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察：习近平关于经济发展重要论述的十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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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新时期经济工作的行动指南――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谈习近平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
经济发展战略的正确与否，取决于我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性规律的认识，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指明了方向。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经济工作的论述，本报记者专访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他从十个方面作了深入阐述。
之一：关于“中国梦”中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
经济发展战略作为对未来的设想，首先要明确发展的目标和实现的步骤。习近平总书记在其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出“中国梦”，并指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最伟大梦想。他又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三个关键词表达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中国梦”的现阶段具体指向，是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经济领域而言，中国梦包含着丰富而具体的任务和内容。如：在经济发展指标上，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在人民生活指标上，要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和谐稳定；在资源环境指标方面，要基本形成主体功能区布局，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等等。可见，中国梦中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不仅将小康社会设想推进到“全面建成”阶段，也明确了发展目标的具体实现路径，体现了我国关于发展和改革在战略层面分阶段推进的特点，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待。
之二：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论述
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始终需要面对“稳”和“进”的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扎实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稳中求进”，就是既要抓住发展机遇，又要看到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稳中求进”的发展思想，适应了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改革和发展任务繁重的新要求。从经济发展的逻辑来看，“稳”始终是“进”的前提，而“进”则是“稳”的方向。确立稳中求进的发展思想，客观上要求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非以GDP论英雄。稳中求进的发展思想，要求在实践中杜绝将“发展是硬道理”扭曲为“唯GDP”和“唯市场化”；防止以“效率优先”为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从根本上说，稳中求进发展思想的提出，有利于防止一些地区提出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和要求，遏制政府部门将眼光放在“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现象；同时也有利于在转变方式、改善民生基础上真抓实干，加快发展。
之三：关于民生导向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并强调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活生产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些论述非常重要。应当说，以改善民生而改革开放，即民生导向的改革开放，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实惠所在，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是强国富民、人民幸福，科学发展的指挥棒应是国民生产福利总值、幸福指数。确立民生导向的发展、改革和开放，不仅需要运用再分配手段，如加大转移分配力度，加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资源要素和户籍制度的一体化，更需要在促进公有经济和规范初次分配领域下功夫，如提高劳动收入占比、规范劳资关系、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促进就业和简化前置审批促进创业等。同时，致力于民生导向的发展，也有利于遏制以“拆迁”求城市发展、以恶性竞争“招商引资”求增长等排挤国内企业发展、损害国家长远及人民整体利益的现象，增强发展的持续性。
之四：关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论述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他多次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应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对于深化改革来说，明确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很有必要。通过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坚持改革的性质，通过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深化改革，两者都体现了公有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各级党政部门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有利于”，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之五：关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两个更”：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明确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为了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我国的经济发展既要着眼于进一步激发改革活力，增强人民群众对于改革的参与性；也要着眼于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发挥“两个作用”，不仅直接关系到促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稳速度、增效益，也直接关系到完全的竞争性市场机制能否真正解决民生领域的一些迫切难题。今后需要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这样，有利于在顶层设计层面避免踏入新自由主义陷阱和金融经济危机的风险。
之六：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
