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
盛世危言：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崛起”
第一章 从马克思谈起（代序）
第二章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第三章 现代金融资本的“破坏力要素”如何参与分配
第四章 为何这一次经济危机与众不同？
次贷危机的起源与“拯救”
第五章 破坏力的会师：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合流
第六章 经济政策的回顾：里根总统给美国
第七章 反思经济危机的四个层次
孔孟之道：中国崛起的文化背景
仰：中国文化中的现世主义传统
第九章 大道不绝，天佑中华”：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第三编 庖丁解牛：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第十章 微观基础：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
第十一章 宏观基础：总量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变化
第十二章 政策工具：对罗斯福新政的再反思
博弈：中国经济奇迹中的政府与市场
第十三章 并不完美的市场：企业家精神的四方向演变假说
第十四章 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四方向假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十五章 带纱窗的改革开放：政治力量与国际资本的博弈
红色中国：中国崛起的制度分析
第十六章 土地诸侯：作为空间经济资经营者的地方政府
第十七章 GDP的战争：城市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机制与中国的特殊优势
第十八章 一党执政：中国特色的职业政治家制度
第十九章 制度演进：不确定性与结果导向原则
改革前景：这个国家会好吗？
我出生于中国西南山区的一个小乡村，从小目睹了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与基层政府的诸多弊病，也见证了中国过去数十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变。对这个国家，有过希望、有过怀疑；有过热枕、有过愤怒；有过骄傲、有过鄙夷……百味陈杂，一言难尽。心里一直便想回答这个疑问：这个国家会好吗？
与诸多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相比，余生也有幸，通过小考、中考、高考一步一步到县城、市区、首都学习，就业，经商，而后又因机缘巧合，到欧美的一些名校研习经济与金融。所学专业与地区经济发展较为密切，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跑了不少地方，做调研做访谈。最后终于决定写一本书。于是放下一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问世事、潜心写作。写的累了，便去登山。仿古圣先贤，远离尘世、独对苍天。
研究经济与社会，有时候，需要离人很近，感受他们的呼吸与心跳，看清楚他们对现实利益的算计和争夺，才不至于陷入空洞的迷思；有时候，又需要离人很远，才能够透过繁杂的表象，洞察世事的本源；有时候，需要一颗敏感的心，哀生民之艰，作不平之鸣，才能够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有时候，又要像雪山一样寒冷，以最现实和最冷静的方式来思考，才能得到客观有益的结论。
社会科学上的东西，真理与谬误的位置，总是在不停的变换，唯有冷静深入的思考，才有永恒的价值。有人说过吧——忘了是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讨厌肤浅的正确，而喜欢深刻的错误。”肤浅的正确，很快就会因为条件的变化而成为肤浅的错误；而深刻的错误，却会始终给人以启迪。我不觉得读者们应该赞成我在书中的观点，但希望有人能够喜欢我思考的过程。
第一编 盛世危言：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崛起”
第一章 从马克思谈起（代序）
过去中国十年的经济表现，相对于其它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值得骄傲。但有些方面，问题却很突出。有很多人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甚至是很愤怒。
2011年9月，我和一个老朋友坐在一起聊天。他说：“有一个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朋友，现在北京一家报社做编辑。找了个女朋友，准备结婚。但是买不起房子，女方的家里死活不同意。他为此很懊恼。”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况，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他又说：“现在这个社会，让很多很优秀而又踏实肯干的年轻人，对未来失去希望。这不是他们的错。但他们却搞不清楚为什么，因而把责任归结到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不够努力。他们为自己不能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感到自责。这是在伤害一个民族的元气！”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很气愤。
我这位朋友很早就在北京安了家，几年前还给父母在北京买了一套，并不为自己买不起房而愤怒。他也并不认为一个人刚大学毕业就应该买房。关键是：这一代年轻人，正在对未来失去希望。他们已经感到：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正在变窄，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这些年，房价上涨，消停一会儿，物价又开始上涨；物价放缓了，房价又开始上涨，一轮接着一轮，让人看不到尽头。埋头苦干的人，收入赶不上物价，更赶不上房价。相反，却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几乎不怎么努力，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已被颠覆。
这种情况的成因，后文会细说。但这种现象是明白无误的：中国经济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的同时，整个社会却普遍积累了巨大的怨气，有很多人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很不满意，年轻一代逐渐对未来失去希望。勤劳致富
、付出总有回报的理念正在被淹没；投机取巧、追求一夜暴富的心态正在逐步占据主流。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分配不公。
反对分配不公，主张分配公平，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说：在个人天赋、学历、经验差不多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付出与别人相等的智力或体力上的辛苦，就应该获得差不多的回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
如果社会现实和这条原则偏差太大，就叫分配不公。
这条原则，反应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比一般的法学原理或经济理论更高一级的社会基本原则，属于“自然法”。只能用它来检验理论和社会制度，而不能相反：用一种理论和制度来检验它。
除非这个理论直接反应了比“分配公平”更高一级的道德法则，比如人类生命、尊严的平等，以及一些家庭伦理等等。
就像不能因为一个地方政府的立法而推翻某条宪法条文一样。一个专家学者不能说：市场机制或者别的什么制度，已经被论证为最完美最公平的制度了，所以，只要是从这个机制里面出来的分配结果就是公平的，
对于这套说辞，我们可以回应说：“无论何种所谓‘完美’的制度，只要在实践中确实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它就必须加以改革。”
在经济理论上追根溯源，谈到经济增长，大家会想到亚当·斯密；而谈到分配公平，则往往会想到卡尔·马克思。
对马克思，小的时候我很崇拜。因为平时宣传的、课堂上讲的、书上写的，都是他的理论，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非常系统深刻，不服不行。所以对他用辩证唯物主义推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很相信。
长大以后，到了大学里面，突然发现老师们说的、书上写的全部换了一套新的说辞，都在说马克思的错。仔细想一下，里面确实问题很多。
比如劳动价值论。商品里面融入了多少人类劳动就应该值多少钱么？这个跟现实差距太大。一块木板，如果一个人费劲力气把它锯成锯末，它的价值、使用价值、市场价格必然同步下降。
所以，还是马歇尔的边际效用理论更好一些：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一件商品值多少钱，
主要还是它能为消费者提供多少效用，生产成本只是一个技术制约。
价值论敌不过效用论，这是经济学发展几百年后得到的一个共识。
徐友渔在一篇文章里面总结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起来以后，怎样保证政府领导人不会腐化变质、搞独裁专制，背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初衷？第二，把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消灭以后，不按照市场的原则来分配，怎样保证大家还有动力努力工作而不是偷懒？
他说，人类20世纪的实践证明，这两个问题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运动。 这个批评，是很深刻的。
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很快就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变得厌恶起来。
但是，有一天，我去上一位研究世界经济史的老师的课，她也跟我们谈起了马克思主义。 她说：
"英国圈地运动时期，农民的生活确实很悲惨。耕种了多少代人的土地，地主说把你赶走就赶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赶走以后进入城市流浪，还要遭到酷刑。在工厂里面工作，条件确实很恶劣。很多童工啊，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大量的染上重病，很年轻就死掉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也很恶劣，没有任何劳动保障，连饭都吃不饱，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卫生消防措施都很差。中国现在什么血汗工厂，跟那个时候简直没法比。当时的那种状况，真的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们看马克思，要是专门看他的观点，确实不理解。不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工人嘛，工资低一点，你好好说嘛，干嘛非要喊打喊杀的？还要搞暴力革命，血流成河，才能建立理想社会。真是太极端了。——但你要看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实际状况。工人阶级、底层人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工人搞暴动，并不是受了马克思的鼓动
