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姚明自传《我的世界我的梦想》｛多图｝（已上传完毕，欢迎广大hoopers阅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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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眼中的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20岁开始打篮球。我是工人，在工厂锤接电机部件。文革时那会算不错的工作了，因为工人社会地位是最高的。其次是农民，第三类是士兵，然后才是科学家，商人地位最低。我知道有些人说我儿子现在也能算是商人了，我并不这么看。不管怎样，年代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好，我很为姚明骄傲。 方凤娣：(姚明母亲)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姚明的妈妈最关心的是姚明的教育。所以我跟她说NCAA是怎么运作的。我主要是想帮自己母校的篮球队。所以，我当然给他们看威斯康星大学的网站，我觉得激起了他们一些兴趣。那时候，包括姚明自己，没有人指望他打NBA。
第一章　欢迎走进我的世界（1）　　我叫姚明，人们都这样称呼我。在美国，我姓名的叫法是明姚，因为姚才是我的姓。我爸爸叫姚志源———但妈妈不姓姚。妈妈叫方凤娣。在美国，妻随夫姓。中国很久以前就是如此，如今中国妇女婚后都保留自己的姓名，因为政府提倡男女平等。　　有关于姓名的变化，只是中国今天诸多变化中的一个。有些方面，中国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但我认为，两个国家永远不会变得完全一样。这就意味着，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与过去经历截然不同的、全新的世界，另一个是我熟知的、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变化的世界。　　中国正经历着巨大变革，但要了解这些变化并非易事，也许是因为在回国期间我没有处处留意。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自己深信不会改变的事物，比如饮食习惯和朋友。我难以觉察外界所有的变化，我内心的感觉总是一样的。如果你阅读本书，我想是因为想对我有更多了解。但我希望你了解的不止是我个人的事。从中国到美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很少有人尝试过我正着手做的事情———同时成为美国和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说从来没有人在大众的密切关注下做这些。一个原因是以前条件不允许。这也许是所有变化中最显著的。也许这也是很重要的一课———假以时日，凡事皆有可能。　　我不知道本书是否能让你了解我及我生活的全部，但我会尽力而为。我不喜欢跳过几步，就让我从头开始吧，先告诉你我名字的中文写法: 姚明 英语中，有时名字有另外的意思，比如说姓“Rice”（米）、“Bell”（钟、铃）或者名“Summer”（夏天）、“Jack”（起重机、千斤顶等等）。我的名———“明”，字面的的意思是“光亮”。“明”字由两个字组成，左边的“日”意指，右边的“月”意指月亮。日月在一起意思是所有时间，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光亮。　　我的姓———“姚”单独用没有任何意义。就像Jones（琼斯），它只是一个姓。但是组成姚字的两个字单独看都有实在的意思。左边的“女”意指女人，右边的“兆”意指许许多多———是比10亿还要大的数字。两个字合在一起指众多的女人。这要比威尔特·的女友还要多吧?（已故NBA巨星张伯伦号称有两万多女友———译者注） 如果了解我，你会明白我是在开玩笑。首先，我喜欢开玩笑。其次，17岁以来，我只对一个女孩着迷过。我跟别人这么说，他们不相信。也许像我这样的人，在NBA球员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我说的是大实话。　　英文和中文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中文字声调不同则意思也不同。比如说“shui”，可以是水、睡或者谁，就看你的声调。　　名字也是这样。我的名字如果声调不对的话，就变成了“要命”———致命或者“要你性命”的意思。很多美国人念起来就像“要命”。“要命”还有一种意思是难以置信。“要命”和“姚明”在中文里写起来完全不同。　　你是知道我本来是拒绝写书的。有许多原因，一是我这人不喜欢公开谈论自己的事情，这是我的天性;另外我一直觉得只有英雄才写书，或者别人为他们写书立传。了解美国人和中国人对英雄的不同概念很重要。在美国，电影和书中的英雄总是大难不死，他们身临险境，却常常死里逃生。在中国，最伟大的英雄是那些为国捐躯的。当然也有例外———中国第一个宇航员，他成败与否，都会成为英雄。我不是英雄，也不觉得我做的事情会使我成为一个大英雄，我只是在做自己的份内事。　　再者，我觉得自己要活的年头还很长，没什么非说不可的话。在中国，一个篮球运动员，不管他如何出色，都不会像在美国一样被人看成一个大人物。我喜欢读历史书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历史上许多人承受的压力比我可能面临的要大得多。中国历史上，农民无数次地起义，但真正掌权的却屈指可数。农民领袖胜利了就能登基称帝，但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失败的代价十分惨重。他的家族会永远背负恶名，且被株连九族。古代的法律就是这样!。　　千万别误解我———我并没有把到NBA打球看成一件开天辟地的革命大事，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像农民起义军领袖那样的风云人物。我很自豪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很自豪我在中国学会了打篮球。我从没想过要更改国籍，当我的NBA生涯结束后，我会回中国生活。为了来NBA打球我经历了很多，但如果你让我在NBA和在中国国家队打球选择其一，我的选择一定是中国国家队。我爱读关于勇于变革的人的书，原因是跟他们相比，我所面对的显得不那么困难。我不必担忧如果我失败了，什么事情会落在我家庭头上。尽管史书和自传叙述的时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读一读别人在巨大压力下是如何决策的，还是能够帮助自己作决策的，并且能让我暂时不去想面临的挑战。我也明白，进入NBA打球不等于说我不会遭受失败。中国同胞对我的期望不仅仅是能在NBA打球，我对自己的期望也远不止如此。　　一开始，我认为写出我的经历未必能帮助别人。许多同胞初来美国，试图在一个新的文化中生活，但我作为选秀状元有许多他们所没有的优势。我的经历如此不同，是否对他人有借鉴意义呢?但转念一想，我这种想法也许是错误的———从年代那么久远的人物身上，我不是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呢? 我还想，如果我写了一本书，国内同胞会怎么看呢?在中国，夸耀自己是件很恶劣的事，国人对这样的人嗤之以鼻。大家的鄙夷虽不会表露出来，但却禁不住会这样看。有几个中国运动员出过书，但都是在运动生涯结束的时候才动笔，而非在运动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中出自传的，大都是已离休的政府要人。或者，在他们辞世以后，由别人为他们立传。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也许会例外。我不觉得自己可以作为一个例外，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明星，现在还不是，也许有一天会是吧。我还没打算退休，也许这本书出版后我会被迫退休。我又在讲笑话了，我希望仅仅是笑话而已。姚明小时候的大头照小时候的玩伴合影“不登长城非好汉”！站在长城上的的姚明此时感觉自己万分激动。日上午，将于明天赴美加入NBA联赛的姚明，来到他生活、训练八年的上海体育运动学院，参加院里为他举行的一个简短的欢送会与学院的老师、教练及同学队友们道别。姚明回到自己的母校--徐汇区高安路小学，看望了自己一年级的班主任龚铃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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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欢迎走进我的世界(2)　　最终让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原因，是我终于认识到，与其让别人杜撰我的故事，不如由我自己来讲述。我想让你们知道，并不是人人都帮助过我。有些人想帮我仅仅因为他们想得到某种好处，当他们不能得到想要的，就会百般阻挠我。我并不清楚所有的情形———有些事我也不想知道———那些故事将由帮助过我的人来讲述。我说是“那些”故事，而不是“我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写本书也无妨。这并不只是关于我个人的故事，某种角度看，这是关于中国的故事。是关于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讲一个来自中国的篮球手得以成为NBA状元秀