在世界新格局和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开放，既面临机遇，也需要应对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这就要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合作等新途径来落实。目前，我国经济开放的目标，主要是“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参与中高端国际竞争。只有大力发展“控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控品牌（尤其是世界名牌）、控股份”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及其产业链，才能使我国掌握技术竞争的主动权；科技创新成果带来的红利，才是国人可以分配的真正实惠。
之七：关于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论述
新时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城乡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还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乡村建设不能搞“涂脂抹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更具体地提出，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具体措施上，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立足解决“三农”问题，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如：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等。面对城镇化过程中的新问题，当前的关键是推进城乡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如：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思想和措施，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之八：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两个重要支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要大力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研发生产自己的品牌产品，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国家繁荣富强，工人阶级要把这个历史责任承担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一方面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政府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的领域要积极作为，加强支持和协调，总体确定技术方向和路线，用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抢占制高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这有利于扭转我国产业处于低端竞争、产能过剩矛盾突出、投资趋同化严重、资源环境背负沉重压力的不利局面，从长远看，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平稳升级和生态文明建设。
之九：关于文化产业的重要论述
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大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不断进步上升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辩证地指出，要大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但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即“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就其具体内容来说，主要是致力于确立“五个主体”的制度格局，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包容多样性的文化传播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权制度，以文化产业为主体、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文化企事业制度，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开放制度，以党政责任为主体、发挥市场积极作用的文化调节制度。在这样的文化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那些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完全混同并试图在文化领域全面“市场化”的言行，势必难以形成对文化产业事业正常发展的干扰。
之十：关于改革方法论的重要论述
全局与局部、整体与部分的改革推进，是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依法改革和先行改革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科学的发展和改革辩证法的体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包含了较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样有利于避免在实施过程中相互扯皮、拖延不决。顶层设计与基层具体探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有注重顶层设计，才能确立深化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科学路径，有效防止出现全局性错误或颠覆性错误，或造成范围较大的不良后果。科学的顶层设计为具体领域的改革开放明确方向和指明路径，科学的“摸着石头过河”是积累经验和探索具体办法，能够加快顶层设计目标的实现。在此过程中，我国鼓励各地各领域在法律法规的大框架内先行试验和大胆突破，但并不是主张乱闯红灯和狭隘的本位主义。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依法整体推进和突破重点领域相结合，是增强改革和发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战略性举措。（记者 裴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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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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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经济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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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在西方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日渐减少，作用日渐削弱，而各类新兴、门类繁多的服务部门蓬勃发展，全球经济正在进入服务经济时代。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争，一个国家的服务水平也反映了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际竞争力。下表是一些国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净增加值的贡献（%）
服务行业国民就业率（%）
