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财团经济”或可成中国经济增长发力点
的经济改革进入到了一个关键阶段。当前的形势，当是要向市场开放更多的领域和空间，但有能力进入这样的领域和空间的民间企业和民间资本却少之又少，尤其是一些需要巨额资本的领域，比如铁路、航空等，能够有实力进入并与国有企业竞争的民营经济更是寥若晨星。
当前，众筹、公募等方式能发挥市场经济的主力军作用吗？这些概念虽然近来热度很高，但其实它们都不是什么新概念。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也有网络和网络股热潮，我们将之称为是“新经济”。当时大家都认为，新经济的苗头不清楚，能做到什么程度也不清楚，所以一方面是“做”的问题，另一个方面就是“看”的问题。后来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新经济”就已经自己烟消云散了。
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产业发展是需要投资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各方都很着急，但是杠杆化的手段能够给经济增长带来实际益处的不多，相反的是，强化原有缺陷导致出现新问题的情况倒是不少。在中国经济结构缺陷没有完全解决的条件下，应该加快去杠杆化，不然债务该增加的还增加，产能过剩的更过剩，能够落下来的可能只是一个经济增长率数字。以减息为例，民营经济本来能够拿到的信贷资源就非常少，所以减息在某些地方只是利好国有企业，给未来的市场改革创造难题。
在目前的处境下，我们开出的“药方”是引入财团制度，利用财团法人实现资本集聚，化暗为明，积小为大，依此来促进经济增长。
按照一般的定义，财团是由极少数金融寡头控制的垄断集团，通常包括少数大银行，保险公司以及为数较多的工矿企业，商业企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又称金融资本集团。又是“寡头”，又是“垄断利润”，所以一说“财团”，感觉相当不好听。此外，财团在法律上也没有明确的地位，一般来说，财团法人是指法律上对于为特定目的的财产集合赋予民事权利能力而形成的法人，甚至有人说，根据中国的法律，基金会就是财团法人了。
其实，财团法人具有悠久的历史，甚至从古罗马时期就有萌芽了。到了现代社会，像的洛克菲勒和、的财团已经相当有名了。尤其是日本，除了三菱、住友、三井、富士、三和以及第一劝银等六大财团之外，事实上涉及到具体的大型项目之际，还会组成各种专门的财团来加以实现和落实。所以，财团实际上还是一种重要的产业资本集聚形态，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财团与其他法人形态相比，具有三大特点：第一是实力强，在法规和政策的影响下，财团可影响的产业部门得以遍及重工业、轻工业、传统工业、新兴工业、生产部门、流通部门等。第二是控制力强，它们的资本纽带关系以及产业纽带关系，非普通金融机构可比。第三是家族和地方色彩，各财团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一些财团可以由单个家族控制变为多家族控制，可以推动财团资本进一步社会化。
以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假如各省份能平均每省份有10个财团的话，政策划定财团底线为100亿，则中国的“财团经济”就可能在短时期内凝聚3万多亿的社会资本。一旦市场经济中出现这样的财团和资本实力，则可以运作的产业规模将会大为提升，竞争能力将会大为增强。尤为重要的是，政府同时还为家族企业的未来指明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避免家族“二代接班”出现的种种问题。
从宏观的环境来看，未来如何从“全民搞金融的热潮”中摆脱出来，转向理性的产业投资，这应是一个重大挑战。毕竟中国这么大，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发展产业，因此鼓励一批财团发展，给予政策优惠和信贷支持，支持其专门从事产业投资，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陈功 作者系安邦咨询集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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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机继续阅读IG资深金融评论员Chris Weston:中国经济增长仍是世界引擎
中国经济在2016年连续三个季度增长6.7%之后，年化增速连续两个季度有所提升，现达到6.9%水平。这超出市场普遍预期，也给央行更大的灵活性，使其即使在未来几个季度推出货币缩紧政策，仍能实现近期调整后的“6.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近期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因此第一季度录得6.9%的增长不会感到意外。3月份官方制造业PMI创下2012年4月以来的最快增速。与此同时，3月份出口总值强势反弹，增长达16.4%，大幅超出预期，反映外部需求回暖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目前的外部需求水平及美元走软态势也体现在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上。2-3月份外汇储备均有增加，并有顺势增长的势头。第一季度进口数据表明中国消费保持强劲态势，3月份进口增长20.3%，增速较2月有所减缓，但主要是受去年3月高基数效应的影响。同期固定资产投资也有所增长。
本轮强劲增长发生在中国金融市场环境明显收紧之际，我们可以看到央行提高了中短期流动性成本。此外，信贷增速有所放缓，受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变化的影响，广义货币（M2）供给也相对减少。从进口数据反映出的中国内部需求水平看，未来政策有进一步收紧的可能，房地产市场调控作用也将逐步显现，因此中国经济增速将有稍微放缓的风险，可能到第四季度会接近6.5%，但预计不会跌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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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自2012年左右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面临着经济结构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新要求。从要素供给角度看，当前劳动力数量和资本积累对增长的贡献已经显著下降并将进一步减少，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通过要素质量提升和优化配置提高生产率；从社会总需求角度看，进入工业化后期投资和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已难以维持在较高水平，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不是一个市场自发完成的过程，需要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深刻重塑，重点是从生产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竞争、有助于引导和激励创新的市场体系。&&&&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从以前的平均10％左右下降到7％左右的水平，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2012年左右也正好是中国从工业化中期进入到后期的转折点。工业化阶段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新常态”背后的经济规律本质上是一致的。