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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现实题材里的一剂猛药
电影不仅有鸡汤，还有毒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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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有鸡汤 2018
《我不是药神》现实题材里的一剂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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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那点事儿的文章
《我不是药神》为何致敬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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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价抗癌药，不止是医保在努力，整个国家都在努力。
来源 | 中国医疗保险 廖化昨天看了《我不是药神》，难得的国产好片，让人看到了国产电影的希望。相比于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药神在题材上占尽了优势，但在引人共鸣的功底上仍感觉差了些火候。电影上的差距还能忍受，但仿制药上的差距却人命关天。这部电影给了中国仿制药重重一记耳光，后者应该有许多苦衷，但并不冤枉，也没啥异议。对于原研药企业，电影塑造的偏向反面，客观的说，是一个比较扎眼的败笔，应该像《三只广告牌》一样没有反派，只有矛盾，才更接近真实。知识产权和生存权创新与仿制法律与人情这些矛盾各有道理又难以两全，集中到程勇身上，造成了他无解的人生。虽然法院对其救助白血病患者的行为表示理解，但还是判了五年。如果最后没有医保出来救场，将原研药格列卫纳入报销目录，这部电影或将带着无解与遗憾收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广大民众对中国医保的一种独特的致敬。那么，在现实中，医保做了哪些相关工作？当得起这份敬意吗？不管怎么说，格列卫能够面世确实是研发公司的功劳，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说是50年几十亿美元。我们国家虽然鼓励仿制，但在专利期内，其知识产权还是应该尊重的。所以需要医保出马，将昂贵的救命药纳入医保目录来减轻患者的负担。我们就从高价救命药进医保目录说起吧。1. 医保目录概况我们知道，药品进了医保目录，参保患者就可以报销很大一部分费用，经济负担自然大大减轻。医保目录的评选和调整，对患者、对企业、对医院，对整个医药行业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关系国计民生的这个重担主要压在了医保部门身上。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原劳动保障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分别于2000年、2004年、2009年、2017年调整发布了四版药品目录。目录品种逐步扩大、用药水平逐步提升，在保障参保人员的用药需求、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药品费用不合理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西药和中成药部分共收载药品2535个，较2009年版目录增加了339个，增幅约15.4%。电影中所说的格列卫也在本次调整中纳入了医保目录。但一个格列卫只能解决一种疾病的救命问题，医保部门需要从整个国家层面去考虑，让更多的重症患者吃得起高价救命药。比如血友病、乳腺癌也都在2017年纳入了医保目录。血友病平均治疗花费为每年6-7万，纳入医保后报销大约70%，为血友病患者减少了很大的负担。乳腺癌靶向药赫赛汀纳入医保后销量猛增，甚至多地出现断货，医保基金花费自然也猛增，也从侧面反映了医保的作用之大，担子之重。这就涉及到2017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在现有的甲类、乙类目录之外，新增设了拟谈判目录，均为临床价值较高但价格相对较贵的专利、独家药品。医保部门希望通过国家谈判，让这些药降价后再纳入医保目录。最初确定了44种谈判药，最终谈成36种，谈判后这些高价药平均降幅达到44%，降幅最高70%。别忘了谈判成功就意味着进了医保目录，在降价之后还可以报销大部分费用。