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粮食直补”仍然有，发放时间定了？
临近年关，补贴的问题仍然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最近，经常有农民朋友咨询粮食直补的相关问题。
小编，2018年粮食直补没有了，是真的吗？
小编，最近网上都说2018年粮食直补发放时间定了，是6月30号，是真的吗？
前几天，小编也在很多媒体发布的信息上发现了类似这样的信息，具体内容如下：
2018年财政部、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将粮食直补、农作物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现在叫做：“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按照国家财政部、农业部的要求，6月30号之前要将粮补发放到农民手中，耕地地力补贴是直接以“一卡通”的方式兑现到农户手中。
看见这条，小编打心眼儿里替咱农民朋友高兴。但是怕有假，于是，小编去了农业部（的网站）和财政部（的网站），把所有通知都翻了一个遍。发现，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小编目前并没有看到，媒体们所说的2018年的相关通知，也没有看到2017年的通知，但是小编找到了2016年的通知。早在2016年的4月，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
《通知》里面提到
将农业“三项补贴”中直接发放给农民的补贴与耕地地力保护挂钩，明确撂荒地、改变用途等耕地不纳入补贴范围，鼓励农民秸秆还田，不露天焚烧，主动保护耕地地力，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实现“藏粮于地”，使政策目标指向更加精准。
当时的《通知》还提出，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中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近几年重点支持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通过强化银担合作机制，着力解决普通农户特别是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在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力争用3年时间建成政策性、独立性、专注于农业、覆盖全国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各地也可以采取贷款贴息、重大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等方式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通知》要求，对农民的补贴要力争6月30日前发到位，对于骗取、套取、贪污、挤占、挪用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的，或违规发放补贴资金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017年，农业“三项补贴”延续了2016年通知中的原则和要求，从2017年落实的情况看，其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补贴依据可以是二轮承包耕地面积、计税耕地面积、粮食种植面积或确权耕地面积等，具体以哪一种类型面积或哪几种类型面积，由各省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自定。
来源：12316、北方新农村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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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回忆录》 第三章 囹圄八年
　　第三章 囹圄八年
　　从日被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手培植、完全操纵的上海“工总司监禁之后，我便“四人帮”非法设置的“铁窗”里度过了将近八年的囚禁生活。每当我回忆起那恶梦一般不堪回首的囚禁生活，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痛楚，也有诉不完的感慨！
　　说实在的，同那些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整死的人相比，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毕竟还幸存着，没被这帮恶魔整死。在这将近八年的“铁窗”生活中，我饱尝了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也尝尽了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迫害、被折磨、被诬陷、被侮辱的滋味。它给我及家人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创伤，以至事隔多年，我仍然记忆犹新、心痛不已!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是很难体味其痛苦滋味的。
