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摧毁中国农业的现状,种地没前途,都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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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农业合作哪些领域最具前景?中国农业部划重点
16日上午,在云南大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澜湄农业合作吹风会。人民网记者翁奇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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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大理12月16日电(记者雷阳 赵艳红 张晓赫 翁奇羽 皇甫万里)16日上午,在中国云南大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澜湄农业合作吹风会上,中国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张陆彪向来自澜湄流域六国――中、柬、老、缅、泰、越的30余家媒体记者介绍了目前中方参与和支持澜湄农业合作的相关情况,以及近期中国农业部将重点推动开展的工作。他透露,将重点支持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合作项目。
湄公河地区已成“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农业合作历史悠久。长期以来,我们在多边合作机制下建立起了稳定、友好、互助、互惠、互信的新型农业合作关系。中国农业部与各国双边农业交流互访密切、合作项目较多,合作成绩显著。“目前,湄公河地区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张陆彪如是说。
一年多来,中国农业部与湄公河五国农业部共同努力,着力推动落实领导人会议成果,澜湄农业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张陆彪从四个方面为记者们做了详细介绍。
在机制建设方面,澜湄合作农业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今年9月份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澜湄农业联合工作组概念文件,涉及工作组的目标、人员组成、职责范围、报告机制、资金安排等一系列内容。各方同意启动澜湄农业合作,成立澜湄合作农业联合工作组,并分别指定了合作联系人。澜湄农业合作进入正式运转阶段。
在多边项目推动方面,过去一年多来,中国农业部重点推动实施了四个早期收获项目,内容涉及渔业、水稻、果蔬、豆类等。这些项目的筛选都是根据双方协商的原则,特别是结合湄公河五国的农业需求决定的。2017年,中国农业部又成功申请了1378万元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来支持实施农业合作项目。
在双边合作支持方面,依托于双边高层互访、农业合作工作组,以及有关省(市、区)农业部门和企业的交流合作。涉及农业政策交流、农作物优良品种示范推广、跨境动植物疫病监控、农业投资与贸易、人员培训等领域的双边合作持续有效展开。
在区域合作机制协调发展方面,重点加强中国与东盟、东盟与中日韩等涉及湄公河的多边机制。中国积极参与有关农业交流与合作活动,为开展东盟与中日韩粮食安全合作等发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
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农业合作的样板
“农业部将致力于将湄公河地区打造成中国与周边国家农业合作的样板之一。”就上述愿景,张陆彪介绍,下一步,中国农业部将与湄公河五国农业部保持更加密切的沟通,并将进一步加强力量、加大力度参与和支持澜湄农业合作。近期农业部将主要强化两方面工作,一是强化机制,定期举办工作组会议;二是落实推动项目落地。
澜湄农业联合工作组刚刚组建,各方都希望定期举办工作组会议,加强沟通。在今年9月召开的澜湄合作农业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期间,柬埔寨方面表示愿意于2018年举办工作组第二次工作会议。中国农业部对柬方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将与柬方共同努力,务求会议取得实效。
在落实推动项目落地方面,中国农业部将利用好澜湄合作专项基金和农业国际合作交流专项资金,对澜湄农业合作进行倾斜。此外,还建立了农业对外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很多省也为加强澜湄农业合作配置了专项资金。
哪些领域项目将获得上述资金的重点支持?张陆彪现场给大家划出了四大重点: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能力建设。
种植业方面,计划实施湄公河次区域水稻绿色增产技术示范项目、澜湄流域农作物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项目等,共同提升次区域农业生产水平,保证澜湄区域粮食安全。这方面中国有技术优势、资本优势,湄公河五国有非常好好的自然条件,可以互利双赢、共同提升。
畜牧业方面,计划实施澜湄国家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技术交流与合作项目等,主要为了提高次区域跨境疫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处置的能力。
渔业方面,计划实施澜湄联合增殖放流项目,支持举办澜湄联合增殖放流活动,保护区域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能力建设方面,重点实施澜湄流域国家热带农业人才培育工程、湄公河流域国家沼气技术培训等多种人员培训项目。农业部将统筹调动多方面的资源,共同谋划推动澜湄国家的农业人才交流。
“实际上这些工作是大家一起干的,借此机会对湄公河五国农业部相关同事表示感谢”,吹风会尾声,张陆彪还特别对六国媒体媒体朋友表示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支持澜湄农业合作,不断贡献正能量。”
(责编:王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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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0别以为在农村种地没前途,以后你可能连农民的当不起别以为在农村种地没前途,以后你可能连农民的当不起财经指数百家号别以为在农村种地没前途,以后你可能连农民的当不起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是土地流转加速的前奏随着工业品的产能过剩和利润空间的压缩,资本开始将目光投向农业,所以有人说农业将是下一个房地产。目前国家正在农村进行声势浩大的土地确权颁证工作,目的就是加快农村土地的流转速度。资本大腭已经将目光投向农村市场资本大举进军农村市场,势必进行大量的圈地。对比你自己耕作得到的钱都比不上租出去,你还自己耕作吗?资本的进入,将加速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资本的进入,将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务农人口将大量减少未来的中国农业,将是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可视化操作,在可预见的十几年,中国的农业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农场时代来临。种地的将是资本大腭,散户将消失殆尽。个体散户将逐渐减少,甚至消失,绝非危言耸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财经指数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可耻的是错误已经显而易见了却还不去修正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中国人去海外种地,前景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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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去海外种地,前景咋样?
