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楼下饭馆的撕逼大战，他家说要砍死我家。良辰，快来帮我
今年1月份楼下开了家火烧猪饭馆，我家住二楼就在他家正上面，每天他家在铺子前面烤猪，烟熏火燎的，在铺子后面从早上7:30就开始咚咚咚的剁肉，砍猪骨头，刚好在我卧室的正下面。自从他家搬来就没好好睡过一个觉。下面要说一说和他家是如何撕逼的。　一开始我都好好的去和他家讲，希望声音小一点，因为我老公工作很忙，基本不在家。每一次都是lz自己一个少妇（0.0）去.他家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都有点彪悍嘛。我心里有点怯怯的，鼓起勇气说能不能不要那么早剁肉，或者剁轻一点，他家老板娘马上就声音超级大的说，没办法，不早早剁，客人来了怎么办。然后他家一群小伙子马上围上来。lz怂了，默默的走了。第一回合落败
然后是油烟问题，他家在铺子钱烤猪，铺子后面炒各种小菜和烤卖不完的猪脚猪皮，都是占用小区露天的场地，刚好对着lz家的两边窗子。lz又一次鼓起勇气去说希望他家能把烤猪和炒菜烤皮子什么的集中在一边，那我把一边的窗子关了，留一边的窗子通风就行了。他家老板娘马上炸了，说你们怎么那么多事，物管才来和我们说叫我们不要放在一边要不然会熏黑墙壁，你家又来找事，你们到底要怎样。他家又采取人多战术。lz怂怂的走了。第二回合被ko得体无完肤。第三回合，客人吵闹问题。lz也是朝8晚6上下班的人。中午习惯性睡午觉，他家生意特别好，中午就有人大声吆喝喝酒划拳，以他们那个民族的人为首，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反正就是声音特别大。忍了很久，lz又去了。开头还好声好气的叫了老板娘一声阿姐，说客人太吵影响我们睡午觉，能不能说一下。她一边拿着刀剁着猪肉，一边斜瞟了我一眼说没办法，要是去说客人的话，以后客人不来了，靠什么吃饭。我想了想也是，因为lz爸爸一直跟lz说人家也是要生存的，开个馆子养活一家子人也不容易。爸爸住在另一个城市，偶尔才来看看lz，所以他感受不到lz要崩溃的情绪。
这种崩溃的情绪一直积攒积攒。逮着老公休息一点时间，就跟他抱怨，他总说忍忍，后来发展到lz默默的望着楼下他家店门口哭。老公是农村的，就是老实本分的那种，实在看我哭的可怜，就打电话给城管和环保家，我也打过很多次。可人家只是记录就是不来。我们又不能像网上说的各种记通话记录说不来就告诉纪委。因为我两口子都是公务员，基层公务员，以后还经常和那些单位的人见面。也不好撕破脸皮。很多人都说公务员是官官相护，可是我们这种基层公务员，没有背景的，还不是沦为社会的垫脚石。
终于到故事的巅峰点。有一天他家又弄了很多油烟，lz老公怕lz生气，就说去散步。下楼后，他提着垃圾去丢。这个时候lz路过他家，一时脑抽又跑过去说你家能不能不要在这里烧了，我家里全是烟。你家有什么权利这样排烟，我家又有什么义务为你家吸收这些烟。他家老板娘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啊，提着扫把像子弹一样弹出来，说我租的房子我想怎么排就怎么排，你们啰啰嗦嗦的要怎么样。我也就炸了，声音各种大，可能是因为知道老公已经走过来了吧，就跟他家各种吵起来，老板也围了过来指着我说要砍死我，叫我不要惹他们少数民族，他们少数民族是刀口舔血，随随便便就能杀人的。
闹大了找城管、物业、警察啊，就说危害生命健康
这件事说白了就是相关部门不作为，，，楼主自己也有责任，不敢举报纪委，，，法制社会，，别人侵犯你的利益了，，你该合理维权就合理维权，，瞻前顾后的，，一看就不是90后
15:07:03这件事说白了就是相关部门不作为，，，楼主自己也有责任，不敢举报纪委，，，法制社会，，别人侵犯你的利益了，，你该合理维权就合理维权，，瞻前顾后的，，一看就不是90后-----------------------------我们90后都被社会磨得没有棱角了。看来只有喊我00后的表弟化名良辰来拯救我了，可惜他不是本地的。
14:47:41然后是油烟问题，他家在铺子钱烤猪，铺子后面炒各种小菜和烤卖不完的猪脚猪皮，都是占用小区露天的场地，刚好对着lz家的两边窗子。lz又一次鼓起勇气去说希望他家能把烤猪和炒菜烤皮子什么的集中在一边，那我把一边的窗子关了，留一边的窗子通风就行了。他家老板娘马上炸了，说你们怎么那么多事，物管才来和我们说叫我们不要放在一边要不然会熏黑墙壁，你家又来找事，你们到底要怎样。他家又采取人多战术。lz怂怂的走了。第二......-----------------------------@dnjhxbncd
15:05:03你个人凭蛮力是搞不过他们的， 去工商查一查他们有没有正规开店执照，这很重要， 另外很多城市规定居民楼底下是不允许开冒烟的饮食店的，还有烹饪操作必须在厨房里操作， 不能放在马路上，放在露天，不知你那儿有没有这些规定，去查一查， 如有， 去工商投诉， 工商不管去政府，政府不管去法院，向媒体如电视台爆料，总之， 利用政策， 盯着管理部门， 别直接跟那些蛮不讲理的人较劲， 或许能收到较好效果。-----------------------------跟环保和城建还有城管都反应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家是本地的，最后都不了了之。我和他家吵架的时候，他家就曾经恐吓我说他家是本地的少数民族，分分钟能叫很多亲戚来。我们外地来这里工作的人真的就只能这样忍么。
我50万买的房子（连装修）我现在45万就想卖，只为了摆脱他家，可是别人来看了房子都是因为楼下有这样一间饭馆都不买了。真是噩梦啊
-降价卖了房子吧！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警察都不敢管，你能说出花来？
往小了说，这是生活环境影响问题，往大了说，那可是挑起民族矛盾，你做公务员的，你还不清楚，基层谁敢管？
@豆豆躲猫猫 13楼
15:4630万卖掉。另外，你老公真是个废物，挑房子挑错了。出去撕逼还要你出去，你真是看错人了，跟了一个垃圾。-----------------------------你要他老公做什么？脸伸过去给人打？还是打个平手然后去蹲号子？见不得你这种动不动就挑拨离间的货色
你老公为啥要你去撕逼？？？
有些事情你可以承受结果,有些事情不能承受.这件事情闹下去,很可能出现你承受不了的结果,会让人生产生一个很大的转折;黑羽觉得这事用一点钱解决这个问题,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是我,我一定会这么做的.有些事拼命也得上,有些事割肉扔给狗吃过去就行了.它不值得我花那么大的待解解决,自己好好努力,以后有机会方便整他们的时候再整.
@豆豆躲猫猫
15:4630万卖掉。另外，你老公真是个废物，挑房子挑错了。出去撕逼还要你出去，你真是看错人了，跟了一个垃圾。-----------------------------@一一二三二
15:51:05你要他老公做什么？脸伸过去给人打？还是打个平手然后去蹲号子？见不得你这种动不动就挑拨离间的货色-----------------------------@豆豆躲猫猫
15:58:35家里被烟熏她老公不知道？自己没去交涉？让老婆这么委屈？-----------------------------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和不擅长的地方.有些事情也是没有办法的,楼主既然选择了自己的爱人,就要包容这些缺点;遇到彼此不擅长的事情,就多花点代价解决好了.在擅长的领域在赚回来.男人放弃点面子、受点气都是无所谓的,没必要寸土必争.但在危险来临的时候,能挺身而出,让老婆先走,这就是很重要的了.如果不能,抓紧分开,这种人就不要跟了.
听说你找在下？良辰愿意奉陪
@黑羽乱刀 19楼
16:10@豆豆躲猫猫
15:4630万卖掉。另外，你老公真是个废物，挑房子挑错了。出去撕逼还要你出去，你真是看错人了，跟了一个垃圾。-----------------------------@一一二三二
15:51:05你要他老公做什么？脸伸过去给人打？还是打个平手然后去蹲号子？见不得你这种动不动就挑拨离间的货色-----------------------------@豆豆躲猫猫 ……-----------------------------这位，听你说的他老公也算是一无是处了，他俩还过不过下去全凭楼主是否施舍，那请问，你站在她老公的立场，你能做点什么
其实这事儿也容易的很。在淘宝买一个大功率震楼器，一天开24小时，连续开动一个星期。你这里听不到，楼下会被震的头晕眼花想呕吐。因为震波直接影响人的大脑。第一，是没法儿住人了。第二，厨师没法儿做菜了。第三，客人不会来了，就算来也被震跑了。噪音是一种十分可怕的武器。。。
大家还在看去世以后整天垂头丧气的父亲，如何搞到贷款，她在大餐厅里安置
了一台电视机，不是那种台式的小玩艺儿，而是菲利普公司生产的那种装在木头箱
子里的大家伙，置办这玩艺儿是一项很值得的投资。从五月份起，每天晚上，“海
德酒家”没有一张餐桌、一把餐椅再是空着的。有些客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因
为拥有私人电视机的人数在很长时间之后仍然微乎其微。
很快我们就有了一批忠实的固定顾客，他们不仅仅是看电视，而且也花钱好好
地吃上一顿。当电视里的厨师克莱门斯·维尔门罗德大受欢迎的时候，贡德尔就采
纳了他的菜谱，把它们列人“海德酒家”从前十分单调的菜单，这时，贡德尔已经
不再当鞋店售货员了，而是成了我的未婚妻。从五四年秋天起，这时我们已经结了
婚，电视连续剧《逊勒曼一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我们和我们的客人一起在
荧光屏上经历了变化多端的剧情，就好像电视里的这个家庭也影响了我们，让我们
也变成了逊勒曼一家，也就是像经常可以听见有人轻蔑地说的那样，德国的平均水
平。是的，说得很对。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第三个正在怀着。我们俩都要忍受一
点儿超重的苦处。虽然我早就已经把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收收叠叠压在了箱底，但
是我也对自己的这种并列的角色并不是不满意。因为正是贡德尔，一边看着《逊勒
曼一家》，一边经营着“海德酒家”，现在还兼作公寓。像许多不得不从头开始的
难民一样，她对干什么事都充满了紧迫感。我们的顾客也总是说：贡德尔知道自己
想要什么。
一九五三年
而渐渐小了。刮起风来，碎砖屑在牙缝之间嚓嚓作响。别人告诉我们，这就是
典型的柏林。安娜和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她离开了瑞士，我经历了杜塞尔多夫
的生活。她师从玛丽·维格曼在达雷默区的一座别墅里学跳赤脚的表现性舞蹈，我
则在施坦国广场旁边的哈通的工作室，一直还在梦想当雕塑家，但是，在我站着、
坐着或者和安娜躺在一起的时候，也开始写一些短诗和长诗。然后发生了一些和艺
