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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垄断市场中的垄断和竞争_以中国石油寡头垄断市场为例_赵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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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眼科高端市场长期被进口产品垄断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以及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大量使用，患眼疾的人数不断增加。然而，从中国青少年近视到老年白内障手术所需的眼科器械、药品中，高端产品市场主要被进口厂商垄断，国产品牌徘徊于低端，在互相厮杀中艰难求生。业内认为，要想改变现状，需多管齐下，通过提高研发投入，理顺产学研联动机制以及利用资本力量并购整合，引导国产化替代速度提升，从而有助于切实减轻老百姓治疗眼疾的医疗负担。
国内眼科市场缘何被进口垄断
白内障、近视、干眼症以及青光眼是影响人们视力健康的主要疾病。尽管白内障是我国主要致盲原因，手术是唯一有效治疗方法，但在手术广泛用到的人工晶体中，国产品牌却面临市场需求巨大而自身产品技术和质量落后的尴尬局面。
目前国产人工晶体处于产业价值链底端，落后国外公司产品一代以上，大多数售价200元到300元，而进口高端产品却能卖到2000元至15000元。2014年，我国白内障手术约为146万例，市场容量约为58.4亿元，国产品牌销售量占比为15%至20％，而销售额仅占1％左右。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兼眼科医院院长刘奕志告诉记者：“经我手大概已经做了20万例白内障手术，用的人工晶体基本都是进口的，按照每片3000元估算，已经为外国企业贡献了至少6亿元。”
为何国产厂商目前尚无法做到对进口厂商高端产品的替代？记者采访发现，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产业集中度过低，小型企业陷入严重同质化竞争，企业间大打价格战，导致产品升级换代无从突破。反观国外企业，无论从规模、产业集中度和技术产业化效率上都显著高于国内企业。
二是研发投入极低、产学研缺少协同互动。申报一个新的高端产品需要三至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小企业在创新和研发上根本耗不起，无奈处于“技术落后－产品低廉－赚不到钱－没能力后续投入－在低端徘徊”的恶性循环中。
三是进口企业地位强势，国产品牌全面受压。以人工晶体为例，进口产品注册证多达117张，来自近40家海外企业，多样的产品组合几乎全面覆盖高中端市场。而国产注册证一共只有8张，来自6家企业，现今可生产出售的仅有4家，达到千万收入规模的仅有河南宇宙和珠海艾格。另外，以治疗近视眼的角膜塑形镜为例，进口产品注册证达到27个，临床售价6000元到10000元，国产产品注册证有6个，多数在3000元到5000元。
白内障手术替代进口可省百亿元
国家食药监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我国人口总数复合增长率为0.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复合增长率为3.58％。从结构变化趋势看，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从2005年的7.70％增长至2014年的10.10％。不少业内人士反映，依靠国家一些复明工程和民间慈善活动，通过购买医疗产品和免费手术对偏远贫困人群进行救助，只能是杯水车薪。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进口垄断可能会限制民众就医比率。目前，中国每百万人中白内障手术率（CRS）远低于欧美、，且与发展中国家和相比也尚存差距。统计显示，2014年，中国CRS达到1067人／每百万人，同期欧美、日本、印度分别达到5500人、5000人、3300人。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剑英指出，假设我国达到印度2004年白内障手术率，预计全国市场规模近200亿元，如果国产品牌能以50％的价格替代进口，可节省约100亿元治疗支出。
在治疗近视上也亦是如此。我国近视眼人数世界第一，角膜塑形镜高端产品市场基本为进口厂商占据。假设我国近视患者中每年400万人使用角膜塑形镜，市场消费潜力可达200亿元，若国产产品价格能便宜一半代替进口，也可节省100亿元支出。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瞿佳认为，高昂的进口产品给社会医疗增加负担，中国白内障手术率和眼科发展状态处于世界落后水平，这与我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
国产替代能否提速