故事的同时，这也是让世界了解我的国家和人民的一个机会。中国人强调集体的荣誉，整个国家的荣誉。我希望人们从我在NBA的拼搏中看到这一点。我也希望祖国的人民看到:一个人能够心中装着祖国，同时又能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个人风采。　　我写这本书，还因为别人在写关于我的书。有一阵子，在国内每六周就有一本关于我的新书出版。这些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刚开始我劝自己说:“好吧，没关系，反正我不能阻止他们。”然而我看了一本，它把我写成一个从不犯错误的人，好像我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好像我是毛泽东。事实呢?我失败过许许多多次。从这本书中你将了解更多的是我的失败，而不是成功。人人都喜欢谈论成功，媒体对我也多有溢美之词，有些是言过其实。我想:从失败的教训中获取的经验更为宝贵。　　我不担心在NBA第一年就遭遇失败，我只想试一试。我全力以赴避免失败，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努力过了。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可以打NBA。第一年结束后的夏天，我对失败有顾虑了，因为目标变了。我的新人年还可以，虽然还不是特别好，但足够让自己向更高的目标冲击。我常首发上场，打了全明星赛，如果碰到不如这些的情形就如同失败。我不知道美国球迷怎么想，但在中国，当你得了30分，球迷就想让你得40分。当你拿了40分，他们就要50分。我在NBA的第一个赛季刚结束，中国报纸就已经开始谈论我需要多少年拿总冠军，多少年成为最有价值球员。所以我会想到失败。这些目标太大了，如果我不能实现，人们就会把我当成失败者。我可以跟你说，别人怎么想对我不重要，那不是心里话。我有机会来NBA打球因为有许多人的帮助，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如果我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可能就容易得多，但我做不到。　　对于失败的看法，我跟许多人不同。如果成功的可能性不高的话，我的许多同胞或许根本不会去尝试。而我，无论成败，我觉得我都要从过程中去学很多东西。中国有一句两千年前的格言，“胜者王侯败者寇。”很多人把它当成人生信条。这说明中国人很在乎结果。还有一句名言:“历史由胜者书写。”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取胜，没人会记得你。这是中国和美国的另一大区别。在美国，迈克尔·乔丹和查尔斯·巴克利都是英雄。巴克利从未赢得年终总冠军，但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他只是在电视屏幕上露面，凭这点，我尊敬他。　　巴克利言论很多，我想他也说了不少言不由衷的话;他只想让众人议论，“你又听到查尔斯·巴克利说什么了吗?”总之，这就是美国，只要你努力过了，即使不成功也能够出名。中国历史漫长，比美国长得多。在中国，只有胜者或未捷身先死的人才能扬名，败者会被人遗忘。　　另外，在国内，你没赢的话，没人会记得是出于什么原因，常常只记得你没赢，然后把你忘记。听起来很新鲜，但这是事实。当球队赢的时候，人们说教练和球队了不起。若由于伤病或者超级明星缺阵输掉，没有人记得那回事。对于个人也是如此。中国国家队的队员闻名全国，能到那个位置已经很了不起。但是我记得我在上海东方青年队的时候，一队有16名队员，只有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刘炜和我入选大鲨鱼队，后来入选国家队。我们俩举国闻名了，但其他队员却鲜为人知。那14个人当中，或许有些也同样优秀但却受伤或者病倒;或者教练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更多地给他们上场机会;或者其他问题没让他们最好发挥。譬如，国家队有个候补队员，原来在国家青年队是首发上场的队员。有一次，青年队出国打锦标赛，有人却忘了给他办新的护照，结果未能成行。也许没有这次意外的话，他的运动生涯会截然不同。但没有人会记得这些事情。这似乎无关紧要。那些未能成功的人，已经成为往事，被人遗忘。对他们来说一切都结束了。　　想到这些我真的害怕，非常害怕。也许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我幸运的话，就总是能避免受伤。受伤了，你就完了。你不赢，就会被人遗忘。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压力。第一年我不在乎做最佳新人，或者进全明星队，或者得了多少分，抢了多少篮板。我想得最佳新人奖来证明火箭队选我是做对了，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继续打下去。我有一些伤，有时很累，特别是整个暑假在中国国家队打球后。但我是唯一一个火箭队那个赛季打满全部82场比赛的球员。所以我现在觉得没有什么新东西能难倒我，因为我已经领略了打满赛季每一场比赛的感受。我知道不休息地比赛，挺住、打好、再挺住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挺过来了，至少在这个方面，大获全胜。中国有句俗话，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我想我的开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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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欢迎走进我的世界(3)但我认为，只看重结果是不对的。我相信过程很重要。我没能获得最佳新人奖，但我尽了最大努力。让我再来一次我可以打得更好，没赢我也没有气馁。第一年我做的比想象中能做到的要多。我预测自己可以平均得10分，抢6个篮板。结果我平均得13.5分，8.2个篮板。　　我没想到打满所有82场比赛，我甚至以为自己整个赛季都不会上场，因为我到训练营较晚。 　　我当然也没想到首发那么多场（72场）比赛。　　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我代表中国，尽管我已不再是100%的中国人，或者应该说我不是100%的普通中国人。我父母和我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美国，有时我父亲对我说（当然是用中文）:“自行车钥匙在那边。哦，错了，我是说汽车钥匙。”这个例子说明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想，我是不会说错的。现在中国的汽车几乎要和自行车一样多了。但我父亲一辈或更老一辈的人出门，他们只会想到自行车。　　我家并不穷，但直到全家到美国来生活，开始我的新人年的时候，我父母才有了第一辆车。上海像纽约———拥有一辆车要花很多钱。打出租车还便宜些。休斯顿就不同了，我自己有辆车，父母也有一辆。也许我在中国也会弄一辆。在中国，豪华车无论购买还是维修都很昂贵。大众是中国最普遍的车，因为大众是在中国生产的。购买进口车，如奔驰、宝马，要付100%的税。NBA的赛季那么长，还要到中国国家队打球，在上海开车的时间一年中只有一个月。现在就在上海购车，不太划算。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间少，所以通过跟我谈话、观察我的生活，美国人只能了解到中国人生活的50%或60%。你要去中国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即使同在中国，我的生活和普通中国百姓的生活也是不一样的。北京、上海的生活水平高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生活水平，但这两个大城市只占中国很小一部分。中国其他城市的生活水平普遍要低一些。大多数的人还生活在农村，过着农民的生活。政府向农民普及城里的生活方式，教育人们要勇于革新，开创新局面。大多数人仍然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但中国大地上正确确实实地发生着变化，北京、上海以及中国南方一些地方变化尤其大。　　中国有许多人害怕变化，生活在城市里、眼光更开阔的人必须向他们展示:这种害怕是毫无道理的。一辈子的生活都一成不变，则很难接受新事物，特别是中国的巨大变革并不总能保证让各方面得到改善。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但不时出现变故，历史车轮倒退。　　有时中国向前发展时，却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这是很大的损失。读读中国历史，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如果你想看中国过去的样子，可得赶紧———中国每天都在变化。你虽然还能看到长城、紫禁城及其它名胜，但光是看看古城砖、古建筑，你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一个地方的人民最能够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怎样的。而且，中国的人民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也许在某些方面，我的想法从来都不像普通的中国人。我在上海长大，那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你不懂中文照样可以过得好好的。在美国也住了一阵了，它也改变了我。不过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当然，人们也是这样看我的。有些人把我看成中国的全部，那是一种巨大的责任，开始时我很害怕犯错误或者做错事。现在我学会放松一些了，如果事事小心谨慎，那就丧失了生活的真正乐趣。　　我认为，勤奋的工作加上一点点运气，就能达到我追寻的目标。我也发现（主要是通过上网），许多中国青年人也有同样的观点。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　　这种观念变化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像古人那样学习孔孟之道。孔子是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479年的一位学者和导师，他教授适当地行为、尊重人，遵循日常生活的规则。学习当然是好事，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可以教人一些东西。孔子长期以来受人尊敬不无道理，但有时对他的尊敬过头了。只学习一个学派的思想———无论是儒、道、释，会束缚人的想象力。如果人人都同样的方式思考，新思想从何而来? 孔子的信条之一是统治者及其谋臣代表最高的德行。