新的发展阶段,将会带来经济结构多方面的调整，也会带来增长动力全方位的转换，经济管理体制需要适应这一转变，从而更好地培育增长新动力，促进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工业化阶段的演变及其对制度环境的新要求&&&&――2012年前后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新阶段&&&&所谓工业化是指一个经济体随着工业发展，人均收入和经济结构发生连续变化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工业部门本身的发展，目前一般把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换作为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标志（陈佳贵，2006年）。其中,人均GDP水平小于200美元属于前工业化时期，200美元至400美元为工业化初期，400美元至800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800美元至1500美元作为工业化后期，超过1500美元则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根据中国人均GDP水平，并参考陈佳贵提出的其他指标综合考虑，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可以划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前工业化时期 （1978年至1989年），人均GDP从不足39美元提高到接近200美元（1964年价格，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加权平均计算）；第二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1990年至1999年），按加权平均的人均GDP大致从200美元增长到400美元；第三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至2011年），加权平均人均GDP从400美元提高到900美元。&&&&2012年前后是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重要转折点。从人均GDP水平看，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276美元 （现价），按汇率法折算的1964年不变价也达到688美元的水平，按汇率－购买力平价加权平均计算的人均GDP已经超过900美元。从产业结构看，2012年中国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到45．0％，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低于服务业比重（45．5％），出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转折性变化。从主导产业的变化看，2012年以来不少重化工业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产量增长接近峰值或进入平台期，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开始转向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进入工业化后期，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需要相应转变&&&&不同工业化阶段的主导产业有不同特征，具体而言，前工业化阶段，农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工业化初期，纺织服装等轻工业比重较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工业化中期，主导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如能源、钢铁、水泥、电力等；工业化后期，主导产业是以汽车、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高加工度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后工业化阶段，主导产业主要是服务业。从整个工业化进程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呈现出农业→纺织、服装等轻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资本密集型行业）→高加工度制造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服务业的变化轨迹。&&&&不同的主导产业要求不同的增长模式，不同增长模式要求不同的制度环境。轻工业和重化工业的特点是高度规模扩张型的，其增长模式主要是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而高加工度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将更多依靠技术创新而不是要素驱动，或者说这些行业必然要走内涵式增长模式。不同的增长模式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规模扩张模式要求政府和社会能优先为企业提供足够的土地、资金和人力等资源，而内涵式扩张模式更需要一个高度开放、统一公平、竞争有序和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从供给角度看，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效率提升&&&&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在长期里生产决定消费，而生产能力扩大的根本动力在于要素投入增长和生产技术（生产效率）提升。&&&&――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看，中国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前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是主要的增长力量，劳动增长的贡献随着工业化推进呈下降趋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物质资本积累速度要快得多，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大。1978年至2000年间，资本积累对增长的贡献在50％至66％之间，2000年以后，资本的贡献有进一步提高趋势，2006年至2011年，高达72．2％。&&&&与此同时，劳动力数量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则呈明显减少的趋势。1978年至1989年，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3．3％至14．2％之间，20世纪90年代在5．0％至10％之间，但2000年以后明显下降，2006年至2011年为2．3％。&&&&除了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外，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大。1978年至2011年，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5％到40％之间，总体占了1／5以上的水平。&&&&――进入工业化后期，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下降，资本积累的贡献也有降低的内在要求&&&&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进入到下降阶段，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下降甚至负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345万人，2013年进一步减少227万人。根据人力模型预测，“十三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还将平均每年减少200万人左右。&&&&增量资本产出比显著提高，投资效率严重降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下降的内在要求。虽然通过加快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也可能带来投资效率的大幅度下降。新增资本产出比是每增加一单位GDP所需要增加的投资额，是衡量增长效率的一个直观指标。