  到海外种地并不新鲜,中国对外农业投资主要集中在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大洋洲,东盟、俄罗斯和部分非洲国家是重点投资区域。
  但是,中国农业海外投资总体上并不乐观。无论是不可控因素,还是配额不定,都是中国企业的软肋。
  中国人,到海外种地去
& & & &从法国的葡萄园到澳大利亚的牧场,再到乌克兰的农场,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遍布全世界,其多样性超乎想象。
  中国并非世界上最大的海外农业投资国家。美国、英国、韩国、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海外农业投资规模远远大于中国。
  但中国在努力缩小这种差距。在不少中国企业家的眼中,海外农业投资似乎大有可为。
  为了追求农产品自然纯净的效果,一名在犹他州经营着两个大农场的张姓中国商人,严格用自产的苜蓿草喂养奶牛。“我们想把美国的阳光、土地和水源带到中国,”这位企业家表示,他准备把美国产的更健康、安全的食品输送进中国。
  他并不是第一个对美国农业感兴趣的中国企业家。美国雅商公司总裁苏丰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农地、林场买卖,前几年以加拿大、荷兰等国投资客为主,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客,都在考察美国农地投资。
  中国投资者不但来美国投资农地农场,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农场也很有兴趣。
  早在2012年11月,上海鹏欣集团就斥资10亿元人民币,在新西兰收购了总面积8000公顷的16个大型奶牛农场,并成立纽仕兰乳业公司,在新西兰合作生产加工“纽仕兰”牌牛奶和奶粉。
  中国在海外的农业投资形式也很多样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大型国有企业倾向在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和赞比亚等地,投资规模较大的种植园;或者在一些国家投资种植水稻、木薯、芝麻等作物,一部分卖给当地人,一部分输送到中国。
  规模较小的农业公司会选择租赁的方式。一些公司在中俄边界承包土地,种植农作物,员工大部分是中国人。
  刘进(化名)是来自黑龙江的一名企业主,他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经营2.4万公顷的土地。“俄罗斯有大片无人耕种的土地。”刘进说,“这个国家很需要像我们这样,懂得如何种田的人。”
  投资仍然受阻
  根据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编著的《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报告》,最近几年来,涉农海外并购井喷式的增长,2010年到2014年我国涉农海外并购高达185亿美元,私募进行海外农业投资的现象大量涌现。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443家企业中,278家是独资企业,127家合资企业,合作企业38家。
  报告称,中国对外农业投资主要集中在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大洋洲,东盟、俄罗斯和部分非洲国家是重点投资区域。
  尽管有增长,但中国农业海外投资总体上并不乐观。报告称,443家企业中正常经营的有359家,其余企业受自身实力、东道国限制、政治经济风险、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处于筹备设立和暂停经营状态。
  2015年,据媒体报道,重庆粮食集团在巴西的一项高达170多亿元的粮食种植投资计划,由于未获当地政府的批文和环境许可证,陷入停顿。
  中粮集团的种植地选在巴西、阿根廷等国,计划种植大豆、油菜籽、玉米,种植面积有600多万亩。仅仅是在巴西,从海外买地种粮,到粮食仓储、加工,再到港口物流等建设项目,计划投资金额就高达170多亿元。
  然而,由于在占地方面未能获得巴西政府的多项批文,以及环境评估的许可证,该集团在巴西2/3的种粮工程被长期延误,或将难以完工。
  海外种地风险高,中国企业发展困局待解
& & &&从援助到返销
  20世纪50年代,中国最先以农业合作的形式签订援助项目,购买或租用土地设立示范农场,为其提供技术援助,农产品直接销往本地或第三方国家。
  1959年—1979年,中国先后帮助几内亚、马里、坦桑尼亚等12个国家建设87个农业项目。20世纪60年代,中国帮助马里试种甘蔗取得成功,开创了马里自产食糖的历史。
  马里新糖联项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到海外种地开始演变为公司行为,开始注重国内需求。到21世纪,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国务院在2010年1号文件中曾提出:“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和农业资源开发合作,制定鼓励政策,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
  海外种地仍处初级阶段