所以，此举确实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应该当得起患者的一份敬意吧。2. 调整背后的艰辛医保目录调整牵涉利益甚广，工作量巨大，以2017年版为例，药品目录调整的基本程序如下：首先要会同9个部门成立药品目录调整工作领导小组，起草工作方案，广泛征求意见并修改后定稿。其次要建立评审基础数据库。基础数据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提供，此外，收集了地方医保、新农合、国家基本药物、军人免费药品等目录纳入情况及市场价格、临床使用数据等信息，经过标准化和分类，形成了提供专家评审使用的完整基础数据库。然后组织咨询专家评审。从行业学协会推荐的4200余名专家中产生381名咨询专家，先后召开近20次评审会，对基础数据库中的所有药品进行评审筛选，提出备选药品名单。再进行全国投票遴选。遴选专家由各省（区、市）推荐产生，一般是在各自专业领域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专家，共计2.5万人，其中30%的专家来自于二级或以下级别的医疗机构，实际参与遴选的专家从中随机抽取。当时，全国25个省份的3522名遴选专家同时以电子投票的方式对备选药品名单进行投票遴选。最后才能确定药品目录。根据遴选得票率的高低，专家确定拟纳入新版药品目录的品种和拟谈判的品种，并对部分价格较高、基金影响较大的药品研究提出了限定支付范围。这还没有完，基础医保目录调整之后，更加精细的医保药品谈判工作更是需要医保部门全力投入，与制药企业斗智斗勇，最大限度地为广大参保人争取利益.据了解，医保部门做了精心细致的安排，设立了工作组、协调组、谈判组、评估组，还有纪委牵头的监督组，并请了专业律师来确保所有环节依法依规，公开、公正、公平。其中评估组是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38人，涵盖医学、药学、经济学、医保管理，分药物经济学评估和医保基金支撑能力评估。两组背靠背平行评估，评估结果相互独立、完全保密。据说光评估会就开了16次，两组分别提出评估意见提交谈判工作组，起到智库的作用！其实想想就明白了，如果不如此充分准备，又如何在专业的药品谈判中与企业交锋，为患者争取最大利益呢。当然，没有利润哪有质量，没有利润哪有新药研发上市？医保部门一直对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企业，包括给予企业合规合理的利益，抱有正确的态度。所以，不会一味压价，而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库的测算，给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合理价格区间。谈判流程既严格周密又便于操作执行。谈判当天随机抽取20人组成谈判组专家，抽签确定谈判药品分组，当天上午工作组按照评估意见现场确定支付标准（医保的底牌吧），密封后传送到谈判现场。也就是说，谈判前医保这边的价格区间根本不存在，也就无从泄露，谈判现场纪委全程监督摄像。可谓分工明确，这真不是个简单的事，由国家代表广大参保人同各大企业谈判，再合适不过了！3. 改革方向敬意可以收下，工作却要更好。医保应该在“医”“患”之间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反应患者需求，约束医疗机构行为；但多年以来，医保大多简单地扮演付费者的角色，其作用还仅停留在报销医疗费用上，对患者的需求反映不敏锐，对医疗部门的约束也往往不足。2017年医保谈判目录的增设确实是个创新，不但体现了国家医保保障重特大疾病患者用药的考量，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突出了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更体现了今后医保管理方向和角色的转变——订制服务，从被动的付费者转变为主动的投资者，走向战略性购买。专家预测，今后的医保目录调整将有以下三大趋势。一是更加鼓励医药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利用医保资金的倾斜，发挥医保的杠杆作用，调整市场供给，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从而鼓励医药技术创新，支持和引领医药产业发展。二是实行谈判目录滚动调整。目录调整节奏和方法将发生变化，将由原来的几年一次的整体调整，改为谈判目录滚动调整。对于重特大疾病用药，或将采取逐一谈判、逐一进入目录的方式，保证药品目录合理、有序地滚动调整，形成动态管理，使参保人的用药需求得以及时、快速地反映和体现。三是大数据将更广泛用于目录评审。通过数据来详细分析目录外产品的使用频次、次均费用等各方面指标，为药品目录评审提供技术支持，降低人为的可操作的因素，进一步提高医保目录的公正性与科学性。除了医保目录上的改进，医保今后将更加注重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毕竟医保基金并不能为患者兜底。