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积累的贪得无厌的追求。这种观念依然在发挥着影响力。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一些共产党人仍然渴望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
　　几年前，哥伦比亚奴卡克·马库土著民族意外地走出哥伦比亚瓜维亚雷河畔圣何塞的亚马孙热带雨林。他们是一个为时代所遗忘的部落，此前与世隔绝，生活主要靠捕猎和采摘野果。他们没有货币的概念，也没有未来的概念，在居住于城市附近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依靠国家的救济品生存。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怀念丛林时，他们笑了。令这些曾经习惯于在单调乏味的奔波中寻找食物的土著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完美的陌生人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并未要求他们予以回报。
　　然而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与奴卡克·马库人相比，许多存活到近代的游牧狩猎部落并不平静。例如，居住在厄瓜多尔的希瓦罗人，近60％的男性死于暴力；巴西雅诺马马人的死亡数字将近40％。当两个原始部落群体偶然相遇的时候，他们为争夺稀缺资源（比如粮食和育龄妇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从事商业交换。游牧狩猎式的社会没有贸易，他们往往采取突袭。他们也没有储存食物的习惯，一旦找到食物他们就会吃掉。因此，他们不需要货币。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事实上，也有比奴卡克·马库人更高级的社会没有货币。印加帝国—500年前南美洲存在的最先进的社会就没有货币，印加人是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稀有金属的。他们认为黄金是“太阳的汗水”，白银是“月亮的眼泪”。在印加帝国，劳动被视为价值单位。此外，印加经济往往依赖的是严酷的中央计划和强迫劳动。然而，1532年，与哥伦布一样，一个去寻找新世界和可以货币化的贵金属的男子颠覆了印加帝国①。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是一名曾在1502年左右跨过大西洋去寻宝的西班牙上校的私生子。皮萨罗领导的三次探险之旅，第一次是在1524年到秘鲁，这使皮萨罗成为首批穿过巴拿马地峡到达太平洋的欧洲人。他们到达的地区是不毛之地，粮食匮乏，所遇到的土著人对他们充满敌意。不过第二次探险中他们在通贝斯地区受到了欢迎，那里的居民把他们看做“太阳之子”，极力劝说他们留下来。皮萨罗在返回西班牙后，他“拓宽卡斯提尔帝国疆域”②、“担任秘鲁总督”的计划获得了西班牙王室的批准，于是，他拼凑了三艘船，组织了27匹马和180名士兵，配备了当时欧洲最新式的武器装备火枪和机械弩。第三次探险于1530年12月27日从巴拿马起航。征服者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实现他们的目标：与刚去世的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两个不和的儿子之一阿塔雅尔帕见面。阿塔雅尔帕贸然拒绝了瓦尔韦德要他皈依基督教的建议，并把《圣经》扔在地上。此后，他所能做的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西班牙人利用印加人对他们马匹的恐惧去消灭他的军队（印加人并不认识这种动物）。鉴于印加人的军队在数量上远多于征服者，这实际上是一场非常令人吃惊的政变。 阿塔雅尔帕不久就认识到皮萨罗真正在寻求的是什么，因此他设法通过黄金和白银赎回自己的人身自由。印加人在随后的几个月上交了13 420磅重的黄金和26 000磅重的纯银，但皮萨罗仍然决心处死他的俘虏，并于1533年8月公开将阿塔雅尔帕绞死。随着库斯科的陷落，印加帝国在西班牙人的掠夺狂欢中四分五裂，摇摇欲坠。尽管1536年发生了曾被视为傀儡的曼科·卡帕克领导的起义，但以新首都利马的建造为标志，西班牙的统治已稳步建立起来了。1572年，印加帝国正式解体。
　　皮萨罗本人生于暴力，也死于暴力。1541年，他在与其同伙争吵之后，在利马遇刺身亡。但是，他留给西班牙王室的遗产最终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梦想。这个征服者一直受到埃尔多拉多传说的蛊惑—印第安在传说中被称为黄金之地。在皮萨罗的士兵称之为上秘鲁的地方，只有荒凉的山地与雾气，那些不习惯于高海拔地区生活的人，呼吸极为困难，但他们所发现的一切都极为宝贵。最高峰海拔4 824米的赛罗里科山—字面意思是“富山”的发现，成为关于货币的所有想法的最高体现：一个银矿山区。1545年，当一个名为狄耶哥·瓦帕的印第安人发现白银储量丰富的银矿之后，他改变了世界经济史。
　　印加人无法理解那些欧洲人对黄金和白银贪得无厌的欲望。“即使把安第斯山脉所有的积雪都变成黄金，他们仍然不满足。”曼科·卡帕克抱怨道。印加人无法明白的是，对皮萨罗和他的部下来说，白银不仅仅是闪闪发光的金属装饰物，它可以铸为货币，可以作为计算的单位，具有贮藏价值，也就是具有便捷的购买力。
　　为了开矿，西班牙人首先雇用附近村庄的居民。但是由于环境非常恶劣，从16世纪后期开始，西班牙人不得不引入强迫劳动制度，即从16个高地省份征召年龄在18至50岁的男子，每人一年要工作17周。矿工的死亡率极高，这不仅仅是因为不断接触到在提炼过程中产生的汞废气（即地面银矿被加工成汞合金化合物，经过水洗，然后通过加热燃烧还原出银）。矿井中的空气也有毒（现在依旧有毒）。矿工要下降到700英尺深的竖井中，经过长时间的挖掘，把装在麻袋里的矿石绑在背上，爬上爬下。因岩石的坠落砸死和致残达数百人。波托西山被称为“地狱之口，每年有众多矿工掉进去，为满足西班牙人的贪婪欲望而丧生”。有人把这些矿山称为“该死的地狱”，并指出“如果21个健康的印第安人星期一走进去，到星期六可能只有半数能一瘸一拐地出来”。1638年，奥古斯丁派修道士弗赖·安东尼·卡兰查写道：“每个在波托西铸造的比索，都有相应的10个印第安人死于矿山深处。”由于当地劳动力资源的枯竭，成千上万非洲奴隶被贩运到那里充当“人骡”（human mules）。即使在今天，赛罗里科山仍然有一些可怕的，令人窒息的竖井和隧道。
　　波托西成为被强迫去那里工作的矿工的死亡之地，也是西班牙突然暴富的地方。1556年至1783年，从“富山”提取的纯银达4.5万吨，随后这些纯银进入造币厂变成货币，并被运到塞维利亚。波托西尽管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但迅速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主要城市之一，其人口在顶峰时期达到16万~20万人（大大高于同期欧洲其他城市）。皮萨罗的征服让西班牙王室更为富有，这早已超越了贪婪的梦想。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按照传统的说法，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其好处在于消除低效率的易货交易；货币是一种计价单位，有利于估价和计算；货币具有贮藏价值，使经济贸易得以长期进行并超越地理距离。为了优化所有这些职能，货币的理想形式应该是有价值、负担得起、耐用、可兑换、便携和可靠的。金属如金、银和铜，由于符合这些标准的绝大部分，数千年来被视为货币的理想材料。已知的最早货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是考古学家在埃斐索斯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发现的（在现在的土耳其伊兹密尔附近）。这些由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铸造的货币由金银混合而成，铸有狮子的头像，是雅典四德拉克马银币的前身。标准的银币背面铸有雅典娜女神的头像，正面铸有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到罗马时代，有三种由不同金属材质制作的硬币：奥里斯（金）、第纳里（银）和悉斯特提由斯（铜）—按照涉及到的金属的相对稀缺程度排列顺序；所有的货币都要一面铸有执政者的头像，另一面铸有传说中的罗马奠基人罗莫路和勒莫。这些硬币不是古代地中海唯一的货币，但它们显然是首次出现的货币之一。到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秦始皇开始统一铸造标准化的青铜钱币，这些圆形方孔的货币通常标明自身的重量（例如半两，大约是半盎司）。
　　罗马的铸币制度要比罗马帝国本身延续的时间长。当时罗马仍然用法兰克国王（768~814年）查理大帝时代的第纳里银币估价。困难的是，到800年查理曼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西欧白银长期短缺。伊斯兰帝国统治的南地中海以及近东地区更发达的商业中心对货币的需求更大。因此，落后的欧洲贵金属流失严重。查理大帝时代的第纳里银币极为稀缺，24个第纳里银币就可以购买加洛林王朝的一头牛。在欧洲一些地方，胡椒和松鼠皮代替了货币；动产意味着土地，而不是货币。对于这个问题，欧洲人寻求两种方法去解决。他们可以出口劳动和货物，用奴隶和木材换取巴格达白银，或从非洲换回科尔多瓦和开罗的黄金；也可以通过对穆斯林世界发动战争，掠夺贵金属。十字军东征像随后的征服活动一样，是为了使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也是为了缓解许多欧洲国家的货币短缺情况。
　　十字军东征花费昂贵，回报却不大。为了解决货币的困难，中世纪和早期的现代政府均未能找到解决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小钱中的大问题”的途径，难点在于如何在不同金属制成的货币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更小面额的货币经常会短缺，也面临着币值贬值和品质降低的情况。在波托西和新世界的其他地方，征服者们发现了丰富的白银（尤其是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西班牙征服者似乎因此已经打破了百年历史的制约。最初的受益人当然是赞助此次征服活动的卡斯提尔国王。这支船队曾经达到100艘船的规模，每年要跨越大西洋运载170吨的白银，然后停靠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所有收入的1/5归王室，在16世纪后期占王室高峰期总支出的44％。西班牙的新财富刺激了整个欧洲大陆。西班牙的古银币“八里尔银币”（piece of eight）成为世界上第一种真正的全球性货币，不仅资助了旷日持久的西班牙在欧洲的战争，而且还迅速扩大了欧洲与亚洲的贸易。
　　然而，新世界所有的白银并不能平息荷兰共和国的叛逆，不能使英格兰从西班牙王室获得安全保证，也无法把西班牙从不可阻挡的经济衰退和帝国衰落中挽救出来。和点石成金的麦达斯国王、16世纪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五世和菲利普二世一样，发现充沛的贵金属与其说是上天的恩赐，不如说更像是上天的惩罚。原因何在？他们采掘如此多的白银来支付其征服战争的费用，导致金属本身价值急剧贬值，也就是说白银的购买力降低了。这场所谓的“价格革命”，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影响范围覆盖整个欧洲。300年没有表现出持续上升趋势的粮食费用显著上升。英国（我们拥有这个国家最全面的价格数据）的生活费用在此期间增长了7倍。虽然按照今天的标准（每年平均约为2％）来看，通货膨胀率并不高，但根据中世纪的标准而言，面包的价格发生了革命性的增长。在西班牙，充足的白银也充当了“资源诅咒”的角色，和今天拥有丰富石油的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一样，缺少生产性经营活动动力，同时加强了独裁者的“寻租”，而牺牲了民主制度。
