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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贷款新口子
注意！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知道，每次只要有人问小编才能提取公积金时，小金的第一句话肯定是“首先要符合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相关规定”，这是提取公积金的大前提。但是小金这几天看新闻，居然发现，公积金居然还有骗提现象……有些人为了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居然和别人做“假夫妻”，甚至装作自己的“女儿”得了白血病。而这些自已很“机智”的手段，往往会引来大祸！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以扬州市为例：
2017年城区发现并处理骗提住房公积金行为162起，其中，租房133起，异地购房19起，冲还商业性住房贷款5起，大病4起，离职1起。
据悉，为骗提公积金，伪造租房合同、身份证、结婚证、单位公章、大病资料……近年来，部分公积金缴存人恶意通过自己或他人渠道伪造材料，结果因小失大。目前我市已建立住房公积金执法联动机制，移交给检察院、公安部门骗提线索2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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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也有局限性，适用于对准确度要求不太高的领域。天气预报可以，明天中午 12 点下雨概率 80%，到时没有下雨，后果也不严重。商品推荐可以，根据消费记录，推荐三星手机，不感兴趣不点、不买就是。可是，坏账率高于 10%，一般借贷平台就会崩溃，大数据征信准确度够吗？大数据适合用来排除可疑用户，但是很难给正常用户准确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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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　　【好了疮疤不忘疼】四川往事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长江上游，西邻青藏高原相扼，东有依三峡险峰，北有巴山秦岭做屏障，南有枕云贵高原，独特地理位置形成了闻名于世的四川盆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享有“天府之国”之美誉。四川地灵人杰，名人无数，既有朱德、邓 小 平这样的伟人，又有杨玉环那般的美女。新中国十大元帅中，四川人就占了将近一半。　　
　　众多名人中间，有个名叫李某某的，可谓“极左”精英中的精英。李某某建国前战争时期在军队曾任政委，所以他一直喜欢部下称呼他“政委”。李政委在1947年曾经领导晋绥地区的土地改革，因为大搞流血斗争而受到毛 泽 东主席的批评。建国后，长期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又晋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个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李政委具有“极左”超强能力，熟悉大 跃 进时代所有官场规则和治理草民的手段，在每一项修为上都是空前绝后。他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 1966），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因此，使得天府之国的四川成为饥饿时间最长、饥饿范围最大、饿死人数最多的饥饿之乡。作家白桦在《我所见到的胡耀邦》一书中这样评价李政委：“李某某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不容易！”
　　第一卷 1958年大折腾
　　1、瞎指挥与蛮干
　　“大跃 进”中造成恶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自以为是的蛮干“瞎指挥”。主席提出土地利用“三、三制”（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种草，三分之一栽树），刘少奇视察江苏，提出要“少种高产多收”，说要“种得少、种得好、但要收得多。”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政委立即响应，日他打电话给四川省委说：“粮食要搞少种高产多收，多种经济作物。”并叫省委搞一个“紧急通知”，第二天就登四川日报。当晚，四川省委电话会上提出：全省一亿一千五百万亩耕地，1959年只种一亿亩。—声令下，各州、县闻风而动，反对者立遭恶运。粮食种植面积大大缩小。蛮干的结果，大量土地荒废，粮食大大减产。
　　李政委不顾有无条件硬性规定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冬水田放不干，种了小麦也欠收；待第二年小麦收割后田中无水，秧苗也插不上，既误了农时，水稻也减产，结果是小麦水稻两头失落。
　　1958年３月６日，四川日报登载了方水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搞的一种快速育秧法，秧苗７天育成，这显然是吹牛蛮干。
　　李政委四川立即要《四川日报》“大力发现和支持新事物”，并召开电话会议，要全省各级党委报送如象“快速育秧”那样的“新事物”。
　　指示下达后，于是，《四川日报》出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新事物，什么：彭县的“篼棉花”，中江县的“竹箩玉米”，荣经县的“空中玉米”和“空中红苕”。
　　又是什么“不用土地可以种庄稼”，“向宇宙空间开辟粮食基地”。还出现了什么“猪打牛奶针，每天长两斤”，“一个脚板苕要两人抬，重８４．５斤，一窝南瓜结９６个，重１１１６斤”，“母猪产仔多，两月出双窝”，“一只母鸡两小时生八个蛋”等等离奇古怪的“新闻报道”。
　　当时，谁要实事求是，谁就是“观潮派”、“右 倾保守”，就得挨整。传统农业耕作模式，流行几千年，养育了中华民族，而今全盘推翻。
　　什么“深耕”、“密植”、“苦战”、“夜战”……新口号层出不穷。
　　2、放“卫星”吹牛皮
　　1958年８月28日《四川农民报》载：“天下人民向天府之国投送爱慕的眼光”；“郫县卫星与嫦娥共舞”；“犀浦乡幸福一社中稻亩产可达四万多斤”……。
　　看“卫星”升天胜过赶大集，成千上万的人前去郫县观看收割，人们似中了魔法，失去正常思维。
　　张曙时院长，将古稀之年。他丢下拐杖，乐呵呵地当众“踩稻”：在人家欢呼雀跃中被扶到稻谷上，稳稳站定。
　　欢呼口号声此起彼伏，欢呼“卫星”上天了!只有前来参观的“老外”——苏联专家瞪大眼，感到不可理解。
　　亩产４万斤毕竟太玄，《四川日报》等不敢轻易刊登此消息。
　　原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回忆说：
　　“正在北京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李政委，看到各省都在报纸上‘放卫星’，打电话回四川要‘卫星’。”
　　“过了不几天，传出郫县红光公社放５万斤‘卫星’的消息。成都各界人群潮水般拥向田间。”
　　“我立即到现场采访，心想，这下该给四川争光了。但是到田里一看，又问了几个老农，一个老农悄悄地说：‘这是神仙地呀!’他顺手拔起一把稻子：‘你看，这是打夜战栽的!’原来，县社干部强迫群众，一夜之间把３０多亩成熟的稻子移栽在２亩田里，放出了这颗 ‘卫星’!”　
　　“我带着凄楚的心情回到机关，当晚，省委打电话说，省委书记阎秀峰、许梦侠找我。问：‘今天你去了吗?你调查了吗?你们新华社准备报道吗?’我如实汇报了看到的情况。我说：‘我原来准备报道，现在看来，卫星是假的，不准备报道。’”　　
　　“‘对，不要报道。’阎秀峰、许梦侠几乎同时表态。接着，他俩给我一封揭发信，一位社干部在信中揭发说：犀浦乡放的卫星全是骗局，是上边压出来的”
　　“飞向天空的‘卫星’破灭了。李政委回成都后，在红照壁省府礼堂干部大会上批评，不放‘卫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 倾开始，不同意放‘卫星’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夏戎、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笳和我都受到批判。”
　　重压之下，“卫星”越放越大，越升越高。主席视察过的郫县成了“卫星”发射场，“卫星”频频升空。
　　９月２９日，原先不敢报道亩产４万斤消息的《四川日报》，率先报道郫县友爱乡第九社亩产82525斤水稻的“卫星”。这是当年四川农业战线上放的最大“卫星”!
　　省上当即派农工部一个处长去验收，还派农业厅厅长下去蹲点，在《四川日报》上倡议“大搞万亩万斤”指挥田，全省强制推广。
　　农业高产卫星竞相发射升空，四川蓬溪县园艺场亩产苹果14714斤的牛皮“卫星”还上了中央大报。
　　这些离奇骇人的典型，有些是移多花接一木，即将快成熟的庄稼并栽—处，更多地纯系睁眼说瞎话。
　　当时四川流传很多的大跃 进顺口溜，比如：“稻谷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这还算比较“现实主义”的。
　　更浪漫主义的如：“玉米杆儿上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深耕细作产量高。一棵玉米穿云霄。彩带拴住玉米腰，吓得月亮弯了腰!”
