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的妹妹吴葽回忆往事
我们都熟知作家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吴祖光的妹妹吴葽也在1957年成为右派，下面是吴葽自己讲述的亲身经历。
1957年，我在云南省委组织部工作。那年党号召展开整风运动，当时的形式，就是动员大家把自己的一些批评意见用大字报形式公开贴出来。我于是起草了三张大字报，经同事程光锦、张路、杨伯诚修改并抄写，日下午四点半，在云南省委机关大食堂门口的布告栏上贴出。
一张大字报批评了当时的云南省委组织部一名干部因干部经济条件优越，就以薪水的优厚条件寻保姆，引起大家不满的事情。第二张大字报批评了云南省委农村部一名干部，以挑选“家庭教师”名义，从小学老师进修班里挑保姆、并且不公正对待保姆的情况。第三张大字报题为《裙带之风不可长》，批评发生在云南省委一些干部家属的工作安排中以公徇私的状况。
就因为写了这三张大字报和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为此，我和当年一起在组织部工作的一批年轻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引蛇出洞”后要“深挖、猛追”的形势下，从省委组织部“挖”出了一个“郑王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包括当时部长，两名副部长和一批正、副处长及一般干部共16人，其中多数是年轻知识分子。我当时27岁。
22年后，日，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以云组（79）组字第58号文件，作出《关于吴葽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意见》，指出“经查，整风开始，经领导动员，她写了三张大字报，由杨伯诚抄写后贴出去，这是响应党的号召而写的，大字报中没有说过党是宗派主义集团，不是反动大字报，也不属于反对党的领导。”可是，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22年的青春年华。
记得是1957年四、五月份的一天，在组织部的二楼会议室里，人坐的满满的，正在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会上王镜如副部长作动员开展整风的报告，要求全体干部积极投入整风学习，开展大鸣大放，向一切不正之风开火，王说“可以写大字报甚至画漫画”。我当是党员管理处的副处长（1954年，组织部曾提拔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任处级干部），因为这个处的职责是专管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的，由于工作需要，我们经常深入基层，远在组织部的整风动员大会之前，我们就已经在一些大专院校内看到过许多大字报，所以，动员大会一结束，就在我们处的办公室里酝酿写大字报了，在一起酝酿的还有组织处和干部管理处的副处长们，尤其是干部处的同志，他们了解许多干部调配及福利工作中的内情，你一言我一语，使我听到了许多过去不曾知道的歪风邪气，一激动，我便起草出那三张大字报，由杨伯诚修改抄写后，张路拿到食堂门口去张贴了。
几天过后，风向转了，由鸣放转向反右。记得部里首先揪出来的第一名“右派“是贴大字报的张路，而后，第二、第三个“右派”被揪出。我当时还是一名整风学习小组长，每天的学习、批判会不断、小组学习记录都是我的事。接近年末的一天，上班后，我仍然按老规矩坐在小组会议室我的位置上，处长李成玉来了，他告诉我：“你整理一下学习记录吧，”把其余的人都叫到另一间办公室去了，我当时马上意识到是“大难临头”了。
果然，就是那天下午开始，批判的矛头转向我。要我交待对领导的看法，对工农干部的看法，社会根源泉和阶级根源……。从此，小会批大会斗，没完没了，问题越批越多越严重，我成了众矢之的，没有出路只能顺着他们栽的杆子往上爬。所有的问题都上纲上线，比如我在大字报上“指名道姓批评的人都是领导干部，而领导都是代表党的，反对领导就是反党”，“你所反对的这些领导都是工农干部，说明你没有工农感情，看不起工农是因为你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与工农有着极深的阶级仇恨”、“看不起工农干部，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对党的干部政策，就是反党”等等。甚至对我当年给儿子取名字的事也无限地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分析：我于1955年底生了儿子，当时正处在“到处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的高潮时期”，有朋友说，这孩子应取名叫“高潮”，我以为不好听，就与爱人商量决定取名叫“丹丹”。为这，在批判我的大会上，有人说：“吴葽的思想反动极了，也反映在她给孩子取名字上，本来取名叫高潮多好，她要改为单单，她就是反对搞社会主义高潮，而喜欢单干！”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这样大会小会，批过来斗过去，不开的时候，要么写检查，要么在办公楼大院的一片荒地里，集中被揪出来的五、六个“右派”一起劳动、拔草、挖地或种庄稼，而我们对这种惩罚性的劳动还必须表现积极，谁也不愿开口说话，因为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无限上纲，一顶顶的“帽子”已经被扣得抬不起来了，谁还敢再“节外生枝”呢？就这样，我于日写了一份15000字的《我向党认罪》这份认罪书全是按照各种会议上人们对我批判的口径，把自己臭骂一通，甚至在挖思想、社会根源的部分里，把我的父亲和大哥都列入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之列。就这样才算跳出了挨批判的苦海，殊不知，从此就掉进了22年漫长“改造”的深渊。