　　西班牙人一直末理解的是，贵金属的价值不是绝对的。货币是别人愿意给你的唯一的价值。货币供给的增加尽管可以让垄断货币发行量的政府富有，但并不会使一个社会更富裕。在同等条件下，它只会使物价走高。
　　事实上，除了历史的偶然性，货币在西方人的思维中长期等同于金属并没有任何理由。大约在5 000年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用泥版记录交易，涉及大麦、羊毛或白银等金属。当然，银制的银环、银块或银片充当了货币（如同粮食），但泥版在充当货币角色时与其一样重要，而且有可能更重要。如今留存的许多泥版提醒我们，当人类第一次开始书面记录他们的活动时，他们这样做不是在写历史、诗歌或哲学，而是在做生意。对这种古老的金融工具，我们无法不怀以敬畏之情。虽然这些泥版是泥土制成的，但它们要比在波托西铸币厂铸造的银币历经岁月冲刷的时间更长。其中一块保存完好的泥版（出土于今天的伊拉克），可以追溯到阿米蒂塔纳国王统治时期（公元前1683年至公元前1647年），它指出了持票人在收获季节应领取的具体粮食数额。另一块泥版记载了阿米萨杜克国王的命令，要求在结束旅程之后给予持票人一定数量的白银。
　　我们也许很熟悉这些基本的概念，因为现代纸币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只不过纸币是纸做的，而不是泥土。英格兰银行发行的任何一张10英镑的纸币上都印着那句神奇的话—“兹承诺付总额为……（英镑）给持有人”。钞票（起源于7世纪的中国）是一张张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它们只是承诺支付（因此最初在西方被指定为“本票”），就像4 000年前古巴比伦的泥版。10美元的背面印有“我们信仰上帝”，但是，当你接受这些付款时，你要相信的那个人是钞票正面这名男子（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继任者—在编写本书时恰好是前高盛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当美国人以自己的货物或劳动来赚取美元时，他实际上是相信保尔森（以及暗中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不会再犯西班牙人的错误，而不是仅仅印刷更多的钞票。
　　今天，尽管美元的购买力在过去50年里已经下降了很多，我们仍然或多或少满足于纸币，更不用提几乎都是由垃圾铸成的货币。这些货币都不具有储存价值。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很满足于我们甚至不能看到的货币。今天的电子货币没有物理化，它可以从我们的雇主，流向我们的银行账户，再转向我们最喜欢的零售商店。正是这种“虚拟”货币主导了经济学家所谓的货币供给。普通美国人手头持有的现金仅占货币量度，也就是被称为M2货币的11％。今天大多数货币无形化的特点，也许是货币真实本质的最好证明。那些西班牙征服者不明白的是，货币实际上就是一个信任问题，甚至是一种信仰：信任体现于为我们支付薪水上，信任体现于货币的发行中，即个人使用或者机构兑现支票或转让支票。货币不是金属，而是一种记名信托。无论是以白银或者泥版作为货币，还是纸币，或出现在液晶显示器上的虚拟货币，都没有多大的问题。从马尔代夫的贝壳到太平洋雅普岛圆盘巨石，什么都可以充当货币。现在看来，在这个电子时代，没有任何东西不可以充当货币。
　　货币明确了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再次审视这些美索不达米亚泥版。这些泥版显然是贷款人保留下来的（通常是在一个密封的陶土容器中），每一次交易都被记录在册，以记录借款人还款数额和还款日期。古巴比伦的贷款制度显然相当复杂。债务可以转让（“付给持票人”，而不是指定债权人），泥版收据或汇票签给在皇宫或庙宇存入粮食或其他商品的人；借款人要支付利息（这个概念可能起源于畜群的自然增长），利率往往高达20％。从汉穆拉比时代（公元前1792年至公元前1750年）起，数学的应用预示着复利这类工具有可能应用于长期贷款。但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借款人还款承诺的根本信誉基础之上（并非巧合的是，英语中的“信用”一词就来源于拉丁美洲的“我相信”）。债务人可能获得一定期限延缓偿还，正如《汉穆拉比法典》条文规定，债务每隔3年可以得到减免，但这似乎并不能阻止私人和公众贷款人通过活动把债权追讨回来。与此相反，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私人金融业务在扩大。到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的埃吉布家族已成为强势的地主和贷款人，其商业活动远至乌鲁克南部和波斯以东。那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成千上万泥版表明，当时有为数众多的人曾向埃吉布家族借款。埃吉布家族5代人的繁荣史表明他们通常靠收债为生。
　　倘若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已发明信用，这并不十分确切。大多数巴比伦人贷款很简单，他们只是从王室或宗教寺院借贷，后面讨论的现代意义上的信贷并未建立起来。然而，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没有借贷的基础，我们这个世界的经济几乎就不能腾飞。没有日益扩张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网，当今的全球经济将停滞不前。有首著名的歌曲写道，货币并不能使地球旋转，恰恰相反，货币令人吃惊地让人员、货物和服务融入世界各地。
　　货币的崛起场面始终蓬勃壮观，而引人注意的是扎根于这个世界的信贷观念是多么落伍，多么不合时宜。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13世纪早期，意大利北部地区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多个城邦彼此争斗不休。数字体系（i，ii，iii，iv……）是已不复存在的罗马帝国的众多遗迹之一。它不适合复杂的数学计算，更不用说满足商业的需要。这一难题在比萨更显突出，那里的商人不得不对7种不同形式的流通货币进行烦琐的计算。相比之下，与过去查理大帝时代一样，无论是阿巴斯哈里发帝国还是中国宋代，东方世界的经济生活更为先进。为了开发现代金融，欧洲需要改变现状。在这方面，被人称为“比萨的列昂纳多”的年轻数学家斐波那契起了关键作用。
　　年轻的斐波那契是总部设在如今的阿尔及利亚贝贾亚的比萨海关官员的儿子，他自己沉浸于所谓的结合了印度和阿拉伯方法的数学“印度法”研究。他引入的这些方法使得欧洲人的计算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今，斐波那契最广为人知的是斐波那契数列①（0，1，1 ，2，3，5，8，13，21……），这个数列从第三项开始，每一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随着数列项数的增加，前一项与后一项之比越来越逼近“黄金分割”。这种模式反映了在自然世界中发现的某些重复现象（例如蕨类植物和海洋贝壳的分形几何学）。1202年，斐波那契撰写了《珠算原理》一书。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斐波那契数列只是他引入欧洲的众多东方数学思想中的一部分，读者可以在书中找到分数的解释以及现值的概念（今天的贴现值是未来的收入流）。最重要的是，斐波那契引入了阿拉伯数字。他不仅把十进制介绍到欧洲，使得各种计算远比用罗马数字容易得多，他还指明如何把它应用于商业记账、货币兑换，尤为重要的是应用在利息计算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珠算原理》中的许多例子借助一些商品如皮革、辣椒、奶酪、油和香料等来表达，因而显得更生动。这使数学开始应用在赚钱方面，特别是应用在贷款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人贷款给某商家100英镑，每月每英镑收取利息4第纳里，他每年获得回报30英镑。我们必须计算本金的减少及上述30英镑的利润。我们要知道需要多少年、多少月、多少天和多长时间把钱收回……
　　意大利商业中心（诸如斐波那契的家乡比萨、佛罗伦萨及周边地区）是滋生金融种子的肥沃土壤，而威尼斯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受到东方的影响，因而成为欧洲的伟大贷款实验室。西方文学中描述的最有名的放贷事件发生在威尼斯并非偶然。《威尼斯商人》的故事精辟地阐明了数百年来妨碍斐波那契数列理论转化为有效的金融实践的障碍。这些障碍不是经济，亦非政治，这些障碍是文化。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是根据14世纪意大利一本名为《笨蛋》的小说改编成的（这本书收集了许多故事和逸事，是作家乔万尼·菲奥伦蒂诺1378年写的），讲述了一个嫁给正直的青年绅士的富家女儿的故事。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好友巴萨尼奥成婚，向犹太人夏洛克借了3 000金币高利贷。夏洛克因为安东尼奥借给别人钱不要利息，影响了他的生意，又侮辱过他，所以借机报复，在借约上声称3个月期满还不上钱，就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抵债。安东尼奥因船失事，不能如期还钱，夏洛克就提起公诉，要安东尼奥履行借约。正如夏洛克所言，安东尼奥是一个“好”人，意思并不是特指品质方面，而是指他有“足够”的信用。夏洛克指出，借钱给商人（或他们的朋友）是有风险的。安东尼奥的船只散布在世界各地，但他的财产还有些问题：那些船只不过是几块木板钉起来的，水手也不过是些血肉之躯，岸上有老鼠，水里有老鼠，陆上有强盗，海上有海盗，还有风浪、礁石各种危险。
　　正因为如此，任何放贷者借钱给商人，比如航海远行一段时间的商人，都需要得到应有的补偿。我们通常会要求补偿“利息”，即偿还贷款的总额要超出所借款项或“本金”。如果金融家放贷给商人，不能通过某种方式为其资金获得风险回报，仰仗于海外贸易的威尼斯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故事。
　　但是，如果安东尼奥不能履行其还债义务，夏洛克真的从他身上割下“一磅肉”，这样做事实上会造成安东尼奥的死亡。为什么夏洛克会变成这样一个恶棍？其实，夏洛克只是历史上众多放债者之一，而放债这一行当又往往被少数族裔所把持。在莎士比亚的时代，犹太人在威尼斯已提供商业信贷近一个世纪。他们坐在桌子后面的长凳上，开展业务。但是，他们不得不生活在远离城市中心的被隔离的犹太居民区。
　　威尼斯商人如果想借钱的话，为什么不得不找犹太人？因为对基督徒来说，通过放贷去收取利息是一种罪过。1179年，拉特兰第三届大公会议规定，高利贷者，也就是借钱生息者要被逐出教会。1311年至1312年，即使探讨高利贷是不是一种罪过，也会被维也纳大公会议视为异端邪说而受到谴责。基督教高利贷者只有给教会补偿才能埋在圣地。这些高利贷者尤其为成立于1206年和1216 年（数学家斐波那契的拉丁文代表著作《珠算原理》刚出版）的方济各会与多明尼教派所憎恨。我们不应低估这种禁忌的影响力，尽管它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无疑已经受到削弱。
　　在佛罗伦萨的大教堂，有一幅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壁画《但丁和“神曲”》，描述的是佛罗伦萨伟大的诗人但丁举着他的新书《神曲》。但丁在他光彩夺目的杰作中，专有一部分描写高利贷者。但丁把他们放在了第七层地狱：
　　他们的双眼迸发出他们的痛楚；
　　他们用双手扑打这里，扑打那里，
　　时而抵挡烈焰，时而抵挡灼热的沙地。