资料来源：OECD in figures，2004 edition.statistics on member Country,OECD,Paris ,原表位于第九页，中国的数字为编译者后加，原书中没有。《服务营销与管理—基于战略的视角》P6-7附:服务经济重要学术人员郑吉昌教授 国内服务经济学主要学术带头人，现任中国服务经济研究中心（CCSE）主任，同时被国家发改委及商务部特聘为服务经济的首席专家，兼任国务院服务业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及国家十一五服务业发展规划专家组成员。以深厚的学术造诣在国内服务业经济研究界享有盛誉。 （一）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趋势明显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趋势体现为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知识、技术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逐渐占据服务业的主导地位。从产业的投入要素看，农业主要受自然资源要素约束，制造业主要受物质资本要素约束，传统服务业主要受劳动力要素约束，而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所具有整体上的高学历、高职称、高薪水特征，说明现代服务业主要受人力资本要素约束。西奥多·舒尔茨（1961年）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费用转化而来，表现为劳动者技能和技巧的资本，具有同物质资本一样的可积累性。卢卡斯（1998年）和罗默（1990年）的研究均表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有效积累。笔者认为，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从本质上看是人力资本逐步取代物质资本主导经济增长的集中表现，这种升级受经济发展、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的驱动。经济发展使人力资本对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作用日益凸现，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2004年在其“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人力资本对现代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革命性的认识激发了人们对自身素质提高的渴望，驱动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动机。无论从人们个体还是国家整体来看，都迫切感觉到投资于自身素质和国民素质以增强个人和国家的竞争力是一项十分紧迫和必要的任务。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贷款方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随着这一变革进行了相应调整，由早期主要投向基础设施转向人力资本投资领域。分工深化带动了对服务的中间需求，服务在商品生产体系内部展开，与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有关的信息的搜集、处理、加工等需求带动了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分工深化使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变革，从而导致管理和市场运作等与生产的信息处理有关的部门的逐渐强化和在专业分工基础上的独立化，推动了诸如研发、会计、咨询等专业服务业的发展。技术进步驱动了一些现代新兴服务业如管理、咨询、广告服务的发展。这些服务业所提供的服务愈来愈以承载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或信息为己任，也就是说“服务”产品本身也在“知识化”和“信息化”。另一方面，服务业通过运用不断进步的信息技术使自身的生产率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即服务业的生产技术也在 “知识化”和“信息化”，如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服务在全球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信息技术，实现了服务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化经营，如沃尔玛、家乐福都是全球连锁经营的杰出代表。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升级趋势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西方国家在经历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现象的窘境后，利用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有研究表明，服务业内部结构呈现升级趋势的国家，其国民经济结构的稳定性也会得到增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服务化”实际是 “知识化”或“信息化”。在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中，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经营服务等服务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超过了1/3。（二）服务业的全球竞争日益加剧随着各国服务市场开放度不断提高，服务业全球竞争的格局基本形成。其次，跨国服务企业的迅速崛起，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竞争。以发达国家跨国服务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代表，如国际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家乐福，这些跨国零售巨头的海外销售额几乎占到其全部销售额的50%以上，其全球化可见一斑。另外金融业、商务服务业等领域也有诸多在全球范围经营的杰出代表，这些领域也成为跨国服务企业的重点拓展领域。随着中国服务市场的全面开放，中国必将成为世界服务业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全球跨国服务性企业都将目标瞄准发展潜力巨大的中国服务业市场。2004年底，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UPS)承诺在2005年追加6亿美元到中国的快递业；2005年3月，荷兰国际集团和德意志银行入股北京银行，分别持有该银行20%和5%的股份；日，德勤会计事务所签署协议收购中国本土最大会计事务所北京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并准备在未来4年里投资1亿美元； 日，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毕博的董事长麦克吉瑞?罗德拜访中国建设银行，为进入中国金融业咨询服务领域展开公关活动。（三）全球制造业的逐步服务化一方面，许多制造企业的专业服务呈外包趋势，使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彼此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美国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致力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把企业的专业服务进行全球外包，这一成功的运作，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产品和服务的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服务经济中的制造业对服务的关注热情也是空前高涨，诸如汽车、家电、计算机等许多制造商同服务企业一样注重管理他们的服务，这些制造商已认识到进行全球竞争需要提供优质的服务。服务正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竞争手段和提供形成巨大竞争优势的关键潜力。从通用电气、施乐、惠普、IBM到海尔，这些利润大都来自产品销售的企业正迅速转变为服务提供商。通用电器公司打算通过服务来创造75%的利润。IBM 从它为硬件业务所做的基本服务中得到了其收入的33%，包括计算机租赁、维修和软件。