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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体验变商业推广 催生“网络广告师”畸形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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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商品评价，本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服务时，基于自身体验所发布的客观评价，但如今网上却出现了一个专门购买消费者购物评价资格以进行商业推广的群体，给正常的网络交易秩序带来冲击――　　谁制造了“网络广告师”...
　　商品评价，本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服务时，基于自身体验所发布的客观评价，但如今网上却出现了一个专门购买消费者购物评价资格以进行商业推广的群体，给正常的网络交易秩序带来冲击――
　　谁制造了“网络广告师”这个畸形行当
　　在网络上购物，商品看不到摸不着，如何选择？该买哪家？面临选择困惑时，此前消费者的购物评价就成为重要参考，评价数量多、评价内容丰富、好评多就成了购物选择的风向标。然而，记者注意到，在一些网购商品、特别是热销商品的评价中，有不少商品评价却变了味，本来用于评价商品的购物体验变成了光怪陆离的商业推广。
　　记者调查发现，“商业推广”的背后，一个被称之为“网络广告师”的群体浮出水面，他们通过购买消费者的购物评价资格，影响消费者的决策，进而给电商交易秩序带来冲击。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商品评价变为商业推广，不仅会损害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也势必会给电商交易评价体系带来冲击。一些具有推广性质的商品评价，需要在电子商务立法时予以关注，否则，电商经济已经建立的信用体系将不复存在。
　　被卖掉的商品评价
　　在QQ的添加群功能中，记者输入“评价收购”这一关键词，结果中有不少以“淘宝评价收购群”“拼多多评价收购群”为名的群。记者以出售评价资格的名义随机加入一个名为“高价收购评价”的群。
　　在该群群主“收购淘宝评价”的QQ空间，记者发现了收购评价的“任务”：卖评价的来，全评、追评都收，速度来吧。
　　评价“任务”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全评2.5元一单，5条以上3元一单(全评第二天上午返款)；2.追评1.5元一单(追评限制90天以内的追评)；3.评价1元一单。
　　评价并非针对所有商品。记者注意到，在“评价任务”的说明中，群主要求，评价中的商品要求价格为6元以上，月销量200以上，也就是说，必须是热销商品，如果一些商品销量低，价格低，其商品评价并不在收购范围之中。
　　“我是新手，该如何出售评价呢？评价内容该如何表述？”对于记者的疑问，群主则表示，如何评价，要根据要求来，群主会提供评论内容和图片。
　　在记者分享某手机的购物链接之后，不到两分钟，群主就反馈回两段文字：“好机器！功能强大，拍照无敌！分量略重了点，加上贴膜和后壳，足足210克！面部解锁太好用了，秒开！拍摄的夜景，堪比大片，完全不用专业参数设置，出去旅游不用带沉重的单反了！当晚拍的夜景，系统AI居然自动帮你做成相册，很有意思！虽然价格不便宜，但是值得购买，确实是一部好机器，值得拥有！”
　　还有一段比较简单，内容是：“物美价廉，关键是比实体店便宜很多呀，包装不错，没有损坏，很好用的，很划算，值得购买，好评推荐！有需要会继续回购的！”
　　为了确保评价的效果，群主同时还特意嘱咐记者：“初评评语用我的，加上四张图(三张实物图加上我发给你的一张优惠券图)，追评评语也用我给你的，加上四张图(三张实物图和我发给你的优惠券图)。”记者注意到，群主所说的优惠券图，是一张添加某购物优惠微信公众号的图。
　　“如果还不确定怎么做的话，提交评论前截图给我检查避免出错。”群主再三提醒记者。
　　购物体验变成商业推广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类收购商品评价资格的人群，有着一个专门的称号――“网络广告师”：通过收购评价资格，让消费者在已购买商品的评价中进行商业推广。“有些广告师目前已经形成了多层代理的结构，承包任务发展下线，培训代理商层层分销，以收代理费的模式来盈利。”该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经过调查，记者发现，不仅在QQ群中，在百度贴吧、论坛中，也存在着大量收购消费者评价资格的所谓“网络广告师”。
　　“商品评价应该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服务时，基于自身的体验所形成的客观评价。”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邱宝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基于消费者个体感受的不同，评价会有或左或右的区别，但总体来说，消费者的评价是一种基于真实交易的真切体验，也就是要突出一个“真”。
　　而根据记者的调查发现，消费者的评价资格被购买后，不论是积极的赞誉，还是消极的差评，商品项下所展示的评价内容均出自“网络广告师”之手。
