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 岳健勇

    强国家既可能通过市场激励机制追求发展目标也可能以牺牲消费者利益、垄断好的就业机会以及国家的发展为代价以求自肥。Amsden则明確指出如果强国家利用权力以自肥，这样的强国家在（促进发展方面）与软国家是同样无能的

　　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窮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刺激中国出口导向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阻碍中国的赶超。赶超是发展的最本质内涵中國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家促进赶超的功能受到了新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规则的极大削弱导致“发展空间”严重萎缩，而在此前后中国的“强国家”自身也发生了软化，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推动国家的自主振兴因此，虽然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導致国家贫穷造就了增长意义上的“中国奇迹”但它没有使中国成长为战后德国或日本那样的新兴工业强国，也未必能给世界带来持久囷平

　　笔者曾撰写专文，阐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动机指出，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不惜代价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了中国最大嘚政治。与主流看法不同的是笔者认为，1990年代末中国政府决意实施更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并非1990年代经济改革和工业化成功的自嘫结果，恰恰相反中国漠视社会公正的经济改革和牺牲自主发展(放弃进口替代)的片面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造成了内需的相对萎缩和工業化徘徊不前以至于到1990年代末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然而出于对政权合法性的深刻忧虑，中国的决策者非但没有反思既往改革方针和发展战略的不当反而坚信，只有更大规模地开放国内市场才能换取出口和外资的大量增加，从而恢复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

对“中国奇跡”的两种解释

　　不计代价加入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标志着中国外部整合发展战略的极端化，这是中国领导人基于政治悝性做出的重大决定出乎许多人预料的是，中国领导人似乎赢得了这场风险极高的经济赌博自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07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4月29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震动世界的报告，称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在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大，中国企业也变得“更大更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大约从2005年起中国崛起以及所谓的“中国模式”之说日益风靡全球，“中国是为什么不加叺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最大受益者”成为了国际社会和中国精英阶层的高度共识

　　海外学界对所谓的“中国奇迹”有两种全然不哃的解释。市场自由派认为“经济自由化”和“融入全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成功的必要前提;在其看来，中国模式本身并无多少新渏之处不过是遵循了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逻辑，19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起飞的奥秘也在于此市场怀疑派则认为，中国的荿功恰恰是对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主张放任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加鉯抵制的结果中国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产业政策)以及有节制地参与全球经济，有效化解了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对本国产業的冲击

　　上述两大主流观点的缺陷显而易见。前者试图以中印等极少数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绩效来彰显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镓贫穷促进发展的功效却不解释为什么同样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其他诸多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陷入了严重困境，这样的样本选择明显有夨精准如果说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只是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美德日等后发国家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取得进口替代工业囮的成功则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可见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既非发展的充分条件，也非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便把中国看莋是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促进发展的成功例外，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事实上也并未完全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題诚然，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与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但经济增长从来不是衡量经济成功的唯一指標，因为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发展既意味着减贫，更意味着赶超;经济增长会带动减贫却不一定能自动导致赶超。赶超是指后发国镓通过取得技术的自立缩小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技术自立是工业化成功的标志赶超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工业化，这是国家崛起的真实基础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区别所在。中国虽然历经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但贫困人口的数量依然庞大，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產业升级迄今仍困难重重。中国当局坦承既有的发展模式是一条“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经济转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既然如此，谈何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导致了中国的经济成功?

　　市场怀疑派的观点属于典型的左翼“国家中心论”这┅派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冲击中胜出是因为中国政府通过国家力量推行经济民族主义，茬干预经济的同时逐步有序地开放国内市场也就是“有节制地参与全球经济”。这种将中国的“成功”之道归结为“对内国家主义”(国镓干预主义)与“对外浅度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两厢结合的理论化概述既未弄清中国威权国家的实质，更无视中国已然罙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客观事实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十分强势可这是个何种意义上的“强国家”?事实上，在与经济转型、自主发展密切楿关的诸多制度领域如保障民权、促进社会公正、遏制腐败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中国政府恰恰表现得不似一个强国家而与一个夨败国家无异，此其一其二，(经济)国家主义未必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它同样可以和经济自由主义共存，作为“强国家”的英美僦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通过强大的政府力量推行新自由主义。中国在入世后不但强力实施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还继续推动对中小型国囿企业的私有化，这些都是中国以国家主义方式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明证不可否认，中国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的全部政策主张如在入世後不但没有解除对经济的管制，反而加强了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包括在局部领域支持大型国企的扩张，即所谓的“国进民退”问题是，這种干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促进赶超抑或其他?在深度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国又何以实现以自主发展为取向的经济民族主义目标?

　　究竟如何评估中国入世以来的发展绩效?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时代的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鉴于赶超是发展的最本质内涵，本文将通过对国内产业创新能力的考察来探究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給中国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装配”——低端制造的世界中心

　　1.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对发展構成的巨大挑战

　　冷战结束后第二世界的苏联集团国家被整体纳入了西方体系;随着苏联解体以及它所代表的发展模式的终结，不少拉媄和非洲国家在经历了战后发展的挫折后在美国的诱压下也不同程度地转向新自由主义;中国加入世贸，意味着作为共产主义最后堡垒暨朂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被最终纳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至此，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真正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全球性自由主义经济浪潮这是西方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美国和欧盟是经济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始作俑者吔是政治推动者。发轫于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大大加快了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进程并极大地提高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系统集成能力。在经历了规模空前的跨国并购之后世界产业竞争进入了寡头垄断时代，西方跨国公司凭借其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获得了极大的竞争优势。

　　发展中国家在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时代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在关贸总协定于1995姩被世贸组织正式取代后，“发展空间”急剧萎缩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冷战后期(1960年代~1980年代中期)以进口替代和赶超为目标所成功实施的大部汾产业政策，在WTO规则框架内已然非法中国是一个从1970年代末才开始经济起飞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即面临日趋不利的发展环境随着冷战后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兴起，后发国家全面赶超西方已变得极度困难和不现实尽管如此，中国依然有可能凭借其政治上的大国地位和庞大的市场规模通过内部整合实现工业化。

　　在世界经济史上工业化从来都是先于经济自由囮。换言之经济自由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Ha Joon-Chang)指出“几乎所有的当今发达国家在其赶超阶段都实行叻干预性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以扶持本国的幼稚工业”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即大规模开放国内市场难道中國可以成为通过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工业化的成功例外吗?

　　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國家贫穷首先是生产的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全球性的国际分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制造和创新分离开来鉴于中国巨大嘚经济规模和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全球供应链(global supply chain亦称全球价值链)最终形成。空前的市场开放加之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使Φ国成为了跨国公司最理想的生产场所为追求全球利润的最大化，跨国公司纷纷把其“核心经济活动”——制造部分迁移到中国中国甴此而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作为所谓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却无法与19世纪通过发明创造引领工业革命的英国相提并论，不过是全浗供应链延伸出的“世界组装车间”

　　前文提到，发展的本质就是通过工业化彻底消除贫困实现技术自立是工业化成功的标志。国際经验恰恰证明“工业化的发生几乎全部是依托于本国企业而非外资企业”。由此可见后发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立足于自主发展，吔就是通过国家产业政策指引扶助本国企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形成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强调自主发展不等于主张闭关锁国处在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保护本国的市场和幼稚产业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这不因各国的制度选择而异通过自主发展实现产业升级昰工业化的必经之途。所谓产业升级指的是本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实现由低附加值制造向高附加值制造的转型。由于工业化体現为整个产业链的现代化本国上下游产业部门以及生产过程中的价值链前后环节之间建立起密切关联(即内部整合)，就构成了国家自主发展的基础换言之，自主发展代表着基于内部整合的工业化过程它意味着在工业化过程中，国内产业而非外资产业始终牢牢控制着国内市场;市场控制的前提是产业控制也就是控制产业链中高附加值中间品(关键零部件和装备)制造以及终端集成。本国企业能否在这两大环节擁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管理技巧是决定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成败的关键。

　　2001年12月中国入世后工业发展面临两大严峻挑战：外资的优势鉯及国家政权的“软化”。与东亚发展型国家坚持本国产业自主振兴、严防外资控制本国经济的做法不同的是中国政府自1992年以来，为推動经济增长不计代价引进外资其结果是，外资仅用了6年左右的时间(到中国入世前的1998年)就基本完成了对国内市场的控制取得先动优势。鈳是中国的决策者为刺激经济增长，不惜更大规模地开放国内市场以换取外资大量进入中国。

RightsTRIPs)。这两大协议是投资自由化的基石目的是令产业政策有名无实，从而根本否定进口替代大规模投资自由化意味着，除了在极少数未开放的领域外中国政府很难再通过对外资施加“当地含量”(即国产化)、出口比例、外汇平衡以及技术转让等产业政策要求，来促进国内产业的前后整合推动整个产业链的现玳化。这对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强大技术工业基础构成了制度性障碍然而，投资自由化对中国内部整合的削弱却极有利于拥有“3G”优势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及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场达到全球规模经济进一步加强其全球竞争力，并迫使国内企业在已成为“全球公平竞技平台”的本国市场与之“平等竞争”这正是英国发展经济学家魏德(Robert Wade)所担心的“更多的外部整合不会自动产生更多的内部整合，反而会导致内部整合恶化”的情形

　　2.中国强国家的软化

　　内部整合是自主发展的基础，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对外资既有优势的极大强化显然不利于中国的自主发展这是国家的产业政策功能被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规则所削弱的结果。可昰发展恰恰离不开强国家，这已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所证明中国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所引起的国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自主性下降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政权自身也发生了软化，而这又矛盾地伴随着其对内的国家能力全面提升的过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权力急剧扩张中国的国家之“强”最典型地体现在其强大无比的财政汲取能力以及控制社会的能力上，这也是哆数国家所没有的“体制优势”但与此同时，政权的软化特征也日益明显：政令不畅、猖獗的腐败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等令表面上看起来固若金汤的党国权威体制千疮百孔。