　　夏日里的狗儿所做的动作也与他们不差分毫，
　　一旦被跳蚤或苍蝇或牛虻所叮咬，
　　狗儿也会这样抵挡，时而用嘴，时而用脚。
　　尽管我把目光投向某些人的面孔，
　　却辨认不出任何人，
　　因为酷毒的火雨在纷纷落下，烧灼他们，
　　但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钱袋挂在脖颈，
　　每个钱袋都有某种颜色和某种花纹，
　　他们似乎都在把各自的钱袋一味地看个不停。
　　犹太人也不允许放贷收取利息，但在《旧约圣经·申命记》中有一个便利的回避条款：“借给外邦人可以获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换句话说，犹太人可以合法地放贷给基督徒，而不能放贷给犹太人，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遭到社会排斥。
　　1492年，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根据1497年的一项法令，犹太人不是被迫皈依基督教，就是逃往奥斯曼帝国去寻求避难。他们随后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奥斯曼港口与威尼斯建立了贸易关系。犹太人出现在威尼斯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509年，当时生活在梅斯特的犹太人为了逃离康布雷联盟战争而来到那里。最初，威尼斯市政府不愿意接受难民，但它很快就发现，这些犹太人是有效的资金和金融服务的来源，因为可以向他们征税以及借款。1516年，威尼斯当局要求所有犹太人必须到一个指定区域内居住，这个区域位于一家老铸铁厂，这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犹太居民区。这些犹太人每天晚上以及在基督教节日时只能待在那里。那些在威尼斯居住有两个多星期的犹太人，要穿背部印有“O”的黄色衣服或者戴黄色（后来是大红）的帽子或头巾。居住仅限于许可的规定期限内，每5年要重续许可。1541年，威尼斯当局与一些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达成类似协议，这些犹太人被安排在另一块聚居区。到1590年，威尼斯大约有2 500名犹太人。犹太聚居区的建筑物有七层楼高，目的是为新来者提供住宿。
　　在整个16世纪，威尼斯犹太人的地位仍然是卑微的、脆弱的。1537年，当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爆发时，威尼斯参议院下令扣押“土耳其人、犹太人和其他土耳其臣民”的财产。1570年至1573年之间的另一场战争导致所有犹太人被捕，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但后来战争结束以后，这些犹太人被释放，其资产被返还。为了避免这种经历再出现，犹太人请求威尼斯政府，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允许他们是自由的。幸运的是，他们的谈判代表丹尼尔·罗德里奥，一个具有西班牙血统的犹太商人，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谈判家。1589年，他成功地获得许可，所有的犹太人被准许获得威尼斯臣民的地位，允许他们从事地中海东部的贸易活动，并允许他们公开进行宗教活动。然而，一些重要的限制依然存在。犹太人不准加入同业公会或从事零售贸易。此后对他们从事金融活动也进行了限制，而对他们的许可在公布18个月后被撤销。当时，犹太人作为公民要比威尼斯法院的夏洛克拥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例如，1623年，莱昂·沃尔特拉起诉安东尼奥·达拉·多纳，因为此前一名骑士曾向沃尔特拉借了某些物品并由多纳担保，然后这名骑士“消失”了。在年，一桩涉及贿赂法官的丑闻牵涉到一些犹太人，犹太人似乎再次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
　　夏洛克的故事尽管是虚构的，但并未完全脱离威尼斯的现实生活。事实上，莎士比亚的剧本相当准确地描绘出早期信贷的三个关键要点：在处于萌芽阶段的信贷市场，放贷人索取过高利率的权利；法院在解决金融争端时不诉诸暴力的重要性；人数较少的债权人在面对人数居多的充满敌意的债务人的强烈反击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当然，夏洛克最终失败了。虽然法院确认他有权坚持索取那一磅肉的权利，但法律禁止他从安东尼奥身上割肉时流出一滴血（合约上只写了一磅肉，却没有答应给夏洛克任何一滴血）。而且，因为夏洛克是犹太人，法律规定如果造成货物损失和基督徒的死亡，就要用他的性命及财产来补偿。夏洛克只好答应，并遵依判决，改信基督教。故事中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除了夏洛克。
　　《威尼斯商人》就经济学以及反犹太主义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当债权人属于不受欢迎的少数族裔时，为什么债务人总是不履行他们对债权人的还款承诺？为什么夏洛克们总是输掉官司？
　　放高利贷者，总是与他们“捕食”的对象—穷人形影相伴。他们活跃在东非一带，但是要了解原始资金贷款的运作，其实没有必要非去发展中国家。据英国贸易和工业部2007年的报告显示，在英国，约有16.5万家庭使用非法贷款，借款总额每年高达4 000万英镑，而偿还的金额是借款金额的3倍。一个放债人，不论其种族，为什么几乎总是不受欢迎？要想了解其中缘由，您需要做的就是去访问我的家乡—英国格拉斯哥，这座城市的东部一直是滋生高利贷的肥沃土壤。在格拉斯哥的谢特尔斯顿等地区，也就是我祖父母生活的地方，映入你眼帘的是被废弃的房屋的钢制百叶窗和上面有各种涂鸦的巴士收容所。谢特尔斯顿地区的经济生活曾经围绕着博伊德炼铁厂工人的工资袋而运转，现在则围绕着打入失业者邮局账户的失业金而运转。谢特尔斯顿地区的男性预期寿命是64岁左右，与英国人的平均寿命相差不到13年，而这意味着这里的新生男婴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积蓄他的养老金。
　　格拉斯哥的这些贫困地区是高利贷理想的活动场所。在格拉斯哥希林登地区，20年来，杰拉尔德·劳是放高利贷的头号人物。他把佩斯利西大街商船上的酒吧作为办公室，尽管他本人是一个戒酒主义者，但他大多数时间都在那里工作。他的工作流程很简单。借款人把他们的福利册或邮政局现金卡交给杰拉尔德·劳，以换取贷款，而杰拉尔德·劳在他的贷款册上记录贷款条件。当贷款到期时，杰拉尔德·劳会迫不及待地收取他的利息，并将现金卡还回借款人。贷款册本身很粗糙，是一本随意编写的交易记录汇编，只记有贷款人的姓名和绰号以及交易规模，比如“贝尔德15”，“基波100”，“贝纳德特150”，“威卡夫1 210”。杰拉尔德·劳向他的客户收取的标准利息率令人惊讶—每周为25％。通常情况下，如果借款10英镑，一个星期后要偿还12.50英镑（本金加利息）。然而杰拉尔德·劳的客户往往不能按时还款—这其实不足为奇。该地区有些人一天只挣5.90英镑，因此他们借款更多。很快一些客户欠杰拉尔德·劳数百英镑，甚至上千英镑。他们陷入债务危机的速度并不让人吃惊，因为每周25％的利息一年按复利计算就是1 100 　　从长远来看，欧洲利息呈下降趋势。但为什么今天英国的一些人要为微不足道的小额贷款支付8位数的利息？这些贷款确实应该违约拖欠，除非你神经不正常。杰拉尔德·劳的一些客户实际上可以说是弱智低能。而杰拉尔德·劳那些心态正常的客户觉得，无论怎样被敲诈，背弃还贷承诺是不可取的。正如一家苏格兰报纸评论的那样：“他的受害者害怕拖欠贷款而毁了他们的名声。”目前尚不清楚杰拉尔德·劳是否在现实中诉诸暴力，在每一笔高利贷后面，是否就像夏洛克的故事所显示的，都潜伏着隐含的威胁。
　　人们往往谴责放高利贷者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杰拉尔德·劳为他的行为付出的代价是被判处10个月监禁。然而，我们必须设法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他的所作所为。首先，他能够抓住在谢特尔斯顿地区没有主流金融机构为失业群体提供信贷的机会。其次，杰拉尔德·劳必须是贪婪的或者说是无情的，因为他的那些小客户事实上很可能违约拖欠贷款不还。高利贷者所面对的最根本的困难就是，他的商业规模过小，因而利率不能太低，而高利率使得违约成为可能，只有使用恐吓手段才能确保贷款人继续还款。因此，高利贷者要学会如何放债，以克服这种根本的利害冲突：如果他们过于慷慨，他们将无利可图；如果他们过于铁石心肠，像杰拉尔德·劳那样，贷款人最终会报警。
　　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影响越来越大。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债权人，特别是当债权人是外邦人时，有着先天的劣势—夏洛克并不是这类型的唯一放债人。14世纪早期，意大利金融一直掌控在佛罗伦萨的巴尔迪、佩鲁齐和阿奇艾乌奥利三大家族手中。由于他们的两个主要客户—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和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不愿偿还贷款，这三大家族的银行在14世纪40年代倒闭。如果这些说明了放债人潜在的劣势，那么美第奇家族的崛起则证明，放债人也拥有潜在的影响力。
　　也许，没有任何家族能像美第奇家族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留下如此深的时代印记。这个家族诞生了两位教皇（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两位法国王后（卡特琳娜、玛丽）、三位大公（佛罗伦萨大公、内穆尔大公和托斯卡纳大公）。恰当地说，正是马基雅维里这个最权威的政治权力理论家书写了他们的历史。美第奇家族赞助了从米开朗琪罗到伽利略的几乎所有艺术和科学天才。他们令人眼花缭乱的建筑遗产仍然环绕在今天前往佛罗伦萨的游客周围。你可以看看卡法鸠罗别墅、圣马可修道院、圣罗伦佐教堂，还可以参观16世纪中期柯西莫·德·美第奇大公居住过的宏伟宫殿：从前的碧提宫、翻修的韦奇奥宫和带有庭院的新市政厅，一直延伸到阿尔诺河。但是，所有这一切辉煌的起源是什么？比如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要为这些杰作付钱，钱从哪里来？简单的答案是，美第奇家族是外汇交易商，是货币兑换同业公会成员。他们渐渐被称为“银行家”，就像威尼斯的犹太人一样，坐在街头桌子后面的长凳上开展业务。美第奇家族最初的“银行”（更好的描述应该是摊位）位于卡瓦尔康蒂宫殿附近，离佛罗伦萨的主要羊毛市场不远。
　　早在14世纪90年代之前，对美第奇家族的称呼可能更多的是“流氓”而非“银行家”：一个没有起色的小团伙，以低暴力事件而非高融资活动而著称。1343年到1360年，美第奇家族至少有5人因为资本罪而被刑事法院判处死刑。对于乔万尼·美第奇来说，让美第奇家族活动合法化是他的奋斗目标。他通过勤奋工作，节俭持家，精打细算，最后成功了。
　　1385年，乔万尼成为一家银行罗马支行的经理。这家银行是由他的亲戚、佛罗伦萨放贷人维埃里·美第奇经营的。在罗马，乔万尼以一个外汇交易员的身份而声名卓著。从诸多方面来看，教皇都是理想的客户，因为他提供了一定数量流入和流出梵蒂冈金库的不同货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多种铸币共存的时代，有些是黄金，有些是白银，有些是贱金属，这使长途贸易或纳税很复杂，需要把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乔万尼清楚地看到，更大的机会在佛罗伦萨。他在1397年返回佛罗伦萨。到1420年的时候，他把业务移交给他的长子科西莫，自己在威尼斯和罗马成立了银行分支机构，他还从两家佛罗伦萨羊毛工厂获取收益。后来他在日内瓦、比萨、伦敦和阿维尼翁增设了银行分支机构。
