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校长免职内幕：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作者：刘道玉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中###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教育学研究方面，从事创造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最高荣誉勋章，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勋章。
附：1933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蔡阳乡北大刘家坡
1953年－1958年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
1958年－1960年武汉大学化学系助教
1961年－1963年先后在留苏预备部和前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生学习
1963年－1966年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
1966年－1977年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
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1988年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1979年－1988年先后访问法国、日本、美国，与法国政府、京都大学、耶鲁大学、日本创价大学等签订交流协议。
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的最高荣誉勋章
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
1990年参加中国化学会，被选为22届理事，永久会员。
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功勋章。
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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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点鸳鸯谱”——珞珈山之恋(2)
1954年冬天是武汉50多年从未遇到过的寒冬。大雪纷飞，屋檐上的冰钩足有一尺来长，东湖上的厚厚的冰层，可供人滑冰。学生斋舍前的台阶和道路上，尽管铺上了草垫子，但是结冰以后，仍然十分光滑，我们的脚上即使绑上草索子，也仍然常常跌跤。女同学们无论去食堂还是去教室上课，都三五成群手拉手结伴而行，借助集体力量互相以防摔伤，但有时也出现像拔河一样一摔就是一串的情况，这也成为那时男生们取乐女生的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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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正当我在有机氟化学研究领域艰难地跋涉的时候，一个让人又喜又惊的消息传来，学校再次决定选派我去苏联留学，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按照学校的要求，除了政审、体检以外，还必须接受基础俄语的考试。所幸的是，这三关我都顺利地通过了，“香港脚”再也没有成为我留苏的拦路虎了。
在填报留苏学习计划时，我曾找到研究室主任曾昭抡先生，请他为我研究方向的选择拿主意。他说希望你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去学习，它是世界上研究元素有机化学为数不多的中心之一，克努扬茨院士是世界研究有机氟化学的权威之一。我完全按照曾先生的意见，填报了我的留学习计划。
随后，学校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的通知，命我于1961年1月8日，到那里去接受短期俄语培训和出国前的必要的准备工作。
尽管赴苏留学能否成行尚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真的去成了，那一去就是三四年。于是，我和高伟商量，准备在我去北京留苏预备部之前，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何况我们都已超过了结婚的年龄。我们结婚的时间定于1961年元旦。那时结婚完全是革命化的，只需要到派出所拿一张结婚证，举行一个类似于茶话会的仪式就行了。其时正是困难时期，按规定凭结婚证只能购买两斤用麦芽糖做的黑色糖球，区区数量根本招待不了宾客。我的同事很为难，他拿着已签字购买过糖的结婚证，在黄昏时再次到供销合作社，他略施心计，用手指捏住了签字的地方，售货员没有看出有诈，又签了一回字，所以又购得两斤糖，同时，我们俩从自由市场上买回了十几斤白萝卜，煮了一锅萝卜汤。这虽不成敬意，但对于当时处于饥饿的人们，能喝上一碗萝卜汤，也算是小小的口福了。这样才应付了那个喜庆的场面。婚后我如期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开始了为期11个月的紧张而又十分艰苦的培训生活。
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每天我们都是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每月粮食定量是27斤，肉食1斤，鸡蛋1斤，食用油半斤，蔬菜供应也是限量的。由于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经过长期的磨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使我得以克服那一段时间的困难，顺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12月中旬，培训任务结束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俄语读、听、说、写四项成绩均为5分结业考试后，留苏预备部领导宣布：“鉴于中苏关系恶化，苏方至今对我派出留
学生计划未作答复，因此大家回原单位边工作边等候通知，一俟苏方的通知来了，我们会马上通知你们的。”出人意料的是，我却被留了下来，成了那一批人中惟一的幸运儿。事情来得如此的突然，从接到通知到出发时间不足半个月，我甚至连回家省亲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新婚的妻子高伟赶到北京为我送行。
出国准备工作，主要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制作几套“礼服”，因为那时国内生活水平还很低，只有出国留学生才能穿得上由国家配给的毛料衣服。按标准国家为每一位公费留苏学生配制一件带毛领和丝棉胆的厚呢大衣，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一个帆布衣箱，以及其它限价、限量购买一些衣物和日用品。对于我来说，这些准备工作是很省事的，不需到指定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定做，因为在学院的仓库里，堆积了过去多批预备生定做的衣服，由于苏方取消了派遣计划而滞留下来。我被告知到仓库里去挑选和试穿，尽管那些衣服也是新的，但尺寸和颜色毕竟不能完全合乎自己心意，鉴于国家经济困难，也只能将就将就罢了。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苏两党之间，以至于后来发展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部分世界各国共产党与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其他一些各国共产党之间，发生了公开的、激烈的论战。中苏两党的论战，不仅影响了两国的关系，而且还日益危及到留学生的学习与安全。我们留学生订的《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被苏联海关全部没收了。我们的私人信件被拆看或扣留，有的研究生的学习受到刁难，我们的行动受到便衣警察暗地监视与跟踪，等等。
当时，我是党支部书记和留学生会主席，决心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积极完成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在反对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起带头作用。
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苏联全国总工会于1962年4月30日晚，在工会的圆柱大厅召开了庆祝招待会。应邀的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代表团，有关国家大使馆的官员，以及各国留学生的代表。我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也作了在会上发言的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主持人在致辞中，大谈“三和一少”（即和平共处、和
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少支持世界人民的斗争），
这显然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我听得有些不耐烦了，但我抑制了焦急不满情绪，并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会议主持人，要求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言，向苏联工人阶级表示兄弟般的节日祝贺。我的要求被接受了。我首先对会议主席安排我发言表示了感谢，向苏联的工人兄弟和在座的各国朋友们表示了节日的祝贺。接着，我着重就和平共处阐明了我们党的观点，我的发言，当然引起苏方官员们的不快，但是却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1963年6月28日下午4时，我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负责人刘天民同志突然来到我的实验室，。他带着急促的口气说：“情况十分紧急，你现在已不能再回宿舍了，请带上身边有价值的资料马上跟我到大使馆去。”我未问缘由，已意识到出事了。我顺便问了一句：“要不要向导师或研究室的人打个招呼？”他说：“不必了。”
到了大使馆，我被径直引到潘自力大使的办公室，他已在那里等候我了。他起身上前握着我的手说道：“昨天，苏联外交部已照会我方，宣布了5位同志为不受欢迎的人，其中有你，苏方限定你们48小时离境。为了安全起见，你现在寸步不能离开大使馆，准备后天回国。”接着，潘大使把苏方6月27日的照会递给了我。
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在苏全体中国留学生的愤怒与抗议，留学生代表纷纷赶到大使馆，向我表示了慰问。事后，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的我的同学们集体来到大使馆，个个都义愤填膺，向我表示支持。同时，他们帮我清理了日常换洗衣服送来，其它没有值钱的东西，可惜的是一百多册俄文专业书籍我不能随身携带回国。在离开莫斯科的头一天晚上，刘天民同志来到住处看我，征询还有什么要求。我握着他的双手说：“天民同志，我决定把一年半节省的600卢布捐赠给大使馆，我已托付留在科学院的留学生代交，请你转给有关领导，略表心意。”