太多的制造商正在迅速的卷入到服务当中，加入到基础生产商品的服务越来越多，延期付款和租赁系统、培训、服务合同、咨询服务等，以通过新的服务领域来获取竞争优势。在制造业工作的65%和76%的员工也正在从事服务工作，如研发、维修、设计等。可见，当今领先的制造商都是在其传统制造业务上通过增加服务从而获取竞争优势的，如果世界上的竞争模仿日益增加，那么服务就是产生差异性的主要手段。服务经济中的制造企业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服务并将它作为重要的竞争手段，制造业也会逐步服务化，服务成为当今全球经济的主导要素。中国发展服务经济的战略及实践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高度发达的国家都已经成为“服务经济体”，而中国的服务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换一个角度思考，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发展服务经济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其中，生产性服务业被视为中国向服务经济全面转型的最佳突破领域。 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大多已超过70%，发展中国家这两大指标的平均水平为45%。也就是说，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则正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中国发展服务经济是大势所趋。当前，全球经济进入又一轮周期性调整，这预示着新一轮生产性服务发展契机的出现。历史证明，经济周期与生产性服务市场发展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极有可能导致又一次经济触底，并带来新的生产性服务市场发展机会。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正应该抓住这一契机。 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包含服务产出、服务业就业、服务消费、服务贸易、服务业投资五大主要经济活动。对比发现，中国在服务经济五大主导组成部分的指标都偏低。2007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1%，略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为32.4%，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的服务消费水平也偏低。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仅为28.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以及同类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国是商品贸易出口大国，但是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极不平衡，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仅为6.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20.9%的一半。过去20年，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较少，仅为总量的20%?30%，远低于制造业吸引的外资。以上统计数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服务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些数据同时意味着未来中国发展服务经济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过去数年内中国服务业一直在快速发展，但传统的制造业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量的劳动力还没有从土地上释放出来。发展服务经济可以改变中国产业结构的落后现状，改变三大产业的结构比重，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增加城镇劳动力就业，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降低能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中国制造业比重偏大，其能源消耗比例也大。能源消耗随之带来污染问题。相比而言，服务业资源消耗少，是节能产业。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制造业能源消费强度比服务业高六倍之多。不仅如此，服务业环境污染小，是减排产业。据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南京市服务业每创造万元人民币增加值所造成的烟尘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仅为制造业的4.8% 和3.2%。服务业在减少能耗和污染方面的优势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增加工作岗位，缓解就业难题：据统计，年间中国城镇新增岗位数有超过8成来自服务业。服务业历来是大量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领域。2007年美国大学生有超过80%进入服务行业就业。在欧盟国家，2008年的毕业生有至少75%进入服务行业就业。中国的情况也类似。带动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和转型：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很低，97.8%的中国企业都是制造驱动而非服务驱动，以致企业普遍受到产品同质化、利润率不断下降和消费者需求日益严苛的挑战。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发展服务经济的世界趋势，并着手引导中国的服务经济发展方向。2006年，中国政府即确定了中国服务业发展总体方向和基本思路。进入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急剧下降，国外需求大幅减弱。面对相对艰难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国政府提出当前的经济工作要围绕“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 这个大局，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城市政府目标指向生产性服务业服务经济的发展和服务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基础，只有生产要素和人口聚集到相当规模，产生对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强大的市场需求，才足以支撑服务行业的不断专业化和迅速发展。基于这一相关性，中国政府提出，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逐步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具体到各级城市，政府部门可以分三个步骤引导和推进本地服务业的转型和发展。第一步：聚焦生产性服务业什么是生产性服务？顾名思义，生产性服务是与消费性服务相对的概念。从服务对象来讲，它不是直接满足最终消费需求，而是满足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对服务的中间使用需求，还满足包括政府消费、出口和资本形成等对服务的最终使用需求。从服务目标来讲，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保持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为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为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伴随着整个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的升级，为生产者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活动，成为制造业的关键性投入，也是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动力。