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晦暗处说起
　　岳麓书院门口那副让湖南人引以为自豪并傲气外露的对联&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如果放在历史长轴的前半部来考证，恐怕不尽符于史，也难逃夜郎自大的嫌疑了。清末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皮锡瑞自暴了家史：&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至元欧阳原功(即欧阳玄)、明刘三吾(即刘如孙)、李东阳、杨嗣宗诸人，骎骎始盛。&⑴虽然师伏先生言之为盛，其实也数不出几个影响历史、文化史、文明史的人物。有清一代，前期可数的人物也并不多，据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一书中引用萧一山著《清代学者生卒及其著述年表》：&所列724人中，湖南仅得魏源等10人&。
　　真正的&骎骎始盛&是清嘉道年起，湖南名流志士与达官权贵开始井喷式涌起，集体列队鱼贯登台，开始了百余年湖南人唱主角的各色表演，一路数来，从陶澍、魏源等组成的经世派群体，到接下来出场的咸同中兴群体，再到新政运动群体，同盟会群体，继而是革命家群体，随着他们思想颜色从旧色演变成红色，他们对中国现代史进程的操控度与影响度也越来越强大，可以说，是湖南人延续了大清的年份，又终结了大清的气数;是湖南人决定了上个世纪中国的航向，并影响着这个世纪中国的深层结构模式。也许要再过一个世纪，这种方向性、结构性的意义才会更趋明朗。我们无法给历史算命，好算命者，百年过后，若地下有知，大都会羞愧难当，因为，历史总是给他们自命晓达的预言以响亮的耳光。
　　湖南百年来人脉文脉俱兴的历史现象，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我对洋洋洒洒的源头探访与沾沾自喜的楚材论、地域学、文化观等等，总有一些迷惑难解，总觉得历史要比史论复杂、曲折、隐密和多义。当我们习惯于用湖湘文化的分析仪来条分缕析地域空间的群星谱时，得出的结论基本上会趋同，因为趋同让你不得不认同：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百年来无数变局的应对有方和求解有效，这是湖南人精神、血性、性格注定了的历史担当。这些结论总有一种不容辩驳的逻辑力量和道义优势。我却有些钻牛角和走神：趋同性的结论就一定会是真理性的定论吗?对历史的解释和厘清难道就是几个概括性的结论那么简单?这些认识论上的求谬，已经超过了我的心智所及，在离经叛道的悬崖边，我折回了历史暗处，在一摞摞互相印证又各有出入甚至相矛盾的历史材料前，我开始&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恍而乖怀&(《远游》中句)，甚至有些恐惧不安，无法挣脱纷总交错的因果链条。
　　面对排空而来的历史大河，学术化的经史路数于我已是畏途，我更愿意接近历史深处的那些无数耐人寻思寻味的细节，截取几个片断来作纵横联想，与简约的结论、设定的命运和对号入座的习惯进行某种对抗，尽可能理清一些湖湘历史人物与他们那个时代的纠结，以及他们构成的时紧时松、时断时续、时而援手、时而决裂、时而相知很深、时而心有别论的复杂关系。这样读史，只是便于个人了解无数矛盾集合中方向各异的力量消长，照见三湘四水的山岚和水雾里隐着的峥嵘与巨澜，触摸历史暗处可能存在的真实及其背后无形巨手的运作。这样读史，虽然削平了理性的拔高冲动，也会失去清晰的脉理把握，但可能不会枯燥，不那么学究，不自大为真理拥有者和真相解说员，可能会近一点人性，见一段崎岖，观一些变数，并遥感到历史涌流中暗伏不动的河床，虽是笑谈事，到底意难平。
　　因为个人偏好那些不被光环笼罩、未建不世奇功、在生谤誉交错、言行独树一帜、性情真率执拗、难以盖棺定论的历史人物，也因为一种地缘上的靠近，一段时间，我对郭嵩焘的生平和思想，颇感兴趣，探究的念想一直推搡着我，向着晚清的阴霾深处不断张看。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也就是台湾学者汪荣祖在《走向世界的挫折》中论述的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是令人窒息的，不堪回首的，国恨家败、内乱教坏与生死幻灭一同来袭，是来得如此惨烈，举国上下几乎没有多少心理准备和心智预防，沉潜深处的时光之兽再一次摆动它搅乱一个帝国的巨尾，帝国百年来的根基随之震荡不停，祖宗数千年来的见识、纲常、规矩全都面临着分崩离析，身处其中的官宦们和以向着官宦迈进为毕生功业的学子们真是一下都懵了，昨天，他们或是在诗文唱和，迎来送往，登临凭吊，纵马围猎，或是在埋首经书，练习时文，坐馆传道，青楼留醉;今天，不得不梦对夷敌，仓皇北顾，面临长毛，举家避乱。郭嵩焘就别无选择地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在一页页僵固如蝇尸的文字中看着他业已定型、遗憾无数的生活弧线，看着他如何在变局中时常跌进困局，看着他如何在人事纠葛、身心煎熬中&升沉饱历成衰病&，看着他如何负独醒之累，受遍谤之痛，不合时宜，不容乡里，发出&一生怀抱几曾开&的浩叹;我也不得不惊叹他的思想对一个时代的超越，他禀性中不计毁誉、不计利害、坚定己念、我行我素的执拗，他诗文里&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的自信&&由此，我相信了《洋务先知&&郭嵩焘》的作者孟泽先生在别人问他为什么能理解郭嵩焘时的回答：&这里面有一种&宿契&，一种冥冥之中的相遇，是对方照亮了你内心潜在的渴望和梦想，对应了你晦暗的然而汹涌的激情，而同时，你所具有的认知和情感，也成全了你对于他的理解、洞察和发现。&⑵
　　还原、理解这样一个处于复杂多变时期的复杂多义的历史人物有了&宿契&就能如愿以偿吗?我感觉到自己面临的困难远不止隔了一百二十年，我更相信孟泽先生在该书《后记》中发的感叹决不是多余的话：&当你觉察到，晦暗的历史篇章仍然隐藏在蒙昧之中，而且难免延伸出新的晦暗时&&历史从来不止是一种关于过去的叙事，还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你再也无法祛除从心底涌出的寒冷和恐慌&&正像一个时代的阴影同时规定了它可能的光明，你甚至无法从你心知肚明的狭隘、扭曲和功利主义的自我囚禁中解救出来，你同样不能接纳广阔的人性，也难以照亮黑暗的心灵&。⑶
　　为了从&自我囚禁&中就近一点靠拢郭嵩焘，我选择了让他揪心的几件家乡人事来经受自我&逻辑的艰辛与痛苦&。
　　乡友反噬中的心理分析
　　除了儿子刚基遽逝及随后短短数年几位家人的相继离世带给他的摧心巨痛之外，应该说，湘阴老乡、多年好友左宗棠对他的凌辱、伤害是他终身不可理喻、不可谅解的心疾。他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文襄(左谥文襄)不察事理、不究情势，用其铺张诡变之情，使朝廷耳目全蔽，以枉鄙人之志事，其言诬，其心亦太酷矣!&⑷仍觉意难平，于是他在《玉池老人自叙》中沉痛写道：&最不可解者，与某公至交三十年，一生为之尽力。自权粤抚，某公来书自谓百战艰难，乃获开府，鄙人竞安坐得之;虽属戏言，然其忮心亦甚矣。嗣是一意相与为难，绝不晓其所谓，终以四折纠参，迫使去位而后已!&⑸
　　郭、左交恶和曾(国藩)、左交恶，学术界多有论文研究，既有两人交恶前后的历史环境分析，也有言及他们的个性差异，文化背景的同中之变，还有公私之争等等。我更关注他们情谊变化的过程，是什么释放出了人性中的恶之花?我也关注他们对这一私人结怨的不同态度及前后的微妙变化，由此思量人心频谱出的情感曲线图，是一种内心的相激反应还是另有隐衷。