　　“姑且不论‘网络广告师’的目的，但从购买评价、传播评价的角度来看，就已经给正常的网络交易秩序带来了冲击。”邱宝昌表示，消费者购买商品后是可以评价，也可以不评价的，而且不评价是常态。但这种有组织的购买评价行为，已经对商品之间的竞争带来了影响。“评价的内容，其来源并不是真实、客观的购物体验，也就是说，评价的内容是虚假的，这是一种虚假信息。”他补充说。
　　“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正鑫表示，如果“网络广告师”以购买商品评价资格为业的话，显然是属于“经营者”，不论该评价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传播虚假的商品评价已经涉嫌虚假宣传，有违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
　　“特别是一些评价中存在的违法推广链接，更是会给正常的平台商业秩序带来不利影响。”张正鑫说。
　　如何规制“网络广告师”？
　　商品评价变成商业推广，这个问题，如何规制？
　　在邱宝昌看来，由于法律并没有对“买卖消费评价资格”作出禁止性规定，所以单对消费者而言，并不存在违法之处。但考虑到出售评价的消费者是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商品评价或者进行商业推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违法违规的商品是应知或者明知的范围，那就要承担共同责任。”邱宝昌说。
　　“对购买的商品进行评价，是消费者的一项权利，属于消费者权的范畴。”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表示，既然对商品的评价属于权利，当然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但如果要行使权利，那就要对权利行使的后果承担责任。”阿拉木斯强调道。
　　“这些年，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的发展是快速的，这样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现实需要。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法律制度的缺失。”阿拉木斯向记者表示，在现阶段，法律没有对消费者的商品评价作出转让和出售的相关规定。
　　但从电商经济的角度来看，阿拉木斯认为，买卖评价的危害是很大的。一些人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买卖评价，甚至是作出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商品评价，损害了商家的利益，特别是对互联网信用体系，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购物评价，是对所售商品真实情况的反馈。如果买卖评价资格，势必会影响评价的真实性，进而使信用体系失真。从电子商务交易的本质上来看，消费者的购物评价是不允许买卖的，否则，会给信用体系带来冲击。”阿拉木斯说，真实的评论，对于建立互联网信用评价体系，意义重大。
　　张正鑫表示，如果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网络广告师”购买评价资格的行为危害并不算大。但他进一步指出，对“网络广告师”的法律评价，更需要结合其后的推广行为来分析。如果在推广的内容中涉嫌违法行为，比如赌博、色情、暴力等内容，则需要纳入刑事司法的范围内进行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出售商品评价资格的消费者，也是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网络广告师’的出现，确实是反映了电子商务监管中的困境。”张正鑫指出，在互联网经济下，传统的监管手段已经很难胜任现实需求，这就需要在监管上建立政府、行业、企业、社会等多方监管的格局，更有效率地调动监管力度，防止发生严重的危害后果。
　　记者注意到，一些平台基于管理的需要，也出台了相应的管理规则。比如在淘宝平台，对于“出售评价者”，如账户是首次违规，淘宝平台则会对该账号执行限制发布评价30天的处罚。如该账户是重复违规(首次违规被处罚后再次违规)，则执行永久限制发布评价的处罚。
　　“虽然电商平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体系制度的漏洞，但更应该在法律规范的体系中，设置相关的规定，来防止评价体系的异化，进而维护良好的商品评价体系。”阿拉木斯说，站在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网络广告师”这个畸形行当本身就不应该出现。
　　法规链接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
　　第六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全面、准确，不得有下列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
　　(四)采用虚构交易、虚标成交量、虚假评论或者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销售诱导；
　　(九)以其他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方式误导消费者。