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但你可以看到对于今天的人们，这是不切实际的。另外有个信条是:父母在，不远游。当然这对今天也不适用了。　　我发现有些很久以前的教诲还是有用的。我研究更多的一个人物是诸葛亮，他是生活在公元181年至234年的一位军师。他的故事记录在一本120章的小说《三国演义》中。他生活的时代天下三分。其中蜀吴两国非常弱，但在诸葛亮的运筹下蜀吴联合，多次击败最强的魏国的入侵。诸葛亮死后，蜀吴两国就被轻易击垮了。　　他的学说与孔子不同，因为他告诉你的不是在某种情况下该做什么，他告诉你的是用于解决问题的信条。诸葛亮的理论主旨是运用一切可以支配的资源:你所有的士兵、军官和将军，找到一种方法让他们百分之百地发挥。　　我不知下面这句话是谁的首创，但这也是我的信条之一:狮子率领羊群可以击败羊带领的一群狮子。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要决定什么时候该当狮子，什么时候该当羊。你不可能总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不同的时候你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第一章 欢迎走进我的世界(4)这种思维方式在我来到NBA后对我很有帮助。我必须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身体上，我处于劣势。诸葛亮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体格并不粗壮，他率领的军队也并不强大，但却能运用头脑击败更强大的敌人。　　我当然很高，但不是很壮。别人很容易把我从篮下推开，我推别人却没那么容易。我现在长得壮了些，但在NBA有的是比我壮的人。 　　运用脑力以弥补体力的不足———这个观点在中国古来有之。中国有句格言: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刀剑才能削铁如泥又不易折断。我必须找到自己在NBA的强项，尽全力发挥。我不必担心我在他人眼中如何，别人怎样打球，或者我以前的NBA中锋做了什么。我得抛开所有这些，提醒自己，即使对手有许多强项，我们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球投进篮里。我们队是怎样做到的，我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不要紧。我得承认，并不是所有的NBA队员都那么看问题。许多球员从小到大都认为，他们必须尽自己全力让自己的球队取胜。而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跟队友协作，达成自己的目标。　　有一本武侠小说帮了我:金庸的《笑傲江湖》。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把这本书当作自己的人生指南，但我喜欢书中英雄的处世方式。他行事非常有原则，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他不是不敬言笑，他常开玩笑，很放松，即便是在临死的时候。我知道这只是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在中国广为人知。如果我能够企望和追求一件事，那就是当我身处困境时，也能像书中英雄那样放松。　　我从这套书学到的第二点是他的功夫———我不是说自己想练武功，只是对背后的哲学感兴趣。正如所有门派的打斗，你准备进攻和防守前可以有许多不同站位。如果我想击你的脸部，开始时会握紧拳头，在你面前高高举起。但如果我什么动作都不做，你就猜不出我要打击的部位了。因而你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反应，因为无法揣摩出我的意图。我就这样打篮球，出击的时候我不先出手，我要让你猜我将会做什么。对手如何反应会向我透露一些关于他的信息，他一定会显示他的强项，然后我就能据此设法回应。你得用自己感觉舒服的方式打球，或者用你比对手感觉舒服的方式打球。　　如今，对于中国人来说，决定学什么、过怎样的人生，比过去容易多了。我并非孔子学说的专家，我没有好好研究过他所有的教义。所以关于孔子对中国及其教育的影响程度，我没有发言权。我能告诉你的是，过去中国的人们深入地学习孔子。我没有学，也不是唯一没这样做的人。如果它能运用到我身上，我会多学一些并且善加利用。　　这种观念的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在将来，上海市场就不会凭销售以假乱真的劳力士手表或者路易威登包出名了，你会看到中国原创的手表或箱包。你必须知道旧的习俗已经延续数千年，也许要再过数千年才会完全改变。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一个例证就是:手表虽是西方的发明，如今许多中国人都使用手表。　　对于改变沿袭了数千年、甚至沿用数十年的信条和观念，许多中国人畏首畏尾。我想原因大概是:如果规则或思想是古人传下来的，行不通则可归咎于古人;如果你擅加改动，出了错的话，就得归咎于自己。这又转回到对失败的恐惧上。似乎许多中国人还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信条。没有什么方法能永远行得通，人不可能每次都一下搞定。有时你必须遭受失败，有时你必须作出改变———人生就是如此。　　我一直相信，假如我成功，将会是个巨大的成功，假如我失败，也将会是一败涂地。试图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很有意思，就像去自己从未到过的地方探险，每件事都那么新鲜、令人激动，不管怎样都能学到很多。不论你身处何地、从事什么职业，实现一个目标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就好比要上楼得一步一步来。如果你知道目标在何方但还很遥远时，就不要老是回头张望。只要看着脚下，走你的路。然后终于有一天你抬起头，伸出手，发现目标已近在咫尺。我不害怕说出自己认为能够做到的事。这是我的个性，不过与传统的谦卑观念不相吻合。我可以谦卑而虚心，我只是不喜欢中国人谦卑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说。在上海东方队时，我会说:“我们一定要打季后赛”或者“我们一定要赢这场比赛”，“我们一定会夺取总冠军”。当然不是每次都这样说，只是坚信自己会赢时才说。但不管怎样，说这样的话不像国人的风格。中国球队和球员在对阵前总是互相恭维，他们打球力争获胜，但又总是给自己一个不能取胜的理由。我在中国打球的时候，已经开始说:“我们要打败这支球队”，“我们会赢得锦标赛”。许多人很不高兴，但我就是这样。赢的时候，应该说是求胜的欲望助了我一臂之力，输了的话，我觉得是它打倒了我。把豪言壮语喊出来总是比闷在心里，更能让我全力以赴。　　在国内我就是那样，现在更是如此。我没办法———我在这，就得适应新的生活，我得不断变化。　　方凤娣姚明母亲:这就是姚明和我的区别。我从不预言自己会怎样表现。想要获得冠军，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只是尽力而为。1976年中国队第一次赢得亚洲冠军，我是国家队的队长，我当然很高兴，但当时报纸说获胜全归功于我，我觉得很尴尬，因为任何人在我的位置上都会做得同样好。精神状态上，我所做的并没有什么特别。姚明更有明星风采，更自信，他在NBA如此放得开让我很吃惊。他的这一面以前从没显露。他敢拚抢，作技术犯规，对着人灌篮。我从不担心他会变坏，我看他在队里，从不表现特殊，从不期望特殊对待。我太为他骄傲了，他总是做到自己计划做的事。
第一章 欢迎走进我的世界(5)我没看过妈妈打球，但我在上海东方队时的教练跟我妈同一时期在国家队打球。他告诉我妈妈打球很努力，像只猛虎。　　我爸爸作为篮球手有一点软，所以他没打到国家队，大鲨鱼的教练是这样告诉我的。但他说爸爸投篮很好。有些人投篮软，爸爸投篮像火箭一样，唰唰唰，没有弧线，但能进球，我看过。东方大鲨鱼队只有八年历史，但之前上海有一支职业队，没有名字，就叫上海队，
我爸爸就在那里打球。有许多球员像他一样，退役了，但仍然喜欢打球。每个星期三老球员跟东方青年队比赛，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我有了很多机会跟爸爸对阵。我那时候就比他块头大，爸爸总是从外线投篮，他不想在内线跟我接触。那时我不能对着他灌篮，我太瘦了。　　另外，对着爸爸灌篮感觉总有些不好。　　第一次跟爸爸对打，感觉跟我第一次与大鲨鱼奥尼尔对打时一样。我那时还不是东方青年队的，我只是个学生，大约10岁，1米80，爸爸2米08。所以我说像跟奥尼尔对抗一样。我推开他吗?我不行。我越过他投篮呢?也不行。第一次和爸爸打球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也跟妈妈对打过，那时我长大了一些，也许15岁吧，是在东方青年队一场比赛之前。　　我想要热身，所以跟妈妈一对一。妈妈只有1米88，她的钩射投篮没办法用在我身上，我每次都能阻挡住。只是好玩，但我赢了她，她差我太远了。父母是我最好的教练，尽管他们不跟我一起练球，我们总在一起谈论篮球———在我的每次比赛后，甚至我在NBA的第一年也是如此。他们跟我一起打球的次数扳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　　我曾说过我只想打篮球，我不想做代表国家的一张脸。你记得电影《蜘蛛侠》吗?片中，叔叔死之前说道:“更大权力，更多责任。”我相信这一点。我赚很多的钱，就有责任打好球，改进自己。很多人看我打球，我就有责任接受媒体采访。除此以外，每个球员都要力所能及地在场外帮助他人。他无法帮助每个人———这一点他也得明白———但他应该尽其所能。　　我明白，我无法取悦每一个人。但问题是，我还是想努力这么做。我了解中国的历史，知道我的成功对中国同胞来说意味着什么。很难相信，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国外获得成功的人却如此少。在我看来，能代表中国到国外打球是我莫大的荣耀，我非常感激同胞们给予我的支持。初到NBA时，我在上海的报纸上登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答谢球迷对我的帮助。　　由于这个原因，每次出门，特别是在国内的时候，人们将我团团围住要签名合影，我感到很为难。人们要签名合影，对我是种荣耀，但同时，我也想有自己的生活，也想实现他们对我的期望。但要满足每一个球迷签名合影要求的话，我会连打一场比赛的时间精力都没有了。