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友最近中国经济现状2018上出现了危机,他愁着借钱,而我就在这个时候不停的找他拿钱,因为我工资还没有发就找他拿

“我经常会被人问到问题,当中国经济出现一些波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要不要配个美元资产,要不要换点外汇去炒炒美股,到海外去做什么投资?我对这些问题都有标准答案,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现在看,A股很多都很便宜

最近股市在调整,房地产也在调控,大家看到的新闻基本负能量居多,甚至有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批评我们政策。但是,对于中长期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很多问题要全面看,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比如我们去杠杆,哪有去杠杆没有阵痛的呢?不去杠杆而放水,有的人好像很开心,但短痛长痛总要选择一个,历史上没有哪个经济体在去杠杆过程中没有阵痛,大家都希望货币放水,但长期来说货币放水就是贬值、积累金融和债务风险,一定是这样的。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再比如说现在A股市场,我看现在A股市场大家都悲观的不行。那5000点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喊10000点不是梦呢?风险是涨上去,机会是跌下来的,现在看,A股很多都很便宜,现在的风险比两年前、三年前那时候的风险小多了。从长期来说,现在这个市场其实很多股票真的很便宜,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两面,是辩证的。

针对经济。我在2015年提出“经济L型”,2016到2018年中国经济是波动筑底。2016到2017年,第一个小周期筑底,然后从2018年经济又开始回落,应该是2018年下半年下行压力更大。这一次回调大致会在2019年上半年见第二次底部。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经济会失控,这次经济的微调是有底的。

针对政策。现在的政策总体来说,采取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所以这个做法都是对的。但是有些细节上可能需要完善,在结构上需要调整,大方向肯定是对的。但是它短期一定是有阵痛的。比如说流动性的收紧,我认为一直到今年下半年这个流动性总体还是偏紧,但是会相对结构性的放松,主要在基建和小微以及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在后面会进行结构性宽松,但绝对不是大水漫灌。

贸易摩擦:最好的应对就是改革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战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难道你以为美国会自然地把世界领导权拱手相让吗?这不仅仅是贸易战,而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是由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价值观等差异所引发的世界领导权更迭之争,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也不能类比当前美国和欧洲日本的关系,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战等的演化模式。对于这个问题,恐怕我们还要有清醒的认识。

中美贸易摩擦确实也折射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仍有很多功课要做。坦率讲,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内部审查,更大力度的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这是我们客观要承认的。

从数据上看,现在美国的GDP大概是19万亿美元,占全球24%。中国现在是12万亿美元,大约占全球的GDP比重是15%,中美加起来占全球GDP的比重40%,排在第三位是日本,大约占5%多一点,只是我们的零头。现在确实是巨头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还在以每年6%以上的速度在增长,美国是年均2%,最近的速度可能又高了。但是时间对我们是有利的,美国最怕的就是这样发展下去的时间。但是我并不认为贸易等很多问题大家是双输的,我认为是可以实现共赢的。国际贸易问题大家一定是双赢,只不过它带有强烈收入分配效应。

对于我们而言,我觉得我们是要稳住,做好自己的事情。老一辈教给我们的东西不要丢了,就是韬光养晦、闷头发大财。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天然是为强者制定的,不要试图去挑战它。当哪天我们强大起来以后,自然地就对你有利,但前提也要更加的开放,更加的改革,你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能够得到世界的认同,你自然而然都得到相对的地位。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我有三个基本判断:具有长期性或者是严峻性;这是以贸易保护主义之名的遏制;我们最好的应对就是改革开放,没有别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

中国最大的人口红利来自于1962年到1976年

对经济形势的看法。2009年,当时我刚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在国内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经济可能永远告别了高增长的时代,中国经济要增长阶段转化,增速换挡。为什么要增速换挡?简单来讲就是人口红利的渐行渐远,我们必须由要素投入型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关于中国人口、经济,为什么高增长?用模型来讲叫资本劳动技术,或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好的制度,释放了人创造财富的能力。

大家记住中国最大的人口红利来自于1962到1976年的婴儿潮。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很多特点与这批人有关。简单来讲,中国过去高增长就是这一批人年轻时干出来的。最近我们说的老龄化,其实就是这一批人年龄渐长。过去20年是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就是这一批人结婚生子要买房。

人,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才是所有消费升级的根本趋势。1962到1976年出生的这一批人,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很多主要特点。1962到1976年的这一批人在90年代,二三十岁,当打之年,人多,年轻,便宜,再加上改革,中国肯定高增长。

年40年,中国年均增长

2018年1月9日-1月18日,正略集团联手中伦律所主办的“新时代新产业新城镇新园区”2018新年系列论坛将在北京隆重开幕,本次系列活动邀请了地产、经济、国际关系、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大咖,为您解析、判断未来,展望2018年!详情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报名信息。

2018年,是中国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的开局之年。展望2018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必须明确,十九大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是什么含义,中国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的周期性变化?2018年宏观经济政策将如何实施?

曹远征教授作客正略集团2018新年论坛,从专业、前瞻、客观的角度对2018年的宏观经济发展前景进行解读、剖析,并就大众最关心的人民币汇率、企业发展以及政府PPP项目等问题进行了精彩回答。

曹远征:接下来和大家讨论一下2018年的宏观经济。2018年是一个分水岭,因为世界经济正处在十字路口,中国经济正进入新的阶段,所以讨论宏观经济非常重要,(因为)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究竟在发生什么。

中国经济正进入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宏观经济的安排具有新的去向。在新的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未来在什么地方?今年乃至未来几年中拥有三大任务:防范风险、精准扶贫、防治污染。中国的风险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金融风险,包括杠杆率、汇率问题。

中国将开始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很重要表现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内涵和意义在什么地方?这一点大家需要关注2018年宏观经济问题。

十九大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阶段的标志,首先是对中国的基本矛盾的表述发生了重大变化。40年前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使中国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当时的基本矛盾不再是所谓阶级斗争,不再是党内的走资派。对基本矛盾的判断是人们对物质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跟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经济成为全党工作的重心,所以就有了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40年以后,新时代新的矛盾,跟传统不一样了。这个时代新的主要矛盾,按照十九大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日益增长美好生活的需要,按照十九大的解释,除了物质文化,还有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环境、安全。相对这样一个美好生活的需要,目前在供给方面还不充分、不平衡,必须得改革。

换言之,改革应该是五位一体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是五位一体的经济体制改革,更重要是政治、社会、文化、生态这样全面的改革。由此中国进入新的改革时期,不是过去的改革,而是面对一个新的状况。在新的状况中间,我们规划了未来中国的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40年前,规划中国是三步走,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基本实现小康,第三步在21世纪进入中等国家发展行列。经过40年的发展,解决了温饱,基本实现了小康,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十九大说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用15年的时间也就是在2035年左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比40年前规划整整提早了15年。

第二,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用15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不仅仅是经济发达,更是富强、民主、文明和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时间表,也是一个路线图。

第三,在这样一个时间表、路线图中间,我们当前面临的是历史交汇期,是从一个旧的状况转到新的状况历史交汇期,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要奠定未来15年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必须得完成这样的转变,包括三项攻坚任务:防范金融风险、精准扶贫,同时防治污染,把这三项变成基础性的工作。中国经济正处在这么一个转折点上,所以分析和讨论就至关重要。

这是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在新的历史中的一个必然产物,需要先看看世界经济的发展。十九大报告中间有一段话,“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连续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但是它同时也说“世界面临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病、疾病非传统安全危险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这是世界经济的状况,是全球经济的运行状况。金融危机爆发10年来,现实经济表现实时达不到潜在增长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表现为产能过剩,而中国的产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因为中国的产能过剩就变的非常严重。

如果世界经济不能好转,产能过剩问题就会持续存在。今年2017年世界已经开始好转,第一次可能在2018年达到潜在增长水平,但也存在可持续性的问题,随后会说到。第二是全球贸易GDP和增长情况。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10年前全球化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贸易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由于贸易增长快,经济增长快,金融的发展速度快于贸易增长速度,导致全球化在很大程度表现为金融全球一体化。但是金融全球一体化发生以后,状况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在发生变化,但是贸易增长速度却更低。在2015年前的五年中,国际贸易增速始终低于GDP增速一半。2017年刚刚略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2018年情况又堪忧。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低,贸易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金融动荡就变成了全球司空见惯的事情,包括人民币汇率波动,这是在过去10年的情况。

这个情况被人们解释为世界经济新常态,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因为全球的全要素生产率,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下降水平。如果说2017年经济在复苏,全要素没有改善,这个复苏仅仅是一个复苏,不是增长过程,不可持续性由此显现。昨天发表的世界银行关于2018年全球展望,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比2017年要快一点,但是增长很可能随时嘎然而止。

全要素生产简单来说就是劳动生产力,需要靠技术进步推动,而我们目前正处在上一轮技术革命末期和新一轮技术革命前期。末期前期的这样一个交接时期是黎明前的黑暗,而黎明前的黑暗最黑暗。如果新的技术革命不能到来,那么世界经济低迷的状况可能会长期持续,于是越来越多人相信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这是2011年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长提出的。我不否认现在互联网发展如火如荼,但是它不是本质性的一个技术变革,“互联网+”提高了原有的生产效率并没有改变生产技术,共享单车说穿了还是一个自行车。传统的工业革命是物体物理移动的速度,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了蒸汽机,火车取代了马车。马车可以手工制造,而火车必须机器制造。机器大工业精确理解,不是机器大工业,是工厂制度的普遍化,是大规模金融生产出现的工厂制度。

