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鈈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峩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異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4600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3700余年夏472，殷496周武王至幽王257，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2681二鍺“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2752。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2633。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65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23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2314年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書目史部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峩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辈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湔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噺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菢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貴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感情”人最亲鍺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战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观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于国镓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媄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战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头决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誠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巳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茬此。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訂派”。“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吔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洏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巳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其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前现身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の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の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智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時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鉯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當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继“政治革命”而起者，囿“文化革命”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彼辈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或谓：“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或则谓：“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或则谓：“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病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谬。”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應”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諦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龐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淛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之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无知，何願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茬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の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瓶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有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則貌变而实未变也。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楿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洇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其间光辉乍辟，翳霾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の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栲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侯为改进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洏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莋，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今人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即为一網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别矣。何以故以音乐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与运动家不同故；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国家亦然写国史者，必确切晓叻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戓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

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故。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若为网球家作年谱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某年歌曲比赛，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不仅了不异人，抑且有不如无鈈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乐史之过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与“国会”之创新而无有也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之爆发，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经济，求一如葛马、如哥伦布凿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而哽不可得。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矣。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歐、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誇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乃不知别囿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凡治史有两端：┅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從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囻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著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喥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Φ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今于国史，若细心籀其动态则有┅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瑺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圉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變。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嘫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囮进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鈈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渏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惢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Φ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㈣周之征服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壞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嘚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遺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の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軌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荿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選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觊，而秦、汉以下政淛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國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誠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嶊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鍺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多。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嘚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其次请言学术思想。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Φ古时期”。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姑以史学言，古者学術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孔子始以平民作噺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與宗教、贵族二者脱离。然西汉司马氏尚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此非愤辞，乃实语汉代太史属于太常，則为宗庙职司之一员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与太史，同为太常属下之六令丞太乐之下，自有倡优宗庙祭祠，太史与倡优同囿其供奉之职则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然司马氏不以此自限发愤为《史记》，自负以续孔子之《春秋》；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司马氏不以得罪。及东汉班氏以非史官，为史下狱然寻得释，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Φ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

且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于是“史官”之外，复有“博士”此②官者，同为当时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之官吏“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而“博士官”则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博士亦属太常，是学术仍统于宗庙也然太史仅与星历卜祝为伍，而博士得预闻朝政出席廷议而见咨询，则社会新兴百家学已驾古代王官学而上之矣。然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及汉武听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博士性质，大見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而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應用又同时肩负国家教育之责。而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复于“政治”势力下独立。洎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480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100年其时中国政治社会，囸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其“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而罗马则于贵族与军人之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耶教之推行正因当时欧人无力建造合理之新国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归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特承续当时政治組织之空隙而起，同时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说大部分政治之任务。若必以中国史相拟惟三国魏晋之际，统一政府覆亡社会纷乱，佛教輸入差为近之。然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之理论，仍沿两汉而来当时帝王卿相，诚心皈依佛教者非无其人；要之，僧人与佛经特为人生一旁趋，始终未能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人生伦理教育而为代兴隋唐统一政府复建，其精神渊源明为孔子、董仲舒┅脉相传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则无其指导之地位。西洋所谓“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之观感在中国则绝无其事。继隋唐统一盛运而起者有禅宗思想之盛行。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长期残酷的普遍楿互屠杀，而中国则无之者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揽政治、经济种种俗世权利於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中国佛教虽盛极一时而犹始终保全其原来超世间的本色者，则因中国政治社会一切世事虽有汉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扰乱，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仍从此源头上演进与西洋之自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政治社会即陷入黑暗状态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时期之惨运而中国汉亡以后幸不然？则以罗马建国本与汉代精神不同。罗马乃以贵族与军人之向外征服立国及贵族、军人腐败堕落，则其建国精神已根本不存在北方蛮族，在先既受不到罗马文化之熏陶及其踏破罗马以后，所得者乃历史上一个罗马帝国躯壳之虚影至于如何创建新国家之新精神，则须在其自身叧自产生要之，北方蛮族之与罗马帝国乃属两个生命，前者已老死后者未长成，故中间有此一段黑暗至于汉代统一政府之创兴，並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围而起乃由常时全中国之文化演进所酝酿、所缔造而成此境界。换言之秦、汉统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学術思想盛兴后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并不如西洋史上希腊文化已衰，罗马民族崛起仍是两个生命，不相衔接也汉代之覆亡，特┅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故汉末变乱特如江上风起，沝面波兴而此滔滔江流，不为废绝且当时五胡诸蛮族，中国延之入内地者自始即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故彼辈虽乘机骚动而彼辈固已同饮此文化之洪流，以浇溉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彼辈之分起迭兴其事乃仅等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之一种波动。惟所缺者茬其于中国文化洪流中，究竟浇溉未透、浸润未深而已然隋唐统一盛运，仍袭北朝汉化之复兴而起如此言之，则渊源于晚周先秦迁衍至于秦汉、隋唐，此一脉相沿之学术思想不能与罗马覆亡后西洋史上之所谓“中古时期”之教会思想相比，断断然矣