。英国纺织工人的‘卢德运动’，就是砸机器。这并没有什么理论指导。工人看到一采用新机器，自己就要失去工作，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老婆孩子都要饿死。他们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就是觉得太不公平了，所以怪罪到机器身上。”
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从此以后，我才开始认真的读《资本论》。 《资本论》这个书很厚，其中有可能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在引用各种调查报告，说工人农民的生活如何如何悲惨，从圈地运动开始直到马克思生活年代的各种调查报告。基本都是第一手资料，可信度很高。
后来的研究者很不重视这个部分。有些学校出版《资本论选读》，就把这些事实材料系统的删掉，光剩下理论分析。可能是有些编辑觉得：这些材料都过时了。而且，马克思引用得也太多了，看起来有点啰嗦。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学习他的理论框架嘛，这才是精华。然后用这个理论来分析现在的问题，就可以了。
但看完《资本论》以后，我觉得这样做，就是把马克思思想中最精华、最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给删掉了。而保留下来的，却是一些有很大缺陷的、过时的抽象理论。这是在舍本逐末。
马克思自己说过两句话，一句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费尔巴哈哲学提纲》）” ；另一句是“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4月11日》）”。
这两句话反应了马克思为人做事的基本态度。
马克思是理论家，却坚决反对空谈、提倡实干。他做理论研究——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自己所看到的现实世界，而不是让自己的理论永垂不朽。“这个社会太不公平。占社会大多数的底层人民，一年到头辛苦工作、不得休息，却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眼睁睁看着爱人、孩子、父母和他们自己死于贫困、饥饿和因工作居住环境的卫生状况而导致的疾病。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产不出足够的物质财富来分给大家。有极少部分人，不需要怎么辛苦就可以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也不肯多分一点点给贫苦人民。这种社会，必须要加以改变。既然和平的改变没有希望，底层人民就有权利用暴力的方式来改变。”——我想，这才代表了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深层次想法。
他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世界。如果世界的真实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他的理论就需要修改，一些具体的结论就会过时，或者说看起来是错误的。
因此，如果我们把《资本论》里面反映现实的内容删掉，只留下理论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会变得很空洞，脱离实际，有些地方甚至很荒谬。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这是歌德的话，马克思也曾引用过。那么，用这句话来检验马克思自己的理论，他会表示赞成吗？ 我想是的。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和经济学又发展了一百多年。要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一些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地方，并不难。
这些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 现存于世上的人们，依然在生活，要为自己家人的幸福而辛苦奔波。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应该得到公正的回报。如果这种公正得不到实现，有良知的人们，就会感到愤怒，就会
为此而奔走呼告，要求改变。所以，我终于还是理解了、赞同了马克思。就像那位讲世界经济史的老师所说的：
“如果你生活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看到那种悲惨的现实，很可能你也会跟他一样，呼吁底层人民拿起武器，跟资本家对着干。”
郎咸平教授最近与人合作，出版了一本讨论马克思思想的书。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拜读，无法评价。但在为此书做宣传的演讲中，郎教授说，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早就在马克思的预言范围之内。所以马克思很伟大。我想，马克思恐怕很难同意用“预言是否准确”来衡量自己理论对错与否。马克思对自己理论的要求是“改变世界”，而不是做空谈家和预言家。
实事求是的讲，马克思的很多预言落空了，没有变成现实。对此，马克·斯考森在《现代经济学的历程》一书里面，一条一条的做了梳理，说马克思的哪些预测没有实现。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就是很多。但是，马克思的这些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预言成真的前提条件已经被他改变了。 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很快走向崩溃。 这个预言失效了。
因为他所极力反对的那种低级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消亡了。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已在
其基础上做出了巨大改变：针对富人的高额累计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普遍开征；工人的劳动权利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劳动条件改善了；童工被禁止了；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也建立了起来。今天世界各国的劳动者，获得了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不可想象的权利保护。这种改变的原因很多。但以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他所反对的制度和那种制度下的当权者，因为害怕他的预言变成现实，被迫做出了改变。
所以，马克思的预言失效了。
但他的理论却是成功的，因为它已经改变了世界。
简单做一下总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伟大之处，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它是一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它建立在对社会现实非常深刻而具体的了解的基础上，包括历史的和现在的事实。其核心关注点始终是：事实是什么？应该怎么改进现实社会？而不是脱离现实去空谈理论。
第二，它是一种“有良心”的经济学。它为那个时代的底层人民呼吁，要求实现社会公正。它将人类的基本道德法则置于经济理论之上，而不是相反。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难以真正驳倒的。他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在分析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剩余价值的时候，或有漏洞，有过时的地方。但这些缺陷难以动摇其根本：一个人付出了劳动，
就应该得到公平的回报。
如果现实是大部分人付出了劳动，却得不到公平的回报。那么，就应该想办法改变这个现实，以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制度。 ——这应该成为我们分析一切经济现实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章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分配不公，是因为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这个词最先出现在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书里面。他讲的很详细，但主要是借古讽今，说的是古代的事儿。我举身边的例子来说明。 你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拿到2000块钱工资。这是你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你付出了劳动，创造了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用生产函数来说，就是y=f（L，K，G）。这里的y是产品，L是劳动力，K是资本，G是土地。f代表L和K和G的组合方式。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劳动力，跟公司的资本结合起来，占用了一块土地，生产出来了一些产品。这些产品被你的公司卖出去了，赚到了钱，所以要按照你的贡献分一点给你。你拿的是L的部分，公司拿的是K的部分，房东或地主拿的是G的部分。
这叫“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是，你拿着这2000块钱回家，路上遇到一个拦路抢劫的，把刀放在你脖子上，问你：“要钱还是要命？”你肯定还是要命，把钱给他了。这叫“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这个强盗掌握的不是L、K、G的生产要素，他也不负责向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而是掌握了破坏力：身强力壮、持刀、胆子大……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可以伤害你的生命。为了避免这种伤害，你得给他钱。于是他就参与分配了。按照你生产出来的有用的产品来分配，贡献多少得多少，就是分配公平；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破坏力最强的分得最多，这就是分配不公。
这几年治安环境还不错，你兜里的2000块钱被抢走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你回到家里，发现小孩生病了，感冒发烧。赶紧送医院。 医生给你一看，开了一副退烧药，10块钱。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因为他提供了服务，这个服务可以改善你孩子的健康状况，这个服务是有正面效用的。然后他从中获得收益，这是分配公正。
但如果医生一看，给你开了一大堆药，你也不认识，反正告诉你不吃这些药孩子就好不了。而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但他要了你200块钱。200-10=190。这190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强盗抢钱拿的是刀，医生抢钱拿的是什么？手术刀？
不是，他不会把手术刀架在你脖子上。强盗凭的是体力，医生凭的是智力。简单来说就是医学知识。他知道你的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但你不知道。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叫医生和患者之间信息不对称。
有了这个信息不对称，医生就可以把简单的病说的很严重，把只需要10块钱就能治好的病，给你开200块钱的药。如果你真的得的是重病，需要开刀。这个时候就真跟强盗把刀放在你脖子上一样，医生的手术刀就伸到你身上了。你是死是活，就掌握在这把刀上。
