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进入华为退出美国市场场受阻 何种原因不

为什么美国“不欢迎”中国企业?
编者按:踏入2018年,阿里巴巴和华为两大中国企业接连进军美国市场受阻。华为CEO余承东直言华为和美国运营商合作的失败,对消费者而言是巨大损失,因为消费者得不到最好的选择。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除了特朗普的上台和中美政府在投资合作上的一贯谨慎态度之外,还有哪些问题会导致中国企业越来越难将自己的业务扩展到美国市场。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亚生看G2”(ID:YashengonG2),作者:黄亚生。
最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退出了面向美国消费者销售华为Mate 10智能手机的协议。华为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合作的破裂,代表着华为全面进军美国市场的脚步不得不放缓。
而就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退出与华为合作的一周前,因为没有得到美国一个审查外资收购的委员会的批准,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放弃了12亿美元(约合80亿元人民币)收购速汇金的计划。
像华为和阿里巴巴这样在行业具有领导地位的明星企业,在美国拓展之路纷纷受阻,被视为标志性的事件。很多中国媒体都将其解读为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并批评了特朗普的保守主义策略。而在蚂蚁金服收购失败后,中国外交部的每日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也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美国能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环境。
把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很容易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国际贸易中,由于涉及到差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差异,简单将其归咎为市场竞争的不公,会更加背离对现实情况的理解,中国企业在美国连续受阻,不只是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所谓“偏见”。这个观点过于简单了。
而如果中国企业希望继续在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大市场的征战,实现他们国际化的目标,那么理解当下的中美商业现实中的政治环境变化和复杂性,以及争取被美国社会更多的了解,才是中国企业应该做的事情。
变化了的地缘政治
华为和阿里巴巴等事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贸易投资不断收紧,其移民政策也是。
特朗普政府有几个方面特点:第一,它从政治上不再相信全球化会带来价值观念的趋同;第二,它不相信政治和经济上有双赢的这种概念;第三,尽管美国前几届政府也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长期战略对手,但是他们还是相信,如果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会缓解中美战略上的冲突。而特朗普政府是完全不接受这一观点的。
在刚刚当选之际,特朗普专门在特朗普大厦会见了马云,然而,他对于中国企业的看法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欢迎 来源:新浪
上月,一批国会议员致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华为可能会与一家美国电信公司达成协议,在美国销售华为产品的事件表示担忧,顾虑主要来自长期以来对他们所担心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信中称,国会“历来担心中国总体上的间谍活动,尤其是华为在这些间谍活动中的角色”。
同样,在蚂蚁金服的汇金收购案中,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收购速汇金(MoneyGram)等大型转账公司,蚂蚁金服将可获取美国境内资金流动的大量资料。尽管蚂蚁金服保证会采取措施,增加数据的安全性,但交易最终还是没有通过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文章评述说,交易的失败也说明了中美两国对敏感性个人数据的担忧日渐加剧。
所以说,一方面是特朗普不欢迎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另一方面是美国社会对中国企业不透明的背景有深刻的担忧,造成了中国企业出海美国搁浅。尽管华为、阿里巴巴都是私人企业,在中国可能大家会认为他们在美国市场的拓展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但是美国社会却顾虑其中是否有政府行为的影子,这也是美国社会对中国企业的一个普遍认识。 
美国社会一直担心的问题是,这些企业到底多大程度上是受政府控制的或者受政府影响?我们参观中国公司时,常看到墙上贴着的都是跟政府官员的照片,即使是私人企业,也经常看到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标志。这里就有一个悖论。你在国内时经常强调甚至炫耀自己和政府的关系多么铁,多么硬,然后在国外却又宣称和政府没有关系。可信度有多少? 