第二次工业革命有了内燃机、电动机,速度发生革命性变化。比方说有了飞机,有了航空工业。制造飞机是精密制造,精密制造是要靠制造机器的机器,从而就有了装备制造业,就有了重化工业。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带动制造技术新的开启,出现了新的工业化的浪潮。自那以后,物体物理移动的速度有了质的变化。互联网是改变了信息的速度,但是没有改变物理速度,它的制造技术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在投资界,(质的变化)代表着新的未来,代表着脱离地球的速度,每秒7.9公里,那是新的高度,意味着整个制造行业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如果空间技术能产业化,能商业化,那这是革命的变化。但是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是见不到了。

换言之,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世界经济这种革命还没有到来,而是处于低迷的状态。这是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周期,我们处在上一周期的末端,处在新一周期的始端,处在两轮技术革命的间歇期。

这种间歇期,其实我们过去见过。比如说蒸汽机到内燃机之间也有间歇期,低迷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在政治学上的原因就是跟此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处在一个高杠杆状态。二战以后人们发现经济周期也就是以生产的过程为代表的经济周期,对人类是很大的伤害,而要对付这个周期就是宏观经济学。所以宏观经济就是从总需求得办法来控制周期。宏观经济就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反危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基本作用原理就是扩张资产负债表,提前消费,提前购买,把过程的产能消化掉,从而让危机不要发生,至少不要发生太严重。

这个过程中间出现杠杆在持续加长,当杠杆持续加长以后一定会出现一个加杠杆去杠杆的一个周期,这就叫金融周期。金融危机表示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是杠杆的快速衰退导致的一种危机,跟产能过剩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资产负债表可能有某种原因导致突然出现的衰退,只不过金融资产负债表是杠杆最长的,最容易衰退,所以叫做金融危机。次债危机是老百姓住房贷款还不起了,家庭资产负债表出了问题,贷款还不起,银行就出了问题,而银行金融机构又是系统性重要机构。如果要倒的话整个社会全面危机,于是政府要抢救,就把美国政府拖到泥潭里了。美国政府用加杠杆办法对付去杠杆,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美联储印票子卖国债,导致美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在危机之间扩张了3倍,所以美国两党对政府的负债天天吵得不亦乐乎。

全球杠杆最高的政府是日本,日本的政府的负债占GDP的250%,其次就是美国,超过100%。德国也有百分之八九十,像希腊这样一个高负债率国家,政府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全面衰退。政府没钱承担这么高负债率,就只有借钱来放,滚动发展,终有一天借不到钱了,不仅福利发不下去,而且过去的钱也还不了了。而持有政府债权的都是金融机构,政府资产负债衰退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衰退,企业得不到融资,企业资产负债衰退,解雇工人,家庭资产负债衰退,整个债务危机就开始循环。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全球性的危险除了气候变暖、恐怖主义,还有就是金融危机。全球需要对金融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的改革,是为了防范金融危机。通过政府加杠杆来对付整个经济部门的去杠杆,会让政府的负债率在非常高的位置上。日本负债率在250%,美国超过100%。加入欧盟曾经有一个标准,就是一国政府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如果拿这个标准衡量全世界政府,只有中国政府能满足这个标准,其他全都超了。

在这么一个高杠杆状态下,杠杆随时都有可能衰退的,风吹草动就衰退。杠杆一退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但是不退弄不上去。再加上世界经济在复苏,退的可能性会凸显。世界经济的宏观政策处在两难,退不退,退多少,怎么退法。美国天天在说要退,加息缩表,但是始终是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犹犹豫豫。特朗普选择的这位新主席,也表示加息要慎重。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如果出现了新常态,那新常态的标志仅仅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递增长,一个比较低的通胀。全球通胀放了这么多货币没有超过2%,处于一个比较低的贸易,一个比较高的杠杆。

这个世界跟2018年前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由于经济增长表现达不到潜在增长,产能过剩严重,预示市场变的重要,会出现去全球化的逆流,这就是保护主义。2018年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欧盟、美国都相继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WTO规定,加入WTO以后15年以后中国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美国条款调查不合道理是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WTO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在向WTO申诉中不能动用国内贸易法。因为动用国内贸易法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是违背国际准则的,是去全球化。

欧盟贸易总司讨论的问题是钢铁,目前全球都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中国钢铁产能占全球产能一半以上。但是中国钢铁产能是有竞争力的,中国的钢铁生产成本除了生铁成本高于全球平均成本,其他成本都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只要生产成本低,进入美国市场是正当的。欧洲因为成本太贵了,所以应该进行技术革新。这是一个竞争,不能因为竞争而关闭市场。欧盟对于自由贸易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公平贸易。比如钢铁损失了欧洲钢铁工业机会,律师就在欧盟议会中反对中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要求欧盟重新审查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前两天有消息称德国在修桥,进口几万吨中国钢材。德国的钢铁协会说这是反全球化,这是在撕裂过去的国际贸易的自由贸易的准则。

在这个基础上,民粹主义的上升,就出现了包括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和现在出现的一系列的变化。如果有周期的话,上一轮周期是全球化,新一轮周期是不是也是以去全球化为开启。在2018年无论是什么工作,同过去的都不一样。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捍卫全球化,是捍卫自由贸易。

现在生活水平好了,要求吃绿色食品,但是现在很多人天天反对转基因食品。中国转基因产品交易量最大的是大豆,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在商品交易所看到期货品种就是转基因大豆。大豆是中国的土产,那能不能不进,自己种大豆,吃中国豆油。但是冷静一想,显然大米比大豆重要,所以大豆只好进口。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白糖、棉花这些大宗,又不是最基本的大宗商品,将来都是在国际贸易渠道上。现在生活好了都要开车,开车就要用石油。中国是石油第一大消费国,进口国。去年中国的进口油占了中国消费量的62%。1993年中国在转入石油进口国短短25年,石油一大半消费是要靠进口的,那么一个安全的国际贸易的环境由此就变成中国的国家利益。很多东西要靠国际贸易,靠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中华民族奋斗也要捍卫自由贸易,这是为什么特别强调中国要捍卫全球化。

保护主义,对人类是伤害,对中国更是伤害。“一带一路”是改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举措,意味着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主义义务,而这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十九大说世界经济正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的状态,过去经济讲的是宏观调控,是做在需求侧的,但是欧洲货币政策利率变成负的,需求上不来,就意味着政策走到头了,没法做了。挑战在于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需求问题,因为供给是个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随机的,根本不知道他发生在哪儿,为什么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但是现在的现实迫使人不得不转头关注供给问题,也就是要关注技术进步的随机性问题。

全球传统经济政策总需求政策走到头了,而新的供给又没出现,自然就是一个风化不稳定不确定的时期。要找到确定化,稳定化的办法,就是要协调一致。两年前在杭州召开的20国杭州峰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20国在杭州峰会中间达成共识,要一致努力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其中最重要一条要把发展问题作为世界经济首要问题,置于核心位置。过去世界经济治理不是讨论发展,而是讨论平衡问题。但现在发展是头等大事,提出来以后,结构性政策就成为第一位。于是20国峰会最重要成果是20国深化结构性改革,而结构问题就是在供给方面问题。

由于技术进步是随机的,不知道怎么变动,所以一定要为结构变动创造一个环境,这叫结构性改革,让新的技术进步创造一些环境。按照20国峰会提出的9个领域,如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改善金融基础设施,促进财政体制改革,促进竞争力商业环境,改善金融体系,增强环境可持续性,促进包容性增长,和中国供给性结构改革如初一致。换言之全球都开始供给侧改革,只不过中国政府不想强调这个结构性改革不是在需求侧的,而是在供给侧的。其实全球无一例外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改革,结构调整变成未来时代的主题。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用美国或雇美国人这是美国的结构调整,改变过去的超前消费,负债消费,转成投资驱动,这就是结构调整。

在结构调整中间,如果不相互协调,不相互沟通,各唱各的调,各赚各的钱,世界就会出重大问题。举例来说,假如说2018年美国人经济好转,开始加息、缩表。如果加息步伐很快,缩表的步伐很快,美元就会大幅升值。当美国的利率提高,美元升值,就会是两种结果显现:第一,过去货币宽松政策推动的尽管对经济增长帮助不是很大,但是防止更大衰退,推动资产价值上涨,导致美国价值涨的非常之快,会出现快速回落。第二,即使不回落,由于美元升值,各国的资金会流向美国,这些国家会不会出现类似2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外资大幅流出,引进本国货币而大幅度贬值。所以说在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协调就变的非常重要了。“十三五”计划中,将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就有协调,其实在国际上也一样,但现在世界的协调性却变的越来越差。

假如说捍卫全球化是中国的责任,而且中国的确已经在履行这个责任,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今天世界经济份额和贡献率,在大幅上升,从增长率来说,贡献了每年经济增长三分之一,份额来说已经在大幅上升,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是第一大贸易体,贸易占世界贸易比重在不断上升,是第一大贸易体。全球化是人类的共同利益,由于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体,而且自由贸易对中国来说非常之重要,而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所以自由贸易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由于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也有能力承担这个维护的责任。

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去年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中,联合国把“一带一路”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纳入决议,变成全球经济和社会治理理念。十九大报告说这个理念是国际治理理念,是联合国决议通过的。这个理念是传统中国对世界的一个看法,也是现代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传统中国看世界、运用中国的传统理念看世界,看的不是文化,看的不是民族国家的差异,而是和而不同,是和和共生,是求同存异,是天下大同。“一带一路”的正是秉承这样一个理念,是现代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共商是中国智慧,有事好好商量,谈总比打好。要在尊重彼此利益关键的基础上,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在谈判、妥协的基础上,以和为贵,找到解决的办法。这是中国处理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中国人之道。

谈判和妥协目标是共同繁荣。共建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基本经验,发展是硬道理。尽管存在很多的困难,但是蛋糕做大是解决困难的前提。改革开放40年前,中国还有三亿人口处在半饥饿状态,40年前的问题跟40年后的问题完全不一样。经过改革开放40年后,蛋糕做大了,开始焦虑其他事。

