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百年特刊：100个归国者(下）
胡晖：创新是我生命之源
　　去年年初，一家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斥资1800万美金收购了留美博士胡晖以15万美元在中关村创立的海纳维盛公司，这种每天都在硅谷发生的事却让中关村上下震动不小。有人称之为“胡晖现象”，甚至中关村管委会专门召开了“胡晖现象高级研讨会”。中关村“养鸡”，为何让美国“取蛋”？原因被归结为中关村长期以来的投融资体制瓶颈。
　　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海纳维盛总裁胡晖认为，“胡晖现象”的启示是它近距离地反映了当今中国人才、市场、企业、资本的国际化趋势，这一趋势给国家、民族以及每个人都带来了机遇及挑战。
　　我算是很早出国的一批留学生。1984年，我考取了李政道先生物理联合考试的奖学金，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来到美国犹他大学继续深造，并在1989年取得博士学位。在GE工作了9年后，我觉得自己的技术路线已经走到了头，开始考虑如何利用自己所学干一番事业。
　　1999年的某一天，在与一位教授的聊天中，我们谈到了远程医疗图像传播的话题，这让我灵感突发——做一套软件，帮助医生利用电脑网络方便地获得三维和四维医疗图像。
　　于是，2000年6月，我在美国创立了Hinnovation公司。这时正值.com神话破灭，我的公司在美国融资遇到了困难，但通过先后三次努力，我们还是融到了100万美元。
　　考虑到在中国创业的成本优势以及国内市场的远景，2002年6月，我们以15万美元注册资金在中关村国际孵化园创建海纳维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从事产品开发，而美国的公司主要负责市场运作。这步棋走得很成功，由于产品开发以及在美国市场开拓的成功，我们给竞争对手造成很大威胁，海纳维盛受到业内各国际公司的关注，其中包括纳斯达克上市公司Vital
Images。去年2月，它们以1800万美元的价格并购了海纳维盛，包括我们的产品、技术和专利。
　　1800万美元出售一家技术创新公司，表面上看我们很幸运，其实是我们多年以国际化、专业化为核心理念不懈努力的结果。我曾经说过，“胡晖现象”就是抓住机遇，运用人才、市场、企业、资本国际化模式的一个成功尝试。
　　海纳维盛虽是小企业，却是跨国的布局，是有国际视野及经验的管理团队同高素质、低成本的开发人员的有机结合。虽然我们在国内外都碰到了融资难及开拓市场等一系列难题，但海纳维盛一直采取的两线作战的方法，有利于我们整合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我们产品是远程医疗图像传播诊断与会诊系统。由于中国的网络医院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在国内开拓市场非常困难，这是我回国之前就已经意识的。但并不像外界一些人士所猜测的那样，我们只是为了利用国内低廉的研发成本优势来“借鸡生蛋”，我们的远景规划是一旦国内网络医院的系统发展成熟，能够更快地占领国内市场。
　　此前国内吸引外资多半是由于中国的巨大市场和低成本的“中国制造”，从这个意义上，外国公司高价购买中国人创造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标志着一个质的飞跃。更有意义的是，这一现象的不断出现会造就一批“知本家”——懂科技、懂市场、有国际视野，在将技术及知识产权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过程中，这批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人脉，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我来说，赚得第一桶金比在创业中看着企业像孩子一样一天天长大所给我带来的喜悦感和成就感要小得多。现在我用这笔资金在国内选取了5家有潜力的生物医疗方面的企业进行“天使投资”，希望指导它们，并打造出一个对国际市场触角敏锐、运作高效、技术尖端的产业化平台。
　　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有些东西虽然有共性，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我自己也仍然在探索，在思考哪些模式是可复制的或者说可借鉴的，但是我认为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创新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海纳维盛（Hinnovation）和我现在的公司的名字中都会有Innovation（创新）这个词。对我来说，创新好比生命之源，生命不息，创新不止。
　　阎长明：搭建最适宜海归创业的平台
　　阎长明在朋友眼中还是个顽皮的大男孩，他今年滑雪摔伤了腿，在山西老家静养三个月后又开始忙碌起来。令阎长明操心的事无非有二，一是他1999年创立的加达国际商务投资公司；二是欧美同学会的事务——他担任着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
　　1989年，阎长明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三年后考取了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研究生。阎长明擅长交际，并用抑扬顿挫的男中音赢得了“好人缘”。在加拿大，他担任过渥太华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加拿大华人科技协会主席等职，甚至还成功竞选了当地的社区代表。国外华人当选本地社区职务，这在加拿大还是第一次。
　　可能我从来不是地道的读书人，硕士毕业后，我边拿着奖学金攻读博士，边开始寻找从商的机会。
　　在渥太华读硕士时，我就一直是活跃分子，经常组织当地留学生的科技沙龙活动。沙龙除了带给华人留学生交流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我感到北美市场有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是中国市场所缺乏的。1994年，我随当时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率领的政府商务代表团访华，发现国内形势非常好，再加上我的背景是搞研究的，专业的直觉告诉我，这些科技新产品一定会在国内有很多发展空间。
　　1994年10月，我在友谊宾馆租了办公室，创立了自己的加达公司。创立公司我是有准备的，利用在加拿大的资源，我带了几个项目回国。但没想到的是，居然好几个月没有开张。这种情况让我思考良久。
　　在频繁往返中国和加拿大后，我明白了，手头的技术和项目本身是存在市场的，但是资金、市场推动、项目管理等因素恰恰是国内缺乏的。技术项目引进固然重要，但如果中国企业不懂得企业管理和商务运作规则，不学习国外市场规则，那么根本不可能产生效益。
　　这时我也意识到，作为留学回来的人，就好比一只蜜蜂或者一只毛毛虫。不仅把要学到的本领带回来，更重要的是把身上黏到的花粉也带回来。公司初创时的不顺利使我意识到，我必须将黏到身上的东西变成一种资源，使这种资源远远超过我自己的技术研究背景。
　　在后来的日子中，我开始明确自己的定位，就是为技术引进搭建最适宜创业的平台。今天，加达公司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与加拿大商界交流的桥梁，也在帮助企业走向海外时提供咨询服务，现在公司每年的商务咨询项目都达到了上百个。
　　不过，加达公司并不是一味地追求业绩增长，我更看好顺其自然的成长。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欧美同学会中，赶在留学生归来的高潮前给他们搭建最适宜创业的平台。这种平台可以实现一种商务、投资机会等多种与技术创业相关的交流，而更多的交流才能使更多海归创业成功，才能对中国市场带来实质性的价值。在这种交流中，中国的人才不知不觉完成了从中国学生到留学生，再到专业人才，最后到企业家的转变。
　　王文明：梦想守望者
　　从最初被人认为是在蒙骗瞎说，到企业竞相主动采用蜂窝纸芯材料，再到被国家计委列入《当前优先发展的新材料高技术产业化专项》，从第一笔只有几万元海运货柜订单的小推销员，到现如今产能过亿、产品遍及家具、包装和建材等多个领域的荷力胜总裁，留英光电子博士王文明向人们证明了
“海归”带回来的，不仅仅是技术转移，而是在文化、观念、价值上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更长远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形成一股新生力量，推动着中国向世界靠拢。
　　我是1980年代顺应当时那股出国潮，获得英国政府TC奖学金来到伦敦市立大学的。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飞机在英伦徐徐降落的那个瞬间，异域的蓝天白云、一草一木给我带来的震撼。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原来可以在如此和谐、亲切的环境中享受着淡泊而又充实的每一天。当时我就想，一定要在这里学有所成，安家立业。
　　1993年我博士学位研究课题完成，后回国休假，到广东珠三角地区走了一遭，这一走令我震惊：原来国内的经济发展得这么迅猛。恰好当时我有一位朋友正在广州推广新型蜂窝复合材料，拜托我了解一下国外行情。从国内回到欧洲后，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我确信蜂窝材料制品产业将是中国的一项朝阳产业。于是我下定决心，回国做蜂窝材料。
　　现在看来，我这个当时仅凭直觉做出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当然，如果当初留在了英国，我现在也许仍然可以过非常好的日子，但就可能从此远离了这样一个机缘——一个国家发展的机缘，也是个人价值在国家变革时期得到充分实现的机缘。
　　但当我不留后路、不听亲人的劝告带着一家三口回到国内，开始在我并不熟悉的领域创业时，我才发现自己当初是多么天真。我原以为一项在国外从二战后就开始发展、至今已经非常成熟、应用极其普遍的技术，来到中国一定能理所当然地获得市场，但当我坐着公交车东奔西走，一次次被拒之门外时，我才意识到要让这些习惯于使用传统实木材料的家具制造商接受一项新鲜事物是多么难。有一回，当我穿着被小偷割破口袋的衣服，大汗淋漓地赶到事先约定好接见我的客户那里，企业老板见到我所展示的“新材料”，不过是用再生纸制成的“纸蜂窝”，掉头就走，并吩咐别人将我“送”出门外，当时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在一刹那间我想到了放弃。这时距我当初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地回到国内准备大干一场，已经近两年时间。
　　两年多时间，我已从当初回国时那种自认为是留学生就应当受肯定、就应得到社会各方支持的心态转变过来，但是我仍然无法说服别人相信这些废纸条能代替木板、塑料。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回国创业以来的第一张订单：来自东莞一间家具厂试用的一个最小的海运货柜，尽管只有几万元，但我终于觉得这两年我所付出的一切没有白费。几万元的订单在今天看来根本就不值一提，但它在当时对我信心是莫大的鼓励，让我能够在逆境中坚持下来。现在当我回想起当时创业的种种艰辛，我仍然能够体味到这种感觉。
　　有了第一笔订单，接下来就有了第二笔、第三笔，不过仍然规模很小，也就在四五十万元左右。这时候（1998年）美国政府颁布新规定：从12月17日起对中国实木实行严格检疫。这个规定将波及我国对美出口近一半的货物，加拿大、英国群起仿效，对我国外贸出口带来巨大冲击。直觉告诉我：蜂窝材料的春天来了。我抓住这个机会，立马进行设计、计算、实验和测试，不久替代常规木托盘的蜂窝复合托盘就研究出来，并在美国新规定实施前投入生产，获得了广大出口商的青睐。
　　由于我们把握住了产品特点以及消费者心理的接受程度，采取了实用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家具市场也顺利打开了。我们又瞄准世界环保的潮流，决定在包装材料上大举进军。除了积极展示产品性能外，我主动出击，自己投资建厂，用自己开发的产品反过来推动原材料的销售。事实证明，这种以身作则的迂回营销策略更为有效。
　　不要小看我们做的蜂窝复合材料，薄薄一片木板，拿起来出奇的轻，有效材料不过是实心木材的3%—5%，承受力却可达每平方米35吨压力，这是以蜜蜂筑巢为原理仿造的。蜜蜂知道怎么吐出最少的蜂蜡，造出一个空间最大而结构最稳定的蜂巢。能节省材料，就能少砍很多棵树，这对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中国来说是非常有前途的。越来越多的厂商愿意采用这种新型替代材料，我们对节约木材、保护环境无形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让我更坚定了对这份事业的信心和责任。现在，我看着自己的企业以平均年增长近100%的速度不断发展壮大，我觉得自己的喜怒哀乐早已与这个事业密不可分了。虽然见到我的人都还觉得我书卷气十足，但对我当初决定回国是否正确、对我是否有能力从商的怀疑早已烟消云散。在快速变革的时代能亲身参与一项事业并获得成功是极其幸运的。更庆幸的是，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回顾自己的艰辛，我仍然认为认定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不轻言放弃是十分重要的。我常常会用《圣经》里的一句话来鼓励自己：“凡事顺遂时，我自夸说：什么都不能击倒我！”