这是一个深层的问题,国际社会不相信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是一个相互独立的关系。有些人就会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不了解,或者是敌对中国。但现在中国企业不是在美国才碰到这样的问题。在澳大利亚和欧洲,中国企业也都碰到果这些问题。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之间,达到一定的规模必然要产生的一个矛盾。
从这一点上来讲,也不是说中国企业单方面可以改变的。所以华为和阿里巴巴的案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大局前提,就是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某种意义上,现在中国政府要改变这种状况,“筹码”恐怕已经不多了。有一个“筹码”是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但这个“筹码”的价值在缩水,因为现在有大量的外国公司都在撤资。
早在2008年,中国就收紧了对外资的政策。外资进入中国的总量虽然在提高,但是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西方跨国公司投资比例,实际上现在是在下降的,涌入中国的更多是港资,而且很多都是房地产的,甚至现在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撤资。
所以在讨论海外投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别人对中国设置的一些壁垒,往往看不到我们国家自己政府做出的限制,强迫外国企业要跟中国的企业共享知识产权、本地采购等等。
事实上,即使在特朗普政策收紧的背景下,中资的企业到美国的投资比美国的企业到中国的投资要多好几倍。所以,对于美国在吸引海外投资上变得不开放了的指责是正确的,但仍然是不全面的。退全球化早在特朗普时代前,就已经在中国开始发生了。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是速汇金收购支付宝,你认为中国政府会批吗?
用美国的方式去了解中国企业
据中国媒体报道,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的一些内容疑似回应了美国被拒一事。他说:“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战斗,我们的青春热血,万丈豪情,谱就着英雄万古流。”由此看出,华为不会轻易放弃美国市场。同样,收购汇金也是阿里巴巴拓展美国市场的一系列布局之一。尽管阿里巴巴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相比亚马逊、eBay等已确立自身地位的公司,阿里巴巴还有很大的差距。鉴于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颇为紧张,马云和其它的知名中国企业可能会更难以收购美国的企业。
如果中国企业有征服美国市场的雄心,那么就需要配上适时的策略。在当前局势之下,如果说在政治上没法表明企业行为跟政府完全没有关系,那么至少可以从行为上表现出企业愿意努力符合美国本地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学会在服务美国的社会结构特征下采取相应的行动。
就像华为这种级别的企业,可以在美国参加很多社群支持活动,建立基金会,支持地方的教育、扶贫等等,也就是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当年,日本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时,也是受到了不少的质疑。但日本很多的大型企业都在美国建立了慈善基金会,争取社群的支持,因为毕竟是民主社会,如果社会对你认可的话,既使是国会,既使是特朗普的白宫对你有这种敌意的话,各种社群的支持可以赢得更多缓和的机会。
索尼的美国官网上明确写明了索尼美国公司的社会责任
来源:索尼美国
中国企业在跟美国媒体打交道时,有些天真,带有强烈的“中国烙印”。可能他们习惯了在中国,作为大企业,在媒体舆论中受到尊重,但美国的媒体环境恰好相反。越大的企业,媒体越有揭露的价值。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不仅仅是雇佣一些美国公关公司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真正有对美国社会做出贡献的行为。就业也好,或者是其他方面支持,比如说像日本企业那样建立慈善基金会,支持大学教育,竖立起企业社会责任的形象。这也是中资企业应该多做的事。
除了在美国社会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中国企业还可以选择和美国的地方州政府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因为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当然会影响到商业的来往,但是中央政府只是整治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政治力量。以广东为例,广东和美国麻省是姐妹省。而且,广东和麻省之间应该是有互补的关系,广东是一个制造大省,而且这种制造跟长三角州的制造不太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深究的制造模式,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也可以进行小规模的生产。
尽管麻省与广东省缔结了友好省州关系契约,但是这其中有个知识真空,即彼此双方都缺乏足够的了解。比起上个世纪60年代、年代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广东在海外的收集信息能力实际上是很差的。当时“东亚四小龙”派出的机构,在收集信息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以日本的政府为例,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是有合作的,信息共享,政府协助企业收集重要的海外信息。
像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也应该有自己的派出机构。比如,广东可以在波士顿、剑桥一带设立一个办事机构。而且也不只是跟麻省政府联系,更要和当地跟商业界、学术界多建立联系。
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到麻省的访问都是走马观花式的,中国企业想要在美国立足发展,得有常驻的机构,定期与美国当地进行交流,沉浸在美国社会中,促使美国当地加深对中国企业的了解。
去年在广州举行的《财富》论坛,有很多美国顶级的公司都参加了这一活动。反过来,为什么像华为、腾讯这样级别的公司,不能在美国举行类似的活动呢?这种符合美国风格的开放商业峰会,应该可以帮助美国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国企业,了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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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美国受阻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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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不欢迎”中国企业?