医生凭借高超的技术，手术成功，救了你一名。你付了2000块钱。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但现实情况是，有个别地方，动手术需要额外给医生塞红包。比如手术本来该给2000块钱的，你还得再给2000块钱。这2000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因为医生动手术的时候，如果手术不成功，你就挂掉了。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医生可以说：“这是正常现象，这个病确实没办法。”或者故意在你体内留点内伤，让你这辈子不得安生（注：这是极端情况）。患者家属不服，你能拿出证据来吗？ 很难，很难。
用吴思先生的话来说，这叫“低成本伤害权”。如果一个人可以以很低的成本，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你就该给他一笔钱，以避免这种伤害。医生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可以很低的成本，给患者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他在分配中就可以居于有利地位，除了自己医疗服务应该拿的钱以外，还可以额外再要一笔钱。这额外再要的这笔钱，就跟强盗抢钱的性质一样，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所以，有人说：“医院在抢钱。”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有的医院就是在抢钱。 不过医院抢钱的方式，跟强盗抢钱比，要复杂一些。因为强盗抢钱，是100%
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谁都看得出来。所以要严厉打击。但是医院赚的钱，有一部分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是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的收费，是公平的；只有一部分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由于有了“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这件外衣，医院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就很难被清楚的区分。
我不是故意要攻击医生，只是举个例子。现实生活中的分配不公平，绝大多数都是有一部分“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然后再附带一部分“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造成的。二者糅合在一起，很难区分。
所以，大家经常从直觉出发，觉得有些人赚了不该赚的钱，但是说不清楚。而赚了不该赚的钱的人，也振振有词的说：“这是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我赚的是我自己努力拿到的。你们这是仇富！”
实际情况是，一般这种人，他确实是干了事儿的，赚了一些该赚的钱，不是赤裸裸的拿刀抢劫。但也会附带一些“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吴思先生算过一笔账，明朝的崇祯皇帝一年的开始大约相当于1个亿，俄国的普京总统第一家庭的收入大约是
100万。普京的100万，（假设）是他作为国家元首向俄国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正常收入，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那么崇祯多出来的9900万，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因为他掌握了军队和专制权力，可以给人民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不必自己付出什么成本，所以，人民必须多拿钱给他。不然他真拿刀砍你。
房地产商确实努力修了房子，不仅不能让人家亏本销售，还应该让他赚钱。但有很多开发商利用囤积居奇、虚假广告、一房多卖、哄抬房价，在房屋质量等上面做文章。最后本来值5000一平米的，卖了1万。这多出来的5000
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房地产的问题很复杂，后面再说。总之，要实现分配公平。首先，就是要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把生产性要素与破坏性要素区分开来。 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大家就努力生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大家就努力破坏，从而阻碍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而我们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也就从这里开始。
讲完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基本概念以后，开始用它来分析中国的现实，先提一道思考题供诸君讨论： 2008
年，正值国际金融危机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沿海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 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央ZF出台了新《劳动合同法》，大大加强了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这是个很反常的政策：大家连工作都找不到了，还加强什么劳动权利保护？不是会加剧失业浪潮么？不是对经济危机中的企业雪上加霜么？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全面肯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专门批评了这个新《劳动合同法》。
但是，一转眼四年过去了，中国安然度过经济危机，底层劳动者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并没有出现失业率剧增、经济下滑的情况，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还是要从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角度来看。
保守派经济学家，不仅反对加强劳动者权利保护，还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因为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应该是人人平等的，老板和工人的权利应该完全一样，老板可以随时解聘工人，工人也可以随时“解聘”老板。如果你觉得自己值更多的钱，辞职之后换一家愿意给你更高工资的就行了。你要是找不到更高工资的岗位，低工资就是应该的，是市场竞争给你的劳动力开出的最合理的价格。
老板解雇你，是因为你没有为他提供符合他要求的劳务。在这种情况下，诸如最低工资、工会组织、高额的补偿金……等等，都没有道理，都会导致劳动力配置无效率，降低企业效率，劳动力市场不能出清等等…… 这种思路，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不存在交易成本，完全由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思路的基础之上的。
从这个思路出发，不要说在经济危机期间加强劳动权利保护，就算是在繁荣时期，也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如果把真实世界的交易成本考虑进来，就会发现，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不仅有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还有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这个时候，保守派经济学家的论调就站不住脚了。
劳动力市场存在交易成本。工人“解雇”老板，会给老板造成伤害。因为他必须要花费成本去从新招人，招来的人的性格、素质、工作经验都会和原来的不同，可能需要从新培训等等……同样，老板解雇工人，也会给工人造成伤害。解雇之后，工人从新找一份工作，需要时间、需要交通通讯成本。虽然双方都能通过自由选择来给对方造成伤害，但是，这种伤害的权力是不对等的。
老板一般比较富有，某一个工人辞职，对他来说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这部分损失相对于他的财富来说，“边际效用”很小。他仅仅因为看某人不顺眼，就可以把他解雇了，无非就是再招一个而已。新来的人经验不足，每个月少赚一点，过几月就会好起来的，这点小钱，无所谓。
对工人来说，他的收入比较低，每个月工资收入扣除基本生活开支以后剩不下多少。这种情况下被解雇，就可能马上面临生存危机——房租或者房子的月供交不起了，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老婆孩子怎么办？ 所以，工人因为被解雇的损失，对他来说“边际效用”极高。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伤害能力就不对等了：老板可以很低的成本对工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而工人要想给老板造成损失，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老板握有更强力的“破坏力”，所以，他就可以索取比自己应该获得的分配份额更多一点的利益。多出来的这个部分，就叫“剥削”。 ——
既然老板可以低成本伤害工人，所以，如果他生气了朝你吼两句、侮辱你，你敢随便顶嘴么？大部分人不敢。
他可以随便找点毛病克扣你的工资，你敢因此而去炒、去闹么？大部分人也不敢。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里面多次引用一句话，叫做“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既然我可以很轻易的给你造成损失，而我自己几乎不用付出什么代价，我又怎能不牛气冲天？怎能不随便找点理由从你身上多要点钱？
劳动者付出了劳动，老板付出了管理经营和劳动和资本，双方都该索取回报。比如盈利一万，双方的边际贡献率是1:1，那么劳动者拿5000，老板拿5000。这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但是，老板只给劳动者3000，自己拿7000。你不满意吗？不满意开除你。4000块钱一个月的工作确实有，你也做得下来。但你能保证自己能马上找到吗？你要去到处投简历、面试，继续看别的老板的脸色，如果不确定性很大，而且可能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甚至更长。
这段时间的房租从哪里来？生活费从哪里来？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劳动技能可能下降，最后可能4000块钱的岗位也找不到。那么，这确定的3000可能就比不确定的4000更值得拥有。所以，你忍了，3000就3000吧。于是，最终利害博弈的结果，老板拿了7000。00这2000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这是一个可以低成本伤害你的人，从你应该获得报酬中拿走的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既然这是双方加害能力不对等造成的破坏力参与分配，那么，就想办法平衡这种加害能力。
