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中国开公司的外国人觉得生意不靠谱,他们在吐槽啥？_中华文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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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企业家来说,变幻的法律形势越来越难应对。“警察不想写报告,法院不想案件增多,而政府鼓励仲裁,”在北京的美国商业顾问马克·纳特金(Mark Natkin)说。“在这方面,对于一家不准备适应中国法律不确定性的公司来说,中国的创业环境不适合它。”
澳大利亚餐厅老板詹妮弗·艾登(Jennifer Eden)说,由于合同无法执行,她三次创业都输给了中国人。有一次,她和一个巴西合租伙伴开了一家咖啡店,但是房东把房租涨了一倍,于是他们不得不关门。
“警察来了说:‘如果你付不起双倍房租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做生意,’”艾登说。而她另一家和房东签了五年合同的餐厅,女房东直接把锁换了。“她把它租给了别人,并把我们所有的设备都给了他们。我们的合同根本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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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译社 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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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开公司的外国人觉得生意不靠谱,他们在吐槽啥？
来中国开公司的外国人觉得生意不靠谱，他们在吐槽啥？北京电 - 2013
年，在当地官员的祝福中，以色列企业家阿密尔? 波拉特（Amir Porat） 在中国的沿海省份江苏建了一个外科医疗设备厂，忙着训练工人、下达指令。万事俱 备，只欠一套在以色列特别定制设计的价值 25
万美元的制模装备。 然而等了两年多，砸了一百万美元后，货还没运过来。中国海关官员对进口医疗设备 有限制，即使波拉特怎么强调这批货只是普通制造机械也不行。去年，他决定彻底地 关掉工厂。 现在波拉特回到了以色列，在电话中他说：“我们要支付薪水和租金，又不是什么大 公司，没法持续不断地投入。”尼尔? 施密德（Neil Schmid）在其北京的寓所中。他此前经历了一系列劳工纠纷，但没 有从法律制度中获得支持。图片来源：Adam Dean/《纽约时报》 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北京曾试图向外国公司承诺说，中国是个适合做生意的地方。今 年 9
月，在一场面向美国商业大佬的演讲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保护海外投资者的 权利，并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但波拉特和其他海外企业家的困境，凸显了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专家说，当中国一 方面以丰富的机会、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市场召唤海外投资者时，另一方面，它 又以复杂的官僚体系、根深蒂固的腐败和一种拜占庭式的法律制度来困阻他们。 “感觉好像越来越少的中小企业愿意来中国，”狄赞? 希拉外国直接投资咨询事务所 （Dezan Shira & Associates）的合伙人切特? 谢尔特马（Chet Scheltema）在提到中小企 业时说。“他们变得更谨慎，我们关闭的公司数量十分惊人。” 而近几年来，北上广等大城市吸引了大量开餐馆、品牌顾问公司和创业公司的外籍企 业家。他们改变了长期由劳动产业、地产开发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主导的经济 结构。 然而中国的实际投资环境却很严峻，这让海外企业家很受伤。他们缺乏政治手腕，也 不像其他跨国公司和国内同行那样有着庞大的经济支撑。他们还可能缺乏“关系”，一 种用来克服看不见的官僚障碍的人际联系。 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最近针对其成员的调查中，美中商业理事会发现，97% 的企 业，包括大型跨国公司都说他们缺乏融资优势、获得签单的渠道以及放宽准许的便 利。