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些新兴领域的新青年需要什么赋权-学路网-学习路上 有我相伴
现在一些新兴领域的新青年需要什么赋权
来源：互联网 &责任编辑:小易 &
网友碰到这么一个问题:现在一些新兴领域的新青年需要什么赋权,系统通过互联网整理（主要来自百度知道、sogou问问、知乎、360问答等平台）获得以下解决方法，供碰到同样问题的网友参考:答：现在有七大新兴产业，比如新能源，新一代互联网，高端装备，环保节能领域，文化传媒、信息技术等 答：大兔子，大肚子答：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答：你好，新兴领域概念股有： A股市场上，中国软件(600536,股吧)、浪潮信息(000977,股吧)、卫士通(002268,股吧) 达安基因(002030,股吧)、迪安诊断(300244,股吧)、紫鑫药业(002118,股吧)、千山药机(300216,股吧)、新开源(300109,股吧)、北陆药业(300...答：未来10年，将有10大网络趋势出现: 1.语义网 Sir Tim Berners-Lee（Web创始者）关于语义网的观点成为人们的重要关注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事实上，它已经象大白鲸一样神乎其神了。总之，语义网关涉到机器之间的对话，它使得网络更加智能化，或者象...答：当今社会，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应用广泛。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促进了教育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已引起了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给教育观念、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深刻认识现代教育技术在教...答：目前心理学主要研究领域表现在7大方面：普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和心理生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工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①、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处于心理学的基础学科地位，他是研究心理现象发生与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如...答：兄弟，是七大新兴产业。 七大新兴产业，指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及中央和地方的配套支持政策确定的7个领域（23个重点方向），“新七领域”为“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标志着新兴战略产...答：战略性新兴产业圈定七大领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巨大市场蛋糕，正在面临切分。 5月下旬，《财经国家周刊》从有关部委独家获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已进一步厘定为7个领域、23个重点方向。“新七领域”为“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答：有七大战略发展而来，有一个过程： 国家重点扶持的八大新兴产业 八大新兴产业，指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及中央和地方的配套支持政策确定的8个领域（23个重点方向），“新八领域”为“节能环保、新能源、电动汽车、智能电网、新医药、新材料、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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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在想什么--市委组织部开展调查，把脉青年追求新动向
80后，最大的已36岁;95后，最大的21岁，最小的也已17岁;00后也到了花季雨季，他们是时代的生力军。今年9月，杭州市委组织部在拱墅、滨江、余杭、桐庐、建德等地对青年的个人追求进行了一项调查，以期不断回应需求和变化，更好地推进青春党建。崇尚在公益、奉献中赢得社会尊重，趋向在新兴行业领域寻找生存空间，倾向以个性化方式实现自我价值--调查发现，80后、90后乃至00后等青年群体，个人追求有新动向，值得各级党组织关注。就调查结果，记者近日在杭州、宁波等地采访了一些年轻人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听听他们怎么想、怎么做。乐于公益奉献:个性化方式实现自我价值青年群体崇尚在公益、奉献中赢得社会尊重。建德市青年价值观念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青年认为品德修养和为人处世方式是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入党入团是因为光荣、能多做贡献和有利于个人发展。多数青年非常愿意加入社会公益组织，并希望因此被理解、被信任、被尊重。拱墅区发现，抽样调查中60%以上的青年参与过社会公益活动，且都出于“个人意愿”。据杭州团市委统计，在G20杭州峰会期间，有4000余名青年会场志愿者提供服务12.5万小时;峰会结束后，一群年轻人午夜自发到杭州城市阳台捡垃圾，这一保护环境的“城市行为艺术”，刷爆杭州人的朋友圈。