　　郭嵩焘与左宗棠的交往始于湘阴的街坊，他们年少时就相识，左比郭约大六岁，那时裂缝的种子就已种下，不是他们有意种下的，是家族无意种下的，各自的心田只是适合于这种生长的温床。观历史，看现实，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乡邻乡亲反目成仇，甚至比外人的仇怨结得更深恶，以至成为死结?其中必有很深的原因，至少，知根知底对于人际交往并不一定就是一件催生同盟与巩固友情的好事。
　　郭嵩焘的家族是殷实的农商之家，既有大片佃田，又善于经商放贷，在上几代已是富甲一邑的望族，而郭家祖上几辈人，均不是人一阔就变脸的主，他们都乐善好施，急公好义，因为有钱而不把钱当回事，就是放贷也&不刻期、不责息&，甚至连本钱也不收回，性情高义突来时，连契约债券都可付之一炬，这些都不是小说家言，在地方志中，在不同传记文献中均有互相印证的记载。如此一来的结果是两个：郭家赚得了好名声，但金山银山从来都经不起折腾放水，到他父亲手上，家道已经衰败，天道也开始不遂人愿，&道光道光，十年九荒&，康乾盛世之后，衰败的种子已经开始疯长，该轮到面相苦楚的道光皇帝倒霉了，外夷内患、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从国门到纵深腹地，无一幸免，湖南连连发大水，洪水对围湖而耕的地主与佃农都有致命的一溃，郭家有的年成甚至连吃饭的租子都收不到，但道义的名声还在乡贤、佃农的言谈中传扬，德名之盛会不会外射出一种逼人、伤人的暗器呢?毕竟，嫉妒&&也就是郭嵩焘所说的&忮心&，是来自人性深渊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很多时候尖锐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挡。那时流行的理学修炼，以一种层层抽茧之后的命理抽象为圆心，推演出一整套严格规范人的内心功课和日常教条，但人的本能、欲望、非理性等生命冲动，哪会轻易就范驯服?在人性的万千情态面前，理学变成了一个在纵火游戏中到处扑火的滑稽消防员，尽管这位老大爷的面目是如何的一本正经，是如何强调自己的场面操控权和主流意识的话语权。大部分读书人或清醒或朦胧看清了这场命理与生命的表演游戏，他们将之当成一顶进入上流社会的&安全帽&戴上，内心却并不把它当回事，因此，那时的金刚不坏之身并不见几个，心口不一者、悖理而行者却环视皆是也。大概这也是所有主流意识面临的悲喜交加的共同命运。
　　我感觉到，从小争强好盛、自有主见、另见的左三郎对郭家的富贵、声望打心底里是不服气的，说不定，少年气盛的他还朝郭家吹过口哨，吐过口水呢?这位大爷可是率性而为、悖理而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究脑壳&，要不然，我们无法理解他一生中那么多有悖常理之举。略举一例，他还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布衣师爷时，就因官居正二品的永州总兵樊燮只给他打揖没给他请安而给了攀总兵重重一记耳光，这一记逞一时之气、显&今亮&(左之自许)之性的痛快淋漓的耳光惊动了咸丰的密旨，也差点打掉了左大人那系着国家民族安危于项上的头颅。这段公案也与郭左交往密切相关，充满了戏剧性，最后奇迹般变成左宗棠否极泰来的一生转机。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左宗棠的家族虽是耕读世家，家境却一直窘迫，祖上传下的薄田不过数十亩，供养的人丁逐年有增，日子过得很紧巴。其父春航公秀才出身，终年在外开馆授徒，以补贴家用。左家家教苛严，望子成龙心切。这样的勉强维持之家，在那个时代，该是绝大多数，一遇变故，很容易赤贫负债，家族成员的生命也显得特别脆弱易折。这里隐含着中国古代社会生存与抗争的两个基本面：其一是家族必须以繁衍扩大、抱团取暖作为生存的首选策略;其二是底层个体命贱无助，贱民与流民保持着庞大的数量，社会动荡的群众基础始终存在，等待有人振臂一呼。而出人头地、脱离群氓的焦虑感在一部分读书人身上会表现得十分强烈。左家及其父子心态、族人命运也大抵如此，并受制于斯。到左宗棠长成少年时，不幸之事接踵而至，祖父母相继离世，大哥病故在春秋正盛之时，母亲积劳成疾，撒手归西，家里债台高筑，无力偿还，几乎要靠典当过日，实际上已经破产。这一切对敏锐、倔犟的左三郎产生的心理阴影是史学家不太感兴趣的问题。他们会有另一种成功学的解释：欲成大事者，必受非常之苦，一个磨难的童年、少年方能造就一个功成名显、彪炳史册的壮年、老年。稍微推究一下，这该是一种多么简单直接的因果之链啊!至少，在统计意义上，它难以站住脚。试想，与左宗棠同时代的读书少年，该有多少遭受着同样的生存磨难，甚至更为酷烈，但为什么只造就了一个左宗棠?而绝大多数同样的遭遇者却化作了泥土一样的无声无息无名呢?离题开岔说这一通，只是想表达个人面对历史的重重困惑，以及对某种推理法的不以为然。
　　我感觉到，那一个湘阴乡下迫于生计、与家族同困的左三郎，还不是后来开府封爵、傲视群雄的左大帅。此时的左三郎心中充溢的，也不一定是他后来谈笑中成长励志的那一套老生常谈。人心的微妙总是在暗处闪烁，人性的复杂总是要揭穿后才能洞开。可以想象的是，左三郎的童年、少年很沉闷，很单色，也很严酷，与郭嵩焘的童年、少年大不一样。多种文献资料记述和学者论述郭嵩焘的家族氛围时指出：郭家三代都没有走&学而优则仕&之路，郭的父亲是一位生活优哉游哉、乐于悬壶济世的大好人，叔伯辈出了一些见识精锐、遇事立判、才气纵横、诙奇自喜的奇人，他们常&以诗唱和，成一日数作，或竟日不一作。暇或出游，提诗以归，已而尽屏去，不自收拾。&⑹颇有雅皮士之风，这种家风与左氏的耕读家风很不相类，这是工商新贵享受人生、放达人生的生存态度，没有实用主义的目的性和功名利害的盘算。郭说自己&少习辞章之学，洎壮治经史，不能专。&⑺显然是受到了这种家风的影响。这种早年经历与家族氛围印象也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模压初胚，并会带着它一辈子上路。
　　生存对左三郎的前期打压远还没有结束。接下来，他到湘潭周家入赘，当了上门女婿，这是一个屈辱的身份，更何况套住的是高傲狷介的左季高，更何况一套就是近十年。为了解套，他中举之后，想一鼓作气登上黄榜，可数试不第，一生与进士第无缘。而郭嵩焘的进士之路也并不顺达，但十年努力五次会试后，于一八四七年终于进士及第，跻身士林。左季高不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他受打压之后常有非凡的弹跳与逆飞，他一半愤懑，一半看透，从此不再进京考功名，自主择业当个家庭教师，转向经世之学，心藏卧龙之志，于是就有了那副著名的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幅写于二十五岁、常为后人称道的对联，我想，更多是一种精神胜利法，自我麻醉剂，因为道光年间，读书人考不上进士，没有做官的入场券，凭什么资格心忧天下干番大事?说穿了，它是一个心有不甘的读书人的书斋幻想而已，这类幻想产物从来都不会少，只有主人出名之后才能传为美谈，并成为成功学的丰沛资源。随着岁月蹉跎，左季高心中的万丈豪情已经退烧，诗中开始出现&长为农夫以没世&的认命，继而有&买山而隐，为苟全之计&的后半世安排。这些大致是已到不惑之年的左宗棠的生活和精神实录。史学家对这类严酷的基本的生存实相大都会轻描淡写或另作修辞处理，他们往往忽略了其中已经生成并将决定这些王侯将相们的人格因子、经历暗纹和见识心智等，而人格因子、经历暗纹、见识心智难道不会影响他们对军国大事的判断与运筹吗?难道不会影响他们对人际关系的处置和现实利益的算计吗?