　　第十四条经营者有本办法第五条至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予以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六条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六)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的；
　　经营者有前款规定情形的，除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处罚机关应当记入信用档案，向社会公布。
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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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ed by laoy!提交于 周四, 04/09/2009
上午的时候，这里的卖场虽然已经开门迎客，但是各个柜台上还没什么人，显得有些冷清。中午时分，酷热的阳光、熙攘的人流还有拥挤的车辆让这里热闹起来，习惯中午上班的卖家们纷纷来到，将手机摆满自己的柜台，一天的生意自此开始。
　　这里是山寨机的集散地。在这方圆几百米之内，聚集了20多家手机卖场，从键盘、显示屏、耳机等手机零配件到能接受数字电视信号的手机，各种款式和机型应有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云集于此，沉浸在价廉物美的手机海洋中，总能有不错的收获。
　　迅速拉低的技术门槛，庞大的市场需求，可以快速组合的生产制造业资源，不断进入的产业游资，让深圳的山寨机产业有如野草般蓬勃发展。有人说山寨机是“手机产业之癌”，靠着模仿、盗版起家，凭着低廉的价格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却让整个行业从此陷入低价混战；但也有人说这里有巨大的创新，它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的行业管制和跨国手机企业的市场垄断，给消费者带来了真正的福利。事实上，作为一个蓬勃生长的草根产业，在深圳的华强北路，我们依稀能看到江浙一带的专业乡镇这种经济形态的影子。这种经济形态的特点就是产业资源共享，合作大于竞争，市场进入资本门槛被降低，众多中小企业可以参与到产业大合唱中来。而我们都知道，江浙一带的专业乡镇恰恰是用这种方式打败了很多跨国企业。
　　但深圳山寨机的繁荣也只是印证了产业群落的集群效应，无论是在关键技术上，还是强势品牌上，都缺乏实质性突破。这是由山寨机企业的特性所决定的，某种意义上，众多的山寨机企业更像是一群只知道逐利的“蝗虫”，它们不断地蚕食各个行业，却没有扎根打持久战的决心和动力。所以去年的此时，深圳华强北路同样的柜台里码的满满的还是MP3，今年却是一款款的手机。
　　山寨机产业链解析
　　是什么原因让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能够如此快速地集结起来，释放出巨大的产能，培育出巨大的市场？
　　全球最优秀的手机企业多长时间推出一款新手机？有数据显示，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在中国市场推出新机型最多的是三星公司，共47款，平均一个月近4款。紧随其后的诺基亚是34款，索尼爱立信19款，摩托罗拉18款。
　　可在山寨手机的大本营??深圳华强北，新款机型面市的速度是以天来计算的。据当地卖场人士估计，每天都会有3~5款新手机送达卖场，而按照3款/天的保守数字计算，山寨机一年的新款手机也达到了1000种以上。
　　谁在链条顶端
　　虽然山寨手机的更新频率如此惊人，但只要略微懂行的人就会明白这些“全新机型”里有多少水分。在华强北的龙胜手机批发中心和高科德电子交易中心等手机卖场，每天都会有人给顾客散发各类手机的广告页，打开这些产品册，看似种类繁多，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一款款手机的参数都有着近乎统一的“标配”：触摸屏、环绕立体声、MP3/MP4、百万像素摄像头，价钱稍微高一点的还会有双卡双待、数字电视、JAVA等功能。
　　功能极度趋同之后，外观或细节上的细分就成了突出的卖点，于是“类型机”登台亮相：有的将钢制外壳抛光，做成可以映出人脸的“镜面手机”；有的在屏幕旁嵌入一圈彩色小灯，随铃声而亮，这叫“跑马灯手机”；有的在外形上玩具化，做成Hello Kitty或米老鼠的样子；有的手机则与其他随身器件的功能结合，变成了手表手机或“狗仔队”偷拍手机。除此以外的“新机”则清一色是各类热销手机的“高仿机”。说到底，绝大多数的新款山寨机，都只是在外观上做文章，外壳里面没什么两样。
　　并不是它们不想在功能上有所创新，而是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山寨手机的制造商，归根到底只是一个集成商，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整合手机设计公司、测试公司、工厂等手机链条的各个端点。手机设计公司所提供的方案，只是根据联发科(MTK)芯片的功能来“锦上添花”。也就是说，“芯片里带什么，手机里就有什么”，制造商们根本不具备手机基础功能的决定权，只能在外形、材料等方面进行差异化竞争。