这些动向表明，在人生观、价值观、信仰等方面，青年群体主流是正向的、积极的。青年群体更加追求自由与公平，倾向以个性化方式实现自我价值。余杭区调查显示，在“当前青年想些什么”问题中，79%青年选择“自我价值实现”，关注人数最多。其他比例较高的分别为家庭和生活、国家实力、城市发展、自我个性发展。80后至95前青年非常关注工作，对工作的关注点50.39%集中在实现个人价值和自身兴趣，并希望以个性化方式完成工作。这一动向表明，青年们正在各自寻求更多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和平台，亟须各级党组织指路子、压担子、搭台子、架梯子，帮助他们做好职业发展规划，激励他们岗位创新创效。互联网一代:向新兴领域寻找发展空间他们是与互联网同时成长的一代人，比起现实世界，他们更熟悉互联网逻辑。随着信息经济加快发展，青年更愿意在新兴领域寻找生存空间。据余杭区调查显示，愿意从事传统行业的青年人不到45%，愿意从事信息经济或相关的新兴行业的青年人超过60%。青年聚集空间也发生较大变化，除了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外，在实体领域，村青年数量明显减少，转变为学校、企事业单位和新兴行业领域。这一动向提醒各级党组织，青年党建工作的重心，既要适应在虚拟环境聚集地开展党建群建工作，又要注重探索在新业态新领域推荐和加强党建群建工作。要弄明白“青年在想些什么”，不仅需要引入互联网大数据思维，更需要在新领域新业态建立密切联系。新经济新业态领域企业，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员工比较年轻，学历比较高，精力充沛，思想活跃。以江干区东方电子商务园为例，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在40岁以下的职工占比90%以上，平均年龄26岁。他们具有较高层次思想、文化方面的价值追求，渴望有比较高端的活动载体引领他们进步。富阳区调查发现，新经济新业态企业中优秀党务干部相对短缺，党务干部业务水平不够，能够适应高学历、年轻化党员的党性教育载体还不多。目前，有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党员，对提高党组织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呼声较高。新经济新业态企业的业主和员工间双向选择自由度较大，党员就业岗位变化快，流动频繁。据滨江区调查，2014年年底全区非公企业党员总数为3.1万余人，2015年全区流入党员4000人左右，约占上年基数的13%，流出党员1500人左右，约占上年基数的5%，区内企业流动党员2200人左右，约占上年基数的7%。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很多企业实行弹性工作制，很多党员员工常年在外地出差，企业党组织与党员联系的紧密度往往不够，党员管理存在缺位现象。不少企业党组织正借助更加便捷、有效的信息技术手段，加强与党员的联系，也希望上级党组织能够在创新党员管理方面提出更加科学、更符合新经济新业态实际的党建考核办法。今天如何与青年人对话对于青年追求出现的这些新动向，各级党组织该如何与青年人对话，党建工作如何调整重心和方法胡承槐:当代中国青年不仅文化程度高，而且拥有更强的思考能力、更为丰富的独立见解，他们的创业创新和广泛的社会活动为我们呈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他们还是天然的独立派、平等派，对威权和空洞的说教抱有本能的疏离感，而更寄希望于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劳动获得社会的肯定。这些当代青年的普遍性优点，值得我们加以爱护、支持。李旭:如果你对社会发展有情怀，对社会上的困难人群有同情心，公益服务行业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那里有很好的工作氛围和一群有情怀有理想有创新精神的工作伙伴，大家在一起工作真的非常开心。念灿华:我们是一家位于杭州云栖小镇的互联网创意企业，阿里巴巴是我们的投资方。我们有600多名青年员工，其中党员有100多名，“互联网+政务”是我们的业务方向，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为政府部门提供创意服务。我们的党建工作与日常工作融合在一起，我们有10多个生活协会，党员活动就在其中，每次活动都吸引很多人参加。王小红:我是一个80后，我想说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学会用互联网的方式去沟通，去做党建工作，你会发现，世界变得简单、快捷!目前，新州社区常住1098户居民中已登录使用971户，总次数达40374次，使用率占常住人口的85%以上。社区在线办理各类手续2049次，办结率100%，原本10名社工负责的工作，现在仅需两名“全能社工”就能搞定。4年时间，我们走出了一条新型城市社区转型升级智慧社区服务的新路子，成为国家民政部智慧社区的试点，中组部专门到社区调研“新州1+1”在职党员服务模式。郁龙旺:我觉得爱党的种子要从小种在青年人的心里。今年浙江锦绣育才教育集团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全国15.8万家民办学校和教育机构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党组织。我们主持开发了党的知识教育校本教材。从2016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在小学和初中全面系统开设党的知识教育课程，每学年8个课时，9年共72个课时，校本课程成了学生的必修课，这在全国中小学校中还是第一家。丁松元:做党建工作就是研究社会心理学，要抓住青年人的心理做工作，在活动载体的设计上下功夫。我牵头组织了一个红色拍客联盟，“拍客”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我们的理念是做快乐公益，拍点滴感动，目前有70多名青年志愿者。维护劳工权益，传媒何为？&&——对五个青年工人代表的同题访谈_张玉洪_新浪博客