老板解雇工人，成本很小，就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提高他的成本。解雇工人，必须要赔偿，而且赔偿数额要比较大，足够被解雇者保持现有生活水平比如三个月、四个月。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找工作，这段时间有收入，不用害怕付不起房租看不起病。 工人“解雇”老板，虽然会给老板带来损失，但自己也会面临很大的损失。所以，工人辞职不用支付任何赔偿金，除此之外，ZF还要提供失业保险、医疗保障等等。
这样，老板要伤害工人，他的能力就会减弱，自己的损失就要增加。工人想要伤害老板，他的能力就会增强，自己的损失会减少。 最后达到什么程度最合适呢？就是双方的实际加害能力基本对等。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管用了。在法律面前，工人的权利要比老板的权利多，老板要被歧视。老板违约了要支付高额违约金，工人违约了一分钱不用给。
但是，正是这种法律权利的不平等，抵消了经济权利的不平等，才能最终实现双方实际权利的平等，排除“破坏力参与分配”，而保障“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张五常反对新《劳动合同法》，没有考虑双方加害能力的不平等，仍然假定劳资双方实际权利平等，所以得到新劳动法会损害经济效率的结论。这是不对的。
张五常这种反对，有他自己的理论基础。根源就在他那篇牛X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
在佃农理论里面，张五常证明了一个道理：握有生产要素的双方，平等谈判形成的合约，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发挥。 他举的例子，就是佃农与地主的合约。 在张五常以前，古典经济学普遍认为，固定地租最有利于提高土地的产出。因为佃农只要交够了固定地租，剩下的，自己种多少得多少，所以干劲最足。如果是分成地租，种出来
的60%归自己，40%归地主，佃农的干劲就没那么足。
他的道理很简单：地主和佃农都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实际状况，知道自己能为产量做出多大贡献。所以只要双方平等的谈判，最后形成的分成合约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地主的积极性和佃农的积极性。地主如果只拿固定地租，他就没动力提供耕牛、供水系统等等公共设施或者服务，没有这些东西，佃农的劳动的边际产量就会下降。地主有了分成，会加强对佃农的监督，让佃农之间互相竞争，把土地租给种地水平最高最积极的佃农，最后每个佃农的边际产量就会趋于一致。
这个道理跟老板和工人的关系一样，老板之间互相竞争，工人之间互相竞争，最后的结果就是生产效益在老板和工人之间按照彼此的贡献合理分配。工人工作不努力，就会被解雇；老板发的工资少了，工人就会辞职去工资多的地方。
所以，张五常虽然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具体结论，但其实绕了一圈，又重新证明了古典经济学的更基本的结论：市场价格机制总是最优的，只要充分竞争，结果就是最好的。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让双方充分谈判博弈就可以了。
但实际情况是，张五常所分析的佃农合约关系，在人类历史上总是不断的出现问题。利益分配总是朝着固定的方向演进：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佃农。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就比张五常高明。马克思只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去搞什么假设。所以他看到的就是：地主不断剥削佃农，佃农生活越来越困难，最后几乎生产不下去了。整个欧洲，不断发生农民暴动。中国历史上，因此而发生的农民暴动更是数不胜数。
如果这个制度真的那么完美，合约的形成可以让大家按贡献分配，农民怎么会活不下去呢？怎么会起来舞刀弄枪的，要把自己的合作伙伴和谈判对手置于死地呢？
地主和佃农，一个出土地一个出劳力，大家合作生产粮食，然后按比例分配生产成果，各取所需。多好的一件事，比例问题可以坐下来慢慢谈嘛。怎么谈着谈着就打起来了呢？而且还打的很厉害，地主要让佃农无家可归、饿死街头；佃农要搞武装暴动，杀掉地主全家，瓜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搞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这真是太恐怖了。“合约演进”演进出这么一个结果，非要说它会导致经济效率最大化，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大家都知道，在谈判桌上谈判，背后必须要有实力支撑。想当年大清国在甲午战争中打了败仗，李鸿章去跟伊藤博文坐下来谈，口才再好也没用，只能割地求和、丧权辱国。为什么？因为大清国打不过日本。地主和佃农谈判，必须要“实际权利”平等，才能谈出合乎“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合约”出来。注意，必须是“实际权利”，而非“名义权利”。
在“名义权利”上，地主和佃农地位平等，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给谁耕种不给谁种，地主说了算；佃农对自己的劳动力有所有权，种哪个地主的土地，佃农说了算。有问题吗？ 有问题。因为双方经济权利平等，但破坏力不平等，或者说伤害力不平等。
张五常对民国时期地主和佃农的合约研究发现，差不多一个地主要管理好几十份租约，就是把土地分成几十份租给佃农耕种。而一个佃农基本上只会耕种一个地主的土地，不会同时租两个地主的土地来种。所以，佃农不租地主的地了，地主哪怕真找不到人来种，无非就是少收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租，对其生活影响不大。他财大气粗，承受风险能力强，无所谓。而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有很多佃农不仅租土地耕种，连房子也是地主家的地。一旦地主毁约，马上就面临生存危机，一家老小衣食无着、无家可归。要想再找一家地主，谈何容易？这个损失太大了。
所以，地主可以低成本的给佃农造成巨大的伤害，利用合法的私有权利让他面临家破人亡的巨大危险；而佃农却没有反制的能力。在这种条件上，双方谈出来的“合约”有可能是公平的吗？不可能。
我们假定一个初始环境，在第一次谈判的时候，地主和佃农达成的分成协议很公平，正好符合地主的投资回报和他进行监管、提供水利设施、耕牛、耐用生产工具等的贡献率，佃农正好获得与他辛勤劳动的贡献率相等的回报。假设这个比例是5:5。这个合约有效期十年。过了十年，再谈。地主要求提高比例到6:4。因为他算准了，佃
农如果换东家，搜寻成本、搬家成本是他很难承受的。佃农自己也知道。 但是如果是7:3，佃农可能就宁可因为搬家受些损失也要换东家。所以最后谈下来的条件是6:4。又过了十年，地主要求提高比例到7:3。此时佃农还是要接受。因为在过去十年，周围的地主也更新了合约，他们也一样算准了这一点，把分成比例变成6:4了。在所
有地主都要索取6成地租的情况下，佃农搬家的损失不变，而获得预期收益从拿到5成降到了4成，算来算去，7:3
也只能认了。然后，周围的其他地主，也算准了这一点，也纷纷把租约分成比例变为7:3。因此，在考虑因交易成本和风险承受能力而导致的合法伤害能力的不对等以后，地主和佃农进行“平等谈判”或“自由选择”所达成的“合约”，不可能趋于均衡，不可能稳定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比例上。而只能呈现单向演进：不断的朝着有利于地主，不利于佃农的方向发展。
最后，整个佃农阶层都只能获得仅购维持最低水平生存的分配比例。一旦这个最低生存水平的比例被突破，佃农就会活不下去了。双方就会从谈判对手变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农民暴动就会出现。
所以，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分析很规范、数据很充分，但最后得到的结论却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事实。他把经济上的“权利平等”与实际的权利平等划了等号，在经济权利平等而加害能力不平等的情况下，地主掌握的“加害能力”就要参与分配，从而导致分配失衡。
用这一思路来分析“雇主-工人”的关系也是一样。这个前面说老板如何利用“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的时候已经说了。 总之，就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名义权利”如果完全平等，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利益分配就会不可逆转的朝着有利于老板、不利于工人的方向演变。 这个演变需要过程，需要众多老板们的“不约而同”的共同努力。
刚开始，分配比例会合理一点。会有个别老板（A）先想办法压低工人的工资，只要不是太狠，考虑到换工作的成本和风险，大部分工人只能接受。 所以，A老板可以多赚钱，而不用担心工人流失。B老板一看，这样也行？好，我也跟着来。他也压低工人工资，而且比A老板还要再低一点。只要低得不多，B老板的工人也不
会辞职去跟着A老板干。如果B老板不这样做，他的利润就会下降，他的产品的成本就会比A老板高，在市场竞争上就会吃亏。 A老板一看B老板压低了，那么，也会跟着进一步压低……
总之，你就会发现，A、B、C、D、E、F、G……等所有老板都会纷纷跟进，竞相压低工人的分配比例。工人作为一个阶层，对此毫无办法，因为所有的老板都在这样做，他们想要通过换工作来提高自身的待遇的可能就会很小
。 最后的结果，就是工人的实际收入，将会被压缩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上。
这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必然会走向崩溃。这是没错的。
由于老板之间竞相压低工人工资需要时间，A老板不能一下子就把工人的工资压到很低的水平上，这样一旦工人换工作的交易成本小于工资增长的收益，工人就会辞职，A老板的工厂就找不到人了。所以，他会一点一点的压缩，等着别的老板们逐步跟进，然后再进一步压低…… 这是一个缓慢的但不可逆转的过程。
所以这种生产关系不会一下子就崩溃，而起刚开始要繁荣、繁荣，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企业在正常运转，经济在增长，老板们赚钱了，工人们拿到工资了…… 慢慢的，老板们赚的钱越来越多，工人们的工资越来越少……最后，整个经济体系走向崩溃，一切推倒重来。
在农业社会，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每维持几百年，就会爆发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一切推倒重来，平均土地，开始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和“合约演进”。直到几百年后，农民又活不下去了……
——这里面，有政治权力的因素，但大的趋势不会变——有钱的地主总是能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官员和土豪劣绅肯定更容易联合起来掠夺底层农民。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结合，就会加快整个社会的分配比例向着让农民活不下去的方向发展。
新的政权建立起来了，在一片血海之中，当权者宣称自己代表全天下的利益，从新分配土地，比如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均田令、朱元璋的均田令等等。
然后，底层人民会过一段时间好日子。随着时光流逝，土地开始兼并，政治继续腐败，地主又开始和官员联合，人民又开始活不下去了。于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又到了……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刚开始也会不错，一方经营企业赚钱，一方出卖劳动力赚钱，密切合作，创造财富。慢慢的，工人拿的越来越少，资本家拿的越来越多。工人的工资买不起消费品了，资本家的钱怎么花也花不完了。工人开始活不下去了，工人运动爆发了——有没有马克思，它都爆发了。一阵打打杀杀之后，生产关系被摧毁，在一片废墟中，一切从头再来。又开始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由于马克思，由于有了社会主义，由于有了工人运动，自由资本主义被迫做出了调整。工人可以组织工会跟资方谈判，工人有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等。有了这些制度，工人要活不下去很难了，所以武装斗争没有了。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危机还是不可避免。