　　美第奇家族早期业务中特别重要的是商业汇票，这是中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贸易融资手段。如果一位商人欠另一位商人债务—只有等到交易完成几个月后才能用现金支付，那么债权人可以给债务人出票，还可以使用该汇票作为支付手段，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以低于票面的价格从愿意充当中间人的银行套取现金。征收利息被视为高利贷而受到教会的谴责，然而没有人能够阻止精明的交易者从此类交易中获利。这是美第奇家族业务的本质。没有支票，说明只是口头上的，并记录在银行册子里。没有利息，储户被赋予自由裁量权（公司每年利润的一定比例），以补偿他们的资金所承担的风险。
　　乔万尼的“机密簿”①（libro segreto）让这个家族的崛起散发出迷人的光芒。在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心翼翼保存账簿的故事。按照现代标准，这里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虽然早在14世纪40年代，复式簿记方法在热那亚广泛使用，但美第奇家族并没有系统地使用这种方法。尽管如此，现代研究者对美第奇家族整洁有序的账目也有深刻的印象。档案还包含了一些早期美第奇家族的资产负债表，一边是记录准确的准备金和存款（作为负债），另一边则是贷款客户或商业票据（作为资产）。美第奇家族没有发明这些技术，但他们广泛应用这些技术，大大超过了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技术在佛罗伦萨的应用。而美第奇家族成功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经营规模庞大，不如说是多元化经营。早期意大利银行一直是单一的经营结构，很容易被违约债务人拖垮。美第奇家族银行建立在特殊的定期重新谈判合同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是多重相关的合伙关系。银行分行经理并不是雇员，而是地位较低的合作伙伴，他们从利润份额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报酬。正是这种权力下放，让美第奇家族银行获得了巨额利润。美第奇家族银行在1402年拥有大约2万弗洛林金币资本，在册职员最多17人；1397年至1420年所赚取的利润为151 820弗洛林金币，大约每年是6 326弗洛林金币，年收益率为32％，仅罗马分行公告的年收益率就超过30％。这种经营模式在佛罗伦萨纳税记录上得到证明，记入其中的乔万尼的资产一页接一页，加起来总计是9.1万弗洛林金币。
　　1429年，乔万尼的临终遗言是告诫他的继承人，要保持其财务敏锐性的水准。26个名字中带有美第奇的男子出席了他的葬礼，所有参拜者都对这位自封的黑社会头目表示敬意。到1458年庇护二世（Pius II）成为教皇的时候，科西莫·美第奇有效地掌控了佛罗伦萨城邦。正如教皇本人所言：“政治问题在他家中得以解决。他选择任职人员……他决定和平与战争以及法律管制……他就是无处不在的国王，除了名分。”外邦统治者应与他本人接触，而不是浪费时间去接近佛罗伦萨其他人。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指出：“他拥有的声誉，从衰落的罗马一直传颂到今天，普通公民不曾享有。”波提切利创作的最流行的肖像—一位令人关注的英俊小伙子—实际上是献给过世的银行家科西莫·美第奇的，旁边的题词是“国父”。1469年，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接管了美第奇家族银行，崛起的黑道家族—柯里亨家族，也完全建立在银行的基础之上。
　　在波提切利的《博士来拜》中，反映了美第奇家族已经取得的成就。经过仔细观察，画中的三名智者都来自美第奇家族：给婴儿耶稣洗脚的老年男子是科西莫；在他下面，稍微靠右边，是他的两个儿子皮耶罗（穿红衣服）和约翰（穿白衣服）。另外，图上还有洛伦佐（穿浅蓝色长袍），以及紧握着剑的朱利安。这幅画由银行公会负责人委托所绘，作为礼品送给美第奇家族。这或许应该被称为对美第奇家族的崇拜。尽管美第奇家族一度令人讨厌，但现在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家几乎被捧上了天。
　　佛罗伦萨共和国对超级金融富豪美第奇家族的打击，不可避免地引起反抗。但从1433年10月到1434年9月，科西莫和他的许多支持者仍从佛罗伦萨被流放到威尼斯。1478年，洛伦佐的弟弟格里诺在巴齐家族策划的“巴齐阴谋”中被谋杀。由于受到洛伦佐忽视业务而热衷政治的影响，银行蒙受了损失。分行经理，像阿维尼翁的弗朗切斯科·萨塞蒂、来自布鲁日的托马索·庞蒂那瑞等变得权力更大，而监督更少。越来越多的银行依靠吸引存款，其来自贸易和外汇的收益变得更加不稳定。银行开始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布鲁日分行冒险贷款给勃艮第公爵查尔斯，伦敦分行向从未全部偿还贷款的爱德华四世放贷。为了保证公司的平稳发展，洛伦佐侵吞了市政蒙阿尔多特（一种共同基金，用于支付女儿的嫁妆）。1494年，在法国将要入侵的一片混乱中，美第奇家族被驱逐出境，所有财产被没收和充公。多米尼加传道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指责美第奇家族给城市带来厄运，呼吁净化“虚荣的篝火”。他的呼吁得到回应。一群暴徒闯进美第奇家族居住的宫殿，并焚烧了大多数银行的记录（今天那些幸免于难的文件上，黑色痕迹仍然清晰可见）。洛伦佐本人借用他在15世纪70年代创作的歌词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境：“如果你会很高兴，那就这样做。明天还不能确定。”
　　然而，当富有的佛罗伦萨精英—不论是煽动叛乱者萨瓦纳罗拉还是平民暴徒—设想替代美第奇家族的统治时，他们很快开始眷念这个大家族。1537年，17岁的科西莫·美第奇被召回到佛罗伦萨，并于1569年被授予托斯卡纳大公爵号。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一直到1737年，延续了200多年。这个家族盾形徽章上硬币形状的图案，不断地提醒人们这个家族的起源。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虽然其他人也尝试过，但美第奇家族最先把成功的金融业务转为世袭的权力和地位。他们的成功在于吸取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在金融方面，小是不行的。他们发现了一种能够分散他们风险的方式：与以往所有金融机构相比，他们把银行做得更大、更多样化。而且通过从事外汇交易以及借贷，他们减少了违约拖欠贷款不还的可能性。
　　意大利银行体系成为北欧国家的样板。这些国家（特别是荷兰和英国，也包括瑞典）在以后的几个世纪，实现了商业上最大的成功。阿姆斯特丹、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决定性的金融创新浪潮，现代中央银行的先行者首次亮相。17世纪见证了三个新型机构以其不同的方式，提供服务于公众以及私人的金融职能。阿姆斯特丹的威瑟尔银行成立于1609年，最初是为了解决商家在荷兰遇到的多种货币流通的实际问题—那里有不下14个铸币厂铸造的不同货币和众多外国货币。威瑟尔银行允许商家建立指定一种标准货币的账户，开创了支票账户系统和直接转账或过户。（我们今天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业交易，不需要涉及现实的有形货币。一个商人要付款给另一位商人，只需要安排他在银行的账户进行扣款并相应地记入对方的账户。这个系统的限制只是要求威瑟尔银行保持存款与贵金属、货币储备的比率接近百分之百。直到1760年，该银行的存款余额不到1 900万弗洛林金币，而其金属货币储备超过1 600万。因此，银行挤兑事实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它手头有足够的现金，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的由于某种原因而希望一次性提出存款的储户需求。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保证了银行的安全，但它无法履行现在被看做是银行的决定性特征：信贷创造。
　　在近半世纪后的斯德哥尔摩，随着1656年瑞典央行的成立，这个屏障被打破了。虽然它与荷兰威瑟尔银行执行同样的职能，但该央行还设计了一个街道银行，为的是方便贷款以及商业付款。对于贷款金额超过其金属货币储备问题，据说引入了后来被称之为“部分准备金体系”的做法，利用了将储备的货币放贷出去可能有利可图这一事实。由于储户极不可能全部提款，因此只有一小部分钱必须作为给定期限内留在瑞典央行的准备金。因此，银行的负债主要是其存款—支付利息，贷款则成为银行的资产—收取利息。
　　17世纪第三个伟大的创新发生在伦敦—1694年建立了英格兰银行。该行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协助政府进行战争融资（把政府的部分债权转为银行股权），它被赋予了独有的特权。从1709年起，只有英格兰银行唯一获准以股份制为基础开办（见第三章）。从1742年起，英格兰银行部分垄断了钞票发行，采用本票没有利息的独特形式，旨在促进付款，而不需要交易双方拥有支票账户。
　　为了理解上述三个创新的影响，哈佛商学院一年级MBA学生做了一个简化的“货币游戏”。游戏一开始，名义央行代表政府支付教授100美元，作为教授做咨询的报酬。这位教授把钞票储存到一名学生运作的一家名义上的银行，并收到一张存款单。为了简便起见，假设这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是10％，它把10美元存在中央银行，把90美元贷给它的客户；而客户自己决定如何处理他的贷款—他把钱存在另一家银行。因为该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10％，所以9美元存在中央银行，其余的81美元贷给其他客户。经过几次之后，教授要求学生计算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并由此导入了现代货币理论的两个核心定义：M0—也称为“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它等于中央银行负债总额，即现金加上私营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储备和货币供应量；M1也称为“狭义货币”，它等于流通中的现金加上存款需求。当钱被存放在三个不同的学生银行时，M0为100美元，而M1为271美元（100美元+90美元+81美元），这简洁地说明—尽管是一种高度简化的方式—现代部分准备金体系是如何允许信贷创新以及货币创新的。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教授之后突然要求他的第一名学生还他100美元，这名学生不得不拿出他的准备金，并要求第二名学生还贷，由此产生了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货币供应量M1紧缩，如同扩张时一样迅速，这清楚地说明了银行挤兑的危险性。因为第一家银行只有一个储户，教授试图提款的总额是它准备金的10倍。第一家银行的生存明显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及时收回贷款，而第二家银行的客户是否要从第二家银行收回他的所有储蓄，以此类推。这反过来又意味着银行在放贷的时候，应该认真思考如何能够很容易收回贷款，这个问题本质上与贷款的流动性和贷款人的资信有关。
