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打假挣钱还挣钱吗

一个月赚3000,你怎么节约,也只有3000;

一个月赚2万,你花掉1万,还有1万;

一个月赚30万,你花掉1万,还有29万。

所以不要把精力浪费在天天怎么节约上面,一定要把心思放在怎么赚钱上,与其降低你的开支,不如尝试着增加你的收入。

小心被皮包公司坑,不如来举报一波赚点收入!

一切都在于互联网接轨,吃饭打车旅行找工作,一个APP就能解决很多琐碎的事情。

现在很少有人找工作会去跑招聘会了吧,各种招聘APP的岗位足够去挑,以前没得挑,现在挑不完。

多不一定是件好事,龙蛇混杂,有人招聘,就有人行骗。

58同城为了打击皮包公司与黑心老板的,推出了“求职保真险”业务:求职被坑即可申请理赔,打假一次,100到账!

简单点可以理解为让群众帮忙打假,并给与一定的奖励。

①微信关注58同城公众号,并下载58同城APP,用同一个微信号授权登录绑定。发赔付金是微信红包形式的,记得58和微信都要实名!

②在58同城app里的“全职招聘”或者“兼职”里找虚假信息。

③一定要选择那种有“职位已被xx保险承保”的信息,没有承保的话是没有赔付的。

④优先选择那种看起来门槛低,薪酬高的离谱,文不对题,公司又看起来不靠谱的。

例如下图这个搬运工招聘,标题写1.2万,实际又标出这种;

再例如下图这网络高薪兼职,写着日薪260元,基本就是坑人的。

总之一句话:越不靠谱,成功率越高。你甚至可以去打电话咨询,做好录音,等对方暴露出破绽。

安居客同样是58同城旗下,玩法就比58招聘简单,没有繁杂的分类信息,只要举报虚假房源即可。

①下载安居客app,注册登录。

②定位到自己所在省份的省会城市。

③选择“二手房”版块,进去后再点击“安选验真”。去找那种房源描述跟实际差别大,甚至明显为虚假图片的进行举报。

④举报成功之后,支付宝会收到100转账。

凡事都有成功率,行侠仗义也不例外,认真研究一番,当个兼职做即可。

一星期举报两三个,为民除害的同时,钱包满满,何乐而不为。

(原标题:揭秘职业打假人:常用四种手段 这一行很赚钱)

打假人的出现是为了遏制制假商家,随着时间推移,部分打假人利用法律法规漏洞获取盈利空间,变成,造成行政、司法等资源的极大浪费。

最初,打假人的出现是为了遏制制假商家,随着时间推移,部分打假人利用法律法规漏洞获取盈利空间,变成职业打假人,造成行政、司法等资源的极大浪费,仅重庆地区质量纠纷案件中,超过2/3的起诉是打假人发起的,而打假人发起的诉讼中超过七成撤诉。

在互联网时代,职业打假人变身职业差评师,从诞生之初就偏离了打假轨道,靠故意抹黑商家、敲诈勒索牟利。随着大数据介入,职业差评师的生存空间较高峰时段锐减九成。

又一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我们采访了职业打假人及其利益相关者,试图还原其真实面目。

职业打假第一人 王海的20年

现在的王海,似乎距离20年前为了80多元钱一副假冒的SONY耳机而据理力争的愤青相去甚远,也开始淡去了与“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高度关联的“打假卫士”的英雄色彩

从1995年为了北京隆福大厦出售的两副假冒SONY耳机索赔开始,山东人王海在无意间开创了中国职业打假之路,成为中国职业打假标志性的“第一人”和“打假”的代名词。

现龄43岁的王海已经是4家公司的老板,外界关于他商业成功的猜测和财富此起彼伏并不断被刷新——“低于30万的案子不接”。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王海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明确回应公众对其财富的各种猜测。

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 (图)

王海手边放着两部手机,此起彼伏地响,各种业务的电话。

“骗子太多了,根本接不过来。”坐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面,他是一个面容憨厚略微有点发胖的中年男人,但对他的雇主来说,王海是他们现在需要拐着弯儿才能请得动的人,尽管他收费不低。