当我登上苏图—104航机舷梯，挥手向欢送的人们致意时，我眼睛湿润了。再见吧，令人沮丧的莫斯科！
这一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2周年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的早上，当太阳高高从东方升起之时，我们乘坐的苏图—104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这时，机场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首都各界数千人聚集在这里欢迎我们。当我们走下飞机舷梯时，接受了少先队员们的献花。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亲切地说：“欢迎你们回到首都来！修正主义不欢迎你们，党中央欢迎你们！祖国人民欢迎你们！”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从1962年1月10日离开北京，经过了526天的留学生活，我又回到了原点——北京留苏预备部。不过，不同的是：那时是一名留苏预备生，而现在是一名辍学的归国留学生；那时我名不见经传，现在作为“反修战士”为世人所瞩目；那时人们饿着肚皮，现在的经济困难已经暂时过去，市场又出现了勃勃生机。
我住进了留苏预备部的宿舍，那时学成归国的数百名留学生都住在那里。由于时差、紧张、兴奋和疲倦，我患了失眠症，已经5个夜晚不能合眼，即使疲乏至极，眼泪滴湿了枕巾，还是不能入睡。领导得知以后，派医生送来了100片装的一大瓶安眠药，但我并没有服用，担心日后产生对药物的依赖性。就这样，我全凭意志的力量来调整我的心理，维持频繁的外事活动。
7月7日，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各界万人大会，欢迎被苏联驱逐的5名“反修战士”。
7月13日，是我一生中不会忘怀的日子，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接见是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进行的，十点整，周总理健步走入接见厅，他依序来到我们面前，一一和我们握了手，并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他表情严肃，气愤地指出：“苏共完全背叛了马列主义，他们越滑越远了，现在竟然不顾国际关系准则，撕毁教育与科研合作协议，驱赶我外交人员和留学生。他们这些做法，让全世界人民进一步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反华的企图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接着，周总理一改严肃的表情，和颜悦色地与我们拉起了家常，从工作单位到婚姻、家庭一一都问到了。当他问到我学什么专业时，我说：“是研究有机氟化学的，与国防军工关系密切。”他说：“你既然是搞国防军工科研的，我建议你到中国军事科学院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谢谢周总理的关怀，我是由武汉大学派遣培养的，还是回去报效母校吧！”周总理说：“那也好，我也不勉强你。”当30年以后我回忆往事时，觉得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口，如果我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也许我就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7月15日晚，陈毅副总理在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宴请我们5个人，参加作陪的有副总理兼###长陆定一，以及外交部、外经部、高教部和北京市的负责人20多人。宴会开始时，陈毅同志举杯向我们表示欢迎，然后他话锋一转，说：“连
日以来你们辛苦了，今晚彻底放松，我们不谈政治，修正主义不是一个晚上能批
倒的，是长期任务。”
那天晚上，我的确过得非常愉快，特别是陈毅元帅的威严、机智和幽默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大约8月初，李达校长托秘书曾勉之同志带信给我，他希望能见到我，那时他正在北京颐和园休假。我如约到颐和园去看望他，向他汇报了我的学习和反修情况，老校长见到我十分高兴，中午设家宴款待我。席间，老校长谈兴甚浓，他谈到了武汉大学的问题。他说：“学校围绕着1958年教育革命的问题，党委分成了两派，斗得不可开交，已经影响了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武大的学术地位不高啊，令人不安哪！希望你回学校工作，正确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狠抓科学研究，为办好武汉大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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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9月中旬，我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母校，受到了学校领导和亲友们的欢迎，见到了出生10个月的儿子毛毛。他是我在苏联学习期间，于1962年11月3日出生的。给他取名“维宁”意指维护列宁主义路线，是我留学苏联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见证。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1966年4月，我突然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时年32岁，职称是讲师，这在当时的重点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很显然，这一举措是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意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兴许我是沾了“反修战士”的光。
然而，我并不领这个情，不仅没有任何喜悦之情，反而背上了思想包袱。因为我一心一意想当一名科学家，这是我从小立下的志向，为此我度过了“十年寒窗”的岁月，而这一任命意味着我要放弃自己的追求。因此，当党委书记庄果向我宣布这一决定时，我极力陈词，表示不能接受任命。尽管当时强调“突出政治”，
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但我自认为还有点“政治资本”，可以讨价还价，一直
坚持不到教务处去上班。所以，我这个副教务长是一天班也没有上，一天权也没
有当的“当权派”。
5月初，武汉大学举办了一个“教育革命展览会”，内容是肯定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成果，揭发某些人砍掉校办工厂，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半工半读，打击1958年教育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等等。这个展览会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揭开学校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了，武汉大学又成了推行极左路线的试点。
6月3日，《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同时点名批判武汉大学李达反党“三家村”。
所谓李达“三家村”是由三个人组成的，为首的当然是李达校长；二号人物是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他是武汉大学1962年整风运动后调来的，1965年初调至广州中南局科委任副主任；第三号人物是副校长何定华，他是延安时期老革命，曾留学日本，主管学校的后勤工作。
6月3日，在武汉大学小操场，召开了首场批判李达“三家村”罪行大会，不仅本校师生而且附近学校和机关的代表也参加了，有万余人，气氛十分紧张。据说经过请示，在批斗会上可以让李达站在台上（实际上他未到会），旁边放一把藤椅，他如果体力不支可允许他坐下来，这是那时所谓的“文明批判”。此刻，学校派人到湖南李达老家，通过零陵县委，找来了几个自称是受李达剥削的农民，拿着锄头在大会上控诉李达的“罪行”。在批判大会上，除了给他们三人定了反党“三家村”黑帮罪名以外，还给李达校长扣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
批判大会以后，校内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学生已经不上课了，学校的一切工作也都转到“革命”这个中心上来了。从6月3日点名批判李达“三家村”开始，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布置和动员，每天数万人步行到武汉大学，手中挥舞着“打倒‘三家村’”、“打倒李达！”、“打倒朱劭天！”、“打倒何定华！
”的小旗帜。他们络绎不绝地围绕着李达、何定华的住宅，高呼口号，把他们揪
到马路上罚站、低头、下跪，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人数高达150多万人，几乎是倾城而出！
可怜的老校长，他虽然革命了一辈子，但却没有见过如此的“革命”，没有料到竟革命到了自己的头上来了。他虽然是马列主义大师，满腹经纶，但解释不了这群众运动为什么是“天然合理”的。他病了，病得不轻，以“李真”的化名被送进医院。没有不漏风的墙，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人人都要站稳立场，爱憎分明，有谁敢对他施予人道主义的治疗呢？
几天之后，1966年8月24日，李达校长溘然含冤逝世，这离点名批判他还不到一百天。就在他去世以前，7月18日，违反常规地将他这个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老党员开除了党籍。
“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1)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1967年元旦第二天一大早，珞珈山引爆了一枚重型炸弹——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黑炮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
凌晨7时，“造反有理”校广播台开叫了，先是播放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接下来是朗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这时，本来就是高音的喇叭又提高了八度，只听一对男女播音员拉大嗓门叫喊着：“特大新闻，特大新闻！经我革命造反派连续战斗，现在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震耳口号声：
“把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刘道玉揪出来示众！
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谁的狗头！
刘道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
打倒顽固不化的铁杆保皇派刘道玉！
打倒王任重的走狗刘道玉！
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刘道玉！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和身体上作好准备，去承受即将到来的苦难，决不能屈服于造反派的淫威。