专家认为，通过一段时间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可实现国产眼科设备的进口替代，但它需要理顺产学研联动机制，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同时借助资本市场，培育龙头企业，从而尽快建立国产品牌的竞争优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表示，未来更多质优价廉产品的推出，将更多造福于眼科患者人群。鼓励对核心技术进行持续研发投入，以产业升级切实有效地减少低端制造，有望实现国产品牌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另外，对于牵头企业政府采取两个政策——“亲”和“清”，即在关心企业发展中实际遇到困难的同时，监督企业合规合法发展，净化产业市场环境，不玩猫腻，提倡“工匠精神”，品质精益求精。“还可通过理顺产学研联动机制，加快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作用，把企业和产业基地建设结合起来，激发创业激情，联合推进产业化，注重专业知识产权保护，合理有效地拓展市场。” 陈凯先说。
此外，资本力量也不容忽视。已启动眼科领域企业整合的昊海生物科技总经理吴剑英说，借鉴此前在眼科手术粘弹剂（OVD）国产替代进口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通过境外投资实现快速技术引进，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整合培育先进制造力。据他介绍，过去国内用于白内障手术的粘弹剂基本都是进口，价格为500元至700元，一台手术需要一到两支。昊海通过整合国内几家小企业做大市场规模后，把价格打下来超过75％，现在国产价格为100元到150元，市场占有率达60%至70％。
不过，专家表示，与上述案例不同的是，人工晶体这类眼科高值耗材的行业整合要进行本土品牌和外资品牌的联合并购，才能知己知彼，满足我国医疗需求，降低民众医疗开支。另外，在产业化和终端应用推广中，希望能有国家政策支持，尤其在注册、招标、医保、收费目录等环节，对国产高科技产品的绿色通道能更放宽一些。
曾在眼力健亚太公司担任高管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国产设备从引进仿制到超越创新，还需提高并稳定品牌质量。与进口产品相比，国产品牌偶尔会出现不同批次产品不稳定的现象，一批好，一批不好，需引起重视，要想和进口商平起平坐并出口海外，必须把好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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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汽车反垄断真相
媒体直指进口车高价、高利润“显然”由垄断造成，并不一定成立；发改委始终未确认立案。
豪车市场放缓，经销商日子越来越难过。他们希望改变进口总代理制度，重新分配利益。
就算限制最低售价的纵向垄断行为被查处，如果进口总代理制度不变，经销商仍不得不求变。
“你不觉得蹊跷吗？别的反垄断案子都是发改委突然公布处罚结果，唯独汽车这个，媒体在发改委确认之前就出现了消息。”
在进口汽车国内比国外价格高出数倍、涉嫌垄断的消息不断占据各大媒体版面，愈炒愈烈之时，一位长期跟踪发改委反垄断调查的观察人士这样提醒腾讯财经。
今年1月4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对三星等六家境外企业垄断液晶面板价格开出罚单，再至随后的茅台五粮液价格垄断案、合生元奶粉价格垄断案、上海黄铂金饰品价格垄断案。翻阅这些连续罚单的媒体报道，很容易发现共同的特征：处罚宣布之前，媒体并未提前获得消息。
而进口汽车高价涉嫌垄断一事，却在发改委确认之前，先是有国内权威媒体报道称高价“显然”因为垄断，再有路透社报道称发改委已经委托行业协会进行反垄断调查，从而引发无数媒体跟进，一时间“高价汽车，人人喊打”。
而事实上，直到目前，在各种场合中，发改委官方人士也并未正面证实过对进口汽车高价已经立案进行反垄断调查，用的措辞只是“关注”、“在视野内”。
腾讯财经经过多方了解，发现此次汽车反垄断的舆论高潮，实际上是国内进口汽车经销商陷入经营困境之后，利用发改委连续抛出反垄断罚单的契机，以及民众对于国内外商品价差的谴责情绪，而对外企车企发起的一次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要挟”。
“原先经销商日子好过，（和厂商）利益一致，现在不好过了，利益不一致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董扬分析道。
雷声大：高价“显然”因为垄断？
此次针对高价进口汽车的舆论风波，最早发端自新华社“新华视点”在7月28日发出的一篇名为《进口汽车：市场垄断的“重灾区”？》的报道。
该报道引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沈进军等人的评论称：“涉嫌垄断最突出的表现是，销售价格居高不下，厂商利润明显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一辆车高达30万元的利润，显然是其涉嫌垄断的行为造成的。”“没有市场垄断，哪来的如此暴利？”