　　浪漫得不单可笑，简直可怕了——无数人巳分不清“神话”和现实，都生活在“大跃 进”狂热幻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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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象精猪”和全国现场会　　１９５８年重庆在市委小礼堂召开市级财贸干部会议。会上倡导放卫星，提出“要夺取全国第一”的口号，要大家辩论。　　有人说：“不提‘全国第一’，提争取‘全国第一流’吧!”遭到斗争，被斥之为“没干劲”，“阻碍群众运动!”　　辩论中，听到有的地方牛搞出了“牛精猪”，个大体肥，似牛非牛，似猪非猪，大有搞头。　　一位重庆负责人就问：“什么动物最大?”答曰：“象最大!”那位负责人当即拍板：“好!咱们就搞象精猪。”　　于是就派人到北京动物园，联系搞象精液。对方不同意，说 “象不容易开情，也没办法搞”。在对方坚持不干的情况下才作罢论。　　“象精猪”卫星没升空。１９５９年二季度在区县负责人会议上，硬压任务说“１９６０年全年生猪发展必须达到２００万头!”　　并说“当年的主要危险是右 倾!”压力—下，巴县就提出全县发展２５０万头。　　这样一来，各区县硬起头皮乱定指标，全市为６００万头。实际当年发展数只达到１０７万头。　　食品公司为邀功，乱说城市里居民伙食团等自养猪已够自足，不需农村供猪了。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３日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说：“截至１０月底，全市生猪已发展到１７０万头，比去年增加６７、１７％，由于生猪的大发展，已经实现了肉食基本自给。”　　李政委大加赞扬，命在《四川日报》、《重庆日报》上发表社论。　　浮夸的结果，争得了中央在重庆召开副食品现场会议的荣耀。　　１９５９年底中央财办在重庆召开全国副食品现场会。会前，重庆赶紧弄虚作假。为了把南溪口打扮成全国大型饲养场典型，连夜赶修猪圈，赶运活猪。　　人员，挑选“可靠的”，年轻力壮的。把老弱病残的职工统统赶出去，叫他们在代表参观时到井口茶馆喝茶，不准到现场去看，不准多嘴。　　活猪全部换成又肥又大又整齐的白毛猪。由水陆两路，从肉联厂连夜挑选赶运了白毛猪１４１４头，每头平均１７０斤以上。　　又从南岸六公里运来大批仔猪。七拼八凑５０００头猪，号称万猪场。　　参观的路线事前安排好，不好的就不让参观。还叫粮食部门拨给好饲料，拨给了大量碎米和包谷。　　又布置，饲养人员要少，说明功效高；还提出“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圈内干干净净的，别人一看，人又少，猪又喂得好!”　　假的总是假的，露出了马脚。参观的代表都是各省、市的负责人。　　有的代表问：“这么多仔猪，这样好，都是你们场里养成的吗?”饲养员不知所云。　　有的代表说：“你们的猪饲料比我们省人的口粮还好!”　　李先念副总理也有所觉察，说：“如真正象这样的话，重庆有十个这样的万猪场就解决了!”　　还说：“今后不开全国性的现场会议!”同时，把现场会议改名为工作会议。　　有关方面假戏真唱，会后，对商业部门的干部布置说：“先念同志讲，重庆要办十个万猪场。”　　于是又兴师动众，大办“万猪场”，把南溪口饲养场改为种猪场。后来办的十个“万猪场”，弄虚作假，劳民伤财，光财产损失就达数十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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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一哄而起迅速公社化
　　日，北戴河会议闭幕。　　9月1日，《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迎接公社化高潮》的社论和嵖岈山卫星公社简章（草案）。　　9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卫星公社简章，并发表社论《从“卫星”公社简章看如何办公社》，赞扬嵖岈山卫星公社“在若干方面突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框框”，“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　　9月10日，《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社论《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　　11日，《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公开发表。　　这时，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起来。　　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到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　　除西藏外，大陆27个省市区共建人民公社2338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到100％；　　到10月底，农村公社已达26576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1％。　　至此，1956年建起的70多万个高级社，才刚满两年，就在一个月时间里变成了2万6千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化的浪潮，由农村滚滚冲向城市。率先实行农村公社化的河南省，一鼓作气，在城市建立了人民公社。　　到9月底，全国9个省辖市共建立公社482个，其中，以街道为主的63个，以厂矿为主的218个，以大专学校为主的118个，以机关团体为主的42个，以郊区农业人口为主的41个。　　参加公社人数占这9个市总人口的97％。每个城市公社平均规模为4950人。　　其它省市也建立了一批城市人民公社，哈尔滨市的香坊人民公社、北京市二龙路人民公社等，在当时很有名气。　　一些富裕市民非常恐慌，急忙提取银行存款、购买贵重物品。上海等一些城市的手表、金银钻石首饰等贵重商品迅速脱销。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八个字：“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人民公社的“大”，首先是规模大。　　平均每社4800多户，6万多亩土地和1万多劳力。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在11个省市区7589个公社中，1万到2万户的公社533个；2万户以上的社51个。河南、吉林等13个省，有94个县实行一县一社。　　其次是经营范围大。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样样俱全。　　人民公社的“公”，首先表现在所有制方面。　　原来高级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归公社所有，实行全公社统一核算；社员的自留地收归公社经营，社员个人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公社所有。　　国家把在农村的粮食、商业、财政、信用社等基层机构下放给公社经营管理。　　人民公社的“公”，其次表现在分配方面。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　　据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五省到10月底统计，共建公社5254个，计划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的共842个社，占21％；　　实行伙食供给制（即饭菜不要钱）的2151个社，占61.3％；　　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即吃饭穿衣等不要钱）的590个社，占15％；　　实行全供给制（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等）的103个社，占2.7％。　　当年，很多公社秋后就不再给社员分配粮食了，只发给社员一张食堂就餐证。　　工资制则是在供给制之外，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支付给社员一定数额的货币。由于公社的收入首先要用来维持供给，工资也就名存实亡。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分级管理体制。　　初期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架子，基本上是按照嵖砑山卫星公社的模式搭起来的。一般分为公社、大队（有的叫作业区，一般是原来的高级社）和生产队三级。　　有些几乡一社的大社，还在公社与大队之间设一个管理区，作为公社的派出机构，大体相当原来的乡。　　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一级政权机构。公社统管全社的经济核算、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和产品分配；生产大队负责本大队的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队则是一个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　　为了便于集中、调动劳动力投入大跃进，搞“大兵团作战”，许多公社搞所谓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　　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就是把公社的男女劳力全部编入师、团、营、连、排、班等军事组织，在劳动时像军队参加战斗那样部署、指挥、调动。　　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公共事业，社员过着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　　到10月底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共举办公共食堂265万多个，吃食堂的社员占农村总人口的90％。　　已建托儿所、幼儿园475万个，幸福院10万多个。　　河北、贵州、辽宁等20个省市区，共建民兵师1052个，民兵团24525个。　　建立人民公社对于广大农民和乡村干部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在全国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有两个人民公社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一个是河南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一个是河南新乡县的七里营人民公社。　　在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正式公布的同时，《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和《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也在各大媒体上同时刊载，各地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按照这两个公社章程，依样画瓢建立的。