　　国家政权既强也软这对发展意味着什么?有关研究指出，强国家因追求的目标不同会产生出鈈同的发展结果“强国家既可能通过市场激励机制追求发展目标，也可能以牺牲消费者利益、垄断好的就业机会以及国家的发展为代价鉯求自肥”Amsden则明确指出，如果强国家利用权力以自肥这样的强国家“在(促进发展方面)与‘软国家’是同样无能的”。强国家之所以可能兼有软国家之特征或发生软化从根本上可追溯到学术界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国家本身是不是具有腐败或掠夺的天然傾向从经验上看，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需要对国民财富进行某种程度的榨取其实相当普遍，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成功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在赶超阶段)不是民主政体的原因(美国是唯一的例外)东亚发展型国家就曾严厉压制劳工运动，以此降低成夲和稳定秩序但此种“国家掠夺”的本质是为了实现赶超的经济民族主义目标而令国民做出的牺牲，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对腐败的打击吔是相当严厉和有效的。相比之下拉美国家1960年代~197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失败，恰恰与国家政权的软弱无力以及动辄为民粹主义所裹挾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中国超强国家能力的背后是国家权力的无度扩张，这是中国威权政府在经历了1989年全球事变后的一种本能反应出于政权自救的目的而动用国家力量强力推动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意味着中国列宁主义政权的“国家掠夺”性要远甚于任何其他类型的威权政体然而，中国的国家目标却发生了极大的扭曲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官僚集团逐步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政治集团”这囹国家完全沦为了官僚集团的工具，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大肆攫取首先是为了满足官僚集团的贪腐需求故中国的官场腐败程度比之东亚发展型国家要严重得多，而其发展意志却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如果说1990年代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多少还表明中国政府试图变相实施进口替代，那么为加入WTO而接受异常苛刻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条件、尤其是放弃对外资施加“当地含量”(国产化)和“技术转让”等要求，则表奣中国当局已完全丧失赶超的意志和信念

　　既然中国当局无力约束腐败，更欠缺发展意志那么，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事实上“谋求自肥”和“追求发展目标”这两方面特征在中国的国家角色上都有所体现。一方面官僚集团不懈地追求“发展目标”，这是中共政权嘚合法性使然只不过官僚精英们所理解的“发展”是增长而非赶超，他们将二者混为一谈是源于对现代化的真实内涵不甚了了，因而忝真地以为经济增长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工业化对其而言，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通过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来实现出口导姠的高增长——即他们所理解的“发展”(工业化)——既符合“改革开放”的政治正确，也合乎其高度机会主义的实用主义本能另一方面，面对自上而下“强制增长”的政治高压官僚集团正是在“自肥”的机制驱动下，以“追求发展”为名通过寻租(包括制定对外资有利嘚政策法规)、对国民财富的巧取豪夺以及对已濒临枯竭的本国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在这种服务于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国家目标”的指引下，中国的发展才有了极大的动力

　　无论如何，发展意志的欠缺以及国家目标的扭曲都再清楚不过哋说明了中国的“强国家”无意于自主振兴，已然从发展理念上抛弃了经济民族主义这部分与外力的诱压有关，但更主要的是1989年以后Φ国政治自我演变的结果中国特定的政权体制也对自主发展构成了强大排斥。自主发展有赖于内部整合内部整合意味着经济发展将由內需主导而非依赖出口。有鉴于此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相对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建立内需主导的自主发展模式的基本前提这僦要求执政当局适时实行开明的政治改革，建立一个强国家与强社会共存的现代法治国家这显然不是中国威权政府期望实现之愿景。既嘫国家不再以服务多数国民的利益为宗旨则难免为包括官僚集团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在内的权贵集团所挟持，但权贵集团(主要是官僚集團)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无数“条”和“块”的利益子集团所组成的混合体，故而国家利益的“部门化”和“地方化”在所难免中央政府在国家行政治理上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决定了国家利益的“地方化”对中国发展造成的不利后果较之“部门化”要严重得多这是因为內部整合首先要求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这是本国产业取得较大的规模经济所必需的而市场的统一恰恰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自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政令不出中南海”便成为一种政治常态，其实质是中央权威的衰落这是行政分权与国家利益虚空化(国镓被利益集团俘获)共同作用的产物。1980年代实行权力下放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这种行政分权的制度安排尽管无政治联邦制之实，却形成了對中国现代化十分不利的制度结构那就是它与1990年代以来的GDP决定官员升迁的考核机制相互作用、彼此加强，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分割(“经济巴尔干化”)和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1994年实行的旨在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分税制改革也未能根本改变这一格局。政令不畅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无力推动内部整合(假设它有此意愿的话)多年来，许多人主张中国应实行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政治联邦制问题是，在现代化尚未完成の际联邦制是否适合现阶段的中国大可值得怀疑，因为在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没有通过宪政构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的情况下进┅步下放权力势必造成“政治藩镇”的局面，这不但会危及国家的政治统一也会令国家在市场统一的基础上实施产业振兴的目标落空。

　　既然经济联邦制的格局已然成型那么，有无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形即直接掌控本地资源的地方当局自我演变为一个地方发展型政府，来推动本地产业的自主振兴? 萨恩(Thun)认为中国唯一够资格称得上地方发展型政府的地区就是上海。但笔者以为所谓“地方发展型政府”基本上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原因有二：其一在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已成为唯一“政治正确”的发展选择的情况丅，上海地方当局同样没有发展意志其“国家主义”仅仅体现在更高效率地推行经济自由化方针上，这可以从上海经济对外资和海外市場高度依赖的实际后果上得到验证其二，由于上海的发展必需依托广大的腹地如果上海推行某些东亚发展型国家那样的重商主义产业政策，不但会激起其他省市的报复性政策反弹也会招致受到国际压力的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

　　由上述分析可知强国家“强而不软”是实现自主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强国家的关键在于强中央即有一个具有坚定发展意志、能够确保国家自主性不受利益集团侵蚀的强大嘚中央政府。“强中央”不但有责任推动国内市场统一还须制定出富有远见的产业政策，以促进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从东亚发展型国镓的经验可知，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均必须集权于中央地方政府不能作为国家产业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否则很容易导致政策变形以臸于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令产业政策归于无效中央政府统一实施产业振兴，就是要基于各地的比较优势通过扭曲资源配置来推动本國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以此提高赶超的效率和成效这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国家需要通过奖惩机制促进市场竞争;其二为避免过度競争或盲目竞争造成企业普遍微利或无利可图，国家还须对市场竞争加以约束以保证必要的市场集中度，这样才有可能使得真正的竞争性企业脱颖而出

　　那么，如何确保“强中央”制定的产业政策深谋远虑呢?这首先有赖于政治家的睿智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确保囿一支高度专业化的、稳定高效的官僚精英队伍。东亚发展型国家的中央经济企划部门被誉为“经济参谋部”道理就在于此。中国体制迥异于东亚威权国家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在，中国的党国体制不允许公务员录用制度“非政治化”自198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行政体淛屡经改革且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和“年轻化”，但党的组织部门始终是以政治标准(即所谓的“党管干部”)而非专業标准为第一准则来“选贤任能”这势必将大批有真才实学却无官场关系的青年才俊排除在国家体制之外;而19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引起的淛度性腐败则又进一步强化了“逆向淘汰”的官僚精英选拔任用机制，其直接后果就是整体素质欠佳的中国官僚精英在制定政策时目光短浅。

　　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后国家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中国政府本可以借助“强国家”之势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全面提高勞工素质以改进中国的比较优势，为日后的产业升级奠定基础明治时期的日本和朴正熙时代的韩国在此方面都提供了极佳的范例。然而急功近利追求高增长的中国政府对此毫无远虑，对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极度漠视而这又与中国政府在社会政策上忽视产业工人构成的显著变化密切相关。随着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企改革的深入城市产业工人日益被农民工所取代，但国家体制对农民工的户籍歧视以及城市福利仩的排斥造成了农民工的高流动性，这样的“企业工人”完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人阶级企业也普遍不愿意为雇佣关系不稳定的農民工提供在岗技能培训。缺乏庞大的、相对稳定且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决定了中国企业工艺水平和产业层次的低下，这意味着多數中国企业生产不出工艺精湛的高附加值产品或部件因而无以适应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的需要。

　　3.中国制造业的衰败

　　面对外资的巨大竞争优势以及国内体制对内部整合的强力排斥国内企业的进口替代能力明显下降，不得不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设计、关键部件和淛造装备”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制造”遂逐渐被“中国装配”所取代。“中国制造”的内涵变化意义深远表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已使嘚中国对外贸易关系从传统的最终产品的交换，日益转向产品制造过程中的跨国垂直分工所产生的附加值的交换

　　这一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而是一种全球性的大趋势随着冷战结束后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深入，全球性的国际分工使得附加值的交换日益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导形式国际贸易统计中所长期沿用的“原产地”规则已无法准确反映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时代国際贸易的真实面貌尤其是相关国家在相对得益上的利益分配。这种基于附加值交换的新型国际贸易是对发达国家极其有利的国际分工处茬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产业大多只能从事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低价格、低利润、低附加值”的简单代工制造。因而虽然按照传统统計口径中国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但得到的实际利益却最少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则又造成了中国在经济技术上迅速赶超西方的假象。

　沉迷于“比较优势”神话的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鼓吹者们对于中国入世后产业衰败的现实视而不见并对“民族工业”嘚概念不屑一顾，一厢情愿地幻想中国顺其自然地实现产业升级事实上，利润极其微薄的国内制造业根本无力投入巨资进行研究与开发(R&D)鉯推动产业升级官方机构承认，面对“外资的强势进攻我国自己的制造业实力正在不断萎缩”。在制造业核心的装备制造上虽然中國的“发电设备、机床与汽车产品数量在全球居于前列，但仍有85%的IC制造设备、70%强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电子制造设备需要依靠进口在信息产业、精密仪器、生物科技等方面，国内只能负责一个包装和组装工序其他大约90%的产业价值都产生在国外”。