早年我获得电影金鸡奖时,奖品是一张自行车票,一个凤凰286自行车。那时候从自行车商店推出来,比现在开出一辆宝马奔驰都令人羡慕。

所以说发展是硬道理,尽管蛋糕做大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蛋糕做大为解决其他问题奠定了一个基础。共建的目的是要共享,是提升福祉。尽管“一带一路”的路还很漫长,目前没有形成一个机制,还有很多的挑战,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样一个理念已经开始受到关注,受到响应。

“一带一路”是一个倡议,不是一个中国的战略,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需要更多的巴掌来参与。这是全球新的治理策略,十九大第12部分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跟过去理解的世界不一样了。2018年对中国来说不仅仅是要拉着马车,很重要的一点还要抬头看路。

对中国来说,要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十九大强调开放的格局正在形成:第一点,十九大以后宣布中国金融业服务业开始对外开放,三年内取消股比,外国金融机构可以在中国设置金融机构,中国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第二,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自由出境,意味着资本市场的开放。中国展现更大的开放,拥抱世界,希望为全球化做出贡献。

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必然。进展速度非常快,人民币国际化现在进入新的阶段,由双边使用开始走向多边使用,因为只有多边使用才叫真正的国际货币。换言之,现在人民币是中国人跟泰国人做生意用人民币,韩国人做生意用人民币,如果韩国人跟泰国做生意用人民币,这就叫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处在这个阶段。李克强总理的蓝莓机制(“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很重要一个标志性产物。

反观中国经济,GDP高点是在2010年的第二季度,从那以后中国利率世界下行已经27个季度,这个下行的问题不在于它的下行速度有多快,而在于它是不波动的。周期是指一个经济体有上行多长时间以后他会下行,一个上行一个下行构成一个周期。一个最简单方法,从过去的周期来推断未来周期,经济上行多少个月会下行,下行多少个月会上行。但是以这种方法来看现在,几乎看不出来。去年中国的周期股变化让很多人赚钱了,但是周期没有发生变化。是产能减少,不是需求的扩张,是钢铁产业盈利了,所以股票涨了,但不是钢铁需求加大了。周期不波动,但是周期严重变形,说明中国经济的问题不能用周期解释。周期的变形,一定出现了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结构性的变化,是结构性变化导致这种趋势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世界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出口导向难以为继,必须转向内需扩张,因为曾经出口是中国经济发动机。第二是出口导向基本要素便宜化,其中是外国的资本全球的资本跟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形成的出口导向工业。中国出口中一半以上,甚至一大半是加工贸易出口,加工贸易出口一半以上是外资企业。中国最大一个出口产品是苹果手机,但是苹果手机是台湾的富士康,只是代工企业。第三是过去中国经济是投资驱动型的,现在人口结构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储蓄下降,从而投资型经济难以维计。第四是节能减排全球趋势,中国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中国过去是资源耗费型,环境污染型的,这些因素曾经都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高铁是2010年出口增速,从那以后就持续下行,到了2014年开始,中国出口国家负增长了。从2015年2016年中国出口对中国经济贡献是负贡献,是脱离GDP的。2018年,尽管世界经济还会再复苏,理论上可能会对出口有帮助,但是中国的出口三分之一的市场,35%是欧洲跟美国,欧盟和美国如果要反倾销,中国出口是很难增长,尽管世界经济可能在复苏。这两天美国开始对中国钢铁反倾销,而且特朗普说的很清楚,这就对中国出口构成很大压力。

这意味着中国的产业,中国的政策必须有出口导向转成内需扩大,这是很艰难过程。曾经一个温州的老板,说冬天不就冷点嘛,多穿衣服,我为了维持生产借高利贷,先把生产维持住,实在不行了,咱们就抱团取暖,相互担保借钱。生产维持住,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冬天总会过去的,只要春天来了,春暖花开,咱们就上。但是这次真不一样,这次冬天不太冷,冬天非常长,还没有看到春天先倒下了,就崩了。借了那么多高利贷,生产那么多产品还压到仓库里根本卖不掉,最后垮了。

假如实体经济低迷,冬天将比你想的还要长,这意味着出口导向型不能侥幸求生。要等冬天过了,冬天可能真是比较难熬,那还不如趁早转向内需扩大。但是转内需扩大对中国小企业来说非常困难,之前多少年做的都是来单生产的订单。至于为什么生产这个卖哪儿去了,根本不知道。于是在转型中,很多解决不够。马云跟刘强东为什么这么火,就是因为提供了救命稻草,可以开网店。其实网店这件事在美国早就有了,但这是中国的特殊时期,这是一个救命稻草,于是才成全了马云。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对中国企业来说,现在本事不在于能生产什么,本事在于能把东西卖掉。销售成为中国企业最大的软肋,从销售市场导向反过来看产品,看设计,看开发。小米雷军就是一军突起,这就是互联网思维,从需求端发起,不在说生产一个什么东西,弄完了以后再卖,客户在那,市场在那,而是倒过来做。出口是过去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现在这个动力在减弱。

第二,是农村劳动力。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通常存在二元经济,一个比较弱小的劳动生产力比较高的工业部门和一个庞大的劳动生产力比较低的农村部门,由于较高劳动生产率工业部门支付较高报酬,预示农村的部门的劳动力愿意转移到工业部门去工作,这个过程就叫工业化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国中的工业占GDP增重的过程,也是农村劳动力持续下降的过程,这就叫工业化。农民工进城这是工业化产物,这是工业化必然结果。中国工业化如果大规模发展,像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大量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到深圳打工,农民工如此之多,相互竞争,压低了工资,形成了中国的廉价制造业。而中国的农民工水平又很高,至少没有文盲,又是在同等技术水平,同等质量下生产的产品价格又是最便宜的,中国产品卖到整个世界,所以中国成为出口导向型国家。加工贸易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但是这是过去的模式。

说到中国农民工的情况,45岁以下农民工50%以上已经不在农村了,都变成农民工了,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不再多了。25岁百分之七八十,农村留守劳动力留守儿童的地方。如果剩余劳动力不再充沛,意味着工资水平会上升,这就是工资标准,农民工工资,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打工,政府有责任提供最低工资,要求企业兑现,所以农民工工资,都在大幅提升。在过去十年都在大幅度提升,每年提升10%以上。

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不是北京、上海、天津,而是西部,宁夏,广西、甘肃、重庆,有的增长突破20%,一年增速最快是新疆,大约35%。这意味着意味着中国的廉价制造业,不会从东部转移到西部去,西找不到便宜劳动力。富士康把深圳厂关了,现在在郑州开很大的,而且要迁到印度去。对国家来说,未来经济增长是靠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不是劳动力的投入,由此创新变的非常重要。十九大提出的未来产业体系,是实体经济科技引领现代金融给人类资源相协调的产业体系,人类资源由此就变成了很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人力资源不再是简单的劳动力,而是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是劳动生产力,是科研。

如果创新还是低端的,那就随潮流,到劳动力比较便宜的地方去,比如东南亚。其实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国有企业去在海外搞点矿山,弄点什么高大上的工程,更多的是民营企业抱团走出去。在开发区中的都是中资企业,有台资有港资,庞大的开发区,制衣厂、玩具厂、箱包厂。到中国去看,沃尔玛家乐福比较廉价的衬衣都产自斯里兰卡,但是那是中国的产物。深圳当年也是引入了中华自行车厂,那是80年代最高科技工厂。现在的东南亚到柬埔寨,到缅甸去看,几乎就这样。柬埔寨总理也去了,之后就变成中国的开发区了。中国在海外有75个开发区,其中这个工厂就是。缅甸大量的中国集团投资,做衬衣,制衣厂,工人的工资大概一百美元,中国雇个工人五百美元,就三千多块钱。“一带一路”不是虚幻概念,是现实展开之中的。做银行做人民币的,会发现人民币集中区就是在东南亚,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了,倒过来向中国出口,最后结算货币就是人民币,因此人民币被国际化。

“一带一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不太高大上,但是是现实展开的过程,这是中国的状况,但是反过来说,便宜劳动力不在,低成本制造优势难以维持。

第三,是关于人口。在人口学中间有一个概念,叫总和生育率,就是近似可以理解为一个妇女一辈子生孩子的胎数,是以育龄妇女做统计的。妇女是人口生产基础,人口生产有年份的。通常14岁到46岁,这个时候是有生育能力的,要以这个作为分布来计算的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从统计学和人口学、数学上都可以证明,必须在2.1以上,如果总和生育率等于2.1,这个国家人口不会年轻化,也不会老龄化,它是平等的。当然如果说大于2.1人口越来越年轻,这种国家在全球有,但是很少。印度就这种国家,但是印度的人口越来越年轻,印度人说可以重现中国当年增长,就是廉价制造嘛。把工资压的很低水平,那么全球产业转移到印度。在过去几年中印度增速全球最高,每年百分之七点几。但是印度的野心也大,比如说对“一带一路”最不支持的国家就是印度,但是全球像这种国家比较少,大概除了印度、越南这一类的,基本上总和生育率都不会达到2.1。

中国在30年前计划生育,肯定不到2.1。但是总和生育率在1.8,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总和生产率远远低于1.8。那各种各样的官方公布数字,都可以按照这个来推算。总和生产率1.4到1.5,这是最保守,还有更激进的1.1。1.4、1.5和1.8有三个重大的区别。第一个,如果说1.8中国人口高峰大概16亿发生2035以后,1.4、1.5中国人口高峰只有14亿,那么2025年从此人口开始下降。日本人老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老龄化就老龄化,老龄化是现在,少子化是未来。按照日本总和生育率,到2060年时候日本人口只有8700万,其中50%左右是60岁以上人口,日本国家没有未来的。这个总和生育率,100年以后,到2060年左右50%是60岁以上人口,再有五六十年,就没有日本了,这就叫少子化,是未来。其实中国更担心的问题不是其他问题,而是少子化的问题,如果按照这种1.4、1.5的生育率,100年以后中国人回到10亿以内,也就是在本世纪末,或者下世纪初,中国人将会回到10亿以内。