而这些，国有企业都有。 “如果你跟其他外国人说你要在中国创业，他们首先跟你讲的就是‘要小心’，”英国人 雷扎? 阿夫沙尔（Reza Afshar）说，他在中国创办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卖口罩、空气 净化器等污染防护用品。“我们常听说谁谁谁在中国商业世界里栽了的事。” 阿夫沙尔说，他之前没注意这些警示。他和一个中国朋友开了家合伙企业，可后来他 发现，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中国全资公司，尽管 70% 的注册资本都是他给的，但他 被列为了少数股东。 随着业务增长，他前面提到的合伙人开始从日常运作中抽身，然后到海外长期度假去 了，只留下阿夫沙尔一个人对付客户、供应商和员工。 “这就好像一对夫妻在孩子六个月大时，丈夫天天泡吧、最终跑了一样，”最后那个合 伙人威胁说，除非他的股份被收购，否则他就要破坏这家公司――最后他还获得 了 50% 的未来利润。 那个合伙人 AJ? 宋在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他们其实是公平的。但他承认在分 夺财产时，自己利用了作为中国企业的优势。“我说，如果他想两败俱伤，我照样可 以拿走全部，因为所有的资源都是我的。这些钱对我来说并不多，因为只要我想再开 一次公司，我就能。” 阿夫沙尔最终把公司卖了并回到伦敦。他再也不想回到中国。他说：“在中国被玩的危险太高了。” 中国政府近年在努力尝试通过升级法律保护来改善商业环境。然而评论家说，政府关 系和腐败仍在破坏法律。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詹姆斯? 齐默曼（James Zimmerman）说，企业家对在法庭审理中的 政府介入仍然存在担忧。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充分负责只会体现在独立的司 法机构提供有效监督、做出决策上，而不用担心报复，也不会受到政治手段的影 响。”
对于很多国际企业主而言，即使他们明确受到法律保护，但这些纠纷处理也并不总遂 他们的意。 2012
年，当尼尔? 施密德（Neil Schmid）抵达北京创办一家中国社会企业时，他信心 满满。这家公司是属于 DKT
旗下，而 DKT
是一个全球卫生组织，为发展中国家超过 五千万人提供计生用品。但除了要专心卖避孕套，施密德还要应付一大堆劳工纠纷。 他说他被迫解雇了一个销售经理，因为她涉嫌贪污六万美元。而他认为她的继任者又 在伪造文件。继任的这个销售经理后来承认，他曾用 Photoshop
伪造了自己的身份， 并在施密德察觉有异后，又伪造了一份美国精英大学的成绩单。 “这就好像身边躺了条毒蛇一样，”施密德说。 在通过中国的法律体系来处理这件贪污案的过程中，他很快就了解到，这并不是一件 简单提供证据就能解决的事。中国当局对是否受理案件有着很大的决定权，而法律上 并没有明确规定他们应当受理的案件种类。 施密德聘请处理此事的律师孙文杰（音）说：“中国警方很少受理像我们这样的案 件，因为涉案金额不够大，而又没有当局的压力或关注。” 孙律师敦促施密德向那名销售经理施压，让其“忏悔”并返还所贪款项。那名销售经理 最终同意返还，但要求个人的名誉得到保护。在自己的领英账户资料上，她仍然填写 了在 DKT
的工作经历。 在电话连线中，这位前任销售经理李诗英（音）拒绝回答有关纠纷的问题，只是 说：“案子已经结了。我输了就是输了。” 虽然企业可以求助仲裁，但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也有其自身的问题。 根据一个香港劳工权利组织发布的中国劳工公告，2008
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项法 律，来厘清调解和仲裁委员会的职责，让劳动者在权利受侵犯时具有更大能力来寻求 合法权益。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自那时起，劳动纠纷案件急速上升， 2014
年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 71.5
万件。 虽然法律要求仲裁在 60