这里应该说说我的爱人孔凡庸，他比我长一岁，山东曲阜人，1949年4月在南京市第一中学念书时加入共产党，是南京学生运动里中学生的带头人，曾任南京地下中学学生联合会主席，同年7月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到云南后，分配在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工作，1954年任省委书记谢富冶的秘书，1955年随谢赴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同时，他被调到中央高级党校师资训练部哲学专业学习，在两年的学习中一直成绩很好，1957年反右开始，由于有人揭发他“鼓励别人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写文章进行批评”，认为是“支持右派，与右派合谋向党进攻”而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他对此结论不服，挨批斗时态度也不好，在从北京押解他回云南途中有过轻生的想法，也想过“最好是翻车，大家都死就好了”，回来后，云南省委办公厅接连开他的批判会，会上他主动交待了自己曾有过这些可怕的思想，于是也被扣上“思想反动”的帽子，加重处理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他开始去劳动的地点是安宁县的云南省光明农场，当时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候，他干的是在矿山采矿的活儿，每天推着装矿石的推车奔跑，劳动强度极大。1959年底还是1960年初，在台湾蒋介石声称要反攻大陆的紧张形势下，公安部门下了个内部通知，大意是：在农场劳动的右派分子中，凡原任过县团级以上机要工作的，不准留在边疆省份，一律内迁。（这个通知内容是若干年后才知道后）。这样，凡庸就从光明农场被押送到四川大竹，被投入监狱，在狱中更没出路了，只有更加卖劲地劳动，盼望有一天走出牢笼，回家团圆。由于他表现积极，被调到犯人食堂当管理员，在那里，幸运地遇到一位明智的监狱长，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摘帽后，为解决我们的分居及照顾家庭，他给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冶写了封信，谢将此信批给云南省委、省委办公厅又批转省公安厅，由省公安厅与四川大竹监狱联系，于1962年才算把他调回云南，安置在云南省大板园艺场任队长，定给22级工资每月56元。而我当时是在离大板桥20公里外的小哨畜牧场劳动。每逢休息天，只有到公路上去堵便车，堵不到车就只有靠两条腿走路，得走整整四个小时，就这样也算是领导开恩地照顾了。
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更是祸不单行，据说当时是林彪下的一号命令，要将“九种人”一律“扫地出门”，1970年4月，我被遣送到滇东北的巧家县大山上监督劳动，并取消了每月20元的生活费，这样，我只好将两个孩子交给凡庸，（当时，儿子15岁，女儿7岁），独自1人上山去了。从此，凡庸每月的56元工资除管父子三人的生活外，每年还得管我每年的零用钱和回家探亲的路费。他在大板桥园艺场的工作担子很重，开始时当队长，管一个队劳教人员的生产劳动，后来调到场部生产组工作，“文革”开始，场里其他干部被集中办“学习班”谓之“抓革命”，说凡庸是“死老虎”，是“摘帽右派”，“过去的问题已有结论，翻不起大浪”，就让他留在工作岗位上“促生产”，负责管理全场的生产、生活。在昆明武斗最激烈的时候，为了不能让全场上千人饿肚子，他带着食堂管理员进城拉米。家里两个孩子，儿子16岁刚初中毕业不能升学，只好就业；女儿上小学，只好托付给邻居照应；我在大山上劳动，一年有半年是大雪封山，交通极不方便，他曾两次上山去看我……。就这样，他在思想受压、工作受压、家庭受压，“三座大山”的重压下，1975年的癌症（肺癌伴白血病）先后五次住院治疗，于日含冤病逝，终年49岁。
日，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为他做的复查结论是：“经复查，孔凡庸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期间，曾鼓励别人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写文章进行批评，认为大鸣大放是发扬民主，帮助党整风，”“感到问题严重，不整风不行”。这些并无恶意，不能说成是右派言论。孔对错误思想主动向党组织作了检查并未扩散，不应作为划右派分子的依据。把孔凡庸同志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撤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附设师资训练部五班哲学专业第二支部“关于右派分子孔凡庸的政治结论”和同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委员会“开除右派分子孔凡庸的党籍的决定”恢复孔凡庸同志的党籍、政治名誉。
日，一辆吉普车驶进小哨畜牧场场部，这是省委机关押送我和杨慧（原妇联的“右派”）到这个场执行监督劳动的。杨当时怀孕抬着大肚子，不久就生下她的大女儿小琼，后来因为孩子太小，每天背着孩子下地劳动，十分困难，经不断要求，调到她爱人所在的宾川农场去了。我当时带着2岁另2个月的儿子丹丹到了这个农场，当天就把我们母子二人安排进一间已经住有8人的房子里（房子约有20来平米），那是一间瓦房，抬头能看到瓦楞，地面高低不平，床挨着床，我进去时只有靠门口还有一点地方可以放一张床，于是用砖石和木板搭成一个床铺，就是我和儿子睡觉的地方。屋里住的人中除有两名是农场的女工（负责监督我们）外，其余都是省农水系统揪出来的女“右派”。就从这里开始了我漫长的劳动生涯。事后才知道组织部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多数人都去了新建的弥勒东风农场，把我杨慧弄去小哨，是因为这里是个老农场，对带着孩子的我和即将分娩的杨慧是一种“照顾”。