但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春泉、北京天地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邓志松分别对腾讯财经表示，价格过高、利润过高的现象，并不一定存在垄断，很可能是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部分品牌因溢价更高而造成的高价、高利润，例如LV等奢侈品。
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只有“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才涉及垄断。高价、高利润是否涉及垄断，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为单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占有50%及以上市场份额，或者两个经营者占有2/3以上、三个经营者共同占有75%以上。
那么，中国进口汽车进口市场上，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呢？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汽车进口量全年累计113万辆，其中德系宝马、奔驰、奥迪三大品牌占据前三位，共计约32.90万辆，三强合占市场份额不超过30%，单个、双个、三个经营主体均远未到达市场支配地位的市场份额。
由此看来，上述新华社的报道，以及其他诸多媒体报道中众多高价“显然”因为垄断的论调，就是简单地将高价和高利润与垄断直接挂钩，并不符合《反垄断法》的条款。
一位外资车企人士对腾讯财经称，媒体报道指出的造成进口车价格过高的原因，要么没有提品牌溢价的问题，要么提了的话也使用“中国人傻钱多”的说法，营造敌对情绪。
“尽管进口车，甚至合资车，国内的价格比欧美发达国家的价格要高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汽车市场竞争非常充分也是不争的事实。”庞大汽贸副总经理李金勇说。
雨点小：发改委从未证实立案
这边厢，诸多报道“剑指”进口车涉嫌垄断――“雷声”不可谓不大；相对应的是，反垄断调查的主体国家发改委截至目前，并未对进口车进行立案调查的明确表态――“雨点小”。
上述7月28日新华社的报道只是下判断称进口车高价一定因为垄断，但并没有称发改委已经对此进行了调查。发改委介入调查的消息，最早来自于8月14日路透社的一篇报道。
该报道引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的话称，发改委已经立案调查汽车制造商是否存在给经销商设定最低零售价格的行为，这一行为是明显的纵向垄断行为，汽车流通协会一直在为发改委搜集价格数据。
就在报道出来的当天上午，罗磊却在自己的微博上“辟谣”称，并没有确切的消息说发改委对进口汽车立案调查。“对汽车销售行业展开调查，是我们协会的自主行为。”
罗磊的同事，曾对新华社记者直斥进口车“高价高利润是垄断突出表现”的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沈进军则对媒体称，协会确有协助发改委做一些反垄断方面的“前期工作”。
同样是这个协会的有形汽车分会副会长苏晖，又直接否认协助发改委做反垄断调查的事情，称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很多媒体对这个问题炒得特别热，流通协会内部并不认可，这是最新的进展。”
同一个协会的三个领导，说法均不一样，让人感觉蹊跷。那么，官方又如何表态的呢？
直到8月21日，媒体报道中第一次出现了发改委对此的官方表态。同样是新华社，称记者20日从发改委反垄断部门相关人士处获悉，价格监督和反垄断部门“密切关注”进口和合资汽车领域的价格问题已经不下两年。但该报道未提到“立案”。
8月25日晚间，央视财经频道《对话》栏目播出对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的专访。节目中，主持人发问“下一个反垄断目标，石油、电信、汽车、银行是否在调查范围内？”许昆林回答说：“都在视野内。”随后并举了银行利率市场化之后可能出现银行之间相互约定利率的“横向垄断”的例子。其并未透露发改委是否对汽车行业“立案”。
“关注”、“在视野内”，却不确认立案，发改委表态为何如此暧昧？一名车企人士对腾讯财经分析称，“关注”的原因在于，尽管高价格、高利润并不能说明进口汽车一定存在垄断，但这也不代表汽车厂商不存在垄断的嫌疑，因为汽车厂商存在限制经销商最低销售价格的问题。
《反垄断法》明文禁止“经营者限定交易相对人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这种行为被称作“纵向垄断”，与多个经营者之间形成价格同盟的“横向垄断”相对应。
发改委不愿确认立案的原因在于，法律强调证据，这种纵向的垄断协议往往需要纸质证据，但却很难拿到。茅台和五粮液遭遇反垄断处罚，最重要的证据在于茅台在今年1月初在内部客户系统下发了通报文件，对降价销售的经销商作出严厉处罚，正是这份形成了文字的通报文件成为了垄断的最直接证据。