作者:黄亚生(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踏入2018年,阿里巴巴和华为两大中国企业接连进军美国市场受阻。华为CEO余承东直言华为和美国运营商合作的失败,对消费者是巨大损失,因为消费者得不到最好的选择。诚然,特朗普的上台和中美政府在投资合作上的一贯谨慎态度使得中国企业越来越难将自己的业务扩展到美国市场。但是,在MIT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看来,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塑造自身在美国社群中的形象来赢得更多缓和的机会。2017年10月,华为高级副总裁余承东在慕尼黑暂时最新的Mate 10手机。如今,Mate10手机将无法在美国由美国运营商发售。最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退出了面向美国消费者销售华为Mate 10智能手机的协议。华为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合作的破裂代表着华为全面进军美国市场的脚步不得不放缓。而就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退出与华为合作的一周前,因为没有得到美国一个审查外资收购的委员会的批准,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放弃了12亿美元(约合80亿元人民币)收购速汇金的计划。像华为和阿里巴巴这样在行业具有领导地位的明星企业,在美国拓展之路纷纷受阻,被视为标志性的事件,很多中国媒体都将其视为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并批评了特朗普的保守主义策略。而在蚂蚁金服收购失败后,中国外交部的每日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也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美国能为中国公司创造公平环境。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月3日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呼吁美国为中国创造公平环境。把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很容易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国际贸易中,由于涉及到差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差异,简单将其归咎为市场竞争的不公,会更加背离对现实情况的理解,中国企业在美国连续受阻不只是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所谓“偏见”这个观点过于简单了。而如果中国企业希望继续他们在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大市场的征战,实现他们国际化的目标,那么,理解当下的中美商业现实中的政治环境变化和复杂性,以及争取被美国社会更多的了解,才是中国企业应该做的事情。变化了的地缘政治华为和阿里巴巴等事件,确实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贸易投资不断收紧,其移民政策也是。特朗普政府有几个方面特点:第一,它从政治上不再相信全球化会带来价值观念的趋同;第二,它不相信政治和经济上有双赢的这种概念;第三,尽管美国前几届政府也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长期战略对手,但是,他们还是相信,如果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会缓解中美战略上的冲突。而特朗普政府是完全不接受这一观点的。在刚刚当选之际,特朗普专门在特朗普大厦会见了马云。然而,他对于中国企业的看法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欢迎。上月,一批国会议员致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华为可能会与一家美国电信公司达成协议,在美国销售华为产品的事件表示担忧,顾虑主要来自长期以来对他们所担心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信中称,国会“历来担心中国总体上的间谍活动,尤其是华为在这些间谍活动中的角色”。同样,在蚂蚁金服的汇金收购案中,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收购速汇金(MoneyGram)等大型转账公司,蚂蚁金服将可获取美国境内资金流动的大量资料,尽管蚂蚁金服保证会采取措施,增加数据的安全性,但交易最终还是没有通过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文章评述说,交易的失败也说明了中美两国对敏感性个人数据的担忧日渐加剧。所以说,一方面是特朗普不欢迎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但另一方面是美国社会对中国企业不透明的背景有深刻的担忧,造成了中国企业出海美国搁浅。尽管华为、阿里巴巴都是私人企业,在中国可能大家会认为他们在美国市场的拓展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但是美国社会却顾虑其中是否有政府行为的影子,这也是美国社会对中国企业的一个普遍认识。 美国社会一直担心的问题是,这些企业到底多大程度上是受政府控制的或者受政府影响?我们参观中国公司时,常看到墙上贴着的都是跟政府官员的照片,即使是私人企业,也经常看到有党领导的标志。这里就有一个悖论。你在国内时经常强调甚至炫耀自己和政府的关系多么铁,多么硬,然后在国外却又宣称和政府没有关系。可信度有多少? 这是一个深层的问题,国际社会上不相信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是一个相互独立的关系。有些人就会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不了解,或者是敌对中国。但现在中国企业不是在美国才碰到这样的问题。在澳大利亚和欧洲,中国企业某种程度上也都碰到这些问题。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之间达到一定的规模必然要产生的一个矛盾。截至2016年底,中国14.7万家国有企业中有93.2%建立了中共党组织,273万家私人企业中有67.9%建立了党组织,10.6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有70%建立了党组织。从这一点上来讲,某种程度上也不是说中国企业单方面可以改变的。