　　5、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　　人民公社的“亮点”之一，就是大办公共食堂。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震天响。公共食堂就是“天堂餐厅”，共产风席卷神州。四川农村公共食堂一哄而起，一些城镇也竞相办起。　　为了扫除私有观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户家里不冒烟，家家户户吃食堂。鸡、鸭、猪等家禽，屋外树竹都归了公。甚至有的地方连箱柜家具都归公有。吃饭人人往前冲，比谁吃得多，赛谁吞得快，吃了是白吃，不吃白不吃。　　“哪里呀吃饭不要钱?哪里呀老少笑开颜，走遍天下找不到呀，人民公社吃饭哟不要钱，嘿，吃饭不要钱!”　　大跃 进中全国模范，主席视察过的徐水县传来的这首共产歌谣，在蜀中大地响起，四川话唱出更响亮，更有味。　　在主席视察过的郫县红光人民公社，就办起了４３２个公共食堂。据红光管理区第五队和九队在部分社员中调查，体重平均增加１２斤，多的胖了二、三十斤。　　社员们欢唱：“人民公社好处多，又用嘴说又唱歌，山歌越唱越起劲，唱得大家笑呵呵!”　　四川另一个公共食堂好典型是达县罗江人民公社，有１２７个。８４岁的老人何正春哪见过不要钱白吃的事!高兴地说：“办了人民公社，成立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现在真是‘老来红’!”　　社员们说：“公社食堂是我们的家，子孙后代要靠它!人民公社万岁!公共食堂万岁!”　　当时也有些头脑清醒的农民，红光人民公社农民范克臣给公共食堂送了一幅对联：“吃饭不要钱有何兴趣，做事要长远别太乐观”。　　他很快被骂成“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农民……对食堂进行冷嘲热讽。这些人的破坏言行激起了广大社员的义愤……”遭整挨斗在所难免。　　主席接连批示，说张凯帆等人主张解散公共食堂是“分裂共产党”，所以四川紧跟中央，认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动不得。　　在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８日省委一次扩会议上批评报社：“旗帜不鲜明”，“不战斗就是投降”。　　《四川日报》当晚便突击写出社论：《公共食堂万岁!》于１９日见报，以很“左”的腔调说：“应该告诉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你们解散公共食堂是解散不了的……公共食堂是好样的，永远垮不了！”“公共食堂万年红”！“公共食堂万年香”!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 年，四川日报充塞了这方面的文章１４０多篇。
　　5、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　　人民公社的“亮点”之一，就是大办公共食堂。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震天响。公共食堂就是“天堂餐厅”，共产风席卷神州。四川农村公共食堂一哄而起，一些城镇也竞相办起。　　为了扫除私有观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户家里不冒烟，家家户户吃食堂。鸡、鸭、猪等家禽，屋外树竹都归了公。甚至有的地方连箱柜家具都归公有。吃饭人人往前冲，比谁吃得多，赛谁吞得快，吃了是白吃，不吃白不吃。　　“哪里呀吃饭不要钱?哪里呀老少笑开颜，走遍天下找不到呀，人民公社吃饭哟不要钱，嘿，吃饭不要钱!”　　大跃 进中全国模范，主席视察过的徐水县传来的这首共产歌谣，在蜀中大地响起，四川话唱出更响亮，更有味。　　在主席视察过的郫县红光人民公社，就办起了４３２个公共食堂。据红光管理区第五队和九队在部分社员中调查，体重平均增加１２斤，多的胖了二、三十斤。　　社员们欢唱：“人民公社好处多，又用嘴说又唱歌，山歌越唱越起劲，唱得大家笑呵呵!”　　四川另一个公共食堂好典型是达县罗江人民公社，有１２７个。８４岁的老人何正春哪见过不要钱白吃的事!高兴地说：“办了人民公社，成立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现在真是‘老来红’!”　　社员们说：“公社食堂是我们的家，子孙后代要靠它!人民公社万岁!公共食堂万岁!”　　当时也有些头脑清醒的农民，红光人民公社农民范克臣给公共食堂送了一幅对联：“吃饭不要钱有何兴趣，做事要长远别太乐观”。　　他很快被骂成“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农民……对食堂进行冷嘲热讽。这些人的破坏言行激起了广大社员的义愤……”遭整挨斗在所难免。　　主席接连批示，说张凯帆等人主张解散公共食堂是“分裂共产党”，所以四川紧跟中央，认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动不得。　　在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８日省委一次扩会议上批评报社：“旗帜不鲜明”，“不战斗就是投降”。　　《四川日报》当晚便突击写出社论：《公共食堂万岁!》于１９日见报，以很“左”的腔调说：“应该告诉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你们解散公共食堂是解散不了的……公共食堂是好样的，永远垮不了！”“公共食堂万年红”！“公共食堂万年香”!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 年，四川日报充塞了这方面的文章１４０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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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视历史，吸取教训！
　　以史为鉴！
　　不忘历史，为了未来。
　　秉笔直书！顶！
　　6、田家英调查四川灾情　　1959年的初春，主席的秘书、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和他的调查组来到四川的崇义桥——大丰。　　这里是“天府之国”川西平原最富饶的地区，可是当时它和全国一样，也刚刚经受了1959年浮夸风的肆虐，显出一片萧条。　　人们也刚刚搞过上山炼铁，下地熏土，敞开肚皮吃饭，每月按时“关饷”之类的名堂。　　甚至一些地方也吹起了“撤房并居”、“砸锅搜碗”的共产风。　　不过几个月工夫，丰茂的竹林没有了，满圈的猪羊鸡鸭也没有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房子没有了，很多人连家也没有了。　　人们挥霍掉了所有公有的和私有的积蓄，眼下每人每天在公共食堂里的粮食只有四两八钱三厘黄谷，碾成大米不过３两，连稀饭也吃不饱，简陋的医院里已经出现了水浮肿病人。　　田家英来到了公共食堂，看见一位老太太因为不小心，打翻了全家人一天吃的一盆稀饭，坐在地上号啕痛哭，最后用田家英给他的五斤粮票，到公共食堂称了五斤麦麸。　　刚到大丰的时候，大会小会都开了，没有人敢跟他说实话。虽然解放不过十年，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已经经历了好多次运动，尤其是刚刚发生的“反右倾拔白旗”。　　他们知道田主任的官儿再大，也是要走的，他们不愿意在田主任走了之后，全家人跟着自己像那些可恶的地主富农一样抬不起头。　　有一天，他找到了生产队长，说是要看看库存。队长忐忑不安地打开保管室的门，田家英看到了一座“粮山”：这就是按照上面的高产指标算下来，队里“应该”积屯的三万斤粮食。　　田家英也不说话，只是站上去踩了踩。只觉得谷堆松泡泡的。他顺手拿起一根竹杆，往下戳戳，谷子哗哗地往下掉，露出了下面垫着的谷草。　　生产队长的脸都吓白了，大家都说早晚瞒不过田主任这一关，这下真的让他抓了个“现场”。　　可是田家英还是只笑笑，拍拍手跳下来说：“嘿嘿，这谷子秕壳真多啊！”　　田家英在大丰的时候，和当时的四川省委负责人有过很激烈的斗争。　　四川这位负责人当时追风追得很厉害，他不愿意让以认真出了名的田家英来四川揭自己的短。　　比如说，他就不愿意田家英到他的秘书蹲点的郫县红光公社去调查。　　后来主席根据田家英在大丰反映的情况下发了《党内通讯》，提倡“包产落实、合理密植、节约粮食、要讲真话”等六条精神。　　可是接到文件后这位负责人一边继续在全省推行“蚂蚁出洞”“双龙出海”等过度密植措施，一边在主席下达的文件上批示：“不要转变过急，防止消极影响……”不准向下传达。　　而此时的田家英却让罗远述专程从重庆赶回大丰公社，找到了口齿清楚的女孩子当广播员，一天好几次用大喇叭向社员广播这份《党内通讯》，推行合理密植，闹得附近的人们都跑来打听：怎么大丰的政策，和我们那里不一样？　　在大丰工作期间，田家英在省委招待所礼堂作过报告，面对省市委的干部们，田家英毫不客气地大讲刚刚发生的浮夸风的危害，对先是大吃大喝“胀死人”，后来又没吃没喝“饿死人”的现象作了尖锐的批评。　　田家英和大丰的干部群众打成了一片，其间他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各个部门的干部们交流全国的情况。　　他不断地将自己的“成果”传到主席那里，也不断看到它们经过主席的总结和提高，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向全国转发，尤其是那份纠正若干坏风气的《党内通讯》。　　在大丰县里的档案局里，现在还存放着田家英带领工作组起草的十几份文件。　　这些文件涉及农村当时状况的方方面面：对财务制度的规定、干部守则，各种条例、报告、会议发言……　　在这些文件里，有两个问题特别引人注意。一个是在“多劳多得”的前提下多处提到的超出奖励制度。另一个问题则是关于所有制问题。　　田家英在《关于分级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和许多文件中，都针对人民公社初期 “大兵团作战”、“吃大锅饭”和根本不搞经济核算等错误做法，拟定了不少条款。　　这些条款的主要精神，即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　　田家英在大丰的时候，写下了一首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诗，诗云：“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田家英就带着这样的心情，走上了庐山会议。