天内结束，但许多案件需要八个月的时间才能审理完毕。“当 你问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只是回答：‘有太多的案子要处理了，’”北京 的劳工律师沈斌题（音译）说。对于许多企业家来说，变幻的法律形势越来越难应对。“警察不想写报告，法院不想 案件增多，而政府鼓励仲裁，”在北京的美国商业顾问马克? 纳特金（Mark Natkin） 说。“在这方面，对于一家不准备适应中国法律不确定性的公司来说，中国的创业环 境不适合它。” 澳大利亚餐厅老板詹妮弗? 艾登（Jennifer Eden）说，由于合同无法执行，她三次创业 都输给了中国人。有一次，她和一个巴西合租伙伴开了一家咖啡店，但是房东把房租 涨了一倍，于是他们不得不关门。 “警察来了说：‘如果你付不起双倍房租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做生意，’”艾登说。而 她另一家和房东签了五年合同的餐厅，女房东直接把锁换了。“她把它租给了别人， 并把我们所有的设备都给了他们。我们的合同根本没意义。” 题图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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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开公司的外国人觉得生意不靠谱，他们在吐槽啥？
都说中国“人傻钱多速来”，可也有人遭遇不一样的经历。
北京电 - 2013 年，在当地官员的祝福中，以色列企业家阿密尔·波拉特（Amir Porat）在中国的沿海省份江苏建了一个外科医疗设备厂，忙着训练工人、下达指令。万事俱备，只欠一套在以色列特别定制设计的价值 25 万美元的制模装备。
然而等了两年多，砸了一百万美元后，货还没运过来。中国海关官员对进口医疗设备有限制，即使波拉特怎么强调这批货只是普通制造机械也不行。去年，他决定彻底地关掉工厂。
现在波拉特回到了以色列，在电话中他说：“我们要支付薪水和租金，又不是什么大公司，没法持续不断地投入。”
尼尔·施密德（Neil Schmid）在其北京的寓所中。他此前经历了一系列劳工纠纷，但没有从法律制度中获得支持。图片来源：Adam Dean/《纽约时报》
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北京曾试图向外国公司承诺说，中国是个适合做生意的地方。今年 9 月，在一场面向美国商业大佬的演讲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保护海外投资者的权利，并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但波拉特和其他海外企业家的困境，凸显了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专家说，当中国一方面以丰富的机会、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市场召唤海外投资者时，另一方面，它又以复杂的官僚体系、根深蒂固的腐败和一种拜占庭式的法律制度来困阻他们。
“感觉好像越来越少的中小企业愿意来中国，”狄赞·希拉外国直接投资咨询事务所（Dezan Shira & Associates）的合伙人切特·谢尔特马（Chet Scheltema）在提到中小企业时说。“他们变得更谨慎，我们关闭的公司数量十分惊人。”
而近几年来，北上广等大城市吸引了大量开餐馆、品牌顾问公司和创业公司的外籍企业家。他们改变了长期由劳动产业、地产开发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主导的经济结构。
然而中国的实际投资环境却很严峻，这让海外企业家很受伤。他们缺乏政治手腕，也不像其他跨国公司和国内同行那样有着庞大的经济支撑。他们还可能缺乏“关系”，一种用来克服看不见的官僚障碍的人际联系。
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最近针对其成员的调查中，美中商业理事会发现，97%的企业，包括大型跨国公司都说他们缺乏融资优势、获得签单的渠道以及放宽准许的便利。而这些，国有企业都有。
“如果你跟其他外国人说你要在中国创业，他们首先跟你讲的就是‘要小心’，”英国人雷扎·阿夫沙尔（Reza Afshar）说，他在中国创办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卖口罩、空气净化器等污染防护用品。“我们常听说谁谁谁在中国商业世界里栽了的事。”
阿夫沙尔说，他之前没注意这些警示。他和一个中国朋友开了家合伙企业，可后来他发现，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中国全资公司，尽管 70%的注册资本都是他给的，但他被列为了少数股东。
随着业务增长，他前面提到的合伙人开始从日常运作中抽身，然后到海外长期度假去了，只留下阿夫沙尔一个人对付客户、供应商和员工。
“这就好像一对夫妻在孩子六个月大时，丈夫天天泡吧、最终跑了一样，”最后那个合伙人威胁说，除非他的股份被收购，否则他就要破坏这家公司——最后他还获得了 50%的未来利润。