　　必须承认，上述货币供给的定义多少有些随意。M1的规模总额中包括旅行支票。M2包括储蓄存款、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和存款凭证。M3包括的范围更广泛，包括存在海外市场的欧洲美元，以及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赎回协议。我们无须在这里探讨这些技术问题。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一，银行内部和银行间不需现金的交易；二，部分准备金体系；三，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方面的垄断地位，随着这些内容扩散到整个西方世界，货币通过极其重要的途径逐渐形成。货币不再被理解为—正如16世纪西班牙人所理解的那样—开采出贵金属铸造成货币，现在，货币反映的是银行的具体负债（存款和准备金）的总和。在正常情况下，信用是一笔钱：银行的总资产（贷款）。货币的一部分仍然包括贵金属，其增加的部分将会存于央行的金库。货币的绝大部分，由那些纸币，以及被确认为“法定货币”的货币与名义上存于存款账户的看不见的货币构成。金融创新接纳了无生命力的波托西的白银，并把它变成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这种基础建立在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之上，并服务于越来越多的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从事信息收集和风险管理。它们的利润来源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负债费用和资产收入之间的差额，不把准备金降低到导致银行挤兑的地步。挤兑是银行在满足顾客方面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危机不断升级，并使银行最终破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意大利银行系统在北欧金融中心得到改善，但这个国家却出人意料地远远落在后面。丰富的贵金属惩罚了强大的西班牙—他们未能开发出一套复杂的银行系统，而是依靠安特卫普商家的短期现金预支换回白银。那些认为货币是真正的信用而不是金属的国家，从来没有陷入马德里的困境。事实上，年，西班牙王室最终拖欠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不少于14次。伴随着历史纪录，波托西所拥有的白银不可能保证西班牙信贷风险的安全。在现代世界，权力将属于银行家，而不是破产者。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经济的快速增长（始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并随后在整个19世纪扩展到西欧和欧洲的延伸地区北美及澳大利亚广阔的定居点）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7世纪以来银行业的发展，金融史学家尚无定论。毫无疑问，金融革命要领先于工业革命。虽然引发工业革命的纺织品加工和钢铁生产的决定性的突破，并未严重依赖银行的融资。但是，银行在欧洲大陆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要比在英国更重要。实际上，是更先进的金融机构促进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要从中寻求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徒劳的。这两种进程相互依存并自我强化，这种观点才是合理的解释。这两种进程伴随着经常性突变（技术创新）、新事物形成（新型公司的创造）和间断平衡（危机将决定哪些公司生存以及哪些消亡），表现出了明显的进化特征。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慎重的银行活动以纸币代替大部分的金银……比喻得过火一点，简直有些像空中楼阁。”在他出版《国富论》后的年代，金融创新呈爆炸之势，欧洲和北美各种不同类型的银行激增。历史最为悠久的是票据贴现银行，为从事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商人提供融资。在亚当·斯密时代，伦敦已经成为一些非常成功的银行如巴林银行的基地，这些银行专门从事大西洋两岸的商业金融服务（这类业务后来才为更多人所知）。由于监管的原因，几乎所有的英国银行在此期间都是私营银行。一些银行专门从事伦敦城里的商业金融服务（伦敦东部方圆几英里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商业金融中心）；一些银行开展地产业务，也就是所谓的“乡村银行”，其兴衰与英国农业收成好坏密切相关。
　　金融演变和自然演变的决定性差异在于所谓的“智能设计”作用，要知道管理者是人而不是神。英格兰银行经过长期的试错过程之后，渐渐地开发出公共职能，1826年重新获得了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并在英国各地设立了分支机构，逐步接管了乡村银行的货币发行业务①。英格兰银行在同业往来中越来越多地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银行间越来越多的“结算”款项要通过英格兰银行完成。随着限制商业票据贴现率的《重利限制法》于1833年被最终废除，银行能够充分利用其位于城市的大银行规模优势。银行贴现率越来越多地被看做是“货币市场”（主要是通过商业汇票贴现进行短期贷款）最低的短期利率。
　　40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依旧是，银行储备和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在19世纪40年代，时任总督的霍斯利·帕麦尔的观点就是准备金只需包括1/3金币或金条，实质上其受到再贴现业务量的调节。当时英国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会在货币过量发行与通货膨胀方面冒很大风险。1844年皮尔主持通过《英国银行法案》，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部分：一是负责商业银行业务的银行部；二是独立的货币发行部，它被赋予没有黄金保证的1 400万英镑银行券发行额度，可以持有未指定用途的金币和金块，并根据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平衡来决定增减，即银行券发行数额不得超过黄金保证的数额。然而，一再发生的危机（在1847年、1857年和1866年发生三次危机）清楚地表明，这种过于僵化的束缚，使得《英国银行法案》在每次危机中都不得不暂时中止，以避免流动性的彻底崩溃。危机爆发之后，在见证了欧沃伦格尼银行因大规模挤兑而倒闭后，《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哲特才把英格兰银行在危机中的作用准确定位于不考虑罚息而自由提供信贷的“最后贷款人”，以防止流动性危机。
　　应当强调的是，沃尔特·白哲特并不能完全解决维多利亚时代的货币问题。根据每盎司黄金兑换3英镑17先令101/2便士的汇率，一英镑可以兑换成一定的、不可改变的黄金数量，这一神圣的原则创立于大师辈出的牛顿爵士时代。在应对这一神圣原则的挑战时，沃尔特·白哲特并不比19世纪其他杰出的经济理论家更高明。为了弄清楚当代有关金本位的讨论，就要在诸多方面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也屈从于贵金属，正如3个世纪之前的征服者一样。“贵金属仅仅是货币，”城市贵族巴伦·奥费斯迪宣称，“纸币能成为货币是因为它们代表贵金属货币。否则，这就是诈骗。并非所有的储户都能获得贵金属货币，因此存款不是货币。”如果这一原则得到遵守，并且英国经济中货币供应量真正取决于英格兰银行储备的金币和金条数量，那么英国经济的增长将完全窒息—即使考虑到19世纪新金矿发现的扩张效应。
　　英格兰银行纸币发行由于受到限制，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黄金储量实际超过流通中的纸币价值。这使新型银行，特别是吸纳存款的银行激增，使货币扩张成为可能。1858年以后，股份制银行的限制被取消了，为几大商业银行的产生铺平了道路：伦敦西敏寺银行（成立于1833年）、国民银行（1834年）、伯明翰米德兰银行（1836年）、劳埃德银行（1884年）和巴克莱银行（1896年）。自欧沃伦格尼银行倒闭以来，起源于比利时（兴业银行）、法国（信用动产）和德国（达姆施塔特银行）的类似工业投资银行在英国的发展不太成功。重要的是，事实上银行并没有购买工业企业的大宗股票，而是吸纳存款，为新银行贷款的不断扩大奠定基础。
　　20世纪之交，新的储蓄银行的激增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到1913年，英国储蓄银行吸纳的存款达2.56亿英镑，大约占英国存款的1/4。与那些被称为“大银行”的诸如德国达姆施塔特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相比，德国储蓄银行的资产超过它们2.5倍还多。总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银行的居民存款总计近12亿英镑，而流通中的纸币仅有4 550万英镑。货币目前主要存于银行，虽然离开了我们的视野，却从未被忘却。
　　尽管存在差异，但最先进的经济体基本上遵循了英国的做法，即通过独有的央行和存款集中在相对较少的大型机构进行调节。法兰西银行成立于1800年，德意志帝国银行成立于1875年，日本央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分别成立于1882年、1907年。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英国银行业表现出明显的集中倾向，具体体现为乡村银行数量的下降—从高峰时期1809年的755家到1913年减少至17家。
　　金融业在美国的演变迥然不同。在那里，议员唯恐银行家势力过于强大的观念，两次扼杀了央行（美国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的萌芽，因此直到1913年才通过立法创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直到现在，美国金融界才真正开始享有充分的发展自由。1864年颁布的《国家银行法》，在建立民营银行和欧洲标准的最低资本金要求方面，大大降低了障碍。与此同时，建立跨州银行还存在障碍。这些法规条文合并后的影响就是，银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量急剧攀升，从1899年不到3 600家激增到1922年高峰期超过8 200家。大批资本不足的银行成为金融不稳定的隐患，恐慌成为美国经济生活中的常态。在那场大萧条危机中，最令人惊叹的是，运作超过15年的货币当局加剧而不是减轻了银行危机。1933年，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大大降低了美国银行遭受挤兑的脆弱性。然而，银行业仍然高度分散，直到1976年缅因州成为第一个允许州际银行合法化的州。到1993年以后，在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新的银行危机（见第五章）之后 ，全美的银行数量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首次低于3 600家。
