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军队战斗力为何不行？财政困难是主要原因
大明王朝的灭亡一直让后人惋惜，明朝灭亡的原因，有天灾也有人祸。天灾是明末的鼠疫使人口锐减，人祸关外的后金和关内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以及朝廷内部的各种作死。同样是内忧外患，为什么宋朝能在靖康之后内忧外患中苟延残喘150年，而明朝却在短短十来年就灭亡了呢？尤其是1643年以后李自成建立大顺，一路凯歌就打到北京城下。当时的明朝已经具备很多近现代的热兵器，在1598年还在朝鲜半岛教训过日本人。袁崇焕在辽东时也用这些大败国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什么最后还是打不过李自成和满清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明朝的财政问题。
（明朝军队火器装备）
明朝的灭亡是热兵器败于冷兵器，是文明败给蛮夷，也是先进败给落后，根本原因就是明末政府的穷。大明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是2000多万白银，最多也没超过3000万，而在此之前，国土面积很小的宋朝是多少？最少是大明的5倍，每年1亿5000万两左右，以后人口众多的大清也有8000万两，大汉，隋唐等财政收入至少也都在5000万两白银左右。因此，可以说大明王朝是最穷的一个王朝了。国家一穷，那么抵御灾害，突发事件的能力就比较弱。而有钱，怎么打都死不了。宋朝就是典型的例子，面对西夏、辽和金，几乎是连连败仗，但打败了赔点钱，还能继续发展。
总结历朝历代可以发现，大凡盛世王朝，有钱主要还是靠商业，商业兴国才富！虽说各王朝也有重农抑商，但是都没有明朝做的绝。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是贫农出身，特别讨厌富商和地主。因此，在登基后，对商人抑制到了极点，不但把商人社会地位降到最低，而且规定商人子弟不能考科举不能穿绸缎衣服等等。对商业发展打击彻底，而且朱元璋还实行海禁，禁止贸易，所谓无商不通，无商不富。
（万历朝鲜战争）
到了明中期，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的土地一半为地主占有，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农民的生活就很困苦了，社会生产力就已经很低了。
到了明朝中后期，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由于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等原因。明朝的征粮从洪武年间税米2473万石，麦471万石减少到米1822万余石，麦462万余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各边饷银达525万两，修边、赈济等所需又800余万两，两项合计约1300万余两，正税、加派、余盐贩卖，加上其他搜刮，总共才900余万两。到了万里年间张居正改革，可以说是给大明王朝续了半个世纪的命。明朝的财政收入尚能维持几场大消耗的战争，所以在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半岛时，在万历朝鲜之役中能够大败日本，给同样装备了大量热兵器的日本军队狠狠上了一课。
（明朝禁军）
但是二十年后的萨尔浒之战中，明朝军队遇到努尔哈赤冷兵器武装的游牧部落军队时，杀得几乎全军覆灭。很难想象这是那支在朝鲜半岛上教训过日本人的军队。为什么20年之间明朝的军队战斗力下降如此之大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财力问题。维持一支由热兵器武装的军队的战斗力，远远高于同样数量，但却是由冷兵器武装的军队的成本。弓箭可以反复使用，子弹却不行。子弹所消耗的铁和火药，成本是极为巨大的。槍支和大炮对金属的消耗同样巨大，且铸造要求极高。在技术不发达的明代，槍支和大炮的可靠性通常很差，制.造中的损耗已是相当大的数目，更不用说训练和实际战斗了。这种大消耗势必导致军队的训练难以充分，战斗中火器的威力难以尽可能发挥。当然除了财政问题以外，明朝的武官的愚蠢也是战败的重要原因。
到萨尔浒战役时，明朝已难以再像对付丰臣秀吉那样，无限制的使用火器，他们的士兵训练也受到了影响。据史料记载，明朝一个军镇的铁和铅的储备量达2000吨以上，火箭和小弹丸的数量则超过了200万颗（枚）。生产每辆战车所消耗的白银为30两。武器的制.造几本有官工厂承担，官工厂在明朝前期积聚了大批优秀工匠，然而官工厂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远不能与民办工厂匹敌，许多工匠因此流失，导致官工厂技术工人极度匮乏，这直接影响到工厂的加工工艺水准。
（明朝疆域）
明朝的财政过于依赖“田赋”，且税率一直不高，这既造成政府财力吃紧，但同时民间却极富的反常现象，国穷民富。税率不高，百姓手中的余银充足，可以用于第三产业方面的消费。财政过于依赖“田赋”，更造成城市财富的急剧累计。明朝的海外贸易虽长期受海禁影响，不如两宋发达。但由于民富，内需极为旺盛。