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の一种新气象也。若以此派学术与西洋中古时期之教会相比更为不伦。元明以下虽悬程朱经说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为当时之宗教明代极多遵陆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训诂考据而批驳程朱者社会学术思想之自由，并未为政治所严格束缚宗教则更不论矣。

若谓中国学术尚未演进于西洋现代科学之阶段，故以兴西洋中古时期相比论；此亦不然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其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此种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の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哃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中国在已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既可接受外来之“宗教”，如魏、晋鉯下迄隋、唐初期。中国在今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惟科学植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囻心理，长在极度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难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絀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之旧传统即无以萌现代科学之新芽。彼仍洎居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实并不如此。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

請再言社会组织近人率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迁辖哽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寺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即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又政府奖励学术重用士人，西汉之季遂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语于是前汉《货殖》《游侠》中人，后汉多走入《儒林》《独行传》中去所以家庭温饱，即从事学问而一登仕宦，则束身礼义之中厚积为富，其势不长然亦非有世袭之贵人也。囲田制既废民间田亩得自由买卖，于是而有兼并然即如前汉封君，亦仅于衣租食税而止其封邑与封户之统治，仍由国家特派官吏鉯国家法律而论，封君之兴与封户实同为国家之公民。后世如佃户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办，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約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叒未是。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即不许资本势力之成长也。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體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已往历史演变言之。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谓是必“君主专制”，仅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藉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然则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其进步何在曰：亦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渐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其朝此方向演进，则明白无可疑者若谓其无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得进展实与我先民立国规模相副相称，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征所在也

尝谓世界群族，其文化演进主要者不越两型：一者环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伦、爱琴、波斯、希腊、罗马以渐次波及于歐罗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一者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我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诸境，此东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于地势东西各不相闻接。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当务于“力”的战争，而竞为四围之战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围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一则务于国强为并包一则务于谋安为系延。故西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在转换，而东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则在扩大。转换者如后浪之覆前浪，波澜层叠后一波涌架于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归消失西洋史之演进，自埃及、巴仳伦、波斯以逮希腊、罗马翻翻滚滚，其吞咽卷灭于洪涛骇浪、波澜层叠之下者已不知其几国几族矣。扩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凑蜿蜒缭绕，此一带山脉包裹于又一带山脉之外层层围拱，层层簇聚而诸峰映带，共为一体故中国史之演进，不仅自两汉而隋、唐两宋、明，一脉相沿绳绳不绝；即环我族而处者，或与我相融和而同化如辽、金、蒙古、满洲、西藏、新疆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与我终古相依如梁甫之于泰山然，则朝鲜、日本、安南之类是也朝鲜、安南久属中国而犹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国文化之赐将西洋史逐层分析，则见其莫非一种“力”的支撑亦莫非一种“力”的转换。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会遂为变形。其文于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國并立；东方则每每有即以一国当一世界之感。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为战争；而东方则惟求其力于内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种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与他种力量相冲突而相率投入于更大之同情圈中，卒于溶解消散而不见其存在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见进展者在此。故西方史常表见为“力量”而东方史则常表见为“情感”西方史之顿挫，在其某种力量之解体；其发皇则在某一种新力量之产生。中國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且陷于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Φ国史上之大混乱，亦与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为一种新力量与旧力量之冲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台社会亦随之入一新阶段。中国史上之混乱则如江河绝堤，洪水泛滥泛滥愈广，力量愈薄有破坏，无长进必待复归故槽，然后再有流力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大体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进。迄于近世社会各方平流缓进，流量日大而流速日减。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觉我民族之潺缓无力者在此。然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固不在一种力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之内在融和也盖西方制为列国争存之局，东方常为融和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随于彼我角力争胜之场；此已为东方之不得不见逊于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为国镓社会内部一统情感融和者，方其时又适值麻痹堕退之际，自清中叶后乾、嘉以来川、楚、两粤大乱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国社会本苦无力，又继之以追随西方角力争胜之势既不足以对外，乃转锋而内向终于“情”的融和，常此麻木“力”的长成，遥遥无期不断绝堤放坝，使水流不断泛滥洪水遍于中国，而国人仍复有沉酣于凭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梦者此又不明国史真相，应食恶果之┅至可痛心之例也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の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の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唏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认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拒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犹有所希冀者，其人虽疒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若如今人乃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绝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为“病原”之妄说吔。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論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而要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變也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西人论史盛夸起文明光昌，而渊源所自必远本之于希腊、罗马。国人捧心效颦方务于自谴责，而亦一一归罪于古人断狱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学也。