这个农场以养牛为主，每天挤出的牛奶要送进昆明市。生产部门分为养牛队、养猪队和农业队，在养牛队工作的全是工人，在农业队工作的除工人外，安插了省级农业水利系统被打出的全部右派，约60多人。我和杨慧都被放在农业队下属蔬菜组里劳动，这个组担负着供应全场职工吃菜的任务。当时组内有工人3名、工人家属2人，加上我和杨慧还有一名省农科所的右派甘长庆，共8个人。组长是共产党员张学友。菜地在一座酿酒房的旁边，面积约4亩多，梯田式的菜地四台：每台都划分成10多垧，地边有水沟，是全场最好的一块高产菜地。后来，随着农场人员的增加，需菜量提高，又先后在场部宿舍背后，和家属食宿区的水库边，各开了一片菜地，共约10多亩。我就在这些菜地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挖地、整地、打塘、种菜、浇水、挑粪，直到收菜并往食堂送菜。从菜地到食堂，路途虽不远，但是一个45度的山坡，送菜的每一步路都是爬坡，一般一挑菜是30至50公斤不等，多的时候一挑菜装满，高达70公斤。蔬菜成长主要靠施大粪，从场部大厕所往菜地运大粪全靠人挑，因为全是下坡路，挑上粪桶就得跑步前进，粪水溅的一身是常事。人们又利用我们这些“右派”要有“积极表现才能摘帽”的心理，不断地在我们的劳动强度上加码，记得有一年，组长提出要对我们的三处菜地实行分管，叫工人曹应祥和我负责管理宿舍后山上的那片菜地，这片菜地在山坡上，水得从山脚下的水库里往山上挑水浇菜，由于是初开荒地，首次下种的是早瓜、得挖瓜塘，一平方一个瓜塘，大约种了100多塘瓜，开初，一挑水只够浇一塘瓜，两个人挑水要整整一天才浇的过来，太慢太吃力，工人老曹很能动脑子，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一张水车，挖坑将水车支在水边，菜地边上又挖出沟，把水从低处车到高处，大大提高了效率，每天都是他车水，我浇水。车水的活儿是重劳动，一般妇女的臂力是车不动的。但不久，老曹病了，不上班了，这片瓜地浇不上水怎么办？于是，我咬着牙去学车水，使尽浑身的劲，水车上去了，每天浇水、施肥的活儿全由我一个干了，瓜、菜都长得极好。这样的事应该说是极好的表现了，但年终总结时，却得挖这种表现的“思想根源”，那当然是为了想早日摘帽子，这个动机当然是“个人主义思想”，这“个人主义”当然属于该挨批判的，我就是这样一年年地受愚弄。
在人们的眼里，蔬菜组的工作是轻活儿，菜地离住处近，不像在农业队搞大田生产的，每次出工到地里光走路就得半个小时，因此在菜地工作的人，都是一上班就到地里，要到看见大田干活的人回到家了，我们才能收工。不仅这样，凡是农忙时，我们除了干菜地的活儿外，还得去大田参加义务劳动，比如抗旱、捉虫、天不亮就出动去拔麦子、收包谷、铲草皮等等，“大跃进”的时候，甚至接连两三天，日夜不休息地在大田里敲垡子和平整土地，记得58年7月，曾连续苦战七昼夜，我病了发烧两天，也没有敢请假休息。在那种场合，只要稍有懈怠就有被当场挨批斗的危险。记得有一天，已是夜间两点，大田里几盏煤气灯照得挺亮，大家正在低着头，挥舞手上的锄头平整土地，忽然听见哨音大响，队长叫大伙围过来，站成一个圆圈，开现场批判会。原来是一个右派（男的名字记不清了）请假去方便一下，然而就倒在地边上的草地上睡着了，被发现后，立即由民兵押来批斗。从此，谁还敢劳动时“溜号”？
我当时和大家一样，什么劳动都参加，从没有一点休息时间。可是，我带着一个两岁多的儿子又不能不管，场里没有托儿所，一切都得自己安排，我每天天不亮起床，不论孩子醒不醒都得给他穿好衣服，让他再睡，只能经常叮嘱他：“起来后就在屋里玩，不要出门”，吃饭时间，我用别人一个人吃饭的时间，解决我们母子二人的吃饭问题，如果是在菜地劳动，我就把儿子带到地边上，让他自己在地边上玩，但是如果去大田里劳动，只能让他留在宿舍里了。当时同宿舍的右派吴淑英，有个三岁的女儿叫小凤，还算是有个小姐姐作伴了。当时有一幕情景使我至今不忘：就是在“大跃进”连续苦战三昼夜的第一天，照例大人们都下地劳动去了，宿舍里剩下两孩子，晚饭后给他他们铺好床，交待他们天一黑就上床睡觉，我们在地里劳动到12点时，实在放心不下，我大胆地去向组长请一会儿假，回宿舍看看孩子，到了宿舍一推门，床上没人，两个孩子都不见了，我转过身就大叫：“丹丹，小凤”没有人答应，外面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孩子会去哪儿呢？急得我不知该怎么办，顺着墙一边走一边叫，走到墙拐角，一脚踢着一堆软软的什么东西，蹲下一看，是小凤，再往前走一段又是一个孩子，是丹丹，是我儿子，我当时一屁股瘫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后来，孩子们说：“天黑了太害怕，我们就出门找妈妈，怎么叫也叫不着，就歪在墙脚下睡着了。当时的农场没有电，晚上是点油灯，宿舍在山顶上，没有围墙，人烟不多，据说在场部周围不时有狼出现，那天晚上，两个孩子没被狼刁跑，真是万幸；第二天由队里的工人帮忙，经组长同意，把孩子送到工人李德生家，请李的老母亲看管，”每月付给李家10元报酬，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自到农场后就被取消了工资，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凡庸劳教更是没有工资，过去我们长期是供给制待遇，1956年改薪金制后，我们两人都是行政16级，每人月工资110元，可是，从55年起，凡庸就在北京学习，分居两地，我生孩子后还请了保姆，所以到处理我去劳动时，我的全部储蓄只有100元钱，靠这100元，解决了儿子10个月的寄养费，也算是解决大问题了。这样，孩子有人管，我可以放心地劳动了。但是，好景不长，一天，李大妈告诉我，他们家的粮食不够吃，李大妈是农村人口，场里不供粮，孩子已经一天没饭吃了，要我想想办法，我一听就知道她的意思了，当时我们在农场，每个职工（右派也一样）每月的吃粮标准是50市斤，自从孩子子去李家生活后，我经常送些饭票给他们家，他们还嫌不够，要我把我的全部饭票都给他们，连我也得去他们家吃饭，他们家有自留地，每顿加上些菜，可以使全家都吃饱。这对我来说本来是没问题的，为了孩子我怎么能不管呢？可是，作为一名被监督劳动的人，我不可能有这个自由，向组长一汇报，马上遭到反对，说我不在食堂吃饭，要去工人家里搭伙，是想逃避监督；用如此大的“帽子”压我，我怎么敢呢？无奈，只好把孩子接回来，一切困难都只能靠我这一付肩膀去承担！几年过去，孩子逐渐长大了，在他五岁那年，农场办起了小学，开一个班，老师姓蒋，报名那天，我第一个带着儿子去报名，孩子背上我用一件旧衣服为他改缝的书包高高兴兴去上学。其实，要说让他去上学，不如说我是找到了一个能让人放心交待孩子的地方。