　　聊以自慰的是，在我身处逆境的艰难岁月里，在“四人帮”淫威逼迫、打击下，我始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相信党，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对“四人帮”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没有出卖灵魂，从不为自己而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也没有陷害过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往事不堪回首，却必须回首。之所以要把这些经历写出来，目的不在于诉说个人的冤屈，而在于揭露“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恶，看看他们是如何践踏民主与法制，如何残酷迫害干部与群众，制造人间冤狱的。同时，也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止“文化大革命”这样无法无天局面重演，从而使广大干部与群众更加珍惜今天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以更好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遭受非法监禁，耿金章心怀鬼胎保我
　　日批斗会之后，王洪文突然对我采取了“闪电行动”，我从会场上直接抓走，关进了王洪文的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太多了。任何一个群众组织，不需任何法律手续，也不需作任何说明，便可以把他们认定的“走资派”抓走，有的甚至是被某一派群众组织“抢走”。
　　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王洪文一伙又把我押上大卡车“游街示众”。随后不经任何手续就把我和曹荻秋等几个市委主要负责人关押起来，并向我们宣布：要随叫随到接受造反派的批斗。
　　此后，各造反派就轮番时揪我们去批斗。他们变着法子肆意批斗、恶意侮辱，甚至殴打我们。连日的折、批斗使我疲惫不堪，我是多么渴望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一月中旬的一天，一伙造反派以闪电般的速度把我、曹荻秋和当时尚未投靠“四人帮”的马天水揪在一起，推车子就呼啸着飞驰而去。一路上，七弯八拐，开进了永福路15号——耿金章的“司令部”。我们三人别被关进不同的房间，房里房外都有人看守。他们没有批斗我们，只叫我们好好地呆着，不许乱说乱动。从他们那紧张、神秘的行色中，我猜想，他们是在执行某种使命。
　　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夜。这一夜我基本上没有合眼，因为我不明白他们究竟要对我怎么样。 时刻都警惕着，想着对付他们的办法。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一二十个彪形大汉又把我们三人推进一辆蒙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载着我们七弯八拐，开了一个禽蛋臭味很浓的地方，把我们关了起来。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上海禽蛋品公司仓库。
　　在那里关了几天之后，我们又被秘密地转移到上海大厦的七楼。
　　由于和看押我的造反派熟了，他们悄悄地告诉我：他们是奉“耿司令”之命，把我们从王洪文的“工总司”那里“抢”出来的。“耿司令”要他们严格密，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不许打骂我们。
　　当夜，正当夜深人静之际，我们又被匆匆叫起，说要尽快转移，王洪文已派人来抢。临行之前，他们还给我们着意“化装”了一番：身穿军大衣，头戴咖啡色海虎绒军帽，口戴大口罩，袖臂上套着“工总司”的红袖章。他们还反复叮咛我们：如果路上遇到有人查问，你们就说是“工总司”的造反派，外出执行任务。
　　我和曹荻秋同上了一辆大卡车，而马天水则上了另一辆卡车——据看守我们的造反派说，马天水一再向他们申明，他不同我和曹荻秋在一起两辆车分道扬镳，各走一路。我和曹荻秋被他们带到车上七拐八弯跑了一两个小时，来到上海郊区一个充满禽畜臭味的地方。原来这是嘉定县黄渡镇附近的一家工厂——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上海禽蛋五厂。
　　以后，我们又被秘密地转移了许多地方，诸如新城饭店、衡山饭店、国际饭店等等。
　　在国际饭店，耿金章来看我了。
　　他一改往日那种骄横之态，一口一个“陈书记”，一口一个“陈政委”，还讨好似地说：“你受惊了!我们把你从‘工总司’那里抢出来，是怕王洪文这家伙害你……”
　　由于我对他的意图不了解，这次见面没有多谈。他见我淡，也知趣地走了。临别时，他还特意吩咐看守我的人说：“你们要好好地对待陈书记，要保证他的安全，照顾好他的生活。出了问题，我拿你们是问!”