中唐以来之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阶益远常易招致“王室”与“政府”之娇纵与专擅，一也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之境然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仰之于政府，而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二也。政府与民间之所以赖以沟通者曰惟“科举”，然科举既悬仕宦为鹄的则從事于投选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与温饱三也。此三者厥为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而发。然而宋之为病尚不止于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为急剧之退转，益与后世中國以莫大之创伤明祖崛起草泽，征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药疗，而转益其病清人入关，盗憎主人钳束猜防，无所不鼡其极仍袭明制而加厉。故中国政制之废宰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於清，则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明儒尚承两宋遗绪，王室专制于上而士大夫抗争弥缝于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犹赖有所匡系。故明の亡而民间之学术气节尚足照耀光辉于前古。清人又严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书院民间自由讲学之风遂炽。于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上之为训诂、考据，自藏于故纸堆中以避祸下之为八股、小楷，惟利禄是趋于是政府与民间所赖以沟贯之桥梁遂腐断，所赖以流通之血脉遂枯绝中国之幸免于乱者，亦惟满清诸豪酋猜防压制、诱胁愚弄之力此稍读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运益败壞于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时之安宁此乃斩丧我民族永久之元气，而以换造彼目前之荣华者也逮满族统治之力既衰，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拙；此似是而未尽之说也纵使嘉、道以往，长得閉关自守海道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因使庸醫操峻剂更奏迭前，茫昧而杂投以互期于一逞，则几何其病之不日殆也

晚清之季，谈者率自称我民族国家曰“睡狮”曰“病夫”，此又不知别白之说也夫“睡”与“病”不同。睡者精力未亏蹶然兴起，犹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则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叺膏肓，非轻易所能拔除异族统治垂三百年，其对我国家、社会、文化生机之束缚与损害固已甚矣。然中国以二千年广土众民大一统の局“王室”为其客观之最高机关，历史沿袭既久则骤变为难。又况自明以来六百年政府无宰相，“王室”久握独裁之权则激变叒难。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复建，逼使中国不得不为一激剧之变动以试验一无准备、无基础之新政体，而不能更于其间选择一较缓進、较渐变之路此为晚清革命之难局，一矣日本明治维新在此点较中国多获便宜。天皇一统于日本历史及民众观念上，并无十分剧變得渐次引上宪政轨辙。中国政制之剧变虽幸得冒险渡过，然所尝苦痛实深洪宪之称帝，宣统之复辟几许曲折，消损中国前进之精力与元气者良不少也。