不用说，肯定是我们同派人中出了“甫志高”，又出了“反戈一击”的立功者。由于我谈话的时间、地点和在场的人，仍历历在目，无须明言，我能猜出十之###，是最受我们信任的化学系的一个女学生揭发的。
说时迟那时快，早饭后一群造反派学生气势汹汹地来到我的家，勒令我交出“炮打中央文革”的黑材料。我说“没有黑材料”。他们不信，于是七手八脚地翻箱倒柜搜查，他们当然搜查不出什么黑材料。在搜查未果的情况下，他们把气往我身上发泄，勒令我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斗。所谓批斗，也就是游斗，也叫游街示众。大约100多名造反派，大多是学生，也有少数教职工。他们打着造反派战斗队的旗帜和五彩旗，敲着锣鼓，把我押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颈子上挂着沉重的黑牌，上面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我的名字上还打上了红××。我的双手由两个身体魁梧的造反派反剪在背后，一边走一连呼喊“打倒刘道玉”的口号。
游斗是沿着校园环形大道进行的，整个马路上，用斗大的字写满了批判我的各式各样的大标语，我低着头看得一清二楚。每到一处交叉路口，他们都要停下来，召来许多围观的群众，勒令我低头弯腰，稍有怠慢，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游斗终于结束了，尽管是三九寒冬，但一个上午游斗下来，我已是大汗淋漓，
浑身没有了一点力气。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环山路吃力地朝家里走，到了水
厂附近，迎面来了一个骑自行车学生模样的人。他看到我以后，喝令道：“站住
，黑炮手！”当我抬头看时，他已站到了我的面前，扬手就是两耳光，打得我的
脸上火辣辣的。临走时，他还骂骂咧咧地大声喝道：“刘道玉，给老子放老实一
“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2)
点，不彻底交待罪行，小心你的狗头！”这又是化学系我的一个学生，后来他留
校当了教师，入了党，也当了教授。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反省自己
错误的话，难道“文化大革命”只是触及别人的灵魂，而不需要触及自己的灵魂
吗？那你又怎样为人师表呢？
在以后的十多天里，每天我必须到“9·12先锋队”去报到，被勒令交待炮打中央文革的罪行。
最年轻的大学校长(1)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时值盛夏酷暑，各种媒体以火辣的调子报道了这一消息。
对于这次任命，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我的任命却是反向操作的，首先是新闻披露出去的，然后湖北省委文教办公室和省委组织部才找我谈话，最后才召开大会宣布。说实话，在接受这一任命时，我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我在想，武汉大学是名牌老校，前14任校长，不是学术贤达就是政界名流，他们要么有雄厚的学术资本，要么有坚强的靠山。然而，这一切我都没有，论年龄我尚不到“知天命”之年，论级别我是个21级干部，论职称，由于评定职称停止了20多年
，我还是一个小小的讲师。看一看，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重点大学，他们的校长都是留学归国的博士，是一级教授、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与他们相比，我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外界怎么看呢？是武汉大学没有高学术水平的校长人选吗？如果以大学校长的学术地位来衡量学校的地位，武汉大学会不会吃亏呢？每思及此，我总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甚至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如果不太谦虚的话，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我崇尚勤奋刻苦的精神不怕吃苦，其次我不想当官，也不怕丢官，敢想敢干、敢于负责，从不摆官架子，能够与广大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再次，我崇尚创造，励志改革，热爱教育，办事求新，这是办好大学十分重要的条件。最后，我既做过基层干部，也做过###高教司司长，熟悉教育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领导管理工作经验。
至于选拔著名学者或院士当校长，这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用人制度，这既不符合“专家治学、教育家治校”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原则，也不是世界各大学选拔校长的通例。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了许多，信心也树立起来了。
48岁的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但是媒体仍把我当作最年轻的校长，这只是相对而言的。我心想：既然我被冠以年轻的校长，那就应当表现得像个年轻的校长样子，干出一番一个年轻校长应当干出的成绩来。我作为一校之长，就是武汉大学这个大舞台上的主角，应当胸怀全局，提出振兴武汉大学的方略来。
在被任命为校长的头一个月内，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调查研究上，调查的问题主要是三个：（1）作为一所著名老校，在历史上，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和学者们，在办学和治学方面，有哪些主要的经验？（2）解放以后，武汉大学急剧滑坡的原因是什么？（3）如何振兴武汉大学，应当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突破口应如何选择？
我们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家访，真心诚意地登门求教，对象是老年教师和健在的过去的领导人。我们家访的约60多人，连同参加座谈的共有100多人。他们之中，有前几任校长的亲属或助手，有数学、生物、法学和史学界的学术泰斗，有中文系健在的“五老八中”（指在学术界有名望的五个老教授和八个学有所成的中年教师），有50年代的“三大才子”，有留苏归国的副博士，有来自全国其他重点大学等校入盟的教师，有过去与我观点不一致甚至反对过我的干部和教师等等。通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不仅与广大的教师交流了思想，建立了感情，而且征集到260多条办学的问题与建议。
最年轻的大学校长(2)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坚持改革，勇于开拓，大胆创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把武汉大学办成以中国3~9世纪传统文化（文史哲），国际问题（经济、法律、国际关系），信息科学技术（图书、情报、计算机），空间物理，功能材料（生物活性高分子），能源（电化学）和病毒学为重点的，涵盖文、法、理、技、信、管六大类的新型综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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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薪尝胆，十年雪耻”(1)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讲到“耻”字，还牵扯出了一个使我终生难忘的刻骨铭心的故事。
那是1966年的3月，国家前高教部在北京农业大学举办了一个直属院校科学研究成果展览会。作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教师，一个科研组的小头目，我当然很关心本校的展品。我们一行人，找了很久，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最后在一个展台的旮旯里，找到一个像晶体管收音机大小的展品，它是化学系物化教研室研制的空气电池。据统计，在这次科研成果展览中，武汉大学排名第22名，是高教部直属23所院校中的倒数第2名！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又是多么强烈的刺激呀！我们不约而同偷偷地摘下了校徽，生怕人家认出我们是武汉大学的代表。
1979年5月，我辞去了高教司司长之职，一方面是确实不想当京官，另一方面也有不服气的思想。回校后，我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实际上主持了党政的常务工作。从那一刻起，我就立下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愿，“不信东风唤不回”。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武汉大学衰落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首先，是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左”的政治运动又是与大批判紧紧连在一起的，而搞科研的人，也就成了被批判的主要对象。搞基础研究的，被批判为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至上、搞唯心主义；凡是刻苦钻研的人，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为个人奋斗；凡是发表论文著书立说的，被批判为有“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个人主义者。于是，很多教师认为教学保险、搞科研危险，宁愿当个教书匠。其恶果是，不少教师不写论文，但却写了一大摞检讨书。
其次，学术思想保守。大学以教学为中心，把它看成是单纯的教学机构，老师就是单纯的教书，这仍然是武汉大学教师中流行的观点。把重点大学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这是被世界著名大学久已证明的经验，但在那时的武汉大学，却不为多数的教师所接受，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纠偏。还有少数保守的教授，他们固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观点。他们自己不作研究，而又反对别人作；小的课题他们看不起，大的课题又搞不了；自己没有成果，对别人的成果又评头论足，这是学术上十足的保守思想的表现。
再次，学校领导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在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中，没有人分管科学研究工作，没有规划，没有强有力的支持系统。
怎样才能加强学校的科学研究呢？我提出了很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
要坚持“两个中心”的办学思想，教学与科研并重坚决停止一切政治运动，杜绝政治大批判，保护每个教师自由研究的权力。
要制订科学研究规划，突出重点，形成特色。据此，首批成立10个研究所和若干研究室，它们是：中国3至9世纪传统文化研究所，美国与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环境法研究所，法国问题研究所，数学研究所，计算机软件研究所，空间物理研究所，仿生化学研究所，病毒学研究所等。