造成明朝政府穷的原因，首先是明朝皇帝的不务正业，明朝总共16个皇帝，除了前期的朱元璋、朱棣等几个还是明君以外，大部分都比较荒淫无能，比如炼丹、做木匠活和游龙戏凤封自己为“总兵”的皇帝，勤于政事的很少，到了崇祯皇帝时明朝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了，崇祯虽然励精图治极力挽救但已然无济于事，相比于后来的清朝10个皇帝，明朝的皇帝确实很不称职。最重要的是人口的几何增长，而对外贸易却终止，外来银子的路子大部分被封锁，众所周知大宋为什么银子那么多，就是因为对外贸易，挣其它地区的银子来补充。这就导致大明在对银子的使用中的消耗是用一点没一点，越来越少。加上连年战乱，50年间不断有战争，国力几乎被消耗殆尽。
可恶的是，明朝官员贪污很厉害，即使在明朝末年，官员家都是家财万贯，李自成进京，在大臣家搜出来的白银就有7000多万两，而当崇祯让他们捐款抗敌的时候，一个个打死都不捐，最后大明也不得不亡啊！
其实不止是明朝，历朝历代能征善战的军队无疑都是有共同信仰和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战争归根结底其实打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国历史上秦、汉、唐等兵强马壮的背后，都是国富民强的的基础，在今天热兵器时代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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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明朝的财政崩溃，你知道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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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财政崩溃，你知道多少？
明朝是中国古代后期的一个重要的中原王朝，它灭亡的原因较为复杂，明王朝所患的病症是综合性的。正如黄宗羲后来悟出的道理一样，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的。今日先说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虽然我反对一切问题均根源于经济，但明朝的财政不良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但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至于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至于有人所说崇祯内府有千万两巨银，实属无稽之谈，已被鉴为讹传，不必再辨。即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而现有可靠史料也证明，李自成入京时，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明代的财政危机为何此般严重，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消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而不幸的是，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设想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在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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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根本原因－－财政破产
　　　　明朝后期朝廷最大的心病就是财政危机，这个现象缘于多个因素同时作用，一是税收拮据，二是灾难频繁，三是通货膨胀，这些情况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尤其明显。　　“税收拮据”主要因为税率一直很低，农业税本来就不高，商业税更是少得可怜，农民的负担本来不算沉重，但在朝廷收农业税时是收现银，所以收税期间往往会导致粮价下跌，从而导致农民贱卖粮食缴税，之后粮价恢复正常，如此一来即便不算重的税赋也会成倍增高，并且让商人从中牟取暴利，若是朝廷加农业税，那么只能导致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会导致许多拖欠的现象。