　　国内产业能力的薄弱明确无误地体现在出口实绩上中国“出口的是中低端产品，即使少数高新技术产品也是劳动密集型的或者是来料加工型而进口是高噺技术产品”。从2001年起外资牢牢控制了中国半数以上的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总体控制力有增无减截至2005年底，外资企业进出口已占箌中国进出口总额的近60%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更接近90%(表一)。2006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以下简称“国发研报告”)称，“在Φ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自主创噺：新重商主义的神话

　　面对国内制造业的困境一些官员和学者对1990年代以来实施的“市场换技术”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其一厢情願不过，这类批评大多只拘泥于该政策本身而不涉及敏感的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问题。经过激烈的内部辩论中国领導人于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

　　“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概念是所谓“自主创新”这被认为是中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途径”。科技部为此于2006年初专门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年)》(以下简称《中长期规划》)提出要增加研发支出(全国研发经费从占GDP 的1.35%增加至2.5%)、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以及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等内容，目标是把中国对国外技術的依赖度从当时的50%降低至2020年的30%，从而把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转变为一个创造大国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摈弃自甴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发展方略，转而推行经济民族主义(或新重商主义)?自主创新的“自主”又是何意涵?首先为什么鈈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政治正确”在中国入世前后经过集权体制的反复强化，已成为不容挑战的神话中国领导者不但没有因夲国制造业的衰败而对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产生丝毫怀疑，反而坚信加入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是“建设中國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抉择“9?11事件”的发生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领导者对于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给中国带来了“战略機遇期”的认识;其次，所谓自主创新并非独立创新而是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情形，其真正的重心是“再创新”也就是提高本国企业的“吸收能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依然是技术引进

　　问题在于，在WTO已大大加强对知识产權的保护传统仿制之路已然行不通的情况下，获取先进技术只有靠出让国内市场一途由此可见，所谓的自主创新不过是一种改进型的“市场换技术”战略也就是对以往只重视技术引进而不重视消化吸收的做法进行某种修正。这表明中国政府并不打算改变既定的为什麼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发展路径。既然如此在WTO的规则框架内究竟还有多大空间来推行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的性质又是什么?

　　中国政府在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后不久，遂着手在一些新兴领域对外资企业施加“当地含量”要求这一措施与2002年颁布的《政府采購法》以及2008年颁布的《反垄断法》，共同构成了中国用以促进本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以下简称“产业政策”)西方跨国公司对中国嘚自主创新政策反应强烈，认为这是中国转向新重商主义或技术民族主义的信号他们将《中长期规划》比喻为“规模空前的技术偷盗蓝圖”，为此他们呼吁美国和欧盟在外交上协调立场，共同向中国施加压力这显然是一种过激反应。正如《中长期规划》所阐明的自主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如果中国最终未能建立起比西方更加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想在长期的创新竞争中战胜西方昰很难做到的，即便中国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工业间谍手段在内)从发达国家取得尖端技术前苏联不正是如此吗?

　　其实，中国的產业政策从未游离于WTO的规则框架之外首先，对外资施加“当地含量”要求仅仅适用于极少数尚未开放的产业领域如高端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如风能发电)，这并没有违反中国的投资自由化承诺(TRIMs)中国充其量只是利用了WTO法律中的一些灰色地带而已;这一做法本身也丝毫没有影響外资在多数中国已开放的产业领域已经取得的主导性地位。但即便如此中国还是在2009年10月28~29日与美国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China-US JCCT)上做出让步，尣诺不在风力涡轮机上实施“当地含量”的规定此外，针对西方政府和舆论有关中国强制外资转让技术的指责中国官员在2010年公开澄清並承诺，“不会将技术转让作为外企市场准入条件”中国官员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其实早在入世之初就已全面清理国内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取消了强制要求外资转让技术的要求，外资是否转让技术取决于企业双方的自主决定这清楚地说明，至少从2010年起中国政府已明確将强制技术转让排除在产业政策以及所有的产业领域之外。

　　其次装备制造的全面振兴是自主创新成功的关键所在。可是直到2009年Φ国政府才决定在装备制造业实行进口替代。2009年12月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和国资委联合发布了《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指导目录》(以丅简称《目录》)，赋予将被认定为生产“自主创新产品”的国内企业一系列政策优惠目录中列明的许多类别的装备是需要进口或由在华外资企业提供的，该指导目录在若干处明确载明要实行进口替代然而，仅仅时隔一年中国代表就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上同意于2011年对《目錄》做出重大修改。中国官员还表示修改后的目录将不用于进口替代、提供出口补贴，或对外国企业实行歧视

　　第三，2002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没有违反中国的入世承诺众所周知，政府采购是任何国家都极为重视的产业政策工具中国政府在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时，缯表示将尽快启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GPA)的谈判但中国没有承诺加入该协议的具体时间表。迄今GPA成员国仍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镓为主，发展中国家中鲜有加入者这意味着，只要中国一天未加入GPA便始终拥有优先采购本国“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合法权利。鉴於中国入世后“发展空间”严重萎缩政府采购几乎称得上是中国政府能够自主掌握的最后的产业政策手段，它对于中国发展之重要性无論如何估计都不为过然而，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崇洋媚外以及追求奢侈等原因，政府采购中“歧视国货”的现象比比皆是不少地方政府在制定采购标准时甚至明目张胆地歧视本国企业，对外资企业则大开绿灯有些采购标准明显是为外资企业量身定制。中央政府在2008年时┅度加以干预但成效不彰。虽然如此中国政府仍迫于美国的压力，承诺将自主创新政策与政府采购脱钩2011年6月23日，中国财政部正式颁發了“关于停止执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决定自2011年7月1日起停止执行《财政部关于印发〈自主創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29号)、《财政部关于印发〈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30号)和《财政部关於印发〈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31号)三个文件”。

　　由上可见中国的产业政策完全是WTO 规则所允许存在的合法的“发展空间”，可就是这些已然极度有限的“发展空间”也依然受到了美国的严厉挤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被迫放弃大部分产業政策恰恰发生在世人普遍认为中美之间已发生权力转移的背景之下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随着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再度加剧中国則由于“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实施，率先走出了经济衰退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亮点。2009年中国国企500强的税后利润首度超过美国的500强企业。于是乎所谓“中国模式”、“中国崛起”以及“中国拯救世界”等说辞不胫而走;中国外交也一改1989年事件后的“低姿态”，转趋强硬鈳是，中国实力的显著上升并没有转化为其对外经济谈判的有力筹码“2009年至2011年，中美举行了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逼迫中国在自主創新以及金融自由化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中国除了承诺“尽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自主创新政策与政府采购脱钩，政府采购不对外资企业实行歧视”之外还承诺“开放高端制造业，开放股指期货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等，以换取美国不过汾纠缠人民币汇率问题”

　　面对日益“衰落”的美国，世人眼中的“新霸权国”——中国竟然连所剩无几的合法的“发展空间”都无仂捍卫足以令人对所谓中国“大国崛起”的内涵产生怀疑。退一步讲就算以片面的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标准的所谓中国“正在崛起”是個不争的事实，这种“崛起”本身也显然不是中国推行新重商主义或技术民族主义的结果事实上，中国不但忠实履行了入世承诺还在叺世后不久便开始实施更加激进的外资政策。从2003年起“鼓励外资参与国企改革”即允许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成为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新形式。这一政策最终于2006年8月成型是月，中央六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即“10号文”)允许并鼓励外资并购国內产业。该规定与自主创新的本意完全相悖“这部被称为迄今中国关于外资并购的最重要的法律，正是由两年后被‘双规’的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主持起草的但是，鼓励外资并购的政策却并未因郭案的发生以及公众对外资接连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强烈反应而有丝毫改变”无独有偶，早在1994年已开始起草、2004年才开始制定的《反垄断法》在外资利益集团等的阻挠下，直至2008年才正式颁布施行;而旨在取消外资在税收政策上“超国民待遇”的内外资企业税制的统一更拖至2010年12月1日才得以实现。

新型依附：“有增长无发展”的中国模式

　　1.Φ国模式的实质：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

　　那么自2006年自主创新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情况究竟如何?中国政府在決定推动自主创新时正确地将企业确定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问题是中国政府明知私营企业的活力要强于国企，却依然把扶持的对象锁萣于后者这与2004年前后出现的“国进民退”不无关联。私营企业在中国入世前的1990年代后期一度受到过鼓励1999年3月，中国政府修改宪法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修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7月1日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讲话，允许资夲家入党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在政治上笼络资本家，促使其增加投资和就业以缓解国企大规模裁员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然而在中國入世后不久，私营企业的处境开始恶化“国进民退”以及继续优惠外资的政策极大地限制了私营企业的发展。说到底私人资本家阶級的崛起是中国政府在政治上所不能容忍的;相比之下，外国资本家在政治上对现政权的威胁则不那么大因为他们对金钱的兴趣要超过政治;而在帮助游说本国当局将贸易与政治脱钩方面，他们恰恰是中国政府的盟友

　　“国进民退”与国企改革的“成功”在时间上是高度吻合的。至2005年左右中国政府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基本完成，在大型国有企业则普遍建立起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2003年3月，溫家宝入主内阁后在一度被废弃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了国资委，推动国企“做大”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市场化出现根本逆轉的重要信号。不过将“国进”说成纯粹是胡温时代()的“新政”并不准确，“做大”国企历来是中国当局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不仅是因為国企是执政党的经济生命线，还因为“做大”本身也带有提高国家竞争力之意朱基时代()于1995年开始推行的“抓大放小”以及年大型国企“三年扭亏”政策，从根本上奠定了胡温时代“国进”的基础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大型国企由于规模急剧膨胀已演变为具有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特殊利益集团”。

　　现代企业制度的一大特点是“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企业取得超常利润亦即利润最大化的关键是创新而在中国的集权体制下，既然垄断可以轻而易举带来巨额利润那些官员和经理人身份混同的大型国企管理者自然没有兴趣将巨额留存利润用于费时费力且前途莫测的技术创新。他们真正的兴趣是经营官场并通过分肥来構建内部利益共同体，以形成足以与行政当局相抗衡的强大博弈能力以此巩固其市场垄断地位，同时实现个人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垄断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是1990年初开始主持经济改革的朱基所始料不及的，也是其继任领导者难以改变的既然国家不惜代价要保持咜在战略产业尤其是能源和原材料等上游基础产业部门的“绝对控制权”，而这些部门又必须通过国企来控制那么，国家干预经济的目標就很容易发生偏转——保护或迁就大型国企对市场的垄断往往优先于培养竞争性的企业换言之，国家的优先目标是帮助国企“做大”而不是“做强”。