　　我感觉到，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家族薰陶，不同的禀性形成，不同的功名之路，不同的现实处境和可预期的未来，使同为湘阴才俊的郭嵩焘和左宗棠的交往有了难以靠近的心理距离与微妙的内心较量，这种内心感受和冲突虽然上不了台面，见不得文字，但它会以折射的形式出现在今后岁月的交汇中，一点一点在内心放大，并自我暗示地相信内心放大的曲影，从而导致嫌恶之情的涌现，交往关系的错裂。
　　我相信，若不是这一早年的心理暗影，郭、左之间虽不能像郭与曾国藩、刘蓉一样结成雅志相期、深切挂念、义同金兰、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但也不至于交恶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程度，留下恨且憾的揪心痛楚，即便是后来左宗棠享受到掌权之乐后操控欲日渐膨胀，即便是他后来想另立山头之心发飙，而视郭为曾国藩的同党，对郭免不了予以打压。不管怎样，正是这早年的心理暗影，成为左三爹后来膨胀之心的催发剂。因为，在那时代，官场人士均把同窗、同门、同榜、同乡关系视为一种共享资源来共同维护和分取红利，郭左之间的乡友之情更有渊源，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撕裂;何况，郭左两家还是儿女亲家，郭嵩焘之女嫁给了左宗棠兄长宗植之子左彦冲;另外，郭左之间并没有非把对方打压到在官场上混不下去的直接的利害冲突，更何况，郭嵩焘晚年所谓&一生为之尽力&的自叙绝非虚言。在左宗棠民族英雄的光晕效应下，他心性的较大缺隐及以怨报德的酷烈人格，几乎看不到了，也不重要了，甚至，会有人说，正是这种酷烈与缺陷才使左宗棠成为了左宗棠。这样说，当然没错，但我们讨论的话题又开始跑题了，打住。
　　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左宗棠从避乱的玉池山到长沙佐幕湖南巡抚张亮基，除江忠源、胡林翼的来信起了催化作用外，同在山中的郭嵩焘的苦口劝说也应该起到了直接作用，这一点，史家记述和私人日记、信函大致互证认同。在关乎左宗棠性命的樊燮告状案中，郭嵩焘利用他&南书房行走&的特殊身份，动用各种关系，通过&肃门五子&之一的湖南同乡王闿运在权臣肃顺那里讨来救策，又传书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等大员上书力保，更为关键的是请大理寺卿潘祖萌直接上书咸丰，潘在奏折中道出一番铺陈正义、忧于时局之后，顺势引出了那一句如石破天惊的名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⑻面对高潮迭起的保左呼声，加之郭嵩焘在咸丰第三次召见他问及左宗棠时，他推崇&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以人皆服他。&⑼咸丰就此放了左宗棠一马，且明确指示肃顺：左氏若果真长于军事，朝廷亦未尝不可&弃瑕录用&。此后，左之名之能，随着皇帝的点头，潘祖萌等的保疏，更是传遍士林内外，为他日后能&燕颔封侯望予季&攒足了本钱。对郭嵩焘的这份情谊，左宗棠在与家人书中有意味深长的数字：&此谊非近人所有。&⑽似乎看重此谊，又似乎言不由衷，似乎记下此情，又似乎心安理得，这种不痛不痒的矜持之词其实将左季高的内心隐密泄露了出来，他对于郭嵩焘的认知、接纳心里早就有谱了，而且还会沿着这一心里图谱的设定方向走下去。对比一下左宗棠对另一个有恩之人潘祖荫的感恩态度，会有一些意思。左将部下重金购得送他的大盂鼎赠给了潘氏。该鼎是道光年间在陕西宝鸡眉县出土的国宝，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几经曲折落到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手中。左赠宝鼎给潘，也算是宝物寻到了知音，潘是当时的金石收藏大家，该鼎在他家几代的悉心保护下，演绎与民族命运相依的护宝传奇。当然这又是一个开岔的话题了。历史的叙述总是这样，不断会遇到岔口，而且是另有深意的岔口，让人不能不分神前往。这一分岔的叙述是为了弄清左对他都有救命大恩的郭、潘两人的不同态度，从中可以窥见人内心深处的某种定向作用，这种定向既有现实的算计，更暗中受制于内心早已形成的定势。此时，年近半百的左季高也是他心理暗示及其定势的棋子。每个人往内心深处推究行为选择，何尝又不都是自己心理定势的棋子呢?只是绝大部分人意识不到或不愿自我追究罢了。
　　往下看，就能更加看清这一心理定势是如何步步惊心的。
　　1864年，湘阴文庙中出现的&灵芝附会&，将两人及两个家族的矛盾完全公开化了。当年暮春，湘阴文庙大成殿梁柱的夹缝中长出了一枝招眼的灵芝，民间以为这是祥瑞之物，城里凡有点出息想讨个彩头的人物，谁听了都会想入非非。那年还真有两个好消息传来：左宗棠被封为一等恪靖伯，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之弟崑焘家信传吉：文庙生灵芝，真是我郭家吉祥!此话不是怎么传来了战功名望日隆的左三爹耳里，多年流窜心头的对郭氏的轻蔑之意、争强之气瞬间爆出：&湘阴果有祥瑞，亦为吾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⑾这番相轻之言还不解左三爹心中无名火气，他按一惯的行事作派还要弄出点更大的动静，他请来骈文大家周荇农作《瑞芝赋》，明确标注灵瑞是他左家吉祥，他人决不能作非份之想，如此，湘阴第一幸运大户，功德大户就是左家了，那一刻，为家族争来莫大荣光的念想是不是冲刷了心中堆积多年的块垒?左三爹会不会发出一串爽朗的长啸?在历史的晦暗地带，可以如是想象。&灵芝事件&背后，无非是一颗膨胀的心需要瑞祥照我家的心理满足，一颗膨胀的心会视一些常理、常识于不顾，一颗膨胀的心会把多年友情假想成一种令人不快的敌意，弃之如破履。此时的左大帅就连对曾国藩也是讥讽有加，更何况他从来视为书呆子的郭嵩焘，他在致长子孝威的书信中说：&郭叔迂琐如故，不足兴谋。&⑿
　　两年之后，左宗棠通过对郭嵩焘的四度参劾，一系列讥讽，主动结束了两人若即若离的情谊。那四次参劾，是不折不扣的为国事大局计而弃私谊的官样文章，其用心却在第三份参折中急不可待的显露了出来：&&&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⒀蒋氏真有如此高才，那在粤抚位置上焦头烂额的郭嵩焘就真的要让贤了。蒋氏何许人也?湖南湘乡人，左之亲信。原来，以蒋代郭，是左大帅的山头战略中的一着布局，他的个性决定了他要与曾涤帅争一争，当时曾、左交恶已趋白热化，这是局中内外人都在看的湖南戏，朝廷更是喜洋洋看着这一出&窝里斗&。在湖南的郭崑焘看得真切，感慨良多：&浙江与安庆水火甚益，盗贼未平，诸君之意见尤难平，念之慨然。&⒁(浙江是左所在地、安庆是曾之驻地)他更深的潜台词是为兄长的处境忧虑。百余年后，我们生出的感慨也不会少：湖南从来都不少&山头&，每一部湖南的&山头史&，既是一部政治史、军事史、斗争史，也是一部心灵史、地方史、文化史。
　　如果说左大帅的参折，是感情内控、中规中矩的公文，那么他这一时段写给郭嵩焘的信函，真可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不妨摘录几段：
　　粤东兵事，谬误太甚，怪阁下不能发谋以匡救之&&老兄于毛寄耘(粤督毛鸿宾，与郭矛盾颇深)，心知其非而不能自达其是，岂不谓委曲以期共济，而其效已可睹。兹复濡忍出之，迨贻误已深，而后侃侃有词，则已晚矣。⒂
　　阁下开府两年，于粤、楚人才，未甚留心，已难辞其咎，而小处则推求打算如弗至，此所以近于迂琐也。&&广东固以推诿为善策，阁下所为亦近之，观其预为诉苦，知其概矣，然则谥之迂琐，不亦宜乎。⒃