那个合伙人 AJ·宋在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他们其实是公平的。但他承认在分夺财产时，自己利用了作为中国企业的优势。“我说，如果他想两败俱伤，我照样可以拿走全部，因为所有的资源都是我的。这些钱对我来说并不多，因为只要我想再开一次公司，我就能。”
阿夫沙尔最终把公司卖了并回到伦敦。他再也不想回到中国。他说：“在中国被玩的危险太高了。”
中国政府近年在努力尝试通过升级法律保护来改善商业环境。然而评论家说，政府关系和腐败仍在破坏法律。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詹姆斯·齐默曼（James Zimmerman）说，企业家对在法庭审理中的政府介入仍然存在担忧。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充分负责只会体现在独立的司法机构提供有效监督、做出决策上，而不用担心报复，也不会受到政治手段的影响。”
对于很多国际企业主而言，即使他们明确受到法律保护，但这些纠纷处理也并不总遂他们的意。
2012 年，当尼尔·施密德（Neil Schmid）抵达北京创办一家中国社会企业时，他信心满满。这家公司是属于 DKT 旗下，而 DKT 是一个全球卫生组织，为发展中国家超过五千万人提供计生用品。但除了要专心卖避孕套，施密德还要应付一大堆劳工纠纷。
他说他被迫解雇了一个销售经理，因为她涉嫌贪污六万美元。而他认为她的继任者又在伪造文件。继任的这个销售经理后来承认，他曾用 Photoshop 伪造了自己的身份，并在施密德察觉有异后，又伪造了一份美国精英大学的成绩单。
“这就好像身边躺了条毒蛇一样，”施密德说。
在通过中国的法律体系来处理这件贪污案的过程中，他很快就了解到，这并不是一件简单提供证据就能解决的事。中国当局对是否受理案件有着很大的决定权，而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他们应当受理的案件种类。
施密德聘请处理此事的律师孙文杰（音）说：“中国警方很少受理像我们这样的案件，因为涉案金额不够大，而又没有当局的压力或关注。”
孙律师敦促施密德向那名销售经理施压，让其“忏悔”并返还所贪款项。那名销售经理最终同意返还，但要求个人的名誉得到保护。在自己的领英账户资料上，她仍然填写了在 DKT 的工作经历。
在电话连线中，这位前任销售经理李诗英（音）拒绝回答有关纠纷的问题，只是说：“案子已经结了。我输了就是输了。”
虽然企业可以求助仲裁，但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也有其自身的问题。
根据一个香港劳工权利组织发布的中国劳工公告，2008 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项法律，来厘清调解和仲裁委员会的职责，让劳动者在权利受侵犯时具有更大能力来寻求合法权益。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自那时起，劳动纠纷案件急速上升，2014 年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 71.5 万件。
虽然法律要求仲裁在 60 天内结束，但许多案件需要八个月的时间才能审理完毕。“当你问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只是回答：‘有太多的案子要处理了，’”北京的劳工律师沈斌题（音译）说。
对于许多企业家来说，变幻的法律形势越来越难应对。“警察不想写报告，法院不想案件增多，而政府鼓励仲裁，”在北京的美国商业顾问马克·纳特金（Mark Natkin）说。“在这方面，对于一家不准备适应中国法律不确定性的公司来说，中国的创业环境不适合它。”
澳大利亚餐厅老板詹妮弗·艾登（Jennifer Eden）说，由于合同无法执行，她三次创业都输给了中国人。有一次，她和一个巴西合租伙伴开了一家咖啡店，但是房东把房租涨了一倍，于是他们不得不关门。
“警察来了说：‘如果你付不起双倍房租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做生意，’”艾登说。而她另一家和房东签了五年合同的餐厅，女房东直接把锁换了。“她把它租给了别人，并把我们所有的设备都给了他们。我们的合同根本没意义。”