“卧薪尝胆，十年雪耻”(2)
要制订政策，要有利于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那次会上，我对教师提出了一个硬性指标，凡在职的正教授、副教授，5年之内必须培养出3至5个研究生，完成一项科研成果（理论或应用），出版一本著作。我甚至用激将法提出：如果5年写不出一部专著，那就出版一本教材，再不行就写一本科普书，实在还做不到，那就出版一本“小人书”。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也达不到，将通过学术职称评定委员会免去教授或副教授职务，学校决不搞大锅饭，也决不保护落后！
会后，孙祥钟教授对我说：“我在武汉大学工作50多年了，像这样抓科研还是头一次。应当动真格的了，否则真的会被取消重点大学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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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一格降人才”(上)(1)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武汉大学科学研究落后，除了思想认识、政策等因素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师资问题，缺少学有专长、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学术带头人，特别是大师级的科学家。因此，要振兴武汉大学，必须从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做起，特别是要千万百计地物色和培养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大师级的人物。
当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物色和培养国际水准的学术大师，那是不现实的，但是，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从国内名牌大学或科研机构，聘请优秀的学术骨干，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在物色人才时，还应当解放思想，不拘一格，不应忽视那些受到压抑或埋没的人才，以及确有才华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同时，要真正地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优越的条件，特别是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惟有如此，才能物色和引进人才，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学术带头作用。
根据武汉大学与法国教育交流协议，武汉大学要把法语专业升格为法语系，新建法国问题研究所，创办《法国研究》杂志。但是，本来法语专业的老师力量就十分薄弱，于是物色高水平的骨干教师就成了当务之急。
通过有关渠道，我了解到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法语老师叶汝琏，由于特殊的原因有意想调离北京大学。于是，1980年5月初，我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机会，乘公共汽车到北京大学校园，对叶汝琏老师进行家访。按照地址，我好不容易在一栋“筒子楼式”集体宿舍，找到了他的“家”。说得准确一些，这不是他的家而仅仅是个住处而已,因为虽然他已55岁，但仍孑然一身，住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室内除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和一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的家什了。
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显得特别高兴，一再称赞我礼贤下士的举动。他自我介绍道：“我是安徽人，1946年毕业于中法大学，专长于法国诗歌研究。然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解放后，工作一直积极，要求进步，还担任了系工会主席，但是1957年仍没有逃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后来，离了婚，被迫接受劳动改造。现在，虽然平反了，也恢复了工作，但是同前妻在一个系里工作，彼此都觉不甚方便，所以我想离开北京大学。如果你们不弃，我愿意去武汉大学，我知道那是一所很好的、很美丽的学校。”
“叶先生，我是真心实意来求贤的，武汉大学虽然没有北京大学的名望高，但是它有中法两国政府建立的学术交流中心，相信你去以后，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同时，我们是开明的，你可以转户口，也可不转户口；你可以一人去，也可以带助手；你可以长期在那里工作，也可以是短期的；如果生活不习惯，可以随时回北京，一切尊重先生意愿。”
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聘请。当我辞行时，他送我到门口，向我拱手说道：“一言为定，义无反顾，后会有期，振兴武大！”
回校后，我请学校人事处以最快的速度将叶先生调来我校。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很快他被晋升为教授，担任了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和《法国研究》杂志主编。后来，他培养了10多名研究生，翻译和撰写了多本学术著作，多次主办了全国和中法两国的学术研究研讨会。鉴于他在法国文学研究上的成就和对促进中法教育交流的贡献，曾荣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棕榈奖章（教育贡献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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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一格降人才”(上)(2)
继叶汝琏之后，我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挖来了郑克鲁。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清朝实业家、维新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之孙。他是北京大学法语研究生毕业，在法国进修多年，译著颇丰。由于他和叶汝琏的调入，大大地加强了我校法语系力量，获得了法国方面的称赞，使武汉大学成了当时国内法国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
“不拘一格降人才”（下）(1)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84年我校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以培养大批的经济管理类人才。但是，管理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学尚不能输送这方面的人才。于是，从实际工作部门和留学生中招聘人才就成了一项重要措施。
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问题不仅大学存在，在科学研究单位表现得也很突出。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80年试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研究人员。我了解到，在他们录取的人员中，有一名叫杨小凯的人，是湖南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非常有才华。由于他和妻女的进京户口解决不了，所以他没有被录用。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立即派人到湖南，在征得杨小凯本人和所在单位同意后，很快把他和妻子吴小娟及女儿调到了武汉大学。
调入时，他已发表30多篇论文，翻译出版了一本书，据此，我们给他评定为讲师。他是自学成才的，而且经历是很坎坷的。他的父亲是杨弟甫，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第五号人物。“文化革命”中，他又被批斗，其母自杀身亡。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判刑10年。从17岁到27岁，在狱中，他自学了高等数学、《资本论》和英语，他的许多成果都是在狱中完成的。
他调入我校之前，由中央组织部门出面，通过湖南省委为他父亲和他彻底平反。他十分感谢武汉大学对他的信任，也很珍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条件，愿意为武汉大学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才华和成果，引起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量经济学权威邹致庄教授的注意，发来邀请信和录取通知，接受他做博士研究生。但是，在研究和批准他出国时，却遇到了阻力，学校领导内有人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不能让其出国。我认为，既然彻底平反了，就说明没有问题，应当享受公民的权利。于是，我顶着压力，批准他于1983年赴美，次年又批准他妻女团聚。
实践证明，杨小凯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哈佛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后又被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评为终身教授。1996年，他当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国的20多万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他后来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只要我当武汉大学校长，他一定回国支持我的工作。由于我已早已免去了校长职务，他也感到心灰意冷，当然也不会再回来了。十分可惜的是他患了不治之症，于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病逝。我发去唁电，写了三首诗悼念他。
毛咏计，是我校管理学院通过竞争从国外留学生中聘任的一位优秀人才。他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分配在贵州一个工厂工作，后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并由该校公费派往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工商硕士（MBA）学位。学成回国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他的母校四川大学都力争聘请他去工作，并许诺了工作条件。但是，他从媒体了解到武汉大学教育改革搞得好，领导开明，学风自由民主，有意来校任教。他从北京给我写了一封信，表明了他的意向。我立即给他亲笔写了回信，明确表示热烈欢迎他来校任教。为了有助于他作出最后的决定，我以学校的名义邀请他来校讲学和参观访问，一切费用由我校负担。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后我请他向管理学院的师生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同时借以向他表示欢迎。我向他保证说：“如果你同意到武大来，将破格提升你为副教授，提供万元的科研经费，分配三室一厅住房，一个月内把你的妻子和孩子调到学校来。”听后他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改革精神，改革的速度。因此，我决定接受贵校的聘请，保证10天内到校履职。”