　　7、放开肚皮吃饭　　公社食堂不仅“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你就是有武松、李逵的饭量也不要紧，你可以随便吃，吃饱喝足分文不要。都“放开肚皮吃”粮食够吗？回答是：足够。　　各级领导人都被当年所谓的粮食“卫星”所迷惑，以致主观地认为粮食已经很充足，多得到了吃不完的地步。　　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700亿斤。1958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但粮食产量实际上也只比1957年略为增产，后来经过核实，全年粮食总产为4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300亿斤。　　然而北戴河会议时农业部党组报告说，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超过8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　　既然粮食如此大丰收，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那么，“放开肚皮吃饭”也就毋庸顾虑了。　　当时人们还算了一笔账，一个人放开肚皮吃一年大约需要500斤左右的粮食，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每人平均可有550斤，仅此一项。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　　1958年国庆节前后，多少年来一直为吃喝发愁的中国农民，忽然间在公共食堂过上了一段不但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的好日子。据称，“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也是柯庆施。　　红光公社是较早实行“放开肚皮吃饭”的地方之一。该社的火箭大队的食堂在这年的秋收秋种期间，实行的是吃饭定量的办法，但有些肚量大的单身汉和大人多小孩少的户，反映有时吃不饱。　　经大队领导研究后，决定取消原来的定量办法，实行吃饭不定量，让社员放开肚皮吃饱。　　开始时，有些干部对这个办法感到踌躇不安，觉得放开肚皮吃饭好是好，但吃粮不受限制，会不会吃过头粮。　　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主张放开肚皮吃饭的，虽然他也对吃饭不定量后是否会超过定量标准心中也没有底，但认为要让社员发挥干劲生产，就要让社员吃饱，粮食不够，可以多种萝卜、白菜和杂粮。于是，在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前两天，全大队突击种了18亩萝卜。　　日这天，火箭大队正式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办法。　　全大队在食堂吃饭的共有402人，这时因有28人去铁厂做工，实际吃饭人数374人，其中男女劳力227人，小孩117人，老人27人，病人3人。　　按过去每人每天1斤零5钱的定量标准，本应吃大米385斤，大队长考虑，第一天敞开吃饭社员食量必定增加，特地关照食堂仍按402人做饭，比定量标准多加了35斤米。　　吃饭时，全食堂开了50桌。有的社员因吃饭不定量，怕人家说自己吃得多，吃得特快。　　一个社员还带来个大瓦盆，装得满满的，本来他只吃四碗饭，这顿却吃了六大碗。　　别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么大的碗，他说：“这一顿尽吃，下一顿还尽吃吗?干一碗是一碗。”　　结果，这顿饭虽然比平时加了不少粮食，仍吃了个精光。　　第二天，在食堂吃饭人数与头天一样，下的米也同样多，晚上结账，比过去定量标准又超过了30斤。　　一些小队干部心里开始发慌，担心这样吃下去，多少粮食也不够吃。　　但大队长并不这样认为，说社员吃饱了干劲大，明年就能够增产，吃饭不定量的办法一定要坚持。　　结果到了第三天，社员的饭量开始下降，第四天则节余了20斤大米。　　据称这个食堂实行吃饭不定量一个月下来，每人每天一斤米下锅，已足够吃，而且还有节余。　　江苏江阴县的马镇人民公社的“放开肚皮吃饭”，是在1958年的国庆节前开始的。　　马镇之所以搞“放开肚皮吃饭”，主要是“今年水稻获得大丰收。　　除去征购粮、种子粮和饲料粮以外，全社按每人一年650斤口粮计算，可吃一年零十个月”。　　由于“有了丰足的粮食”，所以能够做到吃饭不要钱，不定量。　　对于放开肚皮吃饭，社员自然是高兴的。62岁的贫农尹积福，子女多，劳力不强，过去吃饭很担心，老是不敢吃饱，怕吃过头要超支。　　开始搞吃饭不要钱时，尹积福还有点不敢相信，开头两天不敢吃足，怕最后还要算账，听了有关政策的宣传和鸣放辩论后，心里踏实了。　　他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真是到了天仙国了，共产主义才沾点边儿，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联盟大队的公共食堂被称为“幸福食堂”。社员到食堂吃饭时，自己吃饭自己装，要吃多少装多少，既不要钱，也不限量，这是一个实行供给制的无人管理食堂。　　“这个食堂吃饭方便，坐下就吃，不要排队。饭前不需订饭，饭后不需报账。吃饭不要钱，吃菜也不要钱，社员来客，开饭前两点钟通知，可以加菜，客人吃饭也不要钱，只有加菜时才要钱。”　　当然不只是联盟大队的食堂社员来客吃饭不要钱。河北省安国县的伍仁村，是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家乡，公社化之后，有当代关汉卿之称的著名剧作家田汉来该村参观，他在参观后的一篇短文中写道：　　“我们尤其喜欢公社食堂的一种符合中国人民好客精神的制度。社员的亲戚朋友被认为是大家的亲戚朋友，第一天吃得好些，第二天到第五天当自己人看待，第五天以后才要粮票。这真是合情合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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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历史，纠正失误，开拓未来，实现中国梦！
　　8、大吃二喝穷吃海喝　　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在提倡“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上不限量，就是吃菜上，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　　开始办食堂，各生产队害怕把自己队里的猪羊鸡鸭被共产，就杀宰猪羊鸡鸭，让食堂变着花样吃；各公社也鼓励公共食堂吃得好，以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还组织“食堂饭菜竞赛”，开“食堂现场会”。各队的干部和社员都有“不吃白不吃，反正是公家的”心理。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回忆说：“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告诉我，有的干部执行‘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的口号很积极，看到过路的人走了多远，还强拉他回来，说天晚了，还不吃饭？反正不要钱，非让他吃不可。”　　1958年11月，荥经县寨桥公社召开农村食堂现场会议，提出办好食堂的八条标准，在全区三万多个食堂中开展竞赛。　　其中一条竞赛标准就是饭菜多样化。　　具体要求是吃菜天天不同样，逐步达到七天、半月不同样，吃饭有几样菜，并定期有荤，增加营养。　　而现场会所在的寨桥公社的贝桥食堂，则是每天一干二稀，吃饭放开肚皮吃，早晚各两个菜，中午三菜一汤。　　这个食堂单是10月份一个月就吃过五次面条，两次饼子，三次团子，两次馒头，赤豆烧粥更是经常有；　　荤菜方面吃了三次肉，十三次鱼，素菜是半月不同样。　　这个食堂的口号是“一年赶上马福兴，二年超过德秦恒”。“马福兴”与“德秦恒”都是常州市内著名的菜馆。　　要知道，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仍是很低的，农民一年中难得吃几次荤菜。　　贝桥食堂的这个水平，已大大超过了公社化前一般的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这也就决定了这种“放开肚皮吃饭”是不可能持久的。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全队有470户1900人，共建立青壮年红专食堂12个，老年幸福食堂3个，幼儿食堂3个。　　这个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　　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对病人、孕产妇、客人有特别照顾。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表：　　一、豆包和平汤凉粉、肉丝、白菜、萝卜烩面、百合汤菜包和平汤豆芽、金丝、粉条　　二、枣花馍和平汤肉片、豆腐、银丝菜汤面条、肉丝、于花菜菜包和平汤丸子汤、金针汤、木耳汤、莲子汤　　三、面包和平汤金丝、银丝菜、白菜、凉粉蒜、面条、花卷、馍、跃进汤肉丝、炒韭菜、银丝菜、烧白菜　　四、火烧饼、跃进汤、豆腐、雪花菜、海带、凉粉面片、银丝菜、肉丝、烙饼、凉拌粉条、银丝菜、醋白菜、肉丝片　　五、雪花馍、凉粉、炒金针、烧白菜、银丝菜汤、面角、莲子汤、杂烩面、炒韭菜、炒红丝菜　　六、卷子馍和平汤、凉粉、豆芽、银丝菜、红丝菜、穿汤面、白菜、银丝菜、锅巴馍、雪花菜、炒豆腐、银丝菜、炒百合　　七、糕点、肉丝、肉片、炒豆腐、炒白菜、炒韭菜、红烧肉、小苏丸、大苏肉、穿汤丸子、拔丝山药、焦烧肉、木耳汤、油馍、百合汤、银丝菜、豆腐、凉粉、金丝菜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　　“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到了1958年底，只得将“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收起来。至于各种各样的供给制，除了粮食供给制还勉强维持外，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供给制因无力再维持，基本上不复存在。粮食吃空了，许多地方在1959年春闹起了严重的饥荒。　　（摘编自《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作者：罗平汉 ）
　　9、天天吃得肚儿圆 　　1958年各地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　　单干好比独木桥，
走一步来摇三摇；　　互助组好比石板桥， 风吹雨打不坚牢；　　合作社铁桥虽然好， 人多车稠挤不了；　　人民公社是金桥，