所以华为和阿里巴巴的案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大局前提,就是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中国政府要做下来改变的这种状况,这种筹码已经不多了。有一个筹码事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但这个筹码的价值在缩水,因为现在有大量的外国公司都在撤资了。早在2008年就开始了,中国就收紧了对外资的政策。外资进入中国的总量虽然在提高,但是有一个结构性的根本变化:西方跨国公司投资比例,实际上现在是在下降的,涌入中国的更多的是港资,而且很多都是房地产的,甚至现在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撤资。所以在讨论海外投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别人对中国设置的一些壁垒,往往看不到我们国家自己政府做出的很多很多的限制,强迫外国企业要跟中国的企业共享知识产权、本地采购等等。事实上,即使在特朗普政策收紧的背景下,中资的企业到美国的投资比美国的企业到中国的投资要多好几倍。所以,对于美国在吸引海外投资上变得不开放了的指责是正确的但是至少是不全面的。退全球化早在特朗普时代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发生了。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是速汇金收购支付宝,你认为中国政府会批吗?早在2008年,中国就收紧了对外资的政策。用美国的方式让美国了解据中国媒体报道,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的一些内容疑似回应了美国被拒一事。他说:“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战斗,我们的青春热血,万丈豪情,谱就着英雄万古流。”由此看出,华为不会轻易放弃美国市场。同样,汇金的收购,也是阿里巴巴美国拓展一系列布局之一。尽管阿里巴巴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相比亚马逊、eBay等已确立自身地位的公司,阿里巴巴还有很大的差距,鉴于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颇为紧张,马云和其它的知名中国公司可能会更难收购美国的公司。如果中国企业有征服美国市场的雄心,那么就需要配上适时的策略,在当前局势之下,如果说在政治上没法表明企业行为跟政府完全没有关系,那么,至少可以从行为上应该表现出企业愿意努力符合美国本地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学会在服务美国的社会结构特征下采取相应的行动。就像华为这样级别的企业,可以在美国选择参加很多的社群支持的活动,建立基金会,支持地方的教育、扶贫等等,这就是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当年,日本的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时,尽管不像中国企业受到这么多的怀疑,但确实也是受到相应的质疑,比如企业受到政府多少的补贴等等。日本很多的大型企业都在美国建立了慈善基金会,争取社群的支持,因为毕竟是民主社会,如果社会对你认可的话,既使是国会,既使是特朗普的白宫对你有这种敌意的话,各种社群的支持可以赢得更多缓和的机会。日本电子巨头索尼的美国官网上明确写明了索尼美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中国的企业在跟美国媒体打交道时,有些天真,带有强烈的中国烙印。可能他们习惯了在中国,作为大企业,在媒体舆论中收到尊重,但美国的媒体环境恰好相反。越大的企业,媒体越有揭露的价值。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不仅仅是雇佣一些美国公关公司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真正有对美国社会做出贡献的行为,就业也好,或者是其他方面支持,比如说像日本的公司建立慈善基金会支持大学,支持教育等,竖立起企业社会责任的形象。这也是中资企业应该多做的一些事情。除了在美国社会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中国企业还可以选择和美国的地方州政府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因为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当然会影响到商业的来往,但是中央政府只是整治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政治力量。以广东为例,广东和美国麻省是姐妹省。而且,广东和麻省之间应该是很有互补的关系,广东是一个制造大省,而且广东这种制造跟长三角州制造不太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深究的制造模式,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也可以进行小规模的生产。尽管麻省与广东省缔结了友好省州关系契约,但是,这其中有个知识的真空,即双方对对方都缺乏足够的了解。比起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广东在海外的收集信息能力实际上是很差的。当时东亚四小龙派出的机构在收集信息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以日本的政府为例,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是有合作的,信息共享,政府协助企业收集重要和相关的海外信息。&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带领广东省人民政府官员访问美国,寻求商业合作机会。像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应该有自己的派出机构。比如,广东可以在波士顿、剑桥一带设立一个办事机构。而且也不只是跟麻省政府去做联系,更多要当地跟商业界、学术界多建立联系。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到麻省的访问都是走马观花式的,中国企业想要在美国立足发展,得有一种常驻的机构,定期与美国当地进行交流,沉浸在美国社会中,用美国能够理解的方式让美国了解中国的企业。去年在广州举行的《财富》论坛有很多美国顶级的公司都参加了这一活动,反过来,为什么像华为、腾讯这样级别的公司,不能在美国举行类似的活动呢?这种符合美国风格的,开放和讨论性质的商业峰会,应该可以帮助美国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国企业,了解中国社会。 2017年年底在广州举行的《财富》论坛汇集了一批国内外优秀企业和企业家。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中国更需要阿里还是华为?