“不拘一格降人才”（下）(2)
我们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来后，很快承担了国家计量经济重点科研任务，担任了工商行政管理系主任，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来担任了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
由于师生力量不断加强，教学、科研水平迅速提高，社会咨询服务工作也十分活
跃，当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被公认为全国5所最好的经济管理学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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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另一个转学的学生王小村，可以说是一个怪才，关于他，还有一段既使我为难又使我感到骄傲的故事。
他原是历史系77级学生，不安心本专业学习，却执著地对神农架的野人感兴趣，他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他说，如果不允许他转学，也许他会成“野人”。经过生物系教授对他的考察，他的确掌握了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于是同意他转入了生物系。但是，他不太重视课堂学习，主要精力放在野外考察和业余科学研究上，可是，到了毕业时，他有两门必修课不及格，按学籍管理规定，只能发给他大学结业文凭，而不能颁发毕业文凭，更不能授予学士学位。对此，他并不服气，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找我，他问道：
“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
“两者都重要，不过一般来说，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
“校长，你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学生自认为符合校长提出的要求。因此,希望校长特批，准予给我颁发合格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
多么聪明的学生！他以我之矛攻我之盾，以达到看似不合法但又是合理的目的。当然，我很欣赏他的才华，于是，作为特例，我批准给他颁发了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我任校长8年中惟一的一次破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癌肿研究所工作，应当说这是很符合他的特长的。
两年以后，王小村带着他新发表的论文，再一次找到我，提出了使我更加为难的问题，他说：
“校长，癌肿研究所对我不太合适，我希望调回母校工作，以利于我今后的发展。”
“你要调回学校工作，必须要征得生物系领导的意见，由于你当年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们对破例给你颁发毕业文凭一直持反对态度，因此，你要回生物系工作可能很困难。不过，我可以试一试，不知能否说服他们。”
武汉大学科研工作一直薄弱，王小村科学研究能力强，有创新精神，从内心说，我是同意调他回来的。但是，在征求生物系领导意见时，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一致拒绝接收，并说：
“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把他调回来当教师，也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教师，那只能是误人子弟。”
顶牛很厉害，经过多次商量，我没有说服生物系的领导，受爱才之心的驱使，最
后我还是决心把王小村调回来，并约请生物系的领导作了一次交谈，我说：
“我们在对待王小村的评价上，的确存在不同的看法，尽管你们不同意，但我还是要把他调回来，你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至于王小村是不是一个人才，我们暂不作结论，让我们观察他5年，如果他的确是一个人才，那是母校的幸事；假若他成不了才，那只当在我们2200个教师队伍之中又增添了一个不合格的教师，你们可以惟我是问，我也愿意就此向你们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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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的固执，王小村于1984年调回到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工作。颇为争气的是，次年他参加了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第14届肿瘤学术大会，宣读了他的学术论文，获得较好的评价。会后，他被聘请为英国皇家化学会的会员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海外评审委员。1987年，一个险些连学士学位也拿不到的他，居然被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邀请去做博士研究生，于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被英国牛津大学脑科学研究所聘为客座教授，现为美国法摩康公司总裁。
我校转学制度在报纸上披露以后，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时人才有如“孔雀东南飞”一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些学生纷纷投书，想通过转校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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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改革的黄金时代(2)
各方面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反映是好的，可惜正启动这项制度时，我却被免职了。也因此，武汉大学的改革走了回头路，这也是我极不忍看到的。
教学制度改革最后一项是插班生制，这是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关于插班生制的实施，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下一节将作专门记述。
总之，20世纪80年代是武汉大学改革的黄金时代，而学分制、双学位制、转学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和插班生制等6项教学制度的创新，则是其最主要的部分。它们是全校师生奋力拼搏的结果，因此那时武汉大学获得了“高教战线上的深圳”的美誉。这些改革措施，曾影响了一代人，造就了一代人，也影响着全国高等学校的改革，至今仍然令人难以忘怀！
插班生一石激起千层浪(1)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我收到过不少社会青年的来信，他们有的是因为一次高考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有的是自学成才的青年；有的是业余科技发明者。二是我还常常收到一些普通大学或专科大学的学生来信，他们反映，在普通大学与重点大学的学生之间，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
三是对统一高考升学制度的思考，虽然我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策划者，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它的某些弊端也逐步地暴露出来了。如一次考试定终生有失公允，完全以分数高低取人，会埋没创造性的人才。
我反复思考终于从这些思考元素中合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插班生制。
一个好想法的产生固然不容易，但是要把它变成现实更是难上加难。插班生制比起其他几项教学制度的改革，显然要复杂得多，影响面也很大，既涉及到招生、分配计划，又需要###调拨教育经费。
为此，1984年3月，我们正式向###递呈了关于请求试行插班生改革的试点报告。然而，两个月过去，我们的报告石沉大海。于是，5月中旬，我专程去###，找到高教一司司长，向他询问对我们报告审理的情况，并向他口头上作补充汇报。听后，他说：“你们的报告早已收到，我们之所以没有批复，是因为这是一个新问题，过去从没有这种做法，所以，我们必须持慎重态度。这个问题涉及到计划、财务和招生等部门，我们将与有关司局会商，你现在先回去，等有了结果再答复你们。”
这一次空手而归，但我也不虚此行，毕竟与高教一司司长作了沟通。不久，我收到了高教司的电话，告知高教一司签署意见，表示同意进行插班生试点，报告已转到计划司会签，并提示要注意与计划司疏通关系。
又是3个月过去了，但仍然没有得到计划司的答复。我改革心切，于是利用暑假时间，于8月下旬，又一次踏进了###。计划司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不无担心地对我说：“道玉同志，你大胆改革的精神，我们都是支持的。不过，试行插班生制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弄不好将打乱国家招生与分配计划，这可不是小事。因此，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搞这项试验，至少应当观察一下形势再说。不过，这事得经过忠德副部长批示，他现在出差在外，等他回来后即送他批示，有了结果通知你们。”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计划司通知说，###已同意你们试行插班生制，但最后还需要国家计委批准，请你们派人持###的批文到国家计委教育司办理，事已至此，决不能行百里半九十，于是10月初我第3次进京了。接待我的是教育司司长李昌龙，李昌龙司长操着地道四川口音说道：“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你的改革。你们的报告，我们立即批发，不能让你再跑冤枉路了。你们的插班生制从1985年试行。拨给你们90个指标，学生纳入国家分配，所需经费由###拨给。”
真是好事多磨，经过8个月的努力，一个新的插班生制终于诞生了。
武大出版社、学术假、学术沙龙(2)
总之，这一活动很适合青年教师的口味，有利于他们身心发展。广大的青年教师十分热爱它，称之为自己的“成长之家”。当年的一大批青年科协的活跃分子，今天大多成了各系科富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博士生导师，是武汉大学在科学研究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力量。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生动活泼的学术社团活动，不仅丰富了第二课堂的学习内容，而且还推动了第一课堂的教学改革。