　　李维强：如果视频与通信完美结合
　　视频会议系统在普通企业用户看来是太高级的东西，挪威泰德视讯技术公司亚太区总裁李维强决心把它变成像电话、Email一样普遍和方便使用——人们只要输入名片上的Email地址，就可以进行视频对话。
　　我出生在广东，短暂的大陆生活后，随父母到香港。1980年代初，我到澳洲阿得雷德大学留学，1985年获得计算机与应用数学的硕士学位。因为计算机学科和数学是通信技术的基础，毕业后我获得了在宇广国际电讯公司工作的机会，宇广电讯在全球54个国家提供整合性语音与数据服务，我的主要职责是关注亚太区的语音和数据传输技术，寻求与中国等亚太运营商的合作。后来我又加入过英国电讯。
　　20年前的中国通信市场只有不成规模的电话语音通信，根本没有视频通信。但20年后的今天，有线宽带用户增长很大，3G市场已然成熟，视频通信绝对不再是高不可及。2005年1月，我开始担任挪威泰德视讯技术公司亚太区总裁，现在的任务就是普及视频会议这种往日的奢侈品。
　　我记得自己刚来泰德公司时，有人问我，你为什么离开国际著名电信公司而去做视频会议系统？在他们看来视频会议与通信完全是不相关的概念，为此我曾经非常尴尬。
　　人们对视频会议的错误理解是，视频会议有了简单的视频、有自己的技术实现内部会议内容传输就可以了。但是要知道，视频会议交流早已跨越了公司的边界，各个合作伙伴、用户之间的会议正在增加。
　　一个例子是中国联通公司。随着业务的扩张，联通在沟通上的需求日趋多元化，传统的电话、电子邮件等点对点的沟通已经无法满足公司的需求。联通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有300多个分公司和子公司，还有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如果联通总部和各业务部门要召集下属公司开会议，就需要下属公司相关人员从各个地方赶到开会地点。对一个电信运营商而言，公司因为通信所限而影响会议效率那是不可想象的。
　　2005年上半年，泰德为联通提供了视频会议的解决方案，很轻松地实现了联通总部与西藏、广州、北京甚至更多分部之间的电视会议，再也不受舟车劳顿之苦，还节省了一大批差旅费。
　　泰德与联通合作后，联通开始运营“宝视通”宽带视讯业务，并服务于政府和大型企业等用户，以使他们实现点对点可视通话和多点电视会议。现在，中国企业规模扩张很快，中国的地域很大，有一些已经开始走出国门，视频会议沟通可以统一企业运营步伐，促进企业内部通过更频繁的多地区多人面对面交流做出更准确的决策，而这种面对面并不需要大家真的会集到一个地点。这就是视频会议系统的魅力，对于联通来说，也必将是一项重要的业务。
　　10月，泰德公司收购了一家互动多媒体视频设备供应商及3G手机视频服务开发商Ivigo。并购完成后，泰德将研发出一种3G视频网关，结合泰德原本技术，使3G手机用户可以从办公室、路上、旅馆房间、机场等任何地点接入任何集体或个人的视频系统。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3G到来时，视频会议将不再是政府、银行、大企业集团等高端用户专属品，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视频会议系统。设想，你正在野外远足，或者你在家中需要医生的帮助，干脆需要获取更多知识，通过视频系统可以帮助你解决一切。我们的生活将是一个生动的世界。这也是我愿意分享的视频通信的梦想。
赵阳：用最先进的技术报效祖国
　　作为美新半导体公司的董事长，42岁的赵阳花了4年时间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套CMOS流程上集成微机械系统的制造工艺与测试技术，并且研发与生产了20多种型号的加速度计传感器集成电路，他本人在美国拥有10项与微电子机械系统有关的专利。
　　这家年增长速度将近400%的高科技公司，刚刚被美国著名的《红鳟鱼》杂志评入亚洲未上市公司100强，在获得安永“新英格兰企业家”年度奖的赵阳带领下，美新半导体正在对传感器市场的巨擘博世、霍尼韦尔、ADI和Freescale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我是在北京中关村长大，身高1.95米的我曾被选入八一队的少年篮球队，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成为职业篮球队员的机会，选择了上大学。198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我有幸通过著名的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项目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教授。
　　读学位时，自己就已经做好了未来的人生规划：进入工业界创业，做企业家，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毕业后，我先去了一家美国半导体行业名列前茅的跨国企业——Analog
Devices公司。在那里工作了7年，我一直很有意识地在学习很多东西，从半导体设计、流程、封装、测试等等，把所有的东西都学遍了，成长了起来。
　　这时，我看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机会越来越多，回国并带动起一个行业成了一个非常诱人的选择。1999年，我决定离开这家半导体公司。同年10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和中国的无锡同时创办了美新半导体有限公司。美新半导体是一家专注于开发生产MEMS（微电子机械系统）集成加速度传感器的高科技芯片制造公司。
　　美国国防部将传感器技术视为20项关键技术之一；日本把传感器技术与计算机、通信、激光半导体、超导并列为6大核心技术。市场调研公司In-Stat/MDR的报告称，2003年全球惯性传感器（包括加速度传感器与螺旋仪）的总销售额达到12亿美元，销售量为2.5亿只，其中美新生产的加速度传感器占了绝大部分市场。
　　与以往常规加速度传感器芯片不同的是，美新的MEMS加速度传感器不仅可以测量加速度、振动、冲击、运动和重力加速度等，而且在世界上首次将传感器、模拟信号以及数字信号处理三者整合在单块芯片上，可以测量X、Y两个象限的加速度变化，而且芯片体积也大大缩小。此项技术创创造了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消费电子市场。
　　在这个行业里，美新在技术、成本、性能、质量上已经是世界最先进的了，并且在技术上领先竞争对手很多年。比如，目前美新MEMS产品的失效率小于2只/百万（PPM），而同行业竞争者的通常指标是3000PPM，日本消费电子厂商的标准是小于100PPM，欧美汽车厂商的要求是小于10PPM。
　　美新是亚洲唯一具备商业量产能力的MEMS产品专业公司。目前美新半导体在生产上采用的是半外包方式，自己只做最核心技术的部分，其余的外包给台积电、富士通等公司去做，这样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并且保证产品的高质量。我们的客户包括IBM、德州仪器、通用电气、Autoliv、Infocus、索尼、松下和三菱等等。我的理想是在消费类电子领域做MEMS的领导者。
　　现在最令我自豪和欣慰的是，自己创建了一个新公司，而且发展了一项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现在我们的公司已经发展成一间由中美人员共同运作的国际化公司，它不仅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不仅仅创造了一项产品回报社会，更重要的是，它联系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组成一个紧密的工作团队，相互学习、相互理解各自不同的文化和工作习惯。在这里，中国工程师能够有机会从事最先进的技术研究，也能实现与美国工程师相同水准的发明或技术革新，现在美新的许多工程师正在成长为真正世界级水平的工程师。
　　可以说，美新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是全球化下商业发展的典型案例。作为目前中国极少数几个高科技领先公司之一，我们不仅把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内，而且还给国内的工程师带回了现代技能和培训，使他们掌握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造能力。
　　目前，就海归而言，我认为最大的障碍和困难是资金和本土操作技能。对归国创业的留学生们，我的建议是一定要理解中国。因为在多年的海外生活后，即使我们是中国人，也还需要重新调整思维适应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实。
　　林平：跨越文化边界的经理人
　　近来，林平一改往日的儒雅，多了些粗犷和健壮，面孔也一改往日的白皙。他说自己不是随着北京寒冬下凋零的树叶而有意变成“蜜色”皮肤，而是因为享受了帆板冲浪和热带阳光带来的幸福。
　　过去几年中，拉法基中国公司副总裁林平已经习惯享受不同空间的季节骤变，他也认同这种骤变给自己带来的快乐。这个跨越文化边界的人，已经能够适应各种变化。他可以在用流利的法语背诵法国诗人魏尔兰的美妙的诗句后，接着用英文吟唱浪漫的英文歌曲，然后又恢复汉语的思维。
　　千万不要仅仅用法国情调或者浪漫形容在拉法基工作多年的我。如果不了解法国人，你不会发现浪漫外表下特有的严谨。这种严谨来自于法国人对于每个决策的认真，也来自于浓厚的文化积淀。
　　1984年，我到法国留学，先后拿到了法国国立应用科学学院硕士学位和计算机与自动化应用博士学位。在我读博士期间，就获得了在拉法基实习的机会。不仅是因为我的专业，更重要的是这家成立于1833年的公司有浓厚的积淀。我相信毕业后在这样一家历史悠久的公司里工作是一个不错的起点，既可以体会正规的公司管理，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而最让我快乐的是，这家公司并不因为古老的历史而变得因循守旧。拉法基的文化是一种变化中的严谨，这种严谨包括有对投资的审慎，也包括管理流程的严格，更包括对于合作伙伴的精心选择。这种变化中的严谨足以让拉法基这家百年老店总是保持一种活力。当拉法基在中国市场焕发活力时，我也有了回国工作的机会。
　　那是2000年的秋天，老板问我：“北京能不能给你带来快乐？”我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在总部安排下，我开始在拉法基中国公司工作。
　　拉法基派遣我回国工作是有特殊意味的。当时高层判断，至少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基建投资和建筑市场都将高速增长，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中国公司管理流程，支持管理流程的信息系统融入拉法基全球体系统，以有效拓展业务。虽然1994年拉法基在中国成立办事处以来，已经达到了4亿美元的投资额，并成立13家合资或独资企业，但是拉法基在中国市场规模还会继续扩张。
　　在中国，通过对建筑工业10年的经营和发展，拉法基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并且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拉法基不仅将资金、技术和管理带入了中国，还为国有大中型建材企业的资产盘活、重组注入了生机和活力。2005年，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收购了四川双马66.05%的股份，并实现与云南水泥厂的合作。我也兴奋于为发展中国的建材工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点力量。
　　虽然拉法基是做建筑材料的公司，但我从不感到他的生硬。法拉基是法国文化的代表，也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带给中国市场更多新的理念。在中国市场，拉法基更多了一份人文情节。2004年，拉法基在位于“世界双遗产”地区的都江堰投资1.58亿美元建设年产140万吨的水泥公司时，就将环保和文化因素统统考虑在其中。
　　这种文化的感觉对拉法基和我都是那么重要，因为我钟情于中国历史文化。我记得自己回中国工作时，几百张法国音乐碟是我的贴身之物；现在返回法国，我又不顾一切用两个集装箱运自己精心挑选的中国古式家具。现在，我将回拉法基总部工作一段时间，短暂的离别是为了积累更多管理经验，当再次归国时，我会有更新的事业突破。
　　张蔚：美丽的传媒人生