当母亲的人很少能有轻闲的日子，孩子上学了，我每天照样不停地在地里劳动，孩子放学后把书包放回宿舍，就来地里找我，自己在地边上玩。61年的一天，儿子放学后来地里找我，脸涨的通红，说是难受，我一摸他的头，不好，发烧了，赶快带他去场部医务室找医生，医生给了点感冒药，服后仍不见好，而且起不来床，不吃东西，第三天还不断地呕吐，竟吐出一条虫，怎么办？医生没招了，只好叫送医院，送医院只能去昆明，乘火车去昆明须一个多小时，我背上孩子走到火车站，总算赶上火车。当时昆明的火车站设在黑土凹，离城区还有四、五公里路，下了火车没有公共汽车，还算有运气碰上一辆三轮人力车，我抱着孩子叫上这辆三轮车直奔儿童医院，拉车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壮年人，他见我的孩子病得不轻，到医院门口就主动替我抱着孩子送到急诊室门口，我付了车钱，一再感谢他，他说：“赶快挂号找医生吧！”就走了。事隔三十多年，我仍不能忘记在危难时遇到好人。经过医生诊断，孩子由于发烧、呕吐，已经严重脱水，马上到治疗室输液抢救，一个快6岁的孩子已经完全站不住了，说话没声音，面色腊黄，医生怪我不早点来医院，我只能用眼泪回答医生的问题。输液的针头从孩子的脑门插进去，药水经过针管，皮管一滴滴地流进孩子体内，我眼巴巴地看着滴管，三天两夜没合眼，慢慢地、丹丹的脸色开始红润了，眼睛有神了，我开始给他讲那些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多不容易呀，60个小时，我守在儿子的病床边，给凡庸写了封好长好长的信，诉说我这三年多带着孩子在农场是怎么过来的。可能是因为有“大跃进”苦战几昼夜不合眼的锻炼，我竟没觉得累，连病房的护士都称赞我有惊人的耐力，她们总是问我“怎么就没有一个家人来换换你呢？”是啊！偌大的天地，可我当时除了年幼的儿子之外，却举目无亲。好在一个星期后，孩子的病好了，我们出院，又回到小哨农场去了。
1962年，凡庸从四川大竹监狱回云南了，如我前面讲过的，他于1961年摘了右派帽子之后，给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冶写了封信，要求回云南照顾妻儿，谢在信上批了字转到云南省委办公厅，当时的省委秘书长梁浩又将信转到省公安厅（据说因为当时凡庸所在农场属劳改单位），由省公安厅同意将凡庸调回云南，安排在离小哨农场10公里的大板桥园艺场（劳教农场）任管理劳教人员的队长，总算从被劳教的位置上转换到管劳教干部位置上了。不久，生活待遇从每月领27元生活费，到定了个干部行政22级，月工资56元，这对当时的我们家总算有了些许生机。记得凡庸回昆明的第一天，我带着儿子去接他，丹丹竟不认识这就是他的爸爸！从那以后的8年里，我们虽相距20公里，但每星期可以见一面，要么是他骑自行车来我这边，要么是我搭便车去他们场。
日，我们的女儿绿漪出世了。说起女儿，她还在娘肚子里就承受着磨难，我当时一直在菜地劳动，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处在被监督劳动的境遇，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人道的照顾，我不愿意再增加负担，不想生下这个孩子，也曾希望用加重劳动使其流产，每天仍挑大粪，甚至挑着六七十公斤的担子跟没事一样，不料，尽管这样劳累，女儿仍然如期降临了。临产的当天早上8点多钟，我才搭上一辆送奶车、到大板桥园艺场门口，我下车后就拼命往凡庸宿舍跑，进屋躺上，凡庸忙去请来他们场的刘医生，约半个钟头，中午11点，女儿出世了，医生说：这孩子差一点就该叫“小路生”了。因为那天是国际儿童节，取“六一”的谐音叫绿漪。可怜的女儿本来就先天营养不良，出生后，我背着她劳动8个月，实在太困难了，只好下狠心断奶，送到大板桥园艺场的托儿所全托。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孩子从小就得了佝偻病；三岁了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个子也特小，发育不良，严重缺钙，为此，不知吃了多少药，打了多少针，到上学之后才逐渐好起来。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小哨畜牧场成了昆明市的五七干校，来了上百名下放干部，“革命”气氛更升温了，原市委书记赵增益是当时挨批斗的中心，赵每天披着一个大麻袋，背上写着“走资派”，开批斗会时，被批斗的对象一字排开，“走资派”站在前，后面跟着地、富、反、坏、右，有时不准右派进场，我们就排队站在礼堂外的大标语牌下，还规定人人都只准低头站立，不准东张西望，礼堂里的口号声喊的震天响，我们必须陪站到大会结束。也是从这些下放干部来场后，订了“早请示，晚汇报”的制度。随着批斗形式的升级，造反派在批斗会上大打出手，每次这样的会，我们这些右派都必须列队站在旁边陪斗。记得有一次批斗场里的走资派，挨打的是当时场里的两个副场长，造反派脚穿大皮靴，手持皮鞭，一开始就对副场长拳打脚踢，一边踢一边问：“老子要补助，你为什么不给？”我的心被震惊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泄私愤！
我在小哨畜牧场共劳动12年，现在我案头上有一份我日写给巧家县委的情况汇报材料，对在小哨的劳动情况是这样写的“12年中，我遵守场里的纪律制度，从没有旷过一天工，服从工人监督，服从领导的安排，不论哪里需要，只要领导安排，我都去完成了任务，如托儿所、炊事房、养猪、放牛、什么活儿我都干过，十二年里，我除了两年是参加大田生产之外，近十年的时间是种蔬菜，活计比较琐碎，下种、育秧、检菜的活儿算是轻的，挑大粪桶和挑菜担子是重活儿，什么都得干，当时许多工人甚至监督生产人员都不愿意干，但我却坚持了十年没松过劲，保证了场里职工食堂的蔬菜供应，有些菜的产量是比较高的。我从根本不会劳动，到能挑六七十公斤的重担子，得到群众的肯定和好评。”这是我那些年实际情况的历史记载。
1970年4月，场里通知说，上级决定所有未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一律遣送农村劳动。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雷：我没有任何要求改变处境的权利，只能逆来顺受，一切听从安排，我只好把两个孩子交给凡庸，孤身一人去“赴汤蹈火”了。遣送的地点是滇东北最贫瘠的大山区——巧家县。一辆代蓬的大卡车，车里东倒西歪的坐着10来个右派，驾驶室里除司机外坐着两个押送人的造反派，一是场里造反派头刘元清，一是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后生。当时，从昆明到巧家，汽车得走三天，时值峨山大地震后不久，沿途食宿，凡右派都被安排在房屋里，造反派和司机是住地震棚，意思很清楚，一旦地震，住地震棚的可以逃命，住在屋里的是只有死路一条。