维护劳工权益，传媒何为？&&——对五个青年工人代表的同题访谈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 张玉洪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劳工的权利状况不容乐观。突出的表现是近年来劳工维权的集体行动频发，在表现形式上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如上访和“罢工”等。还有一些工人则以终结个体生命的方式进行抗争。
与之相伴的是，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的影响。对劳工来说，在信息社会里，他们是被报道的对象；而在网络社会，他们既是信息的消费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
那么，劳工的权利意识与维权意识是否与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有关？他们对当前不同类型媒体在维护劳工权利的表现有何评价？对于媒体在劳工权利维护方面，他们有什么建议？
&2014年12月，我就上述疑问对五个有代表性的青年工人进行了同题访谈。
&我选择的五个访谈对象，有60后、70后，也有80后；有的是全国知名的维权人物，有的则是NGO的组织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曾经或仍是底层的工人，为劳工维权鼓与呼，是名副其实的行动者。
张海超：1973年生，河南人。“开胸验肺”维权者。从2004年4月份开始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工作的，到2007年10月份离开，共工作三年半时间。期间得了尘肺病，但职业病法定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下的诊断却属于“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即有尘肺表现。2009年6月，在多方求助无门后，他不顾医生劝阻，执著地要求“开胸验肺”，以此证明自己确实患上了“尘肺病”。全国媒体大面积报道其人其事。日，张海超证实其已获得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各种赔偿共计615000元。&此后，他开始四处奔走致力于公益事业，寻救患尘肺病的病友。他还成立了网上工作室，对外发布自己的最新动态，对需要维权帮助的朋友给予帮助和指导。
&&&&吕彦武（笔名：红别民工）：1985年生，甘肃古浪人。初中毕业后，从2003年开始出门打工，先后在饭店、石棉矿、塑胶厂、鞋厂、电子厂工作过。现在是公益机构干事。在《中国工人》杂志和个人博客发表了大量反映劳工生活的文章。
&&&&黄才根（浙江永康小小鱼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部负责人）：1975年生，江西抚州人。从1998年起，先后在福建、上海、广东等地工厂从事过制造业工人，一直到2007年离开广东到浙江永康打工，至2008年8月因工受伤而维权才结束打工生涯。2009年初，成立永康“小小鱼劳工服务部”以来,已先后与志愿者一起为上万名工友做过法律咨询、职业安全培训等服务。2012年7月，有报道称两年半来，他先后免费帮助上千名打工者,讨回1000多万元工伤赔偿款。
&&&&钟光伟：1973年生，陕西人。2006年，经村里人介绍到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云岗镇竹林寺煤矿打工近一年，得了矽肺病，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2010年9月，他用微博讲述自己的遭遇和维权经历，得到网友的声援和帮助（如捐款）。也有网友专程从北京等地前往山西看望钟光伟一家。
在日的微博里，钟光伟表示，他已经拿到赔偿款27万元。这笔钱，除去欠下的债和看病的钱，几乎所剩无几。
&&&&张志强：1967年生，四川人。走上法庭讨薪的中国农民工第一人，农民工利益代言人、中国十大法治人物，参与了《劳动法》维权和《农民工问题》领域的调研和立法讨论，非政府法律咨询组织“打工之友”建立者。1984年开始打工生涯，先后在四川，云南，贵州，新疆，广州，北京等地打工。2003年为讨要被拖欠的120元工资开始走上法律维权道路，后开始义务帮助其他打工者法律维权，并于2007年创立“打工之友”，同时开始关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
访谈者：在工作中，是否曾有过权利被侵害的情况？若有，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或二者兼有？
&&&&张海超：我在工厂工作的三年多当中遇到过延长上班时间，克扣劳保用品，各种借口被罚款等不公平待遇。精神层面的是厂里每天以不近人情的厂规给每个工人洗脑，让每个工人宣誓。
&&&&吕彦武：打工，可谓是权利处处受侵害。不签劳动合同、不参加社会保险、超时加班不给加班费、被拖欠工资、做不好事情挨主管的骂等等。
&&&&黄才根：在打工生活中，自己的劳动权利受到侵害是件非常寻常的事，如强制超长时间加班（月工作超四百小时）、没有加班工资、没有法定休假日、受到工伤企业不予赔偿等，强制冒险作业、辱骂、殴打员工的事也有遇到过。