is译社 蓝山未曾规划通行路线，英国人詹姆斯·巴拉迪（James Ballardi）便坐着轮椅游遍了世界。旅途一直一帆风顺，直到他到了中国。4月26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了巴拉迪撰写的文章，他在文中叙述了坐着轮椅游中国的过程。他说：“中国人并不缺乏友善的举动，尽管你根本猜不着下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会从哪冒出来。这样的中国迷人，也折磨人。”“我和女友在11个月间环游了世界。我们到过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美国、日本和韩国，一路畅通无阻。”巴拉迪写道，到达行程的下一站前，他们不会事先搜索可供轮椅通行的便利设施，只是尽情享受着轮椅上的旅行。“若是碰到楼梯，我便跳下来用手和膝盖爬着上楼，然后再坐回去。这时候，女友就在后面替我推轮椅。听起来真够麻烦，但这对我们而言寻常至极——一点小小的不便而已。”他说，32年来，他坐着轮椅往来各地，原以为去哪旅行都已准备充分。但到了中国一些地方才知道，这不过是他心中所想的。&“开往北京的夜行列车上，我向窗外看去，发现中国的城市大都平坦，这对我可是个好消息。背负着一年的旅行补给，我习惯于尽可能避开一切陡峭的山地。”他写道。“可才下火车，好消息就全成了泡影。在一些城市，即使只是坐着轮椅完成最基本的任务，也和在饥饿游戏里奔命差不多。”&“比方说过马路吧。哪怕一条小街也可能意味着生死考验。这些城市的司机开起车来横冲直撞，我可没见过这个阵势。他们不打手势也不给眼色便故意调转方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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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分享有趣的事儿外国人吐槽：中国“生存”艰难，这些事情居然都不能做？
“我来吧！我买单！不给哥面子是不是? ”
外国人：？？？
“干杯！感情深一口闷！”
外国人：？？？
“来就来了...诶？没带点东西？”
外国人：？？？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充斥着我们的大街小巷，爱上了中国文化，想逐渐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但他们发现中国人行为超难理解，就算学会了中国话也根本听不懂好吧！
外国人一边吐槽，一边总结了些“生存”经验：
不要戴绿色的帽子
在中国人眼里，帽子最可怕的颜色是绿色！而外国人不以为意啊：绿色不是挺好看的吗？为什么不能戴？在中国，如果有男人戴“绿帽子”就意味着他的妻子出轨了！背着你偷男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殊意义呢？ 一种说法是唐宋时期荡妇偷情就是用的“绿帽子”做信号。 另一种说法，元朝时娼妓家的男子必须头戴绿巾，逐渐就演变成中国男人最怕的一顶帽子——“绿帽子”了。
不要叫女性作“小姐”
有很多国家喜欢叫年轻的女性作“小姐”，而在中国万万不可！如果叫了会被认为你在讽刺、轻薄她，这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因为“小姐”在古代是指妓女，现在也是通常指做皮肉生意的女性....
不要说“我不是个东西”
中文中某个事物不就是指“东西”吗？但是，中国话就是那么博大精深，可以说：我买了些“东西”。但不能说“人”是“东西”，更不能说“你我他不是东西”，中文里面把人比喻成“东西”就是在侮辱人。
所以各位，当你的中国朋友开玩笑地问你“你是东西吗？”如果你说 “是的”或者说“我不是东西”那么你就被朋友耍啦。
某些数字很敏感
在中国最忌讳“4”字，有些人把“4”谐音“死”，像许多国家不喜欢数字13一样，虽然是心理作用，但为了好心情也会避免说。
而且，中国人也喜欢用“250”称呼傻瓜，读做二百五，没有后面的十哦。
不要随便叫女孩“亲爱的”
在国外称呼女生用“亲爱的”是很亲切的问候，但中国女孩觉得这样问候显得太过亲昵，是男朋友或者丈夫才可以这么称呼的，就像西式亲吻脸颊这样的问候一样，会让中国女孩感到很尴尬。
不要空手上门做客
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串门时带点瓜果礼物是很基本的礼貌， 中国向来比较在意这种带有形式意味的东西，去别人家做客就要带礼物，这是传统观念。
去别人家做客，受到了别人的招待，你却空着手去，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都是态度问题。
送礼不送时钟
中国文化讲究“礼尚往来”，但是送礼也有禁忌。可以选择食物，衣服，书籍之类的，但“时钟”，千万不要当做礼物送出去。中文里面“钟（zhōng）”的发音与“终（zhōng）”相同，“送钟”就是“送终”，是诅咒人的意思，只有参加葬礼才是“送终”。
中国人通常话里有话字里有字，而且套路何其多，比如中国女孩莫名接近你的时候，请不要误会她们对你有意思，或许只是想练习她们的英语口语呢？
外国人要想适应好中国式交往和生活，还是好好下一份苦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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