巧家的山是出了名的又险又奇，我当时的心情当然不可能去观赏那些奇山异境，但只要往车外一探头，看一眼，就可以看到车在那狭窄的公路上爬，云雾在车轮下翻腾，车在云上去，下边是斧劈的万丈悬崖绝壁，赶快缩回来头，半天不敢睁眼。车子每到一个区停住就下去两三个人，然后又开车往前走，到马树区时下的人最多，最后剩下我和徐凡（原在省委办公厅工作过），把我们一直送到新店区，这是巧家全县山最大、最穷的一个区。把徐凡留在一个小集镇的生产队里，而我被指定安置在新店大队第五生产队，又叫尖营队（顾名思义，这里是全大队的最高点），这个队离小镇还有七、八里路，那些地方离公路很远，不通汽车，只能步行，我当时带了一个行李卷和一支帆布箱，还有两支小桶，队上派了一个农民（后来知道，他姓杨，是我的邻居）来接我，并替我背行李，杨把我的东西全部捆在他的背架上，揹上背正准备开步时，被刘元清叫住，不由分说地把背架绳子拉散拿下两支桶交给我，意思是要我自己拎着桶走，杨大哥说：“我们这里的山路，初来的人走不惯，拿着东西更走不成，还是我背吧”刘不允，我只好遵命，提着桶跟着走了。这些山路可以说根本不能叫路，有的地方只能踩一只脚，走不好摔下去就没命了，走了没多远拐了个弯，公路已经看不见，杨大哥歇下背架，将我手上的东西又全都绑在他的背架上，要我紧紧跟着他，踩着他的脚印，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算到目的地。
我落户的这个尖营小队，是那一片地方的山巅，全队10来户农家，散居在五、六个山包上，那里很难找到一点平地，人们之所以住的那么分散，完全是为了适应平地的大小，有的一个山包上只住一家，有的住两三户，因为山势太陡，盖房子能盖出多大一块地都不容易，当地人都是根据平地的大小来决定自己的居住点。我到这里后，被安置在一间公房内，据说这间房子是大跃进时为集体活动方便而盖的，这间屋子不到20个平方米，是用土基砌的墙，房顶盖的瓦，有一层用竹子搭的阁楼，房子盖得很粗糙，土基墙只能用泥抹了一下，到处是缝，虽说有个阁楼，但那是用竹片铺的，是堆洋芋、放粮食的地方，在上面只能弯着腰，一抬头就会碰在房楞上，屋子除了进出的那扇门外，四壁没有窗子，只好在面对房门的哪面墙边（只有这一面墙是用泥抹过的）搭了一张床，靠门边的地上有个约一米见方的坑，这是火塘，本地人就是在火塘里烧火做饭并取暖，燃料就是烧柴，而柴必须自己上山去砍了背回来，这种灶十分费柴，我后来自己另砌了一个炉灶，节省了烧柴，也干净多了。在这间小屋里，我度过了一千二百个最艰难的日日夜夜。
这个生产队的大部队农户都姓胡，队长胡启贵，会计胡启聪（是这里唯一有小学文化的人），我的近邻胡启辉，只有一家姓杨、一家姓饶。我住的那块坪子上，除我之外，只有不满20岁的胡启辉及其父母和胡的大嫂两家，胡的大哥据说是区上的一个干部，很少回来，其大嫂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务农，胡启辉尚未成婚，与父母同住，本地人的习惯是只要儿女一成家就另立门户了。他们的家里都十分简陋，粮食主产玉米、洋芋、年成好时，能经常吃上包谷饭就很不错了，平时的主食就是在火塘里烧烤洋芋（本地人称为“吹灰点心”，加上一碗咸菜萝卜丝汤，几乎没有食油，家境好一些的，也是家里劳动力强一些的，到每年年终时能杀上一头猪，方有一点油荤。为了调剂粮食品种，与坝区的生产队交换耕作一部分田地，坝区队来山区种部分洋芋、荞麦、山区队去坝区种点稻田，这样，我在那里参加了三年的劳动分配，最好的一年，我分得8市斤谷子，记得分到这8斤谷子的那一次，正好碰上凡庸来大山上看我，还是我们两人一起在石碾里，把谷子冲成米煮饭吃的。
这是个十分落后的贫瘠山村，每个劳动日只值一角多钱，每个中等劳动力，每天可得10个工分。我初到时，主要的问题是不习惯走山路，因为山势太陡，劳作的地都在山坡上，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山时，我怕摔跤，只能两支手也一起帮着往上爬，下山时得蹲下来往下蹭着走，在走路上要比别人花一倍的时间，初时每天只评给我8个分工。后来，农民们教我如何走山路，上下坡时的注意踩着草皮或树桩走，时间一长，我逐渐习惯了，半年后，我每个劳动日也能与其他妇女一样，评上10个工分了。庄稼主要是种玉米、洋芋和荞麦，队上还划给我一分自留地，解决自己的吃菜问题，好在我原来在农场就会种菜，所以，在我那一分自留地里仍然发挥了我的种菜优势，后来还在那个队里，推广了一些适合高寒山区的蔬菜品种。这个地方，据说原本有过大片的原始森林，据说58年“大跃进”时，为了大炼钢铁，将成片的森林全砍了，剩下的树根就成了人们烧饭，取暖的柴源，待我到那里时，已经全是秃头山，有少量的灌木丛，往往是人们砍伐烧柴的对象，偶而能见到几棵松树，也多被人们削光了枝条，剩下最高处人够不着的一点树梢，在较低凹的沟边，间或有点核桃树，房屋四旁有一二棵樱桃树。为了解决生活烧柴，农民们都是上山挖树根，而挖树根的活儿只有强劳力才干的了，我没那本事，就只能在山上检点干树枝，或挖点灌木丛的小树疙瘩作柴烧了。
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但在这个地方，水太金贵了，全队都靠一个约3平方米的水塘，供人畜饮水，雨季时，经常接些雨水，水塘里的水也是满满的，可每年的旱季，水就成了大问题。这个水塘，离我的住处约一华里路，全是傍山的羊肠小道，每天拂晓就得去挑水，用瓢一勺勺地舀在桶里，因为水少，得等出一勺舀一勺，挑了的人一多就得排队。我每天基本上就用一挑水，节约用水是这里人们的习惯，因为水太金贵了，每一勺水都要发挥它最大的作用，用每一盆水都得先想好它的用途，比如首先淘米，然后洗菜，洗过菜的澄清后，又用以煮猪食喂猪；洗脸的水一定留在盆里晚上洗脚，最后倒到菜地浇菜。本地人往往是两三天才洗一次脸、脚，要么就是全家用一小盆水洗脸。更可怜的是老农妇，她们一辈子只有三次洗澡的机会，一次是出生时，第二次是结婚时，第三次是死后。因此，解决水的问题，是这一带山区老百姓世代期盼但一直得不到的解决的大事。1971年的夏季，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从四川来了一30多岁的壮年男子，找到队会计胡启聪家，声称他有寻找水源的本领，他能看出哪一座山肚子里有水，这件事马上引起了队领导及全队农户的极大兴趣，队上破例以好酒好饭招待客人三天，（这里因为穷，从来没有请客吃饭的先例），队长，会计陪着客人遍山转了三天，并付给客人30元酬金（这相当于一个劳动力全年的收入），最后，客人指了一座山，并用一个发亮的东西在眼前照着看，（事后知道那是只打火机），说：“这座山肚子里有一股清泉水，要打进山肚子15米深，会遇到青石板，把青石板凿穿即可引出清泉水。”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使整个山寨沸腾了，队里立即组织全队的强劳力上马，并买来炸药、导火索，开始了“愚公移山”的行动。10天、20天过去了，挖出了一条深深的隧道，什么青石板也没有，那位“探水师傅”早已不知去向。队上这才知道是受骗上当了，浪费了钱财，劳力，大家痛心疾首，但已悔之晚矣！