&&&&钟光伟：企业老板掌握了我们农民工最致命要点：知道我们农民工家里很穷，急需我们打工报酬挣来的钱维持家用。为了达到他们的暴利，无论在工作环境中还是在工资报酬中都很苛刻。矿企给农民工精神上施加了超人的压力。
&&&&张志强：有。主要是物质和经济损失，同时是精神伤害。
访谈者：当权益受损时，你常用的做法是什么？是否有效？
张海超：当权益受损时的做法是工厂工人停工、怠工等举措，因为停工、怠工的工人并不齐心，所以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带头者均被开除。
吕彦武：&可以说，当自己权益受损时，我常用的做法就是沉默。曾经为社保和工厂打过一次官司，但拖的时间很长，也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直播过，但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黄才根：在2008年工伤发生前的打工生活中，如遇到拖欠工资时，一般会先与企业主沟通、据理力争，如无果，纠集一帮老乡暴力追讨也有过。2008年发生工伤后，因企业主拒绝支付医疗费用，为了维权，先后向企业主沟通过，也向当地工会部门、劳动监察部门、政府执法部门求助过，还向工作地的县、市两级多家媒体寻求过帮助，但都无任何作用。
钟光伟：当我们农民工意识到自己权益及生命受到伤害时，想用法律找回一点尊严，可这一点尊严成了奢望浮云：常常是企业方耍无赖，职能部门相互推诿把我们农民工当皮球踢。在法律程序上，有效证据都要我们（农民工）受害者提供，难度可想而知：企业会搬石头砸自己脚吗？企业知道我们农民工没经济实力，更耗不起时间。有些农民工在干活期间受伤或因工作患病，为找回合法权益把命都搭上了，都无法找回一点合法权益，所以有些农民工只能忍气吞声，只能放弃讨回那比登天还难的合法权益。
张志强：第一，本能的反抗；第二，思考一下；第三，制订行动方案；第四，实施行动；第五，抗争到底；第六，书写结案报告，对外发布。如果说效果，我认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有效。
访谈者：工作中的权益知识，你主要是从何处知道的？ 从法律（书籍），还是报刊、互联网？
&&&张海超：工作当中权益方面的知识大多是从互联网上了解到的，也有少部分是从法律（书籍）上了解到的。
&&&吕彦武：互联网。
&&&黄才根：2008年工伤发生前基本属法盲，工伤事故发生后，为了维权而购买了几本劳动维权的书籍，又学会了上网，在网上搜索相关案例供参考。
&&&钟光伟：我们农民工文化浅薄，无自我防护意识，在自己权益受到伤害时只能摸石过河。
&&&张志强：1997年至2001年，购买书籍，自学法律；后期进行实践并巩固。
&&&&访谈者：从个人经验来说，你觉得媒体对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有用？如果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海超：从个人经验来说，媒体对于维权的作用还是挺大的，主要的作用体现在能对相关部门和用人单位起到督促和舆论监督作用，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监督他们处理事件的公正性。
&&&&吕彦武：说实话，媒体对个体权益的维护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第一，像拖欠工资、不买社保这种事情，太多了，就是你去爆料，记者也不会给你报的，因为这些事情太多了，吸引不了眼球；第二，利用新媒体，比如微博，但你的粉丝太少，转发几下，根本引起不了人的关注。就是引起了关注，对个人权益的维护起不了多大作用。当然，近年来，一些集体案件，比如说罢工，利用新媒体引起了一些关注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这个不具有普遍性。
&&&&黄才根：当今主流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都已市场化，他们为了追求发行量和收视率一般不会关注劳动争议，这是其一。其二，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都要受到新闻审核，与主流价值观不符的题材难以刊（播）出。当然，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是例外，但也只有都市报会报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和自媒体给工人维权带来些许改变。如地方到中央的相关政府部门他们都有自己的政府网站，每个网站内都有一个投诉、监督、举报窗口，我们遇到权利受侵又维权受阻时，可以通过这些相应网站的投诉窗口反映诉求，其效果还较好。微博对工人维权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效果还是没有上述投诉效果好。
钟光伟：媒体和现在互联网是一个公众平台，具有公平、公正的公众约束监督能力，有了这平台，有些职能部门为了保住官帽就临时采取措施，尽快处理，当然这是一些个例，不是每个受害者农民工都有那么幸运。
张志强：非常有用。可以说，让公众了解真相，就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和扩散与传播，并从中获得一定法律知识或者维权技巧。也增加或者增强了社会评论、加大或者加强了公众的参与度与知情权。还留下了第一手资料，或者说是后期的证据，以及榜样、标本，值得借鉴和学习。
&&&&访谈者：从个人观察来说，你觉得媒体在维护劳工群体的权益方面表现如何？党报、都市报、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哪个更符合你的预期？
张海超：从这几年的个人观察，个人认为媒体在维护劳工群体权益方面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在多个群体事件或者典型案例中，都市报或者互联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都市报和互联网更符合我的预期，多起事件的首发都是都市报和互联网。