  阿里巴巴的上市,让早已声名远扬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再次成为大众的焦点。最近又爆出马云超越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的消息,更是让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当之无愧为中国企业家的领军人物,而阿里巴巴也在媒体的溢美之词下俨然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公司。
  诚然,马云自有其超越常人的一面,但他屡屡被曝光在公众面前,借助媒体利用其出类拔萃的口才宣传自己的理念,而媒体们也不忘加大对他的称颂力度,使得神化之后的他多少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感。
  相对于马云的频频活跃在聚光灯下,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显得出奇的低调,尤其在媒体们都在关注阿里巴巴上市的那段时间,低调的他似乎已经被大众遗忘,尽管华为的盛名妇孺皆知。
  但,低调并不代表低能,如果说马云是位成功的企业家,那毋庸置疑,任正非就是位伟大的企业家;如果说马云是位伟大的企业家,那毋庸置疑,任正非就是比马云更伟大的企业家。任正非所创立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国际上享受极大的知名度,名震全球,与阿里巴巴不可同日而语。
  诚然,任正非的财产不足“亚洲首富”马云的十分之一,在亚洲富豪排行榜中他连前一百位都排不上,但我始终坚持认为,一个企业家的优秀在于他所创建的企业的整体实力,他所创建的企业实力雄厚而即便本人无甚资产,也不失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故而,乔布斯创建了一个伟大的苹果公司,尽管他本人的资产不过数十亿美元,这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中排名羞涩,但他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而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虽然他的个人资产不过数亿美元,但华为公司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排名285位(2014年),一度被神化的阿里巴巴连门槛都进不了,伟大企业家的殊荣任正非岂非当之无愧?
  平心而论,阿里巴巴虽然是家规模宏大的企业,但比起华为来着实逊色好几分。华为2013年的营业额近400亿美元,而阿里巴巴不过近500亿人民币,只抵得上华为的七八分之一。华为的影响力遍布全球,它是财富500强IT企业中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截止2012年底,共拥有来自15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万名员工,仅外籍员工人数接近3万。
  早在2010年,华为就已超越诺基亚西门子和阿尔卡特朗讯,成为全球仅次于爱立信的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美国权威商业媒体FastCompany评出2010年最具创新力公司,华为紧随Facebook,Amazon(亚马逊),苹果和google(谷歌)之后位列第五。根据IDC的数据,华为于2012年7月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厂商,仅次于三星和苹果。华为2008年PCT国际专利申请数就已达到1365件,位居世界第4,2010年更是一跃升为全球递交申请最多的公司(超第二大国际专列申请公司日本“大户松下”8项,苹果公司更是望尘莫及)。2011年1月华为反击摩托罗拉——被华尔街日报称为中国企业第一次知识产权作为武器来反击西方企业。
  华为的成就不胜枚举,这里只是有针对性地列举出几项,但这也足以让阿里巴巴汗颜。华为作为一家高科技制造业公司,于国家而言,固然比互联网电子商务公司更为重要,即便两者的企业实力相比肩,也不如前者重要,更遑论前者的实力远胜于后者了。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时,有媒体曾调查阿里巴巴在美国的知名度,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有八九成的美国人未听说过阿里巴巴。事实上,阿里的顾客主要是中国人,而华为不同,华为在国际市场上专有很大的份额,这也是我最佩服它之处。
  早在2007年,华为的合同销售额就达160多亿美元,而令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海外销售额竟占有115亿美元之多。据可靠资料显示,华为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70%以上。目前,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运营商50强中的45家及全球1/3的人口。由此可见,国际市场才是华为的最主要销售市场,它是一家靠高科技知识产权与国外巨头竞争的伟大公司,这也可见其创始人任正非绝非泛泛之辈。而阿里巴巴,虽然早在07年就已喊出口号要加速开辟国际市场,但就目前而言,其成绩并无甚可称赞之处。
  当年我们听说马云占阿里的股份不到10%,还误以为他看轻财富,然而事实却令我们很尴尬。实际上,“马云的阿里”的占股绝大多数被外国人占有,日本软银占股34.4%,美国雅虎占股22.6%,而马云本人只占股8.9%,保守估计,阿里的中国籍高层占股不会超过15%,那么阿里究竟是不是中国人的公司?