　　吾窃料公所为，亦无以远过毛、瑞(广州将军满人瑞麟，后接任粤督)也;才之不可强，而明之有弗逮也，人乎何尤!⒄
　　阁下力图振作，而才不副其态，又不能得人为辅，徒于事前诿过，事后弥逢，何益之有?&&巨寇虽平，忧虑正迫，如何!如何!⒅
　　书信往往会泄露一个人的内心情绪和隐密，这些左写给郭的私信，一封比一封言辞挖苦，且不加掩饰，今天读来，好像是在训斥愚顽不肖、不可救药之徒，一般之人谁受得了?而郭当时还是封疆大吏，左亦不过是闽浙总督。
　　耐人寻味的是，按照汪荣祖所述：郭嵩焘对于左宗棠的讥诋，初不甚介意，因他一直自认广东吏治玩愒，军务不振，左之相责，令他深自愧恨而已。如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公元日)，郭&接左帅咨十余件，指陈军事，与鄙人批饬李星衢、张寿泉，无一不相符合，而词加严。发声振聩之功可喜，亦窃自愧也&&&又接&左帅一信五咨，嘻笑怒骂，无所不备，乃使我等诸君同受此辱，可慨也!&到十二月十七日，又&接左季高信，立言愈谬，诟詈讪笑，皆吾辈所不肯以施之子弟者，君子交接不出恶声，所以自处宜如是矣。是夕以一信复之，嗣后于此公处境不宜时与通问也。&至此，郭嵩焘才动了肝火，以致于左终身不谅。⒆
　　在左宗棠的一再参纠下，郭嵩焘被朝廷作了官场技术处理：赏了一顶二品顶戴，解除署理广东巡抚之职。两人的交恶，一直折磨着他，年岁越老，越是纠结于心。
　　他曾向曾国藩诉苦：&鄙人致憾左君，又非徒以其相倾也，乃在事前无端之陵藉，与事后无穷之推宕。&⒇曾涤生此时是理学功夫修炼到家了，还是对于左季高这样的高傲难处之人实在是莫若奈何，他道出了&六不&之法：&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21)&六不之法&看上去内忍绝缘，我不生气，实则可以解读出曾国藩诸多内心信息，至少，他数年之后仍没有忘记：我平生对谁都不生气，而独对左宗棠不能忍受。我不想又离题太远。
　　郭、左暮年时在长沙见过一面，史料记载有些矛盾，矛盾中的信息也是耐读的。
　　汪荣祖记述：左是登门拜访，时在十一月二十八日。一见面左氏大骂沈葆桢，指沈忘恩背义，令郭心想左竟不自知乃忘恩背义之尤者。&&左来访时，随从多至百余人，气派自是不小。左、郭二氏虽有心结，郭仍有憾于左，但毕竟还是亲家，见面时仍维持礼貌。左之大而化之，侃侃而谈，郭也无可奈何。第二天郭还回拜左氏，&&不过十二月初一左离省之前邀饮亲朋，郭致送&蔬肴数品，由弟弟崑焘往陪&，他本人不去，虽经友人黄彭年(子焘)等促驾，依然不愿屈从，颇显示了郭嵩焘的硬性子。(22)
　　范继忠记述：左宗棠光绪七年初冬，过长沙时亲登郭门拜访。左氏衣冠整肃，清早便来叩问请拜，郭嵩焘竟不愿相见，请门人辞却。左宗棠却执意不走，非见不可。两位同样执拗的老者，一里一外，竟僵持了好长时间。还是不打上门客的古训，帮了左宗棠的忙，郭嵩焘终于开门迎客。宗棠&顿首称老哥，述往事，深自引罪，再三谢&，郭嵩焘点头无言，却仍是难释心中隐痛。留饭小酌后，送走亲家兼故友，竟再未到左氏住处答拜。(23)
　　比较而言，范的记述有些&小说家言&，多半受了一些传记文学的影响，而汪荣祖的记述，有郭嵩焘的日记为佐证，且左的举止作派符合他的行事风格，也暗合了他早已定型的心理图式，我以为可信。
　　再心高气傲的左季高也难逃生死之劫，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年二十七日，在台风带来的倾盆大雨中卒于福州。郭嵩焘于八月初三日从家信得知，当天日记中写道：
　　&计数三四十年情事，且伤且憾之。伤者，生平交谊，于国为元勋，所关天下安危;憾者，憾其专恃意气，可以为一代名臣，而自毁已甚也。凡其所以自矜张，自恣肆，皆所以自毁也。曾文正之丧，顾念天下，若失所凭依，怅然为之增悲。恪靖(左)之视胡文忠、江忠烈，遗泽之及人者，犹未逮也。&(24)
　　他给左宗棠的所作的挽联是：
　　&世需才，才亦需世;公负我，我不负公。&
　　他悼左宗棠的诗中，已经将个人恩怨化成了对国是、时局、人生的无限沉郁之叹：
　　国运迍邅日，臣心况瘁时。
　　功成文武并，道大古今疑。
　　劲气同官慑，深谋圣祖知。
　　老成经国计，生死系安危&&
　　触眼伤沈浊，谁言古道存。
　　攀援真有术，排斥亦多门。
　　直以功勋日，无烦气谊敦。
　　荒山馀老泪，酹酒与招魂。(25)
　　百余年后，读着郭嵩焘为郭左三十年交往而写的这些日记、挽联、诗章，深感许多对历史人物的概述性结论，总是趋向简化，其中人物的血脉、性情、心态及家族环境的源流和特定情势下的反常与无奈等等大都消失在理性的抽丝剥茧之下，我渴望看到有血有肉有情甚至有种种心智缺陷的个体组成的历史不见了，一种单向性、规范化的学术研究在强迫古人就范的同时，也在强迫着我们接受;而这样的研究往往是以一种历史的大结论来反推历史人物，他们在强迫历史人物接受这种想当然的推定时，总是无视历史的无比幽暗与驳杂。我需要一再进入历史以获得芜杂的信息作为对抗这类史学研究的盾牌和解构之剑，我更要好好体味其中隐含的无数个性、心理、情势和人际互动的信息，当然也包括大事件下的个人生动和群体反映。
　　官绅围攻下的愤懑反击
　　在郭嵩焘眼中笔下，湖南及官绅、百姓的形象实在是糟透了：&愚顽之乡&、&楚人好谣善谤&、&湘中戾气未稍解&、&士绅狂逞&、&官吏愦愦&、&顽民乖戾&、&风气嚣陵&、&人心硗薄&、湖南人&之嚣、之猾、之无理&令他痛心疾首，湖南省运更是堪忧&&如此负面的评判，贯穿了他的在湘日记。一个人将自己的家乡如此撕裂到最烂处来看，令人深思;而这个人又不得不在此地长住下去，周旋其中，一直到死，这又该是一件多么揪心无奈之事，令人心碎。
　　既然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么也应该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特别是爱恨都到透心锥心的那一种，肯定深有原因。
　　早年在家乡求学访友那一段时光，他收获了值得一辈子珍重的友谊，交结了一大批湖湘名士，也饱览了三湘四水的清绝，并获得了被地方普遍看好的期许。那时，他眼光看到的多是家乡美景、诗文布幻、仕途敞达、&笑谈都与圣贤邻&，自然就&少年不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了。
　　一个思想者的成长、成熟必与他的特殊经历与遭遇有着莫大关联，没有&几经江海怀襄势&，哪能&化作乾坤战斗场&?没有&升沉饱历成衰病&，又哪能&回首人间忧患长&?(26)
　　郭嵩焘中晚年在湖南居住较长的是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广东巡抚卸任后到奉诏入京接受新任，期间是年，他在长沙北乡和长沙城中住了八年;第二个时期是从海外身心疲碎而归直至辞世，期间是年，晚年主要在长沙城中生活了十二年。这前后二十年，他对湖南关注切切、忧虑重重，而且两个时期的处境、心境、思想境地差异颇大，对比去看，就近去看，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对湖南形成如此恶劣的印象，并用犀利的严词解剖，将湖南在变局中的种种实相和根源一一批析无遗，一点家乡情面也不留。
　　被左宗棠从广东巡抚位子上参劾下来，自然心有不快不甘，但能从督抚不和的樊篱中，从随时可翻船的官场险恶中，从粤务越理越乱的繁剧中脱身而归，对于并不把做官看成唯一并经历过几度辞官的郭筠仙来说，内心深处或有一种如释负重的解脱。知人的曾国藩早就说过：&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公事。&(27)他自粤归湘途中的诗句也有轻快之吟：&欲就青山论出处，懒随春草校输赢。炎天送远听鸣鸟，乔木森森急友声。&(28)
　　他回乡后，受到了巡抚李瀚章的体面接待，忙于会友，忙于安居，把更多的沉潜功夫投放到《湘阴县图志》、《湖南通志》的编撰以及续写《礼记质疑》、《绥边征实》等著作中。他与乡友周旋，虽觉得累而无聊，但相处得还不错，点评时局、品评人物多在日记之中和密友畅谈之中。湖南虽然压抑，官绅见识固然短陋，但双方面子上还在维持着。