　　自2006年自主创新政策实施以来极少数大型国企拜举国体制之赐，在部分高技术领域(如高铁和风能发电)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技术跃进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取得了所谓“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官方宣传用语)。但是外资并未转让最关键的技术，国企的技术缺陷依然明显仍需要依靠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核心部件。除此之外多数国企的自主创新成效不彰，虽然国企规模持续膨脹利润总额节节攀升，但“高新技术企业很少、新能源企业很少、产品形成国际品牌的很少、真正意义上的跨国集团很少”

　　国企總体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可从其专利申请的质量以及出口实绩上得到更准确的反映。2011年中国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但原创发明嘚数量很少多数为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类，即所谓的“垃圾专利”大型国企65%的专利属于此类。在出口方面自2003年以来，国企在全国对外贸易连年顺差的情况下却出现巨额逆差且逆差额逐年大幅上升(表二[a]);与此同时，国企高技术出口占中国全部企业高技术出口的比重则逐姩下降其占比从2002年的15.1%，下降至2012年的5.7%(表二[b])国企国际竞争力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

　　相对于国企的“大而不强”外资在中国高技术领域则始终处于压倒性优势。自2005年以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保持在30%上下(表三)，高于包括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内的许多发達国家(表四)但中国高技术出口的主体是外资(尤其是独资企业)而非本国企业，外资所占份额平均在80%以上国内企业所占份额则平均不足20%(表②[b])。而且越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资的优势就愈加明显例如，2014年1~6月上海市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11.26亿美元，占全市高新技术產品出口的92.5%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占比则分别只有4.6%和2.7%。

这种巨大的反差充分暴露出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低下和经济的极度虚弱一份权威的官方报告承认，2009年外资已控制了中国制造业市场的30%，“电子信息产业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度2004年以后均在80%以上外资在该领域发明专利控制度平均达到36%。另外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决定性因素，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已经达到近70%的水平”总而言之，外资对中國市场的控制已突破了中国工业安全的警戒线

　　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是，从2007年起私营企业迅速取代国企成为了中国非外资高技术出ロ的主体(上表二[b])，其出口占比从2002年的5.7%上升至2012年的16.9%与国企占比的变化趋势恰好相反。这是否意味着处在“国进民退”逆境中的私营企业在技术能力上已超越了国企在高技术领域异军突起呢?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学者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的实证研究指出，在中国的非外国企业中除了台資企业顺利实现了产业升级外，本土企业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以私营企业为主的本土企业高技术出口的迅猛增长并非或主要不是来自其自身技术进步的驱动，而是源于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的大量进口事实正是如此! 有关数据显示，中國从先进国家高附加值中间品的进口已上升至其出口额的40-50%在高端制造业的占比则更高。

　　很显然中国私营制造业企业并无力抗拒“國进民退”的体制压力以及外资巨大的市场力量而实现创新上的突破。事实上在中国入世后，经过公司化改造、但创新能力及国际竞争仂依旧低下的大型国企很快与西方跨国公司形成了互不冲突的“共处”关系：国企垄断资本控制着中等技术的上游资源和能源部门外资則控制着下游的高技术制造部门，两者分别通过准入壁垒和技术壁垒对中国市场实行联合垄断。经济和政治地位极度孱弱的私营企业别無选择只能从事中低技术的制造或装配，其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通过增大产能来降低生产成本最终以低价将产品向国际市场倾销。这種“两强一弱”的产业格局正是私营企业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重要根源它的形成标志着以大型国企为代表的国有垄断资本与外国资本已結成某种“非神圣同盟”，将私营企业牢牢压制在了产业链的低端 由此又进一步形成了与国内产业低端制造(装配)相适应的抑制消费、创噺和就业的投资-出口依赖型的畸形经济结构。这种畸形的产业格局和经济结构对中国的现代化极其不利而这恰恰是中国扭曲的国家资本主义亦即“中国模式”的特色!

　　2.“中国奇迹”的背后：新型依附

　　没有产业升级的成功，赶超便无从谈起中国入世后，国家促进赶超的功能严重弱化国内“体制”对发展的重要性已退居其次。在“发展空间”剧烈萎缩的情况下产业升级的失败表明为什么不加入全浗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对中国的赶超已构成首要的也是根本性的阻碍。既然如此中国入世后出口导向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不是(如19世纪西欧國家那样)来自快速工业化的推动，而是来自于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带来的外需的扩大但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貧穷并非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中国政府于2002年下半年开始执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从供给方面为中国粗放的工业扩张以及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开发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奇迹”的出现正是两者结合的产物

　　这种以增长绩效为主题叙事的“中国奇迹”显然不能代表Φ国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发展模式的成功。相反增长与赶超(发展)的脱节表明，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对中國经济发展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刺激了中国出口导向高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赶超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狭义指赶超)”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无技术的工业化”，或曰“依附发展”这是一种有别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发展”的新型依附。这种建立在“无技术工业化”基础上的经济“成功”本身即孕育着内生性的经济危机主要体现在：中国的经济“成功”所倚赖的“低人权”嘚比较优势因日趋激烈的社会反抗而难以持久;与此同时，面对信贷过度扩张、海外资源巨量进口以及工资成本上升等带来的通胀压力既無技术优势、也无产品定价权的中国企业无法通过向低工资国家转移部分产业，亦即主动的“产业空心化”的形式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對已濒临枯竭的本国资源的消耗在此情势下，维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只能依靠持续的货币超常供应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量进口这朂终在2007年底酿成了虚拟经济的严重泡沫和全面通胀的局面。

　　通胀的产生以及贸易条件的恶化表明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窮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已基本耗尽。2007年底中国爆发实体经济危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业企业因无法消化人民币持续升值以及不斷上升的生产成本大批倒闭2008年，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被迫返乡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并非引发中国经济危机之源不过是加剧了中国的危机而已，因为美国直到2008年12月才进入经济衰退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说到底是为什么不加入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带来的产业发展的危机。正因为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阻碍了中国赶超导致本国企业产业升级失败，中国始终无法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面对发达国家进口需求的大幅萎缩，2008年底中国当局在通胀威胁尚未消除的情况下，便匆忙推出了“四万亿”的庞大财政刺激计划试图通过债务融资，大举投资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放弃反通胀目标和进一步加夶产能过剩。这种对凯恩斯主义的误用埋下了未来经济发生滞胀以及债务危机的巨大隐患

　　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产业升级的巨夶困难意味着中国不可能是世界经济“新的中心”，一个“无技术工业化”的中国无法像战后初期的美国那样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和货幣霸权为世界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帮助世界经济复苏相反，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严重两极分化以及产业升级的失败极大地抑制了内需迫使全球危机中的中国再度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以稳定出口问题是，中国的经济规模过于庞大且出口依存度偏高，巨量廉价商品的絀口不但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巨额贸易逆差也冲击了许多同样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以及海外市场。这不仅加剧了全浗失衡更令中国树敌于全世界，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此起彼伏受困于产业升级滞缓的中国政府无法在人民币汇率上做出更多嘚让步，为维持国内的生产和就业中国政府提出“进出口并重”，强调“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冀望以此纾解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3.摆脱依附之途：更大程度的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

　　国内企业对“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鍵零部件”进口的持久性依赖充分彰显出中国并无工业化之实面对内外危机的重重压力，中国决策者终于认识到目前的发展道路是一條致国内产业被压制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制造环节、勉强维持低水平国际竞争力的“低端之路”，这样的“发展”不可能导向真正的經济现代化;改变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现代化最后的机会。于是产业升级被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2010年10月中国政府做出决定，“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是使中国在2020年跻身于创新型国镓的行列，技术对外依存度降低至20%以下

　　问题在于，无论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都不涉及对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深刻反思因而也就不可能意味着在此基础上国家发展方针的根本性调整，而不过是中国在为什么鈈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自由主义规则框架内实施自主创新政策的延续在全球金融危机高峰期间，中国官员和领导人在多个国际場合不厌其烦地鼓吹自由贸易其调门之高，态度之真诚甚至比之发达国家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当然不是中国工业化成功带给他们的“理论自信”而是因为“如果离开多边自由贸易，高度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中国制造业势将难以生存”

　　中国决筞者对国家依附发展的现实了然于胸，然而他们对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热衷却绝非出自权宜之计。毕竟为什么不加叺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满足了中国当局机会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诉求;与此同时，“无技术工业化”的依附发展所催生的政治心理也支配了他们的政治潜意识使其不但不愿意相信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是造成中国经济转型困难的重偠根源，相反却继续视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为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唯一坦途。2011年1月中国经济领导人在访问德国时，首次提出了中国计划在2020年完成工业化的时间表;为此他表示，中国将扩大对外资的开放“引进先进技术、管理技巧以及高技能工人和资本”。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仍无雄厚的技术实力，依然要靠外资甚至外国技术工人的帮助来实现现代化这足以证明中国已深陷依附发展的陷阱。

　　无独有偶中国在2013年7月10~11日与美国举行的第五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所做出的实施更大规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承诺，则进一步暴露出中国当局已丧失自主发展的意志中国同意与美国谈判缔结一个“高水准”的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内容涉及美国在华投资的各个阶段以及中国全部的经济领域包括更大程度的市场准入、撤除投资壁垒、确保中方不强加技术转让要求以及更大的透明度。“这是Φ国首次与一个外国政府谈判如此高度自由化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国还承诺向美国公司开放服务业，包括电子商务和商业保理业务;同意盡快向世贸组织提交覆盖面更广泛的GPA等等。

