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斯拉夫是个富含多样性的地区，北面是中欧、东欧，南面是希腊、土耳其，西面是意大利，是个汇聚了不同文化、语言和宗教的地方。可是，很多人一听到南斯拉夫一词，就会联想起战争和冲突。从1914年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被暗杀到近年的种族清洗，巴尔干半岛之上的这个地区一直都动荡不安。各个民族为了争取独立，彼此之间战火不断，一个又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南斯拉夫最终分崩离析，原来的国土分裂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克罗地亚、马其顿、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
跟这些政治、种族、宗教冲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年来洋溢在耶和华见证人当中的爱心、团结和信任。巴尔干的居民因偏见和仇恨而四分五裂，耶和华见证人却克服了文化的差异，团结一致，因为他们都忠于一个更优越的政府——上帝的王国。
在这个地区，耶和华子民的工作是怎样开始的呢？事情要从年轻的理发师弗朗兹·布兰德讲起。弗朗兹在南斯拉夫北部的伏伊伏丁那出生，后来到了奥地利谋生。他在奥地利接触到真理，并于1925年将真理带回家乡。在他的家乡，有几个人经常一起阅读和讨论《圣经的研讨》这部研经读物，是他们在美国的亲戚寄来的，弗朗兹也加入了这个小组。
这个小组的人看出自己应该向人传道，而当时也有两本阐述圣经道理的小册给翻译成塞尔维亚语。可悲的是，他们开始分发这两本小册之前，有一个背叛了组织而另立门户的显要弟兄，前来游说他们离开圣经研究者。除了弗朗兹之外，小组里其余的人都听从了他。
弗朗兹搬到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在一家理发店找到工作。他向店主理查德·陶茨作见证，理查德接受了真理。弗朗兹和理查德常常在理发店向顾客传道，人们于是把两人称为“相信圣经的理发师”。顾客都很留心聆听——看来他们都不想在剃刀的刀锋下挪动或说话呢。有个顾客是从政的，名字叫杜罗·扎莫尼亚，另一个顾客是打字机维修店的老板，叫鲁道夫·卡勒。杜罗和鲁道夫进步得很快，不久就受了浸。杜罗放弃参政，并协助成立南斯拉夫王国圣经研究者灯塔协会。有了这个法人团体，弟兄就能够自由地传道和举行聚会。
《创世影剧》促进传道工作
1931年，耶和华见证人瑞士分部委派两个弟兄，在南斯拉夫的各大城市放映《创世影剧》。放映大厅往往座无虚席，观众都很留心聆听杜罗的解说。《创世影剧》激起全国各地的人对圣经的兴趣。当时，马里博尔的弟兄用斯洛文尼亚语和德语举行聚会，而在萨格勒布市内和周边地区，也有一些小组经常聚集，讨论翻译成克罗地亚语的圣经书刊。
接着，弟兄决定着手把《守望台》翻译成斯洛文尼亚语和克罗地亚语，这对当时的弟兄来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杂志翻译完毕后，一个姊妹会用打字机把杂志的内容打在复写纸上，这张复写纸一次只能复制20本杂志。后来，弟兄有了一台油印机，一次可以印制200本《守望台》。
弟兄姊妹常常带着这些杂志，坐火车到南斯拉夫各地传道。有时候，斯洛文尼亚的弟兄会租用一辆敞篷卡车和雇用一个非见证人的司机，司机载他们到传道的地方，然后等一整天，直到他们做完传道回来。当时，这些王国传道员都没怎么受过训练，传道时说话有时会过于直率；可是，耶和华赐福给他们，帮助他们找到“秉性适宜得永生的人”。（）
弗兰茨·萨格梅斯特忆述：“1931年，我从姨妈泰雷齐娅和姨父弗兰茨·格拉迪奇那里听到真理。姨父是斯洛文尼亚最早期的传道员之一，从前极力反对宗教，后来却非常喜欢阅读圣经。我感到很诧异，所以开始跟他一起学习圣经。虽然受到家人反对，我还是想跟别人传讲我学到的新知识。教区神父注意到这件事，很快就叫我去见他。他说我不可以拥有圣经，因为我是不会明白圣经的，但我拒绝交出我的圣经。后来我父亲去世，神父在街上看到我，走到我跟前。他很生气，因为我没有付钱为父亲做弥撒。我告诉他：‘如果弥撒对我父亲有用，我愿意付钱为他做一百次，甚至一千次弥撒。’
“神父说：‘当然有用，当然有用！’
“我说：‘要是他在天堂，他就不需要你们为他做弥撒；要是他在地狱，他也一样用不着做弥撒。’
“神父接着问：‘要是他在炼狱呢？’
“我说：‘教士先生，你清楚知道我拥有一大笔财产。要是你能够用圣经向我证明，人死后有不死的灵魂，有地狱和炼狱，而且上帝是三位一体的，那么我就立即到律师那里签署文件，把所有财产都给你。’
“他瞪了我一眼，点起一支烟，走开了。”
20世纪30年代，一些全心事奉上帝的人率先在南斯拉夫散布真理之光。例如在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格雷特·斯陶丁格和卡塔琳娜·科内奇尼克，后来还有卡罗利娜·斯特罗普尼，她们都参与假期先驱服务。往南一点，在黑塞哥维那的主要城市莫斯塔尔，乐团指挥艾尔弗雷德·图切克看出自己找到了真理，于是开始做先驱。杜尚·米基奇来自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他在23岁那年获得《死者在哪里？》这本小册。杜尚迅速进步，很快就受浸和开始做先驱。不久，有一些热心的德国弟兄姊妹抵达南斯拉夫，先驱的人数就进一步增多。
正当真理在南斯拉夫扎根的时候，传道工作在德国却受到禁止。瑞士分部安排20个有经验的先驱前往南斯拉夫，其中有马丁·普辛格、艾尔弗雷德·施密特、温科·普拉塔伊斯和妻子约瑟芬、维利·维尔克和妻子伊丽莎白。虽然这些先驱不会说斯洛文尼亚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但他们都表现自我牺牲的精神，鼓起勇气运用见证卡传道，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早期的先驱由于热心事奉耶和华，对别人也有真挚的爱心，因此能够克服语言不通和金钱短缺的困难。到不同的地方传道是另一个挑战。他们常常要冒着恶劣的天气，在崎岖的路上徒步走40公里，才能到达一些偏远的村落。一个先驱姊妹记得自己为了减少鞋子的磨损，她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时，都会脱下鞋子走路。后来成为中央长老团成员的马丁·普辛格，很喜欢回忆当初自己怎样背着装满书刊的背包，走遍乡村，向所有愿意聆听的人传道。
后来，瑞士的一个弟兄买了一批自行车，捐赠给这些忠贞的先驱，他们来往各地才没有那么吃力。有几十年，这些自行车都在传道工作上大派用场。
南斯拉夫人虽然以好客著称，但在宗教方面却有不容异己的情况，我们的先驱因此常常受到迫害。神父对信徒操有很大的影响力，这在比较小的村庄特别明显。有时候，神父教唆学童跟在先驱后面，向他们扔石头。教士也挑唆当局干扰先驱的活动，没收他们的书刊和逮捕他们。
有一次，维利·维尔克在克罗地亚一个偏远的村庄传道时，听见村庄的广场传来喧哗吵闹的声音。那天他和妻子，还有另一个先驱格雷特·斯陶丁格，正在向村民分发《正义的统治者》小册，册子的扉页有一幅描绘耶稣基督的插图。维利忆述：“我赶到时看见一群愤怒的村民，大约有20人，拿着镰刀围着我妻子，这把我吓了一大跳。旁边还有一群人在烧我们的册子。”
这些村民平日很谦和，先驱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这么愤怒。维尔克姊妹不大懂得说他们的语言，所以不能问明原因。幸好格雷特能流利地说德语和当地的语言。她走上前问：“各位先生女士，请问你们在做什么？”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要彼得国王！”
格雷特说：“我们也一样。”
村民很惊讶，指着册子里的插图说：“那你们为什么替他做宣传？”
格雷特现在明白了。就在之前那一年，即1934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被谋杀，他的儿子彼得继位。但是村民喜欢自治，而不喜欢让一个塞尔维亚的君主统治他们。村民以为插图中的耶稣基督是彼得国王呢！
误会澄清了，先驱为君王耶稣基督作了彻底的见证。一些烧毁了册子的人，现在又想拿新的。先驱体验到耶和华的保护，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村庄。
先驱还要留意不同地方的风俗习惯。在波斯尼亚，有些村庄的居民大多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在那些村庄传道时要更加小心，以免得罪那里的人。例如，他们要避免跟已婚的女子有目光接触，否则可能会触怒她们的丈夫。
那时在南斯拉夫只有很少会众和小组，有时候先驱整天都在偏远的村庄传道，到了晚上就很难找到过夜的地方，先驱手头又都比较紧，付不起钱住旅馆。约瑟芬·普拉塔伊斯忆述：“一个村庄的村民害怕他们的天主教神父，没有一个敢让我们留宿。我们离开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在离开的路上，我们看见一棵大树，树下有一地的干叶子，我们就在树下过夜。我们用自己那袋脏衣服当做枕头，我丈夫又用绳子系住自行车和自己的脚腕。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觉醒来，发现不远处有一口水井，于是我们有水洗漱了。耶和华不仅保护了我们，还照顾我们身体上的需要。”
这些先驱看出，耶和华照顾他们实在无微不至。不过，他们所关心的是宣扬好消息，而不是过舒适的生活。
艾尔弗雷德·图切克和妻子弗丽达都是先驱。有一次，他们从斯洛文尼亚前往保加利亚，途中他们抓紧机会宣扬王国信息。在马其顿的斯特鲁米察镇，他们向一个商店老板迪米塔尔·约万诺维奇作见证，并把一些书刊借给他看。一个月后，他们从保加利亚回来时，再次探访迪米塔尔。他们得知迪米塔尔没有看过那些书刊，就向他要回书刊，好给那些喜欢看的人。这引起了迪米塔尔的好奇心，他请他们再给他一个机会去读读那些书刊。他读了以后，看出那就是真理。后来他成为第一个在马其顿受浸的耶和华见证人。
迪米塔尔向阿列克萨和科斯塔·阿尔索夫两兄弟传讲真理。不久马其顿就有了三个见证人。他们通过分发杂志和用留声机播放演讲录音，开始向人传道。有一本杂志辗转到了福音派循道会的一个牧师手中，他把杂志给了教会里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图绍·察尔切夫。图绍很喜欢杂志的内容，于是请牧师再给他一些杂志。图绍很快看出，向人传讲好消息是不该收费的，他很兴奋地把这点告诉牧师，牧师以后就不再给他杂志了。图绍在杂志里找到马里博尔分部的地址，于是写信索取书刊。分部跟迪米塔尔、阿列克萨和科斯塔联系，请他们探访图绍。不久那里就成立了一个小组。