　　1924年，凯恩斯把金本位制贬为“野蛮的残余”。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黄金兑换体系的努力，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错误。毫无疑问，金本位制有其优势。汇率稳定有助于在贸易与降低交易成本方面预测定价，而长期平稳的价格可以给出一个通胀预期。金本位制还可能降低政府奉行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借贷成本。基于金本位制的货币钉住单一商品或其他货币的困难在于，决策者被迫选择要资本自由流动，还是要独立的国家货币政策—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换言之，这是一个“三角困境”，即所有货币当局中只能在汇率稳定、资本流动和国内经济稳定三者之间同时选择两个。央行力求在钉住汇率制下保持货币价格稳定，尽管钉住汇率制度可能意味着短期利率波动幅度更高。如果货币供给受到限制（如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黄金的供应随需求而变），这可能意味着通货紧缩。钉住汇率制度可以传输金融危机（如1929年后金本位制恢复过程中所发生的）。相比之下，主要基于银行存款的货币体系和浮动汇率摆脱了这些制约因素。金本位制已经垂死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其存在不再有意义的日子—1971年8月15日终于到来了。那天，尼克松总统关闭了所谓的“黄金窗口”—此前美元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这扇窗口可以换取黄金。从这一天开始，货币和贵金属之间百年联系的历史就此结束了。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以蓝调、烧烤和破产而闻名于世。如果你想了解今天的银行家，也就是美第奇的那些徒子徒孙们如何解决不可靠的借款人所引发的信用风险问题，孟菲斯无疑是值得拜访的地方。
　　美国每年平均发生150万~200万起破产案，几乎所有涉案个体都选择了破产而非履行不可控的义务。令人惊讶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破产案发生在田纳西州。与16世纪的威尼斯或目前格拉斯哥的某些地区相比，其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一过程似乎相对无痛。大部分陷入困境的孟菲斯借款人可以逃避或至少减轻其债务，而免于人格耻辱和人身伤害。让人难解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似乎建立在易于失败的经济基础之上。
　　当我2007年夏天首次访问孟菲斯时，我对无处不在的、宽松的信贷和容易破产的现象困惑不解。我沿着一条靠近城市中心的典型街道散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商场和快餐店，这是田纳西州人主要的消费区。之后是一个“税务顾问所”，随时准备帮助那些缺少现金的人申请低收入税收抵免。我看到了一家提供汽车贷款的商店，在它的隔壁是次级按揭公司，还有一家提供预付工资的支票兑现店（200％的利息），还有一家百货公司大小的当铺。为那些典当全部家产的人提供便利的场所是“伦塔中心”，那里同时提供廉价的家具和电视机出租。街上还有给献血者支付55美元的“献血中心”。现代孟菲斯为“血本无归”的表达方式提供了全新的释义。与一磅肉相比，一品脱的血液可能不是那么难以放弃，但它们令人不安的相似。
　　不过，在孟菲斯拖欠债务的后果不像威尼斯的安东尼奥那样面临严重的死亡风险。在参观完“献血中心”之后，我的下一站是乔治·斯蒂文森的办公室，这名律师通过为在田纳西州西区的美国破产法院的破产案提供咨询意见谋生。在我前往田纳西州的旅途中，未获解除破产的破产案在孟菲斯地区就有大约有3万件，所以我并不惊讶地发现破产法院挤满了人。这一系统似乎运转非常平稳。一个接一个陷入债务困境的个人和夫妻坐下来与代表他们与其债权人谈判的律师进行交谈。甚至还有一个解决迅速破产的快捷通道，但平均只有3/5的破产案与债权人达成了协议。
　　走出不可持续的债务并重新开始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特色。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还没有债务人监狱，而英国债务人曾经因债务拖欠问题最终在监狱煎熬多年。自1898年以来，每个美国人都一直享有清算或个人自愿重组的权利。不论贫富，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众把破产作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几乎等同于“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法律中蕴含的这种理论是为了鼓励创业，以促进建立新的企业。这意味着即使人们的计划第一次甚至第二次出差错也有机会得以喘息，从而使天生的冒险者通过试错学习吸取教训，直到他们终于弄清楚如何赚取100万美元。毕竟，今天的破产者很可能成为明天的成功企业家。
　　乍一看，这个理论似乎在发挥着好的作用。许多美国最成功的商人早期的努力并未如愿成功，其中包括番茄酱大王约翰·亨利、马戏团掌门菲尼亚斯·巴纳姆和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所有这些人最终富甲一方，至少是因为他们有机会去尝试、去失败，然后重新开始。然而，如果细细琢磨，你会发现在田纳西州却不是这么回事。那些在孟菲斯破产法院的民众并不是破产的商人。他们只是普通的无力支付账单的个人—年老的美国人如果没有投保私人医疗保险，往往会突然面对大量的医疗费。破产的设计旨在帮助企业家和他们的生意，但现在98％的破产案属于非商业类。破产的主要驱动力丧失了创新精神，而转变成消费信贷。2007年，美国消费者的债务达到创纪录的2.5万亿美元。早在1959年，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平均不到16％，而现在达到24％①。今天的金融历史学家所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要弄清楚这种消费贷款爆炸式增长的原因，并估算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将是什么（这种后果似乎有可能在破产率不断攀升的地方—如田纳西州等地—发生）。
　　在我们可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金融体系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所有这些市场在过去20年经历的非同寻常的全球化。回答问题必须基于货币和银行的演化，而其中负债是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逃避的现实是，货币创造和金属货币之间联系的突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货币扩张和信贷繁荣，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衡量广义货币输出在过去100年的流动性比率②，可以清楚地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就主要发达经济体而言，广义货币在“黄金兑换窗口”关闭前约占70％以上，到2005年翻了一倍还多。在欧元区，这种增长趋势异常突出，从1990年超过60％到今天不到90％。与此同时，发达世界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直在缓慢而稳步地下降。欧洲银行资本现在不足其资产的10％，而20世纪初在25％左右。换言之，银行不仅考虑吸纳更多的存款，而且它们把其中较大比例放贷出去，并尽量减少其准备金率量。今天，世界主要经济体银行业总资产大约相当于这些国家的合计国内生产总值的150％。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国际银行业总资产在2006年12月约为29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63％。
　　那么，货币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不再拥有其价值，正如它在金本位制时代？如今的美元是在1957年设计的。自那时起，其购买力相对消费者物价指数而言下降了惊人的87％。在此期间年通货膨胀率平均超过4％，是欧洲所经历的波托西白银引发的所谓价格革命速度的两倍。如果有人在1970年花费1 000美元购买黄金作为储蓄金，在黄金窗口仍然开着的条件下，他将买到超过26.6盎司的黄金。在撰写本书时，黄金交易价格接近每盎司1 000美元，他可以卖掉他的黄金获得26 596美元。
　　纽约年黄金价格走势图
　　没有货币的世界将会比如今的世界情形更糟糕。把所有的放债人仅仅视为盘剥不幸的债务人的吸血鬼的想法是错误的。高利贷者的行事方式也许如此，但银行自美第奇家族统治的那些日子以来，已经逐步走上正轨，正如罗斯柴尔德三世所简要提出的：“促进钱从所处的A点流动到有需要的B点。”简而言之，信用与债务，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与为国家创造财富的采矿业、制造业或移动电话同等重要。很少有人把贫穷直接归因于滑稽的、贪婪的金融家。造成贫穷的原因往往是缺乏金融机构和银行，而不是金融机构和银行的存在。正如格拉斯哥的居民，只有当借款人有机会获得有效的信用网络时，他们才能逃脱高利贷的魔掌；只有当储户可以把他们的钱存在可靠的银行中时，货币才能从有闲阶层流动到需用钱者。
　　因此，银行的演变是货币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起源于2007年8月的金融危机，与传统银行的放贷，或确切地说，与2007年银行破产数量关系甚微。这次金融危机的首要原因在于“放贷证券化”（银行把初始贷款重新包装再销售出去）的兴衰。银行兴起之后，随后促使现代金融体系的第二大支柱—债券市场诞生。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在比尔·克林顿就任总统首个100天的早些时候，他的竞选班子成员詹姆斯·卡维尔曾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名言。“我过去经常想，倘若果真有来生，我希望转世投胎做一回总统或是教皇，或者一名400码棒球击球手。”他对《华尔街日报》说，“但现在我想通过债券市场重生了，因为它能吓唬每一个人。”令他备感吃惊的是，债券价格在之前11月份美国大选刚刚结束之后便出现了上扬，而在此之前，总统实际上还没有发表承诺降低联邦财政赤字的演说。“投资市场中聚集的是一群强硬派。”财政部部长劳埃德·本特森评论道，“总统做出的努力可靠吗？政府会持之以恒地推动投资市场吗？显然他们已经做出肯定的判断了。”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说，如果债券价格继续攀升，将成为“迄今为止我所能想象到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刺激因素”。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些政府官员如此毕恭毕敬—甚至畏惧地谈论一个只是买卖政府“借据”的市场呢？
　　在银行创造了信贷之后，债券的诞生便成为货币崛起过程中的第二次伟大革命。政府（以及大型公司）通过发行债券，从范围更加广泛的人们和机构（而不仅仅是银行）那里借用资金。下页图展示的是一张日本政府发行的面值10万日元的10年期债券，以及一张1.5％的固定利率息票—这只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所积累的838万亿日元庞大国债的冰山一角。这张债券包含有日本政府的承诺，即在未来10年内每年向任何该债券持有者支付10万日元的1.5％的利息。债券的最初购买者有权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市场价格出售债券。在本书撰写之时，该债券价格约为102 333日元。为什么？因为强大的债券市场就是这么认定的。