“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王海在微博中这样介绍自己。

市场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他现在接一个“案子”的起步价是30万,最多的时候,一个“单子”曾经赚到400万。

“那些都是有的。”对于自己的盈利,他并不刻意回避,也没有更多夸耀的意思。

但他承认,这很赚钱,而且并不非常困难——当然,他说他有自己的独门秘诀,这些不能说,不过“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说到这个,他笑得腼腆又坦白。

从1996年成立第一家打假公司到现在,王海已经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深圳开设了四家职业打假公司,主要经营“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替企业打假”等三种业务。

“业务量最大的还是知假买假,但利润贡献最高的是替企业打假。”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最多的时候,他的打假团队有200多人,但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目前已经精简至30多人。

“我们有意控制公司规模,不想做得太大,也是希望能控制风险,更多的人身风险来自于造假工厂,往往这种案子的收益和风险都会成倍增加。”王海表示。

2003年,律师黄立荣的突然死亡,让王海真正开始重视风险控制。

2003年12月,受雇于某打假公司的律师黄立荣在对紫禁城国医馆监控取证时被对方发现,遭到暴打,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

“这本来是找到我们的一个案子,但我们没接,他(黄立荣)刚好去我们公司应聘,听到了这个,就自己去联系对方接了下来。”王海向本报回忆说。

这次事件之后,王海将打假队伍精简为30人的团队,大部分是合作多年的律师。

但依然还是会筛选到一些风险比较高的项目,比如收益高、社会价值好等等,这时,就会不得不面对更复杂的人和事。

“企业造假的事情,追到最后几乎都是地方保护,难度可想而知,”王海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不过这也没关系。”

王海说他最多的时候曾经带过90个保镖去现场,他不避讳自己在查案过程中的“黑白通吃”,“所以一些打假公司做不了的事情,我们能做得下来。”他说。

这样的王海,似乎距离20年前,为了80多元钱一副假冒的SONY耳机据理力争的愤青王海相去甚远,也开始淡去了与“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高度关联的“打假卫士”、“刁民”的英雄色彩。

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商人,尽管他承认这些都是“交易”,但他强调,这些交易的本质并非首先为了钱。

本可以成为职业打假江湖“大哥”的王海,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变成这个行业教父式的人物。

2015年3月,北京市朝阳法院公开的数据显示,自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阳法院共受理涉消费者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496件,较上一年同期增长了近10.3倍。其中网购纠纷增长了近3.7倍,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对案件增长“贡献”最大。

对于开辟了这个行业的前辈“王海”,不少打假者也有不同看法,一些职业打假者认为,王海的锐气不如从前,“打得不够狠”;而舆论的一部分观点则指出,他无法排除给企业做枪手,以及“两头通吃”的嫌疑。

王海回避了后面一种指责,他强调,如果一个案子,可以寻求庭下和解,对双方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来说,都是“最合算”的选择。

一些职业打假公司也会来寻求王海公司的合作,有些案子它们有困难,或者为了尽快出结果,这样暂时性的合作互惠互利,王海并不排斥。

更多时候,他并不关注同行做了什么,这些小到一两人,多到五六人一家的打假公司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彼此不打听是他们之间默契形成的江湖规矩。

更何况,在王海看来,“大家价值观不同,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也从不参与他们的竞争。”采访中,他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近年来,王海接手了很多关于假药的案子,王海的假药案件一般是按产品数量收费,查一件货几百元钱甚至几十元钱都有,数量通常很大,联合工商、食药监帮企业截获后,最后按件来计费。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假货都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相比从前开始几何倍数地传播,对于打假增加了难度。

“一个微商卖假面膜的,以前一个月也就卖上万块钱,现在做得好的,卖个几十万不成问题,这背后是多少人在受骗。”王海告诉记者。“回过头来看,20多年过去了,骗子只有一点点进步,但是消费者一点进步都没有,所以,被骗还是那么容易。”他认为。

他鼓励消费者变得聪明和强大起来,因此正在筹划一个微信上的语音函授课程,教那些个人打假者如何提高技术、控制风险,初期定价1万元,大概三四节课,“听的人应该不少”,他自信地说。