类似这种愚昧无知的事情，反映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故事是很多很多的。虽然已经解放20多年了，因为山高大、人贫穷、老百姓没听过，见过的事太多了：我带去一支小半导体收音机，每晚收工后，我那间小屋里就挤满了人，他们是来听广播的，从他们各种表情里可以看出，他们是感到那样的新奇和惊讶！听着他们提出许多怪问题：“广播里的歌太好听了：唱歌的人是不是从不会着凉生病？他们每天说话，唱歌的声音，为什么总是那样好听？”又如，这个地方还有个陋习：大人、小孩生病，从来都是找巫婆、端公来“打鬼”，太缺医少药了。区上虽有个卫生所，但去一趟卫生所得爬两座大山，当天来回的两头赶黑路，卫生所仅有医生2人，从不来山村治病。我去这个山村时，曾自备了些常用药，农民们有点感冒发烧等小病，我给他们点药，一服就好，找巫婆的事也就越来越少了。有一年，我患风湿性关节炎，疼痛难忍，我回昆明探亲时，向医生学会了针灸疗法，买全套大大小小的银针，还买了《针灸指导》等书，都是为自己备用了的。可是，在劳动中发现，我周围的不少人也患有风湿症，我试着给他们用针后，效果居然极好，我的邻居胡大爹，已经60多岁，因风湿腰痛，常年直不起腰来，已经多年不能劳动，经我给他用针后，他的腰奇迹般地直起来了，而且可以上山放放牛、捡捡粪了。这件事一下子传开了，于是周围村子的人也来找我治病，我没学过医，不敢随便给人用针，只能仔细翻看《针灸指导》等书，找好穴位，先在自己身上试扎然后再给别人用针，就这样，我为不少人治好了感冒、风湿关节痛、胃疼等小毛病，一时名声大噪。以致到我离开那个山村时，家家欢送我，不少大妈、大嫂拉着我的手，难以分舍。
由于我和当地群众形成了这种关系，他们都亲昵地叫我“吴大姐”。我在农场劳动时能挑六七十公斤的担子，但到了山上，肩挑的本事用不上，劳动得靠背揹，这又是一个极大的改变。我们初到山区的那年，仍吃国家供应粮，每月30市斤粮，得去区粮管所背回来，而我的住地到区上得翻越两座大山，足有五六十公里，开初，每次都是邻居的小伙子胡启辉去替我背回来，时间长了，我自己也练着去背，逐渐地我自己也能把粮食背回来了。第二年以后，国家取消了供应，就全靠自己的劳动分配了，每年到秋收时，劳动一天之后，在山上就将玉米、洋芋或荞麦等分配到户，收工时，各人都得背着自己分的粮食回家，到年底，还得背公粮去交给粮管所。不仅如此，每年冬季，作为被管制的对象，还得去修公路，去烧炭的山上为队里背木炭，炭窑在极为险陡的山坡上，装上满满一筐炭，足有四五十公斤，一大早出发，天黑才回得来，我仍然与那些男劳力一样地完成一年一度的义务工，人们都说：“吴大姐真不容易”，新店公社海拔3000多米，许多地方是“屙屎不生蛆”的秃头山，要想搞点绿化、改变一下环境是很难的，为了找到适宜高寒山区生长的树种，我曾在回昆探亲时，收集了一小袋按树种，带到大山上，就在生产队队委会旁边挖了一块苗圃地，种下桉树种，为了防寒，在苗圃上盖了厚厚地一层茅草，经过精心培育，成活了100多棵，后来都移栽了，现在成长情况怎样就不得而知了。
在山村劳动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我认真总结了在农场劳动12年的教训，才开始悟到，我每时每刻都那样刻苦地劳动，认认真真地对待自己的思想改造，结果反而被遣送到这样贫瘠的大山上，原因就在于，我每次在“思想总结”时都把自己臭骂一通，以为把自己每一小点自己的思想都向领导汇报是“防微杜渐”，是“向组织靠拢”的表现，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却成了授人以柄，他们正是用这个“柄”来进一步整我。到巧家县的大山上后，我改变了方式，我仍然定期地向各级组织写思想汇报，这些汇报的内容主要写自己来山区后的感受，收获及与贫下中农的关系，终于使巧家县委了解到有我这么一个人在他们管辖的山村里劳动。1973年5月的一天，队上的妇女委员悄悄地告诉我：“昨晚县上来了两个干部，召开了贫下中农会，征求大家对你来队后的意见，大家说了很多你在劳动中的表现，说了很多你对大家的帮助。”看样子县上是想为我解决问题了。
日，我收到一份文件，题目是：“巧家县委政工组关于摘掉吴葽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下，几年来，吴葽能接受党和群众的教育改造，对其所犯错误有一定认识，积极参加劳动生产，服从安排，遵守国家法纪，表现较好。根据党的政策，经本人申请，贫下中农讨论，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审查，已报经县委常委于日研究规定：同意摘掉吴葽右派分子的帽子。”于此，压在我头上整整15年半的政治帽子总算摘掉了！在为我摘帽的同时，宣布恢复我国家干部的身份，定为行政25级（国家干部最低的一级），月工资35元，并决定调我到崇溪公社办公室工作。从此，结束了我15年多的劳动生活。
崇溪公社也是巧家县最偏僻的贫困山区，公社设在崇溪镇的小街上，这是仅有约百米长的小街，这里距县城130公里，境内仅有30公里晴通雨阻的土公路，记得我离开崇溪时到县里去办手续，整整走了一天，走坏两双草鞋。这个地方因为太穷，有文化的人极少，公社干部中的文化程度都很低，原在办公室工作的干部，一般只有高小文化程度，我去后是担任公社办公室的秘书工作，负责办公室的文书处理，代公社书记写工作总结、工作报告等，收集所属各生产队的生产情况和填报各种统计报表的工作。这些工作，原来是三个人干的，我去后就由我一个包了。我每天的具体工作多半是守在一部手摇电话机旁，与12个生产队的干部取得联系，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并将这些情况及时向公社党委汇报。党委书记田应谷，40多岁，很能吃苦，经常下乡，当时为解决崇溪7个缺水村的用水问题，公社正全力组织修筑荷花堰，工程十分艰巨，党委一班人分工到工地和各生产队指挥生产，全乡面上的情况，很大程度是靠我通过电话去了解。经过一段工作后，田书记发现我很起作用，于是经常要我列席参加公社党委会（当时我还没有恢复党籍），会后由我代他们起草工作计划或写工作总结，及需要向县上汇报的材料。从那时起，我又拿起了被搁置15年的笔。