　　他对湖南士绅的嫌恶，应该说一副对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他掌教长沙城南书院两个月后，冒出了讥笑他的只有两句话的&小字报&。多种郭嵩焘传记有详略不一的记载，依据王兴国《郭嵩焘评传》(上)等书记述：郭嵩焘不时给家乡学子授课，有次他讲道，孟子说&万物皆备&是论仁体，不是说性，并引证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也隐然自道所得。这本是一个学术观点的问题，但城南书院的学子不是要与师长在课堂上论辩，而是亮出了湖南人爱耍弄的挖苦利刃，一学生撰了一联：&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郭嵩焘在日记中记道，告诉他这个情况的人说，这副对联是从他同乡李仲云那里听来的，对此郭嵩焘十分气愤：&书院习气之坏，至不可问，然楚人好谣善谤，其端实自士大夫开之。因传斋长严查，斋长言书院实不闻有此联语。而省城传诵几遍，是必在城应课新生所为。是日乃专课住斋各生，而停止在城应课者，以必破此案为期，并以谕贴传示肄业各生。&第二天，郭嵩焘与湖南巡抚王文韶、李仲云同席吃饭，王文韶以谣言针对山长不以为然，李仲云接着说了一番怪话：以前几任山长&尚无如此笑话&。郭氏对李仲云此语亦极为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知所谓笑话者，何笑话也。李氏兄弟(李仲云之兄李桓&&又是一位与郭嵩焘闹别扭的湘阴同乡)坏乱省城风气，抑亦吾邑之不幸也。&对这副对联的追查，有人说郭氏有点小题大做了，大可视而不见，一笑了之。其实，郭的深究自有他的隐情，他已经感觉到回乡之后乡绅们的不友好，而尤以湘阴同乡为甚，这里面似有左宗棠打压的阴影尾随而至，也有同乡间互不买账的内心冲突和落井下石的集体作践。
　　郭嵩焘忧的不是对己的一副讽联，而是湖南人的这种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在心里习惯驱动下，往往会引发大帽、大棒横飞而谁都招架不住。此后，讽联、揭帖、小字报、大字报、痛骂痛打口号等等就和郭老先生如影随形了。而且其中精彩之章据说多出自湖湘才子之手。比如他奉命出使，还未上路，京师就编出了联语：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不计其中的理念偏差、认知隔膜，仅就汉语言的创造性来说，这绝对算得上绝妙好辞。
　　鬼者，洋人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几乎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分辩及是否认同的一种本能反应。郑焱在《近代湖湘文化概论》中深刻分析道：
　　和全国其他省区相比，湖南具有更容易产生仇教情绪的区域文化心理。当以卫道自任的湘军兴起时，就把太平天国的上帝教和西方的天主教视为同一物，认为太平天国是&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认为传教士是太平天国暗中的支持者&&湖南印发数量最多的反教揭帖《鬼教该死》就用粗俗的语言把太平天国与西方基督教再次结合起来，声称：&自道光末年起，广东广西鬼叫(教)就多，一反就闹乱偏天下，几十年才得斩尽杀绝。&因此，梁启超曾评论自太平天国战争后，湖南排外就特别激烈;谭嗣同也有言：&夫西人之入中国，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骇诧以为奇，独湘军既兴，天地始从而痛绝之。&
　　1892年发布的《湖南通省公议》中就将倡导学习西方的郭嵩焘、曾纪泽、朱克敬和张自牧视为湖南&四鬼&，认为&吾湘向不信鬼、闻鬼即除、有鬼即驱，近二十年来，为郭、曾、朱、张四鬼所煽，邪鬼日炽，正气日衰，湘人渐多变鬼。&(29)
　　这一鬼论的归类，后来在文革等各类运动中被轻易拿来作为一棍子把政敌、情敌、宿敌统统打死的&狼牙棒&，而且横扫的范围随心所欲地扩大，造就了牛鬼蛇神比比皆是。我们也一直习惯于用这种省事的、占势的、直取对方命门的异类归纳法，这其中的历史传统、文化心理奥秘，非阶级斗争理论可以简言之。
　　在郭嵩焘出使前两个月，长沙城传出了一个水溅油锅的消息：有洋人出没于上林寺，要在城内建天主教堂。
　　&在激愤的公众情绪中，往往是一个隐约的暗示，一个牵强的联系，一个粗率的推断，便会轻易煽起烈火。长沙人在本能地寻找目标：最近切，最易攻击。几乎不约而同，人们对准了郭嵩焘。&(30)
　　而证据链上连接的一环是，上林寺是郭主创，寺中的西枝和尚又是郭的好友。于是推理立马就有了结论：西枝和尚是引洋人入湘的代理人，郭嵩焘必是幕后主谋无疑。长沙士绅在这一场阳谋中四处煽风点火，鼓动来长乡试的各县考生，于是在日，长沙城内出现了奇特可观的一幕：
　　&一大群乡试文人，被成百上千的市民士绅拥着，浩浩荡荡，从玉泉山出发，直趋上林寺。待寺门外人山人海，几乎无缝可插时，领头者站在高处，示威般大骂：郭筠仙与贼秃西枝和尚，沆瀣一气，阴结洋人，引祸入湘，不可饶恕!&(31)
　　群情点燃之后不搞点破坏暴动是不会收手的，倾刻间，上林寺化作了一片火海。火尖像酒精一样刺激着士民的亢奋，有人振臂一呼，在长沙街头喊出了&毁掉郭筠仙房宅&的口号。百年之后的回响，仿佛就在耳边，红卫兵冲上长沙街头，高呼&反修防修、砸烂四旧&&&他们烧几栋庙宇、毁几处旧宅自然不在话下，他们要玩就玩大的，为了讨伐意见不合的对方，在长沙街头动用枪炮开展圣战，双方及无辜者死伤不计其数。文革中常用的革命形式&&大字报、小字报、打油诗、游行串联等，在百年前的湖南就被广泛而极好地运用。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足以使我认为百年的心灵史并没向前推进几步，有时还大踏步回退。
　　郭嵩焘在举国一片骂声中登上了远洋的轮船，而骂得他最甚者，当然是湖南老乡，也包括湘中老友。王闿运摇着名士头颅长叹息：&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于为伍。余曰：&众好众恶，圣人不能违!&&(32)刘坤一更是忧愤丛生：&(郭)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33)他们最大的恨事是，郭西去事鬼，是给全湖南抹黑，是把湖南人的脸面全丢尽了。
　　历史总不是按照想当然的定势往下走的，历史自有它隐密的逻辑，并在这一逻辑下出人意料。按一般推理，以离经叛道自诩、常有惊世骇俗之举的王闿运该是郭嵩焘的同志，可他至死也不能理解郭嵩焘及他出使的那一个陌生而令人不安的世界，他读到郭嵩焘那本引起轩然大波、遭奉旨毁版的《使西纪程》后，对老友的绝望之情溢于日记：&松声送筠仙日记至，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34)而一向保守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则在与外敌的周旋中，渐渐认识到了郭嵩焘的见识卓精，他曾于1880年10月上书朝廷奏请召用郭嵩焘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士皆曰杀的大不利氛围中，刘可能是唯一替郭上书请用的朝廷大员。郭嵩焘似乎并不领他的情，他对于朝廷和诸大臣已看得更清楚，他自称要&仿诸王右军誓墓，期使诸君不复相强&。(35)为了表示耻于在沈桂芬、李鸿藻这等愚劣权臣之下为官，他学王羲之在父母墓前发誓，再也不出来为官。不再有为官之累、之困、之恶，他对时局和湖南只会看得更真切和深透。
　　他又何尝不是把身居其中的家乡湖南看成是一座大坟墓呢?