1935年，分部办事处从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迁到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也就是南斯拉夫的首都。弗朗兹·布兰德和鲁道夫·卡勒负责督导这个分部。
那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热心传道，一本由天主教会出版的册子可以证明这点。册子在1933年出版，当中详细介绍见证人的传道活动，同时教会也预告我们的工作很快就会终止。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
在南斯拉夫北部，一小群先驱热心传道，这使教士非常愤怒。教士试图循法律途径禁制宣扬王国的活动，但屡次遭法院驳回，他们于是更愤怒若狂。斯洛文尼亚的一名耶稣会教士后来当上了内政部长，他上台后很快就下令解散灯塔协会。1936年8月，传道工作被正式禁止。当局查封了王国聚会所和没收所有的书刊。幸好会众事先收到消息，所以被当局没收的书刊不多。为了让传道工作继续进行，弟兄在贝尔格莱德开了一家名为库拉·斯特拉扎拉（守望台）的小型出版社，聚会就改了在私人家里举行。
见证人的活动正式被禁后，政府就更猛烈地打击传道工作。全时传道员成为他们主要对付的目标，说德语的弟兄姊妹的处境日渐艰难。这些先驱以往因为传道工作在其他欧洲国家受到禁止，所以来到南斯拉夫，但现在这里也禁止见证人的传道活动了。先驱虽然被捕入狱，他们的热心却丝毫未减。一个姊妹说：“在监狱里，别人要探望我们有时候很困难，但耶和华从没有离弃我们。有一次一个弟兄来探望我们，但是没有获得批准，不过他跟监狱长说话的声音很大，我们都能听见。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已经大受鼓励了。”
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日子，弟兄鼓起很大的勇气去翻译和分发《卢述福法官揭发宗教间谍》小册，揭露天主教会怎样帮助纳粹政权达成政治野心。册子被翻译成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每种语言各印制了2万份。从一开始册子就成为禁书，外国来的先驱因为分发这本册子而被驱逐出境。国家检察官又起诉册子的出版者，要求法庭判处10至15年的徒刑。南斯拉夫的传道员尽管人数不多，而且处境危险，他们还是很快就分发了6万份册子。
莉娜·巴比奇说：“那时候人们很渴望学习圣经真理，也喜欢阅读。”莉娜在二战结束前不久认识真理，之后跟忠贞的弟兄姊妹密切来往。她又说：“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很谨慎，所以我会把书刊的内容抄在自己的笔记簿上。这样，一旦被人搜查，那些资料看起来就好像只是我自己的笔记。”
选择托尔斯泰还是选择耶和华
正当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南斯拉夫其中一个人数最多的会众产生分裂，一些人开始鼓吹俄罗斯作家和宗教哲学家托尔斯泰的思想。托尔斯泰曾经是俄罗斯东正教教徒，后来却认为所有基督教教派都受到腐化，都彻底歪曲了基督教的教义。有些弟兄采纳了这种思想，他们怀疑一切宗教组织，甚至对耶和华的组织也不满起来。在萨格勒布会众带头的弟兄滥用了组织对他的信任，成功说服大部分的传道员采纳托尔斯泰的思想。这个弟兄很有影响力，结果会众大部分成员，数目超过60人，通过决议脱离耶和华的组织。
鲁道夫·卡勒听见这事，就马上从贝尔格莱德前往萨格勒布，跟全会众见面。他讲解耶和华通过忠信睿智的奴隶揭示的基本圣经真理。（）然后他问：“是谁教导你们这些真理的？是托尔斯泰还是耶和华的组织？”鲁道夫引述，接着请那些愿意留在耶和华组织中的人举手。只有两个人举手。
鲁道夫忆述：“那一刻真的心如刀割。”
就好像眼看着会众所积累的成果，都快要付诸东流。
鲁道夫请两个保持忠贞的人站到讲台上，然后说：“只有我们三个人留下。现在，我们就代表这个城市里的耶和华的子民。我请其他人全部都离开这个房间，走自己要走的路。请离开我们吧！我们要事奉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你们可以走了，去事奉你们的托尔斯泰。我们不想再跟你们有任何来往。”
在接着几秒钟，房间里鸦雀无声。然后，台下的人一个接一个举起手来，说：“我也要事奉耶和华。”最后，只有叛道的会众仆人和几个跟随他的人离开了房间。这个关乎忠贞的考验强化了耶和华的忠仆，使他们能够应付不久之后临到的考验，而且是严峻得多的考验。
1941年4月6日，德国军队入侵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广泛地遭受空袭，分部办事处也被破坏。入侵的军队瓜分了南斯拉夫。有一段时间，战事令塞尔维亚分部难以跟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等地的弟兄保持联系。在最南边的马其顿，弟兄的情况更糟，他们要在战争结束后才能跟分部恢复联系。
突然之间，弟兄们要面对前所未见的困难情势。整个世界都卷入战争，这为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带来严峻的考验和筛选，考验他们对耶和华和他组织的爱有多真挚，信心有多坚强。
贝尔格莱德的分部办事处关闭了，向弟兄分发灵粮的工作改了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进行。弟兄要面对的不再是罚款和监禁，而是集中营和死刑，因此谨慎行事和保密变得非常重要。
德国部队在占领和分割南斯拉夫领土的同时，也在各地设立集中营。在克罗地亚，德军将几个非天主教的少数族裔，还有反对纳粹政权的宗教人士，都关进集中营，加以隔离、杀害。纳粹军队也在塞尔维亚设立劳动营和集中营，超过150个匈牙利的弟兄姊妹坚守中立，因而被囚在塞尔维亚博尔的集中营。在南斯拉夫，耶和华见证人也成为纳粹政权攻击的目标，因此弟兄姊妹通常只是做非正式见证。组织建议传道员在传道时，只携带圣经和一份刊物，也教他们如果被逮捕就应该说什么。他们以小组的形式聚会，而且大家都不知道其他的聚会地点。
书刊不能安全地运进南斯拉夫，所以要秘密复制。弟兄在不同的地点彻夜印制和装订杂志和册子，也努力工作挣钱应付印刷的开销。他们借助于业务上的往来，每次都能得到所需的印刷物资。虽然南斯拉夫弥漫着种族和宗教偏见，我们的弟兄姊妹却团结一致，合力捐款印制拯救生命的灵粮。但是，他们怎样把灵粮运送给国内各个偏远的小组呢？
铁路工人斯特万·斯坦科维奇是塞尔维亚人，却很乐意帮助不同种族的弟兄姊妹。斯特万不怕危险，把书刊秘密地从克罗地亚运送到被军队占据的塞尔维亚。一天，警察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了书刊，就质问他书刊从哪里来。斯特万忠于弟兄，拒绝透露任何资料。警察带他到监狱继续盘问，然后把他送到附近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那里以残酷对待囚犯而闻名。我们这个忠贞的弟兄也死在这个集中营里。
米霍维尔·巴尔科维奇是个谨慎机智的弟兄，在那段多灾多难的日子，他在克罗地亚当管道工。他除了做世俗的工作，也到各地探访和鼓励弟兄姊妹，还有运送书刊。他的外孙说：“有一次，外公知道他坐的火车会在下一个镇被搜查，就提前一站下了车。当时大部分市镇四周都围着有刺的铁丝网，他却在一个葡萄园找到进城的缺口。他把书刊放在背包里，并把两瓶自酿的白兰地和一些食物放在上面一层。他小心翼翼地穿过葡萄园，正经过一个地堡时，突然听到一个士兵喊叫：‘停下！是谁？’他走上前，士兵问他说：‘背包里是什么东西？’
“他回答说：‘一点点面粉，还有一些豆子和马铃薯。’
“士兵问他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他说：‘你闻闻，尝一口。’
“士兵尝了一口，外公就说：‘小伙子，这瓶就给你吧，另外一瓶我留着。’
“士兵对他的话和白兰地都很满意，就说：‘老人家，你可以走了。’
“结果，”米霍维尔的外孙说：“书刊安全送到。”
米霍维尔的确很勇敢。他常常要经过战争双方分别控制的地区。有时候，他会遇上共产党游击队的士兵，有时就要面对法西斯组织乌斯达莎的成员或塞族游击队的人。他没有因为害怕而退缩，反而利用这些机会作见证，向对方指出圣经预告的美好前途。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因为见证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曾好几次被逮捕、盘问和监禁。
1944年11月9日的晚上，就在战争快要结束之际，共产党游击队突然来到米霍维尔的家。他们没收了书刊，还把米霍维尔带走。很不幸，他再也没有回家。后来人们才知道他被斩首处决了。
约瑟普·萨博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经常骑自己的自行车，在克罗地亚的斯拉沃尼亚地区运送书刊。他做了一个盒子放在行李架上，把书刊装进盒子后，上面再放一些新鲜的梨子遮掩着书刊。那时候，几乎每个村子的村口都设了路障，而且有人把守。
在每个路障，站岗的守卫都会这样问约瑟普：“盒子里有什么东西？”
他会说：“是给舅舅的梨子。”守卫通常会拿走一两个梨子。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没剩下几个梨子遮掩书刊了。所以约瑟普会走荒废的小路，好保存最后几个梨子和梨子下面珍贵的书刊。
石匠莱斯坦·法比扬来自萨格勒布，他向伊万·塞韦尔、弗拉尼奥·德雷韦纳和菲利普·胡热克－贡巴扎传讲真理。不出六个月，他们全都受了浸，也开始传道和举行聚会。1943年1月15日傍晚，巡逻队来到伊万·塞韦尔的家，逮捕了他、弗拉尼奥·德雷韦纳和另一个弟兄菲利普·伊利奇。士兵搜查房子，没收所有书刊，然后把弟兄们带走。
莱斯坦听到弟兄被逮捕，就和菲利普·胡热克－贡巴扎去安慰弗拉尼奥的母亲和妹妹。游击队闻风而来，把莱斯坦和菲利普也逮捕了。这五个弟兄用圣经向士兵解释，他们只事奉耶和华，而且已成为基督手下的士兵。他们全都拒绝拿起武器和参与战争，结果全部被判处死刑，并被关押起来。