附录：房屋租赁市场的“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在把市场的交易成本考虑进来以后，房东对租户同样拥有一种类似于地主对佃农的“低成本伤害权”，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将会导致“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这是因为，双方违约对对方造成的损失是不对等的。
我们假定A（房东）和B（租户）签订了租房合同。时间为一年。一年之后，房东选择了不续约，则租户
B就必须搬家，面临着巨大的搬迁成本。他需要花时间重新搜寻合适的房子，而每个房子的具体情况（大小、楼层、朝向、社区环境、有无电梯、家具配置）都不一样，这种搜寻的成本很高，损失很大。如果老房东家里有电视机，而新找的房子里面没有，租户就得另外买一台；反之，如果有，租户还得把自己的电视机卖掉。这一通折腾费力、费心，成本极高。新找的住房之后还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新的道路交通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的损失等等。
反之，如果房东愿意续约而租户搬迁，房东所受损失很小。他另外找一个租户即可。 如果房东在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租户，所损失的也只是一部分房租。反之，如果租户在搬迁日期之间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住，那他就会非常被动。一个人不可能一天不住在房子里。他必须找临时的住所，费用很大，而且要可能要在短时间内反复多次搬家。
所以，由于双方的“伤害能力”不对等。房东就可以利用这种更强的伤害能力索取更高的回报。双方博弈的过程一如前面所分析的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演进：在一年期合同结束以后，房东可以索取比第一年更高的房租，比如上涨10%。对此，租户只能接受。因为，只要他搬迁的成本大于房租的上涨，他就会选择接受。与此同时，其它所有的房东也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大家都算准了：你搬家损失很大，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损失，你得多付给我一笔钱。
到了第二年，所有的房东都涨价10%，则A房东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对B租户要求再涨10%，因为
B又要面临巨大的搬迁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大城市的房租只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不断的轮番涨价。房东之间并不需要开会合谋，他们所掌握的伤害能力让他们行动一致，形成垄断抬价的格局。最后会一直到租户所能剩下的收入仅能维持自己生存为止。由于租户收入的不平衡，那些收入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的租房客将会面临极为窘迫的境地。
因此，房地产租赁市场的完全自由竞争，并不会导致居住市场价格均衡，而是片面的向着有利于房东和不利于租户的方向发展。在全世界的所有大城市，都面临着房租过度上涨，租房者缺乏基本的安全感的问题。许多国家的政府不断的采用类似于租金管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是收效甚微。这种直接干预市场价格的办法是错误的：只要双方伤害能力不对等，房东就总会想出各种办法来规避价格管制：比如签订阴阳合同，或者让租户从房东手里以高价购买一把破椅子等方式来变相提价。
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跟在劳资双方中采取加强劳动者权利保护的办法一样，必须通过加强租户权利的保护来实现。 简而言之，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价格由市场决定，权利由法律界定。如果让政府和法律来规定价格，是一定要失败的；反之，如果要市场自身来确定权利，这个市场也是一定会失衡的。在一个交易成本无处不在的市场中，唯有界定良好的权利的自由交易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实际权利=经济权利+法律权利。
市场经济效率的发挥，必须以交易双方实际权利的平等为前提。由于房东和租户在经济权利上的不对等，要实现双方实际权利的对等，就必须使租户在法律上的权利高于房东的权利。应采取以下保护措施来实现房地产租赁市场的均衡：
第一，房东的法定违约金要远远高于租户的违约金。租户违约，在提前半个月通知房东的情况下，只需支付半个月的违约金。这是因为在大城市房东寻找下一个租户的成本比较低，一般并不需要半个月那么长的时间。这笔违约金足以弥补房东因为租户违约而承受的损失。反之，房东违约，则最少需要向租户支付3个月以
上的违约金，且必须至少提前一个月通知。这是因为租户搬家的成本、搜寻成本，寻找新住房需要向中介支付的中介费，人际关系的成本，熟悉新环境的成本……都是房东违约所造成的。由于双方伤害能力不对等，这种违约金就不应该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双方真正的权利平等，才能让双方按照市场经济平等交易的基本原则签订合同。这一条应该成为租户权利保护的核心。第二，对于整租的租户，在法律上拥有续约的优先权。这个优先权必须以具体的条款予以限定。即一旦签订租房合同，租户既有权利以不超过当年通货膨胀率CPI的增幅，续租该住房（比如第一年房租为每个月1000元，当年国家公布的CPI涨幅为5%，则租户有权以1050元每月的价格续租）。这种优先权的有效期累计不超过三年。三年的时间，应该是够长了。三年重新找一次房子、搬一次家，这个“交易成本”还是可以接受的。在三年之内，按照CPI计算的房租涨幅，也不会离实际市场价格差距太远，
不至于产生严重的价格扭曲。到了三年以后，房东可以就可以拒绝续约，或者提出自认为合理的价格来决定是否续租。反之，在三年以内，只要现有房客愿意以此价格续租，而房东拒绝的，视同为违约，需支付不低于三个月房租的违约金。
1德国《租金水平法》规定：3年内旧合同的租金上涨幅度不能超过20%。对于新签订的合同，允许租借双方进行议价，但是租金要参照已有同等质量和位置房屋的租金水平来确定，不能超过同等房屋租金的20%，超过同等租金水平50%而签订合同甚至被视为违法。本文认为单纯的20%规定有些生硬，以CPI为限度似更为合理。
2 德国《房屋租赁法》规定，一般的房租合同都是无限期的。承租者可以提前几个月提出退租要求，但出租者不允许主动收回房屋，除了在几种特殊情况下。比如，承租者不按时缴纳房租，或者房主能够证明房主本人或直系亲属需要此住房。房屋所有人不得因为其他租房者愿意支付更高的租金而与现有承租者解除合同。美国联邦和各州也均有类似的限制。
第三，租房中对房东有权解除合同的条款必须以法律形式确定。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事项，一律不得成为房东解除合同的原因。
有一些租房合同有这样的规定：“租户在房屋内喧闹打扰邻居，或违反法律规定导致出警的，房东有权解除合同”。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双方的租约是经济上的交换，跟租户是否打扰邻居、是否遵纪守法无关。租户有违法犯罪行为，属于国家强力机关的管理范围，与房东无关，也与租赁合同是否有效无关。还有一些诸如没有按期缴纳水电费的违约条款，必须以一定数额为标准，即累计欠缴数额超过一个月房屋租金的，才能视同为违约。等等。这是防止房东以各种借口来侵犯租户的合法权利，借机违约而拒绝支付违约金。
第四，租房押金不得超过一个月的房租。押金须按照当期银行存款利息计算利息。
第五，租金的支付期限不得提前超过一周。
上面的这些制度设计，不是在干涉人们的“缔约自由”，更不是什么“大政府、小社会”的政府过度干预，而是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在市场交易中权利处于弱势的一方，使得双方实际权利居于平等地位。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人们自由的缔结合同，才能使得市场价格最终反映经济资源的真实价值。房屋租金才能真正的反应住房的居住价值，而将“破坏力要素”从分配中剔除出去。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房屋租赁关系上，现有制度不仅没有给予弱势的一方更多的权利保护，反而存在诸多歧视。我们习惯于给予所有权更强的保护，而将租赁者者视为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作者身边有朋友在外租房，就曾经收到过基层政府的通知，要求“房东积极对租房者进行宣传教育”——将所有权视为了政府管理权力的延伸，房东不仅在经济权利上高于租房者，在政治上还有协助政府对其进行管理的权力。当面临房东与租房者冲突的时候，国家权力往往会选择站在房屋所有者一边。
目前的数据显示，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租售比世界第一，房屋自住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大城市的居民们，非常愿意支付比租金的贴现值高得多的价格来购买自住房。这是为什么？
除了房价上涨的预期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租房会缺乏安全感。在经济权利上，可能随时被房东驱逐；在政治权利上，还要遭受政府的歧视。因此，我们多花的这些买房钱，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买个安全感，是在购买一个现代社会基本的公民权。时常有人——包括不少学者和官员——说：国外大城市的年轻人都以租房为主，咱们中
国人的置业观念、买房安家的观念太强，所以年轻人都要结婚买房，把房价抬上去了。应该倡导租房的生活，与国际先进经验接轨。 这种说法，似乎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讲究实际生活的民族，年轻人
学习西方的观念学习的很快。但大家还是要努力买房，不是因为我们的观念落后，而是我们的制度落后，让人不敢把自己的生活寄托在租来的房屋上。大家算来算去，还是买房合算，哪怕现在辛苦一点，哪怕背上几十年的债务，也要买。这不是观念问题，而是现实的利益计算。所以，要想让人民的居住观念和国际接轨，需要做的不是呼吁普通人民改变观念，而是呼吁政府改进制度，加强租房者权利保护。
第三章 现代金融资本的“破坏力要素”如何参与分配
现在，我们用“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的思想来分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
大家知道，地主之所以对佃农拥有“低成本伤害权”，是因为土地是重要的生存资源，人要靠土地生活。如果我是所有者，不给你提供土地，你就活不下去。因此，土地既是“生产要素”也是“破坏要素”。于是，地主可以凭借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到了工业化时代，工业生产资料成了重要的生存资源。劳动者靠自己手工劳动，无法和现代化的大工业竞争，所以必须要和机器等工业资本结合，才能取得收入、维持生存。工业资本家随意解雇工人，就可能威胁工人的生存。这样，机器等生产资料，就既是“生产要素”，也可以成为“破坏要素”。