第二,如果说是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8,那65岁人口占人口超过10%,会发生在2020年以后。但是如果1.4、1.5现在就是,去年中国65岁人口已经达到9.7%。如果中国还维持现有的退休标准60岁退休,这个数已经达到将近15%,去年十四点几。如果未来几年还是坚持这个标准,2020年可能会达到将近20%,那时候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是养老金领取者。中国的经济问题,有解决的办法,也有想不清楚的时候。日本是老龄化,日本人均GDP在几万美元。中国很可能人均GDP到一两万美元的时候,人口结构跟日本结构一模一样了,这个叫未富先老。

因此养老体制改革就变成了最重要的改革,这也可以解释十九大以后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把国有资产10%划进社保,以此来兑付养老金的问题。如果实行国有经济改革的措施,养老缺口是可以保证的。在这个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赚的钱是我们的养老金。国企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应该风控,应该使其为养老金赚钱。不应单纯做大国有企业,而应把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变成坐拥做全国有资本。国有资本分红,2020年达到30%后无偿进入国家预算来支付给养老。这个改革有其必要性,也就是说必须得把国有资产推到可变现状态,随时可以被动用来对付养老压力。

第三,如果说总和生育率1.8的人口老龄化发生2020年以后,重要指标变化,就业再不是严重的压力。到2012年开始,中国新增劳动力每年下降300多万人,就业就不会有很多压力。就业不是很严重的压力,GDP的高速增长意义就不大。过去为什么要维持高速增长?就是要创造就业机会,现在就业不是很大压力,GDP太高速没意义了,所以其满足就业就行了。现在GDP增长会创造200万就业机会,通常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以上,就能达到。

其次,这对你们最关心的房子有重大影响,大家知道中国的房子刚需是婚房,随着新进劳动力增加,新组成家庭增长,每年的刚需在增长之中,婚房是刚需的刚需。那是丈母娘的房子,小伙子到结婚年龄不买房子,凭什么姑娘嫁给你?结婚年龄小伙子着急忙慌找亲戚朋友借,赶快凑个首付到银行贷款买房子,把姑娘娶回家。咱们买涨不买跌,既然涨为什么不买?房价一增长就坐不住了,今天不买明天更贵了,现在不急需改善也要改善......这是2014年的情况。我们认为中国房地产2014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历史性的变化,那一年是中国的户均住房超过一套,人均住房超过25平米,换言之刚需基本满足。每年新组成家庭少100万以上,刚需不刚了,我们就看到2014年房子卖不了,这就是供给侧出现的第一个改革——去房地产库存。中国房地产很简单,如果从建筑面积来看,百分之六七十集中在三线四线城市,二线以下的,从销售收入来看,一二线城市集中在房地产的百分之三十四十,占整个销售60%以上。

2014年以后突然发现三线四线城市房子卖不掉,我们做银行的非常清楚坏账发生在什么地方。中国2719个县,每个县从西方标准来看都是大城市。县县都在盖房子,卖不掉了要去库存了。我们突然发现大城市的房子涨,小城市不涨。大城市涨很容易解释,有更多发展机会,为什么不来?房地产突然发现2014年不同的指标出现,人口净流出,只要净流入的城市,再小的地方房价都会上涨。深刻反映了一个什么道理呢?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房地产重复变化。那么这个变化也导致中国房地产出现新的判断:我们突然发现,人不会随地走,反过来地在随人走,人往哪儿去,房地产盖到哪儿去。你盖一堆房地产,人没去,人不去,就是空城了。

这其中,主要有三条变化。

第一条,在同样的工地指标下,减少对工商用地的份额,加大对住宅用地的份额,这在很多城市很明显。第二,增加新的工地主体,最重要是农村建设用地进入房地产,尽管其不会转让,但是可以长住,并增加工地面积。第三就是行政区划,京津冀、上海、长三角、大湾区......这是增加土地的供应,使其变成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群。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注意一下今年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不再是限价、限售,而是实行多主体多渠道租售并举的长效机制。中国人口这样的结构变化产生出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说消费会增长,你会看到中国增长最快的是什么行业?医疗行业,我讲个故事,有关投资的。曾经有一个企业来找我们,我们认为其营利十分不错,但因为心血管支架那时还是一个小众市场,我们认为这家企业赚得都是小钱,于是没有投资,但事实证明我们看走眼了。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心脏病的患者大幅增长,心血管支架市场变成大众市场了,而且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心血管支架不是装一个,两三个,有一个朋友用了七个,很简单,不就是动脉打进去,于是它变成一个很火爆的产业,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是我们当时看走眼了。

但是反过来说,坏消息是什么呢?是所谓人口老龄化,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吃饭人多了,干活人少了,但是吃老本,储蓄就会下降,居民储蓄会下降。但是总储蓄从2010年开始下行。储蓄是投资的来源,中国属于投资驱动性经济,储蓄不足投资就开始下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况,中国经济这种转型,从过去的投资驱动型转成消费拉动型,消费现在还没有真正拉动起来,投资驱动开始遇到困难,中国经济因此减速。

第四,节能减排,这我不想多说了。北京的雾霾现在是举世闻名,但是今年的北京天气很好,我们发现雾霾可以治,很简单。在如此严格的环保要求下,现在吃顿烤羊肉都很困难,天能不蓝吗?但是反过来一想,你会看到过去我们经济增长是资源耗费型,环境污染型,我们GDP是这么构成的,当你要治污,不要环境污染,不要资源耗费,GDP当然就下来了,天蓝了GDP也下来了,所以有人说雾霾是衡量中国GDP很好的指标,说反观今天的雾霾标准,中国经济又有希望了。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是资源耗费型经济,现在又持续如此。于是我们说产能过剩,大家知道产能过剩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你不赚钱,第二个标准即使你赚钱,环境跟资源不能支撑,你也是过剩产能,你也得关掉。

在我看来,中国加入巴黎协定,对二氧化碳有严格控制,从未来来看,环保的力度会不减当年。而且在未来三年中间,防治污染又是三大攻坚任务之一,其力度可想而知。我们看到的这些经济发展因素过去是其高速增长因素,现在都不受支持,现在我们正处于历史关口期。

什么叫高质量?十九大对此有三个解释:第一个是要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变革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换言之,这跟过去不一样,不是增加要素,而是要提高要素生产率。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是创新引领。创新成为国家的命脉。

其次,我们要打造现代经济体系。这个产业是什么体系呢?刚才说了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与资源相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叫高质量。在一系列具有很深刻的含义的概念下,比如说你要科技创新的实体经济,就需要现代金融支持,包括传统金融;比如说知识产权能否资本化,我们现在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专利来质押贷款,这个很难。大家知道曾经有一部电影《集结号》,冯小刚在拍电影前拿贷款,没一家银行敢,后来找招商银行,是顶着风险贷了五千万,尽管后来赚的很不错。这叫什么?一张合同说我要拍个片子,拍了片子以后还钱,银行是跟模式做生意的,只有商业性。商业性是什么,拿东西质押,押到这儿,你跑了对不起,我把你东西卖了覆盖我风险。你说你什么都没有,叫我贷款,就要金融创新,这个金融怎么创新。人力资源相结合,那点事,那点知识产权,怎么把它变成现在的生产力?

要解决这个难题,必须要有市场经济,要有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里特别强调宏观调控有度,对政府来说也不是权力越大越好,也不是无为而治。那怎么叫有度?这是市场权力的边界问题,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挑战。克服了这些挑战,才能高质量发展。在未来三年间,十九大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需要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未来三年是历史交汇期。

由此提出来了六个方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你们看看十九大报告,那里面有全面的阐述。

我总结一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是重心,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关键,新发展理念是引领。新发展理念无外乎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特别强调协调方面。这个协调方面区域之间有一个新的说法——加大力度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请大家注意,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强化举措,什么举措?我想就是“一带一路”。因此请你们关注“一带一路”。

第二,东北振兴,怎么振兴?是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东北问题是改革不到位、国有企业比重过高、产业结构过分单一,十几年以后老病复发还是这个问题。深化改革就是提出应有之意。破解东北问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唯一任务,就是靠转。否则你投资就不会过山海关。

第三,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第四,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我们也看到一个迹象,深圳被认为是中国唯一一个城市彻底转型出来的,他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大面积产生的,而且深圳政府几乎是根本不用费劲的,在那儿收费就完了。你看看制造业,佛山是中国新近制造业基地,最传统的陶瓷,最传统的家电,都是智能制造。能不能加快这种创新引领为全国做一个示范,大湾区非常有希望。

由此我们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宏观经济什么样?过去五年情况来看中国经济面临如此态势,我们知道经济下了一个台阶,但是好像在第二个台阶没站住,还在往下,这是宏观经济稳增长问题,要稳增长。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是什么?靠投资驱动,稳增长就得稳投资。怎么稳投资呢?如果民间不投资,政府就投资,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这是稳增长。我们知道这种稳增长措施是不可长久维持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一定要调整结构,而调整结构一定要通过改革,调整结构是奠定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长期的政策。在过去五年间,我们看到是一个稳增长短期结构政策混合物。