通向天堂路一条。　　天堂之路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再也没有比一九五八年底那样接近天堂了。“人民公社”的美丽图画，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太诱人了。　　和全国一样，温江专区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全部实现公社化。乡政府换上了公社的牌子，高级社变成了大队或管理区，土改后更换过的地名社名，又一次被更具时代特色的名称取代，诸如先锋、上游、红光、幸福、跃进、丰收、卫星、火箭、红旗……重复甚多。　　温江上游公社是个典型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大社。这个社以温江城关为中心，由六个乡、一百六十七个农业社，以及城关居民组成，拥有一万八千三百多户、七万四千多人口，十二万亩良田。　　记者这样描写建社盛况：　　“天府之国”中的温江县，这些日子，城镇里，村庄中，稻田旁，到处张贴、竖立着节日的对联，标语和牌坊。　　太阳还没升起，人们就踏着露水，穿过正在收割的田野，从四面八方涌向挂着“上游人民公社”牌子的房子跟前，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把他们的申请书、决心书、保证书送到社委会来。　　写得密密麻麻、盖满手印，代表了千万颗心的入社申请书，一夜之间，就收了一万六七千张，申请入社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使得支部书记尹建德整夜儿乎没有睡眠。　　刚刚睡下，就又被贫农周德全和串连来的二十多户农民喊醒来。六十二岁的彭大娘，点着火把，用拐杖敲着门说：“可不能把老娘丢在社外边，我要多抱几窝鸡来入社！”……　　少数曾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老路的单干富裕农民，看了两年之后，如今也都急如星火地要求入社。　　曾公开宣布要和合作社比赛十年的单干上中农朱太元，几次申请入社。干部故意对他说：“我们比赛还没完哩！”　　朱太元说：“我早挂了免战牌，我可不愿再在社外当反面教员”。当他将生产资料全部入社、被批准做公社社员的时候，
他高兴得逢人便说：“从单干到公社，我是一步登天！”　　公开的宣传似乎是谁也不愿错过这趟通往天堂的列车，实际上农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从六十岁老大娘的鸡、充当“反面教员”的单干户，到相对富裕的农业社，统统“化”为一炉。　　“辛辛苦苦闹腾两三年，好不容易积累一些钱，眼看归公社，实在心痛。”　　坐在角落里的老上中农尚之清，一向以会打小算盘著名，人称“尚孔明”。　　当尚孔明转弯抹角说出他不愿意与穷社合并，要求分掉公共积累时，会场里立刻响起一片反驳声。　　这时，贫农彭金华走到屋中，打着手势说：“……我们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刚富裕起来就看不起穷社了。我们由穷变富，还不是靠着人多力大的合作社！”　　彭金华一针见血的发言，使大家猛然醒过来，认识到只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才能有幸福的未来。　　当大家一致决议把高级社的全部公共财产、公共积累、储备粮，一文不少地移交给人民公社的时候，热烈的掌声压倒了深夜的秋雨声。　　这掌声里一半是眼泪，一半是幻想，人人如洪流中的一片落叶，身不由已。连新繁清白乡的“老单干户”巫宗华也缴械入社了。　　《四川日报》活跃的记者石韫玉感叹道：“这一年，四川农村象是一个大战场，每个农业社又像是一个大工厂，白天千军万马齐出动，夜来明灯万盏满天红，生产运动开始就是高潮，高潮就是开始。”　　温江专区实现了公社化，最让农民欢喜的一件事就是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作家除迟唱道：　　“吃饭不要钱，几曾听说过？吃饭不要钱，哪里看见过？／自古所没有，世界也从无，哪能有这事？怕是说梦话。／吃饭不要钱，谁知是真的！就在咱公社，菜蔬也免费。／生产翻几番，粮食吃不完。吃饭不要钱，梦想要实现。／消息传出去，世界要震动。东方一片红，万岁主席。”　　在农民心目中，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入了社，就是“公家”的人、国家的人了，国家的饭大家吃，吃完了国家负责。　　一切都共了产，只剩赤条条一副身子，一只肚皮，唯有吃进嘴里才是自己的。　　人人都在死吃憨胀往肚子里捞，天天吃得肚儿圆，不吃白不吃。主席说一天可以吃五顿，有人吃到六顿，有的食堂从早到晚开流水席，随时想吃就吃，吃得有些人发呕。　　分粮到户时，先吃粗粮，细粮细水长流，现在先吃好的，白生生的大米饭把肚儿胀个滚圆，谁在乎红苕？　　实际上基层干部虽然被迫浮报高产，对粮食到底有多少心中还是有数的，但是他们无力抵制已经政治化的“敞开肚皮吃”，否则就意味着对大丰收表示怀疑。　　大邑安仁公社成立后，开始司务长每顿饭用粮多少还是要过秤记账的，县委第一书记侯宪发现后在全县电话会上批评说：“食堂煮饭用粮还要过秤？这是不相信五八年产量的表现！”　　于是全县就管他三七二十一乱吃开了，连过路行人也可以随便走进哪个食堂吃饭。　　亏了这几个月的好吃好胀，大部分的人才能在精疲力竭的劳动中撑下来，有的竟然还长好了。　　崇宁县老光棍白辉山端着大斗碗只是笑：“咳，安逸，公社不得了！”，他五十岁了，“突然长了好些肉”。　　土改以来，人们一直在议论农民不顾大局，裤带太松，把增产的粮食“浪费”了，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浪费过。　　一方面大量的晚秋作物收不上来，一方面秋收的粮食，包括合作社时期的老家底都被放开肚皮挥霍无几。
　　10、“钢铁元帅”升帐　　北戴河会议期间，主席多次讲话，讲大炼钢铁问题：“年内生产1100万吨钢，明年搞万吨钢，苦战三年，达到5000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是一场大战。”　　“这是政治任务，少一吨也不行！”“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　　主席强调：“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完不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要按纪律办事。要有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光靠说服不行，要把马克思和秦始皇结合起来。”　　“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　　日，发表会议公报，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该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全民炼钢风起云涌，四川自然不甘落后。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７日，李政委在电话上听到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的汇报，说万县在搞万座土高炉运动。　　他当天晚上到了万县，马上叫记者写稿子。记者觉得事实不够，写不出来。李政委批评是“秀才写不出文章”。　　于是，他在饭桌上对记者口授，并提出全省国庆前应达到五万座土高炉，这篇稿子第二天就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　　见报的当天，李政委又带上记者到了开县，据说这是万县专区土高炉搞得最好的地方，当夜决定从农村抽调５０%的劳动力上山，并立即打电话给省委“钢办”，叫给全省“下死命令”，“各地县委必须下决心调５０%的劳动力，死不了人的。”　　还指示《四川日报》“大力报道这方面的情况”。因此，从９月２１日起，《四川日报》头版上连续宣传了沪州、达县、涪陵、万县、西昌、雅安等专区组织６０—８０%的劳动力投入钢铁战线。　　农村大量劳动力上山，粮食收不回来，小春种不下去，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全省调集８００多万个劳动力，浩浩荡荡，组织成班、排、连，大砍树林、大挖煤矿。强行指定铁在国庆前要达的日产万吨，结果远远没有达到。　　四川高级领导人国庆前一天的上午就硬要记者写好了“日产万吨”的稿子。　　晚上电话会议，叫各地汇报产量，仍未达到日产万吨。李政委就叫记者事先写成的稿子在电话会上念，并叫各地各加多少吨。　　他说：“已经在报上发过号召的，完不成会给群众泼冷水，还是报万吨吧。”　　省委严令督促下，土高炉如满天繁星，猛增至７万座以上。没有矿石，动员家家产户将家中铁锅铁铲之类统统献出，当成炼铁原料，理由是吃饭有公共食堂，个人家中铁锅已无用处了。　　到后来，几乎能做炭就要烧，沾铁星儿的就要炼。　　到９月２９日夜，凑成日产铁1.02万吨，产钢５５００吨的“卫星”向国庆献礼。　　新华社次日报道：四川成为第九个日产生铁的“万吨省”。　　１２月１２日，四川宣布钢铁生产超额，提前完成全年计划：钢为70.29万吨，铁为88.88万吨。　　这些土高炉炼出的跃 进钢铁，大多是伪劣产品，根本派不上用场。　　铁砣砣堆积各地，风吹雨打，锈迹斑斑，成为劳民伤财铁的证明。砍成光秃秃的群山，为如今严重的自然环境危机，埋下难以弥补的后患。　　往前溯，1958年底1959年元旦前后，大批的农民工排列着队伍挑着铺盖卷从（当时叫）宜塘（塘坝）公路南来，在宜宾火车站乘车北上回家。　　他们是内江专区的农民，被征调到宜宾以南的珙县铁矿搞钢铁会战，离家三四个月了，从初秋一直干到了年底。　　正如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所唱：“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 　　??1958年大跃 进，宜宾市的中学生也受命参加大炼钢铁。宜宾第八初级中学的师生到金沙江以南的双河场（当时归属宜宾专区的庆符县），从山里往宜塘公路边转运石灰石。　　此外，还有不少的农民工被调到石灰岩矿山炸石采石，以及从公路边把石灰石再远运。　　宜宾专区大炼钢铁指挥部给参战的学生们补助了粮食配额定量，每人每天两斤红苕，这相当于半斤粮食配额指标。　　负责炊事的班长对大家讲，当地社员也都参加了钢铁会战，粮站没有现成的红苕，要学生们自己到地里挖。　　参加钢铁会战，学生们是各人自备大米和咸菜，并各自保管。　　班里安排同学炊事，每人一个陶土盅作为蒸饭的食具，各人自己量米吃饭。　　因为学生们是义务劳动，钢铁会战指挥部补助的红苕就无偿调拨，班上挑回来后统一保管和间隔性地集体吃红苕。　　每逢集体吃红苕那顿饭，班主任还让每个同学出等量的米来熬大锅稀饭。　　由于那种特别的伙食方式，对拨下来的红苕，学生不用掏钱记得清楚。??　　炸采石灰石、公路边的石灰石转运场，以及各种土高炉和临时运输道路，所占用的耕地农田，当时给了农民的损失补偿吗，不清楚。 　　??钢铁会战延长十天，宜宾第八初级中学的师生们是在双河场过的中秋和国庆节。　　双河场供应会战大军的中秋月饼，是单纯砂糖馅、掺了包谷粉的麦面做皮；商店不卖，按参战的组织系统“内部”购买，一角钱一个，不限量。　　这种月饼在1958年初秋只能算低级粗点心，连学生们都不愿多买。　　大炼钢铁，致使1958秋粮没有及时足数收回来，1959春夏粮未及时种下，而且“一平二调的共产风”（1960冬中央纠风文件里的称呼）无疑极大地打击了刚刚公社化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还加上集体食堂的大锅饭，这几方面因素综合作用酿成了1959开始的全国性大饥 荒。饥 荒的阴影在1958年的秋天就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不容易！
