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为什么存在一些那么在乎几块钱的人？》 精选一

之前知乎上有一个回答很高的问题：为什么存在一些那么在乎几块钱的人？

发帖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18岁小姑娘，父母送她去天津上大学，下车找宾馆，女孩建议父母打车去，车费大概几块钱，父母要省钱，结果徒步两个小时才找到宾馆。

这个小姑娘肯定是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艰苦，还极有可能大手大脚惯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其实她不应该发帖说自己有多自卑，多敏感，她应该感激有人为她的岁月静好负重前行。

翻开知乎，那里虽然号称精英的汇聚地，但最火的live还是如何从专科二本逆袭名校，最火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出租屋的格调和月薪四千如何理财。

很多人的成长，也都是从学校踏入社会那一刻开始的。从前以为自己不物质，不市侩，视金钱如粪土。一边鄙视结婚一定要买房的大人们，一边看到喜欢的东西总觉得不能委屈自己。

事实是，不花自己赚的钱，根本不知道心疼。

以前我总不理解为什么妈妈每次买菜都要和小商贩计较那几毛钱。也不理解为什么那件大衣她穿着那么好看，她却说不喜欢。

后来，才明白：老妈知道未来的日子需要钱，而当时的我只知道现在需要钱。

每个人的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一分一毫挣来的辛苦钱。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一旦有了工作、婚姻、生活后，就把享受的机会留给了别人，默默地背负着生活的重压。

终于，现在轮到我成为了家庭的支柱。就算说我油腻也好，说我庸俗也罢，我终于发现任何的解压方式，都不如手里握着有很多零的银行卡。

这时候，就需要核新产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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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资料综合自网络，仅作为知识分享。网贷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热点】为什么存在一些那么在乎几块钱的人？》 精选二

江歌案宣判 陈世峰被判20年

今天下午，江歌案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做出判决。

据@凤凰李淼：陈世峰被判20年，陈一度似乎晕倒。

江歌母亲在判决后向法官深深鞠躬。开始索赔手续。 ????

法官陈述：刀是陈带来的，不是江歌或刘鑫的。陈在法庭不断试图将责任转嫁给江歌、刘，完全没有反省之意。 陈开始就有强烈杀意。陈的辩解不可信。不能采纳陈方律师说法。

12月11日开始，“江歌案”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开始庭审，到12月18日，共进行了6天的庭审。在12月18日的庭审中，检察官建议法庭判处被告陈世峰20年有期徒刑。

检方请求从7个角度考虑量刑

1、行凶性质恶劣残忍；

3、恐吓尾随骚扰等相关恶行；

6、企图杀刘鑫，刘仅为偶然逃脱；

7、陈完全没有反省，法庭狡辩。

江歌案答疑：江母可否再上诉 能否在华索赔？（澎湃新闻）

1，如果江母对审判结果

，是否可以在日本的法律程序中再上诉？

当事人是日本的检方和被告陈世峰方面，对审判结果只有检方可以提起上诉。所以江歌妈妈作为遗属是没有办法再上诉的。如果最终判决结果在15年以下，那么遗属可能会得到检方的同情，检方如果对结果不满，他们可以提起上诉。但是如果最终判决结果在15年以上，比如说18年，那么检方是不会去做出上诉的决定。

2、在中国能否对陈世峰发起民事诉讼争取赔偿金？

由于陈世峰是成年人，父母在中国财产不会涉及到赔偿的范围。

在陈世峰服刑结束后，他作为外国人会被入管局强制遣返回国，当他被强制遣返回国后，在他回到中国后一般来说日本法院的民事赔偿的判决是否还有效呢？这个很难说。通常是在日本在判决在中国是没有任何效力的。

3、庭审最后一天，辩方律师一直强调刘鑫作证的内容是假证，是虚伪的内容，他说检方不应该相信刘鑫的证词。但证人究竟是不是做伪证这个很难去判断，所以证人去被追究伪证的责任通常是不会发生的。

江歌案完整回顾：致命的邂逅（澎湃）

12月20日下午，中国女留学生江歌在日本被杀一案于东京地方裁判所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一审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

两年间，三个年轻人在东京相遇、结识，未料到成为一场致命邂逅。

百度百科搜索“江歌”，弹出一行字：1992年-2016年11月3日。

江歌遇害时，只有24岁，还没有谈过一场恋爱。

高二那年，江歌喜欢一个男生，说要去追他。江秋莲觉得不妥，说：“哪有女孩子去追男孩子的？”“怎么没有？我就要去！”等到下周放假回家，江秋莲问她：“追了吗？怎么追的？”她说，拉着一个女同学，跑到那男生面前，直接说：“我喜欢你。”

这段青涩告白没有下文。后来老师找江秋莲谈话，说江歌跟谁走得很近，“（早恋）要扼杀在摇篮里”。江秋莲一听笑了，叫老师放心，“他俩就是好哥们”。她把这件事告诉江歌，江歌很高兴，“因为我理解她”。

江歌去日本后，江秋莲曾听她提过有男生追求她，她拒绝了。江歌不止一次在微博上表达过对爱情的向往，但她认为要先拥有独立自由的生活，“才能拥有不被世俗打败的爱情”。

在母亲、邻居、老师眼中，江歌是个努力上进的孩子。她对未来有很多明确的计划。她想第一份工作去中小型公司上班，能学到更多东西，积累经验，将来有机会自己创业。她想在东京买房，接母亲过去一起生活。她想去环游世界，去西藏，去诞生《哈利波特》的英国，去“天空之境”玻利维亚。

到日本两个月后，江歌找到兼职，开始攒旅行基金，第一天往存钱罐里投1元，第二天投2元，第三天投3元，以此递增，大约攒到2022年的时候，就可以启程了。江秋莲让她到时找个男朋友陪她去。

江歌萌生环游世界的想法是受高老头（江歌对他的昵称）的影响。高老头是她大学的日语老师，常带一顶小帽，留着胡髭，长得像林子祥。江歌听他讲环球旅行的见闻，“感觉这老头真洋气帅死了！”他教了江歌一年，便回了国。江歌和他约定，去了日本一定去看他。

除高老头外，江歌还有一位关系很好的老师，高中班主任梁启友，每年春节都去他家拜年。江歌遇害对他打击巨大，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经常整宿失眠，后“躲到了千里之外的菏泽”，在农村支教。

梁启友是江歌的英语老师，但其实江歌的英语并不好，高考只考了30多分。江秋莲觉得掌握一门外语在当今社会很重要，便让她在高考后的暑假报班学日语，因为江歌爱看动漫，有兴趣基础。

江秋莲说，江歌英语成绩差与漂泊童年有一定关系。那些年，她忙于生计，居无定所，只能将江歌寄托在农村外婆家上学，5年级才转到县城读书。在村小没学过英语，转学后跟不上，扼杀了兴趣，有了心理阴影，后来怎么也学不好。

从外婆家搬出来的那天晚上，江歌睡不着，江秋莲又累又困，便给她一张报纸让她剪。第二天醒来，看到一被窝碎碎的剪纸。

江歌遇害后，她回想此事，心痛不已。“她从小就是这么安静听话的孩子，我宁愿她不要这么懂事，她要是自私一点多好，她要是自私一点，她就不会收留刘鑫，也不会被陈世峰杀害了。”

2010年夏天，江歌在青岛参加高考的同时，刘鑫也在同一个城市考上泰山学院日语专业，而陈世峰已是厦门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的学生。

彼时，陈世峰刚结束大一学期，在放暑假，他与室友齐麟、王河山没有回家，留校打工。齐麟家庭困难，是西北地区“放羊的孩子”。因下雨，齐麟做家教的房子塌了，为了保护学生，没及时跑出来，被砸断了腿。

陈世峰和王河山听说后，立马撂下活儿去医院，照顾了他一个假期。齐麟一直记着此事，至今感激他们。大二开学后，齐麟出院回来，学校给他开了一个小单间，方便他养伤，房间里有电视、冰箱，陈世峰等经常在那儿吃饭、过夜。

王河山是陈世峰关系最好的同学，两人同班，又同一寝室，都是比较活跃的人。在另一名室友李崇阳看来，王为人仗义，为陈付出很多。毕业后两人联系并不多，但陈世峰出事后，王河山几乎每周都会给他父母打电话，“每次都哭”。

陈世峰的微信昵称叫“南侨十五”，这是他们宿舍楼的名字。宿舍8人不都在一个班，他们所学的对外汉语专业约有80人，陈在其中成绩平平，只是个别学科考得好，但表现积极上进，一直是班委，善于组织活动、与人打交道，“学院有什么活动，都会找他”。因此，在老师同学眼里，陈世峰是个优秀的人。

在李崇阳的印象中，陈世峰对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常常不在寝室。从大一开始，就一直在打工挣钱，四年没断过，也没听说过他向家里要钱，基本每年都领到了助学金。

哪怕是关系最好的同学，对陈世峰的成长背景也不了解，“他从来不和我们说他的家庭。”

在案发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陈世峰家庭在公共舆论场里一直很神秘。2017年5月21日，江秋莲在网上曝光刘鑫及家人的同时，也曝光了陈世峰的身份信息，又过了半年，媒体才据此寻查出一些线索。

陈世峰在宁夏出生，户口挂靠在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定边镇，老家在定边县冯地坑乡冯崾岘村，距离县城一个半小时车程，位于山沟底部。如今，陈家曾居住的三口窑洞已破败不堪，荒草丛生。

在村民看来，能够走出山沟的，都是有出息的人。陈家从冯崾岘村搬走时，陈世峰只有五六岁，还没上学，“跟别的孩子一样，整天在泥坑土堆里玩”。

在宁夏银川唐徕回中念复读班时，陈世峰存在感不强，时隔8年，同校师生已很难想起这个人，“甚至想不起关于他的任何一件事”。这个期间，陈世峰的父亲在定边县正西街经营一家杂货铺，后来搬走。邻居回忆，陈家两口子人都不错，性格温和，是个慢性子人。

李崇阳说，陈世峰打电话有时会突然大声吼，有一次说的是家乡话。还多次在半夜听到他嘶喊，像在做噩梦，曾跟他提了一下，他嘿嘿一笑，没有回应。“我觉得他肯定有心事，但他不说，我也不会去问。”