多位车企及销售人士对腾讯财经确认，厂商的确经常通过扣除年底返点的威胁，限定经销商的最低销售价格，包括整车和零配件。这种限定最低价格不同于官方指导价，后者是可由经销商自由决定在其基础上上下浮动，完全合法，可以拿在台面上说。但限定最低价格是明显的纵向垄断行为，而外资豪华汽车厂商经营经验丰富，往往不会留下这种明显的证据，只是口头通知。
纵向垄断问题客观存在，但难以取证，这种尴尬造成了发改委“关注”两年却仍不能确认立案的暧昧状态。一位负责地方反垄断案件调查的官员对腾讯财经谈到汽车行业的纵向垄断时，就表示一切尚无定论与证据：“还在搞，但还没有弄下来。”
真目的：改变汽车销售办法
高价格、高利润一定代表垄断，已被律师否定；限制最低销售价格的确涉及垄断，却很难取证。不过，媒体报道中对进口汽车垄断的指控，并不仅限于这两条，几乎所有的采访过经销商的报道，都还会将矛头指向2005年实施的《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规定，允许进口汽车厂商通过总代理商制度建立销售渠道，只由这一家总代理商进行进口业务，其余经销商不能单独进行进口，而是从总经销商处再分销。
在现实的行业生态中，很多进口车企既是生产商，又做起了销售生意，例如宝马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担任起宝马的总经销商角色；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就是奔驰品牌的销售总代理商；最近要进军中国市场的特斯拉同样成立一个贸易公司做自己的总代理商。
《办法》的这一规定，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上世纪90年代大量出现的汽车进口走私现象。但这一规定，也造成了进口汽车销售环节增多的事实。进口汽车要经过厂家、中国总代理、4S店三道手，才能到消费者手里，环节过多，一定程度上推高了零售价格。
而在这多个环节当中，利益的分配并不均匀，在利润上处于“拼零倒挂”的状态。一位进口汽车销售企业负责人称，目前进口汽车经销商利润普遍在10%以下，而总代理商至少20%以上。
以前，在豪华车市场增速曾经高达80%的市场环境下，虽然利益分配不均，但高速增长掩盖了矛盾。然而，随着今年以来豪华车整体增速降至10%以下，而经销商网络扩展速度又越来越快，购车消费者没增多少，卖车的4S店却越来越多，经销商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只能依靠强制向消费者搭售零配件等方式来获取更多利润。这就使得经销商和厂商之间利益不均的矛盾浮出水面。
“经销商原先日子好过，（和厂商）利益一致，现在是利益不一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董扬一针见血地指出。随着经销商对于总代理商拿走更多利润的不满不断积聚，最终公开将矛头指向了“罪魁祸首”《办法》，希望能够废除总代理商制度，由经销商直接进口，提高自己的利润。
由此，就不难理解，在最初的“新华视点”的稿件中，为何发言直指进口车垄断的人均为经销商，此外还有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沈进军；路透社报道发改委已经立案调查的消息来源同样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领导。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是以汽车经销商为主体的协会，代表经销商利益鼓与呼是其责任所在。
在发改委连续开出反垄断罚单的情况下，通过媒体将舆论眼光引到进口汽车市场，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经销商群体及流通协会这一利益代言人，提出了“进口车价格过高”的问题，吸引了民众眼球，也给政府层面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而经销商们给出的价高的理由，除了“利润高就一定垄断”的虚晃一枪，也提出了限定最低销售价格这个很难抓到证据的真问题，然而，他们也知道，就算纵向垄断被查实，经销商可以自由降价，虽然销售量可以上升，但单车价格更低，并不能为自己增加多少利润。因此，要改变命运，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修改《办法》。
小算盘：利益如何重新分配
经销商们正寄望《反垄断法》可以改变进口总代理商制度。他们提出这一制度限定一家独占进口权，不让第三方经销商参与进口权的竞争，是一种垄断。
不过，北京天地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邓志松对腾讯财经称，汽车厂商选择单一的渠道作为进口总代理商，“基本是没有问题的”，加入没有《办法》的规定，也可是企业的经营自由选择，不能由此判断是垄断行为，《反垄断法》以及工商总局等出的配套解释中，并没有对此的限制。
不过，对于消费者来说，经销商提出的修改《办法》，是一件好事。毕竟，减少流通的中间环节，理论上可以降低销售价格。但从目前来看，出于对进口汽车走私的继续防范，《办法》可能只会进行程度不大的修订，不会改变总经销商制度。
8月23日，商务部发言人回答了媒体有关进口汽车高价的问题，称正在积极研究对《办法》进行修改完善，实质性的措施有两条：“在收取建店保证金、压库搭售等方面对供应商进行必要限制。”并未提及改革进口总代理商制度。