限于现有的经济条件和基金收支平衡的约束，很多重特大疾病用药，包括罕见病的用药，还没纳入保障体系当中，有待于进一步谈判解决。医保基金有限，将更多抗肿瘤特效药纳入医保，必然挤占其他普通药品进入目录的机会，更多的常见病患者可能因此得不到医保救助。基本医疗保险的最大的制度性功能和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保基本”，光靠基本医保本身，很难承担起重特大疾病发生的“灾难性支出”，患者及其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仍然很高。因此，还应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通过发挥商业保险、慈善救助以及社会公益等众多渠道的作用，真正解决患者，特别是重特大疾病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4. 未来会更好目前，医保部门正在筹备新一轮抗癌药品谈判招采，届时将有更多药物纳入医保报销，为更多患者减轻经济负担。不只是医保在努力，整个国家都在努力，未来可期。从今年5月起，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了零关税。这件鼓舞人心的政策，也值得我们献上一份敬意。中国仿制药的质量一度饱受诟病，好消息是，国家药监部门最近几年接连发布了临床试验数据核查、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多项重磅政策。说明国家正在理顺管理体制，引导促进我国仿制药健康发展，鼓励自主创新等。从长远发展考虑，仿制药生产企业应在仿制的同时加强创新，不断培养专业复合型创新人才，增强仿制药生产企业研发实力，凸显品牌效应。政府应优化和调整仿制药注册审评和知识产权政策，协助仿制药行业逐渐形成“仿中有创”的科学发展理念，突破低质量仿制药怪圈，提升我国仿制药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我们相信，只要脚踏实地的做事，硬碰硬的做好自主研发和创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就能实现从制药大国到制药强国的跨越！看了世界杯国足，加油！看了《我不是药神》中国仿制药，加油！中国医保，加油！
本文来自众说号，仅代表健康界众说自媒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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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里的格列卫，早在2015年纳入浙江省医保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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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得了一种病，而这种病只有一种药可以治疗，需要终生服用，但这种药的售价是四万一瓶，即使是短期内的服用也足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得了一种病，而这种病只有一种药可以治疗，需要终生服用，但这种药的售价是四万一瓶，即使是短期内的服用也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倾家荡产。
　　这两天，一部名为《我不是药神》的国产片刷爆了很多人的朋友圈，几乎一夜之间，身边的朋友都开始谈论这部电影，看过的无不称赞，没看过的纷纷准备买票。
　　生老病死，是围绕所有人一生的永恒话题。《我不是药神》将镜头对准了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患者，他们的绝望无助更多的不是来自病痛，而是贫穷&&影片中，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支撑每个月4万元的天价药费，以至于很多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贫穷&一点点吞噬自己的生命。
　　据了解，影片改编自当年热议的&陆勇案&。
　　影片中的药物&格列宁&，实际其通用名叫&甲磺酸伊马替尼片&，一种由瑞士某制药公司生产的进口药。&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靶向药，问世于上世纪90年代，正式投入临床使用是在2000年初，它的出现大大地延长了慢粒患者的生存期，甚至可以长期存活。以前，慢粒患者的平均生存期只有3-4年。&金教授说，可以说，甲磺酸伊马替尼片是上个世纪开发的最成功的药物，也由此开启了靶向药物时代。