　　大约800年前，债券市场从意大利北部的城邦中悄然萌芽，发展至今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当今国际市场交易的债券总市值约为18万亿美元。而国内市场交易的债券（例如日本投资人持有的日本政府债券）市值则达到了令人咋舌的50万亿美元。我们所有人—不论是否愿意（我们大多数人甚至并不清楚）—都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债券市场的影响。首先，我们积攒下来以备年老之时使用的资金中绝大部分都被投资到了债券市场。其次，因为债券市场规模庞大，而且政府被看做是最值得信赖的借款人，所以可以说，债券市场为整个经济设定了长期利率。当债券价格下跌时，利率将会上涨，其后果就是给所有借款人带来痛苦。它的具体运作过程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有10万日元待存，那么购买10万日元的债券不但可以保证本金安全，同时还能为存款人带来定期利息。更精确地说，如果债券按照1.5％的固定利率或“息率”付息，那么10万日元的债券每年产生的利息就是1 500日元。但是，市场利率或当期收益率要按照市场价格确定的利息率计算。该债券当前的市场价格为102 333日元，那么市场利率或当期收益率应为：1 500/102 333=1.47％ ①。现在设想一下这种情形—债券市场开始因为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而感到恐慌。假如投资人开始担心日本政府可能无力支付此前承诺的年度利息；或投资人开始对日本货币也就是日元的健康状况担心，因为债券以日元结算，利息也用日元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恐慌的投资人会抛售他们手中的债券，进而导致债券价格下跌。而只有当债券价格足够低廉，从而弥补日本政府违约或货币贬值等不断增长的风险的时候，才会有购买者购买债券。我们不妨假定我们的债券价格下跌到了8万日元，那么收益率是：1 000=1.88％。也就是说，突然间，日本整体经济的长期利率上涨了0.41％—从1.47％上涨到1.88％。那些在市场变化之前为了保障退休生活而投资债券市场的人，将会蒙受22％的损失，因为他们的资金与债券价格以同等幅度下降。如果投资人在市场变化之后想要办理抵押贷款，他们会发现每年至少要多付0.41％（按照市场上的说法，41个基点）。管理着世界上最大债券基金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负责人比尔·格罗斯说：“债券市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是所有市场之本；信贷成本以及利率（关于基准债券），最终决定股票、房产以及所有资产类型的价值。”
　　在政治家看来，债券市场之所以强大，部分原因在于它每天都对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做出判断。但是，债券市场真正的能力在于，能够通过较高的借贷成本对政府施加影响。即使只是0.5个百分点的上涨，都能使政府本已庞大的财政支出增加更多待偿还的债务，从而导致已经债台高筑的政府蒙受巨大损失。在错综复杂的金融关系中，存在着一条反馈回路：更高的支付利息导致更大的财政赤字，债券市场将会更加糟糕，债券再次遭到抛售，利率再次上涨……政府迟早都要面临无法回避的三选一的困境：拖欠部分债务，印证债券市场最严重的担心？或者为了稳定债券市场，削减其他领域的财政支出，从而惹恼选民或既得利益集团？抑或力图通过增加税收而降低财政赤字？债券市场的建立，为政府借款提供了便利条件，并在危机阶段左右着政府政策。
　　那么，“债券先生”是如何变得比伊恩·佛莱明所创造的邦德先生更强大的呢？还有，为什么债券和邦德都具有“杀人执照”？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毫无疑问，战争也可以说是债券市场之父。在彼得·范·德·海登非凡的版画《财富之战》中，存钱罐、钱袋子、硬币桶以及藏宝箱—大部分都配备着剑、刀和长矛—在一片嘈杂的混战中互相攻击。镌刻在版画下面的荷兰诗文写道：“金钱和财物，一切战争和争吵的缘由。”诗文同时还说：“只有当你能够筹集到战争所需的钱财时，战争才有可能爆发。”同金融史上许多其他事物一样，通过专为政府债务设立的市场给战争筹集资金，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
　　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托斯卡纳地区的中世纪城邦—佛罗伦萨、比萨和锡耶纳都处于互相争战或与其他意大利城邦争战的状态之中。这是人力和财力耗费都很巨大的战争。不过，各个城邦都不会让自己的公民从事战争这样的脏活，他们雇佣军事承包商。这些承包商召集军队，吞并敌人的土地、掠夺财宝。在14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众多军事承包商中出现了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威武的风采现在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壁画上仍然清晰可见—这幅画最初由一个佛罗伦萨人委托他人所作，以表达其对这位“无与伦比的领导人”的崇敬之情。尽管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但这个雇佣兵领袖竟然是一个生长于英国斯拜尔·赫丁翰的艾塞克斯男孩儿，他就是约翰·霍克伍德。约翰·霍克伍德爵士代表意大利城邦娴熟地四处征战，意大利人称他为“一个敏锐的人”。为了奖励霍克伍德为他们提供的服务，佛罗伦萨人送给霍克伍德多处房产，位于佛罗伦萨郊外的蒙特奇奥城堡就是其中之一。霍克伍德是一名雇佣兵，愿意为任何出钱者卖命，不管是米兰、帕多瓦、比萨还是教皇。佛罗伦萨韦奇奥宫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壁画描绘了1364年比萨和佛罗伦萨的军事冲突。那时候霍克伍德正在代表比萨作战。不过，15年后，他又转而投奔佛罗伦萨，其最后的军事生涯都效力于佛罗伦萨。为什么？因为佛罗伦萨能付给他钱。
　　连年争战的军费开支使意大利各城邦陷入危机。即使是在和平年代，政府开支也达到了税收的两倍。为了向霍克伍德之流支付酬金，佛罗伦萨陷入了财政赤字。从托斯卡纳国家档案中，人们可以发现佛罗伦萨的债务如何增长了百倍，也就是从14世纪初的5万弗罗林，增长到1427年的500万弗罗林。这确实是堆积如山的债务，并因此被称为“公共债山”。到15世纪早期，借款金额已经占到了城邦收入的70％。那座“债山”几乎超过了佛罗伦萨年经济收入的一半以上。
　　佛罗伦萨人从哪里能借到这么一大笔钱呢？答案是：从他们自己那里。实际上，富有的市民是被迫借钱给城邦政府的，因为这样可以取代缴纳财产税。作为对这些强制性借款（贷款）的回报，市民将会获得利息。从技术层面来讲，这笔借款对于市民是义不容辞的，所以不是“高利贷”（正如我们所知，高利贷是教会明令禁止的）。因此，作为一种对源于现实或假设的强制投资的成本补偿，利息支付能够与教规达成契合。正如苏萨的霍斯特西斯大约在1270年所记录的那样：
　　如果某个擅长从事贸易和集市交易并因此从中获益的商人出于对我的仁慈，把他原本用于做生意的钱借给急需的我，那么我有义务为他支付利息。
　　佛罗伦萨金融系统最重要的特点是，如果投资者急需现金，他们可以把这些贷款出售给其他市民。换句话说，它们属于流动性资产，尽管那个时候的债券只不过是皮封面账簿上的一些条条道道。
　　事实上，佛罗伦萨把它的市民变成了最大的投资人。到14世纪早期，已有2/3的家庭通过这种方式缴纳钱财以支撑城邦公共债务，尽管大多数筹款来自那几千个富人。美第奇家族的放贷业务不仅证明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财富规模，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城邦财政的支持力度。佛罗伦萨金融系统能良好运转的原因之一，在于美第奇家族以及其他一些贵族把持着政府及其金融命脉。这种寡头权力结构为债券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那些不负责任的世袭君主不同（他们可能专断地违背对债权人的承诺），佛罗伦萨发行债券的人通常就是购买债券的人。因此，他们对看到自己获得利息非常感兴趣，这不足为奇。
　　不过，通过这种方式筹到能够支持毫无收益的战争所需的款项，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限制。随着意大利城邦债务的增加，他们不得不发放更多的债券；而他们发行的债券越多，他们拖欠偿付的可能性就越大。威尼斯在12世纪末期就开发出了一套公共债券体系，比佛罗伦萨还要早。（“老山”）是14世纪威尼斯与热那亚及其他敌手在战争期间的主要筹资方式。从1463年到1479年，随着和土耳其连年战争的延续，一座新的债山堆积而起。公共债券的投资人年收益率为5％，每年分两次偿付，利息来源于城市的各种消费税收（对各种消费品比如盐等所征收的税）。与佛罗伦萨一样，威尼斯人也是强制放贷，但在二级市场上，投资人可以把债券卖掉套现。然而，在15世纪末期，威尼斯连续的军事失利大大削弱了债券市场。那些在1497年价值为80（低于其面值20％）的威尼斯“新山”债券，到1500年价值降到了52，1502年末重回75，然后在1509年从102猛然跌至40而崩盘。在1509年到1529年间最低点的时候，“老山”价值仅为3，而“新山”价值为10。
　　现在，如果你在战争激烈进行之时购买政府债券，显然要面临风险，即参战国可能无法支付利息。另一方面，要搞清楚利息的支付是否基于债券面值。如果你能以5％的利息购买到收益率为面值10％的债券，你将能赚取50％的可观收益。事实上，你所期望获取的合理回报，在你准备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债券市场从整体上为经济设定了利率。如果城邦不得不支付50％的利息，那么，可靠的借款人有可能获得某种战争溢价。因此，1449年，当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同时在伦巴第地面以及海上开战时，其遭遇债券极度贬值和利率飞涨的严重金融危机并非巧合。同理，1509年债券市场暴跌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威尼斯军队在阿格纳德罗的溃败。这两个案例的结果是相同的：商业活动搁浅，最后停止。
　　不只是意大利城邦对债券市场的产生做出了贡献。在北欧地区，那里的城邦政权在不与教会规定冲突的情况下，也在竭力填补赤字。那里出现了一些不太相同的解决方案。尽管他们禁止在贷款的时候收取利息，但《高利贷法》并不适用于被称为“普查”的中世纪契约，这种契约允许一方从另一方手中购买年支付流。在13世纪，这种年金方案开始从法国北部的城邦（如杜埃、加来）以及佛兰德的城邦（如根特）发行。他们采用两种形式：遗赠年金—购买人可以将其遗赠给后嗣，或定期年金—购买人死后即告废止。卖家而非买家有权通过偿还本金赎回年金。到16世纪中期，年金销售大约拉动荷兰的收入上升了7％。
　　法国和西班牙皇室用同样的方式筹集资金，他们以城邦作为媒介。在法国，巴黎市政厅代表君主筹集资金；在西班牙，王室债券需通过热那亚的Casa di San Giorgi公司（一家购买城市征税权的私人财团）和安特卫普证券交易所（现代证券市场的先行者）筹集资金。然而，投资人对王室债务进行投资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各个寡头统治的城邦对其债务，都有可能不履行债务清偿；同样，专制的统治者也是不可信的。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了解到的，西班牙王室在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就发生了一系列毁约事件，分别在1557年、1560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1647年、1652年和1662年全部或部分停止债务清偿。