吕彦武：我只能说是互联网。
黄才根：都市报、网络、政府部门网站。
钟光伟：大部分媒体在劳工维权方面的确出色，他们按照实际情况讲出农民工的心声和遭遇！电视、互联网（新浪微博）和一些报刊表现不错。
张志强：互联网、电视表现好些，其次是自制宣传品和设计活动表达或者表演。
&&&访谈者：在你看来，目前是否有真心为劳工群体伸张正义的媒体？若有，可否举例？若无，可否列举原因？
&&&&张海超：在个人看来，目前为劳工群体伸张正义的媒体屈指可数，但并非是媒体自身的原因，而是他们的话语权比较有限。屈指可数的媒体里边，个人觉得《南方都市报》《南方工报》等媒体不错。它们在多起劳工集体事件中为工人呐喊，让外界了解到事实真相。
吕彦武：有，也是劳工群体自己创办的媒体。比如，《劳工互助网》《城边村》啊。说实话，从来没有指望过官办媒体和资本媒体为劳工说话，还得靠我们劳工自己。
现在，一些劳工和关注劳工的人，注册了微博、微信公众账号，开始自办劳工媒体为劳工发声了。比如《尖椒部落》《锤子之声》等，我也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主要发我自己的文章和身边的工友们写的东西。
黄才根：都市报、网络、政府部门网站。
&钟光伟：新京报、
@邓飞、@王克勤
&张志强：有，但几乎都是点到为止，无法确认谁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也可以说没有，因受制于上级审查和财政的支持，他们这样做会砸了饭碗。
&&&&访谈者：你觉得如何才能让劳工群体工作和生活有尊严？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张海超：个人认为，让劳工群体工作和生活当中活得更有尊严的前提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应有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权益。只有了解到这些应有的权益后，他们才会在实际工作中没有享有时才会去争取，去抗争。比如，以前很多工人不知道用人单位应当强制为每一位劳动者缴纳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社保。当知道这是应享有的权益时，他们就会通过投诉、举报和罢工等行动来争取。个人觉得媒体在这个时候应该起到的作用是把事件和事实报道出去，起到好的舆论监督和推动作用。把工人成功争取到合法权益的事件予以跟踪报道，这样好让其他劳工更多地了解自己应有的权益，学习争取权益的策略办法，增加可行性。
&&&&吕彦武：一是劳工自己的权利的觉醒；二是更多劳工NGO的建立；三是大力倡导劳动文化。媒体的作用：唯一的指望的媒体就是互联网。让更多的工人了解互联网，使用互联网，让工人为工人自己发声。
黄才根：一人8小时工作的报酬就能满足一家人的生活支出，这就是体面；劳动没有尊卑，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全社会尊重各阶层劳动者的人格，无歧视；全社会尊重各阶层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这就是尊严。
钟光伟：当地政府和职能部门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履行职责，对老百姓不苛刻镇压，实事求是办事才能使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看到希望和公平正义。媒体只能按照事实情况报道，起到监督作用。
张志强：确保“三权”——罢工、集会、谈判。媒体应试深入追踪报道，而且一定要独立，还要有帮助劳工的责任和批评政府的勇气。此外，还要有独到或者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推动政府改革。
通过对五位青年工人的同题访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点：
第一，在工作中，劳工权利受损是常有的。它不只是物质层面的（如薪酬），也是精神层面的（如自由、尊严）。
第二，在权利受损后，要夺回应得的权益是非常难的，有时可能用非常手段（包括暴力）。
第三，对媒体的作用，多是认同的。不过大多认为网络媒体和个别都市报表现更佳。
&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从访谈结果来看，劳工的权益知识来源，主要是图书和互联网。因为信息的海量性、互动性和可搜索性，网络实际上成为一个免费、开放的知识库和咨询平台。
因此，对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来说，如何借助新兴的网络平台，传递与劳工权利相关的政策信息、相关案例，以及提供在线咨询等服务，应是工作的着力点。目前，一些工人报刊的网站和一些劳工NGO的网站都在提供类似的服务。
&受访的五位青年工人大多认同媒体对维护自己的权益有帮助，但对传统媒体的表现并不满意（除个别媒体外），更认同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类媒体（如新浪微博）和自媒体（劳工网站、论坛等）。
对劳工权利的维护来说，传媒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即时、全面地报道劳资关系的变化？如何将劳工作为社会有机构成的一部分来再现？如何充当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预警器和安全阀？
&对相对弱势的劳工阶层来说，通过个人关系网络（亲友、老乡、劳工NGO等）进行自我赋权当然是一个重要途径，但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更应对劳工的赋权与平权做出应有的贡献。