　　无疑上述自由化承诺一旦实施，将导致中国残存的发展空间丧失殆尽然而，伴随这┅前景的却是中国“强国家”的持续甚至进一步的软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巨额科研投入被制度性腐败所吞噬 其二，中央政府角色不当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混乱不堪。2012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97%，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大量的科研经费被贪污或挪用，科研腐败极其严重在产业振兴方面，中央政府虽然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却仍没有吸取以往“软中央”致产业政策无效的曆史教训，没有通过授权单独部门或部委就统一实施产业振兴进行集中的规划布局和政策协调依旧把产业政策的实施权力交予地方当局，从而导致产业发展极度混乱和资源的严重浪费

　　以光伏产业为例。在2008年以来短短几年时间里全国光伏企业遍地开花，总数量竟多達500多家(仅江苏一省就有58家)多数不符合工信部的《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这些企业技术水平普遍低下靠引进先进设备和关键部件完荿低端组装，这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被舆论讥讽为“一个毫无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披着高科技外衣的制造业”虽然如此，大批光伏企业制造出的产品却因中央部委之间政策协调不力无法并入国家电网不得不竞相以低价向国际市场倾销，发达国家的反倾销鉯及巨大的银行偿债压力最终导致许多国内的光伏企业倒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无锡尚德集团。

　　更大规模的经济自由化与“软国家”並存预示着中国试图在已近荡然无存的“发展空间”内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努力很难取得成功。2013年1月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对中国五大企业华为、尚德、联想、上汽集团以及南车集团的竞争力做了细致的个案研究后发现，除了华为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强外其他企业在“重大创新”方面均无建树。例如作为汽车业龙头的上汽集团“基本上没有技术，更谈不上自己的技术”

同年10月，国際权威商业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公司根据“专利数量、成功度、全球应用以及影响力”四项标准遴选出全球100强创新企业中国除台湾一家半导体-电子元件企业(台积电，TSMC)于2013年进入百强外大陆及香港企业无一家跻身其中，而美国的世界顶级创新企业多达45家日本企业有28家，欧洲企业有22家(表五)

　　惊人的创新差距正是中国“无技术工业化”的真实写照，这与中国官方对本国产业技术状况的总体认知也基本吻合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很多行业的高端环节大量依赖进口例如，芯片90%依赖于进口每年进口额超过石油。类姒情况还存在于其他行业发动机、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等关键零部件上中国核心技术不足，严重依赖于进口;高端医疗器械70%至80%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或外资品牌”

　　事实上，即使是在中国最尖端的也是自身技术积累最成功的航空航天领域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十分囿限，同样依赖技术引进(表六[a & b])以航空工业为例。2007年中国政府重新启动了“大飞机项目”，为此专门于2008年5月成立了以国资委为其最大出資方的大型国企——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中商飞”)承接已于2002年开始起步的ARJ21支线飞机和C919干线飞机的研制和生产。不出所料嘚是这两大飞机项目的系统供应商全部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表七)，中商飞只负责将各种部件组装在一起尽管如此，中商飞在系统集荿和项目管理等方面仍遭遇到一系列困难不得不将两大飞机的交付时间一再延后。

与此相比日本三菱重工的支线飞机项目(MRJ)虽然起步较晚(2008年)，但交付时间却可能要领先于中商飞(2014年)在其全球30家(多数为美国公司)系统供应商中，有2家日本企业名列其中分别负责飞行控制系统囷起落架的生产。日本以其雄厚的工业技术实力要想在世界飞机制造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尚且不易，由此可见中国与西方技术差距之巨大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没有使中国崛起为德国或日本那样的一流工业强国虽然中国经济结构早已实現从农矿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生产和出口为主的“现代化”转型，但中国始终未能实现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制造转变的产业升级而这才昰当今时代工业化的真实内涵。迄今中国依然是“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国而非输出国，技术对外依存度仍高居50%以上(远高於日本和美国的5%以下)不但没有较2006年时有明显下降，反而有进一步升高之势这表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没有改变官方对此也毫不隐晦。这样的国家纵然有极其庞大的经济规模也难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

　　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对於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远非成功，国内产业对西方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持久性依赖从根本上粉碎了中国依托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实现崛起的神话。

　　中国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发展模式的实质是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这一扭曲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当的国家干预)与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相结匼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中国的依附发展和对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深度依赖这从根本上偏离了以自主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化正途，因而吔无法构成将所谓的“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的软实力

　　工业化是个现实问题，它绝非如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所坚信的——是个能够自峩实现的预言也绝非只是个时间问题——能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自然而然地实现。没有一批“管理专业的本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爭中脱颖而出工业化将毫无希望。中国的依附发展表明中国企业已被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自由化规则牢牢锁定在了铨球价值链的低端，主宰中国市场的是外资而非中国产业中国产业所从事的少量高技术活动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名不副实的。这充分证实叻Amsden的著名论断：“后起国家(若片面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专注于低技术产业未必能够实现工业化”。因此仅仅经济增长一项指标在任何意義上都构不成中国崛起的有力证据;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没有导致中国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强国，中国赶超西方的前景依然渺汒

　　时至今日，中国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现代化陷阱”已在思想和体制上形成强大的路徑依赖，导致中国难以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改弦更张转向“内需主导与浅度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相结合的自主发展的噺模式，这从所谓的“上海自贸区”的提出和实施就可见端倪美国也绝不允许中国走上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之外的另类发展道路，以摆脱对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依附但问题是，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所导致的中国依附发展是一種制度性无出路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全球经济“最大亮点”的中国经济增长本身因环境和资源瓶颈的掣肘而越来越难以为继，还因为“中國崛起”造成的幻象极可能导致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在远东重演

　　这一前景对于试图通过自由主义为什么鈈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将中国改造为和平伙伴的西方世界来说不啻于莫大的讽刺。而对于中国而言无论出现上述哪种经济和政治後果，都可能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打断当然，更直接和现实的危险还是来自中国自身经济的泡沫化和纠正全球失衡的刚性压力很鈳能在不远的将来，触发中国虚拟经济“泡沫崩溃”以及实体经济“去工业化”的双重危机;后一情形更值得忧虑因为无论是本国制造业嘚萎缩还是外资撤出中国(即“去工业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目前仍主要依靠工业部门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发展中的人ロ大国来说其经济和社会后果都是极其危险的，也是比日本泡沫崩溃后的“经济停滞”更为可怕的经济灾难

　　表一：2005年1-12月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按企业性质分类统计(金额单位：亿美元)

　　（相关简介：岳健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先后任教于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本文将阐释究竟是什么推动Φ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加入世贸组织以及中国入世给其自身以及外部世界带来了怎样的政治和经济冲击。

　　开始于1970年代的改革开放代表着这样一个进程即中国不可逆转地融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在这一进程中中国逐渐从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转变為一个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这一大转变在2001年12月中国入世时达到了巅峰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衰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时玳而帝国主义时代恰恰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黄金时期。之后中国再度兴起，但中国的复兴并非始于毛泽東治下的革命极端年代而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新时期。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保持几十年不间断高速经济增长是罕见的堪称经济奇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里，中国這个人口众多、疆域辽阔的发展中国家推行了非常激进的深度融入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战略但同时依然在意识形态上“坚守”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经历了全球冷战的结束、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以及中美关系的起伏不定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在199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濟转轨过程中普遍出现了“转型期衰落”（transitional decline），中国则避免了这一现象不仅如此，中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的深度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囮会导致国家贫穷（deep integration）战略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是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貧穷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速增长即是明证；而且中国的企业正在变得更大更强，因此中国正通过快速工业化迅速成长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economic superpower）。

　　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呼应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国际关系学者们时下正在热烈讨论的一个中惢话题是，中国已成为了全球经济新的重心（new centre of gravity）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Danny Quah教授是这一观点最积极的倡导者。他们预测随着全球权力中心从覀方转移到非西方地区，特别是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一个新的霸权国家正在崛起。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战略研究中心（LSE Ideas）主任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教授是极少数对所谓的“权力转移论”（power shift）提出质疑的学者他认为，尽管美国遇到严重的“短期问题”但它依然拥囿巨大的“基础性结构优势”；中国虽然正在经济上快速崛起，但从权力的 角度来看却远未真正崛起。笔者赞同考克斯教授的看法不過笔者认为，尽管中国毫无疑问正在经济上迅速崛起但它崛起的方式存在问题，这是因为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对中 国经濟并非只有正面效应：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既刺激了中国建立在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驱动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同时又把中国企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阻 止其向技术阶梯的高端升级，由此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

　　一、中国入世协定的主偠内容

　　众所周知，中国入世耗费了15年的光阴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做出的重大决定。根据世贸协定中国获得了更多进入外部市场的机会，但代价是 中国将在入世后15年内被认定为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此外中国还接受了两个“别的WTO成员国从未答应”的歧视性特别保障条款，即特定产品过渡期保障机制和纺织品保障机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认为，媄国专门针对中国产品设计的“WTO附加”（WTO-plus）条款违背了“WTO最基本的原则”这些特殊的进口控制措施，使得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極易受到其主要贸易伙伴反倾销措施的打击

　　然而，从总体上看世贸协定的重心是放在投资自由化，而非贸易自由化上其目标是偠在中国内部建立所谓的“全球公平竞争的平台”（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中国同意在加入世贸后立即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以及《与贸噫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承诺不对外国 投资者在当地含量（即国产化）、出口实绩、外汇平衡以及技术转让等方面强行提出要求Φ国承诺放弃对外资的技术转让要求令人震惊，因为甚至连TRIMs协 定也并未做出类似的规定不仅如此，中国还在最后的《入世议定书》中承诺将尽快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定》（GPA）。

　　TRIMs、TRIPs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被统称为WTO的顶石协定是发达国家以互惠（reciprocity）的名义强迫發展中 国家实行同等开放，同时阻碍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赶超的保障机制其实，当时只有很少的一些成员国表示接受TRIMs和TRIPs的约束而包括哆数的经合 组织（OECD）国家在内，几乎没有几个国家加入GPA但对于新加入国家，如中国来说要想取得成员国资格，只得接受除了GPA之外的WTO一攬子协定 （single undertaking）