一天夜里，士兵叫醒这五个弟兄，剥掉他们的衣服，然后带他们到森林去。在路上，士兵游说他们改变主意，试图利用他们对家人的爱来动摇他们的决心。他们提到菲利普那有身孕的妻子，还有他的四个孩子。菲利普说他完全相信耶和华会照顾他们。弗拉尼奥·德雷韦纳没有妻儿，士兵就问他谁来照顾他的母亲和妹妹。
到达目的地后，士兵让弟兄们站在刺骨的寒风中，然后开始逐一枪决。他们第一个射杀了菲利普·胡热克－贡巴扎。然后，士兵停下来，问其余的人想不想改变主意。弟兄们仍然非常坚定。于是士兵枪决了弗拉尼奥，然后是伊万，接着是莱斯坦。最后只剩下菲利普·伊利奇。他妥协了，答应加入游击队。可是三个月后，他因病回家，并讲述发生过的事。他因为想保全性命而妥协，结果却因生病而早死。
在斯洛文尼亚，许多弟兄姊妹都受到迫害。1942年6月8日，在马里博尔，38岁的铁匠弗兰茨·德罗兹加不肯入伍，就被纳粹士兵处决了。在场的人讲述，他被枪杀前，人们把一块牌子挂在他的脖子上，上面写着：“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在行刑前不久写了一封信，笔端流露出坚强的信心。他说：“亲爱的鲁珀特：今天我被判了死刑。请不要为我难过。祝你和家里各人好，我爱你们。在上帝的王国里再见吧。”
虽然当局用了很多残酷的手段，想要终止传道工作，但事实证明耶和华是施行拯救的上帝。例如，警察经常会突击搜查某个地方，他们命令居民排成一行，然后检查身份证，所有看来可疑的人都会被送进监狱。与此同时，其他警员就进屋搜查。有许多次，警察都没有进弟兄的家，很可能以为那里已经搜查过了。至少有两次，弟兄家里藏有很多书刊，还有油印机。弟兄由此看出耶和华正在保护他们。在那段充满危难的日子，参与传道工作的人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圣经的这句话：“耶和华充满温情，慈悲为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历史上其中一段最血腥的日子到此告一段落。希特勒和他的盟军战败后，弟兄姊妹都希望新政权会取消禁令，让他们恢复传道的自由。看来当时的确有乐观的理由，因为新上台的共产政府承诺赋予人民新闻、言论和宗教自由。
然而，在1946年9月，15个弟兄和3个姊妹被逮捕，其中包括鲁道夫·卡勒、杜尚·米基奇和埃德蒙·斯特罗普尼基。经过5个月的调查，当局指控见证人的活动危害国家、人民，甚至南斯拉夫的存亡。他们声称我们的工作受美国指使，又说我们表面上是宣扬王国，实际上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和令资本主义死灰复燃。一个天主教教士带头指控弟兄是假扮宗教人员的美国间谍。
被检控的弟兄在法庭上勇敢地自辩，为耶和华和他的王国作了美好的见证。年轻的维耶科斯拉夫·科斯弟兄在法庭上这样说：“英明的法官阁下：我是从母亲那里认识这个宗教和圣经道理的，我自己也崇拜上帝。德国人占领本国期间，我的母亲被关进监狱。哥哥和两个姐姐像母亲一样，信奉这个宗教。他们被送进达豪集中营，最后被枪毙。德国人不认同他们崇拜上帝的方式，就指控他们是共产党员；我虽然信奉同样的宗教，今天在这个法庭上却被指控是法西斯主义者。”最后，法庭释放了他。
然而，法庭却没有对其他弟兄从轻发落。被检控的弟兄当中，三个被判处枪决，其余的就被判1至15年的徒刑。判决如此不公，迅速引起全球的弟兄姊妹强烈抗议。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见证人写了几千封信，又发出几百份电报，向南斯拉夫政府表达不满。连一些政府官员也为弟兄写信说项。各方的有力支持终于推使法庭改变决定，把死刑判决减缓为20年的徒刑。
可是，反对没有就此终止。两年后，斯洛文尼亚当局逮捕了亚内兹·罗瓦斯和他的妻子马丽亚，还有约热·马罗尔特和弗兰齐斯卡·韦贝克，理由是他们向人传道。以下节录了起诉书的内容：“这个‘耶和华教派’……招募新成员，并煽动他们反抗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军事服务。”当局声称弟兄企图削弱国防力量，判处他们入狱及服劳役3至6年不等。
1952年，政府改变政策，所有在狱中的见证人都获得释放，王国信息也继续宣扬开去。这证明耶和华的应许没有落空。耶和华上帝说：“凡为了攻击你而造的武器，都必失去功用。审判的时候，凡起来开口指控你的，你都要定他们的罪。”（）
不过，政府仍然想方设法要动摇弟兄的决心。新闻媒体把见证人形容为“有精神病”，是“近乎疯癫的宗教狂热分子”。由于日复一日地听到负面的报道，加上整天担心被监视，有些弟兄开始感到困扰。忠心的见证人虽然从监狱获释，会众里的其他人却把他们当作间谍。然而，耶和华继续通过忠贞成熟的弟兄强化会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上台，显示军队势必在南斯拉夫占有重要地位。此后，人无论以什么理由拒绝参军，都被视为跟政府作对。
二次大战期间，在克罗地亚，9岁的拉迪斯拉夫·福罗参加一个所有市民都必须出席的集会，一个天主教神父在集会中发表布道演说。演说结束后，拉迪斯拉夫一时好奇，偷看布幕后的情况，看见神父脱掉神父袍后，里面竟穿了乌斯达莎的制服，腰间还系着子弹带和手榴弹。神父拿起军刀，骑上门外的马，喊道：“弟兄们，一起去使人归信吧！要是有人反对，你知道应该做什么！”
拉迪斯拉夫知道神职人员不该做这样的事。不久后，他开始跟叔叔一起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秘密聚会。这使他的父母很生气，但他仍继续参加聚会，在灵性上有良好的进步。
1952年，拉迪斯拉夫被征召入伍。他向当局清楚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必须严守中立，但官员三番五次地盘问他，试图强迫他宣誓从军。有一次，他们把他带到军营，那里聚集了1万2000个准备宣誓的新兵。军人要拉迪斯拉夫站在众人前面，然后把步枪放在他的肩膀上，他却立即把枪扔在地上。军人用扩音器大声宣布，如果他再这样做，就会把他枪毙。拉迪斯拉夫再次拒绝之后，他们把他带走，并推到一个好几米深的弹坑中。行刑的命令一下，一个士兵往弹坑里射了两枪，然后众人返回军营。可是，子弹竟然没有打中弟兄！
那天晚上，官员把拉迪斯拉夫从弹坑里拉出来，然后送到萨拉热窝的监狱。他们给他看一封信，信上说一些跟他信仰相同的人已经作出怎样怎样的妥协，而他还在监狱里跟囚犯为伍。官员一再跟他长谈，向他施压，每次都是说类似的话。可是，拉迪斯拉夫自忖：“我是因为某个人才事奉耶和华的吗？不是！我来这里是为了取悦人吗？不是！我怎样运用生命，要视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怎么做吗？绝对不是！”
拉迪斯拉夫就这样运用圣经知识跟自己推理，结果能在监狱里保持忠贞，直到四年半后获释。后来，他成为分区监督，而他那忠贞的妻子兼基督徒姊妹阿妮察，也一直支持丈夫。
1948年，南斯拉夫跟苏联决裂，此后铁托将政府的权力下放，逐渐给予人民更多的自由。政府仍然实行社会主义，但对宗教变得比较宽容。
政府官员约见耶和华见证人的代表，他们建议见证人制定新的章程，以便能合法地活动。弟兄于是起草新章程。1953年9月9日，耶和华见证人再次在南斯拉夫注册，获得合法地位。
正当其他共产国家都驱逐见证人之际，南斯拉夫的弟兄却享有一定的自由，可以在指定的地方聚会，马其顿的弟兄也得以收到书刊和跟萨格勒布的办事处取得联系。虽然耶和华见证人于1953年正式注册为宗教团体，但是他们还要多等38年，才能合法地从事挨家逐户的传道工作。
虽然获得注册，难题却没有消失。弟兄姊妹因为保持中立，当局就认为他们会利用传道工作散播误导人的言论。秘密警察和告密的人遍布全国，令传道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弟兄被发现向人传道，就可能会被逮捕和罚款。一份报告这样说：“耶和华见证人仍然遭到逮捕和迫害。在天主教影响力最大的斯洛文尼亚，情况尤其严重。那里的警察和警方的间谍常常监视见证人，试图在他们教导别人学习圣经时逮捕他们。但是弟兄用行动表明，他们坚决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决心不让迫害他们的人得逞。”
见证人在斯洛文尼亚的乡村传道时，会先问住户有没有鸡蛋卖，如果价钱合适，传道员会买些鸡蛋，以免引起怀疑。当鸡蛋买够了，他们在下一户就会问有没有木柴卖。每次交易的时候，情况如果看来安全，传道员就会把话题引到圣经之上。（）
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一带，弟兄用有系统但不容易察觉的方式传道。一个方法是隔九户探一户。例如，获派探访第一户的传道员，也会探访第11户、第21户、第31户，照此类推。通过这些方法，他们使许多人有机会认识耶和华。可是，从事逐户传道仍然困难重重，所以最常用的传道方法是非正式见证。
塞尔维亚的见证人在私人住所举行聚会。二次大战后，有些见证人在达米尔·波罗比奇的祖母家中聚会。达米尔忆述：“那时有5到10人参加聚会。我祖母的家是个理想的聚会地点，因为她的房子在两条街上都有门口。这样大家出入时只要小心翼翼，就不会引起别人的疑心。”
韦罗妮卡·巴比奇在克罗地亚出生，她一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开始学习圣经。她在1957年受浸，之后就随同丈夫搬到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米莉察·拉迪希奇来自克罗地亚的斯拉沃尼亚地区，于1950年受浸，后来也跟家人搬到波斯尼亚。这两个家庭一起开始在波斯尼亚宣扬王国的真理。跟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的弟兄姊妹一样，他们传道时要很谨慎。韦罗妮卡忆述：“人们会向警察举报我们，然后警察会没收我们的书刊，逮捕我们，盘问我们，威吓说要把我们监禁，最后就要我们交罚款。可是，这些事没有令我们感到灰心或害怕，反而加强了我们对耶和华的信心。”
米莉察忆述：“一天，一个男子来到王国聚会所，看起来对圣经感兴趣。他受到很好的接待，有一段时间甚至在一些弟兄的家里住过，聚会时他也热心评论。后来，我女儿在上班的地方看见他参加秘密警察的会议，我们才知道他是警察派来的臥底。他跟警察的关系给暴露出来后，他就没有再来了。”
在取得合法地位之前，耶和华见证人在私人住所聚会是非法的，弟兄每次参加聚会都有被逮捕的危险。后来，他们虽然获准公开聚会，但要找聚会的地方很不容易。许多人不喜欢耶和华见证人，都拒绝把房子租给他们。因此，见证人决定购买房子用来聚会。