商业项目之外,王海有两个公益项目一直在做,接待消费者维权保护的“王海热线”,以及“和谐社区发展中心”项目,旨在帮助业主成立委员会,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但他的终极梦想是做中国的消费者维权委员会,这个被他称为“孩儿他妈协会”的组织将自己成立第三方独立检测实验室,消费者拿来商品就可以做检测,是那种真正地为消费者维权的机构。

王海毫不隐讳地认为,中国的消协和企业走得太近,并不能真正代表消费者利益;而对目前大多数第三方检测机构来说,“企业是它们长期的客户,它们不会因为消费者的一次送检,就丢掉企业这个大客户。”他表示。

与此同时,“吹哨人法案”(举报人分享罚款)的建立也是他的长期梦想——如果能建立“吹哨人法案”,将对企业的罚款30%到50%分给举报人,会让每一个知情人,即使是企业高管也有动力成为一个义务监管者。

“以前我是个典型的愤青,如果在街上看到城管打小贩,肯定就抄起砖头拍过去了;但现在不会了,我会上去劝架,把他们拉开。”王海认为,“目前的打假也是,骗子太多,要做的事情太多,别着急,一样一样慢慢做。”(王蔚佳)

本文来源:财经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网络购物,一只摆放在中国近4 亿网民面前的潘多拉魔盒。

  我们无法避开它耀眼的锋芒,当传统的零售百货业在经历金融寒风后重振旗鼓时,网购行业正一再刷新着纪录。仅淘宝网,2008 年交易额就达千万亿,今年黄金周期间的日交易额直逼香港零售总额。
    无数人将电子商务称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希望。但是,伴随着希望而来的,总有争吵、欺骗、谎言等等不和谐音。在网购带给我们便捷体验的同时,网上假货泛滥、诚信缺失、维权艰辛也在不断上演。

  一个月前的今天,国内首个民间性质的网络打假团宣告成立,向整个网购环境开炮,放言无偿为消费者维权。可随后,该团却先后被踢爆主办者系哗众取宠的网络炒作高手、光吆喝不行动、成立至今一事无成,公信力遭到质疑。

  那么,一个月以来,这位曾成功参与策划“iphone 女孩”、“抵制开心网反庐舍联盟”等热门事件的 “炒作大师”的公益之路究竟走得走得如何?这场轰轰烈烈的网络打假是否又成了娱乐大众眼球的闹剧?

  打假团长被“人肉”

  按照官方介绍,国内首个“网络打假团”由中国资深的互联网人、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网的CEO 黄相如在相关部门、专家、律师、媒体、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支持下,于今年7 月发起并开始筹备的。但不少眼尖的网友却发现,这位高调的打假团长原来是个精于网络炒作的高手,并启动了人肉搜索。

  今年年初,当偷菜、抢车位游戏红遍网络时,一个由国内200 多家企业签名组建的“反庐舍(Loser ,沉迷网络的失败者之意)联盟”揭竿而起,对有关网站猛烈开炮;国内某知名上市IT 企业遭遇业绩瓶颈时,创始人即将复出的消息迅速在网络上被热炒,集团股价一路飙升;去年,国外销售的一款iphone 手机意外出现一位美丽中国女工的照片,在全球掀起热潮,原本限量销售的冷门手机飞快脱销

  这几起著名的网络炒作事件,幕后推手被传都是如今的“打假团长”黄相如。

  在电话连线中,黄相如对这个问题并不避讳。 “没什么好否认的,但这次打假完全是纯公益的,大家不该将两者混淆。 ”黄相如说,他是中国最早提出网络事件营销概念的人。 “我擅长网络炒作,没错。如果在某些环节能用炒作的方式来推动网络打假,能让公众切实关注,何乐而不为呢?”

  仔细看来,网络打假团的知名度蒸蒸日上,的确少不了炒作的功劳:炮轰王海为“刁民式打假”引发口水战、要求淘宝网交出亿元打假账单,这些出格的举动让人想不关注都难。 “很显然,这第一步已经走得很成功了。”一位业内网络推手评论称。

  “战绩”至今仍是零

  成立一个月以来,网络打假团究竟打了多少假呢?