术毫不相干的事。
我们乘快速火车来到勒尔特火车站。铁支架仍然矗立在那里。经过国会大厦的
废墟和勃兰登堡门，在勃兰登堡门的顶上缺了那面红旗。一直到了波斯坦广场，我
们才从占领区边界的西边一侧看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这时或者是从雨渐
渐小了之后，正在发生的事情。哥伦布之家和祖国之家冒着浓烟。一个街头售货厅
正在熊熊燃烧。烧成灰的广告招贴被风卷着浓烟扶摇直上，然后又像一片片黑色的
雪花从空中纷纷扬扬地落下。我们看见人群没有目标地涌来涌去。没有民警。几辆
苏制的T －34型坦克被夹在人群中间，我认识这种型号。
在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警告：“注意！您正在离开美国占领区。”然而，几个半
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或者没骑自行车，仍然敢于过去。我们留在了西边。我不知道，
安娜是不是还看见了别的什么，或者看见的比我要多。我们俩看见那些苏联士兵的
娃娃脸，他们正在沿着边界挖沟。我看见远处有人在扔石头。到处都有足够的石头。
用石头对付坦克。我真应该把扔石头的姿势画下来，站着写一首诗，或长或短，为
这种扔石头的行为写点什么，但是，我一笔也没有画，一个字也没有写，扔石头的
姿势却始终铭记在心。
直到十年以后，安娜和我已经当了父母，被几个小孩折磨得够呛，我们看着波
茨坦广场变成了真空地带，并且用墙隔开，这时我才写了一个剧本，这出名叫《平
民排练起义》的德国悲剧让两个德国的神庙看守们都很生气。在这出四幕剧里涉及
的是，权力和软弱无能，计划的和自发的革命，对莎士比亚是否允许改动的问题，
提高标准和一块撕碎的红布片，讲话和反驳的讲话，傲慢者和懦弱者，坦克和扔石
头的人，一次阴雨绵绵的工人起义，日期是六月十七日，它刚刚被镇压下去，就被
歪曲成人民起义，并且被美化成一个节日，在西边，每一次过节总是有越来越多的
人死于交通事故。
然而，东边的死者却是被枪杀、处决和拷打致死的。此外，还有一些人被判处
有期徒刑。鲍岑监狱严重超员。这一切都是后来才公之于众的。安娜和我只看见一
些软弱无能的扔石头的人。我们从西区看过去总隔着一段距离。我们俩相爱，也都
非常热爱艺术成们不是那些朝坦克扔石头的工人。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这场战斗
会经常重演的。有时候，扔石头的人甚至也会获得胜利，即使是迟了好几十年。
一九五四年
虽然我当时不在伯尔尼，但是我从收音机里收听到舍费尔把球从边线长传到匈
牙利队的禁区，那天，在慕尼黑我的那间学生宿舍里，收音机旁边围满了我们这些
年轻的学经济的大学生。是啊，即使在今天，作为上了年纪却仍在勤奋工作的一家
总部设在卢森堡的咨询公司的经理，我感到仿佛看见被大家称为“老板”的赫尔穆
特·拉恩在奔跑中接球的情景。这会儿他一边跑一边正要射门，没有射，晃过了对
方两个上来阻截的队员，又绕过几名后卫，从十四米远的地方用左脚一记猛射将球
送进了球门的左下角。格罗西斯没有扑住。离比赛结束还有六七分钟，比分是三比
二。匈牙利队猛烈反攻。科克西斯长传到前场，普斯卡斯抢到落点。但是，进的一
球不算。抗议也无济于事。据说当时这位匈牙利人民军少校站在越位的位置。在最
后一分钟的时候，齐波尔控制住球，从七八米的地方射向球门近角，但是被托尼·
图雷克用双拳击出边线。匈牙利人又发了一次界外球。然后，林格先生就吹响了终
场的哨声。我们是世界冠军，我们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又回来了，不再是被打败的，
撑着雨伞在伯尔尼体育场载歌载舞，我们也在慕尼黑我的那间小屋里围着收音机怪
声怪气地高唱“在全世界高于一切”。
我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实际上是从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我的那些一九五
四年六月四日的英雄，不叫齐波尔或者拉恩，也不叫希德格奎蒂或者莫洛克，几十
年来我一直作为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从我的所在地卢森堡照管我崇拜的偶像弗里
茨·瓦尔特和费伦茨·普斯卡斯的经济利益，即使都是白忙一场。他们不愿意别人
帮忙。我的所有的民族主义没有得到利用，一直只是停留在消除障碍的铺路架桥的
工作上面。在那次重大比赛之后，这两个人立刻就成了死对头，因为这个匈牙利少
校硬说那个德国的足球运动员具有条顿人的狂妄自大，甚至还使用了兴奋剂。据说
他是这么说的：“他们踢球的时候口吐白沫。”直到一年之后，他这时已经和皇家
马德里俱乐部签了约，然而仍然被禁止在德国境内参加比赛，他终于勉强地写了一
封道歉信，因此，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阻碍瓦尔特和普斯卡斯之间进行一次业
务联系；我的公司也立刻就着手居间斡旋提供咨询。
白白辛苦了一场！虽然弗里茨·瓦尔特获得了勋章，被称为“贝岑贝格的国王”，
但是，他为阿迪达斯和一家香摈酒酿造厂做广告被估价过低，而且一直拿很低的报
酬，这家酿造厂甚至还获准用他的名字作商标，比如“弗里茨·瓦尔特荣誉饮料”
；直到他的几本关于国家队塞普教练和瓦尔特率领的十一名队员软磨硬缠得来的世
界冠军的畅销书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人，他才能够在卡尔斯鲁厄紧靠着古堡废墟的
地方建起了一家简陋的电影院，休息厅里还有代售彩票的小卖部。实际上收人很可
怜，因为这一行没有多少利润。他本来可以在五十年代初在西班牙交上好运的。竞
技马德里俱乐部派出了一个文件箱里装着二十五万定金的说客。可是，谦虚的而且
总是过分谦虚的弗里茨拒绝了，他愿意留在普法尔茨，在那里而且只是在那里当国
普斯卡斯则完全不同。在流血的匈牙利起义之后，他留在了西方，他当时正和
国家队在南美比赛，他放弃了他在布达佩斯的一家经营很好的饭店，后来加入了西
班牙国籍。他和佛朗哥专制政权没有麻烦，因为他从匈牙利带来了一些与此有关的
经验，在匈牙利，执政党曾经把他颂扬为“社会主义的英雄”，就像捷克人对他们
的查托佩克那样。他为皇家马德里踢了七年之久，捞了好几百万，他把这些钱投进
一家生产意大利式香肠的工厂，“普斯卡斯香肠”甚至还出口到外国。同时，这个
食量很大而且一直在同超重抗争的家伙，还经营了一家品位很高的饭店，名字叫作
“普斯卡斯酒家”。
当然，我崇拜的这两个偶像他们都使自己走向了市场，但是他们却不懂得把他
们的利益绑在一起，也就是说作为双料产品出售。例如，把普斯卡斯少校的意大利
式香肠配上“弗里茨·瓦尔特的加冕”高级香按酒一起出售，但是，即使是我和我
的这家专门搞企业合并的公司，也没有能够促成这个来自布达佩斯郊区的从前的工
人子弟和那个来自普法尔茨的从前的银行学徒成为业务伙伴，让这个乡下的英雄和
那个世界公民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基础之上和解。两个人都怀疑任何形式的合并，
表示拒绝或者让人表示拒绝。
人民军少校大概一直还在认为，当时在伯尔尼不是越位在先射进的那一球，而
是被扳成了平局：三比三。他可能会认为，那个裁判，林格先生，是在进行报复润
为前一年匈牙利成功地在神圣的温布利体育场注定了英国的第一场主场失利：匈牙
利人以六比三获胜。弗里茨·瓦尔特的女秘书甚至拒绝接受我亲自转交的一份作为
礼物的“普斯卡斯意大利式香肠”，她不给一点情面地保护着那位贝岑贝格的国王。
这是一次我一直还在咀嚼的失败。也许就是因此我有时才会产生这个想法：要是裁
判在普斯卡斯射进那个球之后没有吹“越位”，我们在延长时间里比分落后或者输
掉了那场应该进行的复加赛，最后又是作为被打败的而不是世界冠军离开球场，那
么德国的足球会怎么样呢……
一九五五年
早在前一年我们那栋独家独院的房子就建成了，一部分是由建房储蓄协议提供
贷款，我想是和威斯滕罗特签订的，爸爸是这家公司的顾问，他认为可以同这家公
司签定这种协议，按照他的说法，“建立相对有保障的关系”。在这栋房子的五间
半房间里，不仅是我们三个姑娘，而且妈妈和奶奶很快也都感到很舒服，但是，这
栋房子没有建防空洞，尽管爸爸总是一再保证他是不惜为此额外花钱的。还在制订
施工计划的时候，他就一封信接着一封信地给施工的那家公司和官方主管建筑的机
构写信，里面还附寄了一些美国核试验区上空的蘑菇云的照片和广岛。长崎的——
按照他的说法——“相对没有受到损害的应急防空洞”的照片。他甚至还寄了一些
设计图纸供他们参考：一个可以容纳六至八个人的地下室，闸门式进口，外推式的
门以及一个紧急出口。当这些，按照他的说法，“在原子时代对于相当大的一部分
平民百姓绝对必要的防护措施”没有得到重视时，他觉得非常失望。据官方主管建
筑的机构说，是因为没有国家方面的规定。
爸爸从来都不是特别反对原子弹。他承认原子弹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坏东西，只
要世界和平受到苏维埃势力的威胁，人们就必须拥护原子弹。他肯定会热情地对联
邦总理后来为了禁止任在普斯卡斯射进那个球之后没有吹“越位”，我们在延长时
间里比分落后或者输掉了那场应该进行的复加赛，最后又是作为被打败的而不是世
界冠军离开球场，那么德国的足球会怎么样呢……
一九五六年
在那个悲伤的一年的三月，我在克莱斯特墓地遇到了这两个人，他们俩同一年
相继去世，这一个在六月，刚刚度过七十周岁的生日，那一个是在八月，还不到六
十，我感到世界空落落的，舞台空荡荡的，我当时正在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
在这两位巨人的阴影下勤奋地写诗，从墓地的那个偏僻的地方可以眺望万湖，在这
里曾经有过一次方式罕见的会面，不管是偶然的，还是事先约定的。
我假设，他们是秘密地约定了地点和时间，也可能是靠那些居间安排的女人们。
只有我是偶然在那里的，我这个没有露面的可怜的大学生，认出了这个像菩萨似的
光头和那个弱不禁风的从第二眼就可以看出有病在身的人。我很困难地与他们保持
一定的距离。在那个出太阳但却很冷的日子里没有一丝风，因此，他们的声音传得
很远，一个声音柔和，态度不怎么友好，另一个声音洪亮，有一点假声假气。他们
说话不多，时常出现冷场。两人一会儿彼此靠得很近，就像是站在同一个基座上，
一会儿又只是关心那个为他们规定的空白。这一个被城市的西半部视为文学的无冕
之王，那一个则是城市的东半部随时援引的主管当局。那些年里，东部和西部之间
正在交战，即使只是冷战，所以人们把他们俩也弄得矛盾尖锐。只有凭借双倍的狡
猾，才能为他们在这种战争制度之外的会面找到一个地点。我崇拜的这两个偶像大
概也很高兴能够摆脱一个小时他们的角色吧。
可以看见他们俩，也可以听见他们俩的说话。我听见的那些完整的句子和连听
带猜自己补上的那些半个句子，都不是针对对方和带有敌意的。两个人引用的话，
都不是要求自己而是要求别人信守诺言。他们的选择从双重含义上来说是在寻找消
遣。这一个随口说出那首名为《后代》的短诗，津津有味地背诵了结束的那句话，