　　西班牙陷入金融困境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西班牙试图染指荷兰北部叛乱省份但最终失败所产生的巨额开支。这些叛乱省份抵制西班牙的法律，这成为西班牙金融和政治历史上的分水岭。在共和体制下，联合省融合了带有民族国家性质的城邦优势。他们把阿姆斯特丹开发成一个综合多种有价证券的市场，从而有能力筹集战争经费：这些债券不仅包括终生和永续年金，还包括抽签公债（投资者凭此购买并获得大量收益的概率微乎其微）。截至1650年，当地已有超过65 000名年金收入者把资产投到一种或多种债券上，从而帮助荷兰筹集到了维持长期战争的资金，进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随着荷兰从自卫到帝国扩张的转变，其债务飞速增长，从1632年的5 000万盾飞涨到1752年的2.5亿盾。不过，荷兰债券的收益率下降较为平稳，1747年的降幅只有2.5％—这一方面表明联合省的资金充裕，另一方面也表明投资人对荷兰政府违约偿付的可能性并不担心。
　　1688年的光荣革命将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逐离英国王位，荷兰新教的奥伦治王子随即上台，这些变革加上其他方面的创新，打通了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的英吉利海峡通道。英国的财政体系与欧洲大陆其他君主国的明显不同。英国国王拥有的土地已被售出，这早于其他地方；他们在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就开始通过增加议会的权力去控制王室的花费了。他们在建立只靠薪水而不是贪污维持生存的专业公务员队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光荣革命突出了这种差异。从那时开始，不再会有违约偿付的情况发生（1672年的“财政署止兑”让伦敦的投资人记忆犹新。当时英国王室深陷财务窘迫境地，国王查理二世不得已而采取止兑措施），不再会发生货币贬值，尤其是在1717年金本位制实施后。王室财政将由议会详细审查，并将努力解决斯图亚特王朝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债务，通过亨利·佩尔汉姆爵士“整理公债基金”来实施，这一景象在1749年达到高潮。法国的金融政策与此恰恰相反，政府违约偿付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筹集为市民服务的款项，法国政府办公室被变卖用于筹款；税收被私有化或“外包”，预算少得不可理喻；三级会议（法国议会最重要的事情）休会，上台的议长力图通过发行长期公债和联合养老基金筹集资金，相关条款对投资人极其优惠。18世纪中期的伦敦债券市场欣欣向荣，政府的“统一公债”在债券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债券流动性强（也就是说债券容易出售），这对外国投资人（尤其是荷兰的投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在巴黎，相比之下，债券市场远远落后。法国的金融分化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后果。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著名的英国统一债券（尽管有争议）是所有发行过的债券中被证明最成功的，因此值得我们了解。在18世纪末期，投资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投资：一种是收益率3％的债券，另一种是收益率5％的债券。它们是同一类型的债券，都属于永久债券，没有固定的到期日，如果债券市价等于或高于其面值（“票面价值”），政府能够回购（赎回）。下页的插图展示的是一种典型的统一公债—一份部分印刷、部分手写的收据，标有投资金额、债券面值、持有者姓名和日期：
　　1796年1月22日，收到安娜·霍伊斯夫人101英镑，按100英镑支付利息或股份或联合股份，收益率为5％……在英格兰银行内可流通。
　　假定霍伊斯夫人花101英镑购买了面值100英镑的统一公债，她的年收益率将稳定达到4.5％（尽管这不是投资的最好时机）。当年4月，年轻的科西嘉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领导法国军队在蒙特诺特取得了第一场胜利，在接下来的20年，拿破仑对英帝国的债券和金融市场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但他完全不顾及欧洲的和平，其危害程度远甚于哈布斯堡皇族和波旁王族。要打败拿破仑，英国政府将会债台高筑。当政府债务上升时，个人持有的债券价格将下跌—最低的时候，英国财富缩水30％。
　　1796年，很少有人会预测到，这个矮个科西嘉人能成为法国的皇帝和欧洲大陆的统治者（尽管如流星划过），至少安娜·霍伊斯夫人没有预测到。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个伟大的（更加持久的）壮举差不多在同一时代发生。在拿破仑滑铁卢溃败的几年当中，在法兰克福昏暗的犹太人聚居区内，一个“金融波拿巴”横空而出，他是债券市场的主导者，有人还说他是欧洲政治的统治者，那个人就是内森·罗斯柴尔德。
“金融波拿巴”罗斯柴尔德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他拥有巨额财富，他吹嘘他能决定战争与和平，国家的信誉由他掌控；他有不计其数的通信记者，他的信使比君主王侯的还要多；政府部长们也受他恩惠。他是欧洲大陆内阁的最高统治者，他想控制欧洲大陆。
　　这段文字是由英国激进的下院议员托马斯·邓司肯在1828年发表的，他所指的那个人就是内森·罗斯柴尔德。内森是一家银行伦敦分行的创始人，这家银行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债券市场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变得富裕—富到足以在全欧洲建造41处华贵房产的程度。其中沃德斯登庄园位于白金汉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也就是内森最伟大的曾孙，对这座庄园进行了整体镀金重建。根据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说法，他们家族杰出的先辈内森“个子不高、肥胖、有魅力、极其聪明、万众瞩目……我无法想象他会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伊夫林·罗斯柴尔德有相似的看法：“我认为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伦敦圣·史威丁巷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办公室内，伊夫林凝视着内森·罗斯柴尔德的画像说：“我认为他意志坚定，深谋远虑。”
　　尽管通信记者都受制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内森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件却很少被保存下来。从我们可以看到的内森写的一封信中，就能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手写体，像他们的所有信件一样，非常难懂的犹太德语（德语音译成希伯来语），其中描述了他所谓的犹太人的职业道德，可以看出他对不够机智的兄弟们缺乏耐心。
　　我写信告诉你们我的意见，因为给你们写信是我的该死的责任……我阅读你们的信件不止一次，甚至可能上百次。你们要好好反省一下，饭后我通常不做什么，我不看书，不玩牌，不去剧院，我唯一的爱好是我的生意，受此驱动，我读了阿姆谢尔、詹姆斯以及卡尔的信件……迄今为止，卡尔的信件（提到在法兰克福买一处更大的房子）令我忧虑……所有的这些都是废话，因为只要我们生意好，我们有钱，每个人都会奉承我们，那些没兴趣通过我们去赚钱的人将会羡慕我们。我们的所罗门对人对事都太过和蔼，如果一个寄生虫在他耳边耳语点儿什么事，他就认为所有的人都是高尚的人；而真相是，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有各自的利益。
　　内森的兄弟们称他是“首席将军”。1815年所罗门疲倦地抱怨道，所有你曾经写到的就是—“付这，付那，发这，发那”。凭借天生的金融天赋，内森从法兰克福偏僻的犹太人胡同起家，进而掌控了伦敦的债券市场。不过，我要再说一次，金融创新的机会源自战争。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1815年6月18日早上，在威灵顿公爵的率领下，67 000名英国、荷兰和普鲁士的联军警惕地注视着离布鲁塞尔不远的滑铁卢战场，迎面而来的是由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兵力不相上下的法国军队。滑铁卢之战使英国和法国20多年来不断发生的冲突达到顶点，但那不只是两支军队间的战争，也是两种融资体系之间的一场竞赛：一方面，法国在拿破仑的领导下，依靠掠夺生存（占领区的税收）；另一方面，英国靠债务来维持。
　　从未有过为了军事冲突筹款而发行这么多债券的情况。从1793年到1815年，英国的国债增加了3倍，达到7.45亿英镑，是英国全年经济总量的两倍还多。大量债券的发行对伦敦的金融市场影响深远。自1792年2月以来，具有代表性的面值100英镑、收益率为3％的统一公债的价格因为滑铁卢之战，已经从96英镑跌到60英镑以下，在某一时期（1797年）曾跌破50英镑。这是令安娜·霍伊斯夫人烦恼丛生的时期。
　　根据一个由来已久的传说，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取他们的第一桶金，是内森根据战争胜负对英国债券价格的影响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而投机成功。一些版本的故事说，内森亲眼目击了那场战役，冒险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风暴，在威灵顿军队取得胜利的官方消息传来之前提前到达伦敦。他在债券价格大涨前购买了债券，金额在2 000万英镑到1.35亿英镑之间。后来，德国纳粹尽力渲染了这一传说。1940年，约瑟夫·戈培尔核准发行了《罗斯柴尔德之死》，书中描述了一个油嘴滑舌的内森，他通过贿赂一个法国将军，从而确保威灵顿军队的胜利，然后在伦敦误报战役的结局，为的是造成投资人对英国债券的恐慌性抛售，随后他以极便宜的价格猛力吸货。然而，1815年的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内森的发迹不是因为威灵顿军队的胜利，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有可能因此被毁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也不是因为滑铁卢之战。
　　在排除一系列错误消息干扰之后，英国军队自1808年8月以来，一直在欧洲大陆与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当时是威灵顿公爵，接着是亚瑟·威尔斯利爵士领导英国军队远征在前一年遭到法国入侵的葡萄牙。接下来的6年中，英国军队经常要把男人和物资运送到伊比利亚半岛。通过向大众出售债券，的确能为英国政府筹集到大笔现金，但钞票对远方的西班牙战场却几乎没有一点用。为了给军队提供给养，支持英国盟军共同抗法，威灵顿公爵需要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货币。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把债券市场筹集到的资金变成金币，然后把金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而在战时，从伦敦往里斯本运送几尼金币①，成本很高，而且危险重重。然而当葡萄牙商人拒绝接受支付汇票时，威灵顿公爵除了运送现金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内森·罗斯柴尔德—这个小有成就的法兰克福古董交易商及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