  也有人说,马云只是洋人的一个高级打工仔。这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颜面无光的事实,媒体不惜笔墨盛赞的阿里巴巴,竟然只是个赚中国人钱,肥外国人腰包的买办型公司。这话也许极端了些,但其中问题,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然而所谓深思的结果,绝不是狗屁的体制问题,别啥问题都赖体制上。
  因为,同样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华为,其状况与阿里巴巴有云泥之别。前面业已提及,华为的国际销售份额占总销售份额的70%有奇,它不是那种在国内呼风唤雨、不可一世,被媒体吹得天花乱坠而有些名不副实的公司,而是一家真正赚外国人钱的实力雄厚伟大公司。
  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华为公司赚外国人的钱,却不肥外国人的腰包,而主要是让中国人得利。据资料显示,任正非只占华为公司1.42%的股份,公司98%以上的股份为员工占有,这可以说是世界各民营公司极为少见,或者说从未有过的现象。这样的公司,与其说是民营私有制公司,不如美其名曰“民营版公有制企业”。
  由此可见,华为确实是家非常伟大的企业,洋人操控的阿里巴巴甚至难以望其项背。而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中国企业家领军人物的马云,似乎或确实比不上低调的任正非,相比而言,中国也许更需要任正非这样的人才。而任正非之所以能取得今天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或许又受他在部队的生活的影响。
  任正非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74年为建设从法国引进的辽阳化纤总厂,应征入伍加入承担这项工程建设任务的基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曾因作出重大贡献而参加全国科学大会,1983年随国家整建制撤销基建工程兵,而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后来辞职创立了华为公司。
  任正非能有今日,可以说少不了部队的培养,他的管理思想也确实包括“毛泽东思想”、“军事管理”等一系列与军事政治相关的管理思想。更引人注目的是,任正非的海外战略便借鉴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即先开辟经济较落后的亚非拉地区的市场,果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任正非,这个体制内出来的退伍军人,在现行体制下创造了一个商业神话,这足以证明体制并非万恶之源,也证明我们的社会具有包容性,能够容纳华为这样庞大的民营企业。在此之前,我曾一度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绝大数多精英都集中在体制内,通过对曾经的体制内人士任正非们的了解,我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
  财富并不能代表一切,我相信在当今中国有许多任正非似的人物,更有许多马云似的人物,不要以为中央各行各业的智谋团成员都是吃素的,他们个个都是世界顶尖人才。有的人喜欢蔑视他们,不过是无知者无畏而已,你真以为在世界各国经济普遍低迷的今天,中国能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是靠运气?没有体制内的“任正非们”出谋划策,你或许还在为填饱肚子而劳碌奔波,哪还有时间与心情在网络上抹黑体制?
  因此,中国需要更多任正非似的人物,国企需要,民企也需要。国企需要更多具有“任正非才华”的人,尤其民企,则需要更多像任正非那样控股少,而将公司股份大多留给员工的企业家。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追求的是每个公民自由而富足的生活,追求的是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有肉一起吃,而不需要马云那样的“亚洲首富”,因为那只能证明我们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得到进一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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