　　1989年，张蔚高中一毕业就到美国留学，那年她才19岁。1999年，她回到国内，这时候她已经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MBA。当她第一次以央视《对话》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她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这时候，她也成为了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中唯一的哈佛MBA。然而，《对话》主持人只是她的兼职工作，她的本职工作是默多克新闻集团的中国区业务发展总监。
在离开新闻集团3年后，今年8月，张蔚重返新闻集团，出任星空传媒(中国)首席运营官，有了一个更大的施展才华的平台。
　　做传媒一直是我的梦想。从中学时在央视主持《我们这一代》，到赴美求学，再到现在出任星空传媒（中国）的首席运营官，我的一切努力和激情都围绕这个梦想展开。
　　我是1989年到美国留学的，先在一所英国王室赞助的国际学校——United World
College学习，一年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塞顿希尔大学（Seton Hill College）攻读金融和企业管理。
塞顿希尔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女校，我是这所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作为学校里唯一的中国学生，我很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对老师和同学而言，我的表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为此，在学校时我拼命地读书，争取拿最好的成绩为自己为父母也为中国人争口气，大学四年我几乎所有的科目都得A，带着最高的学业荣誉毕业。我用自己的成绩证明了中国人是智慧和能干的。三年级的时候，我有机会到通用电气公司实习。凭借自己在实习期间的优异表现，1994年大学毕业时，我顺利进入通用电气，成为了一名金融分析师。
　　在通用电气的三年让我受益匪浅。作为一名金融分析师，我有机会在公司的不同部门工作，接触公司在美国及全球各地的业务。可以说，通用电气国际化、规范化的运营方式和理念对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和思考问题的方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很多人看来，金融分析师是一份薪酬高、令人羡慕的职业。然而，我对全面管理一家公司更感兴趣，这也是我1997年离开通用电气到哈佛商学院读书的原因之一。
哈佛的学习无疑是艰苦的，但我最难忘的倒不是哈佛“苦”，而是哈佛的案例教学法。在哈佛MBA的课堂上，大家讨论的案例都是真实发生的商业事件。老师在课堂上很少做正面解答，所幸的是在哈佛商学院，同学们的平均工作经验是4年，总有一些同学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因此我的很多知识都是通过同学的课堂发言获得的。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学习、解剖了800多个案例。
　　应该说哈佛给我的是一种综合素质。大量的课堂发言进一步强化了我的表达和沟通能力，而在分析案例时，则运用求异思维来做出自己独到的判断。善于思考并能够有说服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应该是我在哈佛的重要收获。
　　1999年，我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经过认真考虑后，我决定回国。彻底回国对每个在美国居住过一段时间的留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一方面，这多多少少意味着抛下多年来在美国辛苦奋斗的成果，回到国内重新开始；另一方面，中国的飞速发展为有胆量一搏的人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之所以愿意尝试，一部分是为了父母，我已经10年没和父母在一起了；而另一部分则是为了自己。高中毕业后我就离家来到了美国，虽然读高中时在中央电视台做过三年中学生节目主持人，但作为成人我从来没有在中国正式工作过，心里的某个地方总在好奇地猜想在中国工作会是怎么样。
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工作，我总觉得似乎自己一部分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尽管我有足够的自信心和美国同事竞争，但要想更上一层楼，就要以别人没有的优势来超出我的竞争对手。我有一份天赐的优势,那就是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语言能力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再加上过去十年在美国学习、工作，使我对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有了深刻的理解。要想发挥这份双重文化背景的优势，最理想的地方是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1999年4月朱基总理访美，他在麻省理工大学讲演，我也去听了，记得当时他恳切地说：“中国需要你们，中国的机会很多。”
一席话听得我热血澎湃，更坚定了回国的决心。
　　一旦下定了决心回国工作，做什么对我来说并不太难决定。哈佛商学院的学生毕业后有四条主要出路：资银行、策略顾问公司、大中小企业、自己建立公司。于是，权衡各种因素后，我加入了当时已在中国设有分公司的世界五大策略顾问公司之一的贝恩国际咨询公司，担任了一名咨询顾问。
然而，在我内心深处， 让我魂牵梦绕的还是传媒业，做传媒毕竟是我多年的梦想。
　　2000年，新闻集团需要一位业务拓展总监，于是，我毅然离开贝恩加入了新闻集团。在那段时间，我走访了很多地方，考察中国的投资机会，并参与了后来（2002年）落地中国广东的星空卫视的筹备工作。
也是在这期间，我利用周末时间兼职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担任主持人。《对话》的嘉宾都是国内外的知名人士，与这些“教科书里的人物”对话、同他们探讨其成功理念和管理模式，实在是一种乐趣和享受。
《对话》让我同各路精英相识，这对我的业务拓展工作也很有帮助。
　　在2002年以后的几年中，我先后担任了通用电气（中国）公司业务拓展总监和CNBC财经电视台(中国)总经理，
继续实践着我的传媒梦想。
　　今年8月，我重返新闻集团，出任新闻集团全资子公司——星空传媒集团（中国）首席运营官，负责管理频道运营、收入和业务拓展。星空传媒在亚洲发展迅速，目前拥有50多个频道，覆盖亚洲53个国家的3亿观众；在中国，星空传媒旗下的星空卫视、Channel
[V]等品牌也深受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能够在这样一个国际传媒公司担当一个角色，我深感荣幸和振奋，加之那里有我曾经共同奋斗的同事和熟悉的环境，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当然，任何工作都有挑战，
但我认为挑战往往与机遇并存，相信我们能够更好地开拓中国市场，我们的业务也会有更大的增长。
　　中国的传媒业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必然会越来越高，这预示了中国传媒业的辉煌前景。另一方面，作为传媒从业者，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我们肩负着一份社会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具备更高的职业道德和水准。
我和我的团队的目标是向观众提供具有创新性的、高质量的娱乐节目，在满足他们文化娱乐需求的同时，通过我们的节目，彰显社会生活中积极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鼓励人们奋发向上，这也许正是传媒业的魅力所在。
　　刘力：反对“建筑八股文”
　　作为五合国际建筑设计集团的总设计师,刘力总是行色匆匆。从北京到南京，从深圳到青岛，他身后留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成为当地时尚地标的建筑群。华丽的外观与超前的节能设计，让这些建筑即使在国际同行的眼中也熠熠生辉。
　　1980年，我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后来又被免试保送硕士，成为清华建筑学院及建筑设计院院长胡绍学的首位弟子。1988年硕士毕业后，我选择留在清华任教。直到1991年，我放弃了这种安稳的生活，只身一人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
　　在国内，我取得了两个建筑学位，并在清华大学有三年执教经验。可是当我真正踏上英伦，才明白中外学术界的巨大差距：中国建筑师在虔诚追随世界建筑潮流之后，却发现与国外的距离越拉越大。当时我费尽心力空运到英国的几大箱珍藏建筑书籍，在那里像废旧的报纸，毫无价值。幸运的是，爱丁堡大学副校长Barrie
Wilson教授、建筑系主任Richard
Tapp教授等几位导师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回过头看，从小的美术训练和在英国的哲学思辨、思考的训练，对我以后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1998年，我从英国博士毕业回到北京，组建了五合国际（中国）公司。我觉得成功的秘诀有几个：一是建立一支被市场认可的高素质技术团队；另外要组建一个可以肝胆相照的管理团队；最后，机遇因素更是不可或缺。五合国际是比较幸运的，不仅赶上了中国建筑历史上最好时机，公司很快从“两三个人，七八条枪”发展到了如今的近200人规模，而且我们的品牌也在市场上很快确立起来，有五合参与设计的北京开发区“一栋洋房”、深圳的“蓝牙水晶”、青岛航站楼、郑州摩尔、北京
大厦（高科技写字楼）等建筑设计方案屡获大奖。我们领导团队中的5个人情同手足，可以非常坦率地交换各种意见，同时又都可以独当一面，各司其职，形成了很好的工作氛围。在设计方面，我们每个项目都坚持集体评图，这有点像在学校上课；另外我们鼓励员工写论文，并为此成立了内部学术研究中心。
　　在国内的整个建筑设计行业，同行间的信息流通量很小，许多建筑设计人员甚至对国外同类刊物、国外一些有影响的最新作品都知之甚少。更糟的是现在建筑行业流行一种“建筑八股文”，很多的建筑师做设计，在玩手法、玩艺术、玩建筑，谈一些张嘴就来但自己都不懂的东西，离实际的社会需求比较远。
　　五合绝对不允许出现同样的情况。我有意识地在企业内部制定这样一个机制，鼓励员工多思考。我们每个星期四都办五合国际大讲堂，现在把它公开对外，到目前已经办了100多场。不仅我们自己讲课，还请清华、北大以及建筑领域有影响的设计师来讲课，尽管开销很大，但我们已经坚持了两年多。
　　在我看来，公司成功并不意味着事业成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国外最先进的节能设计理念带到中国，让它成为中国建筑的一部分。这个过程特别漫长，从2000年底到现在整整讲了4年，都是在级别很高的场合，每个听讲座的人都觉得高科技、节能的理念非常好。我始终坚持一点，好的东西总是应该有它的地位，尤其是节能，更应该成为一种建筑设计最基本的理念。
　　工夫不负有心人，到2004年底，一些有远见的建筑商开始找我们签约，这也就有了南京风尚、济南太阳树等一批高科技节能建筑。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正在建设中的南京锋尚，已经实现了“零能耗”的最初设计理念，即冬季采暖、夏季制冷和全部照明不用耗费电能，就能靠自身的能量存储与转换完成。而且这种革命性的节能方式，其实并没有比周边的普通建筑造价高出很多。
　　我本人也在2003年，获得中国“十佳楼市影响力青年设计师奖”，2004年入选100大建筑师前十名，今年1月又获得国际建筑师沙龙颁发的“亚洲建筑推动奖”。
　　下一步，我打算把国外众多的先进理念逐渐都引入中国的建筑设计行业，因为很多东西国外已经成为标准配置了，国内还没有，我们现在做的只能说是给大家打开一个窗口。
　　王楠：首先要想清楚我们的使命
　　王楠的属下亲切的称呼他“王老师”，作为联想集团全球业务拓展总监，他参与了联想多件大事的幕后设计。王楠自称在联想是“半路杀出来的”，这位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博士回国后，在联想一系列变革中，好几回都是“身负重任第一个往前冲的”，而且是一个硬仗打完了又去攻克另一个保垒。他说：“我就喜欢站在接受挑战的前沿。”
　　我是1991年出国的，之前我先在北京师范大学念物理学本科，后来又读了中国科学院电子专业硕士。我在美国一共待了9年，头一年是读经济学硕士，然后是将近5年的时间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读博士期间我进入美国AMBAC国际公司，在这家公司前后干了6年计算机软件架构方面的工作，主要的工作是ERP、MRPⅡ领域的业务模型和市场预测。