到崇溪后，我领到第一个月的35元钱工资时的心情，至今忘不了。自从我到了巧家的山区后，我每年回昆明的路费、生产队年终应交的超支款，及日常的零用钱，都是凡庸寄给我的。而现在，我每月有了固定收入，可以减少他的负担了，虽然只是35元，但每月除用于伙费开支外，尚稍有节余，第一次领到工资后，还为自己添置了一条床单和被里子，要知道，我自从挨整以后从未买过床上用品，床上那套行李已经补钉摞补钉了，布买回来后是供销供社的同志替我在缝纫机上扎的边，回来铺在床上，激动的到半夜才睡着。我在崇溪公社工作了两年多，结交了不少当地的朋友，他们朴实善良，仍然亲切地叫我“吴大姐”。
1974年的春节，我回昆明探亲，在家待了10多天，当时儿子已经参加工作，在百货大楼花布柜站柜台，（儿子初中毕业，因为父母都是“右派”，不可能继续升学，加上家庭经济拮据，又碰上那年中学的毕业生全部分到商业系统，他就被分到百货大楼了），女儿还在上小学。我每次回来天数不多，只能为他们料理些家务，让凡庸稍微轻松一下，那个年头也谈不上什么天伦之乐，只是难得团聚在一起，各人诉诉衷肠而已。正当我准备动回巧家的头一天，忽然觉得肚子不舒服，用手摸腹部已经明显地感到有一个不小的包块，（五年前，在我去巧家之前，就已经诊断为子宫肌瘤，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可能允许我去做什么治疗，只能带病去大山上。）第二天，去医院一检查医生就叫住院做手术，于是，就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做了子宫全切手术。这次住院是我几十年来除了生孩子之外，唯一的一次住医院治病，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医院管理极乱，因为手术需输血而医院血库里无血，为等血，住院一个月后才做手术，总算有运气，碰上一位郭医生为我做手术，一刀切出三个瘤子，限于设备，对瘤子良恶性检验，需一个月才能出结果，为防万一，医生果断地为我进行了全宫“一锅端”的办法，经过五个小时，我出手术室时，面无人色，回到病房后一直虚汗，被单全被汗水浸透，要求护士给换换被单，她们根本不理，只是每天送送药、打打针，还是第二天郭医生来查房时，才亲自为我换了干的被单，这位好医生也是我终生不忘的。我做手术后，是凡庸来病房照护我，但照护我一周后，他感冒病了，后来就是在百货大楼上班的儿子，每天早晚来医院看护我，术后20天出院，修养了半年，1975年5月，才回到崇溪公社。同年7月的一天，接到从昆明大板桥园艺场政治处的电话，说凡庸病了，可能要开刀，要我速返昆明。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消息，公社领导十分关心，立即同意我请假回昆明。
从崇溪到昆明，没有固定的班车，我得先走一天小路到通车的公路上，然后在路边堵车求驾驶员，三天后回到昆明。在我离家才两个多月的时间，凡庸竟完全变了样，面容憔悴，脸色如同一张白纸，体重一下子减35公斤，感觉是胃里难受，不想吃饭，去医院看病，医生叫做透视检查，透视中发现胸部有一拳头大小的阴影，确诊为：肺新生物，要立即住院做手术切除。我到家后的第二天，就陪他去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住进外科病房，准备做手术前要进行一系列的体检，在验血中发现他的白血球竟高达十几万，医生告诉我，他不仅是肺癌，还是白血病，这个诊断结果使我惊呆了；我们这个家竟会如此的不幸，灾难一次又一次地降落在我们头上，十多年的离散生活和无休止地劳役惩罚，才刚熬到能稍喘息的时候，又遭到这等凶猛病魔的袭击，这一击差点儿把我的精神推到崩溃的边缘。丈夫病倒了，孩子们还小，全家的工资收入总有120元，虽说有公费医疗，但除家庭日常开支外，病人需要大量营养滋补，还有些不能报销的医药费用，我实在无力承担，无奈中，我只有向远方的老母亲和兄姐们伸出了求援的手，在那最困难的年月中，是老母亲和兄姐们的援助，使我们渡过难关。医生说：“在一个病人身上同时存在两种恶性病症，是极为少见的。”这需要病人有十分坚强的毅力，并配合医生与病魔斗争，病人要乐观。这谈何容易，凡庸的病情，从一开始他就很清楚，一开始看病，他就是自己去医院，没有家属陪同，每次检查的结果他都知道，面对我们这样的家庭状况，他也明白，如果他先倒下去了，还有谁能把我从大山区弄回来呢？有谁来管孩子呢？所以，病情确诊后，他表现得很镇静，他说他已住进医院，有医生为他治病，我除了照顾他的起居之外，一定得设法调回昆明，我的几个好朋友，老战友也替我想办法、出主意。那时我离开昆明已经18年，在18年的囚禁般的生活中，使我与世隔绝，我与过去的老同事、老上级根本没有联系，有时在街上看见熟人，老远先躲开，唯恐株连了别人，还是由于凡庸的病，使我在医院又碰见了老同学、老同事，他们开导我，要我鼓起勇气，去找省委组织部长，而当时我既没有工作证也更没有介绍人，要想求见组织部长太难了，可是我若不去找，我面前的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解决不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打听到部长家的住址，硬着头皮闯进了省委大院，还算运气，部长岳肖峡在家，当我自报姓名后，他认出了我，我向他述说了这些年的处境，及凡庸患癌症需要我照护，希望调回昆明的要求，他当即答允了我的请求，并约定时间去组织部四处办理；这样，1976年1月，我正式从巧家县调回昆明，安排在大板桥园艺场小学校的附设初中班任教。从此，我一边教书，一边照看病人，凡庸住院时，我与校方商量，每周将我的课集中在三两天授完一周的课时，让我每周有三天时间去病房，我上课时，我就由儿子丹丹利用下班时间去照看爸爸。76年到77年，凡庸先后三次住院，每次三个月左右，病情稍有缓解，就回家休养。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我那时第一次也是生仅有的一次担任老师工作。开始，校方说他们缺物理教师，问我能教物理吗？我想我什么都没教过，凭着过去自己在当学生时学过的东西复习复习试试看吧！所以，我的教学生涯是从教物理课开始的。以后，我改教历史，学生反映喜欢听我讲课，不像过去他们那位历史老师，讲课时举例，不是讲蒙自县就是建水县，听着没劲。最后，我除了教历史课外，还教语文课。虽然是在一边照看病人的情况外，我每学期都能完成教学任务，而且学生成绩还不错，并受到好评。