在我们这个社会，货币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生产要素”，代表了调动各种经济资源的权力。把货币这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把它从不需要的地方转移到需要的地方——比如把居民暂时不用的存在银行的闲钱贷款贷给需要钱投资的工厂老板——这就是“金融”。这种转移，需要金融资本家付出努力，发现值得贷款投资的项目，想办法降低贷款的回收风险，这样就可以实现货币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社会的生产能力，从中赚取利润。这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同时，货币也是基本的生存资源。大家都用法定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你去工作，老板不可能把你生产的产品分一部分给你当工资——给你也不会要。因为普通商品的“流动性”太差，你需要巨大的交易成本才能把这些产品卖出去，换回自己需要的吃穿住行等物资。由于以物易物的“交易成本”太大，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没有货币就很难生存下去。
货币流通体系就好比大城市的自来水系统。在没有自来水系统以前，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靠自己挑，聚集区主要集中在离河流比较近的地方，城镇的规模也不大。有了自来水系统以后，大家都不挑水了，也可以在远离河流的地区建立城镇，城镇规模也变大了。自来水系统给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掌握自来水系统的人也就拥有了巨大的“破坏力”：一旦掐断供水系统，即可将千万人置于危险的境地。掌握这个系统的人，如果他的权力不受限制，即可以向用水居民索取比他的供水成本高得多的费用。这一部分费用，就是“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货币成为了基本的生存物资，因而也就具备了成为“破坏性要素”的条件：既然没有货币这个经济体系就无法运转，掌握了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权力的人，就可以低成本的向全社会索取超过他们提供货币服务的回报。超出的这个部分的暴利，就是“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在以金银作为货币的时代，货币的破坏力不够大，不像土地和工业资本那么厉害。但是，随着纸币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到了信息时代，电子化货币的兴起，让货币的破坏力陡然增大，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破坏性要素”。金融资本，取代了工业资本，成为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者。
这种破坏力的使用，我们见得最多的，就是通货膨胀，也即物价上涨。老板想要“剥削”工人，需要克扣工人的工资；而金融资本想要“剥削”所有人，只需要制造通货膨胀就可以了。
假设在一个岛国，该国每年生产1万斤粮食，同时有1万元的货币参与流通。每斤粮食1元。岛国居民A通过辛苦努力，挣了1000元钱，可以买1000斤粮食。但他吃不了这么多，粮食储藏也很费劲，还可能发霉烂掉，因此一边吃一边买。先买了200斤，把剩下的800元存起来。但是，等他把200斤粮食吃完以后，去市场上一看，粮食价格变成了2元一斤。他的800元，只能买到400斤粮食了，也就是自己以前付出的辛苦努力，收获的东西的价值减少了一半。价格为什么要上涨呢？因为这时岛国的货币总量已经变成了2万元，而粮食产量还是1万斤，所以每斤粮食就变成2元了。这就叫通货膨胀，就是流通中的货币变多了、“膨胀”了。A以前付出的劳动的一半价值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加印钞票的那些人抢走了。这些印钞票的人并没有创造新的价值，只是利用货币来掠夺A的劳动价值，这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说到“印钞票”，大家一般认为这是政府所为。因为我们生活在法定货币时代，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既然是流通中的货币变多了，那当然就是政府加印了不少新钞票。 现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货币的增长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外生增长，一种叫内生增长。
“外生增长”，就是政府印钞票。政府站在经济体系之外，不断的往里面扔钱、扔钱，这叫外生增长。所为“内生增长”，就是经济体内部自己创造出新的货币出来。主要的创造者，是金融机构。
假设，A存了10万块钱到银行，银行就在A的账户里面记一笔10万的数字。一转身，银行把A的钱贷给B，贷了
100万。但它不会直接给B现金，而是在账户上给B记上：现在你账户里面有100万块钱，随时取用。B第一次取用了10万，从C那里购买物资，C又把这10万存进银行，银行在C的账户上记了10万元的帐。B第二次又来取10万，银行又给了他。他又去找D买了10万元的物资，D又把这10万元存进银行。B又来取……这样，银行的金库里面实际上只有10万，却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货币。因为银行有很多很多客户，大家不会同时把银行里面的钱全部取出
来，总会大部分存在银行，保留少量现金。 这样流动过来流动过去，银行以10万元钱，创造了100万甚至更多的货币出来。这就叫货币的“内生增长”。
有了“内生增长”的机制，金融机构就可以利用它来低成本的掠夺社会财富。金融机构让货币“内生增长”的机制和政府增发货币搞“外生增长”不一样，他们新增的货币最后都要还回去，要把帐做平。不过，金融机构可以利用“时间差”来解决这个问题。
假设，在一个岛国，有十个年轻人想要娶媳妇买房子，他们每人有200万的现金，都是辛苦挣来的或者家里父母的积蓄。共有10套房子可供出售，售价100万。这样，这10个年轻人都买得起。剩下100万还可以用来买车子，出国旅游，子女教育等等。
但是，他们的钱都存在银行，银行就有2000万的可用资金，可以用这些钱来搞货币的“内生增长”。一个投机者
A从银行贷款1000万，“呼啦”一下抢先把10套房子一口气买下来。在银行的账户上，10个年轻人的200万还在，A多了1000万出来。这时这个经济体的货币数量就从2000万“内生增长”到了3000万。
然后，A开价每套住房200万开卖。这些年轻人结婚是“刚需”，也即刚性需求。投机者的钱到时候要还，但年轻人买房子更着急。最后逼得没办法，只能用200万从投机者那里买下来，汽车就买不成了、出国旅游也没戏了。这10个年轻人不会同一时刻一起把200万从银行取出来。投机者A卖出去一套，就还给银行，银行又拿来支付给取钱买房人。最后，10套全部卖出去，A把钱全部归还给银行，银行把年轻人存的钱都给了他们，没有赖账。帐做平了，货币的“内生增长”消失了。这个社会的货币数量又变成了2000万。——货币总量没有变，但是分配的结果变了。投机者和银行挣了1000万，房子数量没有增加，那些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的辛苦劳动挣来的2000万，就这样被抢走了一半。
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中国前几年的房地产泡沫，都是握有金融权力的一部分人利用货币“内生增长”的力量来对大多数人进行的掠夺：金融系统制造出来许多货币，抬高房价，然后逼着急需购房的人掏高价购买。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较“原始”，还是靠从银行按揭来炒作，不像美国的银行家们利用次级贷到次级债再到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来制造泡沫，但不管他们的手段如何进化，掌控金融业的精英们的聪明才智不参与生产而进行掠夺的本质并未改变。——对于通货膨胀，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做“钱毛了”，意思就是“钱不值钱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理解“通货膨胀”、“钱毛了”是什么意思，关
键在于：你知道了也没有用。
你知道自己的钱是辛苦挣来的，而金融机构的钱是它们无需创造真实价值就“创造”出来的。但在交易的时候，你能拒绝使用这些金融机构新增的人民币么？你不能。因为你新增的人民币和原来的人民币是一样的，你拒绝它们就等于拒绝使用货币。拒绝使用货币，你在现代社会就连基本的生存都不能维持。
这就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工人明明知道自己的工资远远低于自己创造的价值一样，他们不能因此而离开工厂。因为离开了就会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
所以，通货膨胀的真实原因，是因为货币具备了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破坏力”。掌握货币发行流动权力的人
（政府和金融机构），也就掌握了这种破坏力。他们一边提供货币，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服务），另一方面却利用货币的外生和内生增长机制来变着法的对社会民众进行掠夺，让民众支付比他们提供的服务的价值高得多的费用。超过的部分，就是“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竞争，会导致生产力提高，竞争会进入良性循环；而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竞争，则会导致破坏力提高，竞争会进入恶性循环。 对一个企业老板来说，他一家给工人长工资，既不能提高全社会的购买力，也不能改变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只能让自己少赚钱，甚至因为成本降不下来在市场上被竞争
对手击败。所以，所有企业都会竞相压低工人工资。在这样的竞争中，破坏力参与分配的份额就会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除非有法律和政府的强力介入保护工人权利，否则这个恶性循环无法被打破。
对一家金融机构而言同样如此。比如，在次贷危机之前，如果美国有一家金融机构名叫“诚信银行”的拒绝卷入，坚持只向有还款能力的人发放房屋贷款。它就会发现，随着房价被其它金融机构的贷款越炒越高，买得起房子的人就越来越少。比如某客户A原来可以自付10万，贷款30万来买房子，30万的贷款他还得起，“诚信银行”
可以向A发放贷款。但现在这套房子的价格涨到了80万，A还是只有10万的自有资金，需要贷款70万。这就超过了A的还款能力。于是“诚信银行”就不能再向A发放贷款了。就这样，坚持原则的银行的客户将越来越少，利润越来越低。这样下去，“诚信银行”就可能会因为业务量不够而破产，或者被别的敢于滥发贷款的银行收购。
所以，既然大家都在发放次级贷款，往房地产市场里面注入“内生增长”的货币，抬高房价。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就必然导致彼此竞相多发货币，提高“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的份额。资产泡沫，也就这样越积累越大，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直到最后，所有银行的钱能贷的都贷光了，无钱可贷了，泡沫就会破灭。“内生增长”的那部分货币消失，价格返回原位，但是，被投机泡沫扭曲的分配结构却已经无法改变了。
就好像土地和机器都是生产要素一样，货币也是生产要素。所以，它作为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和作为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角色经常会被混淆。很多掠夺者也就打着“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旗号来为自己的掠夺行为辩护。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金融投机者李莫福尔在《股票做手回忆录》里面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购买了大量的咖啡囤积，等待价格上涨以后抛出。量非常大，导致了咖啡价格的上涨。由于咖啡是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人们对这种在战争期间囤积咖啡来发财的行为非常痛恨。政府施加了压力，李莫福尔被迫把手里的咖啡卖掉了。