“他在我面前很少说自己的事情，感情的事也聊得很少。”李崇阳说，陈世峰在大学受女生欢迎，据他所知，至少交过四个女友，都是和平分手，除了蔡艺。

蔡艺小陈一级，通过“围外教”认识陈。案发后，她在网上发帖称曾与陈交往，被他用脚踢过。但李崇阳所知情况不太一致，他说，蔡先在言语上激怒了陈，又先动手打了陈一巴掌，陈“一下就爆发了”，一拳打在她的肚子，直打得她蹲在地上。

毕业前夕，陈世峰和李崇阳酒后谈心，对蔡没有太多评价，只提到无法投入每段恋情，交女友多是抱着玩和炫耀的心态，十分憎恶出轨行为。

在华侨大学老师萧静淑看来，陈世峰表现出来的高傲、自尊，恰恰是因为他自卑，“他自卑是因为出身不高。”蔡艺是富二代，陈世峰是穷孩子，有人说他“癞蛤蟆吃天鹅肉”。

萧静淑说，陈世峰看上去一表人才，嘴巴甜，讨人喜欢，很容易谈到女朋友，但往往谈不长，因他本身“不是很有内涵”，又穷得叮当响。

“他有一种心气，就是想改变命运。他在女孩子面前老是没有得到，他知道自己长得漂亮，对女孩子有杀伤力，但是到最后都杀伤不了，因为他还缺应该有的东西。”萧静淑分析道。

2013年，陈世峰争取到了毕业出国做志愿者的机会。他在泰国农业大学孔子学院教书法，被他教了半年的24岁学生Mew看来，他称得上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老师，又开朗幽默，爱开玩笑，“经常哈哈大笑”，“上他的课不会无聊”，“95%的学生都喜欢他”，就是给分不高。

Mew说，陈世峰上课比较用心，会一个个看学生写得对不对。Mew不喜欢用墨，觉得浪费纸张，跟陈说了后，陈送给他一张可以重复使用的水写布。

2014年年底，陈世峰从泰国回来，学校给他安排了一个读研的机会，但不是正经的研究生，只读一年多，他觉得没意思。他回西安找工作，工资三四千，他觉得太低。于是去找萧老师，说自己在泰国挣了6万人民币，问她去日本留学够不够，最终他选择了比较便宜的福冈九州语言学校。

2015年1月，陈世峰前往日本。三个月后，江歌飞抵日本，入读东京言语教育学院。而一年前，刘鑫也选择了这所学校。

江歌没有提过去日本，但母女同心，江秋莲知道她很想去，想着等她大学毕业后，就送她去日本留学，并在她大二时告诉她这个决定

当时江歌像个孩子一样，欣喜若狂，抱着她又蹦又跳转圈圈，“妈妈你怎么会想到要送我去日本留学啊？”“那你想不想去嘛？”“我想啊！”江歌拼命点头。

此后，江歌学日语更加用功，洗脸刷牙吃饭睡觉，都在听日语。几个月后，考上日语三级；一年后，考上日语一级，即日语能力测试（JLPT）水平的最高等级。

去日本前，江秋莲给女儿订做了一件红色的羊绒大衣，长到小腿肚，她怕遇上极端天气，东京买不到这么厚的衣服，万一遇上地震，红色显眼，容易被发现。

这件大衣花了900块，是江歌这辈子穿过最贵的衣服，江歌觉得太贵，想退掉，江秋莲骗她说不能退。但后来发现，东京没有那么冷，她没有机会穿这件大衣。

那天行李超重，需另付托运费，江歌想把部分行李拿出来，但江秋莲希望给她买的东西她都带上。因多付200块，江歌生了气，没跟她拥抱就上了飞机，令她事后很后悔。

后来江歌告诉她，到日本下飞机的那一刻，就在心里发誓，一年之内必须考上大学。

江歌很争气，到日本6个月就考上成蹊大学，4个月后，又考上法政大学，全国排名前三十。她参加法政大学二轮面试，十几分钟就结束了，以为不过关，一出来就打电话来哭：“妈妈对不起，对不起……”

江歌出国后，江秋莲有次偶然听到邻居在背后讥笑，“没钱还学人家出国”。她没有去争辩，不愿生无谓的是非。作为单亲妈妈，独力抚养江歌的这24年，她一直过得隐忍，将风言冷语屏蔽在外。“江歌说过，以后有能力了，要带我离开这个环境。”

2015年8月24日，是江秋莲的阳历生日，她收到一份快递，是一束鲜花，卡片上署名“左岸”，是江歌从网上预订送来的，朋友们都夸她有个好女儿。她还说，歌子肯定只记得阳历生日。没想到，第二天农历生日，又接到快递电话，是一个大蛋糕。

每年给妈妈买生日礼物，是江歌从初中开始延续的习惯。记得第一年，“她突然跟我要100块，我问你干嘛，她说不用你管。我知道这孩子不会乱花钱，就给她了，第二天，她就抱回一个蛋糕。”

从第二年开始，江歌知道要存钱了，方法之一就是向她“讹钱”。“江歌胃不好，吃的少，我总嫌她瘦，她称体重时就下蹲作弊，说‘妈妈！我到100斤了！’”江秋莲想让她多吃点，她就会伸手要钱，一块两块地讨价还价。

2017年8月24日，见完刘鑫的第二天，江秋莲失去女儿后的第一个生日，在泪水中度过。

2015年7月，李崇阳赴日进行为期一月的游学，给陈世峰带了一瓶剁椒。陈当时在考研究生，打了两份工，比较忙，两人只见了一次。

当时，李崇阳看他蓄发束辫，不太喜欢，忍不住调侃：“你这个发型也是越来越日式了，是要转行做艺术家么？”他说日本很多年轻人都这样。李崇阳想到日本理发很贵，便不再多言。

除了发型，李崇阳感到他比以前更成熟，更“社会”了一些。聊天也很平常，没怎么聊他在日本生活。

那次见面，在李崇阳的宿舍做饭吃，像以前一样，李主厨，他帮手。宿舍还住在两个小孩，去买食材和零食的时候，其中一个孩子喜欢吃纳豆，想买一种专门装纳豆的袋子，李崇阳本想糊弄过去得了，没想到陈世峰还真的挨个去问，之后在哄小孩吃饭的时候也挺耐心。

后来，九州语言学校的院长回国招生，与李崇阳、萧静淑一起吃饭，聊起陈世峰，“院长说陈的日语也就N3水平，本来想让他找一个能上的，拿到学历再说，专业不要太挑。但是陈世峰非常固执，态度比较强硬，他说我就要读这个专业（对外汉语）。”

2015年年底，陈世峰的签证即将到期，他必须考上大学院，才能继续留在日本。他特地从日本回到厦门，拜访萧静淑，请求她的帮助，帮他推荐学校。

“他说老师，我是穷得连一点买点心的钱都没有了。”萧静淑认为，陈世峰这个人本来很有礼貌，尤其在老师面前，“他这样来麻烦你的时候，大概就是他没办法了。”

萧静淑很生气，责怪他事先不告诉自己，他选读一月生，签证只有一年零三个月，意味着他要在一年内把日语学好，考上研究生，相当于把自己逼上绝境了。“我说你一句日语都不会的人，一年能把日语拿下来，你把自己估计得也太高了。”

“他就跟我说，老师，你别不相信我的日语，要不我们来比一比。”萧静淑并非不支持他读书，但头疼的是，他日语水平一般，做学问的本领也缺乏。

萧劝他不行就回国，他态度坚决，说自己一定要考硕士，而且一定要在东京，他说只有在那边能改变他的命运。“老师，你相信我，我是要读博士的人。”

陈世峰父亲也给她打了电话，说孩子要读书，希望她多多关照。从教多年，萧静淑接到的学生家长电话屈指可数，这个电话让她感到，陈父很重视这个孩子。

2016年4月，陈世峰考上大东文化大学，第一个向萧静淑报喜。“他的录取通知书发过来，我高兴地不得了，比我考上什么都还高兴！”萧说，陈是华侨大学第一个考上“姐妹学校”大东文化大学的硕士生，“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我说后面的学生你要帮忙，他说当然当然。”

一个月后，萧静淑刚好去日本，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居酒屋为陈庆祝，按理应由他来请客，萧知道他没钱，不想伤他自尊，就建议全部AA。期间，陈送了她一瓶蓝山咖啡，很不好意思地说：“萧老师，这个咖啡很小瓶，但是我知道你爱喝。”

其实除了大东文化大学，萧静淑还推荐了另一所大学。两边报名费都交了，一共3万日元，但似乎因为时间冲突，陈世峰没有参加另一所大学的考试。

在考试前，家里的店铺房子莫名起火，导致陈世峰心神不定。萧劝他暂且放下这件事，必须咬紧牙去考。“所以他考上这个硕士很不容易，对他来讲，算是一个新的人生开始了。”

2015年11月，刘鑫因故搬到江歌的宿舍，闲聊中得知，刘鑫曾在江歌就读的初中借读过半年，两家仅相隔10公里，因此亲近起来。

2015年4月，对从语言学校毕业的江歌和刘鑫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江歌考入了法政大学，刘鑫考入了大东文化大学。

毕业典礼那天，江歌和刘鑫都穿着白衬衫黑西装，江歌身着长裤，刘鑫搭配短裙。两个人在写着“卒业式（毕业典礼的日文）”的牌子前合照，江歌扎着马尾，站得笔直，表情庄重，左手挽着刘鑫的右胳膊。刘鑫披着发尾有波浪卷的长发，左手比着剪刀手，开心地笑。

在大东文化大学研究生院，陈世峰的研究室在5楼，刘鑫在6楼。虽然专业不同，上课还是会碰面。刘鑫觉得陈世峰看上去很斯文，和教授交谈时也很有礼貌，对陈世峰有些好感。

两个月后，他们开始交往，随后同居。他们住在东京板桥区高岛平2丁目一间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里。邻居日本阿姨对旁边的这个中国男生有印象，“打扮得就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那时的陈世峰蓄着长发，“见面会跟我打招呼。”

高岛平是大东文化大学的留学生聚集地之一，那里有一片片高层混凝土住宅楼。1960—1970年，日本经济高速成长，为了解决大量的住房需求，以城市郊外为中心建设了密集的住宅楼。当年入住的年轻人多数已经退休，如今约有半数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

陈世峰租的这间房子由UR房屋中介公司管理，免收中介费和礼金，不需要保证人，房子略旧，房租每月约6万多日元（现约合3500元人民币），相对便宜。

房租大概是留学生除学费外最大的开销。多数在日留学生都打工，陈世峰和刘鑫也分别在便利店和中华料理店打工，每小时分别赚900和1000日元（近五六十元人民币）左右，日本法律规定留学生一周打工时间不超过28小时。