　　在华强北，大多数山寨机使用的都是联发科的手机芯片。在数以万计的山寨机设计、制造和销售公司之上，手机芯片却几乎是一个垄断产业。今年2月，联发科公布业绩，2007年营收为804.09亿元新台币(约合182.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51%。2007年手机芯片出货量高达1.5亿颗，全球市场占有率达13~14%，仅次于德州仪器及高通公司。
　　表面上来看，联发科的芯片只是卖给了许多正规的、规模较大的手机制造商，那这些芯片又是如何转到山寨手机厂商的手里的呢？
　　“你要没有一定的规模，现在去找联发科它都不会理你。”朱德全是某山寨机制造企业的CEO，他解释道，“但是你可以去找那些能拿到芯片的手机公司。他们自己也许只需要1000万颗芯片，却可以报2000万的量，多出来的就流到了山寨机这里。他们倒手卖一把芯片，也能赚不少钱！”如今，这个套购的市场越来越大，成了手机芯片行业公开的秘密。
　　联发科无法控制芯片最终的去向，同时它也不想去控制。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联发科与山寨机们达成了默契。据调查显示，2007年我国手机总产量为5.5亿台，其中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和LG等国际巨头占据7成，约为4亿台。这些厂商都没有使用联发科的芯片，但联发科的芯片出货仍然达到1.5亿颗，山寨机无疑是最大的消耗者。
　　山寨行规
　　在华强北，山寨机更多被称为“三码机”。所谓三码机，就是手机内部的IMEI串码、手机背面电池下的串码和包装盒上的串码，“三码合一”。当然，这些串码都是伪造的。即便是加上入网证、三包卡和发票上IMEI码的所谓“五码机”，虽然看来是正规行货，也能在正规渠道销售，但它们的来源也非常可疑。朱德全分析道：“有些规模较大的手机商，会通过正当途径获取入网许可证和3C认证，然后转手卖‘牌’。只要给他们钱，就能让手机贴牌和检测之后‘转正’。”
　　三码机和五码机，山寨机和国产行货手机，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有没有花钱入网检测而已，也许从设计到批量出厂，这些手机根本就来自同一家工厂。朱德全认为，在这种现实之下，一些山寨机厂商都想要“漂白”。“谁愿意说自己是贼呢？”但是，转正的时间和资金成本看起来有些高，同时他们也不认为所谓的正规手机有多少技术含量。“大部分深圳的手机厂商走进了从资本积累到资本掠夺的怪圈。”朱德全说。所谓的资本积累，就是山寨机厂商通过经营积累，最终达到一定规模，有资本去通过检测、拥有正规的手机经营权。此后他们将自身品牌转让给没牌子的手机厂商，收取的是转让费用。“实际上等于卖网标，也就是他们付出了，就要把钱掠夺回来。”这种方式在官方的文件中被认可，并被冠以“品牌代工”的名头。
　　刻意躲避管制让山寨机这个行当蒙上了一层灰色，大量产业游资的进入造成的过度竞争又让其存在极度的信用缺失。刘建中是高科德电子交易中心一个档口的老板，一年前进入这个行当，目前拥有几家店铺。前不久，刘建中计划以自己的店面为基础，直接找山寨机厂商做代理。“我去过一个做仿iPhone手机的公司的招商会，公司看起来很完整，网站上也查得到。我付了5万块钱定金。”刘建中说，“可是付钱之后，这帮人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他说这还算是好的，前几天在龙胜旁边的山水时尚酒店，有一个仿三星“伯爵”机的招商会，一次就骗了100多万元。
　　为了降低信用风险，也为了躲避官方的检查，山寨机厂商们尽可能快地回流资金、缩短手机周转的流程。山寨机的每个交易环节大都是现金交易，很少有账款拖欠的情况，这进一步加快了资金的迅速流动。甚至每款手机在没有开始卖的时候，手机制造商就已经从代理那里拿到了钱，然后马上再生产下一款。
　　在刘建中的档口前，短短一个小时，就有五六个人来送货拿钱，他从包里至少掏出了4万元现金。最后一个人来的时候，刘建中手中没钱了，他对来人说：“等一下，我这就从网上把钱打给你。”
　　为了追求速度，山寨机很少去做系统的营销或广告，因为这太花时间。同样，山寨机也很少去做正规的手机检测，有时不仅是心疼那20多万元的检测费用，而是花不起那几个月的检测时间。“你还在检测的时候，别人同样的机器早就出来了。”在这种状态下，山寨机无暇顾及更深层面的问题。而那些追求品质或品牌的厂商，在快速的同质竞争之下很难站稳脚跟。
　　在这个无法见光的行业，山寨机厂商们保持敏感与隐秘。虽然深圳华强北路许多酒店大堂里，都立着各种新款手机招商的易拉宝，但当你真正按照地址找到厂商的时候，却很难见到人、拿到货。这也是许多国外远道而来的批发商和许多渠道商只能联系到最末端卖场、顶多是上一级的某个代理，却很难直接联系到厂商的原因。这一点在山寨机的新机“招商会”上表现得极为明显。
　　根据某酒店大堂里易拉宝上提供的信息，我们找到了一家正在举行“招商会”的手机厂商门口。前台员工非常警惕，见我们逗留了一会儿，他们问都不问，直接将大门关闭。“我们只做深圳本地的生意。”一名员工反复地说。
　　好不容易在朋友的带领下，走进了一家厂商招商会的现场。当朋友称是北京过来、想要做这款山寨机的网络渠道时，对方一口拒绝：“我们不做网络渠道，只做代理”。而且，为了保证每个拥有长期关系的代理的利益，同时也为了降低新合作者带来的可能风险，他们只在每个省设立一个代理，其他人都一律拒绝。
　　“不好意思，我们这款镜面手机，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全部招商完了。全国包括西藏，34个省和直辖市都有代理了，总量有二三十K吧。”来自厂家的人说，其他的再也不肯多说一句。
　　从拿到芯片开始，山寨文化就注定了是一种“地下文化”。芯片来源不正规、没有入网牌照，种种因素使得山寨机的生产销售不可能合法。为了降低风险、躲避检查，山寨机厂商们必须尽可能快的回流资金、缩短手机周转的流程，因此现金交易变得非常重要，这也使市场上的资金效率非常高，山寨机的现金流动迅速，新机推出频率极高。最终“快”和“便宜”变成了最核心的竞争力，对快速的追求使得山寨机无暇去顾及真正的营销，维护产品的品质，更不用说去形成自己的品牌。