就好像这首诗是他自己写的一样：
“当错误耗尽的时候，
虚无坐在我们的对面
作为最后的一个股东。”
那一个则有一些漫不经心地背诵了对方早期的诗歌《男人和女人穿过癌症病房
》里的最后一句：
“这里农田膨胀已经围住了每一张床。
肉体平展入土。炎热消退。
汁液正要流淌。土地在呼喊。”
两位行家就这样饶有兴致地相互引用对方的诗句。他们在引文之间也相互赞扬，
有时也开玩笑地滥用一些我们大学生耳熟能详的词句。“您成功地表现了陌生化效
果。”这一个大声说道。那一个则假声假气地说：“您的那个西方的尸体陈列室，
以独白的方式，从辩证法方面，支持了我的叙事剧。”还有一些相互说笑的讽刺挖
然后他们又取笑前一年去世的托马斯·曼，他们讽刺地模仿他的“结实耐用的
主题”。下面轮到贝歇尔和布洛内恩，他们的名字可以用来玩语言游戏。对于他们
的政治过错的衍生物，他们只是进行了短暂的相互攻击。这一个嘲讽地引用了那一
个的一首偏袒的赞美诗中的两行诗句：“……苏维埃人民的伟大的总指挥，约瑟夫
·斯大林，谈论谷子，谈论肥料和季风……”那一个则将这一个对元首的国家的短
暂热情与他的宣传文章《多立克式的世界》和向法西斯的未来主义者马里内蒂表示
敬意的一次讲演联系在一起。这一个再反过来用讽刺的口吻赞扬那一个的《措施》
是“一个真正的托勒密的表达世界”，为的是立刻以引用那首著名的诗歌《致后代
》的诗句来减轻两个在克莱斯特墓地碰面的有罪之人的罪责。
“你们，你们将从洪水中浮出水面
我们已经沉没
当你们提到我们的弱点
还有那个你们已经逃离的
黑暗时代的时候。”
这个“你们”大概指的是我这个后来出生的正在一边偷听的人。这个告诫对我
肯定就足够了，虽然我期待着我所崇拜的偶像对他们指引方向的错误能够有更加清
楚的认识。然而，更多的也没有两个人都在隐瞒方面经过训练，这时开始谈起他们
的健康。这一个作为医生很担心那一个，一位姓布吕格施的教授前不久还建议那一
个去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因此那一个边解释边捶着自己的胸脯。这一个很关心随着
他的七十诞辰庆典即将来临的“公开的热闹”，“对我来说，一杯冰镇啤酒足矣！”
那一个坚持预先安排遗嘱：任何人都不允许把他公开安葬，即使是国家也不行。他
的墓前不要任何人讲话……这一个虽然对那一个表示赞同，但是他却也有顾虑：
“预先安排固然好。但是谁在我们的子孙后代面前保护我们呢？”
一点儿也没有谈论政治局势。没有一句话提到国家西部和国家东部的重新武装。
最后几个关于死者和生者的笑话引起哈哈大笑，然后两个人离开了克莱斯特墓地，
没有提到这位被注定要在这里永垂不朽的作家或者引用他的诗句。在万湖火车站，
住在逊内贝格区巴伐利亚广场附近的这一个乘的是快速火车；等候着那一个的是一
辆轿车，司机也在等候，可以相信，司机要把他送到布科夫区或者送到造船工人大
坝街。夏天来到的时候，两位都在不久前相继去世，我决定，烧掉我的那些诗，放
弃日耳曼语言文学，从此以后在工业大学勤奋地学习机械制造专业。
　　　　　　　　　　　　　　　一九五七年
亲爱的朋友：在这么长时间从事同一种工作之后，我迫切地要给你写这封信。
即使我们已经各走各的路，但是基于你我之间一直延续的战友情谊，我也相信，我
的这封说知心话的信会到你手上的；可惜的是，这种小心谨慎的做法在我们分裂的
祖国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借此机会友好地通报一下：在你们那一边的联邦国防军和我们这一边的国
家人民军组建完毕之后，我在这一年的五月一日被授予国家人民军的铜质功勋奖章。
在隆重褒奖我的工作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一荣誉有不小的一部分也是属于你的：
我们曾经共同为发展德国的钢盔作出了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在庆祝活动时却忘了提到M －56型钢盔以前的发展情况，我们
俩在上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在塔勒股份钢铁厂负责制造钢盔，我们作为主管工
程师更加完善了由弗莱教授和亨塞尔博士研制的，后来经过射击试验的B －1 型和
B －2 型钢盔。你肯定还记得，最高军事统帅部可惜不准我们淘汰M －35型钢盔，
尽管这种钢盔的缺陷——两边的内壁太硬，着弹点的角度接近九十度——已经通过
巨大的士兵伤亡得到了证明。上述两种新型的钢盔四三年就已经在杜伯利茨步兵学
校试用，改为平坦的倾斜角，证明可以提高射击强度，在操作两厘米反坦克枪和被
称为“烟囱筒”的八厘米火箭筒时，也证明完全可靠，在使用潜望镜和“多拉”报
话机时也是如此。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通过专家鉴定证明的优点：钢盔自重很
轻，在使用所有武器和器械时，头有更大的活动自由，略去其他杂音不计，提高了
听觉能力。
可惜的是，你也知道，一直到战争结束仍然是用M －35型钢盔。直到现在，随
着国家人民军的建设，我才获准在塔勒国营钢铁厂继续研制经过多次试验的B －1
型和B －2 型，并且作为国家人民军的M －56型钢盔投入成批生产。我们预计第一
批生产的数量为十万。钢盔内部的充填工作，委托给了陶莎国营皮革马鞍饰品厂。
我们的钢盔完全可以拿出来展示，在这件事上我驳斥了在有些地方某些人的那种嘲
笑，说是很像捷克的几种型号，这完全是不客观的。
恰恰相反，亲爱的朋友！你也看见了，在我们的共和国（即使并不那么明显），
人们在钢盔的造型以及军装的式样方面信奉的是普鲁士的榜样，甚至继承了久经考
验的士兵短筒靴和军官长简靴，而你们那边的名声不佳的“布朗克局”则显然更愿
意告别任何传统。因此就乖乖地认可了一种美国的钢盔式样。军灰色的制服也被洗
褪了色，变成了波恩的蓝灰色。如果我在这里强调说明，但愿不会伤害你：这支联
邦国防军虽然对外竭力以随意的尽可能是民事的方式出现，但是仍然不可能将它的
侵略意图隐藏起来，而且它的伪装也显得非常可笑。然而，在军队的指挥人选方面，
则总还是不得不动用那些有功勋的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将军们，就像我们也决定这么
现在我还想再提一下给予我的（原则上来说同时也是给予你的）荣誉，因为在
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期间向我颁发铜质勋章的时候，我想起了我们汉诺威工业大学
的施威尔德教授。毕竟是他在一五年研制成功了那种首先在凡尔登然后在所有前线
投入使用的钢盔，然后用它取代了那种低劣的尖顶头盔。我们在当他的学生的时候
就相处得很好。当给予我（同时也是秘密地给予你）这么多荣誉的时候，至少我的
心里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我的快乐并不是纯洁的：可惜的是，我们两支德国
的军队相互对峙。我们的祖国遭到分裂。外国的政权希望这样。只好寄希望于，在
不太遥远的一天，我们肯定会重新获得国家统一。那时，我们又可以像年轻时那样
一起漫游哈尔茨山，再也不受任何边界的阻碍。那时，我们联合起来的士兵将戴上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可以最大限度地弹开射来的枪弹、同时
也继承了德国传统式样的钢盔。亲爱的朋友和战友，我们有幸为此作出了贡献！
你的埃里希一九五八年
这些是肯定的：就像在吃喝浪潮之后是旅游浪潮一样，随着经济奇迹的出现也
出现了德国小姐奇迹。最早出现的是哪些封面女郎？谁在五七年就已经成了《明星
》周刊的头条新闻？当小姐奇迹漂过大西洋，《生活》杂志大规模地采访报道“来
自德国的轰动”的时候，在许多正在成长的美女中间，哪些被提到了名字？
作为最早的观众，我在五十年代就看上了这一对孪生姐妹，她们当时刚从对面
的萨克森过来，利用放假的时间看望她们那个并没有娶她们的母亲的父亲。经过我
的介绍，她们俩开始在“帕拉丁杂耍剧院”表演杂耍，她们留在了西方，但是马上
就哭着要回她们莱比锡的芭蕾舞学校，因为爱丽丝和艾伦有更高的追求，梦寐以求
的是有机会在杜塞尔多夫歌剧院表演《天鹅湖》什么的。
很有魅力，滑稽有趣，就像她们说起萨克森方言一样，每次我领着穿着紫丁香
色长袜的姐妹俩散步从国王大街的橱窗前面经过的时候，起初是引人注目，很快就
引起了轰动。因此，她们被两位四处旅行寻找人才的丽都剧场的经理发现，然后，
多亏我向孪生姐妹的父亲说情，她们才能应聘前往巴黎。因此，我也打点了行装。
杜塞尔多夫的大惊小怪本来就把我烦死了。因为我在妈妈去世之后不愿意和我们的
繁荣兴旺的洗涤剂生产企业的监事会结婚，公司就通融地付给了我一笔钱，这样从
此以后我任何时候都有钱花，可以出门旅行，住得起最好的饭店，买一辆克莱斯勒，
再雇一个司机，稍后在靠近圣特罗佩茨的山上买了一个牧人小屋，也就是说，可以
过一种典型的花花公子的生活；其实，我是因为凯斯勒这对孪生姐妹才钻进了这种
外表上看起来很有趣的角色。她们的双份的美丽吸引着我。这两个萨克森的优良品
种把我给迷住了。她们极其过分的无聊给了我这个无用的存在一个当然是从未达到
过的目标，因为爱丽丝和艾伦，艾伦和爱丽丝仅仅把我看成是一条有很强支付能力
的哈巴狗。
在巴黎要想接近她们俩是很困难的。那个“风铃草”，就是风铃草小姐，一只
真正的母老虎，实际上是姓莱博维奇，她对待她的那十六个表演歌舞剧的长腿姑娘
就像是对待修道院里的女学生：不准任何男人进入剧院的更衣室！不准与丽都的客
人交往！演出之后送她们回旅馆的出租车司机必须超过六十岁。在我的朋友圈子里，
我当时交往的是一伙国际好色之徒，有人说：“撬开一个银行的保险箱，也要比弄
到手一个风铃草的姑娘要容易。”
然而，我还是找到了机会，或者说，严格的女管教允许我把我爱慕的孪生姐妹
带到香谢丽舍大街散步。此外，她还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要不断地安慰她们俩，
因为，管更衣室的女人们由于她们俩的条顿人的出身对她们不理不睬，法国的姑娘
们则以下流的方式对她们进行攻击。她们俩必须以自己超过常人的苗条身高为“德
国猪”犯下的所有战争罪行负责。多么的痛苦啊！她们多么伤心地为此而痛哭！我
像一个收藏狂似地轻轻擦去她们的泪水……
后来，也有一些效果，攻击减少了。在美国，对“来自德国的轰动”的赞赏没
有因为任何谩骂而受到损害。最后巴黎也对她们崇拜得五体投地。不管是毛里斯·
切瓦里尔，还是弗朗西斯·萨甘，摩纳哥的格拉齐姬·帕德里齐亚或者索菲娜·罗
兰，我只要把凯斯特这对孪生姐妹介绍给他们，所有的人都惊喜若狂。惟独丽茨·
泰勒大概是嫉妒地看着我的这两朵萨克森的百合花的腰身。
啊，爱丽丝，啊，艾伦！有多少人想得到她们啊，但是，那些发情的公马大概
谁也没有真的有机会做什么。即使是在拍摄影片《空中飞人》的时候，托尼·柯蒂
斯和伯特·兰卡斯特不知疲倦地试图想在她们俩这里着陆，结果也没有成功，而我
根本就不必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尽管如此，大家都是好朋友，也互相逗乐。拍片休