　　工作中，我在数据的智能化处理方面产生了不少想法，于是就想回国发展。1998年底我博士毕业，正好看到报纸上报道联想与中科院一起成立技术研究院，当时好象IT领域还只有微软一家公司有研究院。我觉得如果回国帮助联想做研究院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给柳总写了封信。1999年4月，我如愿回国参与创建联想研究院，开始了在联想的生涯。当时完全是以一种创业的心态回国的，回国后的薪酬只相当于我在美国的1/6。
　　联想研究院成立时，正值联想发布信息门户FM365网站，网站系统性能不太好，访问量大了就吃不消。这成了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我领着4个人的一个小团队，玩命加班加点，把系统的结构进行了改进，很快解决了这一问题。那件事为刚创立的研究院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后来就赶上互联网泡沫破裂，PC销量的快速增长开始下降，行业同质化竞争很激烈。联想研究院高层召开研讨会，研究联想在PC行业到底该怎么摆脱同质化竞争。会上我提出一个想法，认为我们应该把PC走进家庭作为下一个突破。后来联想提出“B计划”，再后来又演变成现在的“关联应用”技术战略。一年之后，英特尔、微软也发布了类似的战略，所以至少这次我们跟他们是同步的。
　　2003年我被调到公司企划部，在总裁身边做战略工作。当时戴尔卷土重来登陆中国，市场份额增长速度极快，联想面临的压力很大。而且联想的渠道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也已经形成了一些习惯和惰性。在内外形势都很严峻的情况下，联想进行了内部的变革。那时的背景是我们正在做新的三年规划，在规划评审会议上，我第一次发言就放了一炮：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多花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如果我们多花一两个月时间可以让联想受益10年，为什么不呢？后来规划推迟发布了，联想高层闷在一个地方开了三个月务虚会，之后才发布新的变革计划。我个人认为那次变革是联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标志着联想从一家成长型企业向一家成熟型大企业的跨越。
　　后来联想把战略转到国际化方面，我们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成为奥运TOP赞助伙伴也是联想历史上很重大的一件事，其实联想内部早在我们申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启动联想奥运战略，当时我是评估这件事的技术组牵头人。收购IBM
PC，联想内部也做了持续一年的非常严谨的评估。收购完成之后，我参与公司组建业务战略之上的整个新联想公司大战略体系，我是公司大战略体系筹备组组长。
　　除了PC业务，下一步联想向何处去的命题也被提到桌面上。现在联想成立了新业务研判部门，叫全球业务拓展部，我现在就负责这个部门。我觉得人最重要的事情是首先要想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很荣幸跟联想走过这些风风雨雨，在联想的一些关键点上，我虽然不是主要的领导者，但都能够站在前列，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贡献给国内有代表性的IT企业，在这样一个企业里能起到相当的作用，这是我回国后感到欣慰的地方。
　　刘鸿儒：50年前我啃下了《资本论》
　　作为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认为在苏联的学习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而当初啃下《资本论》，在他的一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一直影响到他后来的工作。
　　1930年，我出生于东北吉林省榆树县，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家境贫寒。12岁那年，从黑龙江北安高小毕业，虽然成绩名列前茅，却由于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为求生计，我作为学徒工，被招入日本开设的兵工厂的“劳工营”，成为一名小焊接工。
　　那是一段难以想象的岁月。年纪小，又经常吃不饱，睡不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破旧的棉袄用铁丝往腰间一束，就跟在大人们的身后随他们一起干活。这一状况直到日本投降后。
　　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望。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我又继续进入北安高中学习。后来因为参加土改革命，这段高中的课程我又没有能够全部念完。三年后，我来到哈尔滨参加工作，进入东北行政学院，在法律系做教学辅导和行政管理工作。这所学校后来与哈尔滨大学合并，成立了东北科学院。1948年随着解放军解放沈阳，这个学校名字又恢复为东北行政学院。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东北行政学院辗转迁到长春，改为东北人民大学，就是现在的吉林大学。1950年，东北人民大学为培养教师，决定选派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做研究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正式接触金融，并开始与金融结下不解之缘。当时，我跟前苏联专家学习银行专业，一边学习一边也做助教工作。这段时间为我的金融理论和金融研究打下了基础，也开始了我人生一个新的阶段。
　　1953年我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东北人民大学，担任经济系副主任，教金融方面的课程。但在教学过程中，我却深感自身知识不足，于是萌发了继续求学的念头。经过一番努力，1954年我顺利地考取了留苏研究生的资格，在经过一年俄语训练的准备之后，1955年踏上莫斯科之旅。
　　我先是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作研究生，学了整整一年的《资本论》。书是俄语版的，内容又非常专业，我感觉艰涩难懂，简直像天书一样，常常看得头昏脑涨。后来我主动调整心态，变被动为主动，采取笨鸟先飞的办法，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老师请教。当跨越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后，学习终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后来在前苏联的学习就得心应手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在苏联的留学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而当初攻下《资本论》，在我的一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7年，我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做研究生时，还见到了毛主席。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11月17日下午，毛主席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谈判后，就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与中国的留学生代表见面。毛主席对我们说了那段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还说：“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当时我们这些留学生都是20多岁，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我体会最深的是朝气蓬勃、谦虚谨慎两句，这应当是青年人一生的座右铭。
　　在莫斯科大学学完《资本论》之后，由于担任我论文指导老师的是前苏联第一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我就跟着转入导师所在的莫斯科财政学院，研究货币银行学。
　　我在前苏联一共学习了4年，教我们俄文的老师，不仅教我们语言，还带我们看歌剧和芭蕾舞，教我们一些社交礼仪，比如如何给女同志开门、穿大衣等等。刚开始中国的留学生都不习惯，但后来也跟着慢慢学，了解了很多俄国的文化，也学会了很多礼貌和文化修养方面的知识。这些经历使我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1959年，我通过研究生论文答辩，拿到副博士学位，回到北京后，我被给留下了。刚参加工作，我从基层做起，先是负责会议记录，但我没有怨言，而是认认真真地把会议记录作好，从而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后来我开始负责编简报，逐渐重要的讲话稿、文件都交给我起草。这之后，我先后担任过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第一任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我认为成功应该是在某个领域里，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其经过努力应该取得而且能够取得的成就，而不一定要当大官、当大学问家或者要当全才。这就是我对成功的理解，也与今天的留学生和青年们共勉。
　　冯长根：我是一个老师
　　1983年回国的英国利兹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冯长根是那一批留学生中的明星人物，他目前担任着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兵工学会副理事长等一系列职务。
　　在中国科协的办公室里，冯长根向记者表示，虽然担任了众多职务，自己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北京理工大学应用化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今年11月9日，冯长根的第68个博士生通过了答辩。
　　回国后的20多年里，做了很多工作，只要是国家安排的，我都愿意做，当然这些也都是我自己一直想干的事。但是贯穿始终的还是教学。我从1991年开始带博士生，现在我的学生有许多也已经是博导了。
　　回国的时候可选择的工作很多，但我还是回到了母校。最终决定做教师，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关。由于时代的关系，我的正规学校教育到初一就结束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学校都是十分向往的。
　　1975年，我还在机械厂当学徒，厂里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大家都不愿意去，我当时已经22岁了，但我立即表示我要去。大学毕业后，我又考了研，1979年研究生在读时，我又参加了公派留学考试。
　　对我来说，学校是最神圣的殿堂，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1986年我晋升为副教授时，我的英国导师格雷教授专门写信来祝贺我：“中国科学的未来在你们这一代人手上，如果你们的国家能给你们提供必要的机会，那么更加令人难忘的时刻就在前头。”
　　怎样让中国科学更快发展？怎样让国际学术界更多的了解中国？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所以后来我开始参与组织国际会议，并逐渐参与一些行政工作。一般来说，做行政工作有利有弊，正面的影响是可以拥有更多资源，问题是占去一些时间。目前真正需要占用我时间的行政工作有两个，一个是科协，另一个是欧美同学会的工作。
　　我从2001年开始兼任科协的职务，科协的工作就是为大家服务，虽然是行政工作，但我觉得非常重要。我自己也是科研工作者，所以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尽管不同学科会有些不同，但总体上来讲大家的问题都差不多，最主要的当然是政策环境和经费支持。