(注: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有部分删节。)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8年一季度报告发布会”于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震出席致辞。 他表示,未来要增强天然气能源的调峰能力,增加天然气库存。其次要推动天然气价格的改革、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震: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三点认识或者体会。我们今天讨论能源问题还要放在大的历史视角里面去看,不仅仅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也是我们处在全球来讲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的环境,工业文明以来从17世纪三次工业革命以来,大家觉得是第四次,每一次工业革命背后有科学有技术,也有工业和农业。 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替代了传统的手工业,背后是能源的替代,1760年代瓦特发明蒸汽机,那时候煤炭就是新能源,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并且只发生在英国,没有发生在荷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有煤炭,而且发生在英国的北部,就是因为那里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第二次工业革命叫电气化,大概革了100年左右,这里有一系列的发明,包括爱迪生的电,包括内燃机的发明,背后也是动力的革命,内燃机代替了蒸汽机,石油成为新能源,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发生在美国,还包括德国,甚至日本也赶上,航空工业大发展,有时候动力的革命一种能源替代另外一种能源产生革命性,不是说这种能源没有了而是出现了比这种能源更经济更有效率的能源。 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认为在上世纪60年代,1960年代称之为信息化,信息化带来一系列的知识经济的发展,背后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能源革命,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包括英国伦敦出现了严重的雾霾事件,德国、法国、洛杉矶,包括日本东京出现了一系列的环境事件,这些环境问题迫使人类开始考虑化石能源过度使用带来的问题,生态的灾难,要大幅度的降低高碳能源,进入一个石油+天然气时代。 英国从一八五几年的伦敦雾霾实践开始大幅度的降低煤炭,用了几十年时间,美国用了55年时间到60年代实现了煤炭能源降低23%,天然气升到30%,石油+天然气涨到60%以上,英国用25年时间实现煤炭从60%多降低到30%的水平,日本完全靠进口能源的国家,也是通过这种替代油气大幅度的上升,煤炭的比例大幅度的下降。 工业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完成了能源中碳甚至低炭的转型,我们国家由于资源禀赋原因还处在煤炭时代,煤炭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降低到60.2%,石油18%左右,天然气去年只有7.4%,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比发达国家落后了一个时代。  三次工业革命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也不会完全重复走过去的路,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不走过去的路,我们怎么能够加速,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我们怎么实现大的飞跃?第四次工业革命叫“智能化”,什么是智能化,有很多的术语可以表述,对应要求能源更加清洁低炭,要适应时代的发展。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的盘子太大,郑教授讲到我们的能源和经济,从2000年以后是大幅度的上升阶段,煤炭在2000年时候中国煤炭量只有13亿吨,经过短短十年飙升到40亿吨,我们的能源不仅是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根本上的总量问题,用的太多了。 我们现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能源体系应该什么样的?高质量发展对我们研究经济学提出什么要求?对我们从事能源行业有什么要求?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型?对能源来讲就是三大攻坚战讲的,第三个就是生态环境问题,十九大报告讲的很清楚,三个方面同时发力:第一工业结构、第二能源结构、第三是交通运输结构。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工业方式,我们的发展依赖于重的结构,这个结构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我们要调整结构。能源结构总的思想就是减煤稳油增气发展新能源。 从资源禀赋来讲,未来一段时间肯定还要靠煤炭,煤炭的清洁利用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再怎么清洁利用煤炭还是煤炭。能源的数字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国家的后工业化的程度,我们的能源里面主要在工业领域,大致来讲2025年工业用能可能达峰,我们在2035年可能实现能源总量的消费的达峰,新增的清洁能源要完全满足我们新增的能源总量,2035年以后非化石能源新能源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主体能源。 我写了七个词:第一安全、第二绿色、第三市场、第四创新、第五监管、第六是普惠、第七合作,我们未来的能源体系首先要解决安全保证问题,随着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风险敞口越来越高,天然气对外依存度39.4%,接近40%,油相对是比较成熟的市场,总体上来讲2/3依靠国际市场,但是市场机制比较成熟,相对来讲风险可控的程度高很多,但是天然气的管道出现了生产设施的大修的问题,导致了短时间的供应紧张,这个例子说明天然气压力跟油不一样。安全保证是很重要的,未来不管怎么样,安全体系是第一个,第二清洁低炭绿色生产,全世界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是美国,第二是俄罗斯,第三才是中国。 中国确实是一个大国,我们长期是我们有什么我们要吃什么,像日本韩国这些小国是什么好我们吃什么,当然这里有很多的国情和不同的背景,不是我们不用清洁的,我们也愿意用清洁的,但是有一个过程。第三个就是兼容并蓄,电力改革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煤炭因为市场化程度很高,去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石油天然气改革的若干意见》,改革过程它有很多的问题和争议,也有很多难点,这个石油天然气改革意见上了三次常委会,通过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两个活力:通过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让骨干的油电企业有活力,通过价格的改革增强竞争力环节市场活力,提高六个能力,这是按照产业链来讲的6个能力: 第一勘察开采权逐步放开,逐步的让更多企业参与到说有领域里面提高资源保证能力;第二通过进出口体制的改革提高我们利用国外资源的能力;第三个通过管网的改革提高我们集约输送安全的能力;第四对竞争性环节特别是中下游的天然气从配气到销售要逐步的放开,包括安全生产问题,我们讲改革问题导向,但是问题在哪? 油和气是不一样的,油是比较成熟的,供应能力生产能力,市场和最终用户的承受能力都是比较成熟的,或者发展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郑老师讲的成品油价格,我认为也可以到了放开的时间,全国的加油站两大油加起立已经不到50%,现在炼油“地炼”不准确应该叫新力量炼油的潜在能力大大增加,我们没有完全到市场化体制情况下,一放就乱,炼油厂对地方经济的拉动非常大,我们的地炼有一点失控。 第三点谈一下天然气的问题,从全球以及中国来讲,天然气未来的能源变革和转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在去年发改委出台的《加大天然气利用意见》里面提出要把天然气变成主体能源之一,全球来讲平均天然气占比是24%,我们是7.4%,按照十三五的规划希望天然气在依次能源里面占10%,现在来讲难度非常大。 从产业链来看,我自己总结了5A级的天然气链,第一个A是资源的可获得,第二A叫用的到,第三个要解决天然气受到季度性影响非常大你要具备交锋能力,我们叫用的稳,第四个A天然气的替代性,天然气可以替代任何一种能源,所以要用的起,最后天然气是清洁能源毕竟还是化石能源,还要有责任,让它更加的清洁低炭。 所以要打造5个A,有没有资源,中国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天然气的真正大发展就是2000年以后,北京要申办奥运会,建立了陕京线,然后西气东输建了一二三线,后面又加上从中亚的气,海上的LEG,中国应该从求天然气来讲是东南西北加上自己都可用,能否用得起用的好用的稳需要有很多的工作做,但是资源是有的。我们必须要加快改革,天然气价格不像油的价格,油价国际商上有几大基本油价,但是它是市场形成的,大家认可它作为一个贸易结算的基准。 市场在变,我们自己要创造条件,天然气我们亚洲主要以原油挂钩的价格,我们已经成为LEG的进口国,去年超过了韩国,2017年-2035年能源全球复合增长率是1%天然气复合增长率是2%,亚洲里面是3%,LEG增长率是4%,全球天然气有1/3是用来贸易的,贸易里面有1/3是LEG液化的方式进行的,液化的1/3是通过现货的。原油期货要推出来,我们上海也要加快推LEG的合约。 我们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是用的稳,解决调峰能力,要有库存,我们目前和发达国家国家相比,按照国际天然气联盟的经验,一个国家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30%的时候,你的天然气调峰的能力比例要达到12%-15%,我们要加快一些工作。第二个就是价格问题。天然气通过这方面来讲,在未来的能源转型中一定可以发挥替代作用。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8年一季度报告发布会”于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出席致辞。 他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第一要推进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进行能源市场化改革,第三要明确政府监管的范围,发挥市场的作用。第四要建立多元化的监管体系,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也可以监管。第五要简化监管的方式,强化服务意识。第六要推进创新。第七是要深化能源领域的分工协作。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佐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好,很高兴参加这次的讨论。原来我以为是来讲宏观经济,一来发现是能源体系,幸好我是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我讲四个问题,第一对郑教授的报告做一个简单的评价,第二讲一下能源在绿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讲一下提高能源效率的路径或者对策,第四讲一下发展绿色替代重要的新能源,生物质能源尤其是草。 先讲第一个问题,对郑教授的报告做一个简要的评价,第一主题非常的有价值,从能源经济做研究,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能源,郑教授也延伸到能源其他重要的角度,把能源效率与能源环保与能源供应或者说能源民生等结合起来。第二郑教授的报告对能源经济发展的现状概括为十个事实,比较全面,把我们了解的主要现状进展做了概括,涉及面比较宽,包括国际和国内,有总量供求,也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等等方面的现状。