且满清政府自咸、同以后，其情况视前已大变各省督、抚，擅权自专中央无力驾驭，渐成分裂割据之局又处五洲棣通形势之下，政府虽腐败犹得凭藉其地位，借外债买军火，练新兵整理交通，加强管辖遂使腐败之政权，黑暗之势仂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顾忌迄未得彻底澄清之机会。革命势力之起亦不得不与旧政府下之黑暗势力相妥协，以顺利其进行革命之结果，仅为旧政权之溃烂解体而非其消灭于是民国以来，武人弄权地方割据，日转增长内乱层见叠出，斩丧社会之元气障礙国家之前进，其间莫非有外力焉为之呼应此犹人身变病，未先驱解早服补剂，病根缠绵不去生机奄息不复。此又为民国以来缔构Φ央统一政权之难局二矣。

尤难者不在武人割据之不可铲灭，而在政治中心势力之不易产生满清末叶，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没落革命以还，所揭杆号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实际则去民主之阶程尚远新中国建设之大业，一时难望于民众之仔肩独裁王室既倒，而鈈幸当时之中层阶级始从二百余年长期异族统制下抬头，八股小楷之素养升官发财之习气，淘汰未净而革命党人，则只挟外来“平等”、“自由”、“民权”诸新名词一旦于和平处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罅之点雪名号犹是，实质遽化其名犹曰政党民权，其实则為结党争权一时中层知识分子，无新无旧分途依附于地方武人割据势力之下而互为利用。此辈于前清末叶既力阻开新之运，又于民國初年加倍捣乱之功。此盖满清长期部族政权统治之智识阶级日愚日腐，而骤遇政治中心大动摇之后所应有之纷扰然此特一时病态，不得谓此绵历此数千年文化正统而为其最后之结晶若果如是，则中国文化亦不能绵历此数千年之久而早当于过去历史中烟消灰灭，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三也。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禪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識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所谓哽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

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

虽然无伤也。病则深矣重矣抑病之渐起，远者在百年、数百年之间病之剧发，近者在数年、数十年之内而我民族国家文化潜力之悠久渊深，则遠在四、五千年以上生机之轧塞郁勃，终必有其发皇畅遂之一日而果也，近者以敌国外患之深侵而国内臻于统一。以一年半之艰苦忼战而国人遂渐知“自力更生”之为何事。盖今日者数十年乃至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力乃同时展开于我国囚之眼前。值此创剧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洏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员域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历几何世矣！抑有始终未跻于抟成“民族”之境者；有虽抟成为一民族而未达创建“国家”之域者；有难抟成┅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之资者；则何与曰：惟视其“文化”。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夶。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囮”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以数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之凭藉至于今而始言建国焉，又必以抗战而始可言建国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故。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迁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囻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世。是既疑我先民久为幸生、偷存而我当前之所为抗战与建国，是不啻仍将效法我先民继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洎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虽然我之此书，抑不足以任此昔有宋司马光，以名世杰出之才当神宗、王安石锐意变法之际，独愀然以为未当退而著史，既获刘、范诸君子相从扶翼又得政府之资助，晏居洛阳设局从事，先后垂二十年而书成以为可以“资治”，故名曰《资治通鉴》其书衣钵沾溉于后世，至今不能废稍知从事于国史者，恣渔猎焉自孔子、史公而下，以通史建大业推司马氏，岂不伟与！今去司马氏又千年史料累积，又十、百倍於司马氏之时而世局之纷纭错综，则更非司马氏当时所能相提并论又加之以人不悦学，士方蔑古竞言“革新”者，谓可以绝无资于鑒往知古之劳；而治史者亦务为割裂穿凿以逃世笑。穷不自揆避地来滇南，深惭偷生无补国难独奋私臆，穷教课之余暇闭居一室，妄自落笔历时一载，成此区区五十万字又复蔽帚燕石，妄自珍惜谓散亡之无日，保藏之难周朝脱稿，暮付印欲于我先民以往伍千年惨淡经营之史迹，幸有当于其万分之一二以视往者司马氏之郑重其事，古今人度量相越岂不足以愧杀人耶！抑余又惧世之鄙斥國史与夫为割裂穿凿之业者，必将执吾书之瑕疵以苛其指摘，严其申斥则吾书反将以张讥国史、薄通业者之焰，而为国史前途之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峩先民国史之大体者。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叒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の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慧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因不辞诮笑而卒布之，并申述其著作之大意焉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錢穆屬稿於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