不久，弟兄就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市中心找到一个工场。他们把工场改建为一座美轮美奂的王国聚会所，有大约160个座位，另附设一个小办公室用来印刷书刊。这个王国聚会所也用来举行大会。聚会所于1957年开始使用，启用当天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会，南斯拉夫各地的见证人都前来参加。几年后，弟兄在萨格勒布市中心的卡莫富瓦街买下一栋房子，供伯特利成员使用，直至1998年为止。
1957年，弟兄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买了一座房子，并把房子用作王国聚会所兼分部办公室。接着，他们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买了一个马厩，然后改建成王国聚会所。1963年，弟兄把萨拉热窝的一个车库改建为王国聚会所，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第一群会众使用。以上提到的建筑物，有些须要大幅度改建，工程绝不简单。令人高兴的是，弟兄姊妹都慷慨贡献人力物力，而耶和华也赐福给他们，使工程得以完成。
1960年，组织委任了一些监督探访会众，向弟兄姊妹提供帮助和鼓励。一些弟兄受委派在星期五黄昏至星期日从事分区探访。这些早年的弟兄乐意在自己的休息日前往各地鼓励弟兄姊妹，促进会众的团结。
克罗地亚分部委员会成员亨里克·科瓦契奇忆述：“我曾经是分区监督。有大约一年，我和妻子在星期五至星期天探访会众。后来我们开始全时探访会众。当时弟兄姊妹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住的地方通常都没有自来水或抽水马桶。但是弟兄姊妹非常感激我们的探访，也对我们格外好客和有爱心。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床让出来给我们睡，也为我们准备饭菜，自己却吃得很少。在一些会众，我们每天都住在不同的人家里，以免对弟兄姊妹造成负担。”
翁多尔·帕尔菲目前在塞尔维亚督导委员会服务，他说：“在星期五至星期天探访会众虽然很不容易，但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弟兄姊妹都盼望着我们来到。他们很穷，但仍然尽量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对他们来说，分区监督探访是十分重要的日子。”
米洛什·克内热维奇曾一边担任分区监督，一边督导南斯拉夫分部的工作。在共产党统治的几十年间，见证人常常受到控诉，克内热维奇弟兄协助解决了许多这方面的问题。
1968年，一个从马其顿科查尼到萨格勒布上大学的青年认识了真理。他回到家乡之后，就向亲友传讲好消息。
斯托扬·博加蒂诺夫是科查尼第一个受浸的见证人。他忆述：“那个青年是我的表弟。当时我在餐厅做服务生，有时会跟同事谈论宗教。有一次我们刚谈过宗教后，有一个东正教的教徒进来用餐。我趁着招待他的时候，问他可不可以替我从他的教会拿到一本圣经，因为我真的很想认识上帝。他说会想办法给我弄一本。不久我就拥有自己的《新约》。我非常高兴，一下班就赶着回家读圣经。”
“在路上，我很惊讶竟然碰见表弟，原来他从萨格勒布回来了。他请我去他的家，我说不能去，因为我很想回家看圣经。表弟说：‘我有一些东西，你会感兴趣的。我家里有些书可以帮助你明白圣经。’于是我跟他一起回家。我看见他有圣经全书，还有一些册子和克罗地亚语的《守望台》杂志，就很高兴。他把这些书刊送给我，我立即开始阅读，很快就看出这些资料十分特别。虽然我还不认识任何耶和华见证人，但是我希望能认识这些人。
“我跟表弟一起回到萨格勒布。那里一个好客的见证人伊维察·帕夫拉克奥维请我到他的家，我在他家里住了三天。这期间我问了他许多问题，我很欣赏他总是打开圣经来回答。我参加了一个基督徒聚会，见证人当中温暖的弟兄之情，大大鼓舞了我。
“伊维察带我参观萨格勒布的分部，我拿了很多书刊，离开时内心很快乐。在萨格勒布这短短几天，令我十分难忘，之后我带着新获得的属灵珍宝回到科查尼。由于附近没有见证人，所以我经常跟伊维察通信。我在信里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他就在回信里给我答案。我多学了一点之后，就开始把学到的知识告诉别人，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开始对圣经感兴趣。不久，我们整家人都接受了真理，也学到很多圣经知识。我们很快乐，于是开始热心地向亲友谈论好消息。很多人都愿意聆听，可是接着我们就因为传道而受到迫害。”
共产国家的弟兄姊妹通常难以跟其他地区的见证人接触。南斯拉夫的见证人情况比较好，但他们也没有多少机会体验国际弟兄团体的爱心，所以也很盼望有这样的机会。后来，他们知道“地上的和平”国际大会将会在1969年举行，就向政府申请出国参加这个大会。当局批准了他们的申请，可想而知他们有多么高兴！
大会在德国纽伦堡的大体育馆举行。大约30年前，希特勒曾在那里检阅他的部队，并扬言要消灭耶和华见证人。大会的节目以多种语言发表，用南斯拉夫语发表的节目，就在主场馆附近的一个树林里举行，那里有一个体育场。南斯拉夫的代表获悉这个安排，都非常兴奋。体育场中央的大讲台把场地分成两边，来自南斯拉夫的代表，有一半坐在其中一边，聆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节目，其余的人就坐在另一边，聆听斯洛文尼亚语的节目。弟兄姊妹参加了8天的大会后，知识和信心都大大增长了。
南斯拉夫各地的代表都预订火车和大型客车前往德国。一个来自克罗地亚的弟兄说：“可以跟弟兄姊妹欢聚一堂，令人兴奋极了。我们很自豪地在火车的车窗上展示牌子，告诉人我们要出席大会啦。”
内森·诺尔和弗德烈克·法兰兹也从世界总部来到，弟兄姊妹看见他们和听到他们的演讲，都非常高兴。一个代表忆述：“他们来到体育馆中我们所坐的那一区，跟我们打招呼，那一刻我们都压抑不住高涨的情绪。”南斯拉夫的代表从大会得到很多福分，远远超过他们为参加大会而付出的牺牲，尽管他们的牺牲也着实不少。来自塞尔维亚的米洛西娅·西米奇说：“参加大会的交通费相等于我两个月的工资。另外，要请10天的假也很不容易。我不知道回来后会不会失去工作，但我仍然决定参加大会。事情已过了差不多40年，但现在每当我想起这个大会，还是会高兴得流泪，这简直难以置信！”能够跟本国不同地区的见证人一起体验国际弟兄团体的和睦团结，南斯拉夫的弟兄姊妹都大受强化，回国后更有力量面对日后的困难。
在20世纪30年代从德国来到的先驱，在宣扬好消息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在南斯拉夫，随着传道员的数目不断增加，参与先驱服务的人也越来越多。斯洛文尼亚甚至可以派出有经验的先驱，前往国内需要更多传道员的偏远地区服务。这些先驱不怕困难，勇于学习新的语言和文化。
约兰达·科钱奇忆述：“我到了科索沃最大的城市普里什蒂纳，那里的人说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我和明卡·卡尔洛维斯基都不会说这两种语言，但还是决定开始传道。我们于是一边传道一边学习语言。探访第一户时，我们遇到一个捷克裔寡妇的大儿子。我们用夹杂了斯洛文尼亚语词汇的塞尔维亚语讲明来意，说：‘我们想跟你们一家谈谈来自圣经的好消息。’
“他回答说：‘请进，我妈妈正等着你们。’
“我们就进去了，他的母亲鲁日察赶忙出来见我们。她说自己在14天前曾向耶和华祷告，求耶和华派人来教她认识上帝。她的姐姐是耶和华见证人，住在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她姐姐常常鼓励她向耶和华祷告求助。鲁日察深信我们的来到，是耶和华回应了她的祷告。于是，鲁日察教我们塞尔维亚语，我们就教她圣经的真理。她有些房客是学生，他们也跟我们一起学习圣经。其中一个学生送给我们一本阿尔巴尼亚语字典，那本字典对于我们学习这种语言很有帮助。”
在黑山，佐兰·拉洛维奇从一个来自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先驱那里得到一本圣经，当时佐兰还是个小孩。五年后，即1980年，一个特别先驱从塞尔维亚来到，开始跟佐兰学习圣经。佐兰说：“要不再跟迪斯科的朋友们来往，真的很困难，但我终于这样做了，之后进步得很快，不到几个月就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受浸。受浸后，我马上被委派发表公众演讲，因为弟兄很少。我们也开始在波德戈里察市举行所有的聚会。”
马其顿的斯托扬·博加蒂诺夫说：“我常常为那些打算受浸的人施浸。我们没有浴缸，附近河流的水量也太少。但是我们那一带有很多稻田，田里有供水的水渠。有些水渠的水比较深和干净，适合用来施浸。我记得第一次在稻田举行浸礼那天，我们穿过稻田向水渠走去，有人大声地对我说：‘斯托扬，你请了新的工人啦！’
“我回答说：‘对啊，因为庄稼很多呢。’他们不知道，我们都是在马其顿收割属灵庄稼的工人。”
马其顿的弟兄跟分部的联系很有限，对于组织做事的方法，他们还有很多地方须要学习。斯托扬·斯托伊米洛夫起先在德国参加聚会，回到马其顿后，他在科查尼找到见证人，十分高兴。他说：“我到了以后，就告诉弟兄德国的见证人是怎样主持聚会的，他们马上请我主持《守望台》研究班和发表公众演讲。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受浸，但是他们一再坚持，还说我是最有资格这样做的人，我就答应他们的请求。我和妻子继续进步，后来也在稻田里受浸。”
韦塞林·伊利耶夫现在是科查尼一群会众的长老，他说：“那时，我们不是很了解上帝组织的架构，但是我们非常热爱真理。”耶和华使事情最终得到纠正。例如，组织后来出版更多马其顿语的书刊，这大大推动了宣扬王国真理的工作，也强化了会众。
南斯拉夫不受苏联控制，因此跟在铁幕统治下的人相比，南斯拉夫人能享有多一点自由。20世纪60年代末，南斯拉夫成为第一个取消签证及放宽边境管制的共产国家。由于出入国境变得容易，南斯拉夫北部的弟兄就开始负责把书刊送到跟苏联接壤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仍然禁止传道工作。
首先，他们会用卡车把书刊从德国运进南斯拉夫。杜罗·兰迪是克罗地亚分部委员会的成员，苏联垮台前，他的家一直是存放书刊的地点。杜罗忆述：“我们家的汽车底部和仪表板下面都有暗格。我们知道一旦被当局发现，不但会失去车子，我们也会坐牢，但是看见弟兄收到书刊时那么高兴，我们就觉得这个险冒得十分值得。”