我校数学系教授路见可，教学得法，能深入浅出地把深奥而又抽象的数学理论，讲得生动易懂，深受学生欢迎。学生对我说，听他的讲课是一种享受，如果谁因事请假，那一定会委托同学把他的讲授录音下来，以备品尝其中的快乐。这就证明了一条教育原则：对于教师来说，能深入浅出的是好老师；对于学生来说，能浅入深出的是可怕的学生。
一个掌握了乐教的教师，他不会用点名来把学生束缚在课堂上，而是用精湛的教学艺术来吸引学生。我十分欣赏和支持经济系一位中年教师的做法。他向学生宣布：“凡是选修我的课程者，可以实行‘三许三不许’：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果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或做别的事，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乏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允许打鼾。”这个规定既幽默又耐人寻思，的确不愧为开明之举，因而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无疑，
敢于做出如此规定的教师，本身就是敢于向自己挑战，也是他的能力与自信的表
现。这个做法实施以后，获得了与规定内容相反的效果，他上课时，不仅没有缺
席的，也没有在课堂上打野的、睡觉的。相反的，他的课年年红火，堂堂爆满。
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人格的魅力，是教学法的魅力。我始终认为，学生厌学、
逃课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教师教学不得法却是最主要的原因。
1985年，全国各大学在端正学风、严肃学纪的统一部署下，各地都把清理不合格的学生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从媒体上不断获悉，不少学校一批又一批地把学习不好的学生退学了。面对这种情况，我陷入了深思：我们大学的领导人，在处分学生、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作为教者的义务是什么？我们是否想到，那些被赶出校门的学生真是愚不可教吗？退学又会对他们未来的命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那一次整肃学风中，我校教务处也进行例行的清理，共查出了全校有两门或两门以上不及格经补考仍不及格的学生25人。按照学籍管理规定，应该劝其退学，别的学校也都是这样做的。然而，除了违法者和屡教不改者以外，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是反对处罚学生的。为此，我召开了校长办公室会议，专门研究了如何处理25个学生的问题。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为处理25个学生，我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凡学了三年者，可发给大专毕业文凭，并尽可能推荐介绍适合的工作；二是学习年限三年以下者，如果是因为专业学习兴趣不对口味而影响学习成绩者，应允许转入其感兴趣的专业学习，但要跟下一届学习；三是如果是因为学习基础太差，允许留级，采取特殊的帮教措施，力争使他们赶上去。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所以那25个学生基本上做到了各得其所，没有一个学生背上思想包袱。
对于自由、宽松的学习制度，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的。校内的一些对改革不满的少数人，在校外某领导人的指使下，写诬告信，制造流言蜚语，说什么“刘道玉的改革是搞花架子，迁就学生，降低了教学质量，办学方向有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0年代是武汉大学历史上出人才、出成果的最好时期。重点大学、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和出国研究生的考试，其录取率连年位居全国的前列。毕业的分配，是最能说明一个学校培养学生质量和社会对学校信誉的认可。那时，我校的毕业生深受国家各部委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用人单位的欢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深圳市和海南省，对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情有独钟。《中国青年报》一位女记者采访学校后评论说：“我跑过全国许多名牌大学，很少见到像武大学生那样富有创造性气质的。”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古往今来，只有上访鸣冤的，要求平反落实政策的，还未听说有上访要求不当官的。这又是刘道玉的一大发明创造。”这是1983年春，武汉大学校内的一些知情人对我的议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83年3月下旬，中央派出了一个工作小组，住在东湖“百花村”1号。该小组的负责人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陈伯村和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他们的任务是考察和配备省市的领导班子。
3月20日上午，我被通知到东湖“百花村”1号去谈话。当初，我并不知道中央来的是什么人，也不晓得他们找我的意图，还以为是开什么座谈会，或是征求我对省委领导人的意见。
见面后，陈主任切入正题说：“我们这次到湖北省，是帮助省委搞好武汉市市长的换届调整工作。今天请你来，是给你吹吹风，同时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武汉市现任市长黎智同志已过了60岁，准备退到二线。中央书记处已研究决定，拟任命你为武汉市副书记、市长。我们是来向你传达中央的决定，同时也把你的意见带回去，然后中央再正式行文。”
听后，我顿觉心急如焚，一时竟不知如何对付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我陷入了
两难的境地。于是，我说：“我之所长是教育和化学学术研究，我的最大弱点是不懂经济和市政管理。一个人对他即将担负的工作，如果没有丝毫信心，那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做好那项工作的。经我慎重考虑，我的确担当不起此任，自己受累、吃苦甚至于犯错都是小事，万一贻误了一个300万人口城市的工作，那就是大事了。”
对于欲任命我为市长一事，决非空穴来风。我想来想去，此事可能与时任市长的黎智同志有关，因为头一年9月我随他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离开旧金山回国的头天晚上，他约我到他下榻的房间“聊天”，谈话中流露出意欲退到二线的想法，并表明了对我的良好印象。我猜想，黎智同志推荐我的可能性很大，解铃还须系铃人，也许找他能帮我的忙。于是，第二天我到黎智同志的办公室，向他报告了工作组与我谈话的内容，请求他给我出主意，帮助我推掉这份差使。听后，他笑着对我说：“这是好事嘛，我举双手赞成！推荐你的人很多，我也是一个吧。依我看，你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要下决心，放弃你的学术研究，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嘛！”
在求助黎智同志未果的情况下，我又去找了武汉市原副市长邓垦同志我表示准备到北京直接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希望中央不要下发任命的文件。邓垦同志说：“这样也好，事不宜迟。”在我的请求下，他给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到北京直接向他汇报。时间紧迫，必须赶在中央文件下发之前赴京，我订了3月25日赴京的火车票。
在我准备赴京的头一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3月24日上午，我又接到工作组陈主任的电话，要我再到“百花村”去谈话。他见到我后，笑容可掬地说：“这两天你没有睡好觉吧！听说你准备进京上访，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嘛。我们已向中央反映了你的要求，领导同志很重视，指示说：‘道玉同志既然不愿意干，我看就不要勉强他了，人各有志嘛！他热爱教育，矢志教育改革，就让他留在学校干吧，反正办大学也需要有改革精神的年轻干部。’”这真是圆了我的教育之梦！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1988年10月下旬，中国化学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第23届理事会，我作为理事和终身会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组织者把会址选在此时此地，显然是为会议的代表提供一次观赏香山红叶的机会。
一天晚餐后，厦门大学校长田绍武教授光临我们的房间，这使我受宠若惊。因为田绍武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院士的前身），著名的电化学专家，化学会的副理事长，是我的师辈。无疑，他的到访，使我惶恐不安，历来只有学生向老师请安，但无先生看望学生之理。我一再向田先生致歉，请他海涵。田先生倒是十分谦虚的学者，他一再说不必介意，勿要拘泥于礼节。
我们请田先生坐定后，他开始说：“其实，我的来访不是纯礼节性的，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听说，刘校长卸任后专事学术，这实在是浪费人才。刘校长治校有方，在你的主政下，教育改革成效卓著，学术欣欣向荣，令我们羡慕不已。我的任期届满，即将卸任。为了借鉴武大的改革经验，振兴厦门大学，我校党委研究决定，邀请你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今天我是代表学校向你发出正式邀请。随后，我校将向国家教委和中央组织部正式呈递请调报告。”
“田先生，你这不是开玩笑吧！厦门大学是早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一所名校，在你和王亚南等校长的领导下，人才辈出，是我国东南的学术重镇。厦门大学历来都是卧虎藏龙之地，可以任校长的人俯拾即是，学生实不敢领命。”
这时，田先生面向我的同房卓仁禧教授，他们用闽南话交谈了起来。卓仁禧是武
汉大学化学系教授，与我是同事，交情甚好。他是厦门人，至今在厦门鼓浪屿还
有父辈留下的一栋无人居住的别墅。田先生亦想挖卓仁禧去厦大工作，加强那里
的高分子化学学科的建设。同时，他要卓仁禧教授做我的思想工作，动员我去厦
那时，卓仁禧教授确实有点动心了，因为叶落归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更何况，那里他还有一份价值不菲的祖业需要继承。所以，他反复对我说：“刘道，下决心去吧！你去，我一定跟你去。再说，厦门地处沿海，思想解放，政策宽松，气候适宜，在那里可以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厦门的确具有内地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条件，那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孔雀东南飞”，指的就是内地人纷纷奔向东南沿海改革开放城市这种现象。可是，对于我来说，由于个人特殊的原因，我丝毫没有动过心。不过，对于田校长和厦门大学党委的信任与盛情，我是十分感激的！