  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到海外种地的中国企业几乎都亏本。农业是个微利行业,效益回收周期长,至少要5至6年才能收回成本,而这期间一旦受经济、政治和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投资就会遭遇风险。到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成功的案例”。
  土地资源稀缺让很多国家提高了准入门槛,或者进行反垄断限制。2010年8月,巴西出台法令规定:外资企业或外国人控股的巴西企业,不得购买或租赁250至5000公顷的土地。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2012年8月发布的报告《农田水利:中国海外投资》显示,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有86个项目,其中32个悬而未决,包括因阿根廷法院禁令而停止的占地30万公顷的项目。中国企业在海外种地10多年,主要有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研究开发和战略联盟四个类型。
  海外投资农业多是“开垦的荒地,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巨大”。李国祥表示,是否在替人开荒还不好说。
  此外,由于粮食进口配额不定,企业很难进行规划种植。产品回不来,当地市场又无需求,企业就只能赔钱了。由于粮价不稳,一旦上涨,很多国家就会限制出口,比如阿根廷对出口大豆征收44%的关税,另一些国家甚至干脆就禁止出口。
  最致命的是,中国在海外农业投资保险方面的保险政策覆盖范围过窄,企业在种植、生产、加工环节所受损失不在赔偿范围。“赚了赔了都是自己的”,李国祥说。
  然而,美国1971年就为本国农业企业赴海外投资提供了政治风险类的投资保险服务,可对国有化、战争和投资收益汇出三类政治风险进行保险。
  是地少人多而非“新殖民”
  中国在海外大量种植农产品,虽然一度被一些国家指责实行“新殖民主义”,但中国人口多,人均可耕种面积少,这才是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根本原因。
  李国祥表示,“中国的‘走出去’战略目前还处于试探性阶段。企业到海外种地,开辟了企业新的能源生产基地,拓宽了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境外项目的建设也带动了一批农业技术、设备和劳务的输出。据统计,黑龙江省每年向境外输出劳动力2万余人”。
  从全球可耕种面积上看,巴西可耕土地面积为5.27亿公顷,相当于全球现有水稻、玉米、小麦和大豆种植面积的总和,也就是说仅巴西就能再养活一个地球。
  非洲可开发的耕地面积达8亿多公顷,实际利用率只有1/4,仅苏丹一国,耕地面积就有16亿亩,但人口只有6000万。
  而有13亿人口的中国可耕种面积仅约1.2亿公顷,且在不断减少。在1996年至2006年间,中国稻田共消失了300万公顷。
  但需求却在上升,尤其是小麦、大豆、香蕉等基础产品。中国是橡胶最大的消费国,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将消耗世界1/3的橡胶。老挝—瑞典高地农林研究项目组2006年报告显示,中国在老挝的玉米种植地有1.3万公顷,种植的玉米90%都销往中国。
  中国的粮食自给率虽高,但农产品存在着结构性短缺,大豆和油料作物就是其中的软肋,70%以上的大豆需要进口。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2008年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大豆可贸易量为7500万吨,而2007年中国进口大豆(含进口植物油折算大豆)就高达4600万吨。如果要实现大豆自给,就要增加2亿亩耕地,相当于增加5个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土地来种植大豆。“这是中国农业的战略性规划。”李国祥说。
  国家战略应有国家保障
  农业开始进入海外农耕时代,证券分析师理查德·弗格森也表示,“21世纪,农业正步入一个新的浪潮”。由于国内需求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开始了农业2.0时代,将海外耕种上升到了战略规划层面。
  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种种困境,中国应将海外种地纳入整体的统筹规划,从国家层面上对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进行政策扶持。整体统筹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和即将“走出去”的企业,有规划地与东道国进行沟通与合作。在国家的指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并利用政策导向和业务推介进行农业生产。