考上法政大学后，江歌在中野区租了房子，交通很方便。从东中野车站下车，出站右拐，沿着一条约5米宽的小路，走大概10分钟就能到。

这是一个三层小楼，江歌要租二楼最里面一间。一楼的门口有个栅栏似的小铁门，铁门上有把手，只要轻轻一拧就能打开，对面墙上写着：“外人不许进入。”

房东太太和江歌见面的时候，看她一个瘦瘦的姑娘，还替她担心，提醒江歌从车站到回家这条小路有些危险，之前多次有色狼出现过，问她真的没关系吗？江歌一口应下来，没关系没关系。房东太太觉得这个姑娘很有礼貌，又很直爽，就答应了把房子租给她。这些都是后来房东说给女儿听的，房东平时不住这里，女儿住在江歌租的公寓一楼。

房子安顿下来，江歌也在中野区找到份打工，在一家居酒屋做大堂服务生。这家店以牛排和金枪鱼为招牌，一楼除了一个包间，围着吧台有十几人的座位，像电影《深夜食堂》的布局。二楼有十几桌，约50多个座位。周末和节假日忙起来时，上下两层都能坐满。这种时候，店里大堂至少需要四个服务员，江歌就是其中之一。

在店长的印象里，江歌每次来出勤，穿的都不是很显眼的衣服，看起来很稳重。她每周有两到三天晚上在这里打工，从晚上6点到11点左右，每小时1000日元（约60元人民币）。她穿着店里橙色的体恤，围上深色围裙，穿梭于一楼二楼的大堂和厨房之间，给客人安排座位、点餐、上菜、收拾桌子。

店里生意很好，江歌干活麻利，也愿意帮助别人，哪里忙不开，她都会搭把手。店长印象中，江歌话不多，很认真、体贴，从不迟到，“打工的都是学生，临时有谁请假了，给江歌打个电话，她总是会过来帮忙。”

一起打工的日本大学生桥本对江歌的第一印象就是“笑起来很好看。个子很高，体态很好。”接触时间长了，觉得江歌很照顾周围的人。

桥本很少去打工，每次见到江歌都很开心，“她笑着听我说话，是一个很温柔的朋友。”“江歌经常笑吗？”澎湃新闻记者问，桥本犹豫了一下，“我觉得她经常笑，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她笑起来很好看。”

在桥本眼里，江歌很积极向上，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她很坚定地说将来要留在东京，要自己创业。”他不记得江歌说过消极的话。

江歌跟着桥本学日语，白天新学了一个词，晚上有时会问桥本。桥本记得自己经常给江歌讲解日语中动词的各种用法；桥本跟江歌学中文，江歌常帮他纠正发音和声调，“mā má mǎ mà”。

两个人都住在中野区，都喜欢看电影。江歌喜欢有猫咪出现的电影，跟桥本说2017年有一部要上映，很想去看。

刘鑫在中华料理店打工。老板李虹在日本生活了三十多年，孩子也在日本长大，她很照顾在异国求学的留学生。

李虹告诉澎湃新闻，刘鑫大概每周出勤一次，每次三四个小时，时薪900日元。她的印象中，刘鑫工作起来“不那么走心”，反应能慢一点，说话有时不过脑子，情绪挂在脸上，不高兴会绷着脸。

2016年6月，刘鑫和陈世峰开始交往以后，起初感情很好，不久之后就开始吵架。在刘鑫看来，陈世峰性格有点阴郁。他们开始为各种琐事而争吵，小到一顿饭、一部电影，陈世峰凡事非要和她辨出个对错来。陈世峰生气的时候，会直盯着她的眼睛，也不说话。刘鑫想要搬走。

2016年8月25日晚，刘鑫和陈世峰又吵了起来。陈世峰让刘鑫睡觉，刘鑫不想睡，陈世峰抓她手腕，刘鑫很害怕，想着要和他分手。她给中华料理店老板李虹打电话，说男朋友对她动粗，李虹劝她不要呆在家里。

那晚刘鑫仓皇出逃，跑下楼的时候大喊“救命”，以至于邻居报警，陈世峰一路追来，抢走了刘鑫的手机。

李虹记得凌晨三点多，刘鑫打车来到她家，身上没有钱，车钱也是李虹帮忙付的。见面之后，刘鑫看起来收到了惊吓，她告诉李虹从没见过男朋友那么大声。那晚，李虹让刘鑫好好休息，等情绪平复下来再说。后来，她还专门跟刘鑫要陈世峰的照片看，好奇那么凶的男人长什么样？

第二天8月26日，刘鑫觉得不便给老板继续添麻烦，搬到了另一个店员小宋家里。李虹提醒过小宋，帮人也要有限度。

8月26日，江歌母亲江秋莲来日本探望女儿，和女儿住了一周后，9月2日回国。那一天，刘鑫搬进了江歌的公寓。

在此前一天9月1日，江歌收到了刘鑫微信发来的信息：“刘鑫在哪？”江歌问：“你是谁？”对方回复：“我是刘鑫男朋友。”李虹告诉澎湃新闻，店员小宋也收到过类似信息。

江歌去找刘鑫，要帮她从陈世峰那里要回手机，见面地点约在中华料理店。为了保护刘鑫，江歌不让刘鑫和陈世峰碰面，自己在店外和陈世峰大吵了一架。

李虹来到店里的时候，架已经吵完了，看到还在气头上的江歌，李虹劝这个豪爽仗义的山东妹子，态度也别太强硬，说话别太大声，别让陈世峰恨你。

老板娘到店外去找陈世峰。陈世峰戴着白色口罩在店门口一旁，李虹一见他，“你就是那个男的呀”，隔着口罩，单看眉眼之间，李虹觉得这个男孩长得很干净，但看上去有些憔悴，问他为什么戴口罩，他说被警察叫去，被警察打了。

后来等陈世峰口罩摘下来时，李虹没看见他脸上有伤。几个月后，警察来找她了解情况时，她特意问了警察，警察说不可能，只是有邻居报警举报他扰民，怎么可能打他。

李虹那天在门外劝陈世峰，父母送你出来留学，你就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还怕找不到女朋友吗？何况长得又不赖。她劝陈世峰和刘鑫好好解决问题，不要动手脚。分手也好好说，好聚好散，在同一个学校抬头不见低头见。要是对刘鑫真的放不下，那就拿出诚意来，或许她有一天会回心转意。

说这番话时，李虹看到陈世峰在抹眼泪，她也有儿子，一下就心软起来。李虹让陈世峰把手机还给刘鑫，陈世峰商量想和刘鑫见一面，她答应了，让刘鑫和陈世峰单独见了面，最终，陈世峰把手机还给了刘鑫。

那天，李虹请三个孩子吃饭，她让陈世峰和刘鑫坐在窗边的一桌，江歌坐靠近厨房的另外一桌，自己远远走开，“我看他们边吃边聊，挺心平气和的，聊到一半，两个人都哭了。我当时想，他们应该能和好。”

刘鑫过来找李虹商量，告诉她，陈世峰说自己几天没吃饭了，工资也没发，能不能借点钱。李虹说当然要借，你们俩好的时候互相照顾，现在分手了，他有困难，你作为朋友也应该帮他，你不借我借。“我想男孩子跟你借钱，那肯定是真的有困难了，不然不会开口。”李虹事后告诉澎湃新闻，她让刘鑫借两万日元，刘鑫说只有一万，就借了一万给陈世峰。

澎湃新闻就当时陈世峰的经济情况，采访其辩护律师中岛贤悟，中岛并不认为陈那时已经窘迫到吃不起饭的地步。澎湃新闻求证陈世峰是否一度因为出车祸、无法打工而没有收入来源，中岛回应2016年5月左右，陈确实因为车祸住院、无法打工，当时经济很困难，但他强调住院时间并不长。

李虹告诉澎湃新闻，她听说刘鑫和陈世峰是平摊房租，中岛也告诉记者陈世峰找女朋友确实有房租方面的考虑。两个月后的11月初，陈世峰已经准备和新的女友同居。

9月1日的见面之后，李虹怕以后陈世峰再来店里闹，影响做生意，跟刘鑫说暂时不用来上班了，10月份开始，就没排她的班。从那以后，刘鑫多在高岛平站附近的拉面店打工。

2016年9月15日，陈世峰跟踪刘鑫到江歌家所在的东中野车站。10月12日，陈世峰找到刘鑫打工的拉面店，跟着她上电车送上生日礼物，还了一万日元。11月2日下午，陈世峰突然出现在江歌家门口，江歌要报警，刘鑫阻止，担心暴露自己和江歌合住不被房东允许。江歌回家大声呵斥陈世峰让他离开。随后陈跟着刘鑫坐电车，给她发了有内衣照片的恐吓信息以求复合，刘鑫拒绝。

当日下午，陈世峰来到刘鑫打工的拉面店，刘鑫此前跟店里的张先生说过自己被前男友纠缠，希望张先生可以假扮她男友，让陈死心。下午6点左右，张先生和店长一起到店外，看到刘鑫和看似是她前男友的人在一起，男的戴着白色口罩。张先生出去后，刘鑫靠近他，指着他告诉陈世峰，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陈没说什么离开了，随后发短信给刘鑫：“如果你和他交往，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晚上11：37，他给刘鑫发了最后一条信息：“你和那个男人交往到什么程度了？”刘鑫回：“那是我的隐私。”

发完信息3分钟之后，陈世峰出现在江歌家公寓楼下，推开小铁门，沿着铁制旋转楼梯，拿着一瓶威士忌走向三楼。

他在三楼喝了几口威士忌，等了约半个小时，11月3日00：13，他在三楼的楼梯处看到刘鑫和江歌一起回到楼下。

刘鑫先进了小铁门，绕上两层铁楼梯，经过走廊开门进家。江歌还在第一层楼梯的转角处，她在那里查看信箱，然后左转上了第二层楼梯，沿着两人宽的走廊走十步左右，就可以进家门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她走这十步的同时，从三楼的台阶上走下一个人，跟着她一步步走到了门口，把手放在了她的右肩上。