  在打假团官方网站上,每天的进展都写得密密麻麻,像一本详细的流水账。但记者细读发现,内容全部是和哪些专家研讨、哪些网络机构欣然加入、接听了多少个消费者投诉来电、整理了多少个投诉案例,而具体的实战方面,至今仍是零。不少网民对这种光吆喝不动手的做法提出质疑。

  “最迟过年前,就会有具体的接触案例出来,大家不要急。 ”对于这种指责,黄相如有些愤怒。他表示,手下11 个员工每天忙得连轴转,他特地在公司附近又租了200 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员工每天要接百来个消费者电话,还要上网搜集、编写各类网购防骗经,发到百来个论坛上去。“打假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首先肯定要收集足够多的消费者投诉案例和证据,如打开货物时有没有录像、支付时是否保留凭证,就连聊天记录都要找公证处公正。 ”黄相如表示,按照打假团的时间表,前一两个月仍是宣传造势,即通俗意义上的“炒概念”。

  又有网民质疑,既然扛着帮助企业上网打假的大旗,那打假团又取得多少企业的授权了?按照官方信息披露,这一数字似乎仍是零。黄相如表示,已经签约的企业肯定有,但由于全部是上市公司,按协议他必须保密,以免维权官司开打对企业股价造成影响。 “光运动产品,就有匹克、特步、李宁、PUMA 等品牌在接触中,相信队伍会越来越庞大。 ”

  目前,网络打假团针对的网站只有行业龙头一家,百度有啊、腾讯拍拍等网站都不在其声讨范围,这样的举动被部分人解读为“很有针对性”,暗指事件背后是行业内斗的结果。黄相如解释称,这是为了杀鸡儆猴。 “如果每家都去打,会大大分散我们的精力,不如让最大的先起到表率作用。”

  对于炒作高手的这次 “公益行动”,目前不少业界人士还画了一个问号。黄相如斩钉截铁地表示,这次行动是为了净化国内网购环境。 “由于网上假货泛滥,制约了中国电子商务的普及和运用,国内很多一线企业都不敢踏足,这是我和很多企业接触后感受到的。

  记者采访中获悉,负责网络打假团日常运作的11 人,全部是黄相如所开的释能营销策划公司的员工,而公司旗下的“品牌整合营销网”主要的盈利模式,就是为企业提供网络事件营销的整体解决方案。“我们既能帮助它搭建一个B2C 电子商务的网站平台、做系统架设和维护,还能全方位策划宣传、通过网络策划炒作,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 ”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这样的业务是否恰恰与其打假对象淘宝网形成正面竞争呢?黄相如表示否认:“企业可以进驻现有的网购平台,也可以自己搭台,好比一个是去百货公司开专柜,一个是自己开专卖店,两者并不冲突。”

  据了解,由于对这样的说法不买账,很多网友在天涯等论坛对黄相如进行言辞激烈的抨击。黄相如表示,这些帖子“背后有人”,动机值得怀疑,他已经通过自己的渠道删掉了一些,“打假过程中会遭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因为我动了他们的奶酪。 ”

  是谁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制假售假是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它的存在暗含多种因素,一方面,消费者的“贪利”心理惯养了假货,而利益驱动也引诱了制假者蜂拥,某些部门监管的暂时缺失也从某种程度上纵容了假货。上世纪60、70年代,全球制造基地日本也“假货”泛滥,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网络交易平台。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更表示,“我不怀疑中国的假货市场大,不过,纵观地球的经济演进,假货的盛行永远是在人口密度高的国家的发展有点看头时出现,无可避免。

  “由于公众对新兴的电子商务平台的接受和了解需要一个过程,而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又超前于有关市场管理者的相关法律规章的制定。这就是大部分人打假的情绪和行为上,存在指向性上的模糊。 ”有关人士这样认为。

  市面上有太多的假货制造商,实体市场中假货泛滥程度远远超过网上,而且线下打击力度较轻,假货才会卖到网上,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淘宝也就成为间接地受害者。而在现实中,假货问题远没有得到实际解决,在假货源头一直存在的时候,去苛求网络上没有假货,无疑是天方夜谭。