我不得不学会怎样说“不”，“太过分了”。全中国都对我有所期待，有时我觉得承受不了这样的重负。到现在为止我还能承受得住，但在NBA的第一年里，有时我想会不会有一天我受不了而崩溃。现在，只是偶尔这么想。如果我是美国人，打篮球就只为自己、为家庭或为朋友。失败了，担心的只是亲人朋友。但在国内，若失败的话，似乎会关系到每个中国人。也许这是我凭空想像。但有时我就是感觉我承载着千百万中国人的期望，我的失败就是他们的失败。然而，现在我开始不那么想了。压力是把剑，你可以将它指向外边，或对准自己。对于压力，你可以看成是肩上的重担，把你压垮，也可以看成是背后的一只手，推动你前进。你得让压力服务于你，而非有损于你。　　如果我想回忆以前的生活，只要回到上海我和父母同住的公寓。那是为个子高的人特别设计的公寓———高大的家具，很高的淋浴头、门把手、柜子台面，甚至很高的马桶。朋友来访，说像回到孩提时代。我的朋友章明基坐在我家的椅子上，脚离地面还差一大截。起居室里有一个奖品陈列柜，有一张我和父母的照片。夕阳时分我们在一家餐馆照的，在那庆祝我16岁生日。我站在椅子中间，向前倾，笑着。照片里没有别人。照片里的我看起来和现在很不一样，笑得很开心。我现在还会笑，但已不是那张脸。操心和疲劳让我的脸挂上了皱纹。我可以告诉你原因:从1997年到2000年，我从未休过假，除了打篮球，我从未离开过上海。　　有一天我会休假的，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要很久以后。我这样想:我是职业运动员，就要做职业选手的工作。有时我很疲惫，但也必须为球迷保持微笑。那就是电视广告和广告牌的好处，它们做我不能做的。有时我很累，写在脸上，但广告牌24小时都在笑。有一个记者问我，你的照片到处都是，你感觉如何。我说，现实中的我永远不会比照片里的姚明好看，那个姚明可以去拍电影。　　面对任何事都能保持微笑，是一种天赋。我想，魔术师约翰逊就具有这种天赋。我一个朋友有一张他跟魔术师约翰逊在全明星赛上的合影，魔术师看上去跟其它照片中我见到的他都是一个样子:脸上挂着完美的微笑。只要拍一张他的照片，谁想要跟他的合影就将自己的照片跟他的贴在一起就行了，效果和实际拍摄的没有两样。我觉得科比也有一点像那样。
第一章 欢迎走进我的世界(6)我没有这种天赋。我累的时候掩藏不住，无论场上还是场下。这是另一个我不能拍电影的原因，虽然已有人发出邀请。我演不好戏，也无法找到替身。NBA第一年结束后，我在上海家中过了20天。只有这20天却像在天堂一样，我长了20磅。再有20天就好了（但不要再长20磅）。好时光总是飞逝而过，上海是我的家，但我们在那里的公寓现在几乎像酒店一样。从来都呆不长，难以找到回家的感觉。 　　回头看，我在NBA的第一年的生活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很长很长，看不到路的尽头，甚至不知向前行驶多久才能休息。当你无法看到头，路会显得更长，会觉得更累。有时我觉得需要停下加油，但路标却指示:前行500英里。所幸的是，我现在只是偶尔有此感觉。　　李元伟（中国篮球联合会秘书长）:既要在休斯顿火箭队打球，又要每年回国参加中国国家队的比赛———两方面对姚明提出的要求，显然是个大问题，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不会对NBA及其82场的日程表、季前赛、总决赛发表什么评论。我只能对中国篮球协会做的事作出解释。在我看来，姚明有责任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代表国家队参加重大的国际锦标赛，二是帮助促进篮球运动、提升国家队及中国篮球运动的水平。除了这两个要求，我们还需找到办法，让姚明得到调整和休息，以延长他的运动生命、保护他的健康。当前的状况很成问题。他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太疲惫了。这就是我们需要坐下来认真思考的问题，让他在履行NBA和国家队义务的同时，能够受到很好的保护，得到很好的休息。　　照顾好个人的利益，不仅是CBA的政策，更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河蟹*中央总书记在最近的一次*河蟹*会上曾经强调过这点。以前可没有这种提法。总书记说，这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　　许多人认为，姚明最终要在NBA和CBA中作出选择。但我认为，他可以两边兼顾。而且，他已经做得很好。他没有两者选其一的原因，是他知道两边兼顾的好处。没有13亿中国人民的支持，姚明不可能具有这样的影响力。人们对他的关注体现了他在社会的价值。我想姚明清楚这一点。那就是说，姚明肩负着大多数球员所没有的、至少不会年年都有的多重责任。　　我相信对姚明会有一个妥善的安排，让他得到所需的休息。他的运动生涯不会因为两边的义务而缩短。　　姚明如此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个头高、技术好。还因为他做了很多正确的选择。他的选择使他备受13亿中国同胞的喜爱。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有影响力，那么成功。　　网络是我放松的地方。我在电脑上花很多时间，打游戏、浏览BBS、发信息。我会跟别人海聊，聊生活、聊篮球。在一个网站上，我用自己的真名作网络名，但我想很多人都不相信那是我。这也不错，因为我可以用另一个身份跟别人交流。我还使用另一个网络名———那个名字来自于我喜爱的一个电脑游戏。我希望人们，特别是我的同胞们从这本书中了解到:不管做什么事，过程很重要;为达到目标，走完全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没有马上实现目标，在过程中总能学到东西。我刚开始打球时，没人预到我能打入NBA。我自己连想都没想过。但是，看看我现在。重要的不是对失败作好心理准备，而是不畏惧失败。
楼主辛苦的说。
下面是引用Jason-80G于 23:15发表的:楼主辛苦的说。木油办法啊，不会原创，心中有想但写不出来，没办法理科学生嘛，活活，只有看别人的份，辛苦是应该的，与人方便就是与已方便！只要大家不说我转帖是RPWT啰，YMPK……
这年头还有雷蜂丫``虽然早看完了但还是顶~
下面是引用得分后卫于 23:18发表的:木油办法啊，不会原创，心中有想但写不出来，没办法理科学生嘛，活活，只有看别人的份，辛苦是应该的，与人方便就是与已方便！只要大家不说我转帖是RPWT啰，YMPK…… 先转贴后原创，一步一步来吧。
这个仿佛很多地方都有了亚不过楼主认真排版的精神值得鼓励
第二章 童年只想上大学(1)英语背不出，妈妈很着急……　　打职业篮球，中国的孩子并不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梦想。我也不是从小就梦想成为篮球运动员。小时候我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名人，不论是政治家、科学家或者将军都可以。我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美国孩子长大后能打职业篮球的很少。中国孩子，这种机会就更小了，中国孩子多，而全国却只有14支甲A职业篮球队（级别再低一些的就很难称为职业球队了）。中国球员的薪酬要比NBA球员低得多，要想发财是异想天开。NBA发展联盟（NBDL）球员的年收入3万美金，中国的顶级球员年收入也并不比他们高。中国球员像所有职业运动员一样，退役时遍体鳞伤;而他们还得另谋一份工作。你最擅长的只是弹跳、投篮，你能找到一份什么更好的差事吗?正因为如此，我父母以前从不想让我成为职业球员。尽管我爸爸曾经打了9年职业篮球，我妈妈曾效力于国家女子篮球队。我爸妈不想让我再走他们的路，想让我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肯定会长得非常高，他们这样想:身高超过2米10，找常规的工作会很困难，所以，把书读好就更重要了。　　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用X光照他们的手，测量骨头以预测未来的身高。我10岁的时候1米65，X光照过后说我会长到2米21。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几年后我大一些就开始想自己这么高会有多么麻烦，比如说找不到女朋友。我还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长得更高，因为孩子一般都比父母高。　　我对于自己的身高我从来不舒服，在这一点上父母帮且了我。在学校里妈妈和我走在一起，当我没站直的时候，妈妈会拍我的背，对我说:“挺直你的背。”当然，有些孩子拿我寻开心，但这并没有让我烦恼，反正每个人都有被取笑的时候。　　至于衣服倒不是问题，我可以穿爸爸的旧衣服或者买大人装。等到我比爸爸高的时候，耐克公司已经跟我签了约提供衣服给我。我不需要太多衣服，反正大多数时候我穿T恤衫和运动衣。　　长得太高的唯一代价是乘巴士。在中国超过一定身高就要买票。1米20以下的儿童免费乘车。我不记得自己有免费乘车的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已经1米47了。　　我的个子比同龄人高一头。在区体校时，篮球出身的校领导认为我是好苗子，并向主管中国篮球的领导推荐，以争取经费。她们竭力说服我妈妈，并陪着我去面见领导。那时，我12岁左右。我不知道却那里干什么，他们让我转身，向前走，再走回来，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测试。然后他们聊着篮球的事。　　这位领导对于成名已久的王治郅所具有的出色篮球天赋极为欣赏，向我们详尽描述。对我却并不看好。最终，这位领导还是一次性拨了一万元人民币给我们区体校，校领导则在这一年每月给我一百元人民币的营养补贴。过了几年，我已加入了东方大鲨鱼队，初步成名，父母将这段往事告诉我。　　妈妈并不介意我不能成为优秀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听到我很难成为一个好的篮球手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失望。若我想成为职业篮球手，他们不会反对，但他们希望我另有所长。妈妈最大的愿望是让我念大学。在中国，要成为职业运动员，十二、三岁就得开始训练，每周去学校3次，每次三四个小时。在美国，你可以今年做这样明年做那样，或上着大学边惦记着做职业球员。而在中国，你必须二者选一，一旦决定自己所走的路，就很难改变。妈妈认为如果我念大学的话，就可以在城市里找一个工作，总之能过上好日子。