息期间，只要艾伦和爱丽丝一出现，那些好莱坞的明星就以戏弄的口气高喊“冰淇
淋！”，而我的这两个美人则用“热狗！热狗！”予以回击。即使伯特·兰卡斯特
后来自称曾经在她们俩中的一个旁边躺下休息了很长时间，但是也没有占到多少便
宜，甚至几乎压根儿就不知道究竟是躺在她们俩中的哪一个的旁边。
她们也仅仅是为了让别人观赏。我获得了这种许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也
仅仅是我可以这么做，直到她们走上自己的道路，这是成功为她们铺平的。她们的
光芒使一切相形见细，甚至包括那个经常被引用的仅仅是议论德国经济时才这么说
的奇迹，因为，由爱丽丝和艾伦开始的那个萨克森的小姐奇迹，直到今天仍然让我
们感到惊讶。
一九五九年
就像我们俩，安娜和我——那是五三年——如何互相在寒冷的一月，在柏林的
“鸡蛋壳”舞厅找到对方那样，我们欢快地翩翩起舞，因为只有离开书展大厅及其
展出的两万种新书和数千名喋喋不休的圈内人士，才可能得到解脱，花的是出版社
的钱（鲁赫特汉德出版社，或许是在S ·菲舍尔出版社那栋刚刚落成的“蜂箱”办
公大楼，肯定不是在苏尔坎普出版社那些擦得提亮的过道里，不对，是在鲁赫特汉
德出版社租借的一个场所），我们每次总是这样，安娜和我，一边跳舞，一边寻找
对方，找到对方，伴着一支与我们年轻时代的韵律相符的曲子，迪克西兰爵士乐，
似乎我们只有跳舞才能逃避这种闹哄哄的场面，逃避书的洪水，逃避所有这些重要
的人物，才能步伐轻盈地摆脱他们的议论——“成功！伯尔，格拉斯，约翰森，获
得了成功……”——同时也才能够在快速的旋转中排斥我们的预感，现在停下来了，
现在又开始了，现在我们有了名气，而且是两腿富有弹性，紧贴在一起或者只是保
持指尖的接触，因为这种书展大厅里的低声细语——“台球，推测，铁皮鼓……”
——以及这种舞会的窃窃私语——“现在终于出现了德国的战后文学……”——或
者还有军事上的诊断——“尽管有西布尔格和《法兰克福总汇报》，但是现在终于
取得了突破……”——仅仅是由于跳舞成瘾和得意忘形而一律遭到忽略，因为迪克
西兰爵士乐和我们心跳的声音更响，它为我们增添了翅膀，让我们进入失重状态，
以至于那本破书的重量——厚厚的七百三十页——在跳舞中消失了，我们从一个版
次上升到又一个版次，十五万册，不对，二十万册，这时，有人高喊“三十万册！”
还有人猜测和法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签订了几项版权合同，因为我们也超越了
这一成功，正在脚不沾地地跳着，突然松紧带绷断了或者是我们失去了任何顾忌，
安娜的那条下沿钩织了许多齿形花边，中间有三道褶的衬裙掉了下来，因此，安娜
毫无拘束地从掉下来的衬裙里面飘然而出，用光着的脚尖将它挑起扔向看着我们的
人群，书展的观众，其中甚至还有读者，他们和我们一起由出版社出钱（鲁赫特汉
德出版社）为这本已经非常畅销的书庆祝，高喊“奥斯卡！”，“奥斯卡在跳舞”
；但是，这并不是那个和电话局的一位女士伴着《老虎杰米》的曲子翩翩起舞的奥
斯卡·马策拉特，而是舞跳得非常默契的安娜和我，把弗兰茨和劳乌尔这两个小儿
子托付给朋友们，乘火车长途旅行，而且是从巴黎过来的，我在那里的一个潮湿的
小屋里，为我们的两间陋室添煤取暖，面对漏雨渗水的墙壁，写出了一章又一章，
而安娜则在克里齐广场的诺拉女士那里每天把脚架在芭蕾舞练习杠上汗流浃背，那
条掉下来的衬裙还是祖母留下来的遗产，直到我打完了最后几页肥清样寄往诺伊维
德，再用毛笔画完了这本书的封面，上面是蓝眼睛的奥斯卡，出版商（他姓莱费尔
赛德）邀请我们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为了让我们俩能够一起经历、享受、品味、
咀嚼这一成功；但是，安娜和我一直在跳舞，后来当我们出了名以后仍然一块儿跳
舞，可是跳来跳去我们之间可以谈的话则越来越少。
　一九六零年
多么不幸啊！虽然在罗马仍然还是以一支全德联队参加奥运会，但是，阿迪达
斯则最终分裂了。这都是因为哈里。他并不是故意要挑起我们兄弟俩之间的进一步
争吵，但是，他却使我们俩的不和更加尖锐化，我们在生意上早就各走各的路，我
弟弟同样也是在这儿，离菲尔特不远的地方，开设了他的竞争企业彪马，但是从来
没有达到甚至仅仅是接近阿迪达斯的产量。
不错，两家公司控制了跑鞋和足球鞋的世界市场。但是，阿尔闵·哈里让我们
俩相互争斗，自己从中渔利，同样也是事实，他在创造纪录的赛跑中，有时是穿着
阿迪达斯跑鞋，有时则是穿着彪马跑鞋，走向起跑线的。两家公司都为此付钱。他
在罗马比赛的时候穿的是我弟弟的跑鞋，但是后来当他以难以置信的奔跑夺得金牌
之后则是穿着阿迪达斯站在领奖台上的。是我在苏黎世的十秒世界纪录之后，把他
的那双跑鞋收藏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并且研制出“九秒九”的未来型号，以便让哈
里可以在罗马穿着这双九秒九的跑鞋走向起跑线。
不幸啊！他被我弟弟拉了过去，这对于我们兄弟之争是很典型的，就在获得金
牌之后——哈里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赛中也很成功——立刻就向体育新闻界介绍了八
种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彪马式样。从“哈里起跑”和“哈里冲刺”开始，最后以“哈
里胜利”结束。真不知道彪马必须为此付出多少钱。
然而，回心转意与和好如初都已经太迟了，公司被卖给了外国，我弟弟也死了，
所有的敌视与仇恨都已经被埋葬，我既痛苦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俩真不应该同这
个完全有理由被称为赛跑的狗的家伙交往。为我们的慷慨开出的账单很快也就放在
了办公桌上。他刚刚跑出了那个最终得到确认的世界纪录之后，一件接一件的丑闻
就追上了他。在罗马，这个被宠坏了的捣蛋鬼就和体育官员吵了起来，是为了接力
赛的事。在下一年里，他作为短跑运动员的生涯几乎就结束了。也就是在飞速上升
之后。啊，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原因不是交通事故，而是粗暴地违反了业余运动
员规则。说是我们，即阿迪达斯和彪马，诱使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走上了这一步。这
当然是无稽之谈，虽然我也不得不承认，我的那位卑鄙的贤弟总是很擅长把赛跑运
动员拉走，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无论是菲特勒，还是格尔玛或者劳厄，没有一个没
有被他试探过的。然而，他却在哈里身上狠狠地栽了一个跟头，我今天仍然认为，
体育法庭作出的判决太吹毛求疵，就这样阻止了这个无可比拟的非凡的短跑选手继
续再获得胜利和打破纪录，甚至黑人杰西·欧文斯也曾经赞赏地和白人阿尔闵·哈
里握过手。
我坚持认为：真是不幸啊！即使这个短跑天才的发展过程表明，他在道德方面
的才能是多么的营养不足，他后来不管是当房地产中间商还是企业老板，总是经常
被卷入丑闻，最后在八十年代初被拖进了那个由工会的企业“新家乡”和慕尼黑教
区最高主管机构的阴谋诡计组成的泥坑，这导致他被以不诚实和欺骗的罪名判处了
两年的徒刑，然而，我的眼前却始终出现这个高大的小伙子，从前出现在我弟弟眼
前的大概也是这样一个小伙子，在世界纪录的时间里跑完了一百米的距离，跨了四
十五步，最大的一步测量出来是二米二九。
啊，他的起跑！刚刚离开起跑器，他就已经超过了所有的人，也包括那些有色
人种的运动员。在许多年里，这是由白人保持的最后一项短跑世界纪录。多么不幸
啊，他没有可能亲自把他的这个十秒整的纪录再缩短一些。要是阿尔闵·哈里留在
了阿迪达斯，没有转到彪马和我的弟弟混在一起，他肯定会跑出九秒九的。据说，
杰西·欧文斯甚至相信他可以跑出九秒八。
一九六一年
即使今天几乎没有人再想做这种事，甚至不会有人感兴趣，我也会对自己说，
准确地来说，这是你最美好的时光。你当时很热门，有人求你帮忙。有一年多，你
生活得很冒险，由于害怕甚至折断了手指甲，你冒了许多风险，从来也不问是不是
会把下一个学期也搭了进去。当那堵横穿全城的墙在一夜之间建起来的时候，我是
柏林工大的学生，而且已经开始对远程供热技术感兴趣。
这件事引起了骚动。许多人上街示威，在国会大厦前面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抗议，
我没有参加。八月份，我还把艾尔克接了过来，她在那边学的是教育学。用的是一
本联邦德国的护照，事情经过相当简单，护照上面的数据资料以及照片对她一点问
题也没有。但是，在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对通行证进行修饰，而且分成小组
操作。我是联络人。用我的那本联邦德国护照，一直到九月底都很顺利，是在希尔
德斯海姆签发的，实际上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但是，在此以后，每次离开东区时
都必须交出通行证。只要有人及时向我们提供那些典型的东区纸张，我们大概也可
但是，如今已经没有人还想知道这些事。就连我自己的几个孩子也不想知道。
他们根本不愿意听，或者干脆就说：“好啦，爸爸。你们当时要比我们好一个等级，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晦，也许将来我的孙子们会愿意听我讲讲，当年我是怎样把
他们当时陷在对面的奶奶接过来的，然后一块儿参与以“旅行社行动”的名称作为
掩护的事情。我们中间有几个人是用煮硬的鸡蛋伪造印章的专家。还有几个人可以
用削尖的火柴棒搭出很复杂的小玩艺儿。我们几乎都是大学生，全是左派，但是也
有学生社团的成员，也有像我这样对政治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的人。我们虽然也参加
西区的选举，柏林的执政市长是社民党的候选人，但是我既没有投勃兰特和他的同
志们的票，也没有选上了年纪的阿登纳，因为靠意识形态以及自我吹嘘，在我这里
是行不通的。只是实践才能算数。我们必须“更换”护照照片，这是当时的说法，
也有外国护照，瑞典的，荷兰的。或者通过联络人安排一些与护照上的照片和数据
——头发颜色、眼睛颜色、身高、年龄——相近的。还有合适的报纸，零钱，旧车
票，典型的零碎杂物，就是那些人，比如说一位丹麦的年轻女人，装在手袋里的东
西。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一切都是不计报酬的，或者说只收成本价。
但是，在已经没有任何不计报酬的今天，不再会有人相信，我们这些大学生当
年是不收钱的。肯定也有一些人后来在挖隧道时伸手要钱要东西。因此，贝尔瑙大
街那个项目办得很愚蠢。那是一个三人小集团，收了一家美国电视台的三万马克，
就让他们在隧道里面拍电视，对此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挖了四个多月。全是边境地