　　11、炼铁景观　　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灌县云遮雾罩的大山中，一队姑娘背着沉重的煤炭艰难爬行，她们是红光公社“红光炼铁炉”的运输队员。　　好容易挣扎上山，往下一看黑茫茫一片不知下山路在何处。姑娘们哭了起来，一个小姑娘勇敢地说：“哭啥子，回不去住‘青山旅馆’嘛”。　　姑娘们只得在山上过了又冷又湿又饿又怕的一夜。这位勇敢的小姑娘就是毛主席叫医生给她治过手伤的王祖云。　　自从见了毛主席，她干活好积极，调到山上炼铁后，每次背炭比别的姑娘都多。《四川日报》说，她已经有了爱，有了家，荒山野岭上的铁厂。　　这还是公社化以前的景象，公社成立后，这个大战场更是厮杀得日月无光了。　　全川一夜之间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上千万炼铁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　　温江专区无煤无铁矿，一样得炼。全专区抽调五十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向西部山区进发。　　没有煤就砍树，没有矿就遍山乱找，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的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　　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上组织数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道路为之阻塞。　　城镇各单位无一不是炉火熊熊，家家户户的金属器具从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进了炉子，变成质量低劣的土铁。　　五花八门的炼铁术中气魄最为宏大的是“大窑炼钢”，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的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的填满，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不是矿，铁不是铁的东西，敲锣打鼓报喜去也。　　12、记者描写四川大炼钢铁盛况　　1958年秋天，记者袁鹰和文艺部一位同事去四川组织宣传“大 跃 进”的副刊稿件。在川东万县地区，看到大巴山人民大炼钢铁的热烈场面，写了一篇题为《巴山铁水》的散文，其中写道：　　大巴山最早迎接上山来的，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勇敢又细心的人。不管赤日炎炎，还是连天阴雨，他们总背着口袋，拿着钉锤，到处敲敲打打，寻找矿苗，你道他们都是勘探专家？不，他们大都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同矿山打交道，有许多人从来也没看过铁矿是啥样子。　　忠县有位乡党总支书记，背着口袋上山找矿，看见有点异样的石头，就采一块，这样采了一口袋，背下山来找人辨认。忠县洋渡乡金台农业社的监察主任老谭，在金台山找到一处矿苗，挖了四天，就没有了。老谭心里发急，全乡都在等着他的消息哩！　　他回家吃了一顿饭，又进入一片没有人烟的老山密林，下几百丈到沟底，上几百丈到对山，他就在这里找了七八天，饿了就吃麦耙耙，渴了就喝河沟水，老虎就在附近咻咻吼，他也不管，终于在一个深岩洞里找到矿……　　找到了铁，山上便响彻了火药爆炸声和钻头的震击声，直上直下的山壁上便出现了蜿蜒的羊肠小路，便出现川流不息的挑运矿石的队伍。于是，两三个月里，小高炉、土高炉便一个个、一群群地出现了。　　我们曾在奉节县深山里的一个炼铁厂里住过一夜。那里，有一个二十一立方公尺的高炉，现在正在日夜赶建另一个同它一样大的高炉。那里，焦炭要从十多公里外运来，没有公路，就用人挑，用兽力车运，反正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工人们有时连着干十多二十个小时，有一个翻砂工人告诉我，他已经连着干了十六个小时了，可是一点不觉得累……　　大巴山里的深夜，并不安静。除了高炉在歌唱，到处都能听到清脆的电话铃声，这是地委或者县委在召集电话会议；这是区里、乡里在询问今天的出铁数字；这是钢铁指挥部在调动队伍，从这个区去支援那个区；这是每一个前沿阵地的指挥员在向上级报捷……　　全民大炼钢铁的1958年，不仅农村，连北京各个机关都参加了，几乎每个机关后院，都是日夜炉火熊熊。袁鹰的爱人将家里的旧铁锅、旧菜刀、蜂窝煤炉以至旧缝纫机搜罗在一起，坐一辆三轮车送到机关去。那些东西就是铁制品，有的还淬了钢，不知扔到土高炉里能炼出什么。
　　13、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成都会议。会上，主席大讲“破除迷信”，倡导“正确的个人崇拜”，为全面发动“大跃 进”运动吹响了号角！　　１９５８年３月８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成都会议”的当天，四川省成都市在体育场召开“反浪费、反保守、促生产大跃 进誓师大会”。　　锣鼓震天、口号不断，游行队伍川流不息……。从此，“大跃 进”运动在全省、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了。　　四川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坐落在川西平原，成都二十公里外。　　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６日下午６时１０分，小轿车沿成灌公路开到郫县全兴乡（今红光镇），主席在四川主要领导人李政委等陪同下步出车门。迎候的中共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等人急忙迎上去。　　田野菜花象黄金铺地，麦苗似千倾碧波，一副川西坝子好风光。主席微笑称赞：“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主席在干部簇拥中，步入农户温大娘茅舍中。他心绪甚佳，浓重湖口音模仿四川话：“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　　温大娘手脚无措，忙答：“有啥子不好嘛……”　　主席问：“你们一年分多少粮食?够吃吗?”　　温大娘回答：“我们一年一人分四、五石粮食，不要浪费就够吃了。　　主席走进温大娘房间观望，整理洁净，家具齐全。他大概感觉这位温大娘家日子殷实，不相信地问：“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　　温大娘忙回答：“我们是贫农。”主席满意了。　　“３月１６日”，从此作为特殊纪念日。这里地名改为红光镇、幸福社，“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悠扬小曲唱遍大江南北。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川西坝子天字第一号超级大社红光人民公社宣告成立。　　它由犀浦、合兴、团结、合作、安靖五个乡组成，有近一点七万农户，七点五万多人，良田十三万余亩。　　公社机关设犀浦乡，离李政委常驻的金牛坝招待所仅几公里之遥。二十六岁的女副县长郑某某任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周桂林任社长。　　合兴乡的老红光社，现在是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红光管区，周桂林仍是支书。　　国庆前夕，老红光社的全体社员给毛主席写信报喜：　　自您老人家三月十六日下午来我们红光社后，就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幸福。　　特别是您老人家在油菜田里用手比着一人多高问我们“能不能长这么高？”和在麦地里比着八寸长问我们“能不能长这么长？”对我们印象更深，启发更大。　　您这一比，好象是一把钥匙把我们的心窍打开了。　　看！主席，您这一比给我们生产上起了多大的作用，给予我们多么大的鼓舞……　　全社今年获得了惊人的大丰收，小春粮食比去年增加了二点四倍；早稻亩产达到一千六百一十四斤；中稻亩产二千八百零五斤；全社粮食产量比去年增加了三倍左右。水稻不仅获得了大面积丰收，还出现了三块万斤以上的亩产卫星……　　现在，我们又按您的指示和我们大家的心愿，欢天喜地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我们要以更大的革命干劲，进一步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争取一九五九年油菜亩产一千斤，小麦亩产八千斤，早稻亩产五千斤，中稻亩产一万斤，粮食亩产一万五千斤的成就，再一次向您报喜。　　最后祝您　　身体健康！　　万寿无疆！　　郫县红光社全体社员敬上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主席在红光社逗留时间最长的是前甲长温小凤的家，连“工作干部”都没接待过的温么娘第一次接待的就是主席。　　温么娘本人叫林赛华，有关方面慎重斟酌，决定把温字去掉，但又没“林大娘”这个叫法，报纸就不惜麻烦称“林赛华老大娘”。　　林赛华老大娘天天还在叨念：“唉！要是那阵不生火巴眼就对了”，还在怪罪孙儿不争气：“毛主席问你几岁了都说不出来！”　　她成天捧着那只毛主席把弄过的水烟锅，逢人便追述每一个细节。她的幸福花园里栽满了美人蕉、凤仙花、晚香玉、蝴蝶花，当中是一棵铁甲松。　　她叫来访的作家袁鹰回北京给毛主席捎个信，毛主席叫她喂两头猪，她就把大猪卖了养了两头小猪，原来这里不种红苕，政府号召增产，她就带头种红苕。　　毛主席生日前夕，“幸福娃”们给毛主席写信：“今年春天您到我们社里来的时候，我们这一群小娃儿都见到过您，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余万才说：“您说我还差点营养，现在我们吃食堂，比在家里吃得好吃得饱，长得结实多了。”　　邓洪昌说：“您问我一天打几架，我真不好意思，我以后保证不打架了。”　　年底的一天社长周桂林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人人都说这下要见到毛主席了。　　刺绣小组的姑娘们送来一对枕套，农药厂送来了用打破碗花制成的“红光杀虫剂”，肥料厂送来了泥巴、草灰和尿水合成的“红光钾镁化肥”，林赛华老大娘摘了十二个橘子送来，有人拿来了蜂蜜……　　整整一个夜晚，周桂林翻来覆去的想，见了毛主席说啥子。其实他的耽心是多余，临行前人们就塞给他一份讲稿，说什么都在上面了。　　讲稿题目是“一千九百多万斤粮食是按毛主席的当面指示放出来的大红光”。　　里面又一次讲到主席意味深长的比划，是鼓励他们夺取高产的“当面指示”。　　讲稿列举在毛主席的鼓舞下红光社创造的种种奇迹，诸如原来计划每人积肥十万斤，毛主席来后，社员提出每户积肥五十万斤，“结果每户积肥达到八十二万斤”，也就是四百一十吨，需要八十二辆五吨载重汽车才能拉走，而他们最先进的运输工具是鸡公车；全社九百多户人积的肥，就是四十万吨。　　当然，写材料的人是不会考虑这些小事的。他们继续写道，一九五八年，全社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一千九百多万斤，平均亩产三千七百一十六斤。　　周桂林还得到会上去讲，今年每人粮食平均达到四千七百五十六斤，平均收入四百五十元；明年就可以使每个社员有粮食一万斤，每人收入达一千五百元。