提高农业税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对整个局面却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明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已经向工商业转移，农业发展处于停滞阶段而商业税收又实在少得可怜，所以朝廷要增加收入就必须增加商业税，但当时文官集团又和商贾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团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即便皇帝想加征商业税也会因为文官集团会的阻挠而难以达成，这就造成了明朝税收拮据持续的局面。　　“灾难频繁”主要因为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正处于全球气候的一个“小冰河期”（LittleIceAge）。自1580年起一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是著名的小冰河期（LittleIceAge），几乎所有的太阳黑子消失了长达七十年之久，在这一段时间内宇宙射线的流量降低，而同时气候变冷，这是过去一万年间十数起类似情形中距今最近的一次，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酷寒必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轻易被攻占。　　“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明朝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海外贸易庞大，出口的商品种类之多，数量之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形容中国如同一个“银泵”吸纳着全球的白银。《晚明社会变迁》中提到：“综合粗估结果，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相当于3亿3653万多两白银）。李隆生综合了庄国士、vonGlahn、Yamamura&Kamiki、Brading&Cross、AtwellReid、Kobata等众多学者对于明季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的数量估计得出一个平均值的结果：“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亿7000万两”。综合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流量统计，明朝时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五亿两以上。如此多的白银堆积在中国，必然导致各种商品的价格飞涨，在灾荒频繁的年月里粮价也随之而飞涨，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这三种原因的相互作用下，明朝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形成了内忧外患的局面。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明朝富庶的南方大片的田亩被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产量随之下降，北方大旱则导致粮食更为匮乏，粮价开始节节攀升，海外贸易收入激增导致的通货膨胀也加剧了粮价的上涨，粮价飞涨带动所有物品上涨。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又由于从海外贸易中赚取了暴利的商贾们开始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发展，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大，导致官办企业纷纷倒闭，朝廷就穷的更为可怜了。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和粮饷都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饥民就起事，没有了粮饷军队就哗变，许多农民军正是饥民和散兵组成的，所以明朝末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说，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为了生存三番五次劫掠农耕文明的明朝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明朝后期边陲频频吃紧的根本原因。　　