　　以后他又来过几次。为了从他那里了解情况，摸清他的真实意图，我也改变了冷淡的态度，和他谈了不少话。从他那里及看守我的人员口里，我了解了许多情况。
　　这个耿金章，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四十来岁。原是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副工长。说起来，他也是苦出身。1925年，他出生在山东曹。父亲是个贫苦农民。他五岁时死了父亲，八岁时死了母亲。无依无靠的他，跟着姐姐逃荒到山东宁阳，投靠姨母朱氏。朱氏也家贫，就把他送给地主任继正。他在地主家当小长工，割草放猪还在村里要过饭。
　　抗战时，他被国民党抓夫征兵，成为国民党八十四师483团2连上等兵。
　　1948年9月，他被我解放军俘虏，随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他被升为副班长、班长。1949年了党，以后又提拔为副排长。在部队里他学习文化，摘掉了文盲帽子。
　　1957年，他转业到上海，分配到当时的中泥造纸厂，当了一名打浆工。不久，他被提拔为工厂民兵连连长，1964年2月，又被提升为副工长。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或许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工厂基层干部。
　　可是，这场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却把他往昔的劣根性激出来。他从此“发迹”，成为上海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平时粗鲁野蛮，因和职工打架受到厂领导批评，他对此怀恨在心。“文革”一开始，就带头贴了厂领导的大字报，当了造反派。上海成立“工总司”时，他带头参加。在“安亭事件”中，他以出身好，又是共产党员、副工长的身份，轻而易举地当上了“苏州大队”的二把手，率领一千余人到苏州，又上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表现得格外“积极”和“革命”。这为他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不久，他又成立了“二兵团”，当上了“二兵团”的“司令”。他竭力扩充势力，使“二兵团”成为“工总司”中最有实力一个造反组织。
　　“四人帮”处心积虑要置我于死地
　　林彪、“四人帮”夺上海党政大权之后，进一步加剧了对干部、群众的迫害。他们用手中宣传舆论工具，大肆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舆论，把各级各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统统当作革和斗争的对象，把上海市委、市人委领导说成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并给这些领导人罗织了许多“罪行”材料。与此同时，他们又利用手中掌握的专政工具，对各级各部门党政领导干部和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的革命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拘捕入狱，或隔离审查，或由本单位“群众专政”。数以万计的部、群众被抓、被关、被揪、被斗。许多监狱人满为患，他们便把真正犯罪分子或劳改劳教分子放出监狱和教养所，把这些地方充作关押干部、群众的场所。一时间，整个上海充满了恐怖气氛。许多干部、群众被搞得妻离子散，不少干部、群众被迫自杀，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四人”欠下人民的血债真是罄竹难书。
　　由于我不肯投靠林彪、“四人帮”，他们便把我当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对我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打击、诬我，要置我于死地。江青、张春桥在篡夺上海大权之前，就时时处处防备我会“摘桃子”，反复叮嘱他们的同伙，“要警惕陈丕显”，“陈丕显是个危险人物”，“要‘研究’这个人物”“不可小看他”等等。江青、张春桥绞尽脑汁，设计了种种圈套，要把我推出来，让我在运动中犯错误，好让他们抓把柄、找借口打倒我。他们篡权后，总觉得根基不稳，对我仍放心不下，怕我会“东山再起”，所以他们处心积虑地要打倒我。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究竟是怎样诬陷、迫我的呢?我非常感谢上海市委的同志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和为我平反冤案时，给我提供了一份十分详细的材料。这份材料是他们在查阅了大量审查的专案材料和“陈丕显专案”人员的笔记本以及大量报刊资料基础上形成的。从这份材料中我进一步了解了林彪、“四人帮”的许多阴谋诡计和卑劣、阴险的手段。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我的诬陷和迫害，完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活动，也是他们在上海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要打倒我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夺权。对于这一点，他们直言不讳，而且拼命叫嚷。这些“左派”们高举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块招牌，把各级党的领导都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派”，作为“文革”的重点和对象。从上海的情况看，从市委到区、县、街道、公社以至里弄、大队党支部，无一不被打倒、被夺权。我作为市委主要领导，当然是主要目标和对象了。