区的沙于！这个隧道有一百多米长。拍电视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将近三十个人，其
中有老奶奶和儿童，偷渡到了西边，我当时想，这肯定是一部以后才放映的文献纪
录片。可是，并不是这样，很快就在电视里播放了，即使隧道不是在此前不久就被
地下水淹掉，尽管有昂贵的抽水设备，有人也肯定会一下子开闸放水。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在别的地方继续挖。
不，我们那里没有死一个人。我知道。这些故事往往夸张。要是有人从边境的
一栋房子的三楼窗户向下跳，下面有消防队撑开帆布接着，可是偏偏擦身而过，扑
通一下摔到旁边的石子路上，报纸准会连篇累犊，没完没了。一年以后，彼得·费
希特在查理检查站想跑过来的时候，被枪击伤，因为没有人营救，最后流血过多而
死。这种消息我们是不会提供的，因为我们从不冒风险。尽管如此，我也可以告诉
您几件当时就有人不愿意相信的事。例如，我们通过下水道把许多人接了过来。那
下面弥漫着氨气的臭味。有一条逃跑的路线，是从市中心通到克劳伊茨贝格，我们
称它为“钟巷4711”，因为所有的人，逃亡者和我们，都不得不膛过淹到膝盖的臭
水。我后来充当了盖阴沟盖的人，就是负责在所有的人都上了路之后，再把人口的
那个阴沟盖按原样盖好，因为最后几个逃亡者大部分都很紧张，常常会忘记还要关
上后门。在城市北部的广场大街下面的排水沟就是这样，有几个人刚刚来到西边，
就大呼小叫起来。高兴嘛，这是当然的啦。但是，这样也让那些在对面站岗的民警
恍然大悟。他们往下水道里扔催泪弹。还有公墓的故事，公墓的围墙是整个墙的一
部分，我们在沙质土壤里挖出了一个只能爬行的隧道，里面总往下掉泥土，紧贴着
安放骨灰坛的墓穴，我们的顾客，都是一些带着鲜花和其他墓前饰物，看上去心地
善良的人，突然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有几次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有一天一
个年轻妇女想带着小孩过来，把她的童车留在了盖住的隧道人口旁边，这样一下子
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必须预料到这种失误。现在，如果您愿意，我再讲一个一切顺利的故事。您听
够了？明白啦。人们已经听腻了这些，对此我也习惯了。几年前，当墙还立在那儿
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有一些和我一起在这里的远程供热厂工作的同事，星期天
早上在酒馆里喝酒时会问：“当时是怎么回事儿，乌利？说说你把你的艾尔克弄过
来时的前后经过……”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人想听与此有关的任何事，在斯图加特
这儿肯定更不会有，因为施瓦本人早在六一年那会儿就几乎没有参与，当时在柏林
正横穿着……后来当墙突然之间被拆掉的时候，参与的人更少。假如还有这堵墙，
他们恐怕会更高兴，因为那样就会取消统一附加税，自从墙倒以来，他们不得不出
钱交这种税。好啦，我不说这些了，即使这是我最美好的时光，在下水道的淹到膝
盖的臭水里……或者穿过那个只能爬行的隧道……无论如何还是我妻子说得对，她
说：“你当时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当年可是真正地生活过……”
　　　　　　　　　　　　　　　一九六二年
就像现在的教皇踏上旅途，去非洲或者波兰视察他的臣民那样，为了避免遭遇
不测，这个名气很大的运输队长当他在我们那里坐到法庭前面的时候，也被塞进了
一只笼子，不同的是它只有三面是封闭的。朝法官席这一面，他的玻璃小屋是敞开
着的。这是安全部门的规定，所以我只给这个大箱子的三面装上了特种玻璃，是那
种很贵的防弹玻璃。我的公司很幸运地接到了这项委托，因为我们总是有一些特殊
要求的顾客。整个以色列的银行分支机构，迪岑格夫大街上的珠宝店，他们在橱窗
和玻璃柜里展示的全是贵重物品，希望确保安全，不会受到可能出现的暴力行动的
威胁。早在纽伦堡的时候，我父亲就是一家玻璃店的师傅，它曾经是一座美丽的城
市，我们全家从前都住在那里，店里的业务一直延伸到施魏国富特和英格尔施塔特。
在三八年到处都被砸碎之前，一直都有的是活干，您可以想象得出是为什么。公正
的上帝，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咒骂这一切，因为父亲很严厉，我每天都必须做
全凭一点点运气，我们才逃了出来，我和我弟弟。全家就我们俩。所有其他的
人，其中有我的两个姐妹和所有的堂姐妹，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先是都去了特蕾辛
城，然后，我知道，可能去了索比伯尔，奥斯威辛。只有妈妈是在这之前，就像人
们说的那样，以完全自然的方式去世的，即心脏功能缺损。但是，格尔松，就是我
弟弟，后来也没有弄到详细情况，在终于和平了之后，他曾经在弗兰肯地区到处了
解打听。他只了解到是在什么时候被运走的，因为那一天从我们家一直定居的纽伦
堡开出了一些挤得满满的列车。
他，这个在所有报纸上被称作“死亡的运输者”的人，现在就坐在我的那个玻
璃箱子里面，这个箱子必须防弹，它也的确是防弹的。请原谅，我的德语可能有一
点儿差劲，因为当年我拉着我弟弟的手，搭船去巴勒斯坦的时候只有十九岁，但是
那个坐在箱子里总在摆弄他的耳机的家伙，德语说得更差劲。所有的法官先生都能
说很好的德语，他们也这么说，每次他说的句子长得就像绦虫，没人能听得明白。
但是，我坐在普通听众中间也能够基本听懂，他做的一切都是奉命行事。还有许多
人也是奉命行事，但是却靠着一点点小运气仍然一直逍遥自在。他们拿很高的工资，
有一个甚至当了阿登纳的国务秘书，我们的苯·古里翁不得不和他为钱进行谈判。
我对自己说：注意听，小雅各布！你必须做出一百个，不对，一千个这样的玻
璃箱子。你的公司再多雇一些人手，你就一定能够办到，只要不是一下子就需要所
有的箱于。要是提到一个新出现的人的名字，大概是叫阿诺伊斯·布鲁纳，总是可
以再把一个很小的里面只有姓名牌的玻璃箱子象征性地放在艾希曼的玻璃箱子和法
官席之间。放在一张完全特别的桌子上。最后很快就会放满的。
人们对此已经写了许多东西，关于罪恶，也有一些是老一套。直到他被套上脖
子吊死之后，人们写得才少了一些。但是，在办这个案子的整个过程中，所有的报
纸上净是这事儿。只有加加林，这个坐在宇宙舱里的受到赞美的苏联人，才和我们
的艾希曼形成了竞争，以至于我们的人和美国人都非常嫉妒这个加加林。但是，我
当时就问过自己：小雅各布，你难道不认为这两个人处在相似的位置吗？每一个人
都是完全封闭，与外面隔绝的。只不过这个加加林更加孤独罢了，因为我们的艾希
曼总是可以得到一些可以交谈的人，我们的人是从阿根廷把他弄回来的，他在那里
养鸡。他自己也喜欢讲话。他最喜欢讲，他最最喜欢的是，把我们这些犹太人送到
马达加斯加去，而不是送进毒气室。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反对犹太人。他说，他甚至
很赞赏我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因为人们可以为这么美好的主意做一些组织
性的工作。假如他没有接到负责运输的命令，犹太人今天很可能还要感谢他呢，因
为他曾经亲自处理过大量移民的事务。
我对自己说：喂，小雅各布，你真应该感谢这个艾希曼带给你的一点儿运气，
因为格尔松，就是你弟弟，还有你，在三八年还被允许出国。只是你不必为全家的
其他人表示感谢，父亲，所有的姨婶叔伯，所有的姐妹和你的几个漂亮的堂姐妹，
总共近二十个人。我很愿意同他谈谈这件事，因为他知道详情，关于运输的目的地，
我的姐妹和严厉的父亲最后到底去了哪里。但是我没有得到许可。有足够的证人在
场。除此之外，我也很满意，我能够获准为他的安全负责。他可能也很喜欢他的防
弹玻璃的小屋子。当他露出一些微笑的时候，看上去是这样。
　　一九六三年
一个可以居住的梦。一种保持不变的，固定抛锚停泊在那里的现象。啊，我是
多么兴奋啊！一条船，一条设计独特的帆船，同时也是音乐船，橙红色的，搁浅在
那堵分隔开一切的很难看的墙的旁边，周围是一片荒地，它大胆地耸起船头对抗野
蛮，就像人们后来可以看见的那样，它使附近的其他一些建筑，尽管仍然还是显得
很现代，变成超现实的东西。
有人说我的欢呼是少女的天真，黄毛丫头的夸张，然而我并不为我的兴奋感到
羞愧。我耐心地或许也是出于目空一切的冷静，忍受着那些上了年纪的衣帽间女人
的嘲笑，我毕竟知道，我这个来自维尔斯特沼泽地的农民的女儿，没有权利狂妄自
大，自以为是，现在多亏了有奖学金才能成为一个勤奋的学音乐的大学生，只是有
时为了挣这笔可怜的钱才来看管衣帽间。况且，我的那些成熟的女同事在衣帽间的
长条桌后面讲的那些讽刺话，也是好心好意的。“我们的笛子姑娘又在练习那几个
最高的音。”她们一边说一边试着吹吹我的那把乐器——横笛。
实际上是奥雷勒·尼科莱特，我崇拜的艺术大师，是他给我这个有一些如痴如
醉的女学生鼓足勇气，敢于动人地表达出兴奋之情，不管是对一种为人类服务的理
想胚是对一条名叫“音乐厅”的搁了浅的船；他也是一个热情活泼的人，卷发像火
焰似的，我当时觉得，配上他的脸有一种诱人的吸引力。不管怎样，他把我对那条
搁浅的船的比喻立刻翻译成了法语：“Baeanechou。
那几个柏林女人却又开始调动她们的幽默肥这座建筑的帐篷似的基本特点与乐
队指挥的中心位置混在一起，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伟大的构思称为是蹩脚的“卡拉扬
的马戏团”。其他的人赞扬，同时也挑刺儿。建筑师之间的同行嫉妒也表现了出来。
只有那位我同样崇拜的尤里乌斯·波塞纳教授说了一些合乎实际的话，他说：“只
有萨洛恩才有资格建造一种皮拉内西式的空间，把他的监狱特征转变成一种壮观华
丽的……”然而我坚持认为：它是一条船，就我来说，它是一条监狱船，它的内心
生活有人居住，富有情趣，由音乐在控制，就我来说，是由在空间捕获的同时马上
又释放出去的音乐来控制的。
音响效果如何？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表示赞扬。我也在场，进行音
响测试的时候，我也被允许在那里。在隆重的首场演出之前，我没有请求批准，悄
悄地溜进了光线昏暗的音乐厅，卡拉扬当然指望由他来指挥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
可以影影绰绰地感觉到有几层楼厅。只有几盏强光照明灯照亮了那个位置很低的指
挥席。这时从黑暗中有一个声音有点不耐烦地，但实际上是出于好意地冲着我高喊
：“不要傻站着，姑娘！我们需要帮忙。快站到指挥席上去！”我这个来自沼泽地
的倔强的农民的女儿，平时从来不会找不到反驳的话，这时却赶紧跑下台阶，绕了
几个弯之后站在了灯光下，有一个男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音响师，把一支左轮手
枪塞在我的手里，简单地解释了几句。从黑暗的到处都像蜂房似的一层一层叠在一