电视里播报新闻，11月3日凌晨，中野区一位中国女性被杀害。中华料理店老板李虹脑袋里第一反应是一定是刘鑫

了。她赶紧给刘鑫发信息，直到晚上才接到刘鑫回电，用颤抖的声音告诉她，是江歌

了。李虹惊呆了，怎么会是江歌？她也想不明白：三个人都是很普通的孩子。怎么会到这一步呢？

凶手没有被抓起来，店里曾经收留过刘鑫的小宋也怕得不敢回家，躲到别人家去了。

店长记得11月4号应该是江歌出勤的日子，下午6点过后江歌还没来。此前江歌从未迟到，他给江歌打电话、发line（类似中国微信），江歌都不回复。之后的出勤日依然是这样，店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后来后看新闻，他惊住了。

店长回想案发前一周，江歌休息了一星期，他和江歌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样平常，江歌下班临走前，两个人互道了一句：“辛苦了”。

一起打工的桥本起初看到新闻后很吃惊，他自己也住在事发的中野区。两三天后到店里打工，才得知遇害的竟是江歌。桥本回忆整个11月，他都在痛苦中度过，不知道该不该跟朋友提起这件事，他什么都不想干，只想知道犯人是谁、到底是什么原因，可日本媒体没有详细报道。

受到晴天霹雳般打击的，是江歌母亲江秋莲。11月3日下午5点，中国驻日大使馆打来电话说江歌遇害时，她怀疑是骗子。下午6点，她通过微信视频和刘鑫确认后，瘫软在地，大脑一片空白。

江秋莲回过神来的第一个想法是，“我没有活路了”。她拜托村支书帮她把房子卖掉，钱给母亲养老。她要去日本看歌子最后一眼。

当时和江秋莲在一起的是刘鑫父母。村支书回忆，刘鑫妈妈通过视频看到女儿没事，对江秋莲说了一句：“你也别着急，应该没什么事儿。”然后和丈夫走了。

江秋莲11月4日晚抵达日本，11月19日带着江歌骨灰回国，期间一直希望和刘鑫见面，刘鑫没有露面，刘鑫对此的解释是要配合警方调查。

2016年11月5日，陈世峰把作案时背的双肩包扔在上野公园。萧静淑后来得知，当天陈世峰向“日本妈妈”交代自己“犯了严重的事情”，让她帮忙退掉房子，并留了父母的联系方式。

2016年11月24日，日本警方以涉嫌杀人罪向陈世峰发布逮捕令。报道和照片随之而来。

“我一看就是陈世峰，我说完蛋了，这家伙怎么会杀人呢？真的是万万没想到的，几天都睡不着觉。”萧静淑说。

收到萧老师发来的消息后，李崇阳大概有一个小时，脑子都是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重名，不相信是他，同学都炸了，为什么是他？怎么是他？”

他记得就在案发前几天，2016年10月底，王河山女儿出生，同学相聚，陈世峰给他们打来了微信电话，聊了会儿天，语气还透露出他们熟悉的积极和幽默。

“记者给我打电话，我第一句就告诉他，你不要问我陈世峰这个人怎么样，我告诉你他杀人了，杀人了就没话好说了，再优秀的学生都没话好说了。杀人这件事就是铁证，就是不能宽容的！有什么好宽容的？没什么好宽容的！”萧静淑厉声说道。

陈世峰在日本曾受到一位日本太太的帮助，称其为“日本妈妈”，他在大学时教过这位“日本妈妈”一年中文，让她一直感恩在心。今年，萧静淑曾与“日本妈妈”见过一面，才得知陈世峰欠了“日本妈妈”100多万日元。

“她非常痛心，这件事对她的打击比任何人都大。但老太太并没有对他绝望，她觉得他没有蓄谋，认为他还有救。”萧静淑说，“日本妈妈”去监狱看过陈世峰一次，他看起来像是刚从死亡阴影中走出来，刚恢复了点元气。“她说我相信他只要活着，就能够还我钱。”

萧静淑对“日本妈妈”感到非常抱歉，无论是作为老师，还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配合完警方调查后，刘鑫2017年1月份回国前去中华料理店见了李虹。李虹记得那天刘鑫没有跟她说什么，警方要求严格保密。李虹劝刘鑫，回国后一定去好好陪陪江歌妈妈，家里要拿出最大诚意去弥补人家，这样你以后的日子才会好过。她记得刘鑫答应了。

后来，李虹再也没和刘鑫取得过联系，直到看国内报道才知道，事情过去294天后，刘鑫才和江歌母亲见面。

期间，为逼刘鑫出现，2017年5月21日，江秋莲在网上发表文章《泣血的呐喊：刘鑫，江歌的冤魂喊你出来作证！》，曝光了刘鑫及父母的照片、身份证信息、手机号码。

2017年8月份，刘鑫接受媒体采访，她与江歌母亲见面的视频在网上播出后，掀起巨大舆论风波，刘鑫及其家人遭受网友口诛笔伐。

与此同时，嫌疑人陈世峰一家尽管遭受网友及媒体的人肉搜索，始终在舆论面前保持沉默。此前传闻陈世峰家人重金聘请日本律师中岛贤悟，中岛向澎湃新闻回应称，陈世峰家里经济情况不好，没有花很多钱请他，但也不是免费的。

中岛律师介绍，他于2016年12月开始接手这个案子，此前有另外一个律师，那位律师的方针是“沉默方针”。后来家属决定换律师，经人介绍，通过微信联系到了中岛。中岛告诉陈世峰必须要把真相说出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一次说一部分。”

曾经给予陈世峰很多帮助的“日本妈妈”，在2017年12月11日庭审开始前，真实姓名被媒体曝光。中岛律师此前希望她出庭作证，说说陈世峰平时生活的模样，证明他是一个认真的人。由于担心出庭后生活受到媒体干扰，“日本妈妈”临时取消了出庭计划。

案件发生后，桥本时常在网上搜索案件进展，他在日本网站上查不到，就到“百度”上查。中文看不懂，他拜托懂中文的同学讲给他听，那也是他第一次跟朋友说了这件事，大概在2016年11月中旬。

2017年，他一直在百度上搜索事情进展，也看到江歌母亲发起签名活动，请求判决凶手死刑。12月11日，江歌案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开庭审理，桥本每天去现场排票，他要亲自去现场看看凶手，听他的声音，看他的表情。他也想知道日本司法如何回应江歌母亲的诉求。最重要的理由，他不理解日本媒体为什么对这件事关注度这么低，他要作为日本人的代表，向外界传递信息。

案发后，江歌生前所住的公寓邻居们陆续搬走，房东女儿给三层楼安上了监控，房子空了大概半年也没租出去。日本房屋中介规定，发生过命案的房子，在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中介公司必须和租客提前说明。

没人愿意租这样的房子，也没人愿意买公寓前那片可以建房子的空地。如今，事情发生一年多，房子终于低价租给了一些大叔们。一年间，江歌妈妈几次来到这里，最近一次是江歌案庭审第一天清晨，她在小铁门门口给女儿献了一束花，跪在门外，对女儿进行了短暂的祭奠。

12月11日，是她第一次见到陈世峰的日子，见她征集了450多万签名、要置其于死地的人。

案发后，刘鑫没有再发过朋友圈，最后一条是在2016年11月1日。

2016年6月，她发了与江歌的合影，说“学到头脑发热生无可恋之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找三叔一起吃吃吃”。她的朋友圈，江歌出现频率很高，除此之外，就是与吃相关、吐槽段子和日常记录。可以看出来，她常丢三落四，爱睡懒觉，偶尔会因想家伤感。从2016年4月开始，时不时能看到江秋莲的点赞或评论。那时，她是江歌在日本最亲的朋友。

陈世峰把手搭在江歌右肩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监控，只有控辩双方各自给出的“真相”。

公诉人认为，陈世峰是提前准备好刀去杀刘鑫的，怕江歌报警，觉得江歌是个障碍，遂杀害江歌。

被告辩护律师认为，陈世峰是特意去找江歌咨询和刘鑫的恋爱问题，结果刘鑫递刀给江歌，将江歌推出屋外后锁了门。江歌用刀刺被告人，被告人与江歌夺刀过程中，失手造成致命伤，此后之后的几刀确实怀有杀意，但不是致命的几刀。

陈世峰去江歌家的原因，依然扑朔迷离。

公诉人称，陈世峰对于刘鑫声称有了新的男友嫉妒，产生绝望，陈世峰否认，称“我交过几个女朋友，如果每个女朋友在分手的时候我都绝望，我不是早就崩溃了吗？”

辩护律师坚持，陈世峰是去找江歌商量怎么和刘鑫复合。“陈世峰那么喜欢刘鑫吗？”澎湃新闻记者曾问过陈世峰辩护律师中岛，中岛说我不做这么认为。“那为什么一定要和刘鑫复合？”中岛说他不知道。

2017年12月16日，中岛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谈及量刑，他主张陈世峰应被判定为杀人未遂罪和对刘鑫的恐吓罪。

在前一天的庭审中，陈世峰在法庭上，低着头说：“犯了这么大的罪，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赔偿，如果可以，我想尽我所有，去赔罪。”

江秋莲突然崩溃，怒喊：“还我女儿！拿你的命来赔！”检察官立即示意她安静。随后，她努力压低自己的声音，一边摇头，一边哭着重复一句话：“还我女儿，还我女儿……”

“如果真的能……”陈世峰试图回应，被法官制止，他一直低着头，声音哽咽，继续说下去：“如果真的能搭上我这条命……”再次被法官制止。然后他抬头看了江秋莲几秒，又低下头。

江歌倒下后，决定扎那几刀，用了不到10秒，辩护律师问他这段时间在想什么，他一口气说了一段很长的话：“感觉世界特别安静，我从来没感觉世界这么安静过，我的耳朵听不见任何声音，我也看不见，也不是看不见，就是外界的一切都进入不到我的身体里了，感觉自己在飘。”

辩护律师问他：“你知道你犯下了到死为止你都一定要背负的罪吗？”他意外地沉默了。律师继续问：“你知道你犯下了到死为止你都不可以忘掉的罪吗？”他沉默一两秒，几乎用听不见的声音“嗯”了一声。然后用衣袖擦泪。

“现在你会尽力去补救吗？”

“是的，我愿意，我什么都愿意……”陈世峰哭着回答，声音颤抖。

江秋莲瘫倒在椅子上，开始干呕。因身体不适，她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暂时离庭，直至最后时刻才出现，并让代理律师替自己念意见陈述。