  此外,海外种植量的规划也应提前做好生产配额,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如借鉴日本模式,先有销路,再进行针对性生产,在销路和销量问题上,借助国家政策和外交把关,保证生产和销路,降低配额不明确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战争、政策变动等不可控因素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种地的致命威胁。因此,中国应该加大对类似不可控因素的保险,借鉴美国1971年制定的政治风险保险服务,或日本针对专门项目设立的保险基金,制定适合中国的保险模式,让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更好地发展海外种植,也让即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更有信心。
  日本海外种地已有60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企业开始在东南亚置地种粮,但由于当时东南亚社会不稳,政权更迭频繁,日本企业的投资几乎损失殆尽。70年代,日本改变策略,在世界上适宜农业开发的地方先确认国际社会、日本和土地供应国的利益交汇点,后向当地提供农业发展援助,接着再引入商贸企业参与。
  在60年左右的海外种地探索中,日本成功找到了分散政治和经济风险的方法。
  如今的日本是海外种地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与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地的农场签订了玉米等作物的种植协议,在世界各地拥有12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
  日本不再大规模直接买地种粮,而是采取与多方合作的方式。日本几乎没有完全独资的农场,大部分以共同出资的方式与当地人合作经营。在投资比例上,外国政府以提供土地等方式出资51%,日本以提供农业机械、基础设施的方式出资49%。
  日本也不直接在海外农场种植玉米、大豆等大宗作物,而是通过与当地农户签订购买合同的方式来确保供应,2006年在山东成立的朝日绿源有限公司的生产销售模式就是如此。
  此外,日本还与竞争对手合作,2006年,日本三井物产与美国的CHS、巴西的PMG贸易公司,联合成立了合资公司,由于美国、法国控制了巴西大豆的生产流通,日本也通过合作逐步渗透直至控制巴西大豆生产的各个环节,最终确保本国的大豆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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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的前景和困惑
作者:莫璃
  本来我安排的题目非常大,是关于中国农业的前景和困惑。因为刚才时间耽误了一下,所以把现场问答环节挤掉了,由我来跟大家共同分享。我也是和程先生一样,把演讲的内容做了调整,尽可能和我们在座的人关心的问题去挂钩。空的、虚的我们也不要,我在演讲前有个问题,我们现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到底差多少年呢?你估算一下,大家听到没有,一百年,这个一百年意味着什么,到2030年我们中国初步完成农业现代化才能达到美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水平,有这么大的差距。  抛开国家统计意义上的粮食产量、种植面积和农业经营主体这些变化,谨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中国农业到了转折的历史时期,这个转变冲击会相当大。那么做这个判断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从2010年我们城镇人口超过农村,第二从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下降。人口红利很多人不懂,我这样讲你就会懂。我们现在雇工的工资上涨,这就意味着作为九亿农民群体劳务输出的价值上涨,那么我们在统计意义上把农民务工收入,本来是拿农民身份证干的活算到家庭收入上,本身是在统计上耍一个小花招,我们农民收入在下降,其实很多农民到了破产的边缘。  我们很多是种粮的,在东北甚至出现了撂荒的现象。一个务工人员刨去开支,一年带来五到十万的收入,现在有两亿务工人员漂在城市里面,把最强的劳动力带走了,把最有技能的人带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农村经营主体到底是谁,粮谁来种,是三分之一的老人、三分之一的儿童还是妇女啊?出现这个问题意味着我们的粮食生产面临巨大的压力,农民工的工资上涨就意味着我们工业劳动力的报酬在提高,我们的工业产品利润在削减,何况我们还有一个出口市场下滑巨大的压力。  这样一来就逼着决策层要作出一个选择,要对过去的错误做一个纠正,上个世纪我们的农业政策出现了两大失误,第一大失误是1988年出台土地管理法,把在座的农户包括我本人土地其他的收入除了种植收益全部割掉了,转移到原来的集体分配。因为我们那时候土地可以做房子、可以做工厂。第二个错误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冲击以后裁掉,导致了种种社会问题,我们迫使乡镇企业解体,两亿多农民工孔雀东南飞,满足了沿海的务工需求。但是提高农民收入由原来的集体变成没有。  