　　我曾深切的感觉到在国内独立研究的困难。我和许多回国人员一样，回国后的最大困难就是科研经费。回国刚2个多月的时候，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申报科学基金的消息。我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很幸运的当年就得到了批准，这个项目就是我的第一部专著《热爆炸理论》。这个领域之前国内也有人在研究，我的工作是将之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现在科技进步很快，而且我国的科技水平也相对落后，如何让科研人员更加方便的了解科技发展方向，以及通过学术交流，积累自己在科技界的价值，这两个方面是科协的主要工作。我们的会刊《科技导报》是其中一个平台，我是导报的主编，几年来我一直想把它换一个面貌，希望将来能成为中国的《自然》或《科学》杂志。
　　另外，我们也加强了《中国学术期刊文摘》中、英文两个版本的工作，既能够使中文版对所有国内学者真正都有用，也让国外学者通过英文版了解中国科学家的工作。我们还编辑了定期向中央有关部门送阅的《科技工作者建议》，是让各级领导了解科技工作者的需要和建议。
　　目前科协下属有188个全国性学会，几十个科技社团，这些学会每年召开2万多个学术交流会。科协和科技部的定位不同，是非政府部门，会议经费多半来自参会人员的注册费，如果交流会质量不高，第二年可能就办不下去了，对这些会议的指导是我工作中很重要的内容。
　　行政工作对博导来说，当然会占用很多时间，但不会影响我的教学工作，估计将来很长时间我都会保持现在的工作状态。我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博导，做到这个阶段，虽然在学术上会有成绩的积累，但也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式的成功出现。十几年来，我保留了自己带过的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这是他们的脚印，也是我的脚印。每次看见这些论文我心里就非常高兴，也会更加激励我把后面的学生带好，把为更多科学家服务的工作做好。
　　：建设中国新农村
　　20年以来，已经习惯于每天早晨7点起床，凌晨12点后离开办公室。他不知疲倦地体味着学术研究的乐趣。“中国现在发展很快，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我每天都很充实，没有时间感到疲惫。”说。
　　这位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并在1979年冒死从金门泅渡回大陆的学者，在北京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后，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之邀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4年后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1986年，又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1987年，林毅夫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家。11年前，他负责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该中心主任至今。
　　最近，林毅夫开始研读“十一五”规划中有关中国农村的发展战略，撰写的一系列论文重提他呼吁多年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他的同事卢锋教授说：“让林毅夫读‘十一五’规划，我们一起读林毅夫。”
　　我的勤奋可能会让你吃惊，但是20几年来，我一直工作精力旺盛，并不觉得累，反而感到其中的乐趣。老子有一句话：“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所以如果把任何理论当真理，都会变得愚笨。中国的市场经济变化如此之快，如果不花时间研究现实经济中的问题，经济学在中国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其实早在台湾读书时，我就感到经济学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自己也充满对研究中国经济的向往，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从台湾来到大陆。对当年往事，我并不愿再提，但是对我生命最重要的是，我有机会被北大接纳，并学习经济学。
　　事实上，我对北大一直有特殊的情感，既使我在美国求学，也时常会怀念北大的未名湖和古朴的校舍。我自己很明白，漫长的留学经历是吸纳经典的经济理论，最终目的是将这些理论应用于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并推动中国的学术研究。于是在博士学位典礼前，我就迫不及待地订好了回国的机票。
　　我一直认为，中国是庞杂而转轨的经济体，所以必须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辩证而审慎的借鉴。1994年我有幸主持成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心定位在推动北大教育改革，为经济理论政策研究做贡献，并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从宏观经济到电信改革、粮食改革、收入分配、WTO、农民问题等等这些中国改革进程的重大问题，都是我们热衷于研究的问题。
　　我主张实地调查、谨慎研究，也就必须投入更多时间。今年，我正专注于“十一五”期间的中国经济研究和中国新农村经济。我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05年末至2006年上半年出现通缩，这或许与等国内学者预测不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通胀和通缩始终是“一线天”，中国经济不仅存在通缩，而且通缩已经提前到来。
　　现实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是抑制通缩的主要政策手段。或许在常规看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对发展经济“四两拨千斤”，并且可以带动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投资创造消费需求。我认为，过去几年用财政政策拉动消费符合政府利益，并使政府增加收益，但财政政策有其不可忽视的弊端，只能解决局部问题，不能治本。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带动中央财政增长，不能改变县以下财政收入的缺口。目前，全国各县级政府以下开支每年为2500亿元，依靠财政只能解决1000亿元，存在1500亿元的资金缺口。现实情况下，这种严重的资金缺口依然是通过转移支付解决的，而转移支付已经造成了地方政府举债超过8000亿元。所以，“十一五”期间，我们必然不能过分强调财政政策，而需要通过更多的市场机制启动中国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通过发展农村市场拉动经济增长。
　　我在1999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第26期上，首先提出了应该由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这样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又可以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这是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的一石数鸟的政策。
　　要真正缩小城乡差距，最重要、最可持续的措施就是减少农民，将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从原来农产品的生产者转变成农产品的需求者。这样一方面减少了农产品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农产品需求，农产品价格就会提高，留在农村里面的农民的耕地面积也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就能不断提高。
　　再者，新农村运动有利于增加就业。我们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相对便宜。当农产品的生产者变化成为农产品的需求者后，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发展金融、担保机构，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就业机会。
　　25年前，农村是中国改革的突破口；25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完全可能成为抑制通货紧缩的突破口。我很高兴看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已经决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十一五”期间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并把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扩展为生产、生活、乡风、村容、管理五个方面。我相信这个政策的实施对启动国内市场、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闵维方：教育是毕生的责任
　　北大未名湖一年四季风景如画，闵维方的办公室就在未名湖畔的办公楼。这栋建于1926年的办公楼灰色筒瓦大屋顶，红色柱子，白色粉墙，显得古朴而宁静。但是，作为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终日繁忙，少有暇裕欣赏这近在咫尺的美丽风光，数十万字的教育学术论文、北大多次机构改革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论坛”等等都出自他和同伴们之手。
　　闵维方已经在北大停留了17年。1988年，当他尚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该校校长助理时，当时的北大校长丁石孙和教务长汪永铨写信给他，邀请他回国到北大工作。他毅然回国，此后，他的生命就和北大，和祖国的教育事业联系到了一起。
　　我儿时的梦想是做一位物理学家。今天走上教育这条道路，是因为青年时期的经历和对人生的思考。我出生于1950年，有着同时代人共同的经历，中学尚未读完就当了矿工。多年的社会实践使我对祖国和社会怀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并特别认识到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意义。一个民族的振兴、一个国家的强盛，关键之一在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开发运用。所以，恢复高考之后，我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把教育强国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
　　出国留学是我求学生涯和人生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1981年9月，我通过了国家公派赴美研究生招生考试，而后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深造。在海外，我有机会接受了比较系统的进一步的学术训练，开阔了眼界，增进了国际理解，了解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发展祖国教育事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更加坚定了我知识报国的决心，这也成为我激励自己发奋读书、刻苦钻研的强大精神动力。1984年，我获得了教育管理与决策硕士学位，次年又获得了组织社会学硕士学位。1987年，我获得了教育经济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我到德克萨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高等教育管理与高等教育财政，并兼任校长助理，在实践中了解了国外大学的管理运行状况。多年的留学生涯，使我成长为一名具有一定专业素质的教育工作者，奠定了我此后人生发展的基本格局；同时，也使我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祖国教育事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这对我更好地参与祖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地意义。