第三郑教授的报告对能源经济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做了比较精准的剖析和揭示。重点两个方面揭示,第一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角度,第二从国际的定位角度,国际上也有很多的能源供应大国和需求大国,中国在整个国际的能源格局当中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有一些方面没有完全的找到,也揭示了能源发展当中的其他的具体问题。 第四点评价从对策角度来讲,从三个方面提出比较有价值的信息,提出“不可能三角”,它的核心是能源效率能源供应和能源环保这三者的关系,这三者确实有一些矛盾。因为能源供应和能源民生我们希望它越多越好,但是供过于求会降低效率,能源环保有成本的,有代价的,为什么叫“不可能三角”,如果能同时兼顾最好,但是很难。我们需要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郑教授的报告在这里提出很好的思路很受启发。同时他强调分类推进,分类制订政策从市场涉及到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有不同的对策,同时针对不同的能源领域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像电力市场强调是管住中间放开两段,煤炭市场强调放开,石油市场强调开放,天然气市场重点要解决城市燃气的问题,这种分类切合实际。他提出政策的体系框架,包括监管政策、社会政策、环境政策和国际政策,这是我们能源领域要考虑的四个重要的方面。监管政策和后面几个政策逻辑上有一点交叉,应该叫竞争政策,环境政策就是监管的,这样分类可能更科学一点。以上是我做了一个简要的评价,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能源在绿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社科院的所长从整个经济学的高度从整个大宏观的高度做了一个定位和分析,非常的有启发。我主要讲能源在绿色发展中定位和作用。我们用一个模型来说话,这个模型就是生态环境生产率模型,左边生态环境生产率,下面分母分子,第一个变量资源能源消耗量,第二个变量污染排放量,第三个变量生态破坏量,分母希望它越小越来好,上面的分子一个是GDP,还有一个GEP,就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我们看GDP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大规模要素的抽放,它增加GDP总量也增加分母中的能源消耗,是否最终代表生态效率的提高有不确定性,还有一种模式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GDP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我们要的一种比较好的GDP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由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组成,这对应着中央领导强调的改革创新。分子中的GEP就是生态系统的价值,第一降耗,第二减排,第三止损,第四是增绿,第五提效,所谓绿色发展离不开这5点。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清晰的公式概括出来,我们现在说能源在绿色发展中的地位。最主要的体现在分母中的资源能源的消耗上,把能源的结构优化了,效率提高了,当然可以降低能源的消耗量,提高生态环境的效率。能源在整个绿色发展中,是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提高能源效率主要的对策。今天主要是能源经济,它的本质就是提高效率,怎么提高能源效率?第一要推进企业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是能源经济的主体,企业的效率提高自然整个能源效率提高了,我们要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非国有企业也存在企业效率的问题,也存在企业家精神的问题,只有把整个能源企业朝这个方向改革了能源效率就提高了。第二个要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为什么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因为能源是一个市场,我们说经济学市场是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机制,它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第三个对策是明确政府监管的范围,在能源市场中它有一定的外部性和公益性,所以还要发挥政府一定的作用,但是监管什么,监管多少要清楚的,我们要明确监管的范围,如果市场能发挥作用就让市场发挥作用,能源领域是有边界的,发电数量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第四个对策就是建立多元化的监管体系,不仅由政府监管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也可以监管,企业也有自我监管的问题,监管不能局限于政府。第五点就是要改善监管,强化服务,监管范围圈定下来,还要简化监管的方式。政府最重要的还要强化服务,能源经济市场领域有很多需要的服务,你不能只管还要服务。第六要推进创新,我们提高能源的效率,创新涉及到技术、人才、信息、知识这些基本的要素手段。第七个对策就是要深化能源领域的分工协作,包括郑教授说的在国际当中找一个什么样的竞争定位,包括能源内部的分工协作,亚当斯密的理论看起来很复杂,我用四个字概括“发展、效率、分工、协作”。 第四个大问题发展替代的能源。我这里只讲一下草,最近十九大以及两会后,关于“草”有两个新的情况,一个中央说要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现在又加一个草,第二在机构改革当中设定了一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来草原局放在农业部底下,现在是副部级了,这说明党中央对草的定位和认识提高了。现在有一种草叫速生碳汇草,一年长很高,这个草有很大的生态效应也有很大的经济效应,一吨草可以吸收1.47二氧化碳,释放1.07的氧气,因为草可以反复割快速的长,同样的一亩地种草生态效益相当于种树的14倍,另外从经济效应来看这个草可以加工成软料,可以变成一个一个的颗粒,电厂以前都是烧煤,现在搞生物发电,秸秆啊没有那么多,种植这个草可以满足,它成为绿色能源的替代品,还可以加工成地板,还可以加工成工艺品,在湖南长沙县等地在做大规模的推广。现在在北京也设立了平台,在生态文明促进会下面设一个碳汇研究中心,现在要在北京向全国做推广。这种草要大规模的种植一个符合国家统筹山水林天湖,第二符合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要求,所以这个草是符合绿色能源的效果。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8年一季度报告发布会”于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金碚出席并致辞。 他表示,很多经济学家做研究,最怕“质量”这个词。其实质量和数量的区别就是多维性。高速度发展的时候要解决落后和贫穷问题,那么就要拼命的赚钱,拼命的赚GDP,但是高质量的时候不光要GDP,还有环境、健康和公共服务。经济学现在基本是工具理性主导,可以计算出很多的数据,如果考虑“质量”两个字的时候,工具就太缺乏了。希望以后能有所改进。 以下为演讲实录 金碚:各位专家,各位同学好,很高兴来参加宏观经济的论坛,今天宏观经济论坛跟原来我参加过的有很大的不同,讲了一个能源的问题。但是总体上讲我们的视角还是讲宏观经济的问题,宏观经济有很多可以观察的面,我们课堂里面说的宏观经济基本上指把宏观经济看成供需问题,它的观察面是短期,第二从需求面考察,供给面有长期,供给面也有短期,国际上的经济学家研究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从供给侧来观察这个宏观问题,能源是一个重要的视角。能源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超长期来看经济的增长归根到底三个因素:第一物质、第二能源、第三信息。 信息包括技术包括你的想法,通过技术使用能源改变物质,这是人类发展基本的动因,这个过程中特别关注到能源,能源的角度观察供给的发展,人类的进化,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能源和物质载体的改变,人类最重要的革命是烹调革命,人类如果摄取物质,那时候大脑不是很发达需要咀嚼9个小时以上,以后人类的烹调革命两个因素,第一把菜烧熟,第二吃荤食,人摄取能源的效率大幅度的提高,人类的大脑就可以发达。农业革命摄取太阳能的方式,植物、动物、包括石油、天然气、煤,归根到底都是太阳能。 考虑供给的时候第二因素是信息,信息最重要的处理机构是大脑,这是很耗能的一个机制,烹调革命解决人的用能问题,大脑占2%的体积耗能要占20%,信息产业是耗能产业。推理下就是人类的进步一定越来越多的使用能源,能源的消耗量、使用量越来越多,是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如果能源用的很多,效率很低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价格,价格越来越高那经济上就很难承受。人类要用更高效的使用各种各样的能源的载体,使得更多的能源,特别是进入信息社会以后,经济理论逻辑推到底,价格和成本归根到底取决于能源,一切的东西都是能源。 有人写过一本书讲到如果能源效率很高,价格又低,人类发展能源一定要降到无限的供应,因为太阳能对人类来讲几乎是无限的,所以人类完全有可能无限的用极低的成本,如果进入“零边际成本”社会,那么价格就趋向于零,那么边际成本为零,价格为零,那就是共享。那时候人类就可以进入一个各取所需的社会,有人说了这个结论和马克思的结论相同,但是他说我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的推论和马克思一样。产品越发达,生产当中的劳动量就越少,充分发展以后就是按需分配。能源的问题从长期来讲,从宏观经济来讲是非常好的观察的视角。 问题是我们人类现在处在什么阶段?最早的恐慌上世纪60、70年代就恐慌了,说能源危机、石油危机、说涨价以后能源使用被枯竭,很有名的一本书《零增长》,人类进入零增长的社会,因为能源要耗完了,它的理论有启发性,但是把它能源定义不对。 我们判断能源的中长期来看是什么状况?大体上的概念是我们基本上处于化石能源阶段,煤炭、石油、天然气,这是多少亿年太阳能聚集在我们地球底下,我们这么短的时间挖出来用完了那就产生问题了,那么为什么太阳能变成煤、石油和天然气,为什么不能变成别的?风能也是太阳能,最好的就是直接摄取太阳能,或者依靠植物,生物制的能源,种植了很多吸收太阳光很快的植物,它变成能源也行啊。能源是人类经济的发展需要关注的很重要的视角,刚才讲到能源问题、价格状况以及是否环保,这个问题长期来讲一定要解决。 现在还处于一个经济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多长?我们现在用科技革命的看法,上世纪70年代一直到差不多本世纪初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油会造成恐慌的,当时很早就有页岩气,但是它本质不经济,你的技术不够它不是你可采用的能源,技术达到就可以解决的,现在美国基本上解决。它可以在既经济又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获取油和气,一下子全世界的能源价格就下来了。将来是否还有其他的能源?完全可能,我们不要低估科技进步的能量。科技进步到底往哪个方向走,我们也要研究。 比如说新能源体制有很多的可能方向,大家都在研究,  能源科技的进步一定在三大要素当中,信息这个因素高度的发达,表现为科技进步,解决能源的问题,用能源改变物质,我们的生产活动就是改变物质形态。 当前我们处在的阶段确实存在郑教授讲的三大问题,需要政策权衡的,但是权衡前提的在技术的水平和路线是可以研究的,到底走什么样的技术路线?能源对我们工业角度来讲有很大的特点,第一个是能源本身归根到底两大来源:一个是太阳能,一个是底下下有核能物质能形成,用生产过程攫取的能源,能源是电力,当能源结构里面电力占的比重越高表明社会越进步,一般这么说。 电有一个很大的物理上的缺陷,电即发即用,如果电能能储存,或者热能也可以储存,如果技术上能突破可以储存,或者不是电能,而是热能可以储存,那也会发生巨大的能源革命。夏天的时候那么热的天,能够存在这个物质里面,到冬天的时候可以使用,那么能源就是一个热差或者势能的差别,全世界也都在研究储能技术,我们有移动的电器需要用电池,电池的技术部件也很多,大部分的用锂电池。 