我的父母打篮球都不是因为他们喜爱篮球，是领导安排的。　　妈妈跟我讲过文革时期打篮球的事，至今我都觉得难以置信。那时候最受尊重的三类人是工农兵，全国的口号是向工农兵学习。体育运动被认为无足轻重，但毛泽东喜欢篮球，因为篮球需要刻苦和集体协作。那时篮球的水平不怎么样，因为外国的教练和训练都不被准许。毛主席当然不愿意美帝国主义跑来教打球，以免中国人的心灵受到毒害。　　心中装着这样的口号，运动员去工厂劳动，或者去建筑工地背砖头。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工厂工人、农民和建筑工人会指导他们。运动员上午劳动，下午训练，但并不能保证有训练场地。文革期间比赛也很少，只是很多训练。打球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党员、好公民，打败另一支球队不是目的。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打篮球、唱歌、做记者、当兵，你做的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　　最难以置信的是，领队会邀请工人、农民和士兵来观看训练。训练结束后，他们要问工农兵的意见，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更多的投篮?改进运球?还是加强防守?工农兵对篮球懂得不多，他们通常告诉运动员们要更刻苦地训练，永不放弃。　　听上去很滑稽，但我觉得不应该嘲笑那时候的人。他们懂的不多，只知道做别人让他们做的事。虽然工人们不懂篮球，但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既然被叫去看球，就要尽力帮忙。　　也许他们的建议很奇怪，但他们很努力地在帮忙。我觉得历史和我们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20岁开始打篮球。我是工人，在工厂锤接电机部件。文革时那会算不错的工作了，因为工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其次是农民，第三类是士兵，然后才是科学家，商人地位最低。我知道有些人说我儿子现在也算是商人了，我并不这么看。不管怎样，年代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好，我很为姚明骄傲。那时政府官员见我个头高，就建议我打篮球，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就这样我去了上海篮球队。
第二章 童年只想上大学(2)　　球打了只有两年，我的左膝就出现问题，被迫让右腿承受更多压力，六年后右腿也受了伤。29岁时我退役了，他们给我在上海港安排了一份工作，检查要停泊的船只。这样，我不用抡锤子了，而是盖盖批准章。我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为姚明的新人年来到美国。现在一年中一半时间在休斯顿，一半在上海，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工作。那可是一份有权力的工作，没有批准，船只不能靠岸，而你要是不想让它靠岸的话，总能够找到理由。 　　我得到那份工作很幸运。中国许多运动员退役后得从底层开始做起。他们通常没有任何技能，比其他早开始做一样工作的同龄人，落后太多了。任何体育项目都不能让你赚足够的钱，使你退役后无须工作。我们不希望姚明像那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想让他进体校。　　我9岁的时候，上了我所在区的少年体校第一次玩真的篮球。我4岁或5岁的时候，爸爸给过我一只玩具篮球，但我觉得不很带劲，我更喜欢其他玩具。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过哈莱姆亲善篮球队（HarlemGlobetrotters）。很好看，但我不是因为他们才想打篮球的。　　在中国，9岁的孩子可以去区里的两种学校———普通小学或者少年体校。入选少体校不需要展示某项体育专长，只要你父母高或壮，或者测试说你会长得高大或强壮，少体校就会邀你加入。我父母都很高，而且打到很高水平，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少体校邀请的。刚开始父母不希望我去，不过最终还是允许我去了，希望我在学校的体育系统打球，然后念大学，而不是加入职业联赛。听起来似乎矛盾，但如果你在少体校打过篮球的话，上大学的机会更大，高考时可以加分。我听说美国高中也是这样，如果学习成绩不好，搞体育对大学录取也没什么帮助。除非你是个特别好的运动员，那样的话就比好成绩管用得多。所以父母让我上初级少体校———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对上大学有帮助。区少体校为9到12岁孩子办的，与普通学校没有什么两样。市少体校招收全市这个年龄段、领导确信能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孩子。市少体校设施、教练、训练场地都更好。我本可以去的，但爸妈不想让我去。　　刘炜（上海大鲨鱼队、国家队队员，姚明最要好的朋友）:我和姚明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学的篮球场上，我们是对手。我们都没上市体校，因为我们的父母都不希望我们成为职业运动员。那时我比姚明球打得好。他已经很高，差不多两米了，但打球并不很好。他的水平直到去了东方青年队才真正提高了。好笑的是，因为我和姚明一起长大，我一直不觉得他特别高。他从未一下蹿很高，只是从小就比其他孩子高，然后一直稳步地长。　　我们成为朋友后常一起打电子游戏。我玩打斗或战斗游戏绝了，而他老是赢射击游戏。　　我们没太多钱，每个礼拜带着攒下的钱去游戏厅。那时候最喜欢的游戏是“街霸”。　　我13岁半的时候知道自己有机会当职业篮球手。那时大鲨鱼队邀请我试一下他们的青年队。当时他们还不叫大鲨鱼，而只是上海篮球队，一支乙级队。在我加入大鲨鱼的前两年，他们在乙级联赛中拿了第二。前两名升级，后两名降级，这样上海队升入甲级，成为了大鲨鱼队，因为甲级队必须有别名。你知道那年乙级联赛的冠军现在已被降到了丙级。他们的资金用光了，好的球员都离开了。　　球员可以加入CBA任何一支球队，但大多数人选择离家近的球队。很长一段时间里，八一火箭队占据优势，因为他们作为军队球队可以在全国物色球员。球员要做的就是同意入伍，进了八一队既不用为钱操心，也无须去打仗，待遇很不错。我12岁的时候，八一火箭队写信给我妈，问我知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儿打球。我本可以进八一队的，但妈妈还是不想让我去。　　她仍希望我留在家，念上海的大学。　　八一火箭队招收球员方面的优势，是他们赢得最初的五次CBA锦标赛的重要原因。但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至少是因为有了上海大鲨鱼队，八一火箭队不再独占这种优势。90年代中期，当甲级队伍日渐壮大时，上海队与其它地方队一样，只有本地球员。现在大鲨鱼声名在外，上海又是个现代化大城市，球队很有吸引力。加入东方青年队的球员，如果最后不够好打不上职业篮球，队里会让他念一所好的高中或是大学。大鲨鱼有这样的本事，不是每个球队都办得到的。所以现在许多家庭都希望儿子去大鲨鱼队。　　对我父母而言，让我加入东方青年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青年队的教练是我父母的朋友，他竭力劝说他们让我打球，并保证说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不想入大鲨鱼或者不够好的话，他会帮忙把我弄进一所好大学。凡事我喜欢一步步来，不要跳过步骤，所以我对没上大学这件事还是蛮失落的。其实我是上海一所大学的荣誉学生，尽管一天课都没上过。我还是希望进大学，也许我退役后去吧，去学国际商务关系，或者类似的专业。　　当我被邀请加入东方青年队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这些。达到那个水平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那也是进国家队的唯一途径。我还不敢奢望去NBA打球，但一直梦想进国家队。一个原因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名人是李宁，1984年奥运会体操比赛上，他赢得六枚奖牌———三金二银一铜。在我孩提时代，真正的荣誉是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比如说赢得奥运会奖牌，或者成为伟大的军事领袖。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在与别国的体育竞技上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中国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有人在国外取得成功，就是巨大的成就。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到国外比赛，甚至是没有机会走出亚洲去比赛。加入青年队后，上学时间就很少了。前6个月，我们每天训练10个小时，一天4堂训练课———6:00—7:30，8:30—11:30，2:30—5:30，6:30—8:30。6个月后教练说:“好吧，现在开始一天只要练4小时。”其实那还是很多的，但10个小时都练过了，这就不算什么了，我们好高兴。
第二章 童年只想上大学(3)　　刘炜（国家队队员）:我试着不去想早期青年队的日子。我只记得我们不停地跑，不停地练。连续6个月，我的头发都没有干过。不过姚明和我两个人来自同一区，打到最高水平，不是偶然的事情。我们俩互相依靠和促进，那种帮助是很大的，别的球手就没有那样的幸运。　　姚明去了NBA之后，我在大鲨鱼，有一次连输5场，他打来电话，让我冷静下来，告诉我