根据测算，2005年，每新增一个单位GDP，需要增加投资2．4元，2008年提升至2．9元，2009年进一步攀升至3．6元，2014年新增资本产出比已经上升到4．3元的较高水平。&&&&――从要素供给角度看，工业化后期的增长新动力主要在于要素质量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创新驱动&&&&由于中国劳动力数量对增长的贡献很快将变为负值，投资也有内在下降的趋势，今后的增长新动力主要在于通过各方面措施提高生产效率。&&&&一是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虽然劳动力数量将持续减少，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仍有较大提高空间。通过加强职业技能教育、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都可以显著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通过改革促进要素优化配置。要素优化配置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率，例如HsihandKlenow（2009年）发现，如果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达到美国的配置效率），那么中国制造业的TFP可以提高30％至50％。优化要素的配置可分为多个层面，在产业层面主要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在企业层面主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在要素层面还要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三是加强研发和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促进创新驱动。2014年中国研发占GDP比重提升到2．09％，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不少差距，2013年OECD国家平均值为2．4％，其中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分别为2．9％、3．5％、4．2％和2．8％。除了研发投入以外，通过加强政府、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在促进创新方面的分工与协作，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也有利于创新发展。另外,通过应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可以大幅度提高很多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我国在物流、电子商务、出租车等领域已经取得明显进展。&&&&从需求的角度看，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居民消费增长&&&&在短期内，全社会生产能力已经形成，而且多数行业都存在一定的过剩生产能力，社会总需求的扩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前，投资、消费和出口都对经济增长起了重要贡献&&&&1981年至1999年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每年拉动经济增长4．2至7．1个百分点，进入工业化中期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降低，每年拉动经济增长降至3．2至3．7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有上升的趋势。1981年至1984年资本形成每年拉动经济增长仅1．6个百分点，此后则显著增加，特别是2006年至2011年，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达4．6个百分点。&&&&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81年至1989年出口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仅1．3至1．4个百分点，进入工业化初期这一速度迅速提高，1990年至1994年，达到3．5％，到了工业化中期，也就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增加，2000年至2005年间每年拉动经济3．7个百分点。&&&&――新阶段的需求增长新动力将主要在于居民消费&&&&进入工业化后期，虽然工业升级改造、节能生态环保和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仍有较大投资需求，但总体看，投资增长的潜力已经大幅度下降。从房地产投资看，目前除一线城市外，二三四线城市，特别是不少三四线城市，已经面临大量的房地产库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预计“十三五”期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仅为年均5％左右（许伟，2014年）。从基础设施投资看，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不少基础设施领域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未来十年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将降至个位数水平 （邵挺，2014年）。从制造业投资看，一方面出口和房地产增长下滑将相应带动制造业投资减速，另一方面由于不少重化工业甚至包括一些新兴产业，面临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压力，预计“十三五”以至更长时期制造业投资也将保持低速增长。&&&&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出口快速增长的空间已经较小。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取得了快速增长。1981年至2011年，出口平均增速多在15％以上。但是，受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自2012年以来，出口已连续三年维持个位数增长，特别是2014年出口增长率仅达到6．1％。预计 “十三五”期间虽然出口有利因素多于负面因素，但重现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估计全国货物出口增速将维持在2014年6％左右的水平。&&&&与投资和出口的发展趋势不同，随着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社会，居民消费有望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期。目前中国居民消费正加快从温饱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具有“先导型”的特点，对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旅游休闲以及培训教育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将明显增长。而且，对于中等收入、低收入居民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并会促进消费观念、消费偏好以及消费方式不断更新。另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将推动新的产业链及消费需求的形成，而电子商务等新型消费模式兴起正有力地改善消费环境，提升消费意愿。&&&&培育新动力的关键是政府行为模式的深刻重塑&&&&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企业发展模式也将从重化工业时期的要素投入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更多依靠居民消费增长。