起的音乐厅里，又传来了那个不耐烦的声音：“把五发子弹全部连续射出。不要害
怕，姑娘，只是空包弹。现在开始，我说，现在开始！”
我听话地举起左轮手枪，一点儿也不害怕，据说看上去“像天使一样美丽”，
这是别人事后告诉我的。我就站在那里，连续不停地扣了五次扳机，为了能够进行
音响效果测试。瞧，一切都很顺利。那个从黑暗中传来的声音，是建筑大师汉斯·
萨洛恩，从此以后，我崇拜他也像从前崇拜我的笛子老师一样。因此，也许是听从
了一种内心的呼声，我放弃了音乐，满腔热情地开始学习建筑。因为现在没有了奖
学金，因此我偶尔也仍然在音乐厅的衣帽间打工。我就这样从一场音乐会到另一场
音乐会亲身体验到，音乐和建筑是多么的相辅相成啊，特别是每当一位造船工程师
捕捉同时又释放音乐的时候。
确实，所有那些可怕的事情，在那里发生过的，与它有关的，都是后来才落到
我头上的，而且是在我们不得不赶紧办理结婚手续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怀了孕，我
们在被叫作“古罗马人”的市政厅真的走错了门，在我们法兰克福，户籍登记处就
设在那里。不错，那么多台阶，心情激动。可是，人们告诉我们：“你们找错了地
方。再下去两层。这里正在进行审判。”我问了一句：“什么审判？”“嗯，就是
控告奥斯威辛的作案人。难道您不看报纸吗？所有的报纸上都是这件事。”
这样，我们又来到了楼下，我们的几位证婚人已经等在那里。我的父母没有来，
因为他们起初是反对这桩婚事的，但是海纳的父母来了，而且非常激动，还有长途
电话局的两个女朋友。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去了棕榈公园，海纳已经在那里预定了
一张桌子，我们好好地庆祝了一番。但是，在结婚之后，我就摆脱不了这件事，总
是经常去那里，即使我已经有了五六个月的身孕，而且司法当局已经把审判改到了
弗兰肯大街，在那里的加鲁斯市民之家有一个很大的厅，可以提供更多的座位，特
别是为听众。
海纳从来没有一起去过，他就在附近的铁路货运站工作，下了夜班之后，完全
是可以去的。但是我把一切可以讲的都对他讲了。所有那些可怕的数字，竟然上了
好几百万，简直无法理解，因为总是有人说，其他数字才是事实。确实，据说被毒
气毒死的或者以其他方法丧命的人数是三百万，然后又说最多只有两百万。但是，
在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同样糟糕，甚至更糟糕，因为就在眼前，我对海纳讲了这些，
直到他嚷嚷了起来：“别再说啦！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才四岁，最多五岁，你当
时才刚刚出生。”
这话不错。但是，海纳的父亲和叔叔库尔特都当过兵，他叔叔其实真是一个很
讨人喜欢的家伙，他们俩一直到了俄罗斯的腹地，这是海纳的母亲有一次对我说的。
然而，在贝姬特的洗礼仪式上，全家终于团聚，我想对他们俩讲讲加鲁斯市民之家
的审判以及卡杜克和博格的事，却只是听见了这样的话：“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
些事。是在什么时候？四三年？那时在我们那儿只剩下撤退了……”库尔特叔叔说
：“我们当时被迫撤出克里米亚半岛，我也终于可以回家休假，在我们这里已经被
炸平了。但是，却没有任何人提到美国佬和英国人对我们搞的这种恐怖。当然，因
为他们打胜了，有罪的总是其他的人。别再说啦，海蒂！”
但是，海纳却不得不听。我真的是强迫他听，因为，我们登记结婚的那天在
“古罗马人”走错地方，闯进了奥斯威辛，更糟糕的是，闯进了有焚尸炉的比尔克
瑙，这一切肯定不是偶然的。起初他不愿意相信这些，例如，一个被告命令一个犯
人亲手把自己的父亲摁在水里淹死，这个犯人完全精神错乱了，因此，也就是因此，
这个被告当场就开枪打死了他。或者是在十区和十一区之间的小院子里靠着一堵涂
成黑色的墙进行的。枪决！估计有好几千人。因为在审理此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准确的数字。况且，要回忆也是很困难的。当我对海纳讲起那个秋千的时候，他一
开始根本就不想搞明白，秋千是这个威廉·博格的叫法，是他发明了这样一个让囚
犯开口说话的器械。我在一张纸上详详细细地为他画出了一位证人借助模型向法官
们演示的过程，这个模型是他专门为这次审判自己动手做的。一个穿着条纹国服的
犯人被高高地吊在一根杆子上，就像是一个木偶，而且用绳子捆绑成特定的姿势，
以便这个博格可以准确地不断地击中两腿之间的睾丸。是的，准确地击中睾丸。
“你想象一下，海纳，”我说，“当这个证人向法庭陈述这一切的时候，博格竟然
暗暗笑了起来，咧开了嘴角，他坐在被告席上靠右边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证人的
后面……”
不错！我也们心自问。难道这还是一个人吗？尽管如此，也有一些证人声称，
这个博格平时举止还是相当合适的，他总是关心在司令部里放上鲜花。据说，他真
正仇恨的是波兰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则要少得多。是啊，那些在主要集中营和比尔
克瑙的毒气室和焚尸场的事，要比这个秋千更难搞明白，大量的吉卜赛人在比尔克
瑙的特别建造的木板房里被毒气毒死。这个博格和海纳的叔叔库尔特有一点相似之
处，特别是当他和蔼地东张西望的时候，这些我当然没有对别人讲，因为这样做对
库尔特叔叔就太卑鄙了，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和蔼亲切的化身。
尽管如此，这些有关秋千和其他事实的事情，一直影响着海纳和我，以至于我
们每到结婚纪念日总是不得不想起这些地是因为我当时正怀着贝娅特，后来我们对
自己说：“但愿这个孩子对这一切什么也没有听见。”去年冬天，海纳对我说：
“夏天，如果我能获准休假，我们也许去克拉科夫和卡托维兹旅行。母亲早就想去，
因为她实际上是来自上西里西亚地区。我已经去过奥尔比斯。这是一家波兰的旅行
但是，我不知道，这对我们是否合适，会不会因此引出什么事，即使现在很容
易就可以得到签证。不错，据说克拉科夫离奥斯威辛不远。这份旅游广告里面介绍，
甚至可以去那里参观……
一九六五年
朝后视镜望上一眼，又飞快地驶出了几公里。在帕骚和基尔之间旅行。跑了许
多选区。为了获得选票。驾驶我们这辆借来的汽车的是古斯塔夫·施特芬，他是明
斯特的大学生，因为不是出生于太好的家庭，而是在信奉天主教的无产阶级的环境
中长大的，父亲从前还参加过中央党，所以只好选择了第二种受教育的途径，一边
做机工学徒，一边上夜校补习，因为他和我一样也想为社民党人吹嘘吹嘘，“我们
与他们不一样。我们从不迟到！”合情合理地，准时按点地，为我们竞选旅行的每
一个日程安排打上勾：“昨天在美茵兹，今天去维尔茨堡。众多的教堂和钟声。黑
漆漆的巢穴，只是在周围有一些亮点……”
我们在胡滕会堂前面把车停好。因为是依靠后视镜，我看见了一块横幅标语牌
上面的文字，青年联盟的那些总是一事无成的小伙子高举着这块横幅标语牌，就像
是举着一块发布圣灵降灵节福音的牌子，我先看见的是镜子里的反字，然后才看见
了实物：“这个无神论者在圣人基连的城市寻找什么？”在挤满了人的会堂里，前
面的几排座位全被占据了，从他们身上的标志可以看出，都是大学生联谊会的学生
们，这时我才作了一个平息一般性的嘘声的回答：“我在寻找蒂尔曼·里门施奈德！”
指的是那个雕塑家兼该市的市长，在农民战争期间，有侯爵封号的主教当局，把他
的双手都弄残废了，他现在，显然是使用了魔法，使我的讲演一段话一段话地获得
了空间或许还有听众：“我赞美你，民主！”这是沃特·惠特曼的诗句，为了竞选
的目的，稍微做了一些改动……
不必从后视镜里看，而全凭记忆的东西是：这次旅行是由社会民主党高校联盟
和自由民主党大学生联盟的学生们组织的，不管是在科隆，还是在汉堡或者蒂宾根，
他们都是迷惘的一大群，当一切都是馊主意的时候，我还在弗里德瑙区的尼德大街
为他们煮了一锅藏着阴谋诡计的扁豆汤。到那时为止，社民党一点儿也没有预感到
自己受之有愧的幸运，但是后来当我们踏上旅途的时候，它至少也认为我们的那张
宣传画很成功，即我的那只啼叫着“社民党”三个字的雄鸡。虽然我们收门票，会
堂仍然挤得满满的，同志们也感到很吃惊。只是有一些内容并不合他们的口味，比
如，我到处被别人援引的要求：最终承认奥得河一尼斯河的边界，也就是说公开宣
称放弃东普鲁士、西里西亚、波莫瑞和那个让我特别心痛的但泽。这些都已经偏离
了党代会的决议，还有我的那些反对第二百一十八条款的论争；然而，据说，另一
方面人们也看见来了许多年轻的选民，比如在慕尼黑……
今天，拥有三千五百个座位的皇冠马戏剧场座无虚席。我的那首即兴诗《蒸气
锅炉效应》有助于抵抗一个右翼外围小集团的也在这里流传的嘘声，这种效应每一
次，同样也在这里，让大家情绪高涨：“……瞧瞧这个民族，在嘘声中团结一致。
嘘你，嘘我，嘘他，因为嘘声使一切相同，花的钱少，还发出热气。但是，培养这
些充满才智、发出嘘声的精英，花的是谁的钱……”多好啊，我在皇冠马戏剧场里
回头看见了几个朋友坐在那里，他们中间有的现在已经去世。汉斯·维尔纳·里希
特，我的文学养父，他最初，在我开始这次旅行之前，曾经表示怀疑，但是然后就
说：“干吧。这一切我都经历过：格吕思瓦德团体，向核死亡宣战。现在你也可以
去磨损一下自己……”
不，亲爱的朋友，没有任何磨损。我为此学习，探测长期积聚的污浊空气，追
踪蜗牛的足迹，来到那些一直还在进行三十年战争的村镇，比如现在是去克劳彭堡，
这里要比维尔斯霍芬或者‘里斯河畔的比伯拉赫更加信奉天主教。古斯塔夫·施特
芬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开车，带着我们穿过平坦的明斯特地区。奶牛，到处都是奶牛，
它们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问题：这里的奶牛是不是也信奉天主教。装
得满满的拖拉机越来越多，和我们一样，也是开往克劳彭堡方向。这是一些人口较
多的农民家庭，当这个魔鬼在我们租用的明斯特地区大厅里讲演的时候，他们也愿
意在场……
为了这个“任君挑选”的讲演，我用了两个小时，平时则不到一个小时就哗哗
哗地读过去了。我也可以抛开讲稿，高唱我的那支“赞美维利的颂歌”，或者读一
遍《皇帝的新衣》；然而，即使是朗读一段《圣经·新约》也不能让这种喧闹平静
下来。对于扔鸡蛋，我的反应是，提示一下“浪费的”政府对农业的补贴。这里没
有人发出嘘声。这里进行得更加具体。几个农民的儿子有目标地扔掷鸡蛋，并且命
中了目标，四年以后，他们作为新加入的青年社民党党员，邀请我去克劳斯堡参加
第二次选举；这一次，我根据像沼泽煤窑一样深的天主教知识，告诫那些扔鸡蛋的
人：“算了吧，小伙子们！不然的话，你们下个星期六必须对着神甫先生的耳朵仟
我们离开作案现场的时候，人们赠送了满满一筐鸡蛋，维希塔和克劳彭堡以拥
挤不堪的家禽饲养场而出名，我满身污点地坐到司机旁边，几年以后在一次车祸中
丧失了年轻生命的古斯塔夫·施特芬，看了看后视镜说道：“大选肯定失败。但是，
这里会捞到一些选票。”
返回柏林以后，我们的房门被人点火烧了，当时我睡得很沉，安娜和孩子们吓