这一系列问题加剧了明朝军队的压力，而明朝军队的问题却更为严重，明朝军队实行屯田制，明朝军队的重兵集中在九边重镇，这九个边镇都在北方，北方受小冰河期（LittleIceAge）的影响频繁发生大旱，屯田的庄稼颗粒无收，军队的粮饷就成了问题，缺饷导致战斗力下降，军饷问题必须解决，由于屯田没有收成就只有买粮食，可买粮食也需要钱，本来国家税收拮据财政就困难，灾民要赈济，军队要粮饷，为了备战蒙古和后金这些北方民族的入寇劫掠不仅要招募新兵，还得置办军械、增发军饷，更要修筑防御攻势抵御入侵，这一切都要钱。　　这个时期成为明朝异常困难的艰危时期，一面是粮价、物价飞涨，一面是朝廷财政收入锐减，但财政支出却飞速激增，这种局面下“财政问题”就成为了关乎明朝生死攸关的大局。这个大局应该如何对应到辽事的处理上就成为了关键，处理不当则可能祸及根本，处理得当能让大明王朝渡过这段艰辛的岁月，实际上就快要熬过去了，因为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灾难逐步缓解最终恢复正常，明朝却只撑到了1644年。　　《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记载了户部给事中黄承昊的上书：“……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这是天启初年的事情，可见明朝财政危机是多么严重。　　明朝为了边事加征辽响，崇祯更是对袁崇焕全力支持，崇祯凑足辽东的军事开销很不容易，崇祯即位前的天启六年（1626年）辽饷虽然已增至七百万两，但到天启七年（1627年）明朝的财政还是有一百六十万两的亏空，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出关时，获得辽饷四百八十万，米一百八十万，另发内帑一百二十万、铠甲四十万具，红夷大炮十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以前王在晋要修建一座重城预算为一百二十万两银子，而袁大人不仅要把锦州恢复了，还要修建周遍城池，再往前“且守且战，且筑且屯”那要花多少银子？估计还没有等他把城堡修到广宁，不用后金动手明朝就完蛋了，他这样哪里是“五年平辽”，完是是用银子在“填辽”，最终的结果只能加速明朝财政危机的不可收拾。可见袁崇焕以他“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辽方式确实给明朝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朝廷不但要出军饷、粮饷、修缮城池的银子，许多时候还要接济辽民、完善抚恤……　　袁崇焕花了巨资先后两次修筑锦州，把锦州修成一条“郑国渠”似的巨坑，并抽调蓟门的兵力去宁锦削弱蓟镇，又不按照崇祯的旨意扑杀那些蓟门外可能给皇太极带路的蒙古部落，还拿粮食给投靠后金的蒙古部落开马市，为后金南侵略准备好粮草，关键是擅杀毛帅而毁东江，直接导致了后金没有东江镇这个牵制，可以远距离作战，如此一来整个“关、宁、锦”变成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分别于但是在1629年、、年先后五次被后金绕道蒙古大规模入塞，掠地千里，横扫京畿。这条袁大人用巨资堆砌起来的“宁锦防线”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古代版“马其诺防线”，经常有人感慨说袁大人修筑的宁锦防线是“丰功伟绩”，后金**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都没有突破，完全是说瞎话，已经成为了“马其诺防线”的“宁锦”还需要人家去突破吗？应该说自从皇太极1629年由蓟门入塞开始这条防线就报废了，之后这里不再是什么防线了，而是消耗明朝国力的巨坑，以及后金利用锦州地理缺陷聚歼明军主力的战场，害得洪承畴把明朝最后的精锐八总兵十三万人都填进了锦州这个“易攻难守”的巨坑里，让崇祯要实现“中兴之策”实质上失去了最后的依托，而导致了最终不可收拾的局面。　　军镇费用明末时期，军镇的开支是最大的。在户部可支配的资金中，大部分都用在了军事开销上，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够满足边防需求。　　**哈赤以“七大恨”名义起兵之前，辽事并不是帝国最关注的边防危机。基本上，明帝国是将所有的边防军事重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边镇的收支大概是多少，具体是什么项目，中央ZF怎样维持其军事费用，这些资源消耗是否达到帝国的极限，帝国是否还有可挖掘的潜力来应付未来辽东的巨大开销？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数据，对明帝国和建州开仗之前的九边粮饷情况有一个基本认识。　　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些概念。　　所谓“九边”，《明史》曰：“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九边指的是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固原镇。