　　14、报纸颠倒黑白　　大跃 进时期，仍然有许多按常规思维、敢说 “皇上是光着身子”的人，他们被称之为“怀疑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保守派”、“顽固派”、“反对派”……。　　这些“冥顽不化”的多半是老农，所有关于高产卫星田的报道，都把他们的反对意见作反衬。　　“保守派低头认输！”《四川日报》说，郫县合作乡一社队长种了一块密植试验田，老农晏邦才饥笑说：“这个田要打千斤，我输你四元钱”，结果真打了一千多斤，“晏邦才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输了”。　　红光社老农孙子文讥笑试验田：“几千斤，连草一起秤都不够，栽那么密，咋个薅哦！”后来也“服气了”。　　到万斤田出来后，他们就只有感叹白活了几十年，“这辈子做梦想没想到啊！”　　公社化以前，还允许有少数单干户，据说这样反而有利于群众从对比中看到合作化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从互助组、合作社到高级社，新繁县清白乡巫忠华心甘情愿地充当反面教员，整死不入社。因为他出身贫农，干部拿他没法。　　今年栽秧时，上面要求密植，他油盐不进：“自古来没听说栽这么密的。稀秧不秧谷，只要交够公购粮，你管我咋个栽？”依旧栽他一尺见方的稀大窝。　　干部一气之下，专门把社里的密植高产试验田栽在他们田旁边，存心要老顽固扫尽面子，缴械投降。　　一天，地委宣传部两名干部路过，发现这两块稀密对比得出奇的田，打听到原因后反映到县上。　　县委书记击掌道；好！很好！正好通过这件事教育群众，拔掉这杆白旗。县上决定在这两块田各竖一个牌子，一块写社里的密植高产田，一块写“单干户巫宗华稀秧试验田”。秋收时县上开现场会。　　牌子插到巫宗华田头上时，他脸都气青了。他当然没有胆量去拆政府竖的牌子，他挺着那颗煮不烂的黄蟮脑壳，天天不是进县城挑粪，就是在田里忙，把他那几亩田服侍到家了。　　社干部一看，也加紧管理施肥，最后还施了县上特供的几十斤高效化肥。　　秋收时，地委宣传部两名干部再次赶到这里，要看看这出好剧如何收场。　　来到田头一看，不由得暗暗叫苦：两块对峙的牌子依旧立在那里，田里的情况却是今非昔比；　　巫宗华的稀秧田窝大杆壮穗长粒满金黄一片，合作社的试验田稻子已倒伏，乌黑黑只见叶子不见穗。　　支部书记悻悻地解释说，薅秧时看见单干户的秧头子壮，怕比输猛追了几次肥，结果把秧子催倒了。　　为慎重起见，地委干部在两块地各划出一块相等面积，亲自组织试打。单干户的稻把子轻轻几下就打净，拌桶里留下清清爽爽的谷粒。　　合作社的稻把子打下的是湿漉漉一堆叶子和瘪壳，就这样称下来，也比巫忠华的轻得多。县上筹划已久的现场会也就没了下文。　　和“顽固老农”举白旗投降的报道大多凭空捏造一样，温江专区新办的《都江报》就此事登了一篇颠倒黑白的报道，在这篇题为“一步登天”的报道中，巫忠华是个拿鸡蛋碰石头小丑，“我就不肯信，连合作化都整不赢！”　　他在城里包了一个茅坑，挑了几百挑粪往他的稀秧试验田里倒，又施了八、九百斤禽粪，结果只打了六百斤，而社里的密植田都是两千斤、三千斤……。　　巫宗华终于难为情地找到社长，说：“社长，以前我走错了路，请你收下我的入社申请书吧！”于是他就从单干到人民公社“一步登天”了。
　　15、郑书记取回来放卫星的“真经”　　合兴乡党委第一书记郑某某是个大姑娘，这年芳龄二十六，她十七岁那年当了乡农会妇女委员，一九五四年任县妇联主任，一九五六年年仅二十三岁当了副县长。郫县的女干部在温江专区以能干出名，她是其中的姣姣者。　　毛泽东到红光社时，郑某某错过时机，到湖北参观取经，水稻高产之风就是从那里吹起的。　　当时湖北出了两大全国轰动的典型，一个是麻城孝感的水稻高产，一个是红安县的干部试验田。麻城、孝感五七年底放出晚稻高产卫星，亩产两三千斤，经验是深耕-足肥-密植，开大浮夸先河，影响所及不可估量，所谓经验全国竞相效仿。　　所谓“干部试验田”则是乱指挥的升级。一九五七年后大批干部下放基层，以“改造思想，克服官僚主义，领导生产”云云。　　红安的经验是，光是带一本劳动手册、一把锄头到地里劳动，“很难达到领导生产的目的”。要用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的办法，“打开如何对农业生产全面、具体地领导的闷葫芦。”　　县委书记程鹏种了一块花生试验田。当地习惯花生地不上底肥，他偏上，习惯一窝花生一粒种，他下三粒；习惯白子下种，他用“根瘤菌”拌种；习惯宽窝距他打破搞密植；习惯锄两道草他锄四道；习惯花生苗不浇水，他偏浇。　　从而“对全县的花生生产实现了具体领导”。县、区、乡、社四级干部统统下去种试验田。　　中央转发了湖北省委在红安县总结的《关于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认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对于实现党对农业生产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　　党对农业的领导具体到了上多少肥、下什么种、挖多深、种多密、除几遍草、用什么农具……如果农民不照办，就做一个样板让他们照着办，“如果不办，就要批判”。　　郑某某到湖北就是参观学习这样的经验。　　回来后就在乡上展开“鸣放辩论”，声称亲眼看到孝感有密植小麦亩产四千斤以上的。　　全乡召开一千多人的“密植誓师大会”，发誓使用三×七寸的密植标准栽秧，合符规格的插红旗，上光荣榜，送喜报，不合规格的拔掉重栽。　　全乡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人人搞革新试验田。　　合兴乡党委在红光社搞了一块亩产四万斤的试验田，郑某某挂帅，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任副组长。具体措施是：　　一、高度密植，栽“满天星”，不留窝距行距；二、深耕，用两部“新式步犁”一部在前面耖，第二部接在后面耖，然后十五个全劳动力在后面挖，“挖到二点五尺为止”。三、分层，分期施肥十一次。　　郫县县委转发了这份计划，“希各乡党委学习合兴乡党委敢想、敢干、敢作、敢创造的精神，”　　农业部长廖鲁言在南方五省水稻会议上表扬郑某某敢想敢做。　　诸如此类的荒唐措施后果不言而喻，密不透风的秧苗在田里沤烂。　　到湖北大放卫星时，郑某某们就搞不懂，为何人家长得密不透风的稻子硬是可供人参观，我们只能凭空捏造，连谷桩都不敢让人看到？　　湖北麻城的三万多斤的“天下第一田”出来后，并秧首次公开化。新华社的消息说，他们在秧苗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毅然”把几块田的秧移植到一块田里，形成人根本无法下田的高度密植，得用管子插进去灌水施肥。　　中国农科院的郑建南称之为“掇秧密植”，认为是一种创造。四川的“水稻专家”从湖北带回的经验称之为“水稻后期移栽”，“二次移栽”等等。　　事实上，能供人参观的卫星田都是稻子成熟后并拢一堆的，所谓“移栽”纯属事后编造的欺人之谈。　　把未成熟的稻子密不透风地堆做一堆，只能把稻子活活沤死。　　作假者为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事实上，把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处作假，虽劳命伤财抛洒无算，倒底有收获，生长期内并秧则颗粒无收。　　有关“水稻后期移栽创高产”的经验七月下旬传到郫县，县委如获至宝，召开各乡书记会议，要求各乡搞试验田，“在含苞抽穗前”进行移栽，结局惨不忍睹；　　犀浦乡张青山社把三十多亩正在灌浆的稻子并到公路边的一块田里，以壮观瞻，“结果把稻草都沤黑，沤稀了，粮食颗粒未收。”　　合兴乡党委正在为夸下的亩产四万斤的海口发愁，以为找到救星，把一百多亩稻子移到几亩田进行“后期生长”，结果“一共只收了一万多斤秕壳”。
　　16、郫县发射“高产卫星”　　吃了“先进经验”的亏之后，有人就暗中悟出了门道，所谓后期移栽是不可能的，唯有将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堆，才能做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假现场。　　但是如此一来，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作假，需要高度保密。　　悟出了“高产卫星”的真谛。于是，郫县在八月二十六日，犀浦乡放出一颗四万多斤的卫星。接着是合兴乡红光社的十万斤的卫星，和平社的十三万斤卫星……　　正如《四川日报》所说，有了这个办法，“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放出多大的卫星”。　　在红光社制造十万斤卫星那个紧张的夜晚，社长周桂林“肚子痛”没去，他很难过：这样子整，实在太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8月26日下午，郫县向地委报告，犀浦乡有一块田可收三万多斤。　　“不要收，我们马上来验收！”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曾笳对着话筒大吼。　　当地委的干部傍晚赶到时，那块所谓的高产田已是光秃秃一片，县、乡干部称：“收割完毕。”　　这回曾笳可真火了，在电话里厉声责问郫县第一书记刘致台：“叫你们不要收为什么要收？这样做不对嘛……”　　刘致台满不在乎：“曾书记，你们不要急嘛！还有一块比这块产量还高，估计有四万多斤呢。”　　8月27日上午，除主持召开各县农业书记会议的曾笳外，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率领地委全体常委赶赴犀浦，一下汽车，他们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但见成都到犀浦的公路上大小汽车排成了长龙，人流如潮，成千上万的人把一块稻田围得水泄不通，挎着相机，拿着笔记本的记者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电影摄影机吱吱转动。　　那块稻田不如说是一个稻堆，稻子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从上面看去一片金黄的谷粒。　　有人用鸡蛋放在上面掉不下去；小孩在上面蹦跳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汉拿着洋铁皮做的话筒站在稻子上大叫大嚷；照像机劈里叭啦乱响……　　县里显然早已将消息捅了出去，单是看几十辆小车，就知道省、市、各厅局的人差不多都到齐，这种热闹欢庆的场面很快抹去宋文彬对县上又一次“先斩后奏”引起的不快。　　他堆起笑脸，和人们握手寒喧，接受种种由衷的或不由衷的表扬、祝贺和恭维。　　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握着他的手连声道：“祝贺你，宋书记！温江地区粮食大丰收，对这一年多来工业人口猛增的成都市，实在是太好不过啦！” 　　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秤。　　县上的干部在人们的拥簇下介绍“并秧移栽”经验：他们是在7月13日将十六亩田的中稻在抽穗前十天并到一亩田中，进行“后期生长”，放出的这颗大卫星。　　省委书记阎红彦、廖志高、阎秀峰，以及省人委、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均到现场参观。　　第一书记李政委眼下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整个大跃 进期间热度最高的一次会议，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高产指标和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就是在这次会上作出的。