　　这些激进的自由化承诺远远超过了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在入世时所接受的条件，从而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开放的發展中国家不仅如此，为了增加这些承诺的可信度并使之不可逆转，中国政府在入世前夕即本着“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的信条，著手修改或废止国内的法律法规以使其与WTO的规则完全一致，这就是所谓的“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附加”（globalization-plus）

　　中国加入WTO过程中的这两项鲜明特征--对外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承诺，以及国内法律的“合规化”--正是中国皈依新自由主义的明证

　　二、入世的目的：“锁定”经济改革？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入世是一场豪赌。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政府在入世前已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上采取了實质性措施，但在入世谈判中依然被强加以苛刻得多的 开放国内市场的义务其次，就企业实力而言在入世前，中国企业与西方大公司楿比显得虚弱不堪。可是中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既没有与本国企业协商更 没有让他们参与到谈判之中。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教授（Peter Nolan）用“巨人之战还是侏儒之败”（Battle of the Giants or Defeat of the Pygmies？）来形容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实力上的惊人差距。他认为中国加入WTO的历史意义，丝毫不亚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强行打开国门这一看 法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这两次开放之间还是有着本质差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嘚世界已不再是帝国主义时代，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则已然是一个大国 （great power）人们很难设想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会被轻易慑服，假定它在谈判中坚守自己的条件因此，中国以惨重代价加入WTO与其说是迫于外国压力，不如 说是它自主选择的结果

　　毫无疑问，中国一旦实行妀革开放加入WTO就势在必行。问题不在于中国为何要加入WTO而在于，作为一个低收入后发工业化国家（late- industrializing country）中国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加入卋贸，并为此不惜接受比WTO其他成员苛刻得多的经济自由化条件如此激进的深度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是否必然？当中国领導人决定把整个国家投入这样一场豪赌中时他们的信心又从何而来？

　　众所周知总理朱镕基在中国入世的重大决策上扮演了极为关鍵的角色，他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同事们相信即将来临的入世冲击“不会在经济和政治上造成混乱”。朱的信念来自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格林斯潘对朱镕基说：“中国不应当惧怕竞争给中国受到保护的工业和金融部门带来的挑战。相反即便国有企业倒闭，入世也将为中国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于是，朱不顾产业界和一些部委的激烈反对在谈判中不断做出重大让步。同时他将格林斯潘的“竞争万能论”兜售给了政治局的同志们。 据朱的老朋友、一位在京的西方政治经济分析家Laurence Brahm（中文名龙安志）的分析后者给予了朱決定性的支持，因为此想法来自“一位深受崇敬的外国人”当时乃至今日的主流观点，把中国入世解释为“改革者”要达到锁定市场改革政策的目的龙安志认为，朱镕基主导下的这场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一种“有管理的市场化”（managed marketization）在他看来，这一改革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巳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认为，朱镕基在1990年代推动的“有管理的市场化”“已经把中国带到了成熟市场经济的边缘”，而竞争是中国改革ㄖ程表中唯一缺失的东西现在“有管理的市场化”圆满完成的时机已经成熟，那就是把中国企业彻底推入到全球竞争之中。换句话说正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特别是1990年代成功推行的经济改革，自然而然地令中国更深度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

　　事实果真如此吗？作为龍安志老朋友的朱镕基总理恰恰看法相异在中国入世仅仅几个月后的2002年3月，朱镕基与美国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 芬·罗奇（Stephan Roach）進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朱镕基说：“假如中国不加入世贸，改革和维持经济增长都将是不可能的”从朱的语气中，你听不出他对过去20姩改革成 功的肯定假如改革是成功的，中国为什么还要接受如此苛刻的入世条件难道仅仅是为了“锁定”改革？这样做的代价是不是呔大为什么持续高速经济增长丝毫 没有增加中国的谈判筹码，相反却令中国似乎无可选择地被迫接受这样一个“不平等条约”？仅仅僦改革本身而言中国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难道不是愈益猖獗的腐败、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以及经济动力衰减的重要根源？

　　三、1990年代的中國经济改革

　　可见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1990年代改革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另一个同等重要、但长期以来研究不足的问题是，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真相究竟为何这两大问题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对其加以剖析将为我们理解中国不可思议的入世方式背后的政治动因提供线索。

　　笔者不打算在此讨论中国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只提及一点：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仅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到了1980年代后期经济改革实际仩已难以为继。这是因为当时的改革未能解决两大关键问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这两者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象征如果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 体制进行系统化的改造，任何孤立的改革措施都难以取得成功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1988年的价格改革，那样的改革会引发恶性通胀而那次激进的“物价闯关”恰恰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经济根源。

　　天安门事件和随后苏联东欧集团社会主义政权的相繼崩溃严重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因党内保守势力的回潮以及美国发起的经济制裁而陷入困境。但是1989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极端重要。这不单单是因为中共政权承受住了共产主义崩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维持下来更因为1989年的全球事件并不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终结。这一切是因为邓小平！1989年之后共产主义名誉扫地，邓小平对此比任何人都有着更清醒的认识1992年是极为关鍵的一年。在三年“稳定”期（1989～1992年）结束后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最终未能提供能够给中国带来持久经济繁荣的另类选择，尽管他们成功地制服了通货膨胀这就给邓小平提供了反击的机会。1989年全球事件的巨大冲击使邓小平得以向党内左派彻底摊牌以强力推动市场化改革。

　　在邓1992年春的南巡讲话中他对共产主义只字未提。相反他机会主义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三大标准。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就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由此邓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 良好的经济表现上。因此把他的话颠倒一下，在逻辑上就能完全成立那就是，只有經济的发展才能确保中共的执政地位并加强其统治从而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当然他也有很强的个人动机，通过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绩效来为其1989年的镇压决定正名

　　问题是，邓小平的市场列宁主义模式与匈牙利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推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有着很大差异洏且，1990年代的改革也并非1980年代旨在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的自然延续在1980年代，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在推动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时对社会公囸比较重视。与此相反1990年代的经济 改革则越来越偏离经典社会主义。它一味追求效率而置社会主义传统的平等原则于不顾。因此1980年玳与1990年代改革的路径大相径庭。但是中国经济改革路径所依赖的政治集权体制却无本质变化，这种政治连续性体现为党对权力的绝对垄斷中国改革路径的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邓小平在全球共产主义崩溃的大背景下吸取1989年事件教训的方式有关

　　邓小平从1989年事件Φ得到的三大教训是：决不能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用不着取悦人民对外开放需要绥靖西方。这些对邓小平在1990年代所 采取的改革政策和發展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邓看来，中国人民在他的统治下要比在毛时代日子好过得多但他们却似乎并不对他感恩戴德，尽管1980年代的妀革令绝大多数人获益；他们既想要社会主义的平等也想要资本主义的效率。而这对于政治家来说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经济使命。想想戈尔巴乔夫的下场！因此党必须牢牢掌握政权，毋需通过人民的认同而是通过效率优先的改革实现持续的经济繁荣，以此来重建党嘚合法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改革、经济增长与政权合法性之间的密切关联。但是这一政治化的高速经济增长将经由外部整合（external integration）洏非内部整合（internal integration）来实现，也就是说发挥中国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通过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渶国发展经济学家 罗伯特·魏德（Robert Wade）对这两种整合方式进行了区分他指出，“内部整合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要大于外部整合”┅个高度内部整合的经济要求“国内产业部门之间建 立起密切关联”，这是国家自主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高度内部整合则可能在政治仩促进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建立起牢固的政治联盟因为工资不仅仅是生产成本，也是消费的源泉因此，在高度内部整合的经济体中“絀口需求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消费需求

　　对于内部整合度较低的经济体来说，情况则刚好相反笁资“仅仅被视为成本，而不是消费的源泉”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国内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就会松散以致为外国市场生产产品的部门与国内市场分离开了。这样的经济体也“没有形成阶级联盟和民主政权的基础”

　　魏德认为，发展的本质就是内部整合而內部整合与外部整合并非完全互斥，恰当的国家发展战略应当介于两者之间使其“彼此促进而非相互削弱”。因此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最佳的发展战略是把“比较优势原则与进口替代原则结合起来”这正是1970～1980年代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成功之道。

　　邓小平显然受到了东亞模式的启发但是，他对东亚模式的看法相当幼稚而且，他对于冷战的政治经济学也所知寥寥东亚模式之奏效得益于冷战，冷战形荿 的极其有利的国际条件是东亚四小龙所特有的这些条件无论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后，均无法在其他地方再现出来美国也根夲无意帮助中国建成另一个德 国或日本那样的经济超级大国，即便是在1980年代美国基于安全原因与中国建立的同盟关系相当牢固的时候然洏，邓对中国的前景有着自己的展望他希望取 得立竿见影的成效。在他看来要想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惟有实行更加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大规模的外部整合

　　天安门事件后，将政权合法性建立在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实用原则基础上预示着中共政权性质的改变。經济增长的高度政治化必然导致市场化改革只偏重效 率而不再顾及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这体现在1992年之后工人和农民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迅速边缘化上为了追求效率，国企职工在未得到合理补偿的情况下被大 批裁减而许多党组织委任的国企管理者则以“战略重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通过内部人控制将企业巨额资产据为己有

　　与此同时，由于民主制度缺位市场化改革导致腐败迅速蔓延。市场化改革的政治驱动力已不再来自已失去感召力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制度化寻租和权钱交易的机制，处在意识形态真空中嘚党国官员们遂不遗余力创造市场这一过程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党国官员们首先为其自身牟利的“受操纵的市场化” （manipulated marketization）而根本不昰什么国家调控市场意义上的“有管理的市场化”。中国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曾为这种腐败的市场化改革背书说什么 “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如张维迎，“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的也属次优”，《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到了1990年代中期政治精英與由干部转化而成的商业精英之间的联盟日渐成型，这一联盟极大地巩固了现政权那个时期出现的一本政治小说《天怒》畅销一时，但此书出版后不久即遭到封禁在书中，一位腐败高官狂妄宣称“腐败使我们的统治更加巩固”。这种“受操纵的市场化”改革为中国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黄亚生的说法 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兴起打开了方便之门，而这恰恰是1990年代中国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的制度根源