“如果没有江歌，我活下去还有什么希望？陈世峰杀了我的江歌，同时也杀了我。我活不下去，我的母亲也活不下去。陈世峰同时杀了我们三代人。”

在念陈述书的整整8分钟里，陈世峰全程趴在桌子上，双手握拳，抵在额头上，微微颤抖。念完后，他用手帕擦了脸，然后抬起头，满脸通红，眼睛红肿。

2017年12月18日，庭审第六日，日本检方要求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江母代理律师要求判处陈世峰死刑。陈世峰律师对检方详细地进行反驳，江秋莲听完对法庭说，法官，请你们当庭释放陈世峰。审判长制止她再次发言。

陈世峰的家人始终没有出庭，辩护律师中岛对此的解释是，陈世峰家人想到江歌妈妈在法庭上见不到女儿，他们觉得自己见儿子也很“厚脸皮”，所以没来见。

中岛向澎湃新闻介绍陈世峰过去的一年在看守所的状态：写道歉信、哭，那里很冷，经常感冒。在法庭上，陈世峰出示了一份由父亲写的、母亲签名的道歉信。

江秋莲在法庭陈述中，明确拒绝了陈世峰的道歉：陈世峰极为残忍，在颈部刺了那么多次。他在作案后，还隐藏证据。如今证据确凿，他不知悔改，还在狡辩，还在表演。道歉只有“对不起”三个字。难道三个字，就能放了他，就能原谅他们？而且，道歉信是11月10日才写的，距离开庭那么近。

12月13日，刘鑫来到法庭，通过视频的方式“出庭”作证，当被辩方律师问起报警时说的是“把门锁了”还是“怎么把门锁了”，她的语气突然激动，语速变快，她强调自己说的是“怎么把门锁了”。她说，那一声急促的“啊”让她害怕，产生了许多联想，直到警察来为止，她没有再打开门，在玄关处坐了30多分钟，直到江歌的遗体被警察带走。

视频里，她哭着说：“我很想见她（江歌）。我还有很多话想跟她说。我真的很想再见到她。我们还有很多约好的事情还没有去做。”

此时，桥本在旁听席突然情绪失控，压抑着哭出声，神情悲痛，久久未能平复。他觉得刘鑫这段话说到了他心里，他也想见江歌，也有想跟她说的话……

他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回忆和江歌曾经一起打工时的点点滴滴。他希望江歌妈妈通过看报道知道，在异国他乡，也有她不知道的人在关注这件事。他最想让江歌妈妈知道的是，在她看不到的地方，江歌也曾在努力地工作、生活。

2015年2月19日，江歌赴日前两个月，高老头在日本去世。高老头离开中国那天，送了江歌一盒烟。江歌很难过，跑到阳台上，点燃一支烟，看着它燃尽，祈愿下一次相遇。当时没想到，没有下一次了。

举行高老头葬礼那天，江歌又点了一支烟，并在微博上发了篇悼文，附上她与高老头的合影。她在结尾写道：“今后每一个219，我这里都会为你点燃一支烟，直到你送我的那些烟燃尽，你又有一个新的人生，愿那个人生一世安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实习生陈瑜思对此文亦有贡献）

【大学舍友致陈世峰的一封信】

江歌案12月20日宣判，陈世峰的大学舍友投书澎湃《心事一杯中——写给我大学四年的舍友陈世峰》，希望通过澎湃把这封信转交给陈世峰，也转给所有读者。“同寝四年，我以你为荣，也以你为耻。如还有机会，望你能修身养性，痛改前非；如再无机会，也愿你了无牵挂，四下安详。”

心事一杯中——写给我大学四年的舍友陈世峰

已过凌晨，遂问个早安。

近日数家记者联系，说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当年在学校时的事情。我因出差在外，工作繁忙，空暇实在有限，故除了回忆一些当年共同学习生活的片段外，并没有说太多。

今日有记者问我，有没有什么话想和你说的。当时我正在收拾行囊，这是我本次出差的最后一天，要赶中午的火车回家，下周依然要出差。然而听了记者的话我还是萌生了给你写一封信的想法，或许是被对方的话给搅乱了心神，慌乱中将电脑的电源线忘在了旅店，发现时已不在一个城市。

回家后打开电脑，呆坐良久，竟茫无头绪，不知从何写起。眼见电脑存电已然不多，便坐了末班车来到办公室，用办公的电脑给你写下这么一封信。

夜已深沉，冬月朦胧，寒气入窗来，战栗不能御。

想拿同事的姜红糖水给自己冲一杯，却因近几周连续出差，作息不规律导致上火，牙龈肿痛，思考再三还是决定放弃。

当年，我准备去日本留学，正学日语以做前期准备。忽一日林老师联系我，说你不愿意走泰国志愿者归来后他们给安排的出路，遂想让你跟我一道赴日留学。于是我便将联系人钟老师介绍给你，由他帮忙联络日本方面的事宜。只是后来阴差阳错，你去成了我没去成，从这个角度去想，是我和林老师一手把你送去日本，也不是没有道理。当时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亲手为你打开的门却连接着一条通往悲剧的路。

要说自责，肯定是有的。这一年来跟我说能避则避，莫要沾上这因果的同学、亲友也不止一个。但我总觉得我们同寝四年，彼此叫过兄弟，我和黄、秦、杨、池到底与你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无法在你犯下错误的时候助你逃脱应有的制裁，兄弟归兄弟，法律归法律。

看了这几天庭审的报导，我和一些同学竟有些不知所措。说实话，经过一年时间的舆论发酵，我们已不求你能给人一个并没有钻法律空子以逃脱罪责的印象，然后坦然面对惩罚；只是觉得你和律师应该针对这一年来在国内造成的你“父母很有势力”、“刻意隐瞒实际情况”的舆论氛围有些应对措施。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父母真的只是普通人，更知道网络上不明真相的误会与别有用心者掀起谣言对他们的伤害有多深。

诚然，人在面对不利情况下寻求自保那是天性使然，律师努力将当事人的损失减到最小也是职业素养。但近几日你们在庭审中的语焉不详与刘鑫的前后矛盾确已在事实上加深了大家的猜疑与诘问。我说这些非为博取同情，更非落井下石，只是觉得是过错终要承担责任，是隐情终能水落石出，但既是庭审，总是要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和证据。庭审中的你，真的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你。

至于刘鑫，我不认识她，自是无话可说。

其实这些话本该是和你关系最好的黄来说，由我来说只怕效果不好。因为虽然大家一贯认为你我是林老师最看中的两个学生，但实际上若要在学校里选出一个老师们公认的“好学生”，怕是九成的老师会选择你而不是我；若要在同学间选出一个大家印象中的“领军者”估计九成的同学也会选择你而不是我。我甚至还曾不吝恶毒地想过，会不会在老师们心目中，若是做下那番不可饶恕之事的是我这个不成器的，比起是你做的更容易接受一些。

我是文人，本性懦弱，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与能力做到像黄那样一年多来将所有的媒体挡在联系到你父母的最后一道关卡上，让他们无法干扰二老的正常生活。去年他的女儿刚出生时，秦在我的住处住了几天，那时你还从日本跟我们进行了微信语音聊天，当时你的语音还透露着我们印象中的积极与幽默。几天后，便发生了江歌事件，我们当时并没有把事情与你联系起来，直到有报导说是你做的……

那次通话的当天晚上，我俩和你班的女生庄一起前往黄家去看他的女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还不及小臂长短，在襁褓中睡得很是香甜。嫂子我已见过多次，那一次我还真从她身上看到了传说中“母性光辉”那一类的气质。那晚吃饭，伯母从老家带来的腊肉鲜美无比，炒了蒜苗满屋飘香。吃到一半庄提议给孩子拍一张照片发给你看，我们觉得闪光灯可能会吓到孩子所以就没拍。

几天后秦就启程和女友一起前往尼日利亚闯荡了，近一年来的通话都说“挺好的”。但我妈跟我说这家伙告诉她其实在那边不是太顺，在尼国办汉语教育很多客观条件还并不成熟，语言学校的创办受到了些挫折。

真是个倔得要死的家伙是不是？那可是个比你还要强的人，受了挫折一定不会告诉兄弟的。据说过年那会儿会回国一趟，到时会和女友订婚。他应该很挂念你吧，还记得有一次假期他和你都没回家，在厦门打工，他打工处的房子塌了，腿被砸断，是你和黄立马撂下手里的活赶赴医院看望他，照顾了他一个假期。学校为了给他养伤在一楼单开了一间条件不错的宿舍给他暂住，我们后来也经常在哪里吃饭和过夜，还记不记得我在那里煮的羊肉火锅和牛肉丸？不知为什么现在网上传成了是学校为了平息你打蔡造成的不良影响而给你开的，或许是蔡发到网上的那篇文章吧。

同学们在这一年中都改变了不少，有的事业已小有成就，有的研究生毕业在考虑读博的事，还有不少已经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还有的已经或是将要和自己的孩子享受天伦之乐。

至于我，放弃赴日留学后多手准备，去年经林老师介绍得了一份工作，主要是中小学的教育信息化这一块的。薪资不高，但总算有了个开始，也逐步进入正轨了，就是这半年来几乎每周都要出差，挺辛苦，倒也见识了不少乡镇基层学校的教学与设施的现状，阅历增加了不少。还有就是我的诗零零散散发表了几篇，小说也终于开始在网上连载了，给你写完这封信还要去敲出今天需要更新的内容。

个人问题……如你所知，至今仍是单身。

光阴似箭，当年我们在寝室里谈天说地之时也不是没畅想过毕业后的情景。当年大家认为，你是个天生的活动家，黄是个天生的从业者，秦是个天生的励志者，杨是个天生的志愿者，池是个天生的倾听者，而我这个成绩最差的反而是个天生的学者。

我们是最后一届四年全在华文的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我们之后的几届陆陆续续都搬到厦门校区的本部去了，如今华文里边除了预科和境外生外再也没有本科的华文系学生，空荡荡真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几年来我也曾数次回到华文看看，我是不敢见老师的，毕竟当年数位老师对我的印象我还是心里有数。

当年的教学楼、宿舍楼、食堂、图书馆，以及卧在校园门口的龙舟池，当年的一点一滴总能浮上心头。当年有老师质疑我学习能力有问题，你反驳到我是因为不感兴趣而非没有能力；有同学质疑池太过腼腆为人内向，你怒吼说池每周看的书他们一个月看的都多；有人说秦性格太过冲动早晚要跌跤，你说总比那些连做都不敢做的人强；有人揶揄高除了提升绩点外什么都不关心，你怼回去说能考那么高的分数再说。