　　而早在2015年9月，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甲磺酸伊马替尼片在内的15种高价药纳入特殊药品大病保险支付范围。
　　所以，其实《我不是药神》里的故事是不会在浙江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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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健康网 版权所有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CopyRight(C) www.ca39.com, All Rights Reserved.周一围所说的，当真解决了徐峥、王传君在《我不是药神》中所反映的现实问题吗？
差不多小姐
一部好的电影不一定解决一个问题，也可以是提出一个问题，暴露人性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困境，在刻画困境的同时，更让人思考困境。
《我不是药神》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有困于身体和经济的弱势群体，也有商人和中产为主的逐利群体，这种丰富的群体人格和矛盾，让电影着非常强烈的人物代入感，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立场，两两相冲，又两两相合。
众多的人物，因为一个慢粒白血病，被分为两个阵营：病人及相关群体、和无所谓的非病人群体。前者求生对抗资本，后者逐利追随资本。情感矛盾来源于在两个阵营之间来回跳转纠结的程勇和曹斌。
对于病人群体的代表，每一个病人都给了相应的生活状态来表现长期治病的结果。
自己生病的老吕，是一个积极担当的存在，这来源于他的媳妇儿和孩子，他选择的出路是寻找低成本的可替代药品对抗资本；
女儿生病的思慧，是一个坚强的存在，因为老公跑路她并没有后方的经济精神支持，这位母亲作为一个病友的社交枢纽出现，她的选择是当脱衣舞女郎赚钱去保障资本，情节中也曾暗示思慧的陪睡日常；
教会的病友老刘，是一种佛系的存在，他没有被交代过背景家庭，入伙是因为他会英文可用，教会就是他的家，行为所止，顺天应命；
最年轻的少年黄毛，一直是一种叛逆存在，且这个团体中，需要一个可以和程勇能一起折腾的身体；
拖家带口连累家人的、被家人所累需要坚强应对的、远离家乡自我放逐的、寄情信仰听天由命的、困于经济状态亟待寻求出路的......这几乎涵盖了所有人群，艰苦条件下，很容易报团取暖。
其实你什么错都没有，只是穷，碰巧还命不好了。
周一围饰演的曹斌，代表了困于道德和法律中的警察群体。他自己并非弱势群体，却依然看不得他们的难过。
这样的矛盾第一次出现，在警方围剿了大量白血病人的时候。这群病人中，有一位能说会道且十分真诚的老阿婆。曹斌选择拉他们一把，都放了。
第二次的矛盾出现，在医院里没能救会车祸重创的黄毛的时候。在港口围剿夜晚，只有一位病人，还是什么都不肯说并且很仗义的黄毛。曹斌发现，想要拉一把的时候，拉不动了。
他既没有资本当慈善家，也没有权威让低价仿制药品合理化，更没有能力让张长林这类人心生善心。
不禁想到了前段时间甘肃女孩跳楼时候的那位消防员。既没能成功救下女孩儿，又不能就此改变社会现状，更不能让楼下那群叫嚣玩笑的傻逼们闭嘴。
就像是已经走在致富的康庄大道上，突然看到你的前途上拦着一大波贫困人口，不踩他们，你就此受阻，想帮他们，却还帮不动，不管不顾，又如此不忍心。
其实你什么错都没有，只是没那么富有的同时，还很善良。
而主演徐峥所饰演的程勇，是链接这两个群体的关键。经历过窘迫生活、小有所产、资本厂家三个生活阶段，从病人相关的这一层，上升到曹斌这样自给自足存有善心的生活阶段，经过张长林的靠近后，走向独善其身的小康生活。
当程勇见到老吕腹部碗大的创口，再去印度药店买格列宁的时候，正遇印度街上要去火化的尸体长队。老吕老婆的恳求只是个引子，最能将人的善意拉回现实的还是死亡的气息。
想要活着的人有什么错。
最后一次被围堵之时，程勇拖延时间放走抱着药箱的病人。
当他们又被警察追回，眼神从坚决、欣慰、转向绝望。
可是法庭上，程勇进去之前却说：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所以电影最后给了一个很喜人的结尾：进医保。
这是真的解决了问题了吗？
隐隐觉得，电影中缺少一个角色，一股势力，去追溯资本的来源和真实价值。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样的角色将会永远缺席。
点击展开全文《我不是药神》：把抗癌药物纳入医保，中国患者将会越来越可怜
Haalthy导读
由于从事医药事业，常和患者家属打交道，我的朋友圈最近被一部电影《我不是药神》刷爆了。
电影我不敢看，据说电影院哭声一片，而我最怕的就是哭，因为哭说明我又在想我逝去的父亲，年轻的他有多少梦想没有完成...
对于最后的结局（感谢各位朋友的透剧…）：药物纳入医保，会是最好的方案吗？