　　17、假“卫星”被揭穿　　由于李政委不在，使这颗卫星的发射遭到重大挫折。而下达“熄火”令的正是李政委信任的阎秀峰。四十四岁的省委书记阎秀峰兼任省委秘书长，主管宣传工作。　　阎秀峰的秘书岳忠在田边参观时，他听见有人小声议论说这是造假，他回头一看，是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　　岳问，你们怎么知道是假的？　　专家扯起一窝谷子说：“这根是死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起的。”　　岳随即找到几个熟悉的当地干部打听，证实实际上是将三十二亩成熟的稻子并到一起。　　返回成都的路上，岳给阎秀峰讲了这些情况，阎秀峰立即叫岳忠通知各报社领导和农科所的那几位专家到省政府开会。　　会上，专家们直言不讳地指出，稻子是成熟后并起来的，所谓“移栽并秧，后期生长”纯属无稽之谈。　　阎秀峰会上宣布：“这样的高产卫星是劳民伤财，各报不要发表这种消息。”　　一百多人干了一个下午，一亩多田的稻子没有收完。当晚地县两级领导干部回郫县。　　晚饭后，宋文彬接到省委书记阎秀峰电话，说省、市机关有人反映，今天他们参观发现这块高产田有问题，是假的。　　宋文彬立即召集郫县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县农村工作部部长潘某某和主管农业的女副县长郑某某等开会。　　宋态度很严肃：“你们讲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就好，如果是假的，现在还好收场。现在不讲清楚，今后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　　县上几位一口咬定，真的！　　宋文彬又羞又恼，咬紧牙关，脸色铁青，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并秧移栽作为上了报的“高产经验”是不能否认的，于是问题集中到移栽的时间上。　　这块田无疑是成熟后并作一堆的，但县上坚持说是一个半月前稻子含苞抽穗时移栽。会开到凌晨一点不欢而散。　　根据阎秀峰的指示，《四川日报》等二十八日没有刊登已在成都闹得满城风雨的高产卫星消息。　　而《四川农民日报》据说是因为总编没有参加二十七日阎秀峰主持的会议，第二天（二十八日）却用整个头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道，头条新闻的大标题是：　　天下人民向天府之国投送爱慕的目光　　郫县卫星与嫦娥共饮　　犀浦乡幸福第一农业社中稻亩产可达四万多斤　　头版还列出了省委书记廖志高在宋文彬的陪同下参观卫星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站立在稻子上，“创造中稻大卫星”的干部社员的照片。同时发表了署名“肖宙”的诗歌：　　“请接受全省农民祝贺吧！川西坝子上郫县的劳动人民……如果发射台没有安装在郫县，为什么你们接二连三地一千斤、两千斤、一万斤、两万斤，乡乡社社放不停。”　　“昨天——八月二十七日的清晨，好象春雷震天响，又从郫县传出巨大的声音，党政军民的代表，成千上万的人群，工农青年象潮水一般，朝着郫县的田野飞奔……观潮派发呆了，算账派吓倒了，唯条件论者抹着鼻子上的灰，增产到顶的论调通通溜走了……”　　8月26日谁也没见过的那块号称三万斤卫星的消息也挤在头版，报道鼓吹，“郫县是多产卫星的母亲”，“卫星发射台”，并且是郫县县委办公室供稿。整个头版显然是事前就精心组织好了的。
　　18、地委令造假者“检查” 　　28日，成都市和各县闻讯前来参观的人将这块田围得水泄不通。收打完毕，经“验收团核定”，当场宣布这块田亩产为四万五千二百一十七斤五两八钱。　　这天上午，曾笳率各县主管农业的书记到犀浦参观。刘致台、潘某某大言不惭向各县介绍，他们在七月十三日含苞抽穗前将稻子移栽到这块田进行后期生长云云。　　话没说完，曾笳当头一棒：“你们这个万斤田有何用？要多花多少劳动力？腾出来的田有何用？有本事，直接搞出万斤田来！”　　“有啊，我们有直接长出的万斤田。”刘致台说。　　“哪里有？”　　“马路边上就有。”　　“好嘛，究竟哪块有把握，带我们去看看。”　　刘致台让郑某某带曾笳一行来到马路边的一块田，田边竖了一块牌子，上书：万斤田，每亩四万蔸，每蔸二十五穗，每穗二百五十粒。　　曾笳看看牌子，再看看田里的稻子，说：“好，我们下去数一数，看够不够这个数！”　　他和另外两名地委干部下到田里，在不同的位置数了十多穗稻子，平均每穗只有八、九十粒。　　曾笳脸色陡变，破口大骂：“郑某某，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啊？明明只有这么多，为啥那样写？你给我算一下，怎么会有一万斤？”　　当天下午，地、县两级关于并秧时间、并秧利弊的争辩继续进行。县里一口咬定，并秧时间是七月十三日，并让犀浦乡党委书记赵宗福和社支书到会作证。　　当晚，省委通知县委，关于犀浦万斤田的消息“暂缓发表”。　　宋文彬请省委农工部翌日到犀浦共同调查。二十九日上午，省委农工部长杨万选、处长史立言、地委宋文彬、县委刘致台共同在犀浦一社召集社长，驻社干部座谈。　　当过李政委秘书，长期在犀浦蹲点的史立言私下对宋文彬说：“查什么，用不着查，假的！几十亩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块，几百人晚上偷偷摸摸地干，稻子的根都没长进土，轻轻一提就起来了。”　　温江专区的调查组在调查报告中说：　　在伪造这些中稻移栽高产卫星之前，县委农工部长潘某某同志曾召集这些党员干部在乡公所开会研究，并提出了这些高产卫星放出后，参观时如何介绍经验的问题。　　潘某某说：“就说什么实行了深耕，高度密植、分层施肥、适时追肥、囤水灌溉、迂回灌溉、浅一深一浅灌溉等，并教育社员都说得出来……”　　在对社员进行了这样的“教育”后，社干部还不放心，再三叮咛社员不准乱说，并说：“记得清楚才说，记不清楚就不准说。有人问，就说不晓得。　　哪个说错了一句，以后脱不了手，大人说错，大人负责，小人说错，家长负责……”　　一切都在紧张诡密的气氛中进行，黑夜中持枪民兵分兵把口，来往巡逻，数百名社员黑灯瞎火，将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并入一块田中，每并一窝，还要在根部狠狠蹬一脚，让它们“长好”，天一亮，巨型卫星就做成了。　　调查结果正如史立言所言，稻子是八月十三日才并的，比县委坚持说的整整晚一个月。　　宋文彬咬牙切齿，给县委下了三道命令：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作假者以处分。　　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地委就挨了一记耳光。
　　19、《人民日报》为造假浮夸者喝彩　　9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苏方的一篇特稿——“卫星田畔庆丰收”：　　成都近郊的一块卫星田被参观的人围得水泄不通。望着这丰盛的庄稼，大家不住地啧啧赞叹着。　　一个老教授拿着一穗稻子左看右看，用手掂了又掂，连声说：“了不得，奇迹！奇迹！”　　一个年青姑娘把脸贴到稻穗上亲了又亲，闻了又闻；更多的人都弯下身子，去看那挤在一起的稻梗。　　你看，稻梗长得多密，稻穗铺得多厚啊！这沉甸甸的浅黄色的稻海，象一张有弹性的大沙发，别说鸡蛋堕不下去，便是风也透不过。　　你看，那几个粗壮的成年人在稻穗上站得多稳！他们好象站在厚厚的地毯上，跳着，裂开嘴笑着，惹得参观的人拍手欢呼，惹得摄影记者的镁光灯直闪。　　一只蹲在田坎边的癞哈蟆被笑声惊动了，想躲到稻田里去。可怜的小东西，你找错门路了。　　这密密的稻梗结成
的墙，你能穿过去吗？果然它蹦了几次都被挡回来了，急得它满地乱爬……　　田里，社员们正在紧张地劳动，割的割，打的打。稻子长得这么密，用手搂都搂不过来，收割起来多么费劲！　　昨天他们一百多人整整割了一个下午，才把这一亩零一点点的庄稼收割了一小半。　　今天天一亮，他们立刻又来到田里奔忙了……你可知道，在这密密的稻田里施肥是多么不容易呀，肥料根本洒不进去，他们不得不把肥料溶在水里，用喷雾器喷在稻子上，然后再用水冲到根部去……　　显然是一场斗争的产物，有人不同意宣传，有人坚持要宣传。它巧妙地回避了两个敏感的问题：一、产量，二、所在县乡。但凡是参观过犀浦四万斤田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说的就是它。　　《人民日报》九月五日关于广东连县亩产六万斤的报道，给郫县县委以更大的支持。　　这篇报道首次公开并肯定了并秧移栽。报道说，他们“把六十二亩二分田抽穗的禾苗集中进行高度密植。”从而创造了这一高产奇迹。
　　20、李政委支持假“卫星” 　　9月10日，县委终于向省、地做出书面检讨报告。这份所谓的检讨在轻描淡写地作了一番“认识问题”的检讨之后，把主要责任就推到了执行县委“明确布置”的乡党委书记赵宗福身上：　　县委“根本不怀疑一个党委书记能够在县委、地委面前说谎话，”而“问题正是出在这个重要环节上”。　　由于“犀浦党委书记赵宗福汇报假情况一再欺骗党”，县委要求“在犀浦从党内到党外，由该乡党委书记赵宗福同志，宣布一社高产卫星经过，从思想作风上，检讨自己弄虚作假的根源。　　并由县委书记赵金波同志主持，于最后将情况及检讨报告县委，再对有关人员分别处分。”　　检讨做了弄虚作假的罪魁祸首是赵宗福；开群众大会公开检讨由赵宗福在犀浦进行；处分有关人员赵宗福及其有关人员。地委的命令全部执行。　　赵宗福后来被撤职，但既没公开检讨更没挨批斗，他只是一个意外的牺牲品。　　事实上郫县县委底气十足，眼下“移栽”卫星映红了半边天，其内幕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都在这么干，地委、省委几个人反对算什么？何况还有李政委呢！因此他们敢于在“检讨”的最后理直气壮地宣称：　　至于移栽并秧工作，从其措施来说，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它对明年的大增产将会发生重大作用，我们决不泄气……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　　九月十二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八万斤！　　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　　报道的标题公然宣称“并秧移栽经验好，郫县上空出现万斤以上卫星群”。　　报道毫不忌讳地说，友爱乡一社于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出动三百一十个社员，用两天两夜的时间将三十五亩正在“散子”的秧子移到这块田里，创造了亩产八万二千五百二十五斤的高产奇迹。　　到九月九日止，全县已放出万斤以上中稻卫星三五颗，其中一次移栽的十三块，并秧移栽的二十二块。　　报道进一步说明并秧的好处：　　“当湖北，安徽省放出万斤以上的卫星后，他们认为，并秧移栽可以试验一亩田究竟可以密植、高产到什么程度，还可以腾出田来增种一季，使一年二季或三季的庄稼种上四季五季。”　　“最近，郫县县委研究了全县中稻卫星的情况，认为并秧移栽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方法。因为这样就可以做到，早稻移栽可腾出田来栽中稻；中稻移栽后再栽晚稻。这样，再加上小春和晚秋作物，郫县明年即可做到一年四熟甚至五熟。县委准备大力推广移栽并秧　　法。”　　不错，我们是并的秧，所有的中稻卫星都是“一次移栽”或“并秧移栽”，快成熟了并又怎么样？这块八万斤的卫星田就是“散子”（即将收割）时并的。　　这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方法，我们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准备大力推广。刚刚检讨的错误全部翻案！而且是在省委的喉舌《四川日报》上堂而皇之地翻案！　　与其说这是县委向地委的公开宣战，不如说是省委对包括温江地委在内的所有反对派的公开批评。　　消息在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上发表，针对性如此之强，足以表明省委对此事的态度。省委的态度何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原因是第一书记李政委从北戴河回来了。　　只要李政委在，李政委就是省委，省委就是李政委；《四川日报》就是李政委的喉舌。　　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决非报社可以左右。　　副总编伍陵一次不慎将他指定放头条消息放在了二条，挨了一顿臭骂：把报纸收回！损失由你出！　　8月17日至8月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