  交易平台没有“打假”权利

  在网络打假团摩拳擦掌的同时,作为“被打方”,国内一些知名网购交易平台也有自己的苦衷。

  “交易平台的确有自律和监管的义务,但从法律意义上讲没有‘打假’的权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姚欢庆表示。

  记者了解发现,淘宝网的无奈确实如此。因为一定需要有品牌所有企业或执法部门提供的法律文件,淘宝才能参与打假。此前阿迪、资生堂、飞利浦等企业的打假行为,淘宝都给予了平台所能提供的最大程度配合,并获得这些企业的认可与赞扬。

  “2008年以来,光假冒的阿迪达斯商品我们就下架了50万件,帮耐克也先后16次进行处理,总共删掉49万件假冒商品。”淘宝表示,它们与著名品牌厂商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几乎与我国国内市场的全部厂商都建立了联系,商标侵权、专利侵权等第三方难以判断的问题,只要厂商发来公函,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淘宝网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如果是个人举报,淘宝网会着手核查。一旦查实,立即将假冒商品下架,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处理,严重的甚至将面临被终身取消在淘宝开店资格的惩罚。

  “打击网络假货的根源不该仅仅依靠网上零售平台自身的实施各种打假的方法,而在于从根本上破除假货的现实渠道,因此,更应该从线下的制假源头开始打击,必须要有工商、公安以及假货生产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获得切实成效。现实市场的打假也好,网络市场的打假也好,应该是个系统工程,而不是靠哪个网站、哪个部门、哪个组织就能解决的。 ”有分析人士指出。

  “打假,如果停留在打网站的盲目阶段,假货不能根治,只是让假货从一个平台转到另一个平台,从网络平台转到非网络平台。”电子商务专家梁春晓分析,“关键不是打平台,是零售市场的全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共同打假货。 ”

  工商:法规滞后导致监管“真空”

  近年,市消保委曾和《市民信箱》联合进行网上调查,在参与调查的6955位《市民信箱》实名会员中,认为网络购物安全的仅占8%。在网上购物遇到欺骗时,选择自认倒霉的竟高达45%。

  到底是什么造成网上购物这一新生事物快速兴起的同时,信任危机悄然蔓延?是什么原因,让网络成为假货滋生的温床?网络售假猖獗的同时,监管部门在哪里?本市工商部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法律法规的滞后,造成了网上交易管理的“真空”。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互联网经济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至今尚未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相对国际社会而言,联合国有《电子商务示范法》,美国有《电子签名法》、欧盟有《电子签名指令》、《远程销售指令》、《数据保护指令》等等,我国处于法律法规滞后现状,以致造成网上交易管理的难题。

  目前,网络中涉及购物交易大致是三类:一是大的门户网站建立的商城,诸如搜狐、网易、新浪等;二是各类企业和个人自己建立的销售网站 (网页);三是专门提供交易的网络平台,如易趣网、淘宝网等。前两类定义比较清晰,第三类则众说纷纭,定义不一:一种认为网上交易与传统模式只是交易方式不同,没有本质区别,最终都是有实体货物的,有具体交易对象的,所以这个平台好比商场,好比市场,可以运用现有法律法规予以调整、规范;另一种认为网上交易是在虚拟世界里交易,交易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平台提供者就是一个中介方,仅仅是提供交易场所,充当沟通双方的中介作用,不适用传统法律法规调整,不需要对平台上发生的具体交易纠纷承担责任。正是由于交易对象的不确定性,所以在实践中,中介方 (网络平台商)和卖家常常互相推诿,推卸责任,最终消费者受害。

  去年,北京工商部门曾率先试水推出新政,要求网上开店也需到工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相关争议和讨论随之如潮水般涌现。最终,这种勇于吃螃蟹的尝试雷声大雨点小,如今似乎已被人们淡忘。

