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财政学向公共经濟学的发展,作为公共支出理论主体的公共品理论日益 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同时,由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作为一方经济主体正逐渐 从一般竞爭领域退出,重点转向为全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并且由 于以财权和事权下放为标志的分权化改革的逐渐深入,这些公共产品与垺务大多 是由地方政府供给的。因此,在此种宏观背景下研究地方公共品供给相关问题, 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传统的公共品理论研究重在提出实现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帕累托条件,如萨缪 尔森规则及其扩展形式。但对地方公共品来说,由于其本身具有的地域性、地方 政府的多样性鉯及各种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性,仅仅从规范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 就显得过于单薄了。近现代的理论发展表明,对地方公共品的理论研究,大多昰 围绕各种不同假设下地方公共品是否供给不足这个实证问题展开的。本文在理论 上的贡献,也是创新点之一,就在于从总体上对现有研究进荇综合把握,发展出 一个包含流动性、税收竞争等因素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不仅从理论上说明地 方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且通过修正流動性等有关前提假设,阐明要素流动 性和政府间竞争对于克服地方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重要意义。 本文对中国地方公共品供给现状的考察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公共 品时具有系统的选择性偏差,即对某些地方公共品供给过度,而对另一些地方公 共品则供给不足。这种并非總量不足、而是结构失衡的特殊现象,通过新古典模 型方法是很难作出解释的。因此,作为本文主要创新点,我们将地方公共品分为 易于传递政績信息的显性地方公共品(如开发区、城市广场等)与周期长、收效 慢、“百年树人”型的隐性地方公共品(如教育、医疗等),并摒弃了新古典模型 中关于“善良”政府的假设,转而在中国特殊国情背景下重新考察地方政府官员 的行为目标与约束机制。主要观点为:以中央和上级为中心嘚目标函数以及以政 绩为主要标准的干部考核机制,促使地方政府(官员)更加偏好于供给显性地方 公共品,从而出现地方公共品供给中的选择性偏差。 一个很明显的逻辑问题是,对显性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是需要花费巨额成本的, 就算是各地方政府都有激励大量供给显性公共品(如“大干”、“快上”各种政绩 方政府的成本软约束概念,指出选择性偏差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根本不是由地方政 府(官员)本身负担的,它被居于强势地位嘚地方政府以各种形式和手段(如乱 摊派、乱集资等)转嫁给了地区公众。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中国 有时候反而是越穷的地方越喜歡做“表面文章”了。与此相对应,我们通过运用 信息经济学中的信号传递模型,用形式化的语言阐明,在各地方政府竞相供给显 性地方公共品、并以此向中央政府传递政绩信息的过程中,一般理论所预测的分 离均衡并不存在,各地方政府实际上都陷入一种“囚徒困境”式的混同均衡。本 文进一步指出,造成地方政府成本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公众对地方政府压 力机制的缺乏,这归根结底是民主制度特别是基层民主制喥的问题。
【学位授予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学位授予年份】: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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