　　在留学生活中，斯坦福大学的“竞争”和“活跃的学术气氛”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里的竞争生动而激烈，而活跃的学术气氛让人学有所思，学有所获。令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斯坦福的“午餐学术交流会”。学生和老师一起聚餐，大家不仅把自己拿手的菜式带来，也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带来。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神聊海侃，各种思想火花都在这里聚集碰撞。这种午餐学术讨论会在斯坦福很多，有时候一天会有十几场供你选择，这是一种极好的思想交流方式。此外，斯坦福的授课方式也是很开放的，很多课主要不是靠老师讲授，而是学生通过大量的阅读学习领域的主要学术刊物，上课时由其中一位做专门发言，老师不断提问，以使学生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
　　1988年，北大召唤了我，我也毅然选择了北大，对于我而言，这是一种缘分。我属于和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我曾经希望能够在未名湖畔做个教书育人的好老师，了此心愿，此生足矣，但1995年，我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以后又担任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开始时我有些不情愿，但后来我还是想明白了，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做好老师，必须有人放弃个人可能取得的更大的学术成就，专心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既然组织信任并选择了我，我就要努力为全校师生员工做好服务。当然，因为我是学习和研究教育的，所以在管理岗位上也并没有完全脱离我的专业，而是使我的理论思考更能切合实际，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深化和完善这些理论。值得庆幸的是，我担当教育管理工作的这些年，正赶上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时期。我参与领导制定和全面实施了北京大学面向二十一世纪发展的“211”工程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虽然任务很重，压力很大，但是我充满信心，也充满干劲。我常常说，一天工作25小时都做不完自己要做的事情，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100多年来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北大人一直有一种庄严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我们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并不只是从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考虑的，而是要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培养高素质创造性的人才，为祖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提供强有力的知识支撑和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这是时代赋予北大的神圣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北大人的共同责任。我希望能够依靠我和所有北大人的共同努力让北京大学尽快达到世界高等教育的前沿水平。从2005年到2015年，再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全面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
　　回首归国后的道路，有艰辛，更有快乐。能够把自己的人生与一个远大的理想和伟大的时代联系在一起，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会消极气馁。我深信只要坚持不懈，奋斗不息，一定能看到中国教育的腾飞之日。
　　夏颖奇：敞开胸怀迎接留学生
　　他跟共和国同龄，经历了中苏友好、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第一批上山下乡，第一批出国留学。然而，虽然他也是海归，也有上千个海归朋友，但当这些朋友回国创业一夜成名变富的时候，他的工资几乎是不变的几千元公务员工资。北京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说：“我无条件的回国，无条件为留学生工作，是我最基本的知识分子的追求。”
　　我是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出生的，当时有句话叫“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是共和国的路走得很艰苦，我们这一代人也跟共和国一样有起有伏，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我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20岁的时候在农村当过生产队长；1972年，我又成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1978年改革开放，当时要派留学生出国，全国选拔了3000人，我又是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后来也是第一批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
　　1987年，在获得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博士学位12天后我就回国了。因为当时出国完全就是为了回国，就是学习完了回来报效祖国，参与四个现代化建设。
　　从国外回来后我就在公务员体系里，服从组织的人事安排。开始是被派往华盛顿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1991年到世界银行司任处长，1994年又到了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工作。2000年开始，我担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园区人才资源、留学生人员回国创业和外事工作。
　　中关村是非常值得我为之工作、为之奉献的舞台。在中关村我真正感觉到能够追求我的人生目标，能够实现为国家的高科技进步、为海外人才在中关村创业做贡献。我的专业知识、外事经验，以及我认识的很多国外政界、商界朋友，都能让我发挥作用。
　　中关村的工作一定要创新。这几年中关村科技园连续推出吸引留学人员的六大战略措施，包括建立全方位的留学人员创业服务体系；建立高效务实的创业孵化体系；建立科技园与大学资源共享体系；建立促进企业快速成长的项目融资、项目推介体系；建立留学人员职业发展服务体系；建立中关村留学人员创业扶持资金体系。实际上，就在你们记者来之前，我们还在这个会议室开会，专门为海归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出谋划策。
　　为什么我们政府、社会对留学生回国创业给予这么多的关爱、帮助和服务？我一直跟我们所有人讲，首先我们有三大目标：第一，我们要通过留学生回国创业，在中关村研发出世界一流的技术，制造出世界一流的产品，留学生在国外都是名师名校出身，他们都很优秀，这些人能做出世界一流的技术和产品；第二，我们要在中关村培养出业内著名的企业家，现在企业要长大，必须要有企业家，企业家是要融科学家和管理者于一身的人。中关村现在已经有一些著名的企业家，但我们希望留学生中不断出现新的企业家；第三，要从中关村培养出跨国公司。什么叫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你的技术、产品、融资、合作伙伴基本上国际化，占有世界市场一定的百分比。比如最近这个星期，11月8日，我们的韩庚辰博士创办的奥瑞金种子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11月15日，中星微电子公司也在纳斯达克上市，一个星期之内两个海归的公司在海外上市，一炮双响，并且能够获得国外资本市场的青睐，这就是跨国公司。
　　我们还有四个争取：第一，争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总量在全国第一，而且要有巨大优势。现在中关村园区里创业的归国留学生有7800多人、2800家企业，这个数还不包括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留学人员；第二，要保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在纳斯达克上市总量占全国第一，并且是占绝对优势。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跟纳斯达克驻华代表核实之后，中国已经有25家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中关村就占了13家；第三，要保持在中关村的著名门户网站全国第一，也要占绝对优势。现在新浪、搜狐、百度等都在中关村；第四，要保持科技研发的领军人物全国第一，并占绝对优势。这就是我们现在努力工作的目标。
　　海归回来还需要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还需要政府简化各种手续，要让他们在创业的时候感到回国是很愉快的事，文化回归，家庭团聚，同时还有成功的机会。人都是活生生的，他要判断这些东西，如果前面回来的人都受到很多挫折，那别的人就不回来了。正因为前面的人做得好，不断激励和感召后面的人都回来了。
　　对海外留学生的忠告。我想通过你们刊物寄予几句话。在国外的留学生中，我的朋友有上千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爱国的，回国的和目前没有回国的，都是爱国的。一方面要把在国外的学业读好，把学位拿下来，要把自己在海外的家庭和生活安排好，同时还要不断地关注自己的祖国、故乡和母校。我们国家现在不是灾难深重、战火连天，而是一派繁荣，进步和谐，当然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去解决。海外留学生要关注自己的国家，然后认真思考你的所学和个人的人生抱负在什么地方能够得到最大的施展，能不能到中关村来干一番事业。如果他们愿意回来，我们任何时候都是欢迎的，都愿意为之服务。同时，他们在选择回国的时候，也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这里边会有很多挫折和不如意，不管从国内的生活条件、空气质量、服务态度、医疗保险，还是国内市场风险，都要做好思想准备。我能奉劝大家的是，在国外最好读完书，还能够在国外先进公司里有研究、开发和管理的工作经验，能够对西方的技术、管理和市场经济有更深刻的领悟，回来能够有更多国外的渠道，能够协助自己找到合作伙伴，找到资金，找到市场。
　　中关村要研发一流的技术和产品，要培养企业家，推动一批一批跨国公司产生，需要几代中关村的建设者不断努力，做这件事就是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做贡献。实现这些目标，不仅需要热情，而且需要胸怀，这种胸怀就是“成功不必在我，成功我在其中”。
　　郑利平：重新思考渐进改革的方法
　　采访44岁的广东省云浮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利平，潮州人直爽健谈的性格会打破你对官员“不苟言笑”的习惯认识。在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郑利平多次用“作为一名职业官员”为开头来展开自己的表达。郑利平说他做官既不为做老爷，也不为光宗耀祖，他将自己的官位形容为
“只不过是份职业罢了，当然为官的责任有所不同。”
　　1996年，我在深圳市南山区任常务副区长。这一年，35岁的我突然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发展的平台期，有必要改变以往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而“欲穷千里目”，就得“更上一层楼”，于是出国学习的念头就有了。
　　幸运的是，那一年我正好赶上特区政府派50名副局级以上干部到海外接受培训，很多人担心出国会丢掉官职，所以包括我在内只有3个人报名。后来政府把门槛降低到副处级，报名人数增加到40多个，但经过严格考试最终成行的只有21个。