米洛西娅·西米奇姊妹负责把书刊从塞尔维亚送到保加利亚。她忆述：“我从不知道要把书刊送给哪个人，弟兄只会给我一个地址。有一次，我下了车，找到了那个房子，但是没有人在家。我在附近转悠了一会儿，从另一个方向回去再试，但还是没有人。那天我这样反复试了大约10次，每一次都要非常谨慎，免得引起别人怀疑。可是最后仍然找不到人在家。后来我才发现，那次真是上帝保护了我，因为那个地址原来是错的。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些书刊，都是我辛辛苦苦用打字机打出来和复制的，真不想就这样扔掉。于是我决定把书刊带回塞尔维亚，给弟兄姊妹运用。我已经买了回家的车票，但还须要先坐车去某个车站换车。通常，我把书刊送到指定的地点后，接收书刊的弟兄会给我钱买车票。我们这样安排，是因为当局限制带进境内的金额。我一边走近售票处，一边祈求能遇到女的售票员。我刚走到售票处的窗口，柜台后面的男售票员就离开，一个女子上来接替。我问她可不可以让我用衣服跟她换一张车票，那些衣服原本是用来包裹书刊的。她答应了，我也就有了车票。”
20世纪80年代早期，弟兄把书刊翻译成阿尔巴尼亚语和马其顿语之后，翻译的手稿会送到贝尔格莱德的小型办事处。米洛西娅在那里用打字机和复写纸把译文打出来，一次复制八份。这个工作一点不容易，因为译文是手写的，而且她不熟悉那种语言。
虽然在法律上我们有自由奉行信仰，但是南斯拉夫政府认为，见证人的中立立场会危害国家的团结，我们的弟兄因此遭受反对。二次大战期间，许多弟兄忠贞地紧守中立的立场，结果被迫害致死。可是，在随后30年，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坚强的信心。有些人参加基督徒聚会，也支持宣扬王国的工作，可是一旦被征召入伍，就会为自己妥协参军一事找借口。
保持中立的年轻弟兄，可能会被判处多达10年的徒刑。此外，他们在30岁之前，也许会一次又一次被判刑。有些人认识真理不久，就要面对这样的考验，但他们都坚守忠义，拒绝妥协。今天，这些弟兄许多都负起了领导会众的职责。
南斯拉夫的见证人从未体验过主办国际大会的喜乐。1991年，中央长老团宣布，“爱好自由者”国际大会将会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举行。南斯拉夫的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消息时，是多么的兴奋啊！
但是，要举行国际大会并不容易。自从克罗地亚宣布脱离南斯拉夫，战争的风声越来越紧。这个时候举行大会是明智的吗？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内外的代表的安全。经过多番祷告和审慎考虑，弟兄决定展开筹备大会的工作。
中央长老团成员西奥多·杰拉斯，于大会前几周到达克罗地亚，协助筹办大会。在萨格勒布，其他公众活动已经全部取消，所以人们很关注见证人将会在狄纳莫体育馆举行的这个大会。举行大会的日子快到了，但国内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安。我们的弟兄每天都评估举行大会的风险，并反复提出同样的问题：继续筹备还是取消大会？弟兄坚持不懈地向耶和华祷告，恳求他的指引。不可思议的是，政治局势竟然稳定下来，国际大会终于能够在1991年8月16至18日举行。
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正当邻近国家互为水火，激烈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克罗地亚的见证人却在欢迎几千个宾客前来参加“爱好敬虔自由者”国际大会；就在人们相继逃离克罗地亚的时候，来自15个国家相亲相爱的弟兄姊妹却云集这里，享受属灵的自由。一批又一批的见证人从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乘坐飞机来到。由于军事原因，萨格勒布的机场关闭了，飞机都得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降落。外国的代表下了飞机后，必须再坐客车前往萨格勒布。弟兄勇敢地前来参加大会，不但向当地人作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也为克罗地亚的弟兄姊妹带来极大的鼓励。意大利代表团的人数最多，约有3000人。他们热情洋溢，朝气勃勃，仿佛给大会燃起熊熊的烈火。（）
五位中央长老团成员的出席尤其强化信心。直到今天，许多人还对劳埃德·巴雷、米尔顿·韩素尔、凯里·巴伯、莱曼·史荣高、西奥多·杰拉斯的演讲津津乐道。这些经验丰富的弟兄无惧当日不稳的时局，勇敢地前来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为的是强化弟兄的信心。
鉴于当时的政治纷争，当局担心来自南斯拉夫不同地区的代表会发生种族冲突。但当他们看到弟兄之间不仅和平共处，而且互相关爱亲如手足，就大大松了一口气。因此，到场的警察一天比一天少。
这个大会除了令人难忘，也反映出耶和华见证人是真正的国际弟兄团体。弟兄姊妹多想想这一点，就更能在后来的考验中保持团结。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代表所乘坐的回程客车，是最后获准通过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边境关卡的车辆之一。弟兄安全通过关卡后，边境就关闭了。许多人说，战争就是在那一刻爆发的。
在随后的岁月，属于前南斯拉夫的各个共和国纷纷独立，建立自己的政权。随之而来的战事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也带来了无法量度的苦难。我们的弟兄是怎样渡过这段动荡日子的呢？这些国家独立之后，耶和华怎样使宣扬王国的工作取得成果呢？让我们看看。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黑）的近代发展
“1992年5月16日，萨拉热窝遭受轰炸，全城被迫击炮弹炸得满目疮痍。我们13个人蜷缩在一个公寓房间里，两枚炮弹击中我们所在的楼房。我们当中有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楼房外面，这三个种族的人正在互相厮杀，我们却因为从事正确崇拜而团结一致。黎明时分，我们看见投下的炸弹减少了，就离开公寓去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像前一天夜里那样，大声向耶和华祷告求助，而耶和华也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哈利姆·楚里
有40多万人口的萨拉热窝，曾经历现代历史上其中一次时间最长、战况最激烈的围城事件。在那段日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因为种族和宗教的冲突而四分五裂，我们的弟兄姊妹怎样应付这种局面呢？在讲述他们的经历之前，让我们先认识一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个国家。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位于前南斯拉夫的中心地带，被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山所包围。当地人很重视本身的文化，家庭关系紧密，而且十分好客。人们闲时喜欢在邻居家喝一杯土耳其咖啡，或者在咖啡店坐坐。居民中有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从外表看来，各个种族之间没有什么差别。虽然许多人不认为自己虔信宗教，但宗教正是这些种族之间的分歧点。波斯尼亚人大多是伊斯兰教徒，塞尔维亚人隶属塞尔维亚正教会，克罗地亚人则信仰罗马天主教。
20世纪90年代初，不容异己的宗教观和种族仇恨越来越强烈，最终导致令人痛心的种族清洗政策出台。部队开进大小城镇，赶走异族居民，要使整个地区都由他们自己种族和宗教的人居住。在这种情势之下，弟兄姊妹的中立立场受到考验。跟前南斯拉夫其他国家的居民一样，大部分波斯尼亚人都信仰父母的宗教，连家族名字也往往跟家族的宗教背景有关。心地诚实的人一旦成为耶和华的仆人，就可能被视为背叛家族和传统。然而，我们的弟兄姊妹看出，忠于耶和华反而保护了他们。
1991年，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举行“爱好敬虔自由者”国际大会。前面已经报道过，在大会中洋溢的爱心和团结，深深打动了南斯拉夫的弟兄姊妹。这个令人难忘的大会强化了弟兄姊妹的信心，使他们有力量应付后来的严酷考验。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本来和平共处，但仿佛就在眨眼之间，整个城市就被部队包围，所有居民，包括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被困在城里。政局动荡不安，没有人能预料战事会持续多久。
萨拉热窝的一个长老哈利姆·楚里记录当时的情况，说：“人们都在挨饿。每个月的配给品只有几公斤面粉、100克白糖和半公升的油。城里的空地都用来种菜。人们砍下城里的树木做柴火。树木砍光后，他们就把家里的木地板拆下来当柴，用来烧火做饭和供热。任何可以燃烧的东西，甚至是旧鞋子，他们也拿来烧。”
萨拉热窝被围攻期间，利莲娜·宁科维奇和丈夫内纳德也被困在城内，而且被迫跟两个女儿分离。利莲娜说：“我们是一个普通家庭，有两个孩子，一套房子，一辆车。可是突然一切都改变了。”
不过，他们也经常体验到耶和华的保护。利莲娜接着说：“曾经有两次，我们刚离开房子不久，房子就被炸了。虽然日子很艰难，我们却能够从很简单的事上找到乐趣。例如，我们喜欢去公园摘一些蒲公英叶回来做色拉，这样就不用吃白饭了。我们学会满足于现状，也学会不管得到什么都感恩。”
取水是一大难题。房子里通常没有自来水。人们要走5公里的路，穿过狙击兵出没的地带到供水站取水，到达后还得排队等候几个小时才能拿到水。最后，他们就要带着装满水的沉甸甸的容器，长途跋涉地回家。
哈利姆说：“我们得知住宅会有短暂的自来水供应，但考验也随之而来。人人都想趁这个机会洗澡，洗衣服，并且把所有可以盛水的容器都盛满水。这一天我们期待已久，但假如供水的时间，刚刚就是我们聚会的时间，那该怎么办？我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参加聚会，要么留在家里盛水。”