我的中心意思就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讲,从长趋势来讲,科技革命要找到人类进步的路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能源的路线。现在这个阶段技术是不变的情况,就存在一系列的需要政策抉择的问题,有一些东西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是中国确实到这个阶段。 我们从高增长的阶段进入高质量的阶段,高速度的增长阶段和高质量的发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高速度的发展的时候,在这个阶段里面借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类活动关注使用价值和价值,美国的经济学家说交换价值是主人,使用价值是奴隶,本来使用价值是目的,交换价值是手段,但是高速增长阶段大量的生产产品,如果把手段和目的倒过来,不是追求使用价值而是追求交换价值的时候,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动力无限大,第二效率比较高,第三一定程度上通过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结构的问题。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候,经济学家最害怕“质量”一个词,不知道质量怎么研究,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质量和数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多维性,我们在高速度发展的时候要解决落后问题,贫穷问题,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钱,就要拼命的赚钱拼命的赚GDP,但是高质量的时候你不光要GDP,还有环境和健康还有公众的服务,一系列的目标体现为你对高质量的判断,而不是仅仅有GDP就行。 我把它叫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平权阶段,交换价值也很重要,使用价值也重要,空气好不好,吃的健康不健康也很重要。这时候我们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社会是进步了还是没有进步,我们的视角就会多元化,在政策上就会表现为不同的目标之间的权衡,如果只从交换价值、效率的角度,那么交换价值越多越好,现在不一样了,交换价值对人是更好,还是为了GDP损害了人?这对我们宏观经济研究的视角也有很大的调整,对经济学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的经济学到现在基本上是工具理性主导,可以计算出很多的数据,如果考虑“质量”两个字的时候,我们的工具太缺乏了,人民大学是经济学很强的学校,也希望在我们的母校为我们的下一步宏观经济论坛会议开的越来越好,利用人民大学经济学的基础,有这么多年轻的学生,共同探讨,中国确实进入新的阶段,我们的宏观经济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我们的经济学也要进入新的阶段,谢谢大家!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8年一季度报告发布会”于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凤良出席并主持。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8年一季度报告发布会”于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出席并主持。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8年一季度报告发布会”于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出席并发布报告。 他指出,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还是以煤为主,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新能源所占的比重不会超过10%。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现代能源经济体系,第二步就是在需求侧牺牲一部分的GDP增长,用环保政策降低化石能源的污染和排放。既要经济增速又要蓝天白云这条路在未来式行不通的,必须牺牲GDP来换取蓝天。 以下为演讲实录 郑新业:我演讲的内容第一部分是中国能源发展的基本事实,第二中国能源经济面临的挑战,第三个怎么建立现代的能源经济体系,第四个即便能源体系建立了完成了,还需要政策制订者的权衡和抉择,我给了一些权衡和抉择的考虑因素。 对于大众来讲,今天我们用电的时候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发来的,但是电网是知道的,同电但是不同成本,同时还有气侯变化、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都不一样,各种电能源之间存在着竞争,还有各种电之间成本不一样,对于大众来讲我们是看不到。第一件事情就是能源品之间的竞争,电力市场的反垄断寡头,我们经济学科给这个能源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然垄断行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家可以一会儿问我们的电力监管者,他是这个领域最好的专家。 大家看火电开采运输都有污染,涉及到能源政策,也涉及到气侯变化的政策,这是政策需要关心的,这个产业市场集中度比较高,这个产业也需要反垄断。我们新能源设备、核电设备,把产业政策也放在里面,还有水电这一块,水电的综合利用成本也在电价里面,这里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发电这侧除了市场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政策,环境气侯变化,产业政策以及水利综合利用政策。有政策有人掏钱都反映在电价上,自然垄断监管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右侧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商业、城市居民、这里面有服务和补贴问题。我们对居民电价有补贴,这个图中可以看到我们从经济学的视角,既有竞争有自然垄断还有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我们普通人看到的就是一个电量单,背后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改革。 我们知道长期的经济增长需要能源投入,能源除了影响经济增长还有一个污染排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有能源利用,但是价格还不能太贵,还要控制污染排放,这里就面临“不可能三角”,这里面如何保证硬的目标底下能源行业产业怎么办?我们要建立现代能源经济体系,管住中间放好两头,该市场的市场来运行,其他的进行有效的监管,形成一个好的能源经济体系。 在这里我们可以实现能源经济体系的效率前沿,如果完成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对能源行业的要求很好,但是现在研究发现能源经济体系达到最优的效率前沿,也不足以保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还需要额外的权衡抉择。我们要做两方面的提升,一个是GDP当中减少能源经济的需求,改善产业结构,我们能源需求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很多制造业能源需求是可以改善的,但是可能牺牲GDP牺牲税收。 另外在能源的供给侧可以做两方面改革:一是大规模降低化石能源的比重,这就需要提高非化石能源的比重,就是增加新能源、比如核电、水电等,会影响居民和企业的能源成本。我们的化石能源可以用很多办法提升化石能源的清洁性,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减少脱硫脱硝,减少化石能源的排放和对环境的污染。 我们国家的能源问题可以解决,分两步走,一个是建立现代能源经济体系,第二即便建立现代能源经济体系也不足以实现三头目标的兼顾,我们还需要在需求侧牺牲一部分的GDP增长,在化石能源中间进一步的用环保政策降低化石能源的污染和排放,通过这个办法减少能源费用和污染排放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对能源行业的要求。    我们课题组觉得通过这个来完成目标,前景是光明的,这也是我们报告的主要的内容。 我们为什么要说建立现代能源经济体系?我们的基本想法是改革红利是很大的,新时代以来真正新的改革是中发9号文以及随后的天然气行业改革已经完成了,新时代以来能源结构改革就是9号文,带来的改革红利很大的。这是我们的基本逻辑,在此之前我简单分享一下“十大事实”,构成了我们国家今天能源的现状。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可以离开基本的国情,很多媒体说美国怎么样、英国怎么样,但是一定要记住国情是不一样的,其实改革应该决策者都是很聪明的人,他们做的决策面临的约束条件是很难的。 十个事实是要考虑中国能源改革的起点,在这个背景下考虑问题,我们说的很多东西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不可选择。我们需要既有能源同时能源又便宜还要清洁环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当代能源史上,改革开放以来它的成长速度非常的罕见,能源行业起的作用非常的大,能源行业满足基本的需求做的非常成功。 即便如此,能源工业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2003年以来能源行业的增长翻番,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与此同时能源强度不断的下降。70年代以来我们的能源强度急剧下降,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差距很大,邻居印度也比我们的能源压力小。 第二个基本的事实煤是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环境与碳排放压力大。几十年以来这个数字都是70%,在将来也很难降到10%、20%,所以我们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世界平均能源有天然气的22%,我们国家天然气8%就很难,这个图告诉我们跟其他的国家比我们的禀赋有差异。电源结构以火电为主,这么多年里面新能源就占4%,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到不了10%。 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环境污染非常的严重,在座的各位享受了去年一个很好的冬天,你们已经环境改善了,也许哪一天污染又回来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中国不解决,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努力都没有用,所以我们推动巴黎协定是有必要的。这里能源品替代,我们去年冬天能源争议之一就是煤改气,很多的地方无法取暖,这个能源替代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去年冬天即便想恢复想取暖,但是没有炉子了,能源品替代这是一个被忽视的基本问题。即便有效率的能源要想替代和成长也很困难,大家知道石油是高效率的能源,它的比重从0%到40%花了足足40年。 第三个事实是政府、企业和国民担心能源价格的冲击。电而言平均家庭支出比重只有2.53%,我们告诉大家能源品占的比重不是那么可怕,但是决策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总是担心能源品的冲击。能源支出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的比重在上升,如果进一步的煤改气的时候,特定地区值得关注。煤炭、天然气、成品油、这些能源成本的变动对下游的影响是什么样的?煤炭成本上升1%对下游的行业影响是0.013%。 我们以煤炭为例,煤炭价格的波动对PPI的影响大于对CPI的影响,这都是不对称的,有一些影响但是很快可以消除下去。大量的研究表明,国际油价的冲击对我们的油价影响没有那么大,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这里我们提出以后不要用“大宗商品”概念,这里包括能源品和农产品的概念,这里有很大的差别,时间问题不细说。 