　　我是学机械制造出身的，但我一直对管理很感兴趣。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时学的就是企业管理，我觉得技术就好比一条船上的动力轮机，而管理则是轮船的驾驶室。我先是到美国明尼苏大学做研究，并着手申请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政策及管理梅森硕士班。这个班是哈佛大学专门替发展中国家培养政治领导人的地方，曾荫权和李显龙等都是梅森班的毕业生。到我入学的那一届，梅森班已经培养了40届共1100位毕业生。
　　入学申请的时候，我将一篇探讨中国改革开放路径选择的文章作为申请材料的一部分，我比较了中国改革开放渐进式和突进式的不同路径选择，得出了中国需要走渐进式改革道路的结论。后来知道，不是文章结论，而是我理性、客观地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让这些哈佛教授们很感兴趣。因此，我如愿被寻取并在学习中获全额奖学金。
　　梅森班三个学期共12个月的学习生活让我受益良多。我所选的课程除了政治学和社会学外，更多的是对中国现实的分析和研究。一年的学习下来，我接受了哈佛“少一点价值判断，多一些实证分析”的研究态度。这种理性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让我回国后能够轻松驾驭繁杂的政治和经济工作。
　　1998年6月，在结束了梅森班的学习后，我有种尽快把所学知识实践出来的强烈愿望，于是在毕业典礼结束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中国。有意思的是，正如出国之前很多人担忧的一样，回国后我发现自己的职位丢了。组织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安排我担任深圳市外资局局长一职。后来云浮市换届，省委决定从发达地区派一名干部过去做市长。我有过海外学习的经历，就被调了过去。
　　在云浮期间，我把一些公共项目推向社会。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完成了95%以上，我们制定了全国第一个政府反垄断规章，设立扶贫基金对贫困户子女进行就业培训。这些想法无不受国外学习经历的启发。这几年我做了不少的改革，也遇到了不少的压力，比如我们推行农村居民健康医疗保险，但很多人认为这是给农民增加负担。在基层的经历让我开始重新思考改革路径的选择。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我认为渐进式改革的前提首先是要“改”。渐进的方向有很多，要完成一个改革有时甚至需要从数百个方面开展。这就需要把某些相互制约的方面打包成一个整体，并整块整块地解决掉。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研究哪些方面是应该打包做为一个板块来一次性考虑，更多的是只改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不动。这就造成改革难以操作进而造成反弹，反弹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种渐进方式不是我们要的，并不是我们走的渐进式道路不正确，而是缺乏好的操作方法。
　　西方管理技术层面的东西往往能够实证地告诉我们“如果做”的方法。海归需要克服的是“水土不服”的难题。有的人回国后觉得国内什么都不对他的胃口，什么都看不顺，觉得受到的限制太多。的确，中国这片土地上传统文化很深厚，我们往往被要求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这对已经习惯独立思考问题的海归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我的经验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在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用足用活自己的“自选”动作，充分发挥地方上的自主权，大胆实践自己的想法，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去对现有体制做一些“补台”和“修正”。
　　由于各种原因，我还有些想法不能够实施。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能够找到实践这些想法的地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职业官员，我的家人都在深圳，我与家人分居已达7年，我不会觉得有什么委屈。
　　万钢：以清洁能源振兴中国汽车业
　　被称为“海归校长”的同济大学校长万钢2000年底就开始在中国从事洁净能源轿车的开发。在此之前，他有着在德国学习5年，在奥迪德国总部工作10年的经历。经过4年努力，2005年年底，中国洁净能源汽车的第一步——混合动力汽车将开始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对步履艰难的中国汽车业来说，这或许是个跨越性发展的开始。
　　我是1979年进入同济大学读研究生的，1981年毕业后在学校工作了两年多。后来德国克劳斯塔尔（Clausthal）工业大学的教授来中国访问，看了我的博士研究课题后对我发出邀请。我申请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1985年到德国读博士。期间我开发了一个降低汽车噪音的技术，得到了德国高校与企业奖。一直到今年8月份这套技术才在德国大众汽车公司退役，一共生产了3500万套。大众公司所在的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为此颁发给我一个特殊功勋十字奖，我是第二个获得这个奖项的人。
　　1990年年底，我进入奥迪公司工作，到2000年年底离开奥迪回国。奥迪有个政策，凡是员工升职就必须调换部门，而且要离原来的领域越远越好。这10年间我在奥迪开发部工作了5年，生产部工作两年，总规划部三年，还从事了一段战略规划，几乎接触了汽车企业的各个环节。
　　在德国工作的时候，我是中国留学生团体的积极参与者。当时教育部副部长特别邀请我带一个德国汽车工业的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考察汽车工业。1999年，我带团归国，正赶上讨论中国汽车怎样发展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虽然汽车市场才刚刚起步，但起步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肯定就是能源问题；其次，中国所谓的“大城市”都是人口集中的城市，很多城市都属于凹地型，汽车的尾气排放对环境有很大影响。我们考察了很多地方，从天津到上海再到北京，越来越感觉上述问题已经很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提出了中国汽车发展最重要的还是节能环保，要开发清洁能源汽车的建议。另外，中国汽车发展要走自己的道路。在传统汽车领域，各大跨国公司的技术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如果中国从零开始做内燃机汽车，务必会碰到一些知识产权的问题，只有在新领域进行汽车开发才能规避这些问题。这既是中国汽车业战略发展的机遇，也是一种必须。
　　当时欧洲也在做清洁能源的汽车，但我觉得与其在德国做，不如回自己的国家做。德国汽车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高峰，在中国却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回来前没有先在国内签任何的工作合同，也没有任何公司开出高薪聘请我，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日是西方一年工作的最后一天，我在奥迪公司开了告别宴会，24号晚上我带着科技部和母校同济大学的邀请就坐飞机回国来了。我也希望现在的留学生在回国前能够有一定的海外工作经验。国外把专业知识分得太细，在国外学习后往往会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但缺乏全方位操作的能力。从“海归”到“海待”再到“海创”，是一条自然的路子，当“海待”实际是在学习留学经历最缺乏的社会经验，政府要帮助他们度过这一难关。
　　我从普通教授开始，从工程中心主任、汽车院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到2004年担任同济大学校长。
　　2001年的时候，科技部启动了863电动汽车重大专项，我担任专项的总体组长。到今天我们已经努力了4年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最近北京国际清洁能源汽车展上，展出的我国电动汽车整车和零部件产品，80%以上是专项的成果。任何一个新技术刚刚开始应用达不到批量生产时，都是有风险的，科技出了成果，就非常需要政府推出相应政策促进产业化。电动汽车2000年就已经是国际汽车业的热点，包含三个车型：一是使用清洁电池的纯电动汽车，二是混合动力汽车，三是面向未来的燃料电池汽车。从电动汽车来看，我们当时起步就已经比跨国汽车公司晚了将近10年，但到了今天，世界上提这个话题必有中国。
　　我相信，2-3年间混合动力汽车会成为市场的主力车型。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生产燃料电池的汽车，通过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可以实现动力驱动电池和驱动电机的大规模产业化，接着燃料电池的生产就会发展很快。中国燃料电池汽车会走到世界前面。
　　张文军：让数字电视进入百姓家
　　在中国数字电视领域，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文军称得上“标志性人物”。自我国高清数字电视研发之始，他就一直领衔这一国家重大创新技术项目。从研究者、领军人到产业推动者，张文军回国10多年来的生命是与中国高清数字电视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张文军希望，人们能够把他和中国高清数字电视作为一个中国科技界技术创新“从零到产业”的典型案例，来细细观察，深深剖析。
　　1990年3月,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赴德国飞利浦公司实验室实习并攻读博士后。刚到那里，公司就派我进行彩色电视信号传输系统的研制，必须在一个月内把它完成，这是德国人对我的一次考验，我当时就想，要做出个样子给外国人看。
　　几个星期的艰苦思考与实验后，我最终把一份详实可信的论证报告交到公司。半个月后，公司做出了样机，效果比实验时还要好，我的能力得到了德国老板巴特先生的肯定。
　　后来我被调去专门从事高清电视（HDTV）的研究。在做研究时，我经常看实验结果，了解整个项目的细枝末节，知道了哪里是关键点，就建议合作伙伴把那个关键点改动一下，发现效果确实好了不少，图像比按照标准算法做稳定了许多。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自己的创新申请了4项专利，并先后参加了欧洲“尤里卡”计划和“RACE”计划。
　　当时在德国做数字电视研究，觉得技术并不是很难。虽然在国外生活不错，但那里到底是别人的环境，我特别想在我们自己创造的好环境里工作，所以打算回来做中国自己的数字电视。
　　不过，德国的工作经历也让我受益匪浅，感触最深的是人不能单干。在德国，国家就像机器，个人就是零件，一环扣一环，运作起来有条不紊。也有人会说这样太死板，没生气，其实不是这样，这里的工作很轻松，大家干自己能干的，不勉强。
　　就在我的工作快要满一年时，我的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要与我签合同，4年、8年、12年的合同随便挑。但我准备回来，飞利浦公司一再极力挽留，许以优厚的待遇。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把这些专利用在自己的国家，做出中国自己的数字电视来。
　　1993年7月，我回到了阔别３年的祖国，接着便被推上了研究国产数字电视的舞台。那时国家科委正在组织开发HDTV软件业务，同时更迫切地想发展HDTV硬件。因为国外的工作背景，我成为国家HDTV七人专家组的成员之一。
　　回想这些年，我觉得自己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在数字电视方面。1996年7月，通过全国公开招标，一支由9个单位、200位科技工作者组成的“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功能样机系统研究与开发”科研队伍形成，我担任整个项目的总体组组长。
　　从1996年功能样机项目启动到1998年数字样机研制成功，我们只用了短短的两年，投入仅1500万元。我国自行研制的这台样机兼备欧美两种主要样机技术体制，是世界上第四套完整的高清晰度电视样机系统，样机研究成果先后申请了26项国家发明专利。