后来在九个军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五个军镇，分别是永平镇、密云镇、昌平镇、易州镇、井陉镇。在万历初年的财政处理上，这些军镇是具有同等地位的。　　根据《万历会计录》（万历十年，即1582年）的记录，镇官军与粮饷额数的编制，在万历初期（1570年代）有官军人数近七十万，各项军费粮饷内，单是银两就高达八百多万两。（当然这只是官方认定的数字，这些粮饷未必都确实运到了边关，而这些数字也未必能够满足边防的需要。）　　黄仁宇从《明会典》中整理的下表，也支持了这种观点。　　1575年14个边镇军需支出的主要项目　　支出项目和数量（奏报）货币价值（两）　　1岁额粮00000　　2料0000　　3草0000　　4银10000　　合计8320000　　由此可见，边镇支出共八百万两，在万历初年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常例了。　　岁支出八百万两，这么大的开销，其收入是怎么组成的呢？黄仁宇统计的另一份表格显示如下：　　1578年14个边镇军需的收入　　项目、数量和来源（奏报）货币价值（两）　　1年例来自太仓库、折银3,180,000　　2补贴北方数省解运、折银2,730,000　　3军屯收入折银180,000　　4盐课商人和盐专卖640,000　　5粮食京运0,000　　6粮食北方数省解运0,000　　7军屯收入口粮牲口料0,000　　8马草北方数省解运和军屯0,000　　合计8,170,000　　如上表所示，我们知道边镇银两开支几乎占到了太仓库60％的收入，而在战事不利的年代，更是占到了太仓库90％以上。另一方面，边镇军需的白银直接收入还来源于北方数省的解运和折银，正如我们所见黄仁宇画的“税收分配示意图”所示，北方数省的白银和粮食部分并没有经过京师再行分配到军镇，而是直接运到了边镇。　　除了白银外，军镇的粮食主要来源于军屯（军士屯种自补）、**（民间向边镇输纳民粮）和开中法（商人运粮中盐），三套机制同时运作。（漕运的粮食主要只提供京师附近的军镇，还不能算所有军镇的粮食来源。）　　帝国军镇面临的长期问题是：边镇防线过长、军士人数过多、内地补给有限、粮食运输困难。虽然官方预算是年支出八百万两白银，但实际上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值。　　很多不是以银两来计算的财货和劳务，诸如士兵修缮边墙和城堡，长途搬运粮食，以及死亡在运输途中的马驴牛等。　　就以运输成本来看，《明经世文编》有王忬（嘉靖二十年进士，曾守重要漕仓之通州，在大同镇、蓟州镇、辽东镇任官）的奏折，他在分析运漕成本说：　　京、通、蓟州三仓，每仓造车一百辆装运粮饷，拨军一千五百名，以都指挥等官统领挽运。…职等从长议算，每车一辆，于上装粮十二石，该军十五名挽运。空车尚亦艰难，加之重载，何以前进？临边（镇）道路，多遇崎岖，或遭淋雨泥宁，津渡阻碍。人之精力有限，未免沿途耽延失事。　　按照王忬的计算，每辆车运输十二石粮，需要十五名军夫。每军镇的粮仓需要一百辆车，载粮不过一千二百石，却需要军夫一千五百名，平均每人运粮不到一石，且道路艰难，既耗费时间又容易出事，加上军夫途中也要耗粮。由此运输的费用大大超过所运粮食的成本。　　战争时期，帝国竭尽全力也未必能保证北方军镇开支。何况在帝国ZF看来，北方军镇虽然重要，却也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方面。明代中叶倭寇的祸患也不下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军费开销同样巨大，不见得比北方少。而且在朝廷看来，宗藩王府、民间动乱、灾害救助、水利工程等非军事部门的开销也同样重要，并不亚于北方军镇开支。　　帝国缺乏中央财政的预算，也缺少必要的活动资金，遇上各种战乱或者自然灾害，太仓库的资金基本无力应付，迫不得已只能东拼西凑，无疑增加了ZF的负担。明代军镇费用不足固然是边防虚弱的重要因素，但贪污横行、将帅腐败也不可忽略。　　同样，因为费用的不足和官僚机构之无能腐败，在水利工程、荒政等其他方面，明帝国也无法做好。这么多方面的索求无度，即使帝国的岁收入能够增加，也会为帝国的ZF行政机构之贪婪和低效所吞噬。　　另外提一句，在明末，帝国ZF加征三饷，从统计数据上看一年可以有2100万两白银，似乎已经将帝国的纳税人逼入了绝路，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额外收入并不是全部来自于田赋。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8677两，其中4491481两是摊入土地，其余的部分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和杂色税收。黄仁宇认为，即使2100万两白银全部摊入田赋，也不是不可忍受，因为十七世纪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证明了税收增长只是一种假象，并且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　　何况当时的正税定额从来没有完额交纳过，1632年，据340个县上报，税收拖欠达到50％以上，甚至更多。