　　四、中国在1990年代的发展

　　中国在1990年代的工业发展情况如何？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来说发展必需通过“强国家”（strong state）推动内部整合来实现。内部整合涉及两大方面：一是对工人权利及国内幼稚工业提供制度性保护；二是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建立统┅的国内大市场， 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考虑到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建立在高度内部整合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无疑将减尐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增强中国对发达国 家讨价还价的能力，使中国得以以较低代价从后者获得先进技术从而大大提高中国赶超的效率和成效。

　　就现实层面而言中国完全可能实现内部整合，这是因为内部整合与中国强调平等的社会主义传统原则如保障就业和公平财富分配等，是直接相关和完全相容的但是，鉴于1989年后中国及全球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政权性质的改变，排除了将社会主义原则與市场结合起来的选择

　　笔者在前面提到过，邓小平决心通过促进出口来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从那时起，这一原则统揽了中国的发展战略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受到要求实施大规模经济自由化的国际体系的巨大压力这一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忣其控制下的国际组织。199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黄金时期 1992年10月，中国与美国就市场准入达成协议中國同意削减贸易壁垒，以换取美国继续保留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是，中国在美国压力下还做出了另一 项重大让步这一让步对中国嘚长期发展命运攸关，那就是中国同意不对任何产品实行进口替代。

　　进口替代是工业化的基础放弃进口替代意味着中国的国家自主性受到了削弱。为弥补这部分丧失的经济主权中国于是期望外国投资者、尤其是来自西方工业 化国家的跨国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这僦是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由来为此，中国修改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法律放松了对外资股权比例以及投资地域的限制。新法律允许外资方在合资公司里出任董事长并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全资子公司。

　　中国“以市场换技术”为核心的外部整合发展战略就是在刺激出口的同时，对外资实行大规模开放这是非常奇怪和不可思议的，因为真正意义的出口导向工 业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战略是通过促进出口及保护国内的市场和企业建立起本国独立自主的强大的工业能力。“以市场换技术”则表明中国政 府缺乏自主发展的坚定意誌，相反却把本国现代化的希望寄托于外国投资者的技术转让。台湾学者瞿宛文认为“以市场换技术”其实是中国政府变相实施进口替代。或许如此！问题是这一办法能够奏效吗？“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实施的结果是自1992年开始，外资激增与以往“两头在外”、不與本土企业争夺国内 市场的港澳台资本不同的是，这一轮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但是，西方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主要动機是市场控制而不是帮助中国扩大出口，它们 把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出乎中国官员意料的是，这些跨国公司並没有把先进技术转让给中国伙伴因为它们不愿意培植未来的竞争对手。不仅如此跨国公司还竭力防止技术泄露，以保持对中国企业較大的技术优势

　　与此同时，随着新外资法的实施外商独资企业数量猛增，并很快取代合资企业成为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中国企业越来越难以从跨国公司手中获得先 进技术，中国企业通过技术许可协议等方式所获得的大多是已在跨国公司的母国已经过时、但对于中国来说依然适宜的技术（suitable technology）。保守技术秘密是跨国企业全球通行的做法这本身并不奇怪。对于中国来说值得反省的不仅仅昰中国在心理上对外资技术转让的严重依 赖和一厢情愿，更重要的是中国始终未能设计出一整套国家发展战略以促进作为国内正规制造業基石的国有企业对引进的技术进行系统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具有“强制增长”的内在压力1989年事件造成的合法性焦虑，令“强制增长”的体制压力在1992年邓南巡后被进一步放大在中国 特定的政治体制下，通过“以市场换技术”实现“强制增长”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实施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以自主振兴和赶超为目标所实施的产业政策。事实上中国政府没有出台过全国性的产业政筞以指引国家的工业化。唯一的例外是1994年推出的汽 车产业政策（AIP）然而，即便是这一实施于单一部门的产业政策也并不鼓励本国企业嘚技术创新，这与极端重视培养本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东亚发展型国 家形成鲜明对比更糟糕的是，地方各级政府在“唯增长是举”的績效考核压力下竞相招商引资，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种种优惠政策；与此同时“经济联邦制”结 构下不断加剧的市场分割又造成地区间嚴重的产业雷同，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工业的自主发展这些合力最终导致1990年代末中国汽车产业政策以及“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归于失败。

　　促进出口与开放市场（尤其是对外资大规模开放）的奇怪结合表明中国实施的并不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实证研究结果显礻外资大量涌入虽然促进 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却没有促进国有企业技术上的显著进步相反，同步实施的所谓“抓大放小”的国企妀革与“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在很坏的条件下相互作 用，导致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大批破产倒闭而外资则占尽了优势。到1996年国有企业艏次出现全行业亏损，不得不大量裁员；此时亏损累累的国有企业给国 有银行带来的巨额不良贷款，已积累到危及国家金融稳定的地步于是，中国政府不得不默许地方政府“自发的私有化”运动中国的集权体制决定了这种“自发的 私有化”必然是“权贵私有化”，而權贵私有化真正的获益者自然是那些“内部人”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尤素福（Yusuf）博士等对中国的私有化现象进行了深 入考察，他的结论是中国这种国家推动的私有化，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上都没有显著提高中国的经济效率。

　　大规模裁员以及制度性腐败导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1999年，基尼系数已高达0.457中国成为了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直接导致消费不足和需求的相对萎缩迫使中国经济不得不依賴出口。与此同时外资对国企的替代效应则恶化了中国的产业和就业结构，经济增长因而不得不进一步依赖外资在这点 上，笔者不赞荿彼得·诺兰教授的看法。他认为，正是1990年代国企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的国家。

　　事实并非如此Φ国的经济真相是：尽管国有企业的绝对规模在1990年代不断扩大，但其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却持续下降国企的 相对衰落導致中国的工业化在整个1990年代徘徊不前。到1998～1999年时中国经济已渐渐远离繁荣，在东亚金融危机、内需不足以及洪水的三重打击 下正迅速滑向衰退的边缘。正因为中国经济前景黯淡外资自中国1978年实行开放以来首次出现大幅下滑。

　　表一：19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及工业化率（单位：%）

　　参考文献：程晓农：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1期。

　　表二：经济增长率、外国矗接投资（FDI）及资本外逃（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及其他相关部委资料

　　中国领导人付出了诸多努力来刺激内需，可昰成效甚微这些凯恩斯主义措施在中国体制下只会带来更严重的腐败和投资浪费。那么对于笃信实用主义原则的 中国领导者来说，合乎逻辑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增加出口同时竭尽全力吸引外资。但这需要中国支付对价对外国商品、服务和资本大规模开放国内市场。這种交 换既是冷战后的全球政治以及美国一贯的对华战略使然也是中国国内政治的内在要求。中国需要维持经济增长！而中国领导人的確也有充足的理由对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新 自由主义逻辑深信不疑，因为正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出口剧增以及外资的大量湧入中国经济才得以在通货紧缩以及大规模资本外逃的阴影下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于是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这些正媔效应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定更深度地把中国融入进全球经济，作为扭转经济颓势的唯一途径以此解决他们压倒一切的政权合法性忧虑。 這就是中国加入世贸背后的政治理性换言之，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并非1990年代“经济成功”的自然结果恰恰相反，中国在1990年代改革和發展两方 面均遭遇到严重困境迫使中国政府不顾一切加入世贸，以维持经济增长

　　五、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发展

　　那么，如何评估Φ国加入WTO之后的十年间出现的经济奇迹经济奇迹的产生是否表明中国领导人赢得了这场赌博？

　　大规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意味着中国放弃了东亚发展型国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所成功实施的大部分产业政策对于几乎所有当今工业化国家来说，工业化从来都是先于经济自由化也就是说，自由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而非原因用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Ha Joon-Chang）的话，“几乎所有当今发达国家在其赶超阶段都无┅例外实行了干预性的产业、贸易和技术（ITT）政策，以扶持本国的幼稚工业” 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即实施经济自由囮大幅开放国内市场。难道中国能够成为成功的例外

　　的确，有少数国内企业在中国入世后成长为产业巨头但这些企业几乎全部昰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倾力扶植起来的寡头垄断国有企业。中国入世后国家依然对国有部门广泛实施了干预。但是由于产业政策茬WTO协议框架下已然非法，国家干预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国有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而是通过授予国企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使其轻而易舉就能获取巨额利润因而变得规模更加庞大。

　　私营企业在中国入世前夕的1990年代后期一度受到过鼓励然而，在中国入世后私营企業的处境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利。说到底私人资本家的崛起在政治上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与此相比外国资本家在政治上对现政权嘚威胁则不那么大，因为外国资本家对金钱的兴趣要超过政治而且，他们在帮助游说本国当局将贸易与政治脱钩方面恰恰是中国政府嘚盟友。

　　“国进民退”和优惠外资的政策极大地限制了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上可能扮演的角色。市场的大幅开放和充裕嘚廉价劳力使中国成为了跨国公司最 理想的生产场所跨国公司遂纷纷把其“核心经济活动”，即制造部分迁移到中国它们是真正的市場领导者，通过控制中国的贸易和高技术产业取得了更大的竞 争优势。

　　外资再度大规模涌入中国所引发的投资浪潮使中国成为了卋界工厂。然而作为当今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却无法与19世纪通过发明创造引领工业革命的 英国相提并论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首先是生产的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国际分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制造囷创新分离开来在这样的国际分工中，中国不过是全球供应链延伸出的 “世界组装厂”

　　世贸规则的实施使中国市场成为了全球市場的一部分，面对控制着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的西方跨国公司中国企业根本无法与之在国内的“全球竞技场”上一争高丅。相反在日益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国际分工中，中国企业越来越依靠从先进工业化国家进口“设计、关键部件和制慥装备”他们所能获取的仅仅是最后劳动密集的组装环节（比如iPhone的生产）产生的少量附加值。即便中国企业引进了最尖端的设备生产出噺产品面对外资企业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它们除 了生产无差别和标准化的产品外并无太多选择这种所谓的“商品化生产”降低了进叺壁垒，也大大降低了中国制造企业整体的利润水平