得要死。从那时以来，德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是在放火这件事上没有改变。
　　　　　　　　　　　　　　　一九六六年
存在（Sein）或者存在（Seyn），这两个崇高的词，用y 或者不用y ，突然之
间不再有任何意义。突然之间，本质、原因、一切存在（Seiend）和否定的非存在
（des nichtends Nichts）似乎只不过是一些好听却毫无意义的字眼，我看见自己
也产生了怀疑，可以说是被叫到这里来作证人的。在相隔这么多年之后，因为在当
前的这种喧闹声中，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值得纪念的事件，比如五十年前开始启用
的德国马克，还有六八年这个名声不好的年份，就像是在冬季或夏季大拍卖时一样，
都被人们通过庆祝的形式加以告别，所以我写下在这个夏季学期的一天下午遇到的
事情。我小心翼翼地介绍了一下在《死亡赋格曲》和《托特瑙贝格》这两首诗之间
与文本有关的信件往来，作为我在星期三的这堂讨论课的开场白，但是却暂且省略
了这位哲学家和那位诗人之间值得纪念的会面，当我的学生们的第一批讨论发言还
处在对概念进行任意选择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在内心深处受到许多问题的纠缠，这
些问题的出现与时间太有关系了，以至于不可能按照现状来确定它们的重要性：我
当时是谁？我今天是谁？那个从前忘记存在的、总是很激进的六八分子如今变成了
什么？早在六八年的前两年，他就已经投身其中，即使就像是偶然碰上的，当时在
柏林第一次出现了反越战的抗议示威。
不对，不对，不是五千，而是大概不到两千人，他们经过申请并且得到批准，
手挽手，高呼口号，从施坦国广场出发，经过哈登贝格大街，来到“美国之家”。
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派别发出了参加抗议示威的号召，如德国社民党大学生联盟，社
会民主党高校联盟，自由民主党大学生联盟，论证俱乐部以及基督教大学生教区。
事先有几个人，当然也有我，跑到布特一霍夫曼食品连锁店，买了一批最便宜的鸡
蛋。我们把鸡蛋投向，当时的说法是，“帝国主义的分店”。当时，不仅仅是倔强
的农民们，而且在大学生圈子里，扔鸡蛋成为时髦的事。嗅，当然，我也扔了，而
且高呼：“美国佬滚出越南！”“约翰逊是杀人凶手！”本来是应该进行辩论的，
“美国之家”的负责人是一位宽容大度的先生，他甚至也准备进行辩论，但是这时
飞来了许多鸡蛋，警察保持克制的态度，在集体扔完鸡蛋之后，我们开始撤退，经
选帝侯大街，然后是乌兰德大街，回到施坦因广场。我还记得几个横幅标语牌上面
的文字，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打起包裹滚回去！”“团结反战！”但是，令人
遗憾的是，有一些那边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干部也加入了抗议示威的队伍，为了对
我们进行宣传鼓动，即使是徒劳的。然而，他们的出席被证明恰恰是施普林格的新
闻媒体求之不得的东西。
但是我呢？我是怎么加入到游行队伍里去的呢？怎样让别人挽起了我的手？怎
样高呼口号喊哑了嗓子？怎样和其他人一起扔鸡蛋？我是在中产阶层的、可以说是
在比较保守的环境下长大的，跟随陶贝斯学习宗教学，还学了一点儿哲学，品尝胡
塞尔，享受谢勒，吮吸海德格尔，我觉得自己被允许走上了他的那条田间小路，我
讨厌所有的技术，讨厌光秃秃的“框架”，我在此之前对于所有容易理解的东西，
比如政治，都作为“忘记的存在”不屑一顾。但是，这时，我突然一下子理解了政
党，谩骂美国总统和他的同盟者——南越的独裁统治者阮文绍和他的将军阮高基，
但是我还不准备高喊着“胡……胡……胡志明”让自己完全失去自制力。当时，在
三十年前，我究竟是谁？
讨论课上的发言，两三个简短的报告，只需要我不及一半的注意力，而这个问
题却一直纠缠着我不放。我的学生们大概注意到他们的教授有一些心不在焉，有一
个女学生直接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作者删改了在《托特瑙贝格》这首诗的第
一稿中有的“希望，今天，为了一位思想家的下一句（毫不迟疑的下一句）话”，
因为这首收人诗集《诗的束缚》的诗在最后定稿时，放在括号里的那几个字已经没
有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把我重新召回到大学的日常工作之中，因为问得如此生硬，
如此直截了当，可以说是用魔法招来了一种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感到自己置身其中
的处境：在六六年至六七年的冬季学期开始之前，我离开了喧闹的立刻又被越来越
大的抗议游行搞得更加热闹的柏林的城市生活，为了在弗莱堡安安心心地上大学。
我是从那儿来的。另外，日耳曼语言文学家鲍曼对我也很有吸引力。我试图把
我的回归作为海得格尔的“转折”加以阐释。然而，对我的那个以挑衅性的提问迫
使我作出“毫不迟疑的”回答的女学生，我通过提示这位有争议的哲学家与元首的
国家保持的临时性的接近和他的隐蔽任何罪行的沉默，给了一个足够的同时肯定也
是不充分的回答，因为我在此之后立刻又开始自己向自己提问。
是啊，是啊，当我逃到弗莱堡的时候，我要寻找的就是接近这位伟大的萨满法
师。他或者他的魁力吸引着我。我早就熟悉这两个崇高的词，因为当我还是小孩子
的时候，在黑森林的一家疗养院当主治医师的父亲，总是在漫游的途中度过他的空
闲时间，他带着我从托特瑙走到托特瑙贝格，从来没有忘记指点一下这位哲学家住
的那个简陋的小屋……
一九六七年
我的这堂星期三的讨论课继续进行，如果忽略一只迷失了方向从开着的窗户飞
进来的蝴蝶不计，课堂气氛似乎也只是由适度的兴趣来维持，然而，我却有足够的
时间不断地把自己抛回我的那种过时失效的存在，可以说是让自己面对一些重要的
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我离开柏林的？难道六月二日那天我不应该在场吗？难道我
没有必要在逊内贝格的市政厅前面的抗议者们中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吗？我这个自认
为仇恨伊朗国王的人，不也会成为那些拥护国王的手持房顶木板条冲进来打架斗殴
的伊朗人的一个合适的目标吗？
所有这些都可以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限制。我当然也可以打
出一块上面写着“立刻释放伊朗学生”的标语牌，表示自己赞成团结一致，也让警
察可以鉴别。因为在市政厅里，与伊朗国王来访的时间相同，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正
在讨论有关提高大学学费的问题，和其他示威游行的人一起齐唱《谁应该付钱？》
这首可笑的狂欢节流行歌曲，对我只是一桩轻松的事。晚上，当伊朗国王和法拉赫
·迪巴王后在柏林执政市长阿尔贝茨的陪同下来到俾斯麦大街的德意志歌剧院的时
候，我要不是胆小怕事地逃到弗莱堡去了，一队队警察也会把我赶进弯街和泽森海
默街之间的狭长地段，迎宾的演出在歌剧院里正式开始之后，他们也开始使用警棍。
是啊，我也问过自己，或者我也被问到过，当警察执行“猎狐”计划的时候，不是
完全也有可能从近距离开枪射中的是我，而不是那个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罗马语族
语言文学的大学生本诺·奥纳索格吗？
他和我一样也把自己视为和平主义者，也是基督教大学生教区的成员。他和我
一样也是二十六岁，和我一样也喜欢在夏天穿无跟的凉鞋。的确，仿佛真的是有可
能让我遇上，死的真有可能是我。但是，我逃跑了，在一位自从他的转折之后醉心
于宁静心态的哲学家的帮助下使自己保持本体学的距离。这样，他们用警棍殴打的
是他而不是我。这样，便衣刑警库拉斯用他的那支打开保险的公务手枪，型号PPK ，
瞄准的不是我的脑袋，而是击中了本诺·奥纳索格的右耳上方，穿透了他的大脑，
掀掉了他的天灵盖……
突然，我大声嚷了起来，破坏了我的学生们沉浸在阐释这两首重要诗歌的幸福
的极乐世界，把他们搞得惊慌失措：“岂有此理！这个警察库拉斯在两次审理中均
被宣告无罪，然后一直在柏林警察局的通讯指挥中心干到退休……”此后我又沉默
下来，虽然看见那个前面提到过的女学生望着我的那种挑衅性的嘲讽的目光，甚至
觉得它包含着非常隐秘的东西，但是心里却仍然充满那些把我的从童年时代就已经
被吓坏了的存在逼人困境的问题。我的转折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什么让我与
存在（Seiende ）告别的呢？准确地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岁月流失的过程中，
崇高的东西抓住了我，尽管也有短暂的偏离，但是却永远也没有再把我放走呢？
可能是发生在一个月之后，在那年的六月二十四日，那位诗人在久病痊愈之后
来到弗莱堡，他在这里战胜了最初的犹豫，在为我们大家隆重地朗读他的诗歌之前，
会见了这位哲学家，此人名声不好的经历曾经使他顾虑重重。但是，保尔·策兰不
愿意让人看见他和海德格尔在一起照相。后来他还是同意照相；但是，在这期间却
没找到时间来拍一张有益于这次值得纪念的会面的照片。
我把这样一些名人轶事讲给参加我的那堂在下午进行的讨论课的学生们听，现
在我已经摆脱了内心的审问，因为，尤其是这一位女学生以巧妙的发言成功地将我
从向回倒退的精神压力之中解脱了出来，也可以说是让我作为那次错综复杂的对垒
的见证人开始闲聊；因为当时正是我按照鲍曼教授的指示把弗莱堡各家书店的橱窗
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应这位哲学家的请求，应该庄重地展出那个诗人的全部诗集。
我在那里看见，从早期的集子《罂粟和记忆》，一直到《语言栅栏》和《无主的玫
瑰》，一切都伸手可及，却又难以理解；由于我的努力挖掘，甚至一些罕见的特种
版本也被展了出来。
也还是我，应该在第二天清晨就来到黑森林的山上，细心地为诗人的拜访做好
准备，哲学家的小屋就在那里。然而，策兰却再一次地对海德格尔在那些黑暗的年
代的行为表示异议，他甚至引用自己的诗句，把他称为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以
此把死亡也拉进了这场游戏，即使没有提到这两个字。他是否会接受邀请，也就一
直不能肯定。诗人犹豫了很久，他的态度也令人难以接近。
尽管天空乌云密布，我们仍然在一大早就驱车上了路。在拜访了小屋和那次值
得纪念的谈话或者沉默——任何人也包括我都不准在场——之后，大家又在圣布拉
辛碰面，一家咖啡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所有的人。似乎没有任何东西使人感到奇怪。
诗人显然接受了思想家。两人立刻又上路去霍尔巴赫沼泽，我们大家从沼泽的