我们又出台了一个政策,利用财政补贴加大龙头企业,公司加农户提高农民收入,政府应该做的提高农民收入的事情转移到企业身上去了。所以对农户的收入形成了挤压,公司加农户使农民失去了运输的收益、失去了销售的收益、失去了其他你们相互协作能够产生的收益。这就出现了资本下乡的情况。这两个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农业问题,就是我开头说的。那么对于农业粮食增长的压力,对社会稳定的压力,农村稳定的压力非常大。原来有集体经济好办,鳏寡孤独、修个路,原来还有个修堤等等。  种粮的人越来越少,所以痛定思痛,现在要关注农户本身,因为农民才是生产经营的主体,龙头企业并不是生产经营的主体。可是我们现在农户没有什么收益,没有什么集体经济的扶持,我们农民在单打独斗。我们民营资本出现了,民营合作组织的出现,在座五十岁以上的人很清楚,我们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合作社,到打散掉。我们原来是互助合作,我们现在要搞的不是互助合作,我们需要的是专业合作。因为农户本身由于经营规模太小,你没法扩大你的土地经营面积,没法用机械化来提高你的劳动效率来节省人工,你没法用你的几百斤、一两千斤的粮食和商超去合作,所以家庭经营的规模要扩大,小户联合扩大规模是我们专业的概念,在北方、西北,适合大面积机械化生产、有能力的大户可以种几千、几万,这就是种植大户,现在往这转,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土地和金融是孪生兄弟,可是在我们国家上把土地和金融割开了,就是说你缺两条腿,一条是合作金融。  不管是欧美还是亚洲发达国家,都是借助了合作社的形式、借助专业合作的形式发展起了现代农业的体系。它有一个重要的支柱就是合作金融、合作银行、合作担保、合作保险。可是我们现在中央财政拿出大量的保险补贴进了保险公司的手里,落到每个农户的时候是很小的一块。如果是合作保险不会,幸亏中央在合作保险放了一个小口,就是农机合作保险,从陕西开始。就是说中央政策终于把合作金融的口子放开了一点,上个世纪搞农合金,尤其是像重庆、还有四川,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损失,所以现在不敢放。现在把合作保险放开,就意味着我们这条腿有可能在未来八到十年有一个改观,但是不要太乐观。金融的问题影响太大。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大宗粮食的种植,水稻是一个,包括玉米还有其他的农产品,要起保值的功能,和市场割裂开了。再往大范围,种粮大户也好、家庭农场也好,还是专业合作社也好,缺一个社会化服务体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服务彻底散掉了,变成农药服务商、化肥服务商等等他们免费做技术培训,但是从自己的产品出发,没有告诉你这个农业公司还是农户,在你这块田这个品种在这个季节在这个生产阶段是水肥组合是最好的,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化肥的损失量非常高,农药无效使用。我们水的浪费更厉害。我们搞的农业合作公司算了一个帐,如果把这些集合起来成本降低40%,那不就是钱嘛。  下面的圆桌话题也要讨论这个东西。那么合作社往下怎么搞,其实有三个纬度:第一个就是你合作社上面设的公司或者几个合作社联合下面的公司,也是一个纬度。为什么设工资?你拿到两千块钱不冤,因为我们补贴和资金是往上走的。一个是带动更多的农户增加就业,增加当地税收的农业产量。上午程博士由于身份的原因点到没有往下讲,你拿不到,不冤。这个政策什么时候出台还未知。所以你一定要去用一个公司主体获得你应该得到的东西,每年一万多亿的资金,今年又开始在黑龙江搞现代农业的试点,其实支农资金打包使用不说,而要重点倾斜到基层。另外中央也在责令一些央企从基层环节退出,你不要和农民去争利。  第二种纬度那就是你要把你的专业合作社分拆,种粮合作社还有农资的合作社还有农机服务的合作社一定要分拆,分拆后才能实现专业化的队伍。互助和专业是两个层面,最后到合作达到了现代农业高的水平,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确实有几十年的时间,这个路很长。  第三个纬度那就是我们现在国内已经开始兴起,国外也有实验做得比较成功,就是这头是生产合作,城镇里面有消费合作,两个合作社的对接,你要知道不管国外还是国内,合作社的行为有对接。现在我们50%、70%的税费等等可以节约出来,这些可以让利给消费者。但是这个难度很高,一般是对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有需求的人、有能力的人在推动,这是我们合作社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你从法律架构上和你的组织结构上做这种布局,三年以后受益最多的是你。那么除了农户之外还有很多投资的人,另外还有一个判断需要和大家分享,一会儿也要讨论的。就是说我们中国农业的发展,未来三年可能会有一个停滞期,这个停滞很难受,价格还会增长,粮食价格可能会持续,但是增长速度减缓。但是整个农业组织结构和国家潜在的粮食安全问题倒逼着我们做一个选择,这个时候有政策之惑、消费之惑、生产之惑。增长点到底在哪里,是下一个圆桌论坛要讨论的东西。我的演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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