  记者昨日从本市工商部门获悉,其实北京这一政策也并非强制性规定。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像上海一样,卖家在网上开店铺,搞经营,无须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这是一个真空。一旦发生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发生欺诈行为,工商、质监等市场监管部门即使介入进行监督管理,也常常苦于找不到对象而无法协调、处理。从买家一方而言,网上购物后,大部分没有交易凭证,如果通过打印机打印交易凭证,从法律角度,目前也不能作为证据保全,相关部门乃至司法机关很难以此作为处理依据,因而权益得不到保障。

  本市工商部门表示,由于网上购物目前尚无法律法规规范,作为依法行政的有关部门,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可能随意作为,以致网上购物形成法律真空地带和监督管理缺位现状,虽也努力探讨,却至今尚未找到有效的监管手段。

  市消保委:建议电信部门介入

  市消保委表示,对于网上购物存在的问题,最根本的对策是立法立规,建立一整套规章制度,辅之于先进的技术手段,从各个方面予以规范。

  首先,运用现有法律法规加强监管。网上购物中,买家卖家具有合同双方关系,交易过程是一个合同要约、承诺的履约过程。建议有关部门制订具体政策或司法解释,规定网络平台商有义务对交易过程电子数据加以保全和管理,以此作为间接证据,并规定仅适用于网上购物争议纠纷处理的依据。

  其次,发挥电信部门管理职能。网上购物的基础是网络,而网络的基础则在于空间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慢。建议电信部门加强与涉及网上购物投诉处理部门和组织的信息互通,对于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采取技术措施,限制其网站 (平台)运行,迫使不负责任的网络平台商不得不建立解决投诉机制,加强对卖家的管理,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最后,推广强制第三方支付方式。网上购物不安全性还表现为:买家向卖家汇款 (通常是邮局、银行)后,货物收不到,再追查时,卖家神秘失踪。鉴于这类情况,建议金融管理部门在加大技术创新含量、规范操作的基础上,推广网络平台商强制使用第三方支付方式。与电信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加强信息协调沟通,对于不使用强制第三方支付方式的网络平台商不予以网络注册登记和ICP运营许可。

  上海网购投诉今年猛涨150%

  据市消保委统计,今年1月1日―11月30日,受理的网购投诉高达1862起;而去年同期该数字仅为732件,短短一年涨幅高达150%。

  案例一千元买来一堆废卡

  数月前,范先生在浏览网页时发现上海阳光通讯有限公司在网上销售移动充值卡,其销售的价格比营业厅便宜近一半,范先生未多考虑,付了1000元购买该公司的移动充值卡。没多久,范先生收到了这批充值卡,但尝试了所有寄来的充值卡,发现这些新卡全部是废卡,为此范先生与该公司交涉要求给予合理的处理未果,只好求助消保委。

  然而,浦东新区消保委根据范先生提供的公司电话和地址联系被投诉方时,电话接听者表示消保委打错电话,该电话号码为私人电话,且地址所在根本不是该公司,无奈之下告知消费者通过报警求助警方协助解决。

  案例二瘦身裤不瘦身退货无门

  今年1月,王女士在某网站看到某品牌瘦身裤广告后,她觉得非常适合自己,于是打去电话花了两百元订购了两条。可是穿了一个月后,王女士没有看出任何效果,发觉受骗的消费者联系商家想退货,但对方一直以各种借口加以拒绝。

  接到投诉后,浦东新区消保委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电话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却说是私人电话,不清楚此事。而王女士几经周折找来的卖家地址,也只是某小区门牌号,而几号几室均无指明,致使投诉调查难以取证进行。

  案例三山寨阿迪鞋谎称包赔

  何先生今年2月份在某网站看到有售阿迪达斯的运动鞋,不仅款式正是其心仪的,而且价格也比专卖店便宜不少。更令何先生放心的是,该公司网站还承诺所售商品绝对正品,若买家发现所购商品不是正品的话,将可获公司1万欧元的赔偿。满心欢喜的何先生立即下单网购两双阿迪达斯运动鞋。可收到鞋后,何先生怎么看都觉得有问题,立即拿到阿迪达斯专柜去确认,对方却告诉何先生这两双鞋子不可能是正品。气愤不已的何先生与该公司联系,要求退货,却遭到拒绝。


本文来源:解放网--新闻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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