　　国际化未来？
　　在高科德电子交易中心的一层，有一家星巴克咖啡厅，从外表上来看，它和别的城市里的星巴克并无二致。区别最大的是这里的人，在喝咖啡和抽烟时，聊的全都是手机生意。
　　在最靠边的一个角落里，几个波兰人正围着一个穿着白衬衣、斜跨黑色大包的中国小伙子，他们手里拿一款来自Orange的运营商定制手机，正在咨询是否能够仿制。小伙子很认真地将手机后盖打开、取出电池，然后一项一项配件记录着，不时抬头用英语问道：“This 24 RMB，OK？This 8 RMB，OK？”
　　这只是山寨机国际影响力的一个缩影。在深圳，电子配件资源极度丰盛，距离华强北数百米远的华强路地铁站旁，有易通、庞源等一批规模庞大的手机配件市场，里面的手机配件琳琅满目、种类齐全，每个柜台都是“专精一门”，有专门卖电池、触摸笔的，也有只卖手机芯片、键盘的。圈内有一个夸张的说法：“在华强路楼上楼下跑一圈，一台手机就出来了，连标签都有了。”
　　再加上车公庙附近聚集着的几千家手机设计公司、宝安区大片的工厂，在深圳，手机链条的每个端点都相当完整。这条世界少有的廉价而又快速的“手机流水线”，已经在国际上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据说在巴西、中东、巴基斯坦等地，手机监管制度不同于国内，山寨机基本上和正规手机的待遇相同。山寨机因其价格便宜、性能不错，主要占据国际市场中的低端市场。“最大的市场是印度，印度有10多亿人，其中90%是穷人，他们对便宜的三码机有很大需求！”刘建中说。手机卖场里的很多柜台上都有阿拉伯文、泰文、越南语等等的招牌，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手机都卖到了哪些市场。
　　一方需求巨大，另一方则供给积极。对经销商来说，“外单”不仅数量大，而且不需要提供售后服务的支持，生意更加好做；而对国外的手机批发商来说，因为山寨机的成本低、销售利润大，遇到质量问题，就算给购买者直接更换一台都无所谓。
　　这使得山寨机的出口变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生意，甚至连一些国家的小电信运营商，都会专程到深圳来定制、购买山寨机，也有国外批发商在深圳设立专门的采购办事处。山寨机的外销，从2007年年中开始，逐渐升温。以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的50%出口量和约1.5亿台的年产量计算，山寨机在2007年出口了7000余万台。有山寨机厂商充满豪情地说，“现在山寨手机走出国门只有一年的时间，国外还有很大的一片空白需要我们去开拓”。
　　有一些山寨机在国内虽然默默无名，但在国外却变成了当地的“名牌”。“比如星马牌手机，在南亚的泰国、印度等地销量很大，已经相当有名。”
　　在龙胜手机批发市场，有一家专卖手表手机的柜台。据柜台老板赵春燕介绍，做手表手机的这家公司以前就是做手表MP3的，这手表手机别看是三码机，质量却不比那些五码机差。目前该款手表手机虽然在国内不是行货，但在香港已经走完了全套的手续，能够摆放在商场，与诺基亚、三星手机放在一起卖，而且已经卖出了几万台，下订单的更有来自印度、巴西等国家的批发商。
　　与海外市场相比，山寨机在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正在缓慢拉开帷幕。从2007年末开始，媒体对山寨机的报道也悄然转向，从一味负面报道变为部分肯定。甚至许多网站都已经出现了专门针对各类山寨手机的评测文章。借助互联网人们对山寨机的印象已经从原有的质量低劣、信誉奇差变成了造型前卫、充满激情。朱德全承认，他每月推出一款新机，现在不仅在三四线城市卖，一二线城市也有了销售点。■
　　(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
　　山寨人生
　　卖场里小人物的档口生意，折射出这个产业的兴衰变化。
　　“整天卖这些仿制的手机，你自己在道德上没有一点自责？”坐在华强北星巴克咖啡店里，对面是高科德手机卖场里的柜台老板老李，我们的问话稍微有点刺激。
　　“起初的确觉得有些不对，后来看那么多人在做这种生意，再说消费者很便宜地买到手机，也就没什么了。”老李的回答慢条斯理，他手里不断摆弄着自己的手机，那是一部很老的有些斑驳的诺基亚手机。
　　“你为什么不用自己卖的那些手机？”我们问。
　　“那些手机，是给二三线城市的人用的！”老李回答，看来他身份感还挺强。
　　和高科德卖场里许多柜台的老板一样，老李是潮州人。他有着一副南方人的长相，据说这帮了他的忙，许多山寨手机厂商和代理因为种种顾虑，只做广东人的生意。他和其他老乡有一个区别??他是大学毕业，干了几年程序员之后才瞎打误撞进的这个行业。
　　前年他和女友毅然卖掉新车，拿着几万元和两箱行李来到深圳，刚开始是准备做个网站卖MP3。可是2007年兴盛的MP3行业迅速萎缩，这时老李的姐姐发话：“我在高科德的档口给你吧，卖手机的。”
　　接过姐姐的柜台，老李拥有了一家档口和几百部造型各异、功能强劲的山寨机。现在他的生意做得不错，每天的出货量几十台到几百台不等，外单比较多的时候，一个月能卖出去七八千台机器。按照每台5元到80元不等的利润，粗略估算，刨去成本老李一个月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在高科德几百个档口里，这个量也就是一般水平。”老李说，有的柜台专做低利润批发，“一天就能走一两千台”。
　　“档口”生意