为此，李莫福尔很不满意，他说：我之所以要买进咖啡，是因为预期它将来会短缺、会涨价。现在的市场价格太低，我购买一部分把价格抬上去，将来咖啡短缺涨价的时候，我又会把这些咖啡卖掉，可以缓解将来的需求。这是让咖啡能更有效的得到使用。也就是说，李莫福尔认为自己是在通过对未来的预期，以达到调节咖啡价格的作用，在赚钱的同时也在造福大众。虽然人们今天可以喝到1美元一杯的咖啡，但由于战争，将来咖啡可能出现短缺，会涨到5美元一杯。我先买一点囤着，让现在的价格涨到2美元一杯，但将来短缺了再卖出来，让价格保持在2美元一杯。算下来，还是对人民生活有利的。我从这中间赚点钱，就跟商人把商品从A地运到
B地去卖赚取差价一样，我是把咖啡从A时间保存到B时间去卖来赚取差价。有问题吗？有问题。 问题在于他利用了金融杠杆。
李莫福尔是著名的金融投机者，不是商品经销商。他不会真的买一大堆咖啡来放在仓库里等着卖。他的钱很有限，所以需要从银行贷款来买卖。贷款的比例是1:10，自己有1万美元，即可从银行贷款10万美元。这样，他的购买力就远远超过了自己掌握的真实财富，咖啡价格上涨1美元，他就可以赚10美元。在这10美元中，只有1美元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即利用自己对市场的判断能力（这是一种稀缺的人类才能）促进有限的经济资源（咖啡）在时间上的优化配置，从中参与分配；而剩下的9美元，则是利用货币内生增长来对咖啡消费者进行金融掠夺，是“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反之，如果他真的是要赚差价，就应该全部用自己的钱来购买，咖啡涨一块钱，就赚一块钱，这就没有问题。 ——利用信贷杠杆来实现“货币内生增长”是金融业精英们以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核心工具。打着“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旗号，用1美元的合理性来掩盖9美元的掠夺，这就是金融掠夺的本质。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中国。1995年，在国债期货市场上，两股金融投机势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一边以万国证券为首，其管理者名叫管金生；另一边以一家名为“中国经济开发公司（简称中经开）”的金融企业为首。两边在对赌，327国债（一个国债品种的名称）的最终市场价格应该是147元还是151元。为此双方已经争夺了两三个月。
照理说，147元和151元的价格虽然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大，也就2.7%。当年的银行存款利率超过了20%（包含通货膨胀补贴），算下来三四个月的银行利息也超过2.7%了。为了这2.7%的差别囤积巨额资金来对赌，没什么意思，有这个钱还不如存银行。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2.7%是可以动用金融杠杆的。如果有1470块钱，只能买到10份国债，但国债期货可以贷款，如果按照自有资金和贷款1:10的比例贷款购买，那么就能买到100份。一旦赌对了，能赚到的钱就不是2.7%
而是27%。两三个月能挣到27%的利润，折合成年利率就相当于超过100%的利润了，比存银行赚的多得多。
这种情况下，交易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从合理调节国债价格促进资金合理利用，变成了以国债为标的进行赌博。国债，只是一个赌博的由头。跟赌掷骰子比大比小的区别在于：掷骰子100%是赌博，而国债期货交易中有
10%不是赌博，剩下的90%是赌博。准确的说，这剩下的90%不是赌博，而是比赌博还不如：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327国债的利息率不发生变化，它就值147元。万国证券按照市场价格出价147，稳操胜券。而中经开利用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押注151元。因为它有财政部的背景，而利息率变不变财政部说了算。
所以，当时这种情况，就连赌场都不如了。因为赌场毕竟赌的是运气，而国债期货市场却在赌谁的破坏力大。中经开利用内幕消息从对手那里掠夺财富，跟医生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敲诈患者是一样的，都是基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破坏力。果然，在最后一个交易日，财政部宣布给327国债加息。中经开大获全胜、万国证券失败。——这种“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不是标准的金融市场破坏力，它是来自于政治力量的破坏力。
然而，万国证券老总管金生不甘心失败：“你可以用政府的破坏力来掠夺我，我就可以用金融的破坏力来掠夺你！”
于是，在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最后7分钟，所以人都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管金生把万国证券所能掌握的全部资金作为抵押，利用系统漏洞，将金融杠杆做到最大，从银行等金融系统瞬间贷款2112亿！用来卖空327国债。将327国债价格定死在了147.5块钱的价位上。2112亿，这个金额是当年全中国GDP的2%。只用7分钟，1
个管金生就能制造出13亿中国人用一年的时间生产的产品总值2%的财富。这是多么可怕的力量。
这是典型的利用货币“内生增长”来进行掠夺的金融操作方式。这2112亿原本并不存在，没有经过任何财富创造的过程，是金融系统瞬间制造出来的。但是，在市场上，金融系统制造出来的钱，和“普通的钱”没有任何区别。一样能参与买卖。它被制造出来打压327国债期货的价格，让管金生从亏损60亿到狂赚42亿。赚了钱之后，市场交割清楚，管金生立即归还这2112亿元贷款，由于借贷时间只有几分钟，所以利息很少。“内生增长”的货币消失了，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但是，利益分配的结果已经被它改变。
另一个影响力更大的事件发生在美国。即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事件。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叫约翰，是一个数学天才。他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发现了美国国债市场价格波动的某些规律。总之，就是在一定的情况下，美国国债的价格和它的真实价值之间可能会存在大约0.5%的价格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变化方向有规律可循。
照理说，市场价格出现0.5%这么小的波动实属正常，并不影响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作为一项研究成果，应该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想利用这0.5%的波动来赚钱，就可能得不偿失。这个差价比管金生赌的2.7%的差价又小了很多。要让这0.5%的差价恢复到正常状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才挣千分之五的利润，实在没有必要。有这个钱，用来经营别的事业，赚钱快得多。
问题的关键还是金融杠杆。有了金融杠杆，就可以让金融业0.5%的利润空间变得比实业5%的利润更为有利可图。约翰的做法是按照1:30的比例向银行贷款来买卖国债。0.5%乘以30倍，就成了15%。如果两三个月的时间能够斩获15%的利润，相当于年利润70%左右，那是非常厉害的。
——这种赚钱的“多少”说明了做不同事情的社会成本的区别。消灭国债市场0.5%的价格波动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但是消灭它需要付出成本。而资金使用的成本大于消灭这个差价的成本，那么这些资金就应该用在实体经济等能够创造更大价值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有价值的事情很多，但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它们应该被用于“收益-成本”比例最高的地方。这才叫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金融杠杆的使用，让这种“收益-成本”比例被人为的扭曲了。让经济资源（其中也就包括像约翰和他的合伙人们这样一批数学天才的聪明才智）被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这种利用差价赚钱的方法，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恢复市场效率”。也就是说：市场价格出了问题，不能反映商品的真实价值，这就叫“市场无效率”。看到这种价格出问题的人，进去买卖赚取差价，最后会让市场价格和真实价值的差距缩小，这叫“恢复市场效率”。通过“恢复市场效率”赚钱，是很正当的“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这个解释跟前面李莫福尔的解释一样，很有道理。唯一的问题是如果用金融杠杆来“恢复市场效率”，事情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让恢复市场效率成为一个“旗号”，用来掩盖投机者利用货币的内生增长机制对全社会进行掠夺的真相。这个时候，不管是股票、期货、小岛上的房子、327国债还是美国国债，都不再是商品，而是成为反应价格波动的标的物，它们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价格会发生变化。这就够了，足以让金融投机者通过货币的内生增长来从中牟利。
约翰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筹集了5亿美元的资金来“恢复市场效率”。利用30倍的金融杠杆来买卖国债。他的数学天才，没有被用于改进社会的生产效率、为社会提供有用的服务或商品，而是用来进行货币掠夺。
当他发现市场上的国债价格出现极小的波动的时候，就用5亿美元为抵押，贷款5×30=150亿美元来进行买卖（具体操作更复杂一些，不可能在一次交易中同时投入所有资金，但整体情况如此）。赚到差价以后，立即归还贷款。利用这种方式，约翰的公司一年盈利40%，他自己也得到了1亿美元的分红。尽管以后公司可能出现亏损，但这1亿美元的分红已经归约翰个人所有了。赚到钱以后，约翰和他的公司，如期归还了从银行贷的
145亿美元，货币内生增长的效应消失了。
这些货币，从产生到消失，没有经过任何生产环节，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它们的出现，唯一的作用就是造成财富分配的转移。将约翰和他的合伙人变成了千万（美元）富翁。
1997年，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金融市场出现混乱，约翰和他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模型突然不灵了。陷入了严重的亏损。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本金是5亿美元，但由于它使用了30倍的金融杠杆（到后期一度使用40倍的金融杠杆）。它实际持有的各种证券，包括各国国债和各种股票等等，价值超过100亿美元。这些钱都是从各大银行贷款贷来了。一旦亏损起来，不仅5亿美元会打水漂，各大银行的贷款也会面临巨大的损失。
由于1997年俄罗斯经济崩溃，宣布暂停支付外债，当时的金融市场非常恐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的抛售股票和债权。市场上很难找到可以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证券买下来的对家。所以这些证券即使在票面上还能值几十亿美元，但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必然把价格打压得更低，更不值钱。