我认为，这可能会让中国患者越来越可怜。
中国患者的真实现状究竟是如何？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抗癌药真的贵到怀疑人生。
01 贵成什么样子？
受专利保护的抗癌药的价格，是中国人均购买力的1.5倍（如下图红色框）。
02 中国人均购买力是多少？
根据最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组数据，约为16,800元。一个刚刚在国内上市的肺癌新药要多少钱？51,000元/月。
我们常常在新闻上看到，某某人为了救活患癌家属，卖车卖房，治疗到最后，仍然需要向朋友圈筹款求助。而且治疗癌症，特别是晚期癌症，不是开了刀做了手术就没事儿了，它像一个慢性病一样需要持续用药，而且会出现耐药，所以还需要不断换更新的药物维持。
1年下来，各种费用起码二三十万，因病致贫真的不是为了赚取眼泪而编造的故事？
于是，患者被迫去使用更加便宜的仿制药甚至自己合成原料药。
在印度，有一个特别的条款授权当地的药厂在政府允许的情况下，生产在国外已受专利保护的新药。
如易瑞沙，一个治疗有EGFR突变的肺癌药品，在没有进入医保之前，在国内的一个月的疗程为17,000元，而印度的仿制品才几百块，所以几年前印度“代购”成为潮流，不少患者通过印度这个特殊途径买药，才不至于倾家荡产。
但是，前文也提到，患者始终会出现耐药，也就是说病人终究要换药。不过即使在印度，仿制药的生产也并非“一帆风顺”，很多新药并不能说仿就仿。
大约在2011年左右，中国刮起了另外一股风——自己合成原料药。
03 原料药又是什么？
就是根据药品专利中公布的化学结构，自己合成药品。根据我们公司内部的数据表明，在年，有超过70%以上的网上受访患者曾经服用过原料药。
04 原料药安全吗？
这其实是一个高度敏感及复杂的话题。
从人文的角度，生命面前无分贵贱，患者与家属的求生欲驱动下的行为应该被理解与尊重；
从尊重科学的角度来说，确实有一部分患者在使用“高仿”原料药以后副作用减轻（但并不代表原料药延长了寿命）。
然而，即使原料药有那么一点点效果（在此省略药物纯度、晶体、药理学等一堆导致药物无效甚至毒性增加等的专业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这篇专业文章：《“印度药”、“原料粉”真的可以替代原研药吗？》，这类的药粉的买卖在国内依然是违法的。而原料药最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半真半假的“效果”被夸大渲染得淋漓尽致。
在抗癌圈子里，有药贩利用了患者“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以及在被刻意营造的“舆论”下的“从众”心理，把药物打造成癌症终结者。
如针对VEGF靶点的抗血管生成药，由于在肿瘤药物中被认为是“万金油”，也就是对什么肿瘤都有点效，且通常会在有效的患者中出现声音沙哑等副作用，所以极容易被药贩子包装成一个完美的希望：如果副作用出来了，说明药物有效了，继续使用；如果咳嗽等副作用减少了，说明药物有效了，也继续使用。但是，VEGF靶点的抗血管生成药在某些病人身上会出现使用药物后有短暂效果，随后肿瘤迅速爆发性增长，加速死亡。
另一方面，根据我们在网络中搜集的数据发现，即使药物无效，也会出现沙哑等副作用，也就是说，药物的疗效与出现的副作用并没有关系。
05 其他国家有原料药吗？
在美国除了有alternative medicine (替代疗法) 以外，还真的没有什么原料药。
首先在国外，因为专利保护的原因，自己做药，随时可能被药厂告到进监狱；另一方面，美国并不需要有原料药，因为他们有参加临床试验的机会。
但是现有的临床试验入组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筛选条件苛刻，只有约1%的患者能真正入组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患者就没有任何使用新药的途径，美国的患者依然可以通过医生，申请同情用药和off-label use (超说明书用药)。
而在中国，临床试验入组、同情用药和超说明书用药都才刚刚起步，所以并没有惠及到有需要的患者。
总结来说，没钱用药，没药可用，都是现在中国患者面临的严重问题。
尊重故事的结局，但是把抗癌靶向药物纳入社保 - 我为什么说中国的患者可能会越来越可怜？
在《我不是药神》里面，最后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把药物纳入医保来解决药物费用的问题。国家承担癌症患者的治疗费用，这明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啊？
如果由国家背了癌症药物的费用，肯定对癌症患者的医疗支出有很大的帮助。不过，癌症患者可不是医保覆盖的唯一一类患者。
举个例子，假设你身上有10,000块想捐给1位需要帮助的朋友，一位是有药可治的癌症患者，另一位是需要长期打胰岛素的I型糖尿病小孩，两个患者的家庭都因为治疗花光了积蓄，都需要10,000块来维持生命，你会选择谁？