　　当他出使三年后初返家乡，汪荣祖归纳了他的遭遇和感受：湘中戾气并未稍解。许多官绅仍要给他难堪。官府既不示以礼，士绅更谣言攻讦，诸生则揭帖訾毁。令他痛感&乡人陵轹过甚&&&有名叫周树藩者来到长沙散布谣言，指郭招引洋人由广西到湖南游历，眩惑浮动的人心，以图谋狂逞，重演丙子事件。除了谣言、浮言所表露的嚣张习气外，他还感到全省民情风俗之日偷，吏治之日敝，纲纪之日驰，见利而忘义&&(36)
　　丙子事件是指1876年湖南发生的大规模反教浪潮，焚上林寺、围攻郭宅只是其中的一个章回。这一切的背后都有湘绅的策划、煸动与领头冲锋。&湖南士绅印的反教揭帖文告共达三十多种，计数百万件，它们流布全国，其中，《鬼教该死》的揭帖在湖南一下子就印了八十万册，致使湖南七十五厅州县，士农工商家家有之，僧尼道士寺寺观观有之，其板亦无城无乡无书坊刻字店无之。&(37)而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湘几乎没有流传，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更是成了禁书。可见，郭嵩焘所处的生态人文环境和舆情氛围对他是多么的不利。
　　如果说他对湖南的恶劣印象掺合了很难厘清的个人恩怨和四合如敌的现实遭遇，那么在外人眼中，较为客观真实的那个时代的湖南又是什么样子呢?
　　在外国传教士看来，湖南人打教反教最烈，从1860年至1910年，湖南发生的大小教案就近30件。传教士将湖南比作《圣经&创世纪》中一再提及的&铁门之城&伊塔&&一个拒绝外来文化洗礼的禁地。英国传教士马歇尔&布朗荷描绘道：
　　湖南之对于中国，正如拉萨之对于西藏一样。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外国事务的反应，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因此，这里不仅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官吏和军队，也出现了对基督教的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容情。所以，在中国其他各省向传教士和商人开放很久以后，湖南人继续吹嘘没有一个外国人胆敢进入他们的省境。(38)
　　按照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中所述，即使后来在朝廷强迫解禁和列强的炮舰政策逼迫下，湖南向洋教开放了4府21州县，但长沙府和衡阳府例外，因为湖南的士绅集团坚持不允本省的精华受到侵袭。反抗力量仍在士绅或明或暗的支持下，不断给洋教难堪，使洋教难得安生。是什么力量催使湖南的保守势力如此之庞大倔强呢?张朋园分析道：由于&众趋人格&的作用，湖南的保守派，其成就感与使命感决不亚于维新派。梁启超说：&文化愈低的地方，历史人格愈容易为少数人所垄断，几个&首出的人格&，变成了&众趋人格&。&此言用来观察近代湖南最为恰当。(39)
　　郭嵩焘的解释是：&士绅之狂逞，实由官吏愦愦&，并导致了&顽民乖戾&。而所谓&首出的人格&，他直指几位地方大官，特别是王文韶，他于湖南的吏治、军务、土气、民情的流极败坏&有酝酿之功&。而《清史稿》说王文韶&抚湘六年，内治称静谧焉。&这与郭嵩焘的评判为什么差别这样大呢?
　　固然，王文韶在丙子年士民烧毁上林寺、围攻郭宅时，他保守主义的立场使他持幸灾乐祸的态度，对士民围攻郭府也听之任之，还认为击洋人围郭宅的行动是为湖南人出了一口恶气，并给予了嘉奖。郭嵩焘当然要记下这一笔旧账。
　　往纵深里说，事情还不能到个人恩怨就打了止。郭嵩焘对这种&静谧&的认识是&大率粉饰而已&，认为王邀取名誉，不惜失之于宽，这与朝中清流派为清流之名而对洋务一味蛮蠢如出一辙。此正是他十分痛恨、一再抨击的南宋以来士大夫中沿习的空谈虚矫之气，在他看来，这种浮嚣虚骄、大而无尚之论，只能博取流俗称誉，对国家大局是最大祸害，可是，朝廷却往往听任或受制于此，于是出现了&浮伪侵盗盈于天下&却措手无策的可怕局势，对于这样一种内忧外患、事变无方、不知所终的残局，各级官吏仍然&以例文相涂饰&，其结果必然是&事皆内溃&。
　　我感觉到，郭嵩焘对中国知识分士的传统清理以及对官僚集团的作派分析，真有点令人耳热、振聋发聩的冲击。他的穷追猛打还在继续：&士愈多，人才愈乏，风俗愈偷，故夫士者，国之蠹也。&(40)他的这一立论也得到了好友刘蓉的响应：&天下之士，群趋于浮诡虚诞，矜速化而务苟得，不耻不仁，不畏不义，而先王之礼教荡然矣。厥或不然，则辈起而迂笑，以为称时训而昧时趋，非今世之贵也。&(41)
　　湖南的士绅、官吏阶层，大都难逃这一既绘形又见血的概括，他们的嘴脸、习性、胡闹和流变在郭筠仙心里自然引起了挥之不去的嫌恶。由此，他产生了一个对人际关系的沉痛判断：&数十年来，朝廷以及天下，群臣之相与，朋友之相接，只一味成人之恶。&(42)这该是在怎样的忧愤绝望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为什么要把这段混乱、黑暗给人以存在之恶感的晚清历史翻过来嚼烂，为什么要把湖南人体面裙裤裹着的屁股露出来给人看，而且要看痔疮有多厉害呢?自己是不是有一种阴暗的探幽搜丑之心在作祟?
　　观察历史的痛处和病变，如果对我们面临的不断从历史深处冒出来的问题能产生认识上的清醒和行为上的规避，那么这种观察和揭露就多少有些意义了。我觉得，还有必要把前面提到的孟泽先生的两句并列的话重新拼装成一个因果句：你不能接纳广阔的人性，又怎么能照亮黑暗的心灵?
　　人心风俗都坏透了
　　郭嵩焘对&道咸同光&的批判是全面的，刀锋直刺的，也是鞭辟入里的。
　　他指出了朝政之失，其大端有三：其一是吏治日偷，纪纲大坏，王朝的制度层面出了大问题，而制定、掌握、执行制度的官吏与之互坏。其二是文过饰非、作伪愈工，官吏们心知肚明时局坏了，无可救药了，就相互掩护，大做表面文章，蒙蔽圣听，以保一己之私利。其三是阘茸俗吏，倒持权柄。自道光后，皇帝将乾纲独揽的权力委于六部，自己拱手退听，又不选择良臣能吏，如此一来，天下大权很容易落到一些伪装有能实则低劣无能的俗吏手中，国运不败坏不可支才怪?