后来，国家教委和中央组织部也先后多次来过电话，说服和动员我去厦门大学。他们说：“厦门大学正式打了请调报告，只要你同意，我们马上下任命文件。”尽管他们摆了很多对我有利的条件，也说了保证支持我的工作的许诺，但仍然被我一口拒绝了。
也有人说我太傻了，失去一次极好的机会。其实，何止一次，国家教委还推荐我去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我同样婉拒了。我的主要想法是，我不想当官，而是想做事。可是，在现有条件下，官办大学人事关系复杂，国家教委统得过死，办学人没有独立自主办学权。我之所以被免职，是因为我坚持了改革，为国家教委主要负责人所不容。厦门大学与武汉大学同为国家教委直属学校，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实验呢？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与其将来再一次遭暗算，还不如现在保持自己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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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厦门大学邀请的同时，我还收到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校董会的邀请函，欢迎我去竞争该校校长。我有自知之明，由于我的英语口语不好，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学校长的职责主要是筹措经费。显然，我没有在美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可能为学校募集到足够的资金，于是我礼貌地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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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南大学的缘分(1)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1988年5月18日，海南省正式成立。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林业珉，受海南省筹备委员会的委托，先后发来了请柬和电报，邀请我和夫人参加新海南省的成立大会，并参观考察海南岛。作为一个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的人，我对于成立海南省是拥护的，同时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参观美丽的海岛，考察亚热带和海洋资源。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海南大学的邀请。
我们一行4人，于1988年5月14日，乘火车经广州转飞机到海口市。
在参加了海南省建省的庆典以后，余下的时间主要是参观。林亚珉书记向我们介绍了海南大学发展规划，参观了海南师范学院和海口的名胜古迹。接下来
，林亚珉书记用5天时间，陪同我们从海口出发，沿中线经琼山、儋县、琼中、五指山到三亚，然后再沿东线经榆林、陵水、兴隆、琼海、文昌回到海口，行程千余公里，浏览了大半个海南岛。
对于主人来说，此次盛情邀请我的主要目的，是想要我出任海南大学的校长。在参观的过程中，林亚珉书记与我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表现了一个资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及对我的友好态度、信任与希望。
5月24日上午，我被通知到省政府办公大楼，接受新成立的海南省省委书记许士杰同志的接见。见面后，他说：
“海南省新建，百事待兴。发展经济，教育为本，我们要把培养人才放在优先的地位。海南省原有的教育基础薄弱，我们新组建了海南大学，已经划拨了5000亩的土地，最近准备再拨款3000万，重点给予支持。办好一所大学，关键在于校长，各方面都向我们推荐，希望你出任海南大学校长。在你的领导下，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很成功，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如果你出任海南大学校长，不仅可以直接把武汉大学的改革经验带到海南大学来，而且你登高一呼，一定会在你的旗帜下聚集很多优秀人才，就一定能够办好海南大学，希望你支持我们。因此，我们省委研究决定，拟聘请你为海南大学校长。我们知道，武汉大学是国家重点名校，而海南大学只是一所新办的省属大学，这样的安排使你屈尊，但我们在省里会有所安排，保证你享受副省级的待遇不变。”
对海南的气候条件和改革开放的环境，我是很感兴趣的，海南大学和省委领导的盛情与信赖，我也颇为感动。但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他们的聘任，因为自被免除武汉大学校长的第一天起，我就立下了誓言：“此生自己不再做被官方任命的官，哪怕是一个小组长也不做。”自那以后，我婉绝许多的安排和聘任，这一次也不能破例。于是，我不无疚歉地说：
“我感谢许书记的接见，感谢海南省委的信任。但是，由于我个人的身体和其他的原因，实难领命省委的聘任。但是，我愿意担任海南大学顾问一类的虚一点的兼职，愿意为海南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无保留地贡献我的一切建议，并保证随叫随到。对于我的失礼之处，还望省委理解与原谅。”
与海南大学的缘分(2)
林亚珉书记一直等待我与许士杰书记谈话的结果，他满以为许书记会说服我接受聘任。但是，他失望了，我有愧于他所做的一切。在离开海南之前，我们作了长时间推心置腹的交谈，解释了我不能受聘的原因。同时，我也诚恳地建议，希望他不要再从外校去招聘校长或副校长（此前已找了多位，都不成功），由他本人担任书记兼校长，变两套马车为一肩挑。这种制度本身就是值得进行改革试验的，既可以精简机构又可以减少决策的层次，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虽然我未能出任海南大学的校长，但我与林亚珉书记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关注着这所学校的发展，先后为他推荐了许多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副校长、法学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农学院院长等。我心想，这也许是我对一所寄希望于我的学校所能尽到的义务吧！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改革开放之初，南京大学率先与美国霍金斯大学结为姊妹学校，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该校创建了中美文化交流中心。接着，上海同济大学凭着历史上的老关系，与德意志###国建立了中德交流中心。法国也不甘落后，法国驻华大使连忙会见###主管外事工作的李琦副部长，表明意欲寻找一所大学，依托它建立中法交流中心。###明确表态支持，但是提出了限制条件，即只能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挑选。很明显，这个条件是要回避敏感的问题，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上海的复旦大学与解放前法国教会办的震旦大学有渊源关系。当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的限制条件，对于我校去争取中法交流中心十分有利。于是，1979年9月，我专程到###向李琦副部长和外事局汇报，详细地列举了我校建立中法交流中心的有利条件。功夫不负有心人，同时也由于我与李琦副部长的良好私人关系，最后###接受了我的建议，并正式把武汉大学推荐给了法国驻华大使馆。
法方对于###的推荐十分重视，先后派文化参赞和科技参赞来校实地考察，我们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们。我们的优势是：第一，我校外文系设有法语专业，拥有一支素质较好的法语教师队伍，不久将把法语专业独立出来成立法国语言学系。第二，我校数学系是中国大学里最好的数学系之一，该系有多名教授早年留学法国，他们同法国数学界有着传统的友谊与合作。中法两国均为世界上的数学大国，我们两国数学家的合作，将有助于数学学科的发展。第三，根据我国政府与非洲一些国家的协议，湖北省在农业、水利和医疗方面，承担了援助某些非洲国家的任务，而这些国家都是使用法语的。因此，我校每年都要承担多批援外人员培训法语的任务，这是扩###语应用的极好机会。法方对我的介绍十分感兴趣，经过两国政府的批准，一个以教育交流为主的中法交流中心在武汉大学诞生了。
应法国外交部的邀请，一个由###派出顾问参加的武汉大学代表团一行14人，于1980年1月20日至2月10日访问了法国。
法国外交部对代表团的安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用两个星期参观，第二阶段用3天的时间与外交部会谈，敲定合作协议的文本。无疑，这种安排是十分科学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增加对法国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感性知识，这就给了我们在会谈中很多主动权。
在代表团中，有3位老教授早年曾在法国和美国留学，自20世纪30年代初回国以后，已有半个世纪没有出过国了。我自1963年由苏回国以后，也有近20年没有出去了，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我几乎是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到了高度发达的法国，就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每个人都很珍惜这次参观的机会，希望多学习到一些先进的东西。
代表团访法期间，先后参观了巴黎、格林诺布、图鲁兹、艾克斯—普鲁旺斯、里昂、斯特拉斯堡等6个城市50个单位。其中，高等学校28所，科学研究所12个，政府机构4个，医院2所，工厂2个，图书馆和博物馆2个。这次参观是以基层为主，按照专业分组对口考察，总共参观了100多个教学单位和科学研究实验室。虽然这次考察不够深入，但考察的面比较广泛，内容比较丰富，初步了解到法国大学教育的某些特点，看到了法国一些先进实验室的装备情况，结识了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总之，这次考察是顺利的，收获是巨大的，为今后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中法交流中心（下）(1)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回到巴黎以后，同法国外交部的谈判任务则是沉重的。那时尚处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不够解放，许多禁区还没有打破，内部规定的外事纪律很严格。
在会谈之前，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由于怕旅馆内装有窃听器，我们利用星期日去参观离旅馆不远的拿破仑墓，佯装旅游者，实际上是讨论与法方谈判的内容与对策。根据对法方意向的了解，我们估计到在谈判中遇到的敏感问题有：第一，在武汉大学创办中法数学试验班（此意是我方提出的），运用法国大学数学教学大纲，各课由中法两国教师用法语授课（中方教师逐步推行）。有人认为涉及到教育主权。第二，武汉大学欲办《法国研究》杂志，法方表示愿意资助办刊经费。有人担心，法方拿钱收集情报，是否有文化渗透之嫌？第三，法国有一个世界运用法语教学协会，其成员多是法国前殖民地，现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非洲国家，如果法方提出要我们参加，我们应当如何表态呢？不参加吧，怕影响双方的合作；参加吧，与法国前殖民地国家为伍，是否有损国格。