与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的利润率和生产力更高，而且生产性服务占服务业全部产出的比重连续多年在不断提高。例如，银行业和信息传输业的平均利润率超过10%，而制造业的利润率却低于4%。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已经改变了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和资源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而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断提高经济效率。第二步：选择重点服务行业确定了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大方向之后，城市政府接下来应当考虑的问题是，基于本地独特位势，选择2～3个重点行业，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切忌“一窝蜂”和“原样照搬”的想法和做法。决策部门首先要对本地位势有客观中立的认识。城市的总体位势包括人才状况、产业基础、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等衡量因素。在这五大影响因素中，前三者对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个城市的总体位势优越，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服务业的发展潜力也越大。城市的总体位势是政府决策部门制定服务发展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不同类型的城市在具体应用时侧重点略有不同。对于总体位势较优的城市，它们的行业选择范围相对较大。当地政府需要仔细甄别唯我独有的优势，以便制定差异化的服务战略，有效推动城市经济向服务转型。对于总体位势欠佳的城市，它们发展服务业起点相对较低，当地政府要加强战略引导，同时敦促城市各机构共同提升某一位势，如注重人才培养，从而增添发展某类服务业的信心和后劲。对于总体位势明显优越，服务业超前发展的城市，当地政府在制定服务发展战略时则需着眼未来，通过创新的鼓励政策和激励措施推动服务业的产业升级和长远可持续发展。选择重点发展的服务行业时，城市还应当考虑到所处城市群的产业集群效应。现代的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它与周边的城市组成高密度、关联紧密的城市群体，群内的人力资源聚集度和产业聚焦度相当高。在这样的城市群内，由众多企业个体组成的产业集群可以产生外部经济效应、交易成本的节约、协同效应以及学习和创新的效应等集群效应。从产业集群的视角选择重点发展的服务行业，可以帮助城市充分发挥集群效应，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并提升产业的竞争力，进而促进整个城市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总体位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否吸引潜在服务业投资，而这是摆在城市政府面前的最大挑战之一。如何吸引真正适合城市服务经济发展需要的投资？先发制人的城市政府会首先确定所在区域的产业集群优势，然后围绕这一集群优势提升总体位势。同时，城市政府需要改变思维定势，不再固守已有的集群优势，而是通过改进教育环境、人才发展，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等方式来扩大和拓展原有的集群优势，以吸引新的投资者。第三步：弥补差距，构建长期竞争优势如前文所述，中国服务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而且，各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很不均衡。经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城市普遍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差距。这些差距阻碍了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健康快速发展。1.结构性人才短缺。虽然是人口大国，中国的结构性人才短缺问题相当突出，缺乏复合型中高端人才(既懂技术又精通外语、管理的全方位人才)和适用性技术人才(例如编程熟练的基础程序员)；服务业教育和培训力度不够，缺乏财政、税收、信贷等手段支持。据国家发改委统计，中国近50%的高端服务行业职位招不到足够、合适的人才。与此同时，2008年中国近150万大学毕业生不能实现就业，大学生的失业率超过12%，是登记失业率的3倍左右。如果接受适当的就业培训，这些大学生就有可能填补这些服务行业的职位空缺。2.指导和鼓励政策缺乏。各级政府对服务业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缺乏相关配套政策或措施，现有政策针对性不强、可行性不够；政府继续 “偏爱”制造业，以致制造业企业为了享受更大政策优惠而不愿将内部化的生产性服务剥离出来，比如生产物流；已有的针对服务业的优惠政策门槛过高，中小服务业企业在市场准入、信用担保、金融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获得的政府扶持不够，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不高。3.基础设施不完善。大多数城市缺乏完善的IT基础设施和配套的应用平台，不能完全满足(中小)服务企业开展业务的需要。北京的宽带覆盖率为55%，远远低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平均覆盖率80%，中国其他二、三线城市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4.政府公共服务的可用性和可及性差，供给效率低下。中国城市的人均政府财政支出普遍较低，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投入不足；行政审批项目和环节过多，工作较率低；政府职能部门分散、数据和流程管理孤立，缺乏协作；政府部门没有充分使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提供公共服务。例如，上海企业的平均清关时间为8.7天，而韩国为5.3天，比中国快1/3。5.生态协作系统不健全：全民缺乏先进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理念。消费者及客户尚未完全认可第三方服务的价值；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与诚信度不足；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及市民之间有待建立良性可持续的协作关系。6.城市环境缺乏吸引力。许多城市在商业环境(如商务基础设施、企业文化与制度等)、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社会保障、城乡协调等)或生活环境(如居住、教育、保健和生态等)存在某种欠缺，降低了吸引资金和人才能力。 发展服务经济的新趋势，对中国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提出了很多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应当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培育、规范和监管功能，从体制与政策、人才发展、基础设施改进、公共服务转型、友好环境创建、生态协作系统等六个方面采取行动，引导市场主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利益相关者协同有序地推进城市服务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步伐有所减缓，但中国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战略并未动摇，相反，经济放缓给中国政府和企业一个深挖潜力、追赶先进的机会。中国各级政府在服务经济的转型及发展进程中起着关键的引导和协调作用。城市政府需要首先制定差异化的服务经济发展战略，然后构建并完善城市的服务经济体系，引导各个利益相关者协同有序地共同推进城市服务经济的转型，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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