　　他再三强调&天下之乱原于吏治&，&政治不修，民气因之郁塞&，&吏治民情，流极败坏，凑拍一时，衰败之征具矣&&&(43)他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分析道：&顾亭林言：近日人心有三反。吾谓数十年来官场气习亦有三反。凡殉私枉法之事，为之不惧，一涉公事，便丝毫不敢担当。此一反也。巨奸大慝，有罪犯必矜恤之以求其生，而平民牵连株累以死者，一无顾惜。此二反也。所至历诋其人心风俗之坏，而于差役反矜而庇之，以为无能。此三反也。&(44)
　　&三反&是一个王朝整体腐败的表现，郭嵩焘指出了它们互为因果的关系，它们又总而为因，必然导致人心风俗的败坏，这是国家进入末世而不知所终的可怕状态。&吾不知所终极&其实是他的一种修辞表述，在日记中郭多次点到了改朝换代不可避免。令他锥心刺骨的是，朝廷上下在此国家将亡的生死攸关时候，还虚浮无实之言盈于天下，以伪相饰掩耳盗铃。纵观各朝末世之象，都如此的惊人相似，将来恐怕也是如此。若说历史有现象规律可循，这大概也算一条吧。
　　他对湖南的观察更为就近，感受尤为深刻：早在出使之前，他就颇感长沙风气凋敝，官绅之间表面上&酒食征逐，音乐繁兴，莫知其非&(45)，实际上彼此勾心斗角，互相烂事，带坏民风。他与友人的信函中，具体分析了湖南的乱源：一是太平天国之后，湖南的退伍军人有数十万之多，骄横毒狠，成为习性，难以终安田亩之间，虎视眈眈，令他有&变生肘掖不测之忧&。二是湖南不若东南数省破坏之厉害，而因乱猎取富贵功名者多，令他感到&岂有戕贼东南生命而加厚吾楚以使久享之理&。三是湖南数十万人中，高官大爵，厚拥资产者毕竟是少数，穷困者实多，重以水旱频仍，民气强悍的湖南，恐不惜铤而走险。有此致乱之端，而重以吏治败坏，人心偷薄，风教陵夷，令他有莫知所终之感。(46)
　　晚年定居长沙后，他仍一直关注的民风时局正以一种不可挽回的态势在流变，直有江河日下之势。这种感受每到岁末年初愈加浓烈，光绪八年(1882年)的元旦律诗的尾联是：&乐岁民生凋敝甚，纷纭时局益茫然&;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元旦律诗的颔联是&饱看世事成今局，不道岁华犹往时&。这些难道只是一个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敏感老人的凄凉反应吗?
　　我从大量的其他材料中，印证了郭嵩焘关于湖南的判断：
　　杨恩寿所撰《兰芷零香录》这样记述长沙的变化：&同治以前，寥寥数酒馆，肴亦适口。近因名花坌集，遂穷工极巧，以待不时之需。有若庆春园，有若萃贤阁，有若如松馆、玉壶春，而以老怡园为最&&每值佳日，有女如云，莺颠燕狂，左宜右有，虽秦淮之丁字帘，吴门之冶芳浜，无以过之&&&
　　原来长沙成为娱乐之都并不仅是新时期的产物，它的风尚渊源可以追朔到同光时代。
　　除长沙等中心城市外，这股风气四向扩散，各地城镇莫不染习。如新宁，&向称淳朴俭约守礼，自前清道咸军兴，军界人员自外濡染，渐就奢靡&。如兴宁，昔日衣冠质朴，即使殷实之家每天也只食两粥一饭，宴宾只备鸡鸭肉鱼，时鲜蔬菜，喜庆节日也仅&食不过数餚，酒不过数巡。&到同治年间，却&习与时移，山珍海馐，红白烧炙，器美品多，或八大八小，或十大十小，俗名流星赶月，外小碟十余，点心二次。父老相传数十年前未尝数见。&(见郑焱《近代湖湘文化概论》第三章)
　　唱戏游乐之风，也在省城与县城、县城与乡下间相互助澜，靡然成风：当初缙绅子弟不过是在家中集合一些同道研习演唱，后来他们纷纷粉墨登场，过足了表演瘾，这大概是湖南票友彩唱的发端。王先谦(当时的湘绅领袖)六十岁时，演戏祝寿，湘江两岸，观者如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湘剧、弹唱、花鼓戏都达到鼎盛时期。宁乡花鼓戏，班社林立，艺人众多，尤其在广大农村，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唱花鼓调的。据同治十年《巴陵县志》记，当地近岁竞演小戏，即使农忙之月也不止，岳阳一地，著名戏班就有十余个之多。湖南著名戏曲作家杨寿思记述他同治初年在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等地共观看到湖南地方戏曲剧目达169出。当时戏风之盛，实可想见。(同上书)
　　流行文艺的发酵，必然与人心所趋，世风流变形成一种酒窖反应现象。对酒窖的内部分析，能启发我们对每一个时代的每一种时尚作出深度的解读。
　　这种宴饮游乐的风气在尚俭恶奢、闭塞守旧的湖南带来了强烈的感官冲击波，它必然会影响一个地方的风气，由士绅开始，瓦解着民众脆弱的意志，如同鸦片运来内地的情形与恶果一样。
　　支撑这种新消费主义需要大量金钱，这非湖南本地所能供给。这些财富的来源与湘军所发的战争财有着莫大的关系，即郭嵩焘所指出的&戕贼东南生命而加厚吾楚&。
　　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乡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曾国荃一生所聚敛的资财达百万，置田产6000余亩，成为湘中一带的大地主，他因此也获&老饕&之名。又如湘军另一将领、湘潭人郭松林，本是一个&不事农、儒&的纨绔子弟，加入湘军后跟着曾国荃打死仗，以战功被封为&一等轻车都尉&，后授湖北提督，调直隶任职。他&出军中获资，置田宅值十余万金&。就是有&清廉&之称的彭玉麟，到江南战事结束时，也积蓄私银近60万两。湘军中官至总督、巡抚的先后达20多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道台、知府、知县的不可胜数。这些人既升官，又发财，回乡后都买田建房，大多成为湖南各地(特别是湘乡、湘潭、邵阳、长沙、益阳、湘阴等地)的大地主、大商人。正如时人描述：&湘省自江南恢复后，文武将领之冒饷致富者，行盐起家者，田宅之外，如票号，如当店，以及各项之豪买豪卖，无不设法垄断，贫民生计，占搁殆尽，实已不堪其苦。&(见《中西冲突交融中的湖湘文化》(上卷)第一章)
　　这些用刀把子抢过来、用命换过来的横财当然会用来挥霍享受，以弥补生死幻灭的巨大空虚感，当然也会用来大量购置田产兼并土地，以满足他们福泽绵长的家族幻想。郭嵩焘对这种不义之财作了道义上的清算：&岂有&&久享之理?&能作如此道德求责的拷问，不但在当时的湖南，放眼望去，国内也鲜有人论及。而且，他明确表示，决不以不义之财、多取之财遗子孙，他应该也算得上一个对遗产问题持有悖于传统敛财观、家族利益至上观的清醒者、进步者。
　　由于把家族财产传承看得非常重的暴发户的兼并，湖南近现代土地占有不均的问题特别突出。据张朋园所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一书所载&善化县志谓该县乡民佃耕多于自耕&。据后来民国官方统计：全国的佃农、半佃农平均不过50%，而湖南竞高达80%。
　　正如郭嵩焘所担心的，成千成万的湘军士兵与下级军官在战争结束遣散归乡之后，却沦为&不田不耒&、一贫如洗的无业游民。长期的战争改变了他们原来质朴耐劳的农民本性，养成了他们强悍好斗、敢于冒险的性格，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尤其是为湘军筹款而创办的厘金制度，更是给湖南工商业的发展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当时湖南厘金种类达10余种，几乎是层层设卡，雁过拔毛，税率高达6%~9%。颇有历史晦暗意义的是，郭嵩焘是湖南厘金局的首创者，并自视为一生的大贡献：&嵩焘于厘捐筹饷知之甚明，行之甚力，湖南开办厘捐，实一力赞成之。&(47)郭氏的理财之能，在湘军中有口皆碑，他的筹饷之功，更被罗泽南等人视为&吾辈数人取天下事&的关键。而颇有历史无定数意味的是，郭将在湖南劝捐筹饷、办厘金的经验用之于广东，却水土不服，且招致民怨沸腾，将他抚粤的名声搞得很臭，有人写信给湖南的骆秉章，说你们湖南来的&大吏皆如豺虎&啊!广东民间流传着一则讽刺郭嵩焘、毛鸿宾这两位督抚的对联：&人肉吃完，惟有虎豺犬羊廓;地皮刮尽，但余溪沼沚之毛。&历史就是如此的多姿多变，我们一给它单线概括，它就要给我们来一大刮子。
　　湖南的行会在厘金盘剥的地方战时经济政策重压下得到了强化，它是一种同行业之间的自保，将对内部秩序的从严维护和对外部竞争的集体对抗融于一体，它的壁垒功能、自囿内生的先天不足，使湖南手工业、小商品发展裹足难前，这与同时期沿海各省商品经济发达、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小商业和手工业日益分化破产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商品经济的排斥，使湖南的近代企业的创办比沿海地区要晚了近30年。(同上书)