要适应这三个方面的转变，培育新常态下的增长新动力，要求政府和企业顺应发展阶段的新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由于企业的行为更多受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所影响，因此，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更主要在于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重塑行为模式，提升治理能力。&&&&一是从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特别是地方政府要从政策优惠竞争转移到营商环境竞争，形成有利于新动力培育的国家治理体系。随着主导产业转变，过去地方政府通过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依靠规模扩张和要素投入驱动的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要求。而经济发展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这需要政府的职能和工作重心进行相应调整，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二是全面深化改革，着力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竞争、有助于引导和激励创新的市场体系。市场是新动力培育最重要的土壤，在一个自由、创新和公正的市场环境下，高效率、有生命力的企业必然会脱颖而出，快速发展。&&&&三是塑造有利于居民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了使居民消费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需要通过加快医疗、教育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通过进一步采取各种新技术,降低不合理成本和总体价格水平,提高消费能力；通过加强产品质量监管、打击假冒伪劣、防范价格欺诈和维护消费者权益，提高居民消费信心。&&&&四是防范四大风险，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新动力的培育需要有一个基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当前要通过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实施逆周期监管等手段避免信用过度紧缩的危险；要在降低隐性赤字率的同时相应提高显性赤字率，避免财政政策力度不足的风险；要建立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防范产能过剩矛盾扩大的风险；要从稳定社会预期，引导住房回归居住本质、实施中性住房金融政策等方面着手，防范房地产市场大幅波动的风险。&&&&（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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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半年报：GDP增长，稳中求进
领导人视频集
　　今天，随着一组经济数据的发布，中国经济交出了上半年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GDP的增速为7.4%，止住了自去年以来的下滑趋势。而同时发布的信贷、投资、消费和居民收入等一系列的数据，也印证了经济增长企稳的态势。那么，中国经济能不能保持住增长的势头？经济下行的压力会不会得到化解？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共同评论。
　　上半年GDP的增速7.4%，中国经济交出了怎样的一份答卷？
　　张燕生：7.4%意味着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 意味着稳增长的目标基本达到了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想这个7.4%的话，就是一季度是7.4%，二季度是7.5%，因此上半年是7.4%。那么我看到这个数据，第一感觉就是我们的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意味着我们稳增长的目标，从上半年的情况看是基本达到了，那么下一步我们的重点是不是放在处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上？因为从2012年我们的GDP减速减到7.7%，2013年我们GDP减速减到7.7%，跟我们从2000年到2011年的10.7%，应该讲是下降了3个百分点。
　　实际上，现在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过去几十年，我们成功的模式，比如低成本的竞争模式，那么到这一步应该是告一段落，也就说我们要调整到一个高增值的新的经济产业结构。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从我们整个经济从宏观到微观，从企业到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需要脱胎换骨的转型。因此我们今年上半年的形势，也就是给我们企业的转型和整个国家的转型，创造了一个良好短期增长的条件。
　　张鸿：7.4%的增速是我们调结构、惠民生的基础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7.4%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它是一个基础。这一次，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研究机构基本上都判断准了这个数字，为什么？因为第一季度只是在下滑之中，所以你会有一些惊讶，很多机构都说怎么下滑这么厉害？7.4%压力会很大。接下来大家又担心的是，二季度能不能企稳，然后我们联想到二季度曾经采取的这些刺激的措施，我们觉得大概再加上前期已经公布出来的一些数字，大概应该是企稳了，但是它也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反弹，所以7.4%、7.5%大概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为什么我说它是基础呢？因为这个数字很重要，在两会的时候，李克强总理接见记者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外部压力很大，速度对我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速度一下来，大面积的下来，就业就会受影响。所以这个增速背后，其实我们不是为了保这个增速本身，而是它背后代表着就业，再加上我们接下来要调结构，接下来还要惠民生，所以这些的基础是什么，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我们今天可以说，下滑的势头是止住了，但是压力仍然还在。
　　张燕生：在上半年的投资结构中 房地产投资的下行压力较大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变化，有一个明显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的增速是超过20%，是20.1%，那么它在固定投资资产中间占到了65.1%，也就是在投资目前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他仍然保持了21以上的增速。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它的增速会发现，有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是16.3%，中部地区的增速是19.2%，西部地区的增速是18.6%。也就是说，在今年上半年东中西，它的投资增速呈现出中西部的增速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就是东中西的投资差距正在明显的收敛。
　　另外，在这个投资结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的投资是下行压力比较大的，但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的增速是上升比较快的，上升到24%。那么制造业的投资目前看起来，结构调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资内部的结构，呈现出在为短期稳增长、中期的调结构和长期的促改革、惠民生，奠定基础的这么一个情况。