假如《办法》没能修改，总经销商制度无法改变，经销商们也还有一个指靠：发改委查出厂商限定最低销售价格的的证据。但是，这一方面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新增利润，另一方面，假如配合流通协会或者发改委提供了厂商“限价令”的书面或者录音证据，一旦被厂商发现，很有可能丢失经销资格。
经销商日子越过越惨，不得已通过媒体聚齐民众喊了反垄断的口号，以施压汽车生产商重新分配进口车的利益格局。然而如果《办法》修改不了，证实纵向垄断又带来不了多少利益，经销商只能接受越来越惨淡的日子，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外资厂商们给出了他们的建议。他们认为，在当前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经销商不应该还像以前一样，全部依靠卖新车来挣钱。“如果经销商过多地依赖于新车的销售，因为市场总会有波动，就会导致经常要面临亏损。”宝马大中华区总裁兼CEO安格对腾讯财经表示。
安格说，经销商首先要加强的是维修保养服务。他以宝马集团举例说，中国市场的宝马及MINI保有量为110万辆，其中一半是在过去两年销售的，维修保养可以提供健康稳定的业务来源。而二手车业务、零售金融服务、大客户销售业务也是新的业务结构重点发展的方向。
甫瀚咨询的一份“汽车经销商的4S模式何去何从？”的报告，同样建议经销商在售后维修、二手车业务，以及汽车金融服务上发力。
在已经获得了如此大的媒体和民众关注度之后，发改委也许会“痛下决心”查处限制最低售价的违规行为。但假如最终无法改变一家独大的总代理制度，中国的进口汽车经销商们，只能接受外资厂商和咨询公司的建议，硬着头皮，去开拓新车业务之外的市场了。（腾讯财经 刘中盛 李伟 发自北京）
一边倒的舆论下，听听另一种说法。
进口车和奶粉不一样，不是民生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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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贸易强权，就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想要进行工业化生产，并加入到世界工业化大生产的分工当中。首先，必须遵守西方制定的相应经济、贸易规则，否则就只能被关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大门之外。试想，一个被关在全球化工业大生产之外的独立国家，其发展速度肯定远远赶不上正在加速整合的国际化大生产体系，结果只会越来越落后。落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体系在某个时候随时可能崩溃、瓦解。类似被封锁的国家，包括古巴、朝鲜、缅甸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等。
什么是加入到国际化的工业大生产呢？譬如，就当前世界经济游戏规则来说，如果想进行更广泛的世界贸易，就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加入到这个组织的国家，西方成员国就会向其征收相对加入国家更高额的关税，这就打压了相关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而要加入这个组织，相关国家就必须遵守由欧、美制定的经济、贸易游戏规则。规则很多，例如，在体系内贸易总体都用美元或欧元货币进行结算，否则交易就会遇到麻烦；再譬如，必须以开放国内的相关市场作为获得世贸组织成员国的门槛代价，等等。
举个简单的例子，由于美国在农业方面非常发达，在条件上，美国就会要求对方国家开放其农业市场。农业市场一旦开放，由于美国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低成本的农产品就以价格战的方式向相关国家倾销。先将对方国家的相关农业产业链打断，然后通过提高价格来赚取高额利润。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使农产品加工企业陷入经营窘境。在这些企业经营难以为继、不可自拔时，美国再通过企业收购，吃掉该国的相关产业链。这其中，就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大豆产业。
如今，我国食用油主要依靠从美洲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来保证供应（关于转基因安全性的问题近些年一直是世界争论的焦点，各国反对转基因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根据《国际先驱导报》号的报道，一直积极推广转基因的美国，开始全面反思转基因的安全性），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食用油加工企业被大规模收购。