身体的需要固然须要满足，但弟兄姊妹看出，满足属灵需要更是不可或缺的。在聚会中，弟兄不仅享用灵粮，也能听到基督徒同工的消息，例如谁被逮捕，谁受了伤，以至于谁被杀害等等。会众长老米卢廷·帕伊奇说：“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每次来参加聚会大家都不想离开。许多时聚会结束后，我们都会留下来好几个小时，一起谈论圣经真理。”
尽管生活艰难，性命危在旦夕，弟兄仍然把属灵的事放在首位。战争使国家四分五裂，但耶和华的子民不论是彼此之间还是跟天父之间，关系都越来越亲密。孩子看见父母对上帝忠心耿耿，他们自己也学会坚定不移地忠于耶和华。
比哈奇市靠近克罗地亚边境，市内的居民与外界隔绝了将近四年。他们不能离开比哈奇，救援物资也送不进去。市内惟一受了浸的弟兄奥斯曼·沙契贝戈维奇忆述：“战争刚刚爆发时是最难熬的。不是因为生活艰苦，而是因为要面对以前从没有经历过的事。想不到，轰炸开始之后，大家反而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很快就知道不是每一颗炸弹都会炸死人。有些炸弹根本不爆炸。”
由于难以预料战争会持续多久，因此，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分部和奥地利维也纳分部合力统筹救援物资的储备工作。弟兄安排在萨拉热窝、泽尼察、图兹拉、莫斯塔尔、特拉夫尼克和比哈奇等地的王国聚会所和见证人家里，都储备救援物资。战争期间，城市有可能突然被围，一下子与外界隔绝。一旦供应物资的渠道被突然截断，物资很快就会耗尽。在波斯尼亚，尽管有些城市与外界隔绝，尽管炽烈的种族和宗教仇恨在各地肆虐，耶和华见证人之间的友爱团结却仍然牢不可破，跟世人的情况截然不同。
在萨拉热窝，人们除了要排除万难解决生活所需，还要面对不同的危险。狙击兵在市内到处出没，会随意向无辜的平民开枪。城市一再受到轰击，炮弹如雨点般洒下。城市被围攻期间，在市内走动有时也会很危险，人们每天都提心吊胆。但是，我们的弟兄运用智慧和勇气，继续向亟须获得安慰的人传讲王国的好消息。
一个长老说：“有一次萨拉热窝受到猛烈轰炸，一天内就投下了几千枚炮弹。就在那个星期六早上，有些弟兄打电话给长老，询问会在哪里举行传道前讨论。”
一个姊妹说：“我看出人们非常需要真理。传讲真理不但帮助我忍受逆境，还让我在困境中寻得喜乐。”
许多居民意识到自己需要从圣经找到希望。一个弟兄说：“我们不用去找愿意聆听的人，是人们主动寻找见证人，希望获得帮助认识上帝。他们直接来到王国聚会所，要求学习圣经。”
战争期间，传道工作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人们清楚看见我们弟兄之间的团结友爱。做了特别先驱多年的娜达·贝斯克尔姊妹说：“这是个很好的见证。人们会看见波斯尼亚裔和塞尔维亚裔的弟兄一起传道，或者一个克罗地亚姊妹跟一个曾是伊斯兰教徒的姊妹，一起教导一名塞尔维亚人学习圣经。他们肯定会看出我们是与众不同的。”
今天，我们仍可以见到弟兄姊妹热心传道的成果。现在于当地事奉耶和华的人，许多都是在战争期间接受真理的。例如，在巴尼亚卢卡会众，尽管有一百个传道员搬到其他会众，这个会众的人数仍然翻了一倍。
弟兄姊妹一直都非常小心谨慎，但有时候，由于“时间和不能预见的遭遇”，他们仍难免会在不适当的时候到了不适当的地方，因而受害。（）1991年，塞尔维亚裔的博若·乔雷姆在萨格勒布的国际大会受浸。他回到萨拉热窝后，曾数度入狱，并因为保持中立而受到恶劣的对待。1994年，他被判入狱14个月。令他最难受的，是要跟妻子赫纳和五岁的女儿马格达莱纳分离。
博若从监狱获释后不久，悲剧就发生了。在一个宁静的下午，他们一家三口出门到附近跟别人研读圣经。在路上，一枚炮弹突然爆炸，赫纳和马格达莱纳当场被炸死，博若送到医院后也不治身亡。
人们受到强烈的种族偏见影响，难以接受中立的立场。在巴尼亚卢卡，会众成员大多是年轻的弟兄，也就是军队很想征用的对象。他们因为保持中立而遭到殴打。
奥斯曼·沙契贝戈维奇忆述：“警察经常审问我们，又说我们是懦夫，没有勇气保护家人。”
奥斯曼通常会跟警察推理，说：“你的枪可以保护你，对不对？”
警察回答说：“当然。”
“那么你愿意用枪来换大炮，使自己得到更好的保护吗？”
“如果拿大炮换坦克呢？”
然后，奥斯曼会说：“你愿意，是因为你想得到更有威力的东西保护自己。我的保护来自耶和华，全能的上帝，宇宙的创造主。还有谁可以给我更好的保护呢？”道理说得很明白，这时候警察通常会让他离去。
邻近国家的见证人知道波斯尼亚的弟兄处于困境，可是有一段时间，他们没有方法把救援物资送到弟兄手上。1993年10月，当局表示也许可以让救援物资进境。弟兄知道会有危险，但还是决定尽量善用这个机会。10月26日，5辆载着16吨食物和木柴的卡车，从奥地利维也纳出发前往波斯尼亚。在许多地区，战斗仍然很激烈，车队怎样才能通过呢？
在路上，弟兄曾好几次死里逃生。其中一个开车的弟兄忆述：“我早上出发晚了，落在另外几辆运送救援物资的卡车后面。当我靠近一个检查哨卡的时候，所有卡车都停下来等官员检查文件。突然我听到枪声，是狙击兵开的枪，接着就看到一个不是见证人的司机被射中了。”
惟有开车的司机才获准进入萨拉热窝，其他随行的弟兄只能在城外等候。虽然不能进城，但他们仍然很想鼓励当地的弟兄姊妹。结果弟兄找到一部电话，于是通过电话向市内的传道员发表了一个公众演讲，给他们极其需要的鼓励。战争期间，分区监督、伯特利和督导委员会的成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弟兄姊妹提供物质和属灵的援助，使他们得以渡过难关。
有将近四年的时间，比哈奇被完全隔离，没有任何物资能运送给当地的弟兄。虽然实际的粮食不能进入这个被封锁的城市，市内的弟兄却能够收到一些灵粮。为什么？他们有一条电话线和一个传真机，因此能够定时收到《王国传道月报》和《守望台》。他们用打字机把这些书刊重新打出来，每个家庭可以获得一份。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哈奇只有3个受了浸的传道员。小组里还有12个未受浸传道员，他们苦候了两年才等到合适的机会，可以通过水浸礼象征自己已献身给耶和华。
与外界隔绝这么多年，也在另一方面带来考验。奥斯曼说：“我的圣经学生从没有参加过大会，也没有体验过分区监督的探访。我们经常谈到，终有一天我们会感受到弟兄团体的温暖。”
1995年8月11日，两辆卡车驶进比哈奇，车身上写着“耶和华见证人救援物资”的大字，那时候当地的弟兄不用说有多兴奋了。自从城市被围攻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私人的车子带来救援物资！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比哈奇的弟兄都快挺不下去了。
在比哈奇，左邻右舍都留意到见证人互相帮助，例如为其他弟兄姊妹修补破了的窗户。奥斯曼说：“我的邻居看见都很感动，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没有钱。这是个很好的见证，他们到现在还在讲这件事呢。”比哈奇现在有一群热心的会众，有34个传道员，5个先驱。
弟兄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波斯尼亚境内饱受战争蹂躏的城市，运送食物和书刊。可是，1994年6月7日这次却有些不同。弟兄开了三辆卡车，载着督导委员会的成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清早就从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出发。他们这次除了要运送救援物资，还会举行一个缩短了的特别大会日。这是三年来的第一个特别大会日！
图兹拉是其中一个举行这个特别大会日的地方。战争开始时，那里的会众只有大约20个受了浸的传道员，可是这次竟然有200多人出席大会，大家都十分惊喜。有30个人在这个大会中受浸。今天，图兹拉有三群会众，传道员超过300人。
在泽尼察，弟兄们找到一个适合举行大会的地方，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水池举行浸礼。他们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水桶。惟一的问题是，水桶本是用来装鱼的，腥味很大。不过，打算受浸的人已经响应耶稣的呼吁，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当然不会因为腥味而却步！（）现在担任克罗地亚分部委员的赫伯特·弗伦策尔，是那天浸礼演讲的讲者。他忆述：“他们等了这么久才能受浸，任何事都不能阻止他们了。受浸之后，他们都觉得自己好像打了一场胜仗！”现在泽尼察有一群会众，68个传道员。
在萨拉热窝，弟兄只能在一个十字路口附近举行大会，但那个路口是狙击兵经常开火的地方。弟兄安全抵达举行大会的地点，却发现很难找到适合举行浸礼的地方，而且因为水不是很多，他们也要想出省水的方法。为了让所有人都有足够的水受浸，打算受浸的人都按照个子的大小排队，从个子最小的开始受浸，最后轮到个子最大的。
弟兄姊妹度过了多么愉快的一天！外面可怖的战争，并没有减损他们因一起崇拜耶和华而获得的喜乐。今天，萨拉热窝有三群欣欣向荣的会众。
物资恢复供应，弟兄姊妹的生活在某些方面也有所改善。然而，种族清洗和驱逐外族人的事仍旧发生。伊维察·阿拉巴日奇现在是克罗地亚的一个长老，他还记得当日怎样和家人被迫离开在巴尼亚卢卡的家。他说：“一个男人走进来，手里拿着枪，叫我们离开，说房子现在是他的了。他是塞尔维亚人，本来住在克罗地亚的希贝尼克，但有人迫他离开他在那里的住所。现在他就要我们离开。一个正在跟我学习圣经的部队警员出面帮助我们。我们最后也不能保住房子，但跟那个男人达成协议，他答应拿自己的房子来交换我们的房子。我们舍不得自己的家，也舍不得帮助我们认识真理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带了很少东西，就出发前往在克罗地亚的‘新家’。可是，到了希贝尼克后，才发现那本该属于我们的房子，早就有人搬了进去。怎么办呢？弟兄姊妹很快就来迎接我们，一个长老让我们在他家里住了一年，直到我们解决了居住的问题为止。”
今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治局势仍然不稳定，宣扬真理的工作却欣欣向荣。波黑约有百分之40的人自称信奉伊斯兰教。战争结束后，弟兄开始建造新的王国聚会所，满足在这方面的急切需要。他们在巴尼亚卢卡兴建的一个聚会所，不仅是个聚会的地方，还代表着一场法律上的胜利。塞尔维亚正教会在巴尼亚卢卡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有许多年，弟兄虽然一直申请在这一区建造聚会所，但都未能成功。战后，见证人在波斯尼亚获得法律认可，但是当局不许弟兄在巴尼亚卢卡建造聚会所。经过多番祷告和再三尝试，申请最终获得批准。这场胜利成为法律上的一个先例，使弟兄将来更容易在波黑的这个地区建造聚会所。