该怎么做。此后我们5连胜。爸妈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球手，尽管那不是他们的初衷。我在青年队的时候，打球很软。我不去三秒区，只想从外围投空篮，作后仰式跳投。不过那是不行的，我是中锋，如果我不走内线，其他人不能找到投空篮的机会。　　我记得15岁时，有一次跟父母一起看大鲨鱼打球。那时我还在青年队，而大鲨鱼也还是乙级队，那场的对手是北京鸭，中锋叫单涛，几年后巴特尔加入北京鸭后两人并称“双塔”　　。那是在圣安东尼奥的“双塔”大卫·罗宾逊和蒂姆·邓肯成名之前，休斯顿火箭双塔哈基姆·奥拉朱旺和拉尔夫·桑普森成名之后。看来我们需要些新的绰号给队中的双中锋。回到单涛，他比巴特尔略高，有一个3秒区内篮筐两侧靠近底线处的动作，用他的肘。他会转身举起球，伸出肘部，防守队员不得不退开，不然胸部或者脸就会被单涛的肘部击到。单涛因此赢得更多的空间来做跳跃钩射投篮，不被阻挡。我妈拉着我的手说:“看到没有，知道自己‘软’吧?”　　我说:“是，我看见了。”　　“以后试着那样做。”她说。当妈妈说你“软”时，你自然会听。这以后我开始逼近罚球圈。　　爸爸也教了我很重要一招，所以我不会长时间持球，也不喜欢别人在罚球圈里那样做。　　爸爸说拿球时如果没有机会投篮，传球后就要快速移动，因为防守者会盯着球看一会儿，就是说他们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在那两秒种左右的时间，你可以移动到更有利的位置。这是一小点，但非常重要。我一直那样做，现在还那样。　　从每个教练那里我都至少学到一点。我爸有个队友王至光，只有1米93，但他带个子很高的队员，是个很棒的教练。他教了我许多中锋的技术，可惜他教得太早，我大些后才领会他所告诉我的。他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一点的人:防守的时候，对进攻对方的估计，要和拿球时判断他们的防守一样。他还教我防守和进攻一样可以做假动作。更重要的是，不管在球场哪一头，都要让对方担心你对他们做的动作，而不是考虑他们想对你做的动作。　　我在大鲨鱼的第一年常常坐板凳，没有人喜欢做替补，但王至光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说，有时候比赛开始时坐板凳有好处，因为你可以趁机观察对方的进攻队员。你可以看他们喜欢怎样打，发现他们那些打法是好是坏，看出他们的弱点。这样，当你上场的时候，他们对你一无所知，而你已经对他们了如指掌了。　　方凤娣（姚明母亲）:姚明他们赢了2003年亚洲锦标赛冠军，获得2004年奥运会资格时，姚明被问到对锦标赛冠军的感受。他说，他帮助许多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的队员实现了梦想。他还提到前任国家队教练王非，一年前王非因为中国队在亚运会输给了韩国而蒙羞。姚明说，王非教的很多东西，他年少的时候不能领会，但来到NBA后发现这些很管用，他很感激王非在此前给他打开了一个世界。我听了很感动，我很骄傲姚明常想着他人，有团队精神，很敏感。他一直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从不忘记帮助过他的人。　　有人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许多被宠坏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我们叫他们“小皇帝”。我们不是说儿子不是我们的宝贝，但我们觉得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正直的、受到良好教育、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这非常重要。姚明今天的样子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他的个性，我和他父亲的成长道路和经历。我们家非常平等。我们像别的父母一样深爱自己的孩子，但很难说我们做了些什么，因为姚明一直就是一个那样可爱的孩子。他的个性，从小到大，从没有做什么事情而让我们狠狠地责骂他。　　事实上，有人认为姚明太乖了。举个例子，幼儿园的家长会上，老师把我叫去，跟我说姚明太憨厚，太天真。她说，“你得教他生存的本事。”因为他的个子，姚明一直有某种大哥哥心态。班级出游乘巴士，他会让座。在学校擦窗户，他会主动要求去做。也许因为他一直比别人高大，他相信他应该多做些事。他乐于助人，似乎因为高，就有这样的义务。　　老师担心别人占他便宜。我对老师说，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带大姚明，我们自己就是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　　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惟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泡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非常值得称赞。　　我真的没机会宠坏姚明———我理解的宠坏是指严重的品格缺陷。姚明从没有那些问题，他不泡酒吧，不会利用自己的高大得到什么或者欺负别人。妈妈说我小时候多么好，不知道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或者她不愿意说。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游戏机房，很快就迷上了电子游戏。但没有钱。所以我偷了妈妈的钱，她两年里都没发现。一开始我只拿1块钱，1块钱可以打3次。后来我拿1块5，再是2块，慢慢地越拿越多，最后一次拿了100块。这下妈妈发现了，那以后爸妈开始每月给我零花钱。我猜想是他们认为我爱打游戏不算什么过错。总的来说，我的父母没有中国大部分父母那么严厉。
第二章 童年只想上大学(4)　　中国父母都命令孩子放学后学这学那———音乐、绘画、跳舞。孩子们没有选择的自由，父母说了算。我妈从不命令我做此类的事，她让我尝试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她只要求我不要做坏事，或者用错误的方式做事。但对于学校日常的功课，他们态度就不同了。我不做功课的话，爸爸会打我。妈妈也逼我在家里阅读和学习学校未教的东西。要照她的话做其实也不难，因为我对历史和地理本来就有兴趣。我渴望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很久以前发生的事。 　　即使我去了体校打球，父母从不对我说:“你一定要拿第一”，“你一定要得冠军”或者“你一定要做到最好”。有些孩子对父母说:“我得了好分数。我考试考了95分。”而父母则问:“为什么没有得100分呢?”或者“你们班第一名是谁?”如果孩子说谁谁谁分数更高，父母就说:“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我父母从不这么说。只有一次，我考了不及格，他们才说了我。然后我还挨了一顿打。　　所以我到现在跟父母住在一起都不为难。我跟他们在一起时很放松，不必担心他们说我做错了这事那事，应该这样或那样打球。当我回家关上门时，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我会得到安宁。　　在中国，父母说，“你要这样做。”在美国，似乎父母给孩子许多选择，让他们自己作决定。我们来美国前我父母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并不存心学美国父母，他们本身就是那样的。从我的切身经历，我可以说我父母选择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在我成长的时候，有许多时间不是在父母身边度过的。进入上海青年队后，我开始与队友们住在训练营里，周六晚回家，周日晚返回队里。从13岁一直到17岁都是这样。17岁时我去了北京国家青年队训练营，那以后每三四个月才回家一次。　　我是1980年出生的，那时文化大革命（年）已经结束。但当时人们仍能感到文革给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毛主席曾说:“人多力量大。”或许也应该想到是:人多，消耗的粮食也多。　　我很小的时候，每件东西都是定量供给的。政府发粮票购买食物。粮票不同于美国的食物券，因为还是要付钱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粮食。你得有粮票，同时在有粮食剩余的时候才能买到。如果票用完了，就算有钱也没办法。什么东西都要票———食物、布、收音机。不过我记得我家一直都有电视。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困难时期我在上海长大。1978年，我父亲在单位的抽奖中彩，买了一台电视。政府把每种物品按照一定数量分配到每个单位。单位的领导会举行一次抽奖，来决定谁能购买哪样东西。抽到奖后，我父亲要连夜在商店门口排队，因为不能保证每个有票的人都能买到电视。结果，买到的是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我父母会把电视摆在外边，以便让更多的人观看。有时有200多人聚在一起观看这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　　1985年后就再没有定量制度了，但有些人还是收集那些票，当收藏品。现在有些票很值钱。在国内有票证交易的场所。我小时候收集过一阵，但放弃了，没耐心。当你看票上的图片和文字时，你能想像出中国当时的情形和人们的思想历程。曾经到处都能见到毛主席的画像，到处都能听到他的赞歌。对于很多中国人，他像一个神。至今还有很多人怀念着他。　　我住的第一个地方是上海一套很小的公寓，跟爸爸妈妈及外祖父同住。外祖父99年过世了，是我第一次打奥运会的前一年。爷爷奶奶住得不远，每个周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他们。我跟他们聊天，看电视。大多数时间我看他们和邻居打麻将。　　7岁时我生了场病，我的肾有问题得吃药。但他们给错了药，我病得更厉害了。药物产生副作用，我的左耳聋了。我开始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电话响。爸爸拿起电话，是妈妈打来的，他把话筒给我，让我跟她说话。那时我总是把听筒放在左耳的，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说话。　　我就这样发现自己左耳听不见了，之前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只是我同别人坐下谈话时，我让他们坐在我的右侧。打比赛时，教练或队友说什么的时候，我总是转过头听他们说话。也许我真正学会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Eh?”