据北京晨报日报道，在日的&中国茶叶籽油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粮油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油脂分会会长王瑞元称，我国目前每年食用油消费总量已达2500多万吨，其中60%以上依赖进口，我国食用油自给率已不足40%。
在我国食用油当中，大豆油占据着半壁江山。根据海关数据，2008年，我国进口大豆3744万吨，同比增长21.5%；2009年，进口大豆4255万吨，同比增长13.7%；2010年，进口大豆5480吨，同比增长28.8%；2011年，中国进口大豆量为5263.4万吨，较上年度下降3.9%。根据相关分析，我国大豆产业受制于四大跨国粮商&&美国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它们占据了中国进口大豆量的80%，在中国小包装食用油市场占有的份额为75%。
在打败中国大豆产业的同时，我国的食用油产业链也被外资控股。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97家大型大豆加工企业，其中64家有外资背景，实际加工能力超过5000万吨，占国内总量的85%。资料显示，内资大豆油脂加工企业大豆加工量在全国所占比重在迅速下降，而外资却从9%迅速提高到48%。包括大型食用油品牌鲁花、金龙鱼等，都为外资控股。其中，丰益嘉里系一家就独占我国食用油一半的市场份额（丰益嘉里系：我国十大食用油加工企业中，年产量150万吨以上的有3家，即&益海&、&嘉里&、&中粮&，前2家企业就有外资背景，且同属一个集团，即马来西亚丰益国际。新加坡丰益集团与四大粮商之一ADM共同投资组建的，益海、嘉里实际上是ADM创造出来的，&嘉里&拥有金龙鱼、胡姬花、花旗等食用油品牌，&益海&参股生产鲁花等知名品牌。金龙鱼已成功控股38家企业，参股鲁花等加工企业，工厂遍布全国 。而&中粮系&食用植物油的主要贸易进口对象仍是美国ADM&&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风田《食用油价格大涨的原因是啥？》）。丰益嘉里系的金龙鱼由外资美国嘉吉集团100%控股；鲁花则有51%的股权控制在民营资本手中，丰益嘉里系占股25%，中粮占股24%；福临门虽是中粮100%控股，但&中粮系&食用植物油的主要进口贸易对象仍然是美国的ADM（属丰益嘉里系）。目前，国内尚能与这些国际粮商巨头们对抗的只有中粮集团和黑龙江的九三油脂集团。
那么，我国食用油市场是如何沦陷的呢？
事实上，中国食用油产业被打败、收购的过程，就是外资通过操控原料价格实现的。大约是2000年左右，美国孟山都公司在与我国农科生物研究部门交流中，获取到东北的大豆种子，并从中提炼&多产&和&抗病毒&基因，生产出转基因大豆。然后，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申请了六十多项专利。这些大豆种植出来后，出油率比我国大豆高17%。
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根据相关协议，2002年，中国取消了大豆进口关税和配额限制，国外大豆开始潮水般涌向中国。为了打垮我国的大豆价格，在出油率比国产大豆高17%的情况下，价格上却比国产大豆便宜十几个百分点。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政府为了保护国内大豆产业，通过发放进口检疫许可证的方法，对大豆的进口实行统一管理和控制，这也是我国应付中美贸易争端的主要办法。但是，由于我国进口检疫许可证的发放方式是一批批发放，大豆采购的市场信息由原来的不透明转为透明，这俨然是给予国际炒家们敲中国竹杠的时机把握点。在掌握了中国发放进口免疫许可证的规律后，2003年，美国农业部开始降低大豆产量；2003年秋天，美国大豆出现大面积减产，国际市场预言南美大豆也将出现大幅度减产。德刊《油世界》称, 2003/04年度，全球大豆产量估计为1.9926亿吨，低于2亿吨的消费需求量。2003年9月到2004年2月，全球供需平衡表中，大豆供应出现异常紧张趋势。而这一切，实际上就是美国为中国设计的圈套。
2004年初，当美国大豆正在旺销时，我国大豆的库存却基本为零。得知我国的采购团2004年3月将到美国采购大豆的消息后，美国的资本开始大幅拉高大豆价格，芝加哥期货交易大豆价格从320美元一吨拉升至391美元一吨，创15年新高。迫于几乎零库存的压力，中国采购团在价格高昂的情况下，还是无奈签署了购买合同（中国厂商采购国外大豆时的价格，一直是根据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从跨国公司手中购买大豆期货，而国际大豆市场的定价机制，大部分是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的期货价格、加上现货升贴水构成现货价格）。中国采购团高价从美国购进大约300万吨大豆，离开美国后，国际大豆价格立刻暴跌，最高下跌至125美元一吨。
与此同时，我国榨油企业在压榨利润的驱使下，不断大幅扩大产能。因为产能的大幅扩大，中国对大豆需求急剧膨胀。2004年初，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豆粕价格一直高涨，基于投机和周转库存的需求，我国食用油企业纷纷买入大量大豆远期期货合约，直接导致我国2004年大部分进口订单签约价格都维持在4000元一吨。