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政府。
那也就是说，如果医保总体额度不增加或增加有限，多覆盖一种疾病可能会对另一部分患者产生影响。
这部分患者和人包括：如《我不是药神》中钢管舞女人的患白血病的女儿、程勇的父亲，也包括你已经年迈且经常生病的父母、还有即将生孩子的你/你的妻子。
任何与医疗（还不包括健康预防）的费用都是从医保里面出。
如果你、你的家人和你两位好朋友的命运 ：一个得癌症的年轻人，一个天生得慢性病的孩子，掌握在你的手里，你救谁？
这就是中国患者以及政府面对的问题，我们基本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而这笔费用总有人要背。
政府、患者和家属很难承受这笔费用，强行要求收入高的医院执行降价措施，行不行？
这其实也是现在医保改革的方向。但是在医生收入得不到保障、社区和三甲医院亏本运作之时，要求通过医保降价的手段，真的可行吗？
我说个真实的例子。
我父亲患癌症的时候，在某段时间出现白蛋白降低到威胁生命，必须立即通过输入人血白蛋白来维持生命。这个药已经进入了医保报销范围，但是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医院告诉我们人血白蛋白没有货了。无奈之下，我们家发动全国认识的医院人脉网络，终于在其他省份以3倍价格，帮我爸调回来10支人血白蛋白。但是买回来以后，医院说不给打。
原因是，不知道哪儿买的药，出了事儿不负责任。最后，我们找了位从医院退下来的私人医生，请他上门给父亲打药。和他沟通当中，我才知道，原来医院说“人血白蛋白没有了”，是因为这个药用一次医院就要贴钱一次，那还不如不进货。
如果我爸的事儿发生在家境不好且没有人脉的家庭，这条人命可能就没了。所以如果降低药费，让医院承担损失，医院可能会阳奉阴违，反而会让需要用药的患者没药可用，越来越无助，越来越可怜。
另外还有两个方法值得我们讨论：
1. 增加医保的费用；
2. 强迫药厂降价 。
第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增加多少医保的费用才够？
如何使医保的资金盘子保值增值，合理分配使用？
随着中国的癌症发病率每年以10%增长，还有更严峻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将会有更多人需要医疗服务，而我国人口老龄化率每年以3.28%增长，早以成为全世界之最。
这个是摆在政府面前的大问题，也是摆在我们老百姓面前的问题。
如果要增加医保投入，钱该从哪里来？
如果要强制老百姓多缴纳医保，我们是否愿意？
甚至根据每个人的家族史、工作环境、生活习惯来决定我们每个人要多缴纳多少医保，现在的我们是否愿意为未来的自己买单？
第二个问题，强迫药厂降价，可否？
在我从事医药行业前，我总是认为药厂是一只大野狼 - 贪婪、没有人情味。
生产一个药物的成本那么便宜，且明明知道中国大量的患者用不起新药，为啥还要把药物价格定得如此之高？
问题就在于，药厂基本都不是一个能立马赚钱的项目。根据美国的数据，在2014年，单单肿瘤药物的临床研究投入（1期-4期临床），就快达到8000万美金（如下图），这笔费用占了药物上市前经费的70%。
更不可思议的是，有90%以上的研发都以失败告终。前几天和另外一位药物研发的CEO聊天时他提到，药厂现在的年回报率约4%，比把钱存到银行的利率还低。如果药价不高，药厂根本没法收回成本，更无法通过营收投入研发新药，也就是说，当患者出现耐药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药厂会研发下一代新药了。患者得病，连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没药），才是最大的悲哀。
究竟有没有解决方案？
我是一个天生的乐观实践者，从与患者、家属、政府人员还有医生及药厂的接触后，我渐渐认为，正是因为“药贵”是所有机构和个人的痛点，所以它必须有解决方案。
以下是我作为癌症数据分析公司的CEO提出的我们力所能及的解决方案。
1.All-in鼓励老百姓提高治疗知识普及+购买商业保险。
“早发现，早治疗”，其实真的不是用来哄小孩的。癌症如果在早期发现，治愈率高达70%甚至90%。
我曾经算过这笔账，一个晚期肺癌治疗费用是早期治疗的3.7倍以上，而且晚期癌症暂时几乎都无法根治。其实谈“癌”色变没毛病，怕就怕对治疗既害怕又不懂。
我的姑丈，某次家庭聚餐时被我妈(曾经的护士)发现脸部肿了一个大包，于是在我妈3个月的多番劝说下，终于去了医院检查，发现中期的鼻咽癌。
姑丈在广东省生活，广东可是全世界治疗鼻咽癌最前沿的地方，而且鼻咽癌即使到了中期治愈率也特别高。但是他害怕放化疗，等了半年，还去了几趟湖南求中医，折腾了3个月花了好十几万，不到半年全身转移。
我还依稀记得在他逝世前3天，终于同意化疗，但是已经为时已晚。明明可以花几万治愈的疾病，到头来却因为害怕与无知，人财两空。
摆在眼前的事实有：国家的医保保障有限、药厂降价难、一人生病全家遭殃。