　　半个小时前，老李刚刚送走了一位巴西客户。这是他众多固定客户中的一个，每两三个月来找他一次，看新机型、议价订货，然后老李就会把山寨机打包给他发过去??只要你机器上不明晃晃写着各个手机大厂的牌子，或者打一个苹果Logo，高科德周围的物流公司就能帮你把货送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在他的客户中，还有一个从青海过来的独臂喇嘛，专做汽车手机，一两个月来一次，每次来拿个几十台，生意做得不大，据说利润还不错。
　　老李对各种客户如数家珍，而这些客户无一例外，都是在逛手机市场的时候找到了他的柜台。“我的这些客户，都能组成一支多国部队了。中东人最难对付，他们精得很，货比三家，熟知你每台机器的成本，所以即使量大，我们的利润也很少。”老李说，“有时候每台只赚几块钱。”
　　高科德卖场里密集的档口，一个个紧挨着，里面摆满了形形色色的手机。5月份时，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曾经对深圳山寨机曝光，当地政府不得不“整治”市场，查抄了一些手机卖家。这在卖场里被称为“CCTV-2”。此前卖场生意红火，一个空置的档口能引来几十家租客的竞争，如今生意略显清淡，卖场时不时地要优惠出租柜台。
　　下午5点左右，我们跟着老李来到他的柜台。老李的柜台前，高仿多普达S1的包装盒摆成一摞，上面贴一张白纸，写着五个大字：“价格 7XX”。在包装盒左边是一溜数十台装有跑马灯的“商务手机”，而右边摆在最上面的，是做工相当精致的五颜六色的汽车手机??正面摆着是汽车，翻过来屏幕和键盘都在底座上。柜台里的小弟看见有人过来，马上就拿起一款机器介绍道：“您看看这个，触摸屏、带MP4功能、能看电视、六声道，还是双卡双待的！”
　　偶尔遇到有相对内行的人“刷街”过来，老李就得亲自出马，不仅因为这些人的询问会比较专业，也因他们很有可能是潜在的大客户。“你这个手机分辨率多少？是MTK 6235的板子吗？”在问清楚情况之后，老李会拖过摆在柜台上的计算器，打出一个价位，推到购买者的面前。“不能再便宜了。”他一边说，一边习惯性地四下看看，有没有人盯着他手里的计算器。
　　在没有工商管理人员来巡视的时候，柜台里的手机都不会在下面写上价签，如果有新机要标明价位，也顶多是在百位上写个数字，后两位用“XX”代替。这是高科德柜台生意长期以来形成的规矩：我做成生意的价格，你别问。
　　不透明的价格丝毫没有影响购买者的热情。一个浙江来的散客在稍微测试了机器之后，毫不犹豫地掏出900多元买了三部“十二声道”的手机，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光顾华强北。“经常到深圳来出差，就有同事让我带机器，买回去给老人或孩子用。”他一边将手机放进随身携带的旅行箱，一边说，“现在感觉山寨手机比以前质量好了，两三百块钱也就一顿饭钱。下次来深圳估计还得过来。”
　　坐在老李的柜台前，我手里摆弄着一台数字电视手机，手机里的画面质量不错，偶尔会有一点延迟，不妨碍观看。手机里播放的是北京奥运会的现场直播，与卖?醒氲拇笃聊徊实缟喜サ哪谌菀荒Ｒ谎?！跋衷谑前略嘶幔?只?缡幼叩暮谩９砝忻且蚕不妒只?缡樱??锹虻氖悄Ｄ庑藕诺模?颐钦饫镆沧叩貌淮怼！备涸鹞?业魇孕藕诺男〉苷庋?樯芩怠Ｏ衷诠愕绮棵藕鸵贫?擞?涛?耸只?缡拥募际醣曜嘉侍庹?貌灰嗬趾酰?故巧秸??潜冉衔袷担?劝巡?纷龀隼绰舫鋈ピ偎怠?br /&
　　临近晚上7点的关门时间，老李却还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问起原因，老李神秘地一笑，“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正门已经关闭，散客离开，老李和他的小弟们却开始忙碌起来。他们从柜台后面拿出一个个厚纸箱，点着数将一部部手机放进去，然后用胶布粘牢，在上面照着通讯簿，贴上英文的快递地址。
　　抬眼望去，整个卖场一片热火朝天，大多数柜台都在做这样的事。偌大的卖场里大家都埋头干活，保持着默契的沉默。一时间，满耳只剩下连绵不断的撕扯胶条声。
　　站在高科德卖场里，此时宛若置身码头。装箱完成后，来来往往的纸箱被装到一个个小推车上运往后门，偶尔也能看见三两个西亚长相的老外，“呼哧呼哧”地提着箱子往外走。
　　昏暗的后门外，已经停着几辆大卡车，不知名的物流公司接过老李的箱子垒了进去。有保安在旁边抽烟，对这种景象见惯不怪，路边黑色的积水里满是烟头。这些装上卡车的山寨机，将从高科德出发，运往世界各地。
　　因为总是要跟老外打交道，很多货运司机的名片都是中英文双语；因为包装箱的消耗量实在太大，听说专卖纸箱的老板也要在网上开店了。
　　生意秘诀
　　同为高科德的柜台老板，刘建中比老李的生意做得大不少。他在一层拥有两个柜台，他多半时间都呆在三楼的柜台里。这里不对散客，一个展示柜，一个办公桌，并没有摆多少货，也没有夸张的报价白纸或广告画。“下面自有小弟打理，我在上面主要是做一些外单，批发生意。”说这句话时，刘建中的派头就像是个大老板。
　　他2006年进入山寨机市场，之前是某网站驻广州的编辑，辞职之后，身无分文，知道手机市场火，就来找找机会。
　　虽然没有钱，但在网站工作时积累的人脉还在。刘建中从代购一点点开始做起，零成本起家。“刚开始就是在网上，全国各地一个个朋友去问，有没有兴趣买山寨机或者MP3。”刘建中说，“因为价钱便宜，朋友不断推荐朋友要货，我就在这边挑了，加些价给他们寄过去。”
　　他比一般的销售人员要更熟悉互联网，不仅拥有自己的网店，而且还能通过朋友的渠道，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电话出现在各大网站上。真正让他挖到第一桶金的，是2007年的高仿iPhone，他卖了许多款仿iPhone，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桔子手机”。“当时别人都不知道iPhone是什么东西，也不明白这款手机能有多大的市场前景。我判断它肯定能迅速流行起来，就开始密切关注谁在做iPhone的高仿。”刘建中说。