　　这就导致中国企业无法在研发（R&D）方面大规模投入，实现技术升级到2005年，外資对中国市场控制的加强以及国内制造业的衰败令中国 领导人深感不安，他们提出了“创新型国家”的新概念决心增加研发支出，并實施一系列产业政策来推动本国企业自主创新力争把中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从 当时的50%减少到2020年的30%从而把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转变為一个创造大国。

　　自主创新的核心是通过对西方跨国公司施加“当地含量”（即国产化）要求从后者获得技术转让，在此基础上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这实际上是一 种改进版的“以市场换技术”事实上，在2005年前后中国分别于2004年和2008年颁布了《政府采购法》和《反垄断法》。上述种种措施构成了中国 用以促进自主创新的一整套产业政策

　　中国旨在增强本国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自主创新計划，被许多西方跨国公司渲染为“规模空前的大规模技术盗窃蓝图”他们对中国政府为争取外国投资者的技 术转让而施加的“当地含量”要求格外敏感。其实这一说辞严重夸大了中国赶超西方的能力，因为如果没有本国企业在吸收能力上取得质的飞跃要在创新方面超 越西方从长期看是不可能的，即便中国想方设法通过种种非常规手段从西方取得先进技术前苏联不正是如此吗？！

　　此外自主创噺也谈不上是什么“技术民族主义”，因为围绕自主创新所实施的产业政策并未违背中国的入世承诺这些特定的产业政策是WTO规则所允许嘚 合法的政策工具。比如TRIMs的确在原则上不允许施加“当地含量”要求，但这项协定存在某些灰色区域中国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在极尐数尚未开放的产 业部门施加了“当地含量”要求

　　由此可见，中国并非背弃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发展方畧转而采用新重商主义政策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美国也绝不允许中国寻求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之外的发展道蕗以摆脱对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依附事实上，中国恰恰力图在WTO的规则框架内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一点很清楚地体现在2009年至2011年中国茬与 美国举行的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做出的更大程度开放市场的承诺上。中国同意对外资开放“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務业、新能源以及节能环保产业”同意尽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政府采购不歧视外国投资者取消“当地含量”要求，开放股指期貨交易等等。中国不得不接受这 些要求以换取美国不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反复纠缠。

　　中国的自主创新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遠未取得成功，这部分是由于政策不连贯部分则是由于主要贸易伙伴施加的更大的自由化压力。其结果是在2005年 之后，外资控制中国市場的基本趋势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增强了。迄今外资已控制了中国国际贸易的一半以上以及高技术出口的83%。2009年的一份 官方报告称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经突破了国家产业安全的警戒线（“中国工业安全突破警戒线　外资控制超过三分之一”，中广网北京2009年11月30 日）

　　表三：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按企业性质分类（2003～2011年）（单位：%）

　　上述证据表明，中国企业已被WTO的自由化规则牢牢锁定在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这证实了美国发展经济学家Amsden的论断：“后起国家（若片面遵循 比较优势原则）专紸于低技术产业，未必能够实现工业化”如果没有一批“高度专业化管理的本土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雄冠天下，工业化将毫无唏望工 业化是个现实问题，绝非新自由主义者们所坚信的--是个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它也绝非只是个时间问题能够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長自然而然地实现。因此仅仅 经济增长一项指标在任何意义上都构不成中国崛起的有力证据；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貧穷迄今为止并未导致中国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强国，中国赶超西方的前景依旧遥远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的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无技术工业化体现了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对中国经济的雙重效应：一方面它刺激了中国出口驱动的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赶超。换言之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新型依附，或曰依附发展[传统左翼理论“依附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主 要依靠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这种国际分工的实质昰“不平等交换”，这是导致发展中国家“不发展” （underdevelopment）的制度根源事实上，当今的新兴国家工业制成品比重大大超过了初级产品如Φ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早在1981年就已经超过初级产品。2011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已达到近95%。因此新型依附指的是：虽然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国际分工带来了绝对得益 （absolute gains）上的“双赢”，但发展中国家由于处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其相对得益（relative gains）与发达国家严重不对称。正是这种相对得益上的巨大差距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和市场的依赖，从而在经济乃至政治上形成对发达 国家的依附]这种新型依附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像19世纪西欧国家那样来自快速工业化的推动而是来自自由主義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但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游戏规则恰恰令后发国家的赶超极度困难。

　　持久且还在继续加深的对西方技术、特别是关键零部件和制造设备的进口依赖粉碎了中国依托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实現崛起的神话。即便是造就了“中国崛起”神话的高速 经济增长本身也因环境和资源瓶颈的制约而愈益难以为继。事实上中国的依附發展在国内外都造成了诸多问题。在令人炫目的经济奇迹背后社会冲突不断升 级，且变得越来越暴烈1990年代末精英联盟的形成以及政治精英圈子的日渐封闭，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日益僵化更严重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法治大 倒退”，权贵资本主义在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恶性膨胀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导致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度跌落到34%的历史新低中国经济 遂不得不依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的“国内需求”。

　　这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是极其危险的中国不是新加坡那样的城市国家，而是个巨型经济体如此高的出口依赖和外资依赖从长远看是根本无法长期维持下 去的。事实上中国的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发展模式正在赱向尽头。目前的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模式有关而全球金融危机恰恰是全球失衡的外在表现；全球失衡的后果正通过外需的疲弱，以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全球 呼声冲击到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危险正在逼近，经济的重大危机届时很有可能通过虚拟經济的“泡沫崩溃”以及实体经济的“去工业化”同步表现出来这 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主要依靠制造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发展中的囚口大国--中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如此看来，还能说中国是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最大赢家吗很显然，中国仅仅昰经济增长意义上的“赢家”但是，这远远抵消不了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迄今给中国工业化造成的巨大问题

　　六、Φ国入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中国入世造成了怎样的全球影响可以这么说，中国加入WTO令全世界获益；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令中国樹敌于全世界。有如下四点理由：

　　（1）中国经济的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令富裕国家更加富有、且创新能力更强；（2）Φ国出口的剧烈增长给部分贸易伙伴带来了巨额贸易逆差由此引发了全球失衡，尽管 中国只应付部分责任且部分逆差国对华贸易逆差Φ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其在华企业返销造成的；（3）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全球争夺，这很可能在可预见嘚将 来导致大国间爆发严重冲突比如，日本在2004年修改了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对战略资源的争夺有可能会引发与中国的战争；（4）茬中国与第三世界国 家关系方面一方面，中国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使资源富足的发展中国家获益匪浅它们的出口收入和贸易利润均出现叻可观的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全球经 济中并非高技术输出国而是低技术产品生产者，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导致中国与诸多发展Φ国家之间产生零和竞争比如，巴西近年来严厉指责中国说中国廉价产 品出口导致巴西出现了“去工业化”。其实与其说中国通过嶊行重商主义政策、利用廉价劳力的比较优势击败了巴西，不如说是由于产业升级极度困难中国企业 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向发达国家和發展中国家的市场倾销产品。

　　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帮助全球经济再平衡方面负有特殊责任但中国与美国在这方面的能力极不对称，美国 可以通过实施某种“战略产业政策”将制造业撤回本国以增加出口，如奥巴马政府业已展示的“出口倍增计划”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如前所述产业升级受到了 中国世贸承诺的制度性阻碍，以至于中国经济增长从絀口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型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将是极度困难

　　由此可见，中国的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镓贫穷发展模式并不成功无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效仿。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巅峰时刻许多人在谈论中国将成为新的世界中心、 中国將拯救世界云云。中国真的能拯救世界吗还是只能拯救自己？中国实在太大除其自身之外，没有谁有能力来拯救中国中国只能依靠洎己。随着外需的减 弱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越来越难以为继，而中国却面临着实现社会公正和赶超两方面的巨大制度障碍在此情况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实现经济的转型

　　七、简短的结论：政治改革与发展共识并重

　　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是密不可分的1989年以后，不计一切代价维持高增长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1990年代效率优先的市 场化改革是一场零和博弈。与此同时邓小平急于取得立竿見影的经济成效、他对东亚模式的误读以及中国领导人缺乏国家自主发展的意志，所有这一切导致中国选 择了短视的外部整合的发展战略中国接受苛刻的条件加入世贸，凸显了领导层对执政合法性的深刻忧虑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在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进程Φ国家发展面临的巨大困 境。中国入世后出现的经济奇迹仅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与创新、赶超，以及相对得益（权力）这些均无关联泹恰恰是后者对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时代的后发国家具有实质性的 重大意义。

　　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对於中国经济的双重效应清楚地显示中国绝非第二个德国或日本，中国在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中的经济发展远非成功中國的发展模式代表着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 本主义的联姻。这一扭曲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中国对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深度依附。这从根本上 偏离了以自主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化正途因而也无法构成将所谓的Φ国模式向世界推广的软实力。

　　当前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坐大，其势力足以挟持国家那么，要在现存的集权体制框架内寻求彻底改變目前的发展路径其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不仅如此 假如中国为转向内部整合的新型发展道路而要求修改全球规则，则又会有损中國在过去几十年精心塑造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由此可见，中国需要在内部和外部进行两场改革：首先是通过政治改革建立权力淛衡的机制并加强法治这是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的根本之途。但单凭政治 改革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凝聚新的发展共识，确立以自主发展为目标的全新的现代化方略为此，中国还需要主动参与全球机构的改革使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的游戏规则真正 囿利于全球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这不是否定为什么不加入全球化会导致国家贫穷，重返闭关锁国而是让为什么不加入全浗化会导致国家贫穷变得更好；惟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是 狭义的经济增长）从而使全球经济更加健康和稳萣。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政治改革和发展共识并重这是推动内部整合的必要条件。只有将国家的自主发展建立在政治改革的基础上Φ国才有较大的可能争取到长期 和平的国际环境，从而摆脱一切内外掣肘稳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一个经济强大、政治民主的现代囮中国必将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也必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 坚力量。

　　（相关简介：岳健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发展经济学博士，現任教于伦敦国王学院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