　　湖南士绅的保守也表现在对一切有悖于传统的新式机械、火轮火车等一概抵触。同治十一年(1872)初，曾国藩去世后，他儿子曾纪泽用小火轮将其灵枢运回长沙，曾引起湖南士人的强烈抨击，一时&舆论大哗，数年不息&。一直到光绪九年(1883年)，湖南巡抚潘鼎新才购置了第一艘新式轮船济川号，航行于长沙至上海之间。(见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
　　有人总结到：在这样的小农经济限定、保守势力主导、社会心理沉沦的格局和氛围中，直到甲午战争前，湖南没有创办一所新式学堂、一份新式报纸、一个真正的近代企业，更不可能修筑铁路，主动通商互利。
　　湖南的这一切，对于出使西洋后，对西欧的物质文明、精神面貌、制度构建、政教本末、求实之效均有全新认识的郭嵩焘来说，反差确实太大了，心结也太重了。但他到底不是一个悲观论者，他视穷究本未、开启愚顽、学习西方为自己毕生的使命：&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辞，于区区世俗之毁誉奚校哉!&(48)他具有一种纵深穿越、百年以求、不急于操切、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历史观。他的一个著名预言是：&中国若振兴，其源皆在学校。学校之起，必百年而后有成。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砻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之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之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49)
　　按照他的预言，中国要三百年才能振兴。这位孤独的先知在此国运问题上是不是也过于保守和悲观?
　　在他看来，人心风俗是文化最深层也将起最终决定意义的&河床&，他不厌其烦的强调：&本者何?人心风俗而已矣。通工商之业，立富强之基，凡皆以为利也。人心厚，风俗纯，则本治。&(50)&强而无道德，富而无风俗，犹将不免于危乱。&(51)他所指的人心风俗大抵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国民性&，对此，他形成了一整套认知鲜明深切的思想体系。这些大都散布在他的日记当中，需要深读才能了解他的卓见，而文言文的表述却容易使解读产生一种新的遮蔽。
　　他深知改造&人心风俗&之艰难，晚年致力于办学与禁烟，就是要从身边做起，从紧要处做起，从实事做起，以砥砺他&挽楚地人心风俗、立湖南百年兴学计&的宿愿。他对湖南人能不能知之行之是不太乐观的：&风俗人心为立国根本，士大夫所有事于乡里，不以显晦进退为异也，而终归本于学校。湘人无能知此义者，聊存其说，以俟后之君子。&(52)历史和湖南虽然回应了郭嵩焘，但历史是在被证明了他的先知先觉时不得不予的回应;而后世湖南对于这位痛揭家乡丑陋的犟脾气老头一直不太看重，也不想往深处看，在我们的功名逻辑里，曾国藩、左宗棠是建立了不世之功的湖南人，是湖南人的骄傲，当然要立大传作小说大书特书了;郭嵩焘是谁呀?一个霉头霉脑的驻外公使，好像没干出几件让历史记住、给家乡添光的事吧。
　　历史的叙述大都这样，我们往往只能看到功名的历史，轰轰烈烈戏剧化的历史，被正史观操控的历史，被传奇演义篡改得面目全非的历史。想看历史的晦暗和深层，只得自己花大量时间深入进去才可能看得到。而历史的处于其中的某一个人，是很难跳格往前看的，即使是先知先觉者，也只能有一种大致的把握，他也无法细知未来。郭嵩焘大概也没有预想到，他死后数年，与他&尤契厚&的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内陆保守的湖南迅猛地掀起了新政运动，暂时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历史景观：一方面保守势力仍然强大，一方面新政运动较他省犹神且速。这种新政当然不会持续太久，陈宝箴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殃及其子吏部主事陈三立(也是陈寅恪的父亲)以&招引邪奸&之罪一并革职。湖南又退回了保守的状态，积蓄着下一个更大运动的能量。而保守与进取这两大阵营又时时交错复杂，保守与进取只是一种易于区分、简化叙述的标签，实际情况往往在深处无比的繁复，比如，保守派的领袖王先谦也是郭嵩焘的密友，他既领衔为郭上书请谥，也在《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中称赞郭&思以先觉，觉彼后知&，&谤与身灭，积久弥辉&。他还与另外几个保守阵营的朋友创办了湖南有史以来第一家最大的机器制造公司&&宝善城机器制造公司。仅从这些言行来看，怎么也看不出他是当年湖南保守势力中的民间老大，他有着巡抚也比不了的乡绅民众根基和动员打击能力。
　　湖南的保守与进取势力在同光年间的角逐大都沉入了历史的晦暗地带，现在来看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了。但如果深入到历史的河床，我们总能听到时光流水的冲刷撞击声不绝于耳，从水皮和水域沉积下来的大量泥沙，你往往分不出它们的此时彼时，此在彼在，此象彼象。即使站在民族复兴似乎指日可待的迎接太阳升起的时光之颠，我耳边仿佛总是回响郭嵩焘用本地方言喃喃自语那三百年方能振兴的预言，他是不是仍在责怪我们没有完全(亦或完全没有)听懂他的深义?只争朝夕者也无法超越历史，等一百年再看，等两百年又何妨?
　　注释：
　　⑴《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第1期
　　⑵、⑶孟泽：《洋务先知&&郭嵩焘》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1版
　　⑷、⒆、(22)、(36)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
　　⑹、⑺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第8卷
　　⑻、⑼、(24)、(25)、(35)、(42)、(43)、(44)、(45)、(48)、(49)、(50)、(51) 、(52)《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⑽、⑿《左宗棠家书》
　　⑾《左文襄公奏稿》卷一六
　　⒀《清穆宗实录》卷一六七
　　⒁郭崑焘《云卧山庄尺牍》
　　⒂、⒃、⒄、⒅《左文襄公书牍》
　　⒇《风气风楼藏名贤手札》，册二，郭致国藩长函
　　(21)《曾文正公书信》
　　(23)、(30)、(31)范继忠《孤独前驱&&郭嵩焘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26) 、(28)郭嵩焘《养知书屋诗集》
　　(27)《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八
　　(29)、(41)转引自郑焱《近代湖湘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32)、(34)王闿运《湘绮楼日记》
　　(33)《刘坤一遗集&书牍》
　　(37)转引自《反洋教书文揭贴选》
　　(38)转引自周锡瑞《改良与革命》
　　(39)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12月第1版
　　(40)转引自《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6月第1版
　　(46)《郭筠仙侍郎书札》
　　(47)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
（舒文治，市政府办主任，省作协会员，省评论家协会会员，第六届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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