　　敏锐的判断让他获得了先发优势，几乎在网站上第一个留下了售卖高仿iPhone的电话。“当时头一天发了帖，第二天我的电话就接到手软。”简单的从代理拿货发往各地，就让他倒手大赚。之后，他租下了好几个柜台，但卖手机的诀窍只有一个：寻找有最大市场潜力的手机。
　　虽然有些磕磕碰碰，但刘建中的“事业”仍然越做越大，他的主要客户已经由国内变成了国外，而国际固定客户的单子也下得越来越多。“我这规模并不算什么。”刘建中叉着腿坐在办公桌前，对着隔壁一圈柜台虚指了几下说，“高科德就是做外单的地方，周围走量大的多得是！”
　　这时候正值晚上8点，在高科德3层窄小的过道旁，一个个柜面都灯光大亮，纸箱的拖动声隔着薄薄的墙壁不断传来??不用猜，一定是发往国外的。过道上满是废弃的纸箱和胶布，难以下脚。
　　有同行的朋友对我神秘地说，“看到那边柜台没有，那个老外常来批发手机，一来二去，柜台女老板已经是他的二奶了。”在华强北，外国人不仅早已融入了生意，而且已经融入了生活。
　　山寨经济
　　浮出水面的山寨手机在挑战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在印证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在行业里存在多年的黑手机何时更名改姓成了山寨手机了呢？业内流传着一个带有语源学意味的故事，说某企业的老板看到手机利润高，投资了很多钱，想尽办法最终做出一部手机，然后循例到信产部属下的手机认证检测中心去认证，结果报告打上去，左等右等不见回复，情急之下找人疏通，约到内部人士“喝茶”，此人告知，那么多正规手机企业的产品还在排队等候检测，像你们这样的“山寨”企业，怎么能轮得上呢！
　　这位老板一气之下，回到深圳，干脆也不去认证检测，“我山寨就山寨吧，只要有钱赚，还能怎么着！”山寨之名于是流行天下。
　　管制催生产业畸形
　　这个略带调侃和揶揄味道的故事有些荒诞不经，却点出了山寨机产生的一个要害：高度管制带来的逆反效应。
　　中国的手机产业多年来一直是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跨国公司的天下，1998年信产部开始颁发手机生产牌照，入选企业大多是海尔、海信、TCL等大型国有企业。2005年之后，手机生产由牌照制改为核准制，管理机构也由信产部转为发改委，手机牌照由49张增加到80多张。2007年10月核准制被取消，信产部电信研究院泰尔实验室的手机检测和入网许可证成为关键。
　　但是管理机构对手机产业的管制放松速度远远没有这个产业本身的发展速度快，随着台湾企业联发科“Turn-key”的手机芯片供应方式的诞生，随着国内手机设计公司的迅速蹿升，随着中国制造业上下游配套的逐渐完善，手机生产的门槛在迅速降低。如今一家不大不小的手机经销商就可以整合上游制造和设计资源，生产和销售手机。此时可以快速集结的产业链资源让手机的成本大幅降低，低成本手机恰恰刺激了多年来被跨国手机企业忽略的低端市场，价钱低廉的手机变成了快速消费品，曾经笼罩其上的所谓高科技光环彻底褪色。
　　此时相对落后的产业管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这个产业的畸形。由于检测和许可证制度需要耗费不菲的资金和很长的时间，有不少手中握有许可证的企业不再辛辛苦苦地生产手机，他们通过向那些没有许可证资源的企业寻租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些坐收牌照渔利的企业在行业里引起公愤：“不愿生产手机的给了牌照，想生产手机的却拿不到，政府到底要扶持什么？”一个更为愤懑的潜台词是：既然管理者如此纵容牌照经济，那么我们山寨企业随便做做也就无所谓！
　　迅速拉低的技术门槛，庞大的市场需求，可以快速组合的生产制造业资源，不断进入的产业游资，让深圳的手机产业如野草般蓬勃发展。但是这个产业却带有与生俱来的缺陷：为了节约时间和资金成本可以躲避政府检测，尽量压低成本甚至以走私的形式逃避税收，舍弃研发环节之后更多依赖快速模仿和复制。正因为此，在这个表面看起来风风火火的市场里，一群精明无比的商人，既没有技术积累也没有品牌诉求，他们只挣快钱，一直赚到不能赚为止。
　　山寨经济福利
　　在深圳华强北一带，众多的电子产品卖场已经成为山寨手机的全球集散地。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买家们已经不再仅仅选购自己中意的手机产品，他们要在这里寻找性价比足够好的设计方案和制造资源，定制自己的产品。位于车公庙的天安数码城就是中国手机设计公司的云集之地，从三五个人的小团队到几十上百人的公司，众多的手机设计公司在这里共享着市场、客户和制造业资源。“深圳有3000多家手机设计企业，为手机生产配套软硬件的企业大约有3000家(包括按键、显示屏、摄像头等等)，手机模具企业有200家，工业设计企业有100多家，还有专门为手机产业服务的物流公司、外贸公司和金融服务业。你说，深圳的山寨机是个多么大的产业！”这样的说法被众多的业内人士所认同。
　　众多的手机从业者们已经将山寨手机发展壮大成为一种产业，面对如此众多的从业人员和贸易量，面对着在原材料、汇率和人力成本层层重压下难以抬头的制造业，相信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无论如何，都要慎重考虑这个产业对于深圳经济的带动作用。也正因为此，才有不断传出的山寨手机招安传闻，也有信产部手机检测中心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的说法。