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意思都是一样的。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们带姚明到医院，看有没有办法恢复他的听力。医生给了我们一丝希望。医生说耳管堵住了，等他大一点可以清除。他们说问题不大。姚明大一点时，我们定期带他去医院作治疗。他们向他的耳朵充压缩空气，说尽量让耳道变宽。但每次测听力都只有60%。并没有好转，医生希望慢慢会改善。但当姚明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不能改变了。　　我12岁开始学英文。那时中美关系良好，学英文很合情理。许多美国人到中国访问，而很多中国人开始移居美国。妈妈说为了我的将来，我必须学英文和电脑。人们学英语好进入商界，或者去美国读书。妈妈觉得我可以将英文用于商界。那时她没想着篮球，也没想到我会去美国。　　第一个单词，不算“eh?”的话是“cake”。小时候我每天都喝很多水，所以妈妈教我说“Iwant somewater”。我不知道哪个词是水，每个词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4个词一起说我就有水喝了。加入大鲨鱼之后，我真正开始学英文了，我们有许多美国球员，有机会用英文。98年夏天我在美国呆了2个月，英文没有太大提交，但学会了说“篮球英语”———pick and roll，pick and pop，the paint，bounce-pass，back-cut等等。
第二章 童年只想上大学(5)　　我仍然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家觉得美国不是个好地方，我是听着“打倒美帝国主义”长大的。别人跟我说，美国是个不好的地方，特别是因为朝鲜战争。也许有些美国人不认为中国是朝鲜战争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派的是志愿军而不是常规军。但朝鲜跟中国很近，中国领导人说他们那样做是为了保卫祖国。除了我们是好人，美国人是坏人，我们帮了朝鲜人之外，我对朝鲜战争知之甚少。美国人也觉得自己是好人，中国人是坏人，他们帮了
朝鲜人。我小时候看了许多电影，战争片都把美国人拍得很坏。美国士兵总是逃跑，或者像胆小鬼。我不知那些演员是不是美国人，或者长得像美国人而已，因为他们都化了很多妆，看上去样子很怪。孩子看电影什么都以为是真的。　　有一个电影《英雄儿女》据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故事讲的是一名中国志愿军战士王成，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夕的一个阵地上，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战友们都牺牲了。当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他用报话机指示炮兵说:“向我开炮!”然后他拿了爆破筒，冲进一群美国兵中。炮兵于是利用他为目标开火，他牺牲了。中国的英雄是这样的。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觉得自己是英雄了吧。教科书里也有许多关于美国不好的东西，但当我十三、四岁时，那些东西就越来越少了。我的思想变化和这些变化有些关系。　　也就是那时，中国开始转播NBA了。我们可以看到看台上的美国人，他们的外表和举动一点都不像以前被描绘的那样。从前有人告诉我们，美国人都很贫困，缺吃少穿。但电视中他们看上去很快乐，面带微笑。你可以慢慢地感觉到，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糟糕。所以那是个开端。我开始意识到不同国家的人民可以存在差异，不能说谁的方式是正确的，谁的方式是错误的。
多些贴图就完美乐
下面是引用tenghui2于 12:21发表的:多些贴图就完美乐等我全发上来了再找些图帖上来，别急喔，常来看看
第三章 初访美国(1)已经习惯了被记者包围　　第一次有人跟我谈起去美国的事是在1996年，我16岁的时候，不过是说去读大学，而不是打NBA。那时我在东方青年队为期1年的训练营中。我13岁半正式进入青年队，但青年队比赛很少，每年都像是在一个漫长的训练营里。我想尽快打入东方大鲨鱼队，这样就可以得到一双很好的篮球鞋。我没有自己尺寸的鞋穿，那时也没有签约的鞋商，所以章明基从美国给我寄鞋来。章明基在上海的家离我家只有15分钟的路，但我两岁的时候他们一家就搬去了美国威斯康星州，我们没见过面。他当时在美国上学。有位我俩都认识的人，请他帮我在美国找适合我穿的鞋，带回中国来。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问我，“你想来美国打球吗?也许可以在大学打。”我真的不想去，我只想在CBA打球，进国家队———那是我当时的梦想，另外跟王治郅做队友。但我妈妈的一个朋友认为去美国对我更好，因为那时上海队还是乙级队，篮球水平并不高，“好吧，去见见他吧。”我妈说，“没关系，跟他随便聊聊好了。”　　我们就去了章明基家。他妈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章明基就在那读书。那天我第一次上网，章明基让我看威斯康星大学的体育馆，当时看上去真大。“见到你之前，我认为你有30%的机会去美国打球，”章明基说，“现在我看到你，觉得你有50%的机会。”但我还是不想去，我想打CBA。当时国内的球员中，没人有比这更大的梦想吧。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姚明的妈妈最关心的是姚明的教育。所以我跟她讲NCAA（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是如何运作的。我主要是想帮自己母校的篮球队，我当然给他们看威斯康星大学的网站，我觉得激起了他们一些兴趣。那时候，包括姚明自己，没有人指望他打NBA。　　我知道姚明是通过我的太太Angie，那以前我没听说过他。我们不是表亲，Angie和姚明才是。她跟姚明妈妈是远房亲戚。话又说回来，只要你愿意的话，谁都可以称为表亲，是不是?事实上，我跟姚明互称表兄弟另有原因。那天我们见面，是因为几个月前，我偶然从姚明的一个表亲那里听到，姚明需要球鞋，所以我提出帮他在美国找，带回来给他。鞋子很难找，也许赛季中会好找一些，但也难说。我几乎找遍了麦迪逊市所有鞋店，又找了密尔沃基和芝加哥的一些鞋店。最后，找到一个在威斯康星很偏僻的地方找到一家鞋店的朋友，他同意去耐克的圣路易斯仓库找一双给我。是上一年的款式，但我想姚明肯定不会在意。　　姚明和他妈到我爸妈在上海的家来取鞋。那是1996年，他骑自行车来的。我知道他已经超过2米10了，因为我有一个童年的记忆———是关于姚明爸爸的队友，我父母的一个朋友。我们的老房子是30年代造的，那个人约2米06，他进来的时候，门框就在他头上，但他还不需要低头让一下。姚明进来的时候得低头避让。我问他关于篮球的目标，很明显他没怎么想过NBA。他有点害羞，更担心的是如何在上海队生存下去。他妈妈更担心教育问题，不希望他最后成为一个不成功的运动员，处境艰难。中国的学校体系某种意义上让运动员错过许多。姚明妈妈问我许多关于大学的问题，我想，我也为大学做些宣传。瞧，我在帮威斯康星大学队招兵买马，如果他有NBA的梦想，我就会试着打消。我说，你看，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有这么多球队，欧洲有这么多球队，每年他们都有资格参加选秀，可只有60人入选，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人可以坚持3年以上。所以你的机会不大。你应该听妈妈的，优先考虑教育。如果你能打NBA，最好，如果打不上，还有后路。　　那时，中国球员没人想到去NBA打球。我们当时最好的职业球员是胡卫东，但他不可能进NBA。他是CBA的大前锋。他的膝盖受了伤。如果膝盖没受伤，他能打小前锋或得分后卫，这样他的水平够得上进NBA。他不高大，但很强壮，巴特尔也动不了他。中国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强壮。中国的南方就好比美国的西海岸，北方就好比美国的东海岸。胡卫东来自南方很远的地方，他是一个例外。　　斯蒂夫·弗朗西斯:（休斯顿火箭队后卫）:我认识的在中国打球的球员从不谈论姚明。　　他们经常谈到胡卫东。所以有一次找到姚明，我第一件事就是问他，“胡这人怎么样?他们告诉我，他像迈克尔·乔丹。”“他很棒。”姚明说。　　我问，“你是指什么意思?”我本来想问的是胡卫东过去怎么样，他以为我问的是胡卫东当时的水平。　　“现在他年龄大一些了，可能不如过去，但几年前他是很棒的。”　　就像我说的，姚明很注重细节。以后你问他什么可得小心———他会咬文嚼字，跟你说上一大通。　　特里·罗德斯（耐克前任中国市场主管）:96年夏天，耐克中国公司从广州搬到了上海，所以我看准了姚明。我们与CBA签了赞助协议，为所有甲级队提供球鞋和运动服。那年秋天姚明所在的上海大鲨鱼队从乙级晋升到甲级，我们感到很兴奋。这样我们有了一支在自己大本营的球队。　　我不仅和姚明会了面，还跟他对打过。我们公司有一支由员工的中坚力量组成的球队，每周都在当地的体育馆练球。为正式开始耐克与大鲨鱼的合作，我们邀请他们打一场比赛。大鲨鱼队员上场，我们觉得他们很一般嘛———大多数只有6英尺4（1米93）左右，少数几个有6英尺8（2米03）。最后出场的是姚明，当时他已有7英尺3（2米21），体重230磅。我们开玩笑说，他的胳膊和腿细得像筷子。他在做伸展热身时，我们又私下小声说，他可能又是像一座大山一样，光有高度，没有技术。
第三章 初访美国(2)　　然后姚明上场了，一次次跳投拦截。他不停移动后撤，不停地断球。我们队里没有专业选手，我们被耍得晕头转向。那时，我们断定，看到了中国篮球的未来。要清楚，那是在1996年。之前，中国只产生了一名在NCAA（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甲级队的球员———马健，他在犹他州大学打了两个赛季（92’和93’）。　　姚明穿一双18号的鞋，是从女子国家队中锋郑海霞那里弄来的。于是当天我就着手解决