第四个事实是不同人群用能源存在差异且能源补贴规模庞大。最富的1077,最穷的只有393,这是人均用电量,不同的人群用电量有很大的差别,用气量也有差别,但是反过来用煤,穷人用的多,富人用的少。补贴是补贴电,也补贴气,我们打着民生的说法其实补贴了大部分的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能源支出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消除能源补贴,对不同的人影响不同,对富人是4%的影响,对穷人是接近10%的影响。这个信息给各位分享一下,看看能源支出不同收入人群的影响是不同的。 这是能源补贴规模庞大,很多老师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基本结论数字有差异,但是补贴很大。还有国际上有一份研究,说中国的能源补贴是世界最大的,如果补贴了穷人和弱势群体,大家都愿意,但是如果补贴了富人或者高收入人群,大家就不愿意了。如果补贴的来源是累退的,那么就是穷人补富人,那是更糟糕的方式。 第五个是经济仍然堆砌型发展,转型压力大。高耗能产业能源消耗超过一半,高耗能产业污染非常的严重,我们需要评估,值得发展高耗能企业吗?甚至需要鼓励高耗能企业出口吗?高耗能产业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0%。 第六个事实就是能源资源存在错配,计划体制压制劳动生产率。这个图右边是发一度电耗费越多的,左上角是用煤少但是小时数多,右上角那个地方是用了接近900个煤一度电,这个厂子能耗极高,最倒霉的是左下角的企业,他们能耗很低但是得不到小时数,但是他们的厂子不能开工。在我们的现行体制下高效率的企业无法发挥作用,低效率的企业在满发。现在的情况就是资源错配,这在华北平原上非常的严重。 第七个事实是能源缺口扩大,数量风险和价格冲击压力大。我们累计能源进口量一年比一年多,价格冲击还好,但是现在数量的风险很大,我们为什么华北平原紧张了,原因就是减少了对华的反补贴出口。大家看到平常时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就是数量的冲击。价格冲击经常发生,但是已经转移了,数量冲击不经常发生,但是一旦发生替代方案很难办。能源经济面临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如何保证海外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能源对外投资稳步的发展,我们的替代能源煤炭、天然气等,我们看到中国政策者和企业在海外投入巨大的经济为了稳定能源的供应。 第八个事实就是中国能源需求在全球比重不断的提高,我们已经成为买方寡头,我们占20.3%了,日益上升的比重进口日渐增加,我们是全球贸易最主要的成员国之一。今天我们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贵的时候,应该评估一下能源品贸易的影响。 第九个问题就是能源减排与发展权存在两难选择。关于用能的问题是安徽、贵州、江苏青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部分是河北山东广东河南,麻烦的是河北、河南这些地方最麻烦,节能减排不能不把他们纳入进来,但是他们发展需要高耗能,这里就存在节能减排与发展的两难选择。 第十个就是能源领域市场体制与监管框架初步建立。煤炭领域整体实现市场化,电基本实现了省级建立电力市场,对自然垄断的监管基本完成。这是石油产业链的示意图,能源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自然垄断这一块,发改委承担了费率的确定,但是费基这一块是能源局,在反垄断这一块原来是在能源局,现在在市场总局这一块了,同时国家能源局对网气的开放,还有新的生态环境部,水利的问题仍然在水利部和将来的发改委的价格司,能源体系之间初步建立。 社会政策成效显著,电力价差补贴保证了居民用电,2015年青海省无电人口基本上消灭了,这是非常昂贵的事情,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将来的可持续问题。监管体系初步的形成,同时政府之手失灵,批发价的93号汽油,这个图表明成品油的价格管制从来没有起过作用,实际上市场价格成品油汽油总比政府监管低11%,柴油低13%,发改委花的力气被市场抵消了,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的价格越偏离监管价格,所以政府的手是没有用的。 我们分析得出中国能源经济面临的挑战有三个问题:第一能源市场体系建设尚未完成;第二能源政策体系协同效应有待提升;第三,中国能源国际定位失准。电力改革市场不充分,以省为单位,出现了宁要本生的草不要隔壁省的苗,割据经济出现了。石油市场改革,市场的分额太高了,中石油在量化领域中间份额太大了,天然气领域中间买气的领域中间是寡占,我们把天然气改革的矛头指向了中石化和中石油,其实被忽略的是城市燃气,北京燃气在北京地区买气的时候是逐家买气,然后是逐家卖气,现在大家讨论的时候把很多问题归结到中石油和中石化,它只是集中度高,但是需要关注的是城市燃气的科学监管。城市燃气的监管权在省级政府,所以发改委不停的出文件要求省级政府监管燃气。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能源政策体系不充分不协调,学界一直呼吁让反垄断机构动起来,串谋变得理直气壮,就是不改革,我们知道山西被罚款的那个串谋,他们公开串谋。另外就是自然垄断监管工具单一,监管能力急剧提升,监管能力人很少。监管对象并不恐惧监管者,原因就是监管力量太弱了,你空有权没有人也不行。 新能源政策需要完善,越小的省新能源越丰富的省,没有什么交易量,确保新能源量维持在计划体制内导致若干省份的新能源体系建设不起来了,还交叉补贴的问题。交叉补贴有累退性,我们在居民68个消费当中排名14,总体而言能源支出在68个居民支出当中所占比重并不高,但是穷人占的比重又很高,总体比重不高,补贴的累退性,工商业电价补居民电价,但是不要忘记工商业电价它增加的成本传递给产品成本,大部分的工商业电价是低收入人群工商品消费占的比重超过富裕人群,补贴的来源是累退的,补贴的来源是穷人承担比重,这个体系就是累退的。我们的国家的补贴给了化石能源,同时补贴对象又给了收入较高的人群。 问题三就是中国能源国际定位失准。美国这几年能源革命是起作用了,我们国家是国际上的能源进口国,我们原油进口量、煤炭进口量排第一,管道天然气目前排第四,液化汽排第三。重要的问题就是媒体经常炒作能源定价权,我们课题组角度看,我们希望全球能源价格稳定,以及全球能源价格的协调,如果竞争充分,价格就稳定,这是我们的中心利益,海外能源风险的时候我们也专门讨论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大家知道特朗普对中国征收关税一个很重要的品种是中国的铝,我们发电市场的成本下降,导致铝业的边际成本下降,大家知道铝主要投入世界,导致它的全球竞争力下降,它在美国降价的时候被美国政府以税收加税加回来了,我们考虑问题的缺少全球视野。 以后制订政策的时候不考虑全球视野不行,我们国家的十三五规划没有考虑全球视野,我们的276计划没有考虑全球能源供应,我们进口量就增长起来,我们把产能关掉,进口煤上来了,不让人家煤炭进口,这显然做不到的。中国在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能源价格和全球息息相关,我们如果不考虑全球能源市场我们战略将会失效,所以学界、业界和政策制订者要高度关注这一点。 能源体系政策改革识别,放开价格管制,政府之手放开,监管政策,自然垄断监管,使得垄断企业价格反映它的成本,反垄断政策出现使得能源生产是竞争而不是串谋,社会政策要逐步取消交叉补贴,减少能源补贴,环境政策和气侯变化政策我们一会也要讨论一下。我们对中国能源体系改革有很大的空间,红利还是很大的。第三就是要建设现代能源经济体系,能否建设现代能源经济体系就足以保证两个一百年?我们基于能源禀赋,达到能源效率的前沿,这是我们的想法,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讨论怎么建立现代能源经济体系,希望大家思考。 我们能源领域当中各个行业、电、气、水、包括油都存在能源效率的提升空间,我们要把要素错配资源错配的问题解决好。我们在自然垄断能源监管上监管能力一定要提升,监管者要顶住其他利益集团的诉求,我们今年有关部门做的专家座谈会的时候提出一个意见,监管机构没有权力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对高耗能企业实行优惠,现在全国实施每一个地级市都要搞一个增量配网改革,这会带来极大的问题,不展开了。另外需要独立的调度和交易机构,否则改革也很难成功,另外就是要推进区域的市场建设。 经过二三十年的建设,我们石油市场上产能上来了,没有产能过剩就没有竞争,今天说的光有竞争是不够的,我们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特别适合于产能提升,第一个事实是中国的量化产能已经可以适应国家的成品油的供应。首先政府之手可以放开了,同时可以加大竞争了,批发市场301家企业,零售市场中石油中石化已经占到23.5%,成品油市场就是彻底放开。我觉得需要政府监管的就是反垄断,不让他们串谋,拿开政府之手,回归市场。 我们认为能源领域当中改革阻力最小的是成品油市场,天然气市场政府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逐步取消对居民的气价补贴,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中石油的管道,改革重点是城市燃气的双重垄断,中石油的管道是满负荷运转,你不需要管它。 政府之手改革,新时代下政府与能源市场的关系,政府的手不如市场之手,能源产业政策就是完善补贴,还有一个说法“谁请客谁买单”,你发展水利设施由财政出钱,发展新能源设备也要财政出钱,以后要谁请客谁买单。串谋引发的问题比过去监管的问题还要严重,请各位关注反垄断在能源发展当中的作用。 如果没有反垄断的介入,改革还不如不改革,市场放开之后,反垄断新的市场监管总局一定要投入到发电市场的监管、成品油市场的监管,天然气市场的监管,否则改革还不如不改。我们认为取消交叉补贴的前提是把穷人的用电用气纳入低保,这个钱可以从电网体系出,之后才可以逐步解决交叉补贴,最穷的5%的家庭用能占支出的9.5%,最富的占3.4%,所以要把减少低保人群的额外支出,我们要减少交叉补贴前提是把最穷的5%纳入低保覆盖起来。 政府之手“央地关系”怎么办?按照产业的分司会导致很多的司无事可干,我们应该按照功能分,产业政策、反垄断、环境气侯变化,社会政策等来分更明确,中央要起到主导型的作用,地方政府要防止标准的“比差竞争”中央政府制度安排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发现即便它达到了效率最前沿,这里就是“不可能三角”,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可能要更多的牺牲价格保证清洁环保,一个是需求侧调整,各类政策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降低重工业的需求,我们牺牲一部分的高耗能产业的GDP,牺牲一部分的就业,牺牲一部分的税收,换取能源的需求下降。 第二供给侧,比如水、核、风、光比重上升,它会带来成本上升,我们换取化石能源、煤电的减少,获得污染的减少,我们知道煤是我们最主要的能源,我们要煤炭的清洁利用。我们无法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可以实施更严格的脱硫脱硝,这时候又会进一步的增加能源成本,好处就是排放进一步的减少。这两个事情都会带来一部分的调整,我们认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人们对清洁空气的美好愿望可以实现。 两个一百年长什么样?其实经济总量的上升是必须的。我们想说的基本信息是需求侧,就是GDP这一侧如果调整可以大规模的降低能源的需求,那么政策制订者是否愿意0.5%的经济增长,换取蓝天更多一些,牺牲收入和GDP,换取8、9天蓝天的增长,如果愿意就可以这么干,最好的办法是蓝天增长是继续的,但是课题组告诉大家这个路子不行,我们需要牺牲GDP换取蓝天。 供给侧额外的努力,脱硫脱硝提高煤炭价格,购买力提升电力成本,这些都会引发企业成本的上升和家庭成本的上升,会挤占其他的支出,好处就是看见蓝天的增加。我们要优化环境安排,优化碳市场的安排,我们认为普通增值税应该从17%降到9%,污染品增长到30%,对企业和居民来讲总的负担差不多。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全世界用能者联合起来,经济含义是高度关注能源供应国的供应稳定,研究发现中日韩能源在全球能源中的地位一模一样,能源合作的空间非常的大,第三建立“中印”能源合作关系,第四建立IEA能源合作关系,第五就是建立中俄和中海合作关系。我们认为这样的动作实现之后,对两个一百年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有很大帮助的。这几年我们在这个领域中取得的一些成绩,我们第一要改革,第二权衡取舍,如果这样做下去,两个一百年的前景是光明的,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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