中国人中圈套后，接着的事实证明，南美的大豆并没有出现如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大面积减产，产量和前一年基本一致。美国的大豆也没有如美国农业部宣称的那样减少种植，而是比前一年增加了200万英亩，美国大豆增产的预期突然大幅膨胀。于是，大豆期货价格暴跌，而海运价格的下跌又加速了大豆价格下跌的速度。与此同时，我国于2004年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商业银行对国内榨油企业的银根大幅缩紧，榨油企业资金链陷入困境。大量企业无力支付大豆货款而出现违约，被逼到破产绝境。
在这当口，国际粮商乘机开始针对我国主要大豆加工企业，控制其大豆采购。我国最大的大连华农大豆压榨企业集团，因为这次严重亏损，不得不将东莞的压榨厂出售给四大粮商之一的嘉吉集团，将湛江的压榨厂部分股权转让给德国托福，将南京华农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邦吉集团；山东三维集团不得不将日照大海油脂企业转让给邦吉。仅一年时间，中国1000家以上的大豆压榨企业，或倒闭、或并购，被压缩成了九十多家，其中64家被外资控制。如今，世界大豆的总体格局变为：南美人种豆，美国人种豆、卖豆并控制价格，中国买豆的格局。如此，我国一直承受着高食用油价格的痛苦。
试想，如果这种模式得不到遏制，其结果就是国家的农业很可能被控制。要控制一个国家的农业，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控制其种子供应。手法与上述有些类似，即：先以高产或其他噱头低价出售种子，当对方国家的种子产业被打败、乃至绝迹后，再大幅提高种子供应价格，以从农业种植生产中大肆谋利。其中，典型的例子有印度和阿根廷。
据中新网日报道，从1997年到2010年的13年中，由于印度将种子和化肥等相关农业生产原料的供应销售交给一些化学工业公司经营，直接导致这些公司对种子、肥料等农业生产原料的控制，种子、化肥价格不断上涨，印度农民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农民穷，为了买价格高昂的种子和化肥，大都不得不向印度国立银行贷款），挣扎在贫困边缘。据印度政府统计，13年内，差不多约20万农民因无法还贷破产而自杀。
阿根廷方面，最近几年，美国种子巨头孟山都公司就专利权问题一直与阿根廷争执不下。阿根廷政府允许，阿根廷农民可以将自己收获的转基因大豆种子用于播种（在欧洲，农民则必须每年为此缴纳&仿制费&），孟山都公司一直试图剥夺阿根廷这种权力。为此，孟山都公司甚至威胁要撤离阿根廷。由于阿根廷所有大豆田用的都是转基因种子，而阿根廷的本土种子公司早几年就因为孟山都对种子的垄断而破产。一旦孟山都撤离，阿根廷大豆农业可能陷入崩溃。
阿根廷大豆产业的沦陷，手段虽与上述我国大豆的例子相似，但却更高科技。20世纪90年代，孟山都公司用非常合作的态度打入阿根廷大豆产业。一方面，它在阿根廷并不进行专利登记；另一方面，向阿根廷农民推销便宜的转基因大豆种子并兜售&抗农达&的除草剂。
由于孟山都的大豆种子产量高、出油率高，再加上&抗农达&除草剂的特效，孟山都逐渐垄断了阿根廷整个大豆种子市场。然而，&抗农达&除草剂非常特殊，它可以除掉全部杂草，但只有孟山都的大豆种子对其有耐受性（这实际上是在种子基因上安装的恶意后门）。阿根廷民族种子制造商对此无能为力，几年时间就纷纷倒闭。在垄断了整个市场之后，孟山都开始收网，于是就有了上述的种子之争。
隶属阿根廷农业部的国家种子研究所所长何塞&鲁索，建议的妥协方案是，设立&技术赔偿基金&，农民向该项基金交纳最高为销售额１％的资金，用以支付给孟山都公司。但孟山都对此并不满意，孟山都要求更高的&合理的红利&。
可以预见，阿根廷的大豆产业将会长期受制于这家美国种子公司，阿根廷农民也将长期为这家公司打工。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国放开大豆等粮油原料的进口，也有总体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考量。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1、我国人口增长带来更大的粮食需求。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人口为12.953亿人。虽然人口高速增长期已过，但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增长规模依然很大。截止到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总人口为13.705亿。十年时间，我国人口增长了7520余万。人口增长，必然预示着更大的粮食需求。