凤凰树下，花开如火。水灯节上，光影逐波……

当然，我们私下里也不是没讨论过你性格中不好的一面。你打电话时没来由地提高音量大声与对面争辩，我们没有劝阻你，因为你并没有吵到我们；你殴打蔡那次我们没有多说什么，因为蔡此人在同学中争议甚大；你半夜梦中突来的数次撕心裂肺的嘶吼我们没有安慰你，因为我们认为你的开朗与上进会帮你克服困难。如今想来，或许在不经意间，我们的不作为早就帮助你内心的极端与阴暗种下了改变性格的种子，最终酿成一场人间惨剧。

我和同学们讨论你的事，有同学认为你性格的改变或许是在去了日本之后，或是与刘鑫交往之后，有老师至今不太愿意相信你这么优秀的学生会做出那样的事来。毕竟在学校中，老师印象里的学生，永远是片面的，这一点在哪都一样，哪怕是再亲近的老师，依然是学生生活的旁观者。

15年我去了日本一趟，跟你见了一面，那时的你长发束辫，我虽不喜欢男生留这样的发式但想到相传的日本理发奇贵便也就没多说什么，只是调侃一句。当时的你依旧是那个阳光上进的陈世峰，仔细地告诉我在日本生活的点点滴滴，还对被安排在我住处的两个小孩子照顾有加，帮我给他们做饭，也帮我把他们从游戏机前哄到餐桌上吃饭。

可无论如何，你对江歌做的事情让我们无法宽恕你。你性格中恶的一面究竟是来自家庭还是来自在日本的经历我们不愿过多去挖掘，可既然你用如此残暴的方式将之曝露在世人面前，等待你的无非就是法律与道义的制裁。我们会心痛，我们会惋惜，但我们无法原谅。

此次出差结束，我打算去祭拜一下江歌，如有机会，还想去探望一下她的母亲，只是不知她知道我是你同寝四年的同学后愿不愿意见我……

还有……我不知这话说出来究竟好不好。如果，如果最后的判决使你再也无法见到你的父母了，我会和黄他们商量，一起来照顾他们二老。

这两件事是作为兄弟能做的为数不多的事了。

我这几趟出差主要给基层学校的老师们讲解人教社开发的电子教材的使用方法，最近几次讲到小学音乐课的时候，总拿出四年级上册的第一课《赶海的小姑娘》这首歌来做师范。而今天再听这首欢快的儿歌，内心却突然想起你来，一时间思绪万千，心绪庞杂。

随信附上被选入人教社电子教材的这首歌的范唱版，如能被你听到，算是同寝四年的兄弟送你的一份礼物吧。我不敢听当年我们09和10两届学生大合唱的那首《龙文》，我怕哭，也怕你哭……

同寝四年，我以你为荣，也以你为耻。如还有机会，望你能修身养性，痛改前非；如再无机会，也愿你了无牵挂，四下安详。

刚才思考下文之时抽空定了明日（严格讲是今日）出行的火车票，猛想起此次出差时间略长，故我还要回家给行李添两件换洗的衣服，或许没有时间供我小睡一觉了，何况还有作品需要更新。

久坐之下，腰背俱痛，晚灯夺月，遍体生寒。

手抚额前，悲从中来，临稿涕零，不知所言。

《【热点】为什么存在一些那么在乎几块钱的人？》 精选三

数学家张益唐  资料图

前言：我有个当数学家的老哥，叫张益唐。他的名字在全球的数学界算得如雷贯耳，因为他对孪生素数猜想的研究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社会上充满了关于我老哥的传说，一个穷其必生，无视一切艰难，不懈追求的形象傲视着这个物质的社会。他是一个数学天才，他的数学成就，远不是一个好学生靠勤奋苦读，头悬梁锥刺股所能够成就的。那需要传奇般的天分，和发自内心对数学的无限热爱。正当少年求学的最好年龄，他却跟着妈妈到湖北干校锻炼改造，后来又独自回到北京当一名制锁厂的工人。文革结束，好不容易在北大度过了几年最美好的与数学相伴的岁月，当他雄心满满地踏上美国的土地，期望在那里再展宏图时，却遇到心胸狭窄自私的导师，让他的求职路充满坎坷曲折。他经受住了，其实以他的数学才能，在美国硅谷任何一家公司或金融公司都能轻松地获得不菲的收入，但是他根本无视这些物质上的诱惑，数学之美，才是他毕生的追求。

度过20多年清贫寂寞的日子，他终于成功了！首次证明了弱版本的孪生素数猜想。他的成功，是等待小鹿光临时的灵光一闪，更是他苦苦追求多年的厚积薄发。他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当各种各样的光环向他袭来，他无措，甚至烦恼。但他值得，这么多的荣誉和称号！

他是我的老哥，大我十一岁的哥哥。常常有人用崇拜的口气来对我说：张益唐是你哥哥啊？真了不起！我们居然和名人离的这么近，和名人的妹妹是朋友，是同事。太荣幸了！是的，张益唐的名字现在成了充满正能量的传奇，成了很多知识分子崇拜的偶像。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很少有人还能像他这样坚守、执着，甘于寂寞清贫，不受物质世界的诱惑。

给这样一个数学家当妹妹，对于我，亦福亦难。我当然爱他，父母已逝，这个世界上除了女儿以外，他是我血脉相连，最亲的亲人了。但是回想过去的岁月，我往往忍不住的潸然泪下。那对他来说最艰难的20多年岁月，对我们，对他后面的这个家，也曾是那么煎熬的时光。20多年，他没有回国，甚至杳无音信，一对父母对儿子的挂念无从寄托，父亲早早地走了，走的时候没有哥哥的半点音讯。病弱的母亲，20年里最大的牵挂就是她最爱的儿子，但却一遍遍的希望，又一次次的失望，以至于最后当儿子终于站在她的病榻前时，她已经平静得好像儿子昨天刚刚来过。

很多人想从我嘴里听到我老哥的传奇，他的奋斗，他的成功，和 我们家的故事。我时常一笑而过，打住话题。因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不容易展开的话题。这几年，我多想云淡风轻地回看过去的岁月，用几句轻松潇洒的话去笑谈我们走过的那些日子。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父母临走前期盼的眼神总在我眼前闪现，我无法轻描淡写地替他们表述那曾经揪心的感情，那曾经多少年得不到回应的牵挂和挚爱。

所以，我还是决定把这篇文章发出来，即使我写完后根本就不忍去读它，因为每次读到后面，我就会泪流满面。?

一个自由的灵魂，只顾徜徉在自己痴迷的王国里，他的视线超越了人间烟火，那些在他眼里都是过眼云烟。

但是，生活始终都在。父母亲人，家长里短，千缠百绕的牵挂惦念。你不理他，他会缠你。

既然不忍让卓越的才华被那些扯不断理还乱的平凡琐碎所牵绊，那么，帮他卸下身上所有的禁锢，放他飞翔，担当起本该他承担的一切。

你，别无选择！因为，你们是一家人！

我敢说，全世界也找不出与我和我哥哥同名的人。

我出生在1966年。在那个红色的年代，父母往往给女孩子起名叫红，华，梅……，男孩子则往往叫兵，军，刚……，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浓厚烙印。

我和我哥哥的名字却大相径庭。哥哥叫张益唐，我叫张盈唐，字面和读音上非常相像的两个名字，都出自我那才华横溢的爸爸。爸爸姓张，妈妈姓唐，哥哥名字中的“益”与“一”谐音，寓意这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也暗含了父母希望这个孩子长大后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我是家里第二个孩子，爸爸妈妈认为两个孩子足够了，“盈”寓意着满足。还有父母的朋友的诠释：“你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你爸爸笑盈盈地看着你妈妈”，一句话把我家的生活日常勾勒得淋漓尽致。

我出身在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爸爸妈妈都在通信行业从事科研工作。哥哥比我大十一岁。我一直很不理解，父母生我哥哥的时候，还是二十五岁正当年，却为什么又在长长的十一年后，在当时已经算是高龄的三十六岁，生下我这个女儿。直到现在，我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也许冥冥中父母早已料到，一个注定要为事业献身的儿子，是不能指望他在父母身边扇枕温衾的，所以他们要有一个女儿来承欢膝下。

我的哥哥张益唐，从小就是个数学天才。为追求他心目中的数学之美，他默默耕耘三十年之久。在美国历经坎坷曲折，倾尽一生最好的年华，痴心不改。终于，在孪生素数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首次成功证明了弱版本的孪生素数猜想。其证明存在无穷多对素数相差都小于7000万的论文《Bounded gaps between primes》，在2013 年的5月被世界最权威的数学杂志《数学年刊》接受，《数学年刊》审稿人高度评价说：“这项研究是第一流的，作者成功证明了一个关于素数分布的里程碑式的定理。”因此，我哥哥的成就被誉为“敲开了世纪数学猜想的大门”，“是中国人有史以来在数学领域对世界的最大贡献”。随之，大小奖项扑面而来。

哥哥的研究成就，给了科学界一个巨大的惊喜。一个一直默默无闻，根本不被数学界知晓的普通教师，在沉寂多年后，突然取得了轰动世界的大成就，全球科学界震惊了，华人圈更震惊了。各种媒体，报道纷纷去探究他这么多年的生活历程。于是，少儿时代数学小天才的故事；北大校友对数学学霸的回忆；普渡求学期间的艰辛与倔强；找不到工作的几年在清贫中的坚定和坚守；一个普通数学老师的职业操守与教学生涯；朋友花园里的灵光闪现和豁然开朗；直到孪生素数猜想证明的诞生……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串起了数学家坎坷的经历和曲折的人生，迎合了一切传奇所需要的元素。

当2013年的5月，有亲戚把哥哥的新闻传到我耳中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在我的心里早已认定，我的哥哥，注定会为他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数学而倾其所有，穷其毕生。而我知道，从古到今，为数学献身者千千万万，但是真能登上数学顶峰的人却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会奋斗终身却一无所获，默默无闻，甚至穷困潦倒地度过一生。我和妈妈已经坦然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既然哥哥这么热爱数学，就让他沉醉其中吧，只要他身体健康，生活安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就放心了。其他的一切，在经历了这么多年揪心的期盼、等待和失落后，我们已经都不指望了。就像有一句话说的：你若安好，我便晴天。