肺癌加白血病同时发生在一个身上，这对谁都难以承受的，发病一般是从感冒发烧开始，一发烧，白血球就急剧增加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血小板大量减少，全身乏力，不想吃东西，身上常发现出血点，稍有不慎，碰着那里弄破，出血的地方很难止住，碰着的地方呈现一块紫斑。治疗中注射服用的抗癌药，副作用很大，那些药常常是杀了癌细胞，同时也伤害了好细胞，治疗中经常呕吐，但还必须强行进食，病人十分痛苦。凡庸以顽强的毅力，配合治疗，于75年底，获第三次缓解出院后，经医生建议，省卫生厅批准转院到上海继续治疗，我陪着他于日乘火车赴沪，（在火车上，我们只买了一张卧铺票，我靠在床边上过了三天。）到上海后，我们住进上海公安局招待所，靠表姐的帮忙，我们首先是在中山医院进行检查，也到华山医院进行过诊治，经过两大医院的检查，结论都与昆明医院一样，确诊为：慢性粒细胞型白血病和肺癌，为了看病，我们每天从延安路挤公共汽车到枫林桥，途中还换一次车，到医院后还要排队看病、交费、拿药、打针等等，有时一上午办不完，下午还要接着办，中午就找个小铺吃碗面条，十分辛苦。为了减少麻烦。我买了一套注射器械，从医院取了针剂后，回招待所就由我替他打针，有时一次要打两针，这样就节省了跑路的时间，也少些辛苦了。记得有一种需按穴位注射的针剂，医生、护士都说必须到医院去打，否则出了问题更麻烦，如果照他们的规定，我们每天要跑两趟医院，太累了，于是，我注意观察护士是怎样打这种穴位针的，加上我原来就具有给人针灸的本事，我大胆地试着给他进行针灸注射，结果很成功。从此，我承担了全套护理工作，没出过任何问题。
由于长期住招待所，开支太大，医院床位紧张又住不进去，经林建中同志（是凡庸50年代的老同事，79年以后任省广播电视厅厅长）介绍我认识了林的老战友郑葆芬同志，她在上海建国中路有一间空房，答应借给我们住，有煤气，与邻居共用卫生间，这样，我从我弟弟祖昌家借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搬进这间房子里住下，这间房子约有10个平方米，在二楼，我们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半年（隔壁一家人有祖孙三代，也是住这样同样大小的一间房，夜里一家人全打地铺，比我们挤多了）算是解决了大问题。
也是经过表姐的介绍，我们去徐汇区天平路地段医院，认识了王佑民医生。这位医生是集中、西、草医于一身，并有祖传治疗肿瘤的秘方，因为疗效显著，医院设有50个床位的病房，全国各地许多疑难肿瘤病人，都慕名前来求医，床位也很紧张。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门诊后，凡庸终于住进了医院，他住进医院后，我每天就是住处、医院两头跑着送饭、送药、每天一大包中草药要煎熬，为熬药特买一支大砂锅，本来医院可以代熬药，但王医生说最好还是自已熬，药熬的透，疗效会好些，这样，在半年中，我熬坏了两支砂锅。凡庸入院后即开始化疗，每天吊针输液，有时针水还未输完，就有反映，呕吐不止，一个疗程10天下来，呕吐、吃不下东西，白血球降的厉害，所以，一个疗程一完，就得赶快补营养，以提高白血球，这需要极其顽强的毅力。可喜的是，经过三个多月的是，病情又一次缓解了。就在这时，凡庸说想去杭州玩一次，起初我不同意，我说：“好不容易病情又一次缓解了，玩杭州一劳累，再度犯病怎么办”凡庸说：“你就让我最后一次园园游‘天堂’的梦好吗？”我还能说什么？我知道，想去杭州是他多年的愿望，这是过去那些年根本不敢想的事，如今，已经住在上海，离杭州只是一小时火车的路程，虽然经济拮据，但我不忍心不答应他的要求，于是，我们于五月去了杭州三天，住在二哥的同学家，当时正是“文革”期间，杭州市内仅有几路公共汽车运行，市郊的车碰着就往上挤，碰不着就只能靠走路。凡庸一到杭州十分兴奋，兴甚浓，我每天给他量体温，都是早上正常，晚上较高，所以，每天早上打一针出门，晚上休息前又打一针，中午吃点东西后，找个公园草坪或石凳上稍事休息。在西湖苏堤上，在柳浪闻莺公园里，他高兴的就像孩子一样，在六和塔下，钱塘江边，他久久不愿离去，我印象最深的走到“断桥”时，我走不动了，他叫我坐在石凳上，他一人硬着走上“断桥”，用手抚摸桥头的“断桥”二字良久，而后点着头，笑眯眯地走回来；最后一天，我们去灵隐寺，可惜的是灵隐寺正在维修，不给参观，只能在大庙外转转，看看“一线天”，凡庸仍然劲头十足，还爬到弥勒佛的肩上留影，从杭州回来，凡庸仍然住院治疗，病情还是时好时坏，但无论如何，这次杭州之行，给他留下的“天堂”印象，在他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也算为他这一生少留一件憾事了。凡庸在天平路住院到那年8月，我每天用大砂锅煮药，为送药、送饭奔走在小屋与医院之间，由于气候太热，总是汗流浃背，幸好凡庸病情又一次缓解，王医生同意他出院，回昆后继续服用王医生的药。这样，我们于8月中旬离沪返昆。为了解决我们回昆后仍能断续服用天平医院的药，我弟弟祖昌为我们找到一位铁路上跑上海——昆明列车上的列车员，每隔一段时间，由我将凡庸的病情及医院的化验单等寄到上海，由凡庸在上海的弟弟小石去找王医生开处方，取药并托列车员带来昆明，每次的药都有三大旅行袋，可供服二、三个月，用这种方法服药，又维持了他两年生命，在最后一次住进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于日与世长辞。
日，在云南省委组织部的会议室里，为全省第一大冤案——“郑王反党集团”召开落实政策座谈会，到会的有冤案的全体成员16人，这些人遭难22年，当年的年轻人，如今都已两鬓斑白，有的已面目全非了，主持会议的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吉其祥，他讲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们，你们受委屈了”与会者无不泪如雨注，这委屈哪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哟！好几个人在会上哭诉了22年遭遇，但现在，问题终于澄清了，政策落实了，党的组织能做到这样也是不容易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都只有向前看了。
我记下这22年劫难的经过，意在让后人知道我为这段痛苦历程所付出的代价，不能再让这样的历史重演。（1993年4月完稿）作者 吴葽原题 22年的劫难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今日搜狐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