& & 载 《中国工人》杂志
2015年第6期
谢谢访谈对象的无私帮助！​
&&【&本文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课题“媒介视野中的职工维权：问题与出路”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期职工维权与大众媒体的关系研究”（项目号：12CXW018）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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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服务青年自组织的现实途径——以南京市为例共青团服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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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服务青年自组织的现实途径——以南京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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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如何面对网络作家等“新青年”群体崛起
如何面对网络作家等“新青年”群体崛起
日 10:29:31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　【】&
　　网络作家在哪里？在网上。可是要把散落的年轻人拢在一起，并不容易。难度在哪里？不是找不到他们，而是找到他们的成本太高。一台电脑、一杯茶，窝在家里写稿，群团组织把他们找出来，难度可想而知。
　　有一个年轻的网络作家说：“不是我们不愿意找组织，是不知道该找谁，即便找到也不知道干什么。”从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群团组织善于服务传统领域的年轻人，擅长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做青年工作，传统的工作方法识别不到网络作家。近期，团中央和中国作协举办了全国青年网络作家高级培训班，就是一种改变。
　　有人习惯性地忽略这群年轻人，总是觉得他们不听话、难联系，认为他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孩子”。有人还对他们有误解，觉得网络作家无非就是在网络上写文章，甚至认为是低俗文章，把网络文学看成是洪水猛兽。其中却有悖论：大部分批评网络文学的人，基本上都没有看过网络文学。
　　随着社会多元化，青年逐渐离散化、去组织化，没有单位、不用打卡、在家上班，也不影响他们努力工作赚钱。互联网的改变，带来了家与工作场所的边界模糊化。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越来越多的青年“散落”在民间。
　　在农民工群体、个体工商户、网民、“北漂”、“蚁族”里，尤其是那些自由职业者、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流浪艺人等新兴群体里，有很多有本事的人，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如何找到这群“新青年”？就要有一套给他们赋权的机制，找起来才不费劲。很简单，就是要解决“凭啥要听你的”问题？比如，团中央联合中国作协，推出培训班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两个群团部门共同为他们量身定制服务，实现青年发展，就是一种赋予发展权的过程。在互动时，了解他们的诉求，适度引导他们创作要多一些正能量。
　　从行政化服务青年，到社会化服务青年，改变正在路上。最本质的变化：找到青年，青年得到有效服务，这是一种双赢机制。这是一种服务青年之“道”。具体如何找到和服务，服务的内容能解决青年困惑，就不愁这群宅男宅女参加，比如他们也有交往婚恋的需求，如何精准解决，一定要以问题为导向。
　　我们乐于见到，培训班的模式或许只是1.0版本。究竟群团组织是直接联系网络作家，还是建立一个专业智库，通过智库来落地服务？究竟是给网络作家提供婚恋交友服务，还是帮助他们的作品维权？究竟吸纳他们成为青联委员，还是帮着他们为正能量的作品背书？群团组织服务青年的方式有很多，但无一例外的就是，要推动和实现网络作家群体的发展。
　　有识之士指出，一定要把握住，群团组织服务网络作家并不是意味着“统战”，他们本来就是我们应该服务的对象，其实是在“补课”。以前没有做好，现在开始服务。
　　如何与他们对话？这对群团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能动辄与他们说“官话”、套话，但也要有一套自己的稳定价值体系，要学会与他们走心地交流，知道对方“痛点”；不能动辄说外行话，要成为他们的贴心人，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光说不做“假把式”，而是要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有一套工作的标准。
　　从联系这些新兴群体来看，工作难度越来越高，但是硬骨头必须要啃，没有现成教科书可以借鉴。但有一点不变，只要有想法，办法总比困难多。(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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