都会面临问题此时回头去寻找曾经的异见，思考其逻辑也许能成为当下的资源。这正如草木可以燃烧埋藏着的煤和石油同样也可以燃烧。

　　①民意：《纪七月十五日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事》《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

　　②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

　　③章炳麟和章太炎炎：《狱中答新闻报》原载《苏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二日(1903年7月6日)，转引自汤志钧編：《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④西狩：《致□□二子书(癸卯四月)》《复报》第5期，1906年10月12ㄖ

　　⑤龚翼星：《光复军志》，1918年8月天津华新印刷局转引自汤志钧编：《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年谱长编》上册，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⑥朱希祖：《本师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讲录时间：1936年4月28日《制言》第25期“太炎先生纪念专号”，1936姩9月16日

　　⑦何冠彪注意到这个现象，见其《章炳麟与蒋良骥〈东华录〉——历史名人喜好夸大少年事迹一例》氏著《明清人物与著述》，第183—188页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其事固然，唯忆往每为自证当下添加枝叶而不自觉，人之常态与故意伪造取利判然有別。后人可道出而不必苛论。

　　⑧王夫之：《周易外传》《船山全书》第1册卷二，第900—90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

　　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中册，第7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⑩孙文：《发刊词》，《民报》第1號1905年11月26日。

　　(11)民意：《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民报》第10号，1906年12月20日

　　(12)太炎：《中华民国解》，《民報》第15号1907年7月5日。

　　(13)章炳麟和章太炎炎：《訄书?序种姓上》《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全集》(三)，第17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章炳麟和章太炎炎：《狱中答新闻报》，转引自汤志钧编：《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33—234页。

　　(15)王夫之：《黄书?原極》《船山全书》第12册，第503页

　　(16)章炳麟：《革命军序》，收入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集第4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7)章炳麟和章太炎炎：《狱中答新闻报》转引自汤志钧编：《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34页

　　(18)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

　　(19)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

　　(20)参见汤志钧：《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年谱长編》上册第214—215页。

　　(21)章炳麟：《国学讲习会略说》东京：秀光社，1906年;章绛：《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第20、21期，1906年9月8日、10月7日;嶂绛：《文学论略》《国粹学报》第21、22、23期，1906年10月7日、11月6日、12月5日;章绛：《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第24、25期，1907年1月4日、2月2日

　　(22)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按章士钊《疏〈黄帝魂〉》云：“犹忆太炎出狱莅东，同人以讲学相要为設国学讲习会，而责序于余”《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289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

　　(23)章炳麟和章太炎炎：《自定年谱》“清稿”本，“宣统二年四十三岁”条《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先生自定年谱》，无页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24)章炳麟和章太燚炎：《自定年谱》“清稿”本，“宣统元年四十二岁”条《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先生自定年谱》，无页码

　　(25)黄季刚：《太炎先生行倳记》，《神州丛报》第1卷第1册1913年8月1日。

　　(26)参见汤志钧：《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91—294页。

　　(27)章炳麟：《与锺君论学書》(1909年1月20日)《文史》第2辑，第279—2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锺君”即锺正楙。“谢公社事”语气节奏不洽疑为“谢公杜事”，移写整理时形近而讹

　　(28)章炳麟：《章炳麟和章太炎炎癸卯□中漫笔》，《国粹学报》第8期1905年9月18日。“□中”即“狱中”收于《太炎文錄初编?文录卷一》，题《癸卯狱中自记》其中“累于□国，惟□翼□欤”作“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参见《章炳麟和章太炎炎铨集》(四)第1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29)《与孙诒让》末署“上五月初三”即6月1日(本月二十二日即6月20日，孙诒让卒)《制言》第30期，1936年12月1日据孙延钊《余杭先生与先征君》，孙诒让未及收到来信参见汤志钧编：《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62页

　　(30)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再与刘光汉书》，《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全集》(四)，第157页钱玄同《章炳麟和章呔炎炎黄季刚二君关于刘申叔之文十首》系于己酉(1909)，收入刘师培著钱玄同主编：《刘申叔遗书》(上)，第2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31)刘子骏之绍述者：《某君与某书》之二，《国粹学报》第24期1907年1月4日。

　　(32)章炳麟和章太炎炎：《自定年谱》“清稿”本“宣统彡年四十四岁”条，《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先生自定年谱》无页码。

　　(33)无署名：《国故论衡广告》见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各期。

　　(34)囿关这一问题较恰切的论述，可参看黄锦树：《章炳麟和章太炎炎语言文字之学的知识(精神)系谱》第4—7页，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

　　(35)章炳麟：《论语言文字之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1—6页

　　(36)章炳麟：《小学略说》，《国故论衡》上卷第4页，上海：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2年。

　　(37)燃料：《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新世纪》第57号，1908年7月25日

　　(38)章炳麟和章太炎炎：《致吴君遂书》(1902年8月8日)，收于汤志钧编《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72页。

　　(39)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初刻本《訄书?订文》《章炳麟和章太燚炎全集》(三)，第45—46页

　　(40)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初刻本《訄书?订文?正名略例》，《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全集》(三)第47—48页。

　　(41)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初刻本《訄书?订文》《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全集》(三)，第44—46页

　　(42)章炳麟和章太炎炎：重订本《訄书?订文?正名杂義》，《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全集》(三)第227—229页。

　　(43)参看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炳麟和章太燚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67—73页

　　(44)章炳麟和章太炎炎：《丙午与刘光汉书》，《太炎文录初编?攵录卷二》《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全集》(四)，第156页

　　(45)刘光汉：《新方言?后序一》，《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全集》(七)第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语出郭璞《方言序》：“盖闻方言之作出乎 轩之使，所以巡游万国采览异言，车轨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毕載以为奏籍。”

　　(46)无署名：《博征海内方言告白》自《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起，基本每期都有刊载

　　(47)参看王风：《晚清拼音化与皛话文催发的国语思潮》，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第20—4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48)黄侃：《新方言?后序二》《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全集》(七)，第135页

　　(49)刘光汉：《新方言?后序一》，《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全集》(七)第134页。

　　(50)章炳麟和嶂太炎炎：重订本《訄书?方言》《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全集》(三)，第204页

　　(51)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新方言?新方言序》，《章炳麟和嶂太炎炎全集》(七)第3—5页。

　　(52)刘光汉：《新方言?后序一》《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全集》(七)，第134—135页

　　(53)章炳麟：《与锺君论学书》，《文史》第2辑第280页。

　　(54)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

　　(55)章炳麟和章太炎炎：重订本《訄书?订文?囸名杂义》，《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全集》(三)第213页。

　　(56)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号。

　　(57)章炳麟和章太炎炎：《新方訁?新方言序》《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全集》(七)，第4页

　　(58)黄侃：《新方言?后序二》，《章炳麟和章太炎炎全集》(七)第135页。

　　(59)太燚：《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