如果我们说生命属于自己的，金钱属于儿女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给未来自己的健康与子女的钱包多一份保障。
商业医疗与人寿保险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保障方法，很多病患因此受益，也是我们与现实抗争的一个妥协的方案。
2. 通过真实数据研究来减低药物的研发经费。
用真实数据研究来减低研发经费，是我认为在短时间内，既能降低药价又能提高新药上市速度的最佳方法之一。
什么是真实世界研究？
这个词的对立是传统的临床研究—严格筛选的患者、且限量参与。
这种传统的临床研究既限制了能参与临床的患者（因为条件十分苛刻）、又延长了招募时间（因为找符合条件的患者很难）、还不能反映在真正临床当中的患者疗效（因为真实治疗过程中，每位患者的身体状况、经济情况、用药情况等等都不一样）。
中国每年新增430万癌症患者，从中找出在身体状况、经济情况、治疗经历中相似的病人，并以此组成对照组与参加新药临床患者的数据作对比，将能够以更加灵活且省钱的方式缩短研发的时间，从而减低临床研发的时间周期和经费，药物尽早上市，药厂获得更长的专利保护期，药价就有降低的空间了。
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做Haalthy这个平台，而且投入大量运营成本来鼓励患者上传数据，就是因为在2-5年内，这也许是唯一能够一箭双雕（解决药物可及性+降低药物价格）的方法。
至于真实数据研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推行的难度与策略，我们留在未来再讨论。
3. 站在患者的角度想问题。
“站在患者的角度”听起来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我可以尝试着通过药物研发来说明这样做可以如何节省开支 (从而最终减轻药品在患者身上的负担)。
药物研发花在哪里的时间最长？花在招募患者上。
先抛开入组条件苛刻的问题，明明是一个千载难逢、且免费的机会，对于符合条件的患者，为什么他们不参与呢？
我们曾经1对1接触超过5000位肺癌患者，也帮助过很多患者参与临床入组。
他们不参与临床主要有两大原因：
1.不知道；2. 临床实在太不方便了。
对于不了解临床入组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患者教育以及其他运营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我们也一直努力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超过90%的患者都能在平台上获得更加个性化的临床信息。
但是，第二个原因：临床不大方便。
在我们和患者深入沟通后，又分为以下两种“不方便”：
1. 生理的不便；2. 心理的不便。
大量临床入组都在北上广的大城市（原因不在此解释），如果一个外地的患者要参与北上广的临床，ta要克服的障碍，不仅仅是来去的路上是否会出现不适、需要重新适应与调整的当地衣食住行、出现紧急症状时的处理（生理上的不便），而且还有对临床疗效的忐忑不安、给家里人带来不便的内疚（心理上的不便）。
站在患者的角度想问题，意味着我们要帮他们铲除这些障碍。
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为外地参与临床的患者提供能看懂的“紧急应对小手册”，而非只有繁长无味的《知情同意书》？
是否应该为患者甚至陪同家属安排好当地的住宿餐饮，而非简单的交通补偿？
是否应该开通一条心理专线或者给与患者联系紧密的工作人员作心理辅导相关的培训，而非冷冰冰地把患者对接给繁忙的医生？
如果通过上面的小“心机”能够缩短6个月招募患者的时间，药厂赢的绝不是减少6个月的时间和经费，而是占据上市的先机和患者对临床研发的配合度。
在现今的医患药社会里，“站在患者的角度”不是一个对立点，而是解决问题的核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更何况，我们谁都不是谁的敌人，谁都需要谁。
最后，祝所有人都能活到150岁。对于已经患病的病人与家属，也希望你知道，你们并不孤独，我们会陪着你一起学习、一同奋斗、一直争取。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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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http://www.kuaiyilicai.com/stats/global/yearly_overview/g_gdp_per_capita_ppp.html
2.国家癌症中心2017年中国最新癌症数据
3.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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