其实，我们原来的担心是多余的，法方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态度是诚恳友好的，凡是我方提出的建议和要求，他们一般都予以接受和采纳。经过两天的会谈，先后修改了两次合作与交流协议，最后形成和签订了《武汉大学与法国合作与交流纪要》。《纪要》包括以下内容：
建立法国语言文学系，法方当年向武汉大学派出4名法国教师（其中一名是文学方面的），他们一方面直接对大学生教学，另一方面帮助提高该系法语教师的业务水平；1980年向武汉大学赠送一个25个座位的语音实验室，1981年再赠送一个；向法语系赠送所需要的图书、期刊、收音机、录音带等资料。
开展科技法语教学；创办中法数学试验班；互相交换留学生；互换访问学者；
武汉大学将于1981年建立经济管理专业，1983年升格为经济管理学系。法方派专家到武汉大学考察，帮助筹建经济管理学系，提供教学资料，培训中国派遣的留学生。双方还商定，在武汉大学建立法国问题研究中心（所），出版《法国研究》（双语），法方将为中心提供研究资料和部分经费资助。
武汉大学与法国的交流一直延续到1994年。据我所知，这项合作是很有成效的，无论是在中国或在法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仅派留学生一项，武汉大学先后向法国派出300多名留学生。我在法国曾遇到北京大学法语教师，他对我说：“走遍法国每一个城市，到处都可以碰到武汉大学的学生，我真有点嫉妒！”
在武汉大学与法国的交流合作中，中法数学班更是一朵璀璨的奇葩。中法数学班创办14年以来，成绩确实斐然，仅派往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该班的毕业生就有60人，DEA班毕业生8人，还有几十名教师和研究生到法国进行短期研究。
中法数学班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备受法国数学界的赞誉，而且还受到了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关注。正是得到了密特朗总统的支持，才使得中法数学班和中法交流中心持续了14年之久。
中法交流中心（下）(2)
中法数学班最后的停办，不是法国的原因，而完全是武汉大学的责任。据余家荣教授说，1994年法国驻华使馆参赞到武汉大学访问，询问当时武汉大学的一位负责人对中法数学班的态度，这位负责人说，数学班（他有意不提中法二字）是国家教委的，与法国无关。此事引起法国方面的不快，既然与他们无关，于是中法数学班就停办了。与此同时，法方也完全停止了无偿地向武汉大学派遣法国专家，一个曾使武汉大学颇为受益而又备受世人羡慕的中法交流中心也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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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1)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日本创价大学是于1970年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它的创始人是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
武汉大学与创价大学的姊妹学校关系的建立，池田大作先生是首倡人。他于1975年和1979年两度访问武汉大学，受到了数百人的夹道欢迎。
1987年11月1日，是创价大学建校17周年的纪念日。应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和创价大学校长高松和男的邀请，我赴该校参加庆典和访问。
当晚，池田大作先生设宴款待我们一行，创价学会、创价大学和东洋哲学研究所的许多老朋友出席作陪。
我知道池田大作先生知识渊博，十分健谈，特别是他喜欢以对话的方式与各界人士交流，曾出版了多本对话录。于是，我想利用晚宴的机会，就教育问题向他请教。在征得池田大作先生同意后，我们的教育对话就在席间自由地开始了。现将所谈及的几个主要问题摘录如下：
刘道玉：池田先生，作为创价大学的创始人，您认为理想的大学应当是什么样的
池田：一个理想的大学不仅要有优美的校园，一流的教
授，高的教学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更重要的还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大
学既要作高深的学问，但又不能钻进象牙塔内；既要联系社会实际，但又不能陷
入功利主义。大学教育应当是一种探索，教育青年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
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生活方式。
刘道玉：在中国大学里，教师对学生实施的灌输教育，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略能
力的培养，请问在日本大学里的情况如何呢？
池田：您所说的情况在日本大学中也普遍存在。近年来，日本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不断地发出呼吁，指出大学教育存在偏重传授知识的弊端。我至今认为，大学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必须要启发智慧，因为知识并不直接等于价值。把知识转化为价值的是具有完整人格的人类的睿智，是创造性的能力。
刘道玉：我完全同意先生的精辟的见解。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曾提出创造性的
人才观，大学应当培养创造性的人才。
池田：我同意校长先生的观点。人是有创造能力的动物，如果剥夺了他们的创造
乐趣，他们就无法生存了，社会也不能前进了。
刘道玉：大学的教授是办好学校的依靠力量，每个大学都致力于聘请好的教授，
那么您认为最好的教授是什么样的教授呢？
池田：我知道，在中国古代有“人师”与“经师”之说，所谓人师，指德行，可作人们表率的人；所谓经师，是传授专业知识与能力的人，只有二者兼备，既是教学能手又是富有研究成果的教授，方可称得上是好的教授。
刘道玉：真是精辟的见解。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求。”
池田：校长先生，您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代的
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2)
刘道玉：一般来说，我和大学生们有着良好的朋友般的关系，关心他们的要求，参加他们的活动，与他们开展对话，给他们写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既是受教育者，又是学校的主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当代的中国大学生主流是好的，他们勤奋学习，思想解放，对新事物比较敏感，是教学改革的一支依靠力量。我的体会是，多与青年交朋友，可以防止思想僵化，保持旺盛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当然，年轻人也有缺点，甚至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这并不可怕，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包括在错误中受教育，惟有如此，他们才能成为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池田：我很欣赏校长与大学生交朋友的方法。在一个国家，在全世界，在任何时代或任何社会，在展望未来时，只能寄希望于青年。
在宴会结束时，池田先生告诉我，明天上午10时，他要主持一个颁奖仪式，向我颁发东洋哲学研究学术奖。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1988 年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
在我被免职以后的几个月内，来探视我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既有校内的教师、学生和职工，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理论界的名流，党政军部门的领导朋友，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年轻的朋友。
俗话说：“心底无私吃得香，睡得安稳。”虽说突如其来的免职使我失去了改革的舞台，严重地打击了我改革的积极性，特别是使我准备推行第二个十年改革的计划受挫。但是，我没有忧伤，很快地调整了自我，把目标由校内转向了校外，
由公立教育转向了民办教育，由单纯的教育转向包括教育在内的大文化建设，为
继续推进进改革事业而努力着。
最早向我提出建议的是经济学院的几个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他们建议我在广州黄埔军校原址创办黄埔经济大学。说实在的，我的确有点心向往之。但是慎思起来，又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根本无望得到政府的批准，再加之经费来源问题，特别是黄埔港的迁移等问题，几乎是无望解决的，因此不得不放弃这个近乎是幻想的方案。
放弃创办黄埔经济大学以后，我的思想并没停止下来，很快又开始设计新的办学方案。鉴于我国严重缺乏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于是我又萌发了创办一所高级管理学院的想法。经过我实地考察，拟将该学院建立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的唐家湾，它面临珠江口,是清末要员唐绍仪的私邸，是办学的理想之地。我曾就办学之事，与珠海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过多次洽商，办学方案也递交给了他们。尽管他们很赞赏我的办学方案，但它毕竟是一项创新的事业，可能牵扯到方方面面，难以付诸实施，于是也就不了了之。
根据多年对高等教育改革研究的心得，我起草了一份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方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倒是很愿意去实践这一方案。
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弊端是什么呢？我把它概括为六点：一是管得死死的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二是填鸭式的灌输教育原则；三是单一学制和狭窄的教学制度；四是单纯以分数高低取舍和评价人才的考试方法；五是大包大揽的学校为社会的小农管理方式；六是单一的非再生式的拨款机制等。在六弊之中，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堪为弊中之弊，它的大弊端就在于：由一个部门垄断办学，用一个固定的模具把学生铸造成同一规格的产品，导致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从而抹杀了人才的差别，束缚了他们的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中国实验大学不应再沿袭现有众多大学的模式，应独具一格，走一条创新的办学的路子。
为了使我的建议能得到支持，我把“创办中国实验大学方案”寄到###和中央主管教育的负责人，同时我也寄给了全国几家大的报社。不出我所料，国家教育高层人士对“方案”没有任何反馈，如同石沉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