而当我从网上真真切切地了解到，哥哥的确取得了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并非八卦消息的炒作夸大后，我不禁一夜失眠，止不住的泪如雨下。记得我当时在微博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从没有期待过，因此当好消息不期而至时，我的第一反应却是迟钝。九泉之下的老爸，终该欣慰了吧！重病的妈妈，还有精神为此而骄傲吗？万里之外的老哥，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啊！即使是我，回首20多年的艰辛和隐忍，也止不住的潸然泪下！Congratulations,

每一个人的身后，都有一个家。因此我始终以为，每一个人的奋斗都不是孤单的。在你觉得最孤独无助，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的时候，其实还会有两双关心和关爱的眼睛始终在注视着你，那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无论他们在哪里。

如今，一切都归于平静，宛如一曲清歌，如烟飘逝。我的哥哥，已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可以更加自如地徜徉在他热爱的数学天地。我们至亲至爱的爸爸妈妈，都已长眠在故乡苏州的凤凰山下。只有我，虽然一直不忍回视，不想落泪，但终究还是硬逼着自己，去回望那过去近三十年的思念与亲情。让一个女儿，告慰天堂里的爸爸妈妈，你们为世界贡献了一个值得骄傲的儿子，一切的惦念担心都有了答案，你们可以安心了；让一个妹妹，告诉哥哥，你有一个多么爱你的家，你今天的成功里，他们的牵挂和承受，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

一位历经坎坷的数学家，背后一个普通的家，一双把对儿子的爱揉进生命中的父母。他们，共同谱出父爱如山，母爱似海的清歌一曲。

亲情与爱，是我要为哥哥传奇的人生故事中，增加的一抹色彩。?

一、 小时候，记忆中的家

我说的小时候，一直从我有记忆起，到我高中毕业，我哥哥出国那年。——1985年。其实不算小了！

因为那是我最无忧无虑的时光。虽然家里也遇到各种困难，坎坷，但是，那是大人的事情，与我这个最小的女儿无关。那时候我的脑子里，只负责存放我自己的各种幼稚而又浪漫的小女生心思，家里的大小事情，是不用我费心的。

现在回首看看，那真是无忧无虑的小时候啊！

印象中，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爸爸在操心。说我名字的另一个含义是：“爸爸笑盈盈地看着妈妈”，其实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它生动地再现了我家当时的生活场景。我的妈妈身体一直不好，除了喜欢做菜，包揽了家里主要的做饭任务之外，其他大小事情都是爸爸在照顾。而我的爸爸宽容，大度，幽默，细心，多才多艺，无所不能。他操持着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小到柴米油盐，阳台上的花，窗台上的灰尘；大到老妈的身体，哥哥的学业，我的功课，一切尽在他的操心之中。

我的爸爸妈妈，也算得那个时代的有为青年了。他们都是建国以前入党的老党员，尤其我爸爸，还曾以年轻的19岁地下党员的身份，参加过解放上海保护电台的斗争。解放后，为了支持首都北京的建设，在上海邮电管理局工作的这对年轻人离开故乡亲朋，只身来到北京，投身到国家的邮电事业中。和当时大批年轻忠诚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他们把祖国的建设看得高于一切，襁褓中的儿子被托付给上海的妈妈，两个好强的人废寝忘食地扑在工作上。当日常工作走上正轨时，一对年轻夫妻又不甘平庸，先后分别考上了清华大学和北京邮电学院。大学毕业后，爸爸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留在清华无线电系当了老师，妈妈回到邮电部工作。直到我出生那年，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那个年轻而又美满幸福的家，和当时中国的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被席卷进文革的滚滚热浪中。

爸爸因为解放前地下党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叛徒特务，和清华大学众多教授们一起，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那是一个血吸虫病泛滥成灾，当地农民都望而却步的地方。不久，妈妈也接到通知到湖北干校下放。单枪匹马的妈妈很要强也很能干，先是把全家的家具打包送进了邮电部的仓库，上交了家门钥匙，然后一手抱着我，一手牵着哥哥登上了火车。先把我送到上海的外婆家，后带着14岁的哥哥到了湖北干校，在那里哥哥度过了他本该黄金的中学时代。后来又独自回到北京当上了工人。而我一直寄居在上海外婆家直到74年随爸爸妈妈回京。最艰难的几年中，我们家四个人，分别生活在北京、上海、江西和湖北四个地方。可想当时父母身在农场干校，对我们这对小儿女的牵肠挂肚。

74年回到北京，刚开始全家团聚的生活，但却好景不长，76年的一场唐山大地震又引起上海外婆的担心。一次次来信来电，把我和多病的妈妈召回上海。一年多以后我和妈妈才又回到北京，全家人终于安定了下来。

文革后全家在北京团聚的几年是我们家最幸福的几年。爸爸妈妈和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想法一样，为了把文革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而拼命工作。哥哥在北京制锁厂当工人，把所有的业余时间花在了他钟爱的数学上。我从小学生到中学生，轻轻松松地上学，快快乐乐地享受着来自父母兄长的溺爱。

1978年哥哥考上北京大学，离开家去学校住校时，我还在上小学。1985年哥哥离开北大到美国留学，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

妈妈总说，咱们全家在一起的那几年是最幸福的几年，可惜时间太短了。我算了算，不到10年的幸福光阴。

在我从小的记忆中，哥哥和我，根本就不是同一代人。

我小时候和哥哥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3岁那年，我被妈妈送到了上海外婆家。这之前虽然和哥哥在一起生活过一年，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还是从刚到上海那天的淅淅小雨开始的。

上海的亲戚们告诉了我很多哥哥的童年往事。我外婆家是上海的一个工人大家庭。妈妈是老大，我还有两个舅舅，两个阿姨。最小的小阿姨比我哥也就大个五、六岁，所以哥哥的童年基本上是和我的小舅舅、小阿姨们一起摸爬滚打过来的。

虽然长着一个智慧的大脑袋，但是在调皮淘气方面，哥哥绝对比不上那些上海小孩，而且他年龄还是小，所以基本上就是跟着大孩子屁股后面乱跑乱跳。这时候，我那外婆就会颠着小脚在后面使劲追，嘴里嚷着：宝宝，宝宝（哥哥的小名），别跟着他们乱跑，小心摔！你们几个孩子，不许欺负宝宝！然后一把搂过我哥哥，像老母鸡护犊子那样搂进怀里。时间长了，大家就说，外婆是我哥的“保护阳伞”。哥哥对外婆的感情也最深。妈妈去世后我们一起整理妈妈的遗物，他把外婆留下的一对耳环珍藏起来带回了美国。

工人家庭没有那么好的学习环境满足哥哥强烈的求知欲。几个舅舅阿姨的学校读本，几本《十万个为什么》很快就被哥哥翻烂了，当大孩子们学习成绩不好时，哥哥还能煞有其事地给他们补课。很快，这些都满足不了哥哥探索知识的欲望，他很快盯上了大舅舅的一个好朋友，姚先生。

姚先生是个数学老师，每次来我家做客，哥哥就缠着他问这问那，甚至不让他和舅舅聊天，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和他讨论起高等数学。大舅舅有个经典的段子，时不时拿出来调侃一番。叫做“舅舅大喜之日，外甥大哭一场”。讲的是在我大舅舅的婚礼上，按家里的习俗小孩子要单独坐一桌。但我这个倔强的哥哥一定要和姚先生坐在一起请教数学问题。大人不同意，他就在舅舅的婚礼上大哭了一场，生生搅乱了一场喜事。

大一点的时候哥哥被接回北京，那时我们家住在清华园里。校园里满是满腹经纶的学者教授。哥哥如鱼得水，到处问大人问题。慢慢的这个奇怪的小孩子在清华园就有了点小名气。再后来，跟着妈妈到了湖北干校，他还是到处问问题，好在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多，大家也都喜欢这个小小年纪脑子里却装满了高深知识的孩子。所以哥哥基本没有上过中学，而他的那些知识，都是自己自学来的。

1974年回到北京后，妈妈被爸 爸在文革中的遭遇吓怕了，坚决不同意他再回清华大学当老师。因此，爸爸又调回了邮电部，和妈妈一起，在邮电部传输研究所工作。初回北京，父母单位分给我家的房子是分开的两个单间。我还小，所以和爸妈住在一间，哥哥住在单独的另外一间。年少的我，只记得哥哥的工作总是三班倒，剩下的时间也都窝在他那个小房间中捣鼓他的数学，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看到他。自然，大我十一岁的他，也是不屑与我这个小毛孩子多说话的。

后来搬到传输所的后院宿舍，房间大了点，但还是分开在同一幢楼不同单元的两个单间。哥哥继续把下班后的所有时间献给他的数学，他喜欢他的小屋，安静不受干扰；他宝贝他的时间，除了吃饭时间外，最多也就是逗逗我们几个小孩子玩，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

其实对哥哥的印象，更多的来自于妈妈。我一向知道，在家里爸爸更多喜欢我一些，而妈妈，就简直是太偏爱她的儿子了。在妈妈的口中，我总是那个贪玩，爱看电视，爱读小说，就是不努力学习的孩子，她总是要求我向哥哥学习。“你看你哥，从来不看电视。一心钻研学习。再看看你，总是坐不住，总想着出去玩。”这是我妈妈的老生常谈了。我不服气，谁也不可能整天像我哥哥那样学习啊！同时我也不在乎，只要有我爸爸喜欢我就行了。

当然，哥哥对妈妈也一直很孝顺。有时候妈妈生病上医院，他会背着妈妈跑上跑下。记得我们家有几年住在复兴门的12层高楼，那时的电梯到晚上11:00就停运了，有几次回家晚没有赶上电梯，哥哥就一直背着妈妈爬了12层楼。

印象最深的是哥哥报考大学。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哥哥的**考试成绩不够，没有上成理想的大学。1978年，又到了大学报考的时间。我这倔强的哥哥，却不愿报考北京大学的数学系了，他要直接报考另一所大学的数学系研究生。

我妈妈的一贯思想是学习要循序渐进，扎实基础。记得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靠着小聪明学习成绩还不错，老师几次建议我跳级，都被妈妈果断地反对掉了。到了我哥哥这里，一个连中学都几乎没有上过的人，居然想直接跳过大学，读研究生，妈妈觉得这知识学的太不扎实了。反对是肯定的，难就难在妈妈和哥哥，骨子里都是很倔的人，两个人都不肯让步，终于大吵了起来，这是我记忆中家里爆发的第一次大吵。即便好脾气的爸爸在旁再三调解，也无济于事。