2、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耕地面积快速、不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57年，我国耕地面积达到高峰，之后到改革开放前，经历过两轮减少。自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城市开发、工业开发和生态退耕等原因，我国耕地面积迅速减少。根据2011年2月《半月谈》显示，据测算，自1980年至2005年，GDP每增加1%，会占用农地30万亩左右（上述数据出自《半月谈》2011年第三期文章《我国耕地总数接近18亿亩红线 空置面积超1亿亩》）。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至1997年，我国耕地面积净减少6875万亩。自1996年开始，我国耕地面积净减少速度大幅加快，自1996年至2003年，我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亿亩（根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杜祥琬在2004年宁夏银川召开的&第七届中国西部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论坛&上所做的题为《建设生态环保型、节约型社会》的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到2010年底，我国耕地面积已快速降至不足18.26亿亩，接近18亿亩的红线。目前，我国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只有美国的1/6、阿根廷的1/9、加拿大的1/14。而改革开放后，我国耕地净减少面积接近2亿亩。其中，广东省作物播种面积减少约一半。
3、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肉、蛋、食用油等需求大增。自1980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在肉、蛋、粮油等方面的消费增长迅速。其中，肉类生产从1980年的1260.9万吨增长到2000年的6125．4万吨，2010年增长至7925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类生产国。而根据号人民日报的报道：&我国禽蛋类消费过去十年增长51%，人均占有达22公斤，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2001年，我国食用油消费量达1224万吨。到2011年，就达到2765万吨。人均20.5公斤，十年时间增长超过125.9%。
综上所述，在21世纪初，一方面，人口不断增加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另一方面，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对肉、蛋和食用油等需求的快速增加，都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考验。某种意义上说，要保证主粮的自我供给，就无法满足粮油和肉类食品的需求增长，反之亦然。对国家的粮食安全来说，主粮安全肯定要排在第一位。2000年，我国粮食产量为4.9亿吨；2011年，达5.7亿吨。日，农业部新闻发言人陈萌山表示：2011年，我国小麦、稻谷、玉米三大主粮进口量占国内产能比重均不足2%，我国口粮完全自给。从这点上说，在粮食问题上，我国总体能做到保证主粮供给的安全。
因此，某种意义上说，放开与主粮安全相比相对次要的粮油油料大豆的进口，对我国粮食安全有利。但是，在操作细节上，我国显然由于缺少经验和战略规划，导致放开大豆市场后，被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一口气将整个大豆产业链和油料加工产业链打断，导致我国粮油市场被外资垄断。这不但造成我国粮油市场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证，也使我国居民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同时，转基因的安全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上述，列举的是农业方面的例子。在工业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晚，工业技术和工业产业链落后。在这种情况下，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工业生产上就占据明显的优势。从技术上说，发达国家既可以生产高端产品，也可以生产低端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低端产品。
由于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低端产品，需要高端产品，只能向发达国家购买。发达国家在进行生产转移时，一般只转移低端生产线。如此一来，发达国家就可以用低价购买发展中国家的低端消费品，然后再以高价向发展中国家兜售高端产品。如此交易，发达国家可以用更少的劳动、更小的资源消耗和更低的成本，换取更多的利润和低端劳动产品。
这种经济贸易强权，还体现在经济、贸易的各个方面，举例的只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供读者参考。
（本文摘自《大博弈 中国之危与机（经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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