　　张鸿：真正的强刺激是改革 没有改革就没有真正的刺激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一个是房地产的回落，一个是融资规模，就是房地产不太容易融资了，再一个就是房地产的销量。所以现在很多人会说，你看房地产终于下来了，但是其实它隐含的还有房地产下来的时候，中国经济由此带来的增速的回落，那哪儿来弥补，怎么办？我们有几个投资结构性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也是在回落的，但是六月份是九个月以来第一次的开始上扬，慢慢上扬的，这说明我们的投资也在企稳，而且这个结构里面是什么呢？替代房地产往下落的是什么？那么你看到我们棚户区改造的项目，现在国开行说要有多少千亿的投入，然后你看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25.1%的增长，这个增幅很大了，这里面水利是增长最大，34.2%。然后公共设施的服务是25%，这样我们看到整个投资的结构也是正在走向良性的这样一个结构。
　　就在前天，李克强总理和几个企业家座谈，谈到了根本的一点，其实是靠改革来刺激我们的经济进入良性的增长。我们看到刘永行和董明珠都提到了一点说，我们看中的不是财政补贴，我们看中的更多的是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还有一点是什么？是有企业家就提出说，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能办银行这个事，提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推进呢？因为我们说如果精准到小微企业，很多是靠民营资本来做这个事情的。李克强总理还专门问了监管部门，监管部门说我们在慢慢推进，试点以后再向全国推广。我觉得改革的步子还可以再快一点儿，因为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这些货币政策的放松，包括减税，其实都是微刺激，真正的强刺激我觉得是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真正的刺激。
　　张燕生：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不大 要发挥更多作用就得靠改革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应该讲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并不是太大，但是就是货币政策的这台戏为调结构服务，它还是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就是要改革。其实从货币政策来讲，也就是我们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有多大，很大程度还取决于全球的量化宽松政策会变化有多大。也就是说，美国的量化宽松如果在下半年，它退出的速度会比较快，尤其到了加息，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到资本大量的回流到美国，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对我们的货币政策，增加我们流通中的货币的这种功能，它就可能会被严重的削弱。在这个时候，我们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可能就会比较大。但是如果美国的量化宽松，就像最近人们的预期一样，就是美国经济的复苏基础是比较脆弱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货币政策的调整的空间可能就会比较小一点儿。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真正说货币政策也好，还是我们现在的货币和金融的问题也好，就是说我们经济中间并不真正的差钱，而是说这些钱，很像过去5年的美国，也就是说在2009年美国的大企业手里就有几万亿的现金，就是不进入消费和投资，因为它对未来的预期不乐观。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转型？货币政策如何为实体经济转型服务？也就是怎么能够用这种定向调控、定向降准、定向的减税、结构性调整的方法，把这个钱进到民生里去？进到结构调整的一些重点里的关键环节去？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下半年需要解决的问题。
　　张燕生：金砖银行是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一个开发性金融的机构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确实是上半年的外贸数据并不好，但是我们能看到五、六月份的外贸数据不错。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外贸数据保持强劲增长的是什么？是中国企业为主的一般外贸的出口，那么什么部分下降呢？也就是加工贸易的出口。而加工贸易的出口，80%以上都是外贸投资企业，也就是前35年外商提着银子到中国来，和中国农民工结合，然后产品行销世界的这种模式恐怕要告于终结了，那么什么模式是替代的模式？也就是我们下一步会用走出去，对外投资的方式，用资本输出的方式来带动中国的贸易。由中国制造变成亚洲制造，由亚洲制造变成全球制造，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全球进行资本的布局、生产的布局、贸易的布局、物流的布局和我们服务的布局。而完成整个这一套布局，就会涉及到我们今后走出去的重点，包括一路一带经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那么就会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叫跨境的基础设施的供应链。
　　那么，跨境的生产和贸易的供应链和跨境的金融链如何构造？那么这次的金砖国家的开发银行，其实就是为发展中国家跨境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或者是为扶贫提供融资，为我们绿化、低碳、发展提供融资，来创造一个我们讲开发性金融的机构。我觉得这是对整个的发展中国家、对整个世界、对整个中国今后的外贸和投资的发展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张鸿：即便我们在下滑当中 那也是世界经济体里增速最快的那一批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过去发达国家提着钱到我们这儿，然后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然后生产点东西，再卖回去，这种方式改成我们现在提着钱出去，我们去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很难进入到发达国家去，我们要找自己的合作伙伴。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金砖这个开发银行，它有点儿像小范围的，大概同质化的这些小范围的世界银行和小范围的货币基金组织，就是大家自己抱团取暖、互补式的这样一个贸易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金砖国家的成色好像在减少，有很多人质疑，说你们增速不行了吧，在下滑吧？但即便是我们在下滑当中，我们在世界经济体里也是增速最快的那一批。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抱团，能够让我们之间能够互相的能够取暖。因为世界银行也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罢，那都是欧美人说了算，我们说了不算，金砖国家再牛也说了不算，那规则是他们定的，所以我们自己就自己定一个规则，我们自己玩，然后自己互帮互助，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中国的贸易&&
　　（《央视财经评论》栏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五21：55&22：25）
编辑：王玉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