这个时候，长期资产管理公司的贷款和它所持有的股票、债券，就变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稳定的巨大威胁。如果它破产归还不了贷款，如果它被迫一次性抛售它所持有的所有证券，整个金融市场都会受到巨大冲击。一方面，贷款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银行如美林银行等等，就会出现大面积亏损甚至倒闭；另一方面，那些持有跟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相同或类似的股票的金融机构，他们手里的证券也会因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抛售而价值缩水。这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力”，依靠金融杠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实际上绑架了整个金融市场——“我完蛋了，钱不还了，抛售资产打压市场，你们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所以，你们必须来救我。”
面对这种危险，金融巨头们迅速行动起来，包括高盛、摩根、美林在内的十多家银行或投资银行，每家出资
2.5亿美元，注入长期资产管理公司。“摆平”了这场危机。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毕竟只是一家“小公司”，却可以利用金融杠杆绑架整个金融系统。而那些真正的金融巨头，包括AIG、美林、高盛、摩根等等，可以利用金融杠杆来做什么？ 那就不是绑架金融系统的问题了，而是绑架整个经济体系。
在2007年，一场比1997年规模大得多的金融泡沫破灭了。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型金融机构全都深深的卷入了利用金融杠杆来炒作房地产的“次贷泡沫”之中。这个时候，整个金融系统向全社会发出了同样的威胁：“我们完蛋了，钱没有了，你们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所以，你们必须来救我。”因为金融系统不仅负责炒作房地产、股票赚钱，它同时还负责向全社会提供经济运行的基本要素——货币。如果金融系统崩溃，整个社会经济就会严重缺乏货币服务。
这就好像现代的供电网络一样。电力公司监守自盗，往公司高层家里免费送电，高层们因为电价很便宜，专买各种耗电大的电器来用，结果用电过猛，超过了电网的负荷，把电网给烧了。整个社会还必须得去出钱重建电网，因为没有电网大家的损失更大。
这时，通货膨胀和金融投机背后的“货币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的本质就暴露无遗了
。闯下滔天大祸金融巨头们，住在自己价值数千万美元的豪宅里面，耐心等待政府回答他们的问题：你们希望美国重现年那样的大萧条吗？一个城市找不到一家银行可以存款贷款（全都倒闭了），整个社会一夜之间回到以物易物的石器时代，工人、教师和公务员的工资都只能用实物来代替。一方面是大量的商品生产出来了由于没有货币作为中介而无法在市场上交易，被迫销毁，另一方面是25%的超高失业率，无数人找不到工作、养不活妻子儿女……你们真的希望这样吗？
在这种破坏力的威慑之下，美国政府最终选择了用7000亿美元“救市”。利用全美国纳税人的钱，向那些制造经济泡沫的金融巨头们献上巨额资金，以维持金融市场稳定。 有了这种强大的破坏力，现代社会的金融巨头们就可以有恃无恐了。
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预期消退的年代》里说，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好处几乎全部被一小部分富豪阶层获得，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三十多年没有得到改善（另一位更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也赞同这一点）。
“对于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来说，无论从家庭收入还是从生活水平统计上看，既没有明显的提高也没有大幅度下降，1995年的情况与1973年的情况大体持平。情形不同的是：各类家庭贫富悬殊，富者更富，穷人更穷……随着无家可归者和吸毒人数的增多，美国的极端贫困人口增长已经远远超出了官方的统计数据。”但是，在分析原因的时候，他又说：
“那些守旧的左派经济学家，如果尚有遗老遗少，他们必定会站出来向人们讲述一个简
单的道理——富者越富是因为他们在剥削穷人。但这种解释与美国的实际情况对照，实在相差太远……美国现在许多赤贫人口即使有能力也根本不想工作，这使得富人难以对其施加剥削。”穷人不去工作，富人就无法对其施加剥削吗？
经济系统是一个整体，掠夺与被掠夺，并非只有雇佣与工作这一种形式。金融系统利用货币来对社会大众的财富进行掠夺，是一种比传统的资本家剥削工人，更高级的掠夺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不仅是劳动者，那些经营实业、老老实实埋头搞生产的企业家也沦为了被掠夺的群体。
在金融资本的炒作之下，买一套房子就把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积蓄花光了，还背上几十年才能还清的债务，这比老板剥削工人厉害多了。 这些被高房价抢走的钱，原本应该用于家庭消费的，用来购买汽车、高科技产品、旅游、
子女教育等等。这些购买力可以拉动实体经济均衡健康发展。但现在一股脑儿用来买房了，大家都没钱去消费了。所以，金融“内生增长”不仅直接掠夺了购房者的现金，也间接的掠夺了实体经济经营者们的客户，把他们的产品的消费者“消灭”了。很多中小企业就会面临着一方面地价租金上涨，一方面产品卖不出去的困境。于是，就会出现大批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的情况。因此，金融不仅在“剥削”劳动者，还在“剥削”经营实业的企业家。
除了房价，医疗、教育、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上涨，也样样都在掠夺社会大众的财富。
劳动者的工作权利，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已经大大提高。工业资本家的“掠夺者”身份已经褪去，成为依靠自身才能挣钱的“企业家”。尽管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但这在发达国家已不再是一个足以严重扭曲社会分配结构的问题。掌握经济权力的人类精英阶层，早已从工业资本家中超脱了出来，创造出更强大的形式更为多样的“破坏力”来参与分配。相比之前，以前那种靠辛苦经营企业来“剥削”工人的形式实在太累太低级了。传统的“资本家”——也就是企业主，特别是中小企业主，很多也已经沦为了“被剥削阶层”。金融资本兴风作浪，把土地价格炒作得极高，小企业主们辛苦经营的利润，还不够厂房、门面的租金，只能纷纷关门停产，自己也加入失业者的大军——又一批中产阶级消失了。
利用金融杠杆来改变财富分配的结果，就是金融业成为了一个暴利行业。因货币掠夺和金融投机而造成的贫富差距，成为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伦敦咨询公司Smithers & Co在金融危机前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美国金融业）杠杆比率高于其他行业，他们的回报率可以达到20%，而其他行业平均回报率为8%。”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服务企业利润最高时占整体企业利润的40%左右。银行高回报的另一面就是高风险，但这些风险很大程度上由纳税人承担——美国政府的
“救市”决策再次印证了这一点。2009年，在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救市”后一年，美国的银行向员工支付的薪酬预计将达1560亿美元，比2006年经济荣景时期还要高。
克鲁格曼在《预期消退的年代》里面虽然否认了美国存在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却也明确指出：“美国极富有阶层的收入增长问题与赤贫问题相比，要相对简单得多，尽管他们的高收入来源五花八门，但也可简单归结为一点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
过去十来年，中国很大部分家庭财富的增加与减少，都与他们个人努力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关系不大，而与他们有没有参与和金融有关的活动密切相关。房地产价格的过分暴涨，主要原因即在于金融失控——金融机构和投机者联合，向房地产市场投入了太多的贷款，在一段时间内制造“内生性通货膨胀”，让那些等不及的人掏钱买房，从而对他们的财富进行掠夺。
拥有多套房产的人、房地产开发商、银行中高层、基金信托证券等金融行业的中高层，成为过去十多年个人财富增加速度最快的群体。除此之外的其它群体，不管他是做IT的还是做管理的、打工的还是办企业的、卖鸡蛋的还是卖电脑的，都无法与之相比。从2011年的数据看，银行业为全国收入最高的行业（第二名是房地产）。
2011年，深圳发展银行支付员工薪酬52.87亿，人均薪酬为28.5万，相比2010年该行支付员工薪酬37.48亿和人均薪酬22.5万分别增长了41.06%和26.67%，行长理查德年薪达869万，比2010年的554万增长了56.86%。民生银行总裁则很坦诚的说：“现在产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高到了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公布。”
有学者声称，金融业高薪是为了“留住人才”。这个我相信。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才”在金融业里面，是进行创造，还是从事掠夺？他们的高薪，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还是破坏要素参与分配？如果是破坏力导致了金融业的暴利，为什么就不应该想想办法给别的产业“留下人才”呢？
在2008年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高盛董事长声称，在全球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时刻，继续给金融业高管发放巨额奖金是合乎商业道德的——不能因为别人挣不到钱而惩罚那些勤奋的金融家。
这是一种可耻的辩护。 因为，金融业的暴利，正是依靠货币的破坏力对大众进行掠夺而来。他的辩护，如同李
莫福尔为自己在战争时期囤积咖啡的行为辩护一样：用极少部分的“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来掩盖巨大的“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他的辩护，如同一个强盗为自己辩护一样可耻：如果不允许抢劫，怎么能鼓励大家加强体育锻炼、提高格斗能力呢？
金融行业的暴利，让美国和中国一流高校的毕业生，都争先恐后的想要进入金融业——无论他学习的是什么专业，文科还是理科。原因很简单：因为那里钱多。更准确的说：因为那里掌握现代经济中最强大的破坏力，在那里可以掠夺别人而不被别人掠夺。
关于金融行业的高薪酬，目前已经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热点。但是，它的危害在哪里，还没有被大众看清楚。甚至有一种观点说，我们之所以要反对金融行业的高薪酬，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业有国家管制的因素在里面，不是自由竞争，所以银行业高管不应该拿高薪酬。这是错误的。它包含着一种危险的倾向：中国的金融业应该放开了自由竞争，然后金融高管们拿巨额分红就是应该的。
金融高管们天文数字般的薪酬，不管有没有自由竞争，都不应该存在。因为它的来源是金融业的非生产性暴利，这种暴利则来源于现代金融体系的破坏力、来源于它对实体经济的掠夺。自由竞争只会加大而不是缩小这种“破坏力参与分配”的比例。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目前的金融制度进行重大的改革，将金融业的这种破坏力关进笼子里。其核心措施应该是保证基准存款利率始终高于通货膨胀率，禁止在非生产性领域使用金融杠杆，在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