而这340个县占到了帝国财政税收区的1/4以上。而且，其中134个县没有缴纳任何税收。　　为什么明末加征的税收拖欠严重，甚至根本收不上来呢？黄仁宇认为主要原因是长期低税政策造成的，因为国家没有为底税政策配备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也缺乏必要的投资和公共事业及福利投资，农民并没有享受到低税的好处，而利益都被中间阶层，如官员、胥吏、地方豪强所分享，所以增加税收的行为遭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抵制。明帝国低税收的财政政策使ZF无法获得足够的国家必要资金，但也没有藏富于民，这种做法的际危害其实并不亚于苛政。　　小结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明代之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是令人绝望的，但这样一个帝国，无论如何也维持了近三个世纪，要说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却也不是。　　正如我们所熟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一样，其实经济也是政治的延伸。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基本国策之一，是必须根据帝国的立国原则所制定的。明代不像现代国家有宪法，但从其政治制度、选拔制度、军事制度乃至官僚机构组成来看，主要表现为“中央集权”和“政治稳定”的特点。　　无论各方面政策是否更加合理、完备、有活力，只要违背基本原则，就必须被废除。我们知道明代的军事制度，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虽然战斗力低下，却避免了将帅拥兵自重。如果单从军事层面看，这种制度实在愚蠢之极，既不利于提高士兵素质，也不利于培养将帅能力，更不利于实际作战。但是从更高利益来说，这种制度从此束缚住了将帅的手，没有哪个将军能够拥有对抗朝廷的军事实力，也就维持了文官ZF的存在，也保证了皇帝不被威胁，避免了谋反的危险。明帝国一直以来也没有真正可以抗衡的敌人，虽然蒙古人、满洲人、倭寇都给帝国带来过很大的麻烦，然而真正衡量起实力来，他们并不是帝国的对手。　　同样，政治制度也是这样。明初朱元璋废掉了丞相职位，使得皇权更加集中。其实丞相一职，对国家实在有很多好处。而全部权力归于皇帝之后，国事往往取决于帝王个人的能力和态度了。有丞相的时候，帝王可以偷懒，丞相却不能偷懒，帝王可以无能，而丞相却不会无能。没有丞相，则帝王直接面对大量国事，生于宫中的帝王实在没有精力和经验去处理。其后虽然增加了内阁大学士职位，却始终无法达到丞相的地位。　　帝国的财政政策也是同样道理，低税政策、地区平衡措施，不鼓励工商业发展，并不是帝国对此毫无认识，而是有其考虑。　　简单的说，帝国以牺牲多方面的效率和发展来换取中央集权和政治稳定。其危害我们都已经看到，但也由此带来了相对的稳定和繁荣，从制度上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宫廷政变、军事造反以及权臣胁迫帝王等事件的发生。皇帝拥有决定性的权力，权臣和宦官都无法改变这一点，任何地方ZF都无法和中央相抗衡，这是明帝国之所以维持近三个世纪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明帝国的立国原则就是为了维持其子孙后代的长久统治，那么这种制度确实相当合适，我们自然不会认为其立国根本是为了人民福祉，所以帝国的最优先权是保证稳定和集权而不是发展经济就可以理解了。当然，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帝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帝国的周边缺乏需要经济竞争对手，就没有必须发展经济的压力，也就没有改革的最终驱动力，没有野心勃勃的开拓者和利润巨大的受益者构成的中坚阶层，是无法推动改革的。　　虽然经济重要，但在经济之外，帝国ZF和知识分子们关心他们以为更加重要的方面，诸如礼仪、科举、道德等等，几百年来，帝国的才智之士将聪明全部消耗在了读圣贤书、道德治国、著书立言以待青史留名，而没有用在改变财政政策、改善经济结构和改革财政部门上。　　帝国的财政并不是注定了悲剧的命运，在十六世纪，白银的大量流入和海外贸易都给帝国提供了转型和改革的机遇，如果帝国因为财政赤字需要增加额外的收入，借此契机同意开海禁，并且扩大户部规模以收税，扩大海军规模以保护和控制海岸线，一旦形成良性循环，则除了供养必要的ZF部门人员工资和公务开支，以及海军外，还能有大量盈余。这些盈余投入改善从京师到辽东战区的后勤，提高明军的战斗力，或者能扭转明末糟糕的边防局势。同时，足够的资金还能够保障西北地区救灾能力，收编农民义军将会更加有效。　　虽然我并不对此抱有希望，但也不可否认帝国还是有改良自身的能力。如果他们更有远见，或许帝国能改变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