见证人在崇拜方面取得自由后，32名特别先驱得以前往有更大需要的地区服务。这些先驱有很多是从其他国家来的，他们热心传道，忠贞地按照神治组织的方式办事，对当地的发展贡献良多。
不久之前，萨拉热窝的见证人还要经常面对狙击兵的袭击，现在却能在和平的环境下举办大会，接待来自前南斯拉夫各地的代表。在上世纪，这个山峦起伏的美丽国家受尽战争的蹂躏，但与此同时，耶和华的子民却拥有“真挚的弟兄之情”，彼此间日益紧密团结。（）今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16群会众中的1163个传道员，正齐心一意地赞美独一的真神耶和华。
1991年在萨格勒布举行的国际大会结束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边境突然关闭。主要道路和桥梁不是被摧毁，就是被军队封锁了，许多来自克罗地亚东部的代表回不了家。住在国内其他地区的见证人充分显露弟兄的温情。尽管他们自己的家境并不宽裕，很多人还是主动收留这些弟兄姊妹。
在萨格勒布，轰炸警报不分昼夜地鸣响。人们常常要跑到防空洞躲避，有的人就留在防空洞里一连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分部的地下室是个安全的地方，市政府征用了那里做防空洞。这让弟兄有很好的机会向人作见证，而前来躲避空袭的人，也不仅得到身体上的保护。例如，有一天警报响起，一辆电车上的乘客像平时一样急忙下车，躲进分部地下的防空洞。当人人都在焦躁不安地等待时，分部的一个长老问大家想不想看一辑幻灯片，是介绍几个月前在萨格勒布举行的国际大会的。他们全都赞成，事后他们很感谢弟兄为他们放映这辑幻灯片。
战争期间，参加聚会非常困难。更不幸的是，一些聚会所被子弹或手榴弹击中损毁了。可是，弟兄姊妹比以往更珍惜吸收灵粮的机会，依然“不放弃聚会”。（）以下是一个例子。希贝尼克遭火箭助推榴弹猛烈轰炸了六个月，当地的弟兄姊妹根本不可能在聚会所聚会。一个长老说：“我家住在城外，所以大家在我家里参加书籍研究班和《守望台》研究班。虽然外面兵荒马乱，我们的传道工作却没有缓慢下来。我们在希贝尼克和附近的村子传道，人人都能认出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因为他们看出我们与众不同。”
很多弟兄姊妹失去了家园，每当他们前来求助，基督徒会众都很乐意尽力给予所需的帮助。例如，在克罗地亚奥西耶克的王国聚会所，弟兄姊妹热情地欢迎一个初次来参加聚会的家庭，他们刚从波斯尼亚图兹拉逃难来到，处境非常艰难。那个做妻子的原来是基督徒姊妹，大家知道了都很高兴。
政府批准这个家庭搬进一间房子，但那间房子又破又旧，弟兄们看见就纷纷伸出援手。有人拿来炉子，有人拿来窗子，这个拿来一道门，那个拿来一张床。有些人带来建筑材料，也有人拿来食物和木柴。到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房间给修葺好，可以住人了。但是，房子里还欠许多东西，不足以让这个家庭过冬。会众于是列出仍然缺乏的物品，弟兄姊妹能给什么就给什么。尽管大家都很贫穷，会众还是收集齐了需要的东西，从汤匙到建屋顶的材料，一切都不缺了。
战争旷日持久，食物供应迅速枯竭，但分部仍然努力照顾弟兄姊妹的物质和属灵需要。在中央长老团的协助下，分部着手募集食物、衣服、鞋子和药物等物资。起初，捐出物资的主要是本地的弟兄姊妹，但是他们本身的情况也很困难，能够做到的始终有限。这时，奥地利、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弟兄姊妹慷慨捐出衣物、药物和圣经书刊。日日夜夜都有运送物资的卡车抵达。对于驾驶卡车的志愿人员来说，克罗地亚弟兄姊妹的需要比他们个人的安危更重要。物资会先送到萨格勒布存放，然后再转送到有需要的会众去。
克罗地亚的弟兄姊妹已经获得帮助，现在他们怎样帮助在波斯尼亚的弟兄呢？弟兄派出共载有16吨食物和木柴的卡车队，向着波斯尼亚边境进发。这是相当危险的，据称有很多胡作非为的士兵在那一带活动。一旦遇上那些人，就可能会失去救援物资，连运送物资的人员也可能性命不保。
一个弟兄忆述：“我们穿过树林，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关卡，有时甚至沿着战线走。虽然路途十分危险，我们却安全抵达波斯尼亚的特拉夫尼克。一个士兵听见我们到达的消息，就跑到我们弟兄聚集的房子前，喊叫说：‘你们的人开卡车来了。’可想而知，弟兄们高兴极了。我们把食物搬进房子，说了几句话，就赶紧离开，因为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
很多弟兄姊妹写信给萨格勒布的分部，为所得到的援助表示感激。一群会众来信说：“非常感谢你们的辛劳，让我们能够定期收到所有的灵粮。也感谢你们送来的救援物资，弟兄姊妹真的非常需要这些东西。衷心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和对我们的关怀。”
另外一封来信说：“好几个弟兄成了难民，有些就完全没有收入。当他们收到这些物资，而且还是那么多的物资时，都不禁热泪盈眶。弟兄姊妹的关怀、慷慨和无私使他们大受感动和鼓励。”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组织作出很大的努力去供应灵粮给弟兄姊妹，帮助他们保持信心。显然，耶和华的灵发挥了作用，不仅帮助他们在这段痛苦的时期能忍耐得住，也使他们在灵性上越发坚强。（）
世上的救援组织都尽力向人提供物质上的援助，但惟有耶和华见证人所提供的帮助，才为人带来长久的裨益。战争期间，弟兄姊妹并非闲着等待战事结束，而是尽己所能传讲王国的好消息。
武科瓦尔靠近塞尔维亚的边境，那里受到战火严重摧残，大部分的居民，包括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不得不逃离这个城市，只有一个叫马丽亚的姊妹留了下来。有四年的时间，克罗地亚的弟兄跟她联系不上，但是她依旧热心向少数仍然留在城里的人传道。她的热心得到很大的奖赏。1996年，克罗地亚的见证人看到20个人从武科瓦尔来参加区域大会，大家都喜出望外。
我们宣讲的信息大有力量，能够改变人生。战争刚刚爆发时，一个年轻的士兵在克罗地亚军的精锐部队扶摇直上。1994年，他在等火车的时候，收到《谁真正统治这个世界？》这份传单。他迫不及待地阅读传单，读完以后，他知道要为人间的暴行负责的是撒但，而不是耶和华上帝。圣经真理震撼了他的心灵。他加入军队接受军事训练，目的之一是要报仇，因为他19岁的妹妹和另外两个家人在战争中被人杀害。他本来已经计划好，要去凶手居住的村子报仇，但传单的内容令他三思。他开始学习圣经，随后几年他不断穿上新品格，最后在1997年受浸。他后来还是去了凶手的村子，但不是去寻仇，而是高高兴兴地去传讲上帝王国的好消息，帮助那些需要认识上帝慈悲的人。
即使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传道员依旧热心传道，结果我们在克罗地亚看见令人兴奋的增长。从1991年战争开始，到1995年战争结束，先驱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132，圣经研究的数目上升了百分之63，而传道员的人数就多了百分之35。不错，当地的弟兄姊妹勇于宣扬上帝的话语，因此在耶和华的赐福下取得丰硕的成果。
1991年，在国际大会举行之前不久，加拿大的丹尼尔·尼藏和妻子海伦抵达克罗地亚。他们是在基列学校受训并来到这里的第一对海外传道员。在其他欧洲国家，一些学了克罗地亚语的夫妇也受到邀请到克罗地亚服务。
其中一对夫妇是奥地利的海因茨·波拉切和妻子埃尔克。1991年，他们获邀来到克罗地亚，之前他们在丹麦的南斯拉夫语地区做特别先驱。战争爆发时，他们刚刚开始探访各群会众。他们第一个探访的分区，包括达尔马提亚海岸和波斯尼亚的部分地区，这些地方全部都有战事。海因茨说：“战争期间，在波斯尼亚探访会众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情况危险，我们不能驾驶自己的车子，只能乘坐不很可靠的公共汽车。我们带不了很多东西，只带了几个箱子和一部打字机。
“我们必须善于变通。有一次，我们坐公共汽车从图兹拉去泽尼察。途中，士兵把我们的车拦下来，告诉我们前面太危险，不可继续前进，车上所有人都必须下车。我们知道泽尼察的弟兄姊妹正等着我们，于是就去找其他可以载我们一程的车子。最后，我们遇见一个运载煤气的车队，他们有通行证，也同意让我们坐他们的车。我们在途中善用时间向司机作见证，他非常认真地听我们说。
“后来，我们的去路再次被挡。由于两军正在前面交火，我们惟有走小路。小路崎岖难走，加上下雪，情况就更糟。我们经常要停下来，帮助其他陷在雪中的车辆。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发觉有人向我们开火，于是被迫逃离那个地区。我们一直逃到瓦雷什，那里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大概50公里，所以我们要在那里过夜。
“司机躺在驾驶座上睡觉，我和埃尔克就在后座挤在一起取暖。那仿佛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夜晚。第二天我们终于到达泽尼察，弟兄姊妹见到我们时，都高兴得不得了。没错，一切艰辛都是值得的。虽然弟兄姊妹没有自来水和电力，但还是尽力好好接待我们。他们在物质上很贫穷，但在灵性上却很富足，也非常热爱真理。”
战争爆发之后，有将近50个特别先驱从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被派到克罗地亚。后来耶和华的组织派来更多的海外传道员，他们进一步强化和鼓励当地的弟兄姊妹。这些热心的全时仆人无论在传道方面还是在会众内，都帮了很大的忙。
“我没想到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
20世纪80年代末，转译自德语的克罗地亚语《守望台》月刊，仍是由非伯特利成员的弟兄翻译。从1991年开始，翻译工作由伯特利成员负责。后来，中央长老团批准翻译克罗地亚语的《希腊语经卷新世界译本》。当时，人们使用的圣经是150年前的译本，词句既古旧又生僻。于是，克罗地亚语小组率先着手翻译圣经，同时也跟塞尔维亚语和马其顿语的翻译小组紧密合作。各翻译小组都从其他小组的经验和意见得益。