　　1999年，我们在北京负责了作为建国五十周年献礼项目的HDTV二期研制及产业化。在国庆50周年庆典上，现场电视转播首次采用了高清晰度电视技术，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推动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
　　最近几年，我和上海交大数字电视研究团队一道参与中国数字电视地面标准的研究。上海交大的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技术方案ADTB-T系统已经得到了中国工程院的肯定，这一标准的优势在于一方面解决了单载波系统不支持移动接收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另一方面，其接收稳定度和灵敏度超过了欧洲方案。最近我们全方位启动了该技术市场化的工作。我们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在崇明建成了国内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家家通示范工程。
　　黄伯云：用材料武装中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还是国家“863”新材料技术委员会的领路人。今年3月，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将连续6年空缺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授予黄伯云，以表彰其对“高性能碳/碳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的发明工作所做的杰出贡献。
　　1988年，我在美国爱阿华州立大学快读完博士后的时候，美国经济的发展正处在黄金时期。当时像我这样的博士后，可以很轻松地在美国获得一份年薪80万元人民币的工作。然而我最终选择回到国内拿每月约140元的工资。
　　现在还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放弃那么优越的条件回国？其实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只有一个朴素的信念：是国家出钱培养了我们，我们应该回去。
　　我是1964年进入大学的，刚读了两年书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了，我只能自己摸索着去做一些感兴趣的研究工作。1970年，我被分配留在学校从事新材料的研究工作。后来我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用，就想着要考国内的研究生。幸运的是，国家在恢复高考的同时也恢复了出国留学考试。因此，我以学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
　　当时我们这些获得公派留学机会的人，英语基础都很糟糕，为此，政府特意在考试结束后，为我们开办了一个英语辅导班。在完成了一年多的英语学习后，我们还需要找到一所愿意接收我们的大学，所以直到1980年我才到美国，在爱阿华州立大学进行材料科学领域的研究。
　　年期间，我在这所大学先后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在这6年里，我的研究集中在钛铝合金材料和高温挖掘机材料等高新科技材料领域。当时我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的美国，性质上属于公派留学生，所以我们在外面学习的压力都非常的大，大家都很想在国外多发表一些论文，但是我还是利用5个月的时间解决了一个陶瓷高温材料方面的研究难题，这感动了我们的系主任，他很热心地帮我向中国教育部写信，表示愿意提供奖学金，让我去攻读他的博士后。有人愿意出钱为国家培养我们，教育部自然是满口答应。所以我就跟着系主任又做了两年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论文。
　　毕业后，我觉得自己选择回国还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于是，1988年我们一家三口绕道香港返回祖国。在香港机场，我们看到好多出国的人，那时候国内已经形成了一股出国的潮流，很多人为拿绿卡而到处奔波，看到我们回来，他们很不理解。
　　事实上，回国后所面临的困难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跟妻子最担忧的就是女儿的教育问题，由于从小在国外接受英文教育，女儿的汉语基础比较差，而且不太适应国内的教学方式，我们只好找人给她进行汉语补课。
　　当然归国还有很大的收获。由于是拥有博士后学位的海归，这在当时并不多见，所以我能够比其他人更容易拿到一些研究课题和项目。对这些课题项目的研究，为我以后从事“高性能碳/碳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研究做了预热准备。
　　在我接手“碳/碳”课题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提醒我说：你已经算是功成名就了，不必冒这样的风险接手这样一个课题。可是，我知道国家已经在这个项目上投了巨资，回国时候那种义不容辞的心态让我坚持把项目做下去。我的想法很简单，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如果做不出来，没法向国家交代。
　　我一直对学生和助手们说，活着就要拼命干活。做了校长以后，我必须学会一边做科研，一边处理学校的事情。现在我已经养成了每天5点起来、晚上12点休息的作息时间。做了“碳/碳”项目之后，我们又继续承担了“973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我喜欢工作的感觉，一停下来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现在，我的很多学生都到国外去留学。在他们走的时候，我常对他们说，你们到了国外，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都要坚持下来，因为做研究是最需要有耐心的。而在他们选择回国工作的时候，我也告诉他们：把你要走的路想清楚，然后坚持走下去。
　　韩德民： 坚守济世救人的医道
　　119年前，一家由美国人开设的眼科诊所悄悄在京城诞生。她的名字叫同仁医院。今天，已到知天命之年的耳鼻喉科医生韩德民成为这所以眼科和耳鼻咽喉科著称的医院院长。他有很多被患者传诵的故事，而说最多的恐怕要算这个：他曾经为一个小女孩做了中国大陆第一例儿童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当这个女孩能够听见声音并学会开口说话后，第一个想找的就是赐予她有声世界的韩大夫。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是教师。文革一开始，我的父母就被打倒关了起来，一夜之间我变成了“黑五类子女”。1968年，我带着这顶帽子到辽宁盘锦农场插队落户。
　　然而，1973年，全村的老乡和知青伙伴还是把我送进了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1976年，一心想成为外科医生的我被分配到学校北镇廖屯战备医疗队，专攻根本就未曾想过的耳鼻咽喉科。
　　无奈，沮丧，一连十几天呆在宿舍里不想见人。耳鼻咽喉科的张主任已经年近70，几次去看我，我竟然没有说话。一个雨夜，张主任在泥泞中摸到我的宿舍，打开热腾腾的粽子放在炕上。然后说：“是熊老师（张主任的老伴）包的，热着吃吧。”看着老主任苍老的脸庞和满脸的雨水，我的心抖动了，喉头哽咽。我从此成了耳鼻咽喉科医生。
　　1988年，日本鼻科学会主席山下公一教授访问我所在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那天我正好在忙着做一个手术，于是医院安排他观看我的手术过程。山下教授非常欣赏我的技术，手术完了以后他找到我，邀请我去日本留学。
　　那个年代正值我们国家出国留学的大热潮，大部分人选择的都是美国。当时我也准备去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但山下教授用最快的速度帮我办完了全套的赴日手续，盛情之下，我跟随山下教授来到日本金泽医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我用两年时间学完了四年的课程，获得医学博士和医学哲学博士双学位。在我之前还没有外国人在这家日本医院做手术的先河，而我却成为日本医生观摩手术的范例。课程修完以后，山下教授又热情邀请我留在日本工作，而此时耶鲁大学也再次向我伸来了橄榄枝。
　　但最终我选择的是调头回到祖国。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问我当初为什么选择回国，而每次我的回答都是同样一句话：是全村的老乡将我这个“黑五类子女”送入大学学医的，我没有理由不回来。
　　回国后，经一位老专家推荐，我加盟到同仁医院。我将在日本留学期间所思考的一些东西写成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十年发展规划》的报告，我在报告中提出三年打基础、三年图发展、三年上水平的设想。
　　10多年过去了，同仁医院已经建立起鼻内窥镜诊疗中心、头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等5大临床研究中心，组建了北京市眼耳鼻喉科疾病高技术实验。当人们再谈起同仁医院的时候，不再仅仅是夸奖她的眼科，还会对她的耳鼻咽喉科赞不绝口。
　　在日本的留学经历让我受益匪浅。有一次一位18岁的青年民工，被施工中反弹的水泥枪钉打穿左眼，水泥枪钉有4公分长，按惯例应将鼻侧切开取出异物。小伙子恳求不要在脸上留下疤痕，这时候我想到了在日本学来的鼻内窥镜技术，只花了10分钟，经鼻腔顺利取出枪钉。几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15000多例鼻内窥镜手术。
　　患者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为解除死亡对患者的威胁，有责任感的医生应该有勇气承担一切风险。我丝毫不为自己回国的选择感到后悔。相反，当我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时候，我会提醒他们：维医道以济世，从廉行而救人。不要忘了有很多患者在等着你们回来。
　　谢朝华：从创业到参政议政
　　即使是在周六，谢朝华接受采访的时间也排到晚上9点半。作为中国首家个人律师事务所谢朝华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他现在的主要身份已经变为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副主委。这种身份的变化体现在他家客厅里摆放的一面国旗上。他用手指了指国旗，对记者说：“我现在的工作重点已经变成‘参政议政’了。”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老家是安徽省无为县的一个偏远小山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跟我说：你在无为县长大，以后可千万不能真的无所作为，要做个有作为的人。
　　1978年，我拿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成为镇上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文科生。进入大学后，为了提高英语水平，我托人从外地买了五卷英文版的《毛泽东文选》。我想在巩固政治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几年下来，我的政治和英语成绩果然都有了很大提高。1982年，我以政治和英语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教育部在武汉大学设立的出国预备研究生班。经过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集训部为期10个月的法语训练，1983年的7月14日，我们一行156人登上了教育部直飞巴黎的包机。之所以把这个日子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这天是法国国庆日。
　　可能是在农村长大的缘故吧，我从小就告诉自己，人要不断地进步。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放弃了国内大学的志愿而选择报考公费留学生，这种选择在我当时看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有更好的机会我就要争取。
　　到了法国，因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司法问题，全法企业雇主协会聘请我为法国企业界提供在华投资的法律咨询服务。这份工作让我对法国的公司法律事务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为我以后在国内开办律师事务所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