　　那么，谁是这个产业的受益者呢？换句更有经济学味道的话说，高度管制的牌照经济、迅速降低的技术门槛和庞大的市场所催生出来的由山寨手机引发的山寨经济中，谁的福利最大化了，谁的福利被损害了呢？
　　“工程师作为一个群体受益很大！”一位手机软件企业的老板说，“前几年，手机产业是资本家说了算，创办手机设计公司必须要看风险投资的脸色，要有大的资金支持，如今几个合作愉快的工程师就可以创业，只要赌准了机型，就可以迅速发家致富！”当然，不仅仅是工程师的创业门槛降低了，那些在深圳华强北手机卖场里蹲守档口的经销商们也很快乐，一个柜台的租金在千把元左右，在这里可以坐等世界各地的手机买家，就连卖场外面等待送货的物流公司小老板的名片都是全英文的。再往大里说，低廉的价格让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到便捷的通信服务，庞大的贸易量带动了珠三角的制造业资源，等等等等。
　　毫无疑问的是政府损失了一部分的牌照许可费和税收，考虑到作为国有企业的电信运营商因客户规模扩大有更多的话费收入，这又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正规的国产手机厂商如夏新、波导等当然是山寨手机的最直接受害者；而跨国手机企业在低端市场上再也很难插足，因为模仿和盗版，他们的知识产权也受到很大打击。考虑到全球手机垄断企业这些年来的巨额利润，也许很多消费者会感到平衡。想象一下，当你在钟爱iPhone手机的同事面前摆弄自己花几百块钱就搞定的外观几可乱真的HiPhone手机的时候，那种炫耀中是不是也有对跨国巨头们的嘲笑和颠覆的快感呢？
　　产业转变中的狂欢
　　实际上，山寨手机的产业模式在中国经济中一直存在，那些仿制的LV包、与国外热销车型一模一样的国产汽车，那些咋一看与国际著名品牌非常相似的服装LOGO，在制造业繁荣的中国，总有人靠着模仿和复制推出“山寨”产品，迎合相对低端的市场需求；当然，也总有企业会在技术和品牌上有所追求，艰难地提升自身竞争能力；也总有不少企业甘于制造业底层的位置，将OEM作为自己的主业。或许，这也是山寨机们的未来。在喧嚣的产业疯狂之后，他们仍然难以逃离中国制造业的宿命。
　　将深圳的山寨机产业群落与北京中关村的电脑卖场、江浙一带的专业乡镇对比一下，可以看出它们的相似性，同样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合作共生，同样要有足够大卖场和贸易量，因为有卖场，市场反馈速度很快，参与其间的企业规模都不大，如此一来，产业链的调整就显得迅速而且灵活。这种经济形态的特点是产业资源共享，合作大于竞争，市场进入资本门槛被降低，众多中小企业可以参与到产业大合唱中来。我们都知道，江浙一带的专业乡镇恰恰是用这种方式打败了很多跨国公司，在深圳的华强北，我们依稀也能看到这种经济形态的影子。
　　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深圳山寨机的繁荣只印证了产业群落的集群效应，无论是在关键技术上，还是强势品牌上，山寨机都缺乏实质性突破。有业内人士这样评价山寨机们的种种“创新”：“看到汽车手机、法拉利手机，我觉得很悲哀，中国的手机产业最终只能在产品的造型上有所突破，在最终的造型设计上玩些花招，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地方！”
　　在手机卖场里走一走，手表手机、汽车手机、鸟巢手机、水立方手机、中国娃娃手机、米老鼠手机等等诸如此类匪夷所思的手机在每个档口的玻璃柜台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更多的手机则是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iPhone等手机的仿制品，外形上几可乱真，操作系统则完全不一样。其实大多数手机设计公司基本上也就是一个设计工作室，职能组织架构相对简单，大部分时间是跟踪跨国手机企业的新产品，最关心的是其外形和功能。只要有新的产品出现，几天之后，卖场肯定会有好几个版本的仿制品。如今国内外信息落差越来越小，即使跨国公司未曾面世的新产品，这里也有销售。
　　在山寨机们埋头跟踪和抄袭领先企业的造型和功能的时候，全球手机产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高速发展了20多年以后，手机产业变得相对成熟，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公司控制着全球大部分市场份额。手机从一个移动通信工具逐渐成为个人移动多媒体终端，彩屏、音乐、拍照、上网等功能如今已经成为标准配置，产业进化的结果是如今单纯靠造型和功能已经很难与竞争对手拉开距离。
　　但是，手机产业的颠覆者已经出现。苹果公司凭着iPhone手机超强的用户体验以及后台的iTunes平台给这个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在手机研发上投入巨资的Google公司则开放了自己的手机开发平台，这些企业所看重的是以手机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上的内容和应用。如今，手机制造巨头诺基亚也在积极收购与互联网应用紧密相关的技术和企业，以应对未来的竞争。
　　当人们越来越在乎移动互联网上的应用和内容时，当整个产业价值链发生结构性转移时，也许，手机的制造和销售将会变得无关紧要。如果那时，中国再次成为全球手机制造业的老大，这是令人骄傲呢还是让人无奈？
提交于 周六, 04/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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