问题的解决是妈妈拿出了杀手锏，她病了！

从小，爸爸就用他的身体力行，告诉我和哥哥，妈妈身体不好，我们都要照顾她，让着她。这一次，妈妈可能真的是急火攻心，一下子倒在床上起不来了。嘴里喃喃着：“我被你气死了，我病了，我不行了，我得上医院了”。

一看这架势，我们三个人都慌了。急急忙忙要扶妈妈去医院。然而妈妈又说：“不行，你不答应报北大，我就不去医院。”

面对妈妈的病，倔强的哥哥终于败下阵来，答应了妈妈。于是，神奇般的，妈妈的病不治而愈。

我有时候想，今天的北大，以有一位名叫张益唐的校友为荣。其实他们，还有我哥哥，都应该感谢我的妈妈，如果没有我妈妈对北大至始至终的敬仰和坚持，没有哥哥对妈妈的孝顺，很有可能，哥哥就与北大失之交臂了。

一直以为我家是爸爸更喜欢我，妈妈更喜欢哥哥。直到去年，我在搬家的时候翻出了妈妈一直保存着的爸爸的日记。我读的时候很好奇，想知道在我的孩童时代，我的父母兄长们都在想什么做什么。结果我发现，其实爸爸对我的爱，只是一个大人对小孩子的爱，溺爱和娇宠。而爸爸对哥哥的爱其实更加深沉，那已经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交流和切磋，关注他的学业，关心他的发展，探讨他的未来。做过教师的爸爸，深知自己儿子的数学天赋，但是因为身处那个时代，20多岁的年轻人一心扑在事业和工作上，没有谁会像当今的父母一样去刻意地为孩子设计未来，还有不得不经历的各种**风雨，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倾注在儿子的学业上，但他是知道自己儿子的与众不同的。父亲含蓄，他把情感的表露，把与儿子的交流，把对儿子深切的期盼和在他成长过程中一步一步的指点都写在了日记里，我读着爸爸遗留下来的日记，看着他写的或细腻周全或深思熟虑的文字，忍不住热泪盈眶。如果父亲地下有知，知道他的儿子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登上了数学研究的顶峰，他该是多么的欣慰和自豪啊！

而我，有时会懊恼，觉得哥哥和我的年纪差的太多了，没什么共同语言，我这个妹妹体会不到兄长的关怀。直到1984年我上高三的那年，才改变了这个印象。

高三的运动会上我跳高把腿摔了，很严重，只能拄根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几步。正值高考前夕，上学成了负担。那时候哥哥研究生快毕业了，在家里住的时间多一些，于是担负起推着自行车送我上下学的任务，同时帮我复习数学。虽然每次他都会和妈妈吐槽这个妹妹太笨了，但他还是勉为其难地帮我一直复习到高考。那段时间，18岁的我，在懊恼自己受伤影响高考复习的同时，也还有点小确幸，有个哥哥的好处终于显现了。

虽然孩童时的我对哥哥不太关心，但我还是知道哥哥的性格不像我们家人。我的爸爸妈妈，在单位里都是典型的好人缘。爸爸待人随和，幽默开朗，多才多艺，单位上上下下都喜欢和他交往，那时候，家里经常坐着三三两两找爸爸谈工作聊天的人。而我妈妈，就是典型的党员唐大姐了。本来就是研究室支部书记的她，热衷于关心单位同事的工作和生活。我呢，虽然是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孩子，但还算聪明灵巧，朋友师长们的一致评价是，这姑娘情商挺高。

而我哥哥的性格却是典型的清高自傲，“道不同不相为谋”。哥哥自有他的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聚在他那小屋里侃侃而谈，半天都不出来，那时候，会看出哥哥的兴奋。但是，对于他看不上的人，谈不到一起的话题，或是些家长里短的闲聊，他却一句话回应都没有，转身就走。毫不顾及所谓的礼仪礼貌。常常让爸妈在外人面前觉得尴尬。

而这，确是一位数学大师的真性格。靠着这样不合世俗常规的秉性，我的哥哥才能一路坚持住他的梦想，不屑于物质世界的诱惑，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与寂寞，走到成功的今天。

三、 爸爸，病中的坚强

从小到大，在我的心目中，爸爸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话。19岁时，他就是上海南翔电讯台唯一的一名地下党员，领导了保护电台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因为地下党的经历，文革中他被当成叛徒特务，和清华大学的很多教授走资派一起，被送到江西鲤鱼洲那个血吸虫病高发区劳动改造了好几年，手上一直留有肝掌的红色斑块。但是文革一过，他就无怨无悔、废寝忘食地投入到工作中，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他是中国第一批研究移动通信的专家，是他们那代人把当时国外最先进的移动技术引进到中国，中国的移动通信事业蓬蓬勃勃发展至今，爸爸也算得奠基人之一了。后来中国移动通信大发展时期很多叱咤风云的技术精英，都曾是爸爸的下属或学生。工作上，我眼见周围的叔叔阿姨们对他的敬重和佩服，我知道爸爸以自己的学识和钻研奠定了在事业上的权威；生活中，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的一切柴米油盐，大事小事，都是爸爸在张罗忙活。至今，我都无比羡慕我的妈妈，能有这样一个坚实的依靠。然后，他还写得一笔好字，舒展典雅的隶书像极了他沉静淡泊的性格。他喜爱中国的古代文学，唐诗宋词都造诣非浅，《稼轩长短句》和《白香词谱》两卷册子在他深受病痛折磨的日子里一直伴随在他的床头。他幽默诙谐，满腹经纶冒出一二，就会吸引住四邻老小。甚至，他还有闲暇时间和心情去为隔壁一个爱美的阿姨做条花裙子。

我总在想，哥哥也算是我家的奇才了，但他的聪明和天赋，绝对应该来自爸爸的遗传。哥哥的成果出来后，很多人都很佩服他，一个埋头数字的数学家却对文学、音乐等有着如此深的造诣与喜爱，只有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们从小浸染在爸爸营造的氛围中。我们兄妹俩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爸爸一手漂亮的隶书继承下来。

多少年后，当我看到张艺谋的电影《归来》中陈道明演的陆焉识，身上那种荣辱不惊的隐忍、巧手体贴的平和，却掩盖不住内心的满腹才华和铮铮傲骨，那眼神那气质让我立刻想起了我的爸爸。那样一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淀与从容。

在全家人的心中，爸爸都是一棵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给我们支撑依靠。

当爸爸突然病了，我才知道，家里的大树倒了；而我，必须马上长成那颗大树。

一切的改变开始于 27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时候，哥哥在美国留学已经5年了，而我，大学毕业不久，一门心思想和哥哥一样出国留学。

那个夏天，报了一个业余的外语培训班，计划考托福。记得那天下课后还和同学一起跑到北师大旁边的蓟门烟树去疯玩，晚上回到家时已经半夜了，却见爸爸铁青着脸在家里坐着，见我回来，很生气地问我知不知道几点了，为什么这么晚回家，还记不记得明天一早要陪他上医院。我有点心虚，为自己的贪玩，为爸爸从来没有这么严厉地批评过我。也有点委屈，我觉得晚点回家并不影响第二天陪爸爸到医院看病啊，其实我根本就没把上医院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在我的印象中，爸爸的身体超好，多少年也没个感冒发烧的，他怎么可能生病呢？

但是第二天和爸爸一起到了肿瘤医院，找到已经联系好的一位专家，做了很多检查，我才懵懵懂懂地知道，爸爸的病很重。食管癌，必须马上手术。

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病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这将给我亲爱的爸爸，给我们的家，和我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当时才20来岁的我，心里对“癌症”这个词实在是没有什么概念。爸爸在医院里跑来跑去，做住院登记，和医生商量手术的时间。而我，只是傻傻地跟在后面，什么忙也帮不上。

天翻地覆的改变是从三天后的手术开始的。那天的手术，因为妈妈一直身体不好，爸爸不让她到医院陪伴，所以是我和爸爸单位的同事一起在手术室外等候。

早晨八点多推进手术室，大夫预测手术要5、6个小时，让我们耐心等待。然而，不到3个小时，爸爸就被推出了手术室。糊里糊涂的我被叫进医生办公室，却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噩耗：爸爸的食管癌已经转移，手术切除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又原封不动地合上了。术后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医生、单位同事和我商量，怕影响爸爸继续治疗的信心，也怕影响多病的妈妈的身体，暂时不告诉他们真实病情，只是说手术很顺利，肿瘤都被切除了。而病情真相和治疗方案，只是我知道。

我点头，眼泪决堤而下。

回到病房，我拼命忍住满眼的泪，强颜欢笑地面对刚从麻醉中醒过来的爸爸，和从家里赶来的妈妈，告诉他们手术很成功，病灶已经清除干净了。爸爸虚弱而欣慰地笑了，我的内心突然涌动起一种心疼，从未有过的，对爸爸的心疼！

27年前要和美国通电话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傍晚时分，我跑到在农业部工作的堂姐那里，用她的办公电话给远在美国的哥哥通了长途。

电话通了，当遥远的“hello”传过来时，我满心的害怕紧张，满腹的委屈心酸，好像都找到了出口，我哭着把爸爸的病情，手术的情况告诉了哥哥，抽泣着叫哥哥“你快回来一趟吧！”

哥哥的沉默让我的情绪也慢慢沉淀下来。他说让我好好照顾爸爸妈妈，说他马上寄钱回来让我给爸爸买药和补品，说他会争取机会回来一趟。

回到病房，我执意让爸爸单位的同事陪妈妈回家，由我留下来陪伴刚手术完的爸爸。

这一夜，爸爸虚弱地时睡时醒。我时而趴在病床边，时而躲到病房的窗旁，任眼泪流了一夜。生命中，爸爸是我最爱，最依赖的人了，我从来以为，他会为我铺设好一切，而我，只需要在爸爸的呵护下快乐生活就行了。却从未想过，爸爸也会生病，也会需要我的照顾。

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爸爸术后，马上开始了放疗。放疗的不良反应，使得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去，虚弱，呕吐，脱发，稍做活动就气喘吁吁，食物难以下咽。我家的大部分亲戚住在上海和江浙一带，北京能够帮上忙的亲戚很少，那时也没有护工。单位同事虽然都很热情，但毕竟不好意思长时间请他们帮忙护理，妈妈的身体又不好，所以往返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