鞋的问题，我不能等到第二天去办公室让耐克中国区总经理追问我:把那双阿迪达斯从姚明脚上永远地脱掉，要花多长时间?耐克在比弗顿的篮球鞋工厂快递了几双为阿龙佐特制的球鞋，我猜他们肯定不相信我们这里会有球员穿这些鞋能跟阿龙佐的一样合脚。　　1997年我第一次出国，去耐克的巴黎训练营。蒂姆·哈达威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美国球员，他后来成为NBA的明星。他看上去和我们其他人都一样———两只手、两条腿，一个脑袋，只是，他好快，尤其是运球的时候，他的步伐和手都很快。他会挑战每个人和他一对一，直到他累得打不动为止。我不记得他是不是营地最好的球员了，因为那时我不知道篮球打成什么样才算好。营地有85个球员，我的编号是第85，你自己想那意味着什么吧。那时候我不担心蒂姆·哈达威有多好，因为我想的是在CBA打球，反正以后不会再碰到蒂姆·哈达威那样的人。　　姚志源（姚明父亲）:巴黎之行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只去了6天，但学了很多。　　不是关于篮球的，而是关于自己，以及自己在篮球世界的位置。他发现，中国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球员，而且他们打到了那样高的水平。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和世界上最好的年轻球员相比位置怎样。他想，“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去了巴黎，他知道了什么是可能的，踏出国门前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在巴黎发现了篮球的境界，去美国的时候，他做得更多的就是改进自己以达到在巴黎看到的水准。　　巴黎之行后的那个冬天，我崴断了左脚。那时我在东方青年队的最后一个赛季就要结束了，我跳起来抢篮板，但踩在别人的脚上，那一次我还扭伤了踝骨。我想，要不是受伤的话，那个赛季结束前我就会进大鲨鱼队了。　　下一赛季我终于加入了大鲨鱼，平均得10分，8.3个篮板。我没能拿到新人奖，就像在NBA的第一年一样，是因为那时CBA还没有新人奖，而现在有了。他们还把CBA全明星赛从赛季后移到赛季中，CBA跟NBA的有些方面越来越像了。　　第二年，我伤了同一只脚，在12月的季前赛中。我正要移动，有人踩了我的左脚。直到赛季末我才打球，打最后的12场比赛。休斯顿火箭队第一次对我的脚作X光时，他们看到我的左脚断过2次，担心我有严重问题不能打球。他们的队医飞来北京，对我进行检查。　　医生说没问题。但我可以说，第二次受伤之后，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弹跳了。并不是说以前我跳得更高，我13岁第一次试着灌篮，那时我1米88。我不是差一点点，而是差一大截。　　在中国灌篮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不必担心。两年后我再试，还是办不到。15岁的一天，大概是上一次试过灌篮之后的大约6个月，青年队的一次训练后，我走过球场，准备把球收好，忽然我决定再试一下，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成功了!那时我只有2米03。中国人总是说:“不要多想，放手去干———这样你就会变得强大。”第二天我再试，没有成功。　　那个赛季后，在国家青年队打球，我第一次在比赛中灌篮。我在篮下摔倒，对手快速进攻，但是单手跳投没中，球传到我这里，无人防守。我记得我跳起来，真的很高，我的头就在篮框边。　　第二次灌篮，是在大鲨鱼队作为新人的第二场比赛。我们在剩下1分钟的时候还落后10分，但最后获胜了。我得了7分，包括被判犯规罚下的第一次灌篮。后卫突破，将球给我，尽管有人在撞我，我还是将球灌入。　　虽然我不能再跳，一场比赛开始时我不跳着出场会觉得失落。我几乎总是场上最高的球员，看个头小得多的球员跳入场中觉得很奇怪。我有时间慢慢去适应———即使在加入火箭队之前，我也有不跳着出场的时候。王治郅和我都在国家队的时候，他会跳入场，因为他比我跳得高得多。我在火箭队的新人年，我们的大前锋埃迪·格里芬跳入场中。埃迪格排队准备跳的时候，斯蒂夫会把我推到中间，让我也做。这对我意味着许多，说明他对我有信心。　　他的做法几乎像部电影，等到最后一秒钟推我出场。非常有戏剧性。　　我第一次想到自己可以跻身NBA是在1998年，那时我18岁，在美国打了两个月球回到国内。我从未想到我能打得那么好。知道为什么吗?那以前，我在中国打球的对手都比我大得多，在青年队时对手大我两三岁，在17岁进入大鲨鱼队时对手大我五六岁。这让我打得很费力，因为他们长得比我壮，球龄比我长。在美国，我终于跟自己同龄的人打球了，感觉很不一样。　　美国之行是从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耐克训练营开始的。而后，刘炜和我前往达拉斯加入了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的一支叫HighFive的球队。这支球队在全美四处巡回，参加锦标赛。在巡回比赛时，球队可以从任何地方挑选球员到他们队里。现在不同了，球队只能从其所在城市100英里范围内挑选球员。我在达拉斯第一次见到泰约·约翰逊，他现在是奥克兰突击者队的边锋，我们从那时起就一直是朋友。
第三章 初访美国(3)　　泰约·约翰逊:（姚明训练营队友）我搭乘红眼航班来到达拉斯。到了酒店，报上我的名字，前台的小姐说，“噢，你跟那个大个子的中国帅哥住一起。”我的心咯噔了一下，“什么，我参加了外国交换学生的球队?”我走到客房，敲门没人回应，我就用钥匙开门。这时，姚明给我开了门，他穿着内衣，是白色紧身的。在门口我只能看见他的下巴。他和刘炜已经睡下了。他让我进门后，就回到了床上。他们为我铺好了一张小床。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小声说，“有个7英尺6的家伙在我房间，他是中国人!”我妈说，“哦，中国人可真能长个
儿啊。”第二天练习的时候，在球场上我发现———这家伙还真是厉害。　　在那两个月里，我到处打球———达拉斯之后去了佛罗里达的斯泰森大学;印第安那波里斯的耐克营;奥兰多、圣地亚哥、菲尼克斯、奥古斯塔、佐治亚的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夏季联赛或锦标赛，圣塔巴巴拉的迈克尔·乔丹营。大多数时候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要去哪里。在斯泰森我每天和乔治敦的中锋李·斯克拉格斯一起训练，他现在在NBDL（美国篮球发展联盟）打球，是NBA的次级联赛。我们的教练是塔兹·洛克，在做了多年大学教练后，他那时刚开始给开拓者队做球探。　　在圣地亚哥，我为High Five队打最后一次球。我们住在美国国际大学，就在HighFive夏令营所在的高大建筑物隔壁。隔着高速公路的对面是个军事基地，每天早上从大学走到High Five体育馆的路上，我们都看到战斗机起降。在圣地亚哥我第一次和泰森·钱德勒打球。他只有15岁，人们已经说他能打NBA。他对着我灌篮，球打得非常好，但我防守很好，跳投也已经很不错。我比他大3岁，从那以后我就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够打入NBA。”　　泰约·约翰逊:（姚明训练营队友）我们以一分之差输掉了比赛。我想，是姚明击败了泰森。在比赛快结束时，姚明把泰森的几次投篮扔回了半场。姚明也截住了他的跳投。我可以看出他的运动素质多棒。我知道他还需要长得再结实些，他所有欠缺的就是这点。　　泰森·钱德勒（芝加哥公牛队的前锋和中锋）:第一次见到他时，我想，“这人真了不得。”此前，我总是场上最高的，但他还要高我一截，这个大家伙接球很轻，你可以放心把球传给他。此前，我没和外国球员同场打过球。这个大个子，不懂英语，又是不远万里从中国而来，和他同场打球，对我来说是种疯狂的体验，对他来说，也一定是这样的。　　整场比赛，姚明毫不留情地一次次拦下泰约的跳投。然后我上场，对着他灌篮，向他尖叫。噢，天哪———我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但后面他拦下球后就会击掌，示意把球传给他。他挡住了每一个对手的进攻，将投篮截住。对手们毫无办法。　　那两个月我学到的另一件事，就是你得尽量投篮:“自己找投篮机会。”我很快就学会了这一点，我没有选择，没人传球。那不是个好的球队，我们有好球员，但大家不协作。队里只有一个人很好，名叫泰约·约翰逊。听说他现在6英尺6（1米98），260磅，我觉得他那时候的体型就很接近于那样。我们在大学的房间就在游泳池旁，我们可以在水里泡很长时间。　　我这样很惬意，因为在国内，当他们知道我有望成为一名好篮球手时，就不让我游泳了，说太危险。如果他们看到泰约在游泳池里用身体将我撞来撞去，更会担心得要命。　　泰约·约翰逊（姚明训练营队友）:我在队里打前锋，一场比赛我有10次助攻，8次我传给姚明。但他最喜欢的是控制球，等待时机，因为这是他跟少年球员一起上场的一次宝贵的机会。　　我们无法交流，但很要好。从那时我们成了朋友。几年没见到他了，但我大约半年给他打个电话，请一个翻译，和他开三边会议。我被招入突击者队的当天，他从中国打来电话祝贺。他在全明星队的第二场比赛我见到他时，他把球衣送给了我。在我看来，我们是一生的朋友。　　在圣地亚哥之后，我去了乔丹训练营，但我们还是每晚打球。我在上海家中的奖杯陈列柜中有两张我同乔丹的合影。一张是他同营地每个球员及工作人员的集体照，另一张中，我正往场外走，他拍了拍我的背，我在笑，但看上去很瘦。一个原因是整整2个月我只有200美元可用，刘炜大概带了150块。前两周，我们什么都不用付钱，大鲨鱼的总经理李耀民照顾我们。但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耐克训练营之后，他回国了，把他的钱都带走了。我们两个中国小孩没有钱，完全自己管自己，继续在奥古斯塔、乔治亚、奥兰多等地打球。　　因此，在两个星期里，我和刘炜只能吃99美分一个的双层干酪汉堡包，刘炜每天吃一个，我吃两个，以及旅馆里每天供应的免费早餐，我们每天都要很早跑去吃。　　另一位教练从中国过来看我们的时候，对我说:“你看上去皮包骨头。”“当然了。”我说。　　刘炜（国家队队员）:其实，姚明每天吃2只干酪汉堡包，我只吃1个。我受伤了不能打球，所以我们决定，让他多吃一点。　　我猜李耀民不知道在美国球员自己付饭钱，也许他以为像中国一样，每个酒店都有免费自助餐给球员，或者球队会包揽所有费用。我希望他是那样想的。我们的钱用完后，HighFive的教练里尔·尼克斯借给我们每人100元。里尔只有5英尺6（1米68），那时我不会英文，就叫他“小教练”。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得还给他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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