1999年7月23日星期五这天，对于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耶和华见证人来说，是个永志难忘的日子。当天，“上帝的预言”区域大会在四个会场同时举行，会上讲者宣布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的《希腊语经卷新世界译本》同步发行，马其顿语译本的翻译工作也进展顺利。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息，讲者一时不能再说下去。大家太高兴了，许多与会者禁不住流下欢乐的泪水。一个担任长老多年的弟兄说：“我没想到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这三种语言的圣经全书都在2006年发行。
1996年之前，在奥地利分部的督导下，一个督导委员会负责照料耶和华见证人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传道活动。1996年，组织委任了一个四人的分部委员会督导这些地区的传道工作，耶和华也显然赐福给这个新安排。
新的分部设施和王国聚会所
像其他地方的伯特利家庭一样，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伯特利也受到传道员数目增长所影响，成员人数从10人增加到50人左右。由于原本的设施只够让四五对夫妇居住，其他伯特利成员必须住在附近一些租用的房间里。
分部委员会成立不久，中央长老团就指示他们在萨格勒布购买土地兴建新的伯特利之家。本地的志愿工人和国际仆人同心协力，很快就建成了漂亮的设施，这些设施有助于推动王国事务在未来许多年的发展。1999年10月23日星期六，拥有一个王国聚会所的新分部和萨格勒布市中心两栋相连的王国聚会所，一起举行呈献礼。有1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典礼，中央长老团成员格里特·勒施弟兄发表呈献礼演讲。第二天，4886人在一个大体育馆聚首一堂，聆听令人鼓舞的属灵节目。耶和华在克罗地亚的子民，有的已经忠贞事奉耶和华超过50年，经历过现代历史上一段最悲惨的日子，对他们来说，这一天多么难忘！
此外，弟兄也展开了一个建筑计划，在多个地方兴建王国聚会所。1990年之前，许多会众都在地下室或私人寓所举行聚会。例如，有20年之久，斯普利特的一群会众在一个私人住宅的小房间里聚会。那里只有50张椅子，但参加聚会的人数，有时超过椅子数目的一倍，很多人不得不站在外面。大会也在同一个房间举行，参加的人有150个或以上。今天，斯普利特有四群会众和两间漂亮的王国聚会所。由于传道员的人数增加了，弟兄要租用一家酒店的会议大厅举行大会。在德国塞尔特斯的区域工程办事处督导下，王国聚会所建筑工程处继续统筹建筑工程，建造更多实用而美观的聚会所。
参与兴建王国聚会所的人不分老幼，全都贡献良多。到目前为止，已经建成的新王国聚会所有25间，修葺了的有7间。这些工程有助于加速王国工作的扩展，使赞美尽都归给耶和华。
1991年，克罗地亚成为独立国家。在新法例通过之前，国家仍沿用未独立前的法律施政。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将近百分之90的国民是天主教徒，所以教士对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耶和华见证人过去拥有合法的地位，而且他们一向奉公守法，声誉良好，因此司法部于2003年10月13日公布，耶和华见证人在克罗地亚获注册为合法的宗教社团。耶和华的仆人渡过许多艰难岁月，现在能够得到克罗地亚政府的法律认可，他们怎能不欣喜万分呢！
在20世纪90年代初，前南斯拉夫境内每年只举行一届先驱训练班，而今天仅是在克罗地亚，每年就举办几届先驱训练班。2008年9月，克罗地亚有5451个传道员，共组成69群会众。更令人振奋的是，去年出席耶稣受难纪念聚会的人数有9728人！这些数字表明，传道工作在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在克罗地亚，不容异己的宗教气氛十分普遍，生活压力也很大，但在这个国家，耶和华的所有仆人比以往更加坚定，不管撒但怎样发泄怒气，他们都决心继续宣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虽然大多数的居民天天都为生计奔波，谋生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可是，有些人正为世上道德败坏的情况而叹息，也有些人渴望满足自己的属灵需要。（）耶和华见证人正在把这些人找出来，帮助他们崇拜独一的真神，让他们都能一起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往雅各上帝的殿去。他必教导我们认识他的道，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公元1世纪，使徒保罗在异象中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对他说：“请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吧。”（）保罗和他的传道同伴看出，上帝是在指示他们去这个从没有人传道的地区，在那里宣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他们欣然接受上帝的指引，不久基督教就在马其顿蓬勃发展起来。现代的马其顿位于古代的马其顿以北，面积比古马其顿小，但正确宗教在那里的发展却跟古时很类似。情况是怎样的呢？
二次大战后，马其顿成为南斯拉夫最南端的共和国，1991年宣布独立。两年后，即1993年，耶和华见证人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正式注册。获得合法地位后，见证人得以在马其顿设立办事处，由奥地利分部委员会督导。同年，弟兄在斯科普里的阿日斯卡街买了一栋房子，原本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马其顿语翻译小组，就迁到这个新的伯特利工作。
迈克尔·希贝和妻子迪娜从德国来到，从事分区探访工作。来自加拿大的丹尼尔·尼藏和妻子海伦之前在塞尔维亚服务，现在他们也被派到马其顿来。当地成立了一个督导委员会，伯特利也开始运作。
虽然耶和华见证人已获得注册，但要从国外输入书刊仍很困难。在1994年至1998年，政府限制入境杂志的数量，只容许传道员一人取得一份。因此，弟兄必须复印《守望台》研究班课文给圣经学生。虽然如此，弟兄仍能收到从其他国家寄来的杂志，游客也获准带少量杂志进入马其顿。经过几年的法律诉讼，最高法院裁定耶和华见证人胜诉，可以输入任何数量的圣经书刊。
2000年8月，传道员人数首次突破1000人，达到1024人之多。有越来越多的书刊以马其顿语发行，传道员的数目也不断上升。随着这些发展，位于阿日斯卡街的伯特利之家开始容纳不下与日俱增的伯特利成员。次年，组织买下了与伯特利相邻的三栋小房子，拆除后再建成两栋新的大楼。今天，马其顿的伯特利家庭有34个成员，他们在三栋设备齐全的大楼工作和生活。2003年5月17日，中央长老团成员盖伊·皮尔斯出席新伯特利的呈献礼，整个伯特利家庭都十分高兴。
组织作出安排，帮助资源短缺地区的见证人兴建聚会所，马其顿各地的弟兄姊妹对这个安排非常感激。一个由五名弟兄组成的建筑小组被派到马其顿，协助当地的会众建筑王国聚会所。从2001年至2007年，有九个新聚会所相继落成。建筑小组的成员来自不同的种族，但彼此之间没有种族歧视，工作起来既和睦又齐心，这为真理作了美好的见证。一个商人参观一所已建成的聚会所，发现工程的质量相当好，就说：“这个房子确实是用爱心建成的。”
建筑小组来到什蒂普建造王国聚会所，一个邻居看到弟兄们都这么年轻，看来没有什么经验，就怀疑工程能不能成功。但是聚会所建成后，他竟带着一个建筑图来到工地，恳求这些年轻的弟兄帮他建房子。他很欣赏弟兄的工作质量，并说会给他们很高的报酬。弟兄告诉他，他们建王国聚会所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对上帝和别人的爱，那人听了十分惊讶。
与此同时，有一些为数不多但也是全心事奉上帝的人，正忙于另一件工作，就是翻译马其顿语的《圣经新世界译本》。他们的努力得蒙耶和华赐福，《新世界译本》圣经全书仅用了五年就翻译完毕。2006年，在斯科普里举行的“得救在望！”区域大会上，中央长老团成员格里特·勒施宣布发行这部优良的圣经译本。与会者都非常雀跃，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许多人还忍不住流下泪来。午间小休时，有些人一拿到这部翻译成自己母语的圣经译本，就立即开始阅读。
许多马其顿人都深深尊重圣经，以下是一个例子。奥尔汉在6年前开始学习圣经，那时他不识字。在那个教他圣经的弟兄帮助下，他学会了阅读和书写。他在三年前受浸，现在已经把圣经读了六遍！
有一段时间，奥尔汉是雷森市惟一的见证人。很多人都称赞这个过去目不识丁的男子，有些父母更请弟兄教他们的孩子学圣经，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奥尔汉那样。在雷森，越来越多人对真理感兴趣，后来还有了每周举行的书籍研究班。现在，有一个感兴趣的人成了未受浸传道员，而奥尔汉就是正规先驱和助理仆人。
2004年7月，一对特别先驱夫妇从阿尔巴尼亚搬到马其顿，向说阿尔巴尼亚语的人传道。说这种语言的人占马其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没多久，这对夫妇就发现很需要其他弟兄姊妹的帮助，因为该国说阿尔巴尼亚语的人超过50万，但传道员却只有他们两个。于是，一年后组织派了另一对夫妇从阿尔巴尼亚来帮助他们。这四个特别先驱开始帮助在基切沃的一个小组。基切沃位于阿尔巴尼亚人聚居地的中央，小组里有七个感兴趣的人。第二年春天，他们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演讲以阿尔巴尼亚语和马其顿语发表。看见有61人出席聆听演讲，大家都十分高兴。之后，小组的人数继续增加，现在有17个热心的传道员，参加聚会的人数平均有30人或以上。
为了把好消息传遍马其顿，当地的弟兄获得中央长老团批准，在2007年4月至7月展开一次特别的传道运动，目标是前往所有没有人传道的地区，向说阿尔巴尼亚语的人传讲好消息。
来自7个国家的337个弟兄姊妹怀着极大的热心，欣然支持这次运动。成果怎样？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