东边顺着一条用圆木铺成的小路漫游。但是，因为天气一直很恶劣，诗人的鞋也太
城市化，或者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不够乡土化”，所以漫游随即中止，然后我们
在一家客栈的摆放圣像的角落里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午饭。没有，没有，一点儿也
没有提到当时的政治问题，比如柏林的骚乱和不久前报道的一个大学生的死亡；人
们谈论的是植物，事实表明，诗人可以立刻说出许多草本植物的名称，即使不比思
想家更多。此外，保尔·策兰不仅知道一些小草的拉丁语学名，而且还知道罗马尼
亚语、匈牙利语，甚至依地语的说法。他出生在克策诺雅茨，众所周知，它位于流
通多种语言的布科维纳。
这一切以及其他一些值得纪念的事，我都讲给我的学生们听了，但是那个由特
殊的一方提出的关于在小屋里究竟谈论了什么或者隐瞒了什么的问题，我只能以提
示读一读《托特瑙贝格》这首诗作为回答。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例如，可以提一
下“山金车花”，知识渊博的人称之为“小米草”，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小屋前
的那个带有一颗独特的星形立方体的水井见多识广。此外，在中心位置，也可以说
是作为核心部分，放着诗中提到的那本来宾题词纪念册，诗人带着“谁的名字在我
的名字之前写进去过”这个忧心忡忡的问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上面，当然是怀
着“一种希望，今天，为了一位思想家在心里的下一句话……”，在这件事上必须
再说一次，括号里的文字，即后来被诗人删掉的“毫不迟疑的下一句”，表达了他
的愿望的迫切性，人们知道，这种愿望始终也没有得到满足。但是，除此之外，在
小屋里可能谈论了什么或者隐瞒了什么，人们一概不知，一直都是大概如此，却又
几乎无法猜测，可以说是让这个伤口敞开着……
我就是这样对我的学生们说的，没有向他们或者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人透露，我
经常设想小屋里的谈话；因为在居无定所的诗人与来自德国的大师之间，在戴着看
不见的黄色星形标志的犹太人与戴着被遮起来的圆形党徽的弗莱堡大学前任校长之
间，在命名者与隐瞒者之间，在经常宣布自己已经死亡的幸存者与存在和下一个上
帝的宣告者之间，非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肯定会找到一些词语，但是却连唯一的一
个也没有找到。
这种沉默一直继续。我也对参加讨论课的学生避而不提我逃离柏林的原因，无
动于衷地听任那个女学生的目光对我进行试探，我没有泄露，是什么使我暂时疏远
了崇高的东西，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再次仓促地离开了弗莱堡，闯进了法兰克福的喧
嚣之中，而且就是保尔·策兰在离开我们那个小小的大学城之后立刻写下了《托特
瑙贝格》这首诗第一稿的地方。
一九六八年
讨论课似乎得到了满足，但是我却一直忐忑不安。借助于小心谨慎获得的威信，
我终于勉勉强强地听出那首茅屋诗歌是对后来的《死亡赋格曲》的反响，也是对那
位重要的但是同时也被作为死神的化身的“来自德国的大师”的挑战，因此我再次
经历了使自己面对问题的处境：是什么驱使你在第二年的复活节之后立刻离开了弗
莱堡？你在此之前一直倾听词与词之间的沉默，参与崇高的未完成的作品，参与荷
尔德林的逐渐出现的沉默，究竟是哪一种转折把你变成了激进的“六八分子”？
大概如果不是大学生本诺·奥纳索格被杀的消息在迟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么肯
定就是对鲁迪·杜茨克的谋杀行动，把你变成了革命者，至少是在说话方面，你放
弃了原来的行话，开始以另外一种行话，即辩论的行话，到处瞎说一气。我是这样
向自己解释的，但是并不能肯定我的语言转变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在星期三的讨论
课期间，我一直在试图平息我的这些错误突然引起的内心激动。
不管怎样，我首先是带着日耳曼语言文学来到法兰克福的，就像是为了证明我
的再次转折，注册学习社会学专业。我听哈贝马斯和阿多诺的课，但是，我们——
我很快就加入了德国社民党大学生联盟——几乎不让阿多诺有说话的机会，他被我
们看作是可以攻击的权威。到处的学生都造老师的反，法兰克福尤其激烈，出现了
占领大学的情况，因为阿多诺，这位伟大的阿多诺，觉得迫不得已才叫来了警察，
学校很快又被腾了出来。汉斯一于尔根·克拉尔是我们那些最善言辞的发言人中的
一个，他的口才甚至就连这位否定的大师都很佩服，他在几年以前还是法西斯组织
“鲁登道夫联盟”的成员，后来又是反动组织“青年联盟”的成员，这时，在绝对
的转折之后，把自己视为杜茨克的直接的继承人和反抗权威的权威，这个克拉尔被
抓了起来，几天之后又被释放，他立刻变得非常活跃，不管是抵制紧急状态法，还
是批斗他的那位无论如何都是极受尊敬的老师。九月二十三日，即书展的最后一大，
在六五年曾经结束了第一次奥斯威辛审判的加鲁斯市民之家，一次公开辩论会被闹
哄哄的喧嚣所淹没，最后，阿多诺成为这次公开辩论会的牺牲者。
多么动荡的时代啊！在我的风平浪静的讨论课上养尊处优，只是被一位特别固
执的年轻女士提出的挑衅性问题搅得有一点儿心烦，我试图越过三十年的岁月流逝，
进入这场变成了法庭的辩论会。对使用暴力的词句有着多么大的乐趣啊！我也在人
群中高声呼喊，找出一些片言只语，认为必须超过克拉尔的热情，和他以及其他人
一起热衷于完全彻底地揭露这个提出将一切溶解在矛盾之中的辩证法的圆脑袋大师，
显然也获得了成功，他这时狼狈不堪，不知所措，一言不发。一些女大学生挤在一
起坐在这位教授的脚前，不久以前，她们还在他面前裸露出自己的乳房，强迫阿多
诺中断他的讲座课。现在，她们也想看看这个敏感的人赤裸的样子。他，结结实实，
胖乎乎的，衣着样式普通但却结实耐穿，可以说是正要被人一层层地剥去外衣。更
加尴尬的是：他不得不将保护着他的理论一件一件地脱下来，并且按照克拉尔和其
他人的要求肥他的刚刚被撕得粉碎的权威：在这场革命的被修补得不够完善的状态
中再次交付使用。这就是说，他应该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人们还需要他。立刻就
在各地前往波恩的进军中派上了用场。面对统治阶级，人们觉得自己被迫从他的权
威中获得了好处。然而，从原则上来讲，他属于被废除之列。
最后的这句话大概是我喊的。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从我的心中喊出来的呢？
是什么原因让我支持暴力的呢？只要我又看见我的那些正在眼前进行的策兰讨论会
上勤奋地积攒学分的学生，我就会对自己当年的激进表示怀疑。也许我们，也许我
只是想允许自己开一次玩笑。或许我是一时糊涂，错误地理解了一些过于繁琐的空
洞言词，比如关于压制的容忍，就像我从前曾经曲解了大师对一切忘记的存在的判克拉尔被认为是阿多诺最有才华的学生，他喜欢兜一个大圈子然后设下最后的
圈套，把刚才还很模糊的概念推向极端。当然，也可以听到反对的意见。譬如，哈
贝马斯，但是，他的那些自从汉诺威会议以来一直可以听见的关于左翼法西斯主义
的威胁的警告，在我们这里已经不再获得承认。或许还有那个蓄着胡须的作家，他
把自己出卖给了社民党，这会儿自以为可以出来指责我们“狂怒的行动主义”。大
厅里乱作一团。我不得不假设，曾经乱作一团。是什么促使我提前离开了那个挤满
了人的大厅的呢？是缺少过激行为吗？是不是我无法继续忍受克拉尔的那种外貌，
他总是戴着一副墨镜，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或许我是要避开看见受到侮辱的特奥
多尔·W ·阿多诺的那副耶稣受难的样子？
在靠近大厅出口的地方，这里始终挤满了听众，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显然是来看
书展的先生带着一点地方口音对我说：“您都胡扯些什么啊。在我们布拉格，一个
月以来，到处都是苏联的坦克，您却在这儿瞎扯人民的集体学习过程。您赶紧去一
趟美丽的波西米亚吧。您就会在集体中学会，什么是权力，什么是软弱无能。你们
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却自称对什么都知道得更清楚……”
“是啊，”我突然自言自语起来，毫不理会我的那些正在埋头对两首诗进行文
本阐释、这时吃惊地抬头看着我的学生，“六八年夏末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捷
克斯洛伐克遭到占领，德国的士兵也参加了。不到一年之后，阿多诺去世，据说是
心脏功能缺损。另外，七零年二月，克拉尔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同一年，保尔
·策兰没有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那句希望得到的话，在巴黎从一座桥上跳入水中，
结束了自己的余生。我们不清楚是在哪一天……”
在这之后，听我的星期三讨论课的学生越走越多。最后坐在那里的只剩下了那
个前面提到过的女学生。她显然也没有任何问题要提，所以我也一声不吭。她大概
也很满足和我单独呆上一段时间。就这样我们都沉默不语。直到她离开的时候，她
才说出两句储备在那里的话：“我现在走了。从您这儿反正也不会再得到什么东西。”
一九六九年
肯定是一个有魅力的时代，即使我当时被归在难对付的一类人。经常都有人说
：“卡门难对付”或者“特难对付”或者“卡门是个让人头痛的孩子”。不只是因
为我母亲离过婚，我父亲大多数时间都是离家在外干活。在我们这个托儿所还有其
他几个让人头痛的孩子，甚至这几个实际上已经是成年人，比如我们的那几个鲁尔
大学的学生，最初他们只是为了单身抚养孩子的女大学生们开办了这个托儿所，想
把一切都按照反权威的方式搞定，甚至和几个无产者的孩子一起，这是在我们进托
儿所之后别人对我们的称呼。先是出现了争吵，因为我们更习惯于严厉的手腕，我
们的父母反正都是这样。我母亲后来负责打扫这两间房子的卫生，这里曾经是办公
室或者类似的机构，因为大学生母亲来做这种事太高贵，据说只有我母亲对住在附
近的几位母亲说：“让这些红色分子试验一下怎么弄这些事吧。”在波鸿那个发起
建立这家为所谓社会下层孩子服务的托儿所的小组具有极左的思想倾向，因此总是
产生一些议会党团，这是当时的说法，家长会总是一直开到午夜之后，每一次差不
多都是不了了之，这都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
据说当时总的来说到处都很乱，不仅仅是在我们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