　　为了打倒我、夺我的权，他们首先是造舆论，竭尽全力丑化和诬陷我，给我罗织了种“罪名”。早在夺权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就指使他们的御用工具——徐景贤控制的“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成立了“陈丕显材料组”。这个“材料组”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文件、档案，违犯党纪国法，采取断章取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或无中生有、造谣诬蔑，或道听途说、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等等卑劣手段，炮制了一本又一本诬陷我的材料，强加给我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据上海市委粗略统计，由市革委会专案办上报中央的专报告就达八次之多；在报刊和广播、电视中发表的诬陷文章共有139篇，还搞了4部电影、1部话剧，另外还有无法计数的大、小字报。日，“陈丕显材料组”就编造了一本《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摘录材料汇编》铅印本，这是最早的对我诬陷的材料。其内容分为7大类，24个问题，长达136页；3月17日又编造了《陈丕显是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材料，内容分为4大类，21个问题，长达81页。这两本材料把许多密都泄露出来，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有意断章取义、混淆是非，把许多原来正确的东西说成是错误的，把我打成了“三反分子”，从而为打倒我制造舆论。
　　从1967年2月起到1968年10月止，他们先后召开了全市性电视批斗大会达30次之多，各口、各单位和“专案组”开的中小型批斗会就更多了。据上海市委不完全统计，从1967年2月至5月不到5个的时间里，名目繁多的小型批斗会就达213次。在我以后被关押的几年中，他们搞的批斗、审讯会更是无法计数。对于他们的诬陷与攻击，我虽然低头，但不认罪。
　　他们采取大会、中会和小会批判斗争我，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打下陈丕显的威风”，把我在群众搞臭、搞孤立。从1967年2月起至1968年10月止，他们先后召开了全市性的电视批斗大会达30次之多。每次批斗会，他们都经过周密策划，谁发言，怎么讲，都要经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珍、马天水、王少庸等人“钦”。他们还逼迫一些老干部出来“相”，指定一些所谓的“知情者”上台揭发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经常是躲在幕后指挥。比如，日在江湾体育场召开的批斗大会，虽然已经市专案办公室和“陈丕显专案组”策划了多时，但张春桥仍不放心，于头一天晚上又亲自召集王少庸、马天水、景贤、王承龙等人研究策。张春桥说，这次批斗会的主要目的是“剥掉陈丕显‘红小鬼’的外衣”，“要拿掉他的政治资本，还他一个‘黑小鬼’面目”。他拿着我的名字做文章：“就拿‘丕显’两个字来看，就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名字，没有一点功名富贵的家庭，在过去是不会取这种名字的。”其实，我的名字本叫春分妹子，因我是春分这一天生的，按家乡的习惯，常把男孩名字取成女性名字，说是这样容易带大成人。后来上学时，私塾老师嫌我这名字女性化，又土气，为我取了一个学名叫“陈丕显”，把“春分”作为小名。名字只是个符号，即使不是老师取的，就是我父亲取的，或我自己取的，又有什么文章做呢?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的张春桥连我的名字也要做文章，足见其用心良苦，又是何等险恶!
　　批斗大会召开时，张春桥躲在兴国路招待所作“后台监督”。他认为王少庸对我的批斗很不得力，王少庸回来后，张春桥严厉地训斥了他一番，把这个可恶又可怜的王少庸弄得里外不是人。可见，靠造谣和陷害别人过日子，到头来总是要露馅的，卖身投靠的日子并不好过。
　　当时，各口、各单位和“专案组”开的中小型批斗会就更多了。据上海市委不完全统计，从1967年2月至5月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名目繁多的小型批斗会达213次。在我以后被关押的几年中，他们搞的批斗、审讯会更是无法计数。“专案组”人员除逼我交代所谓罪行”外，就是以批斗、折磨我来取乐。他们明知我身患重病体质虚弱，却千方百计变着法儿来折磨和摧残我，除了对我大声辱骂、拍桌子、瞪眼睛之外，还经常逼我罚站、低头弯腰认罪、不让我喝水；他们还毫无人性地搞什么“车轮战”、“蘑菇战”，一连几天，甚至一连两个月连续批斗，这批人批累了换一批，一天只准我睡四五个小时，企图从精神上把我垮，交代出他们所需要的材料。
　　在各种批斗会上，我取三种态度：一是有事实，有道理的，我诚恳接受，认真检查；二是与事实有出入的，我要澄清事实，作某些申辩；三是与事实完全出入的，我不能承认，更不能检查。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坚持真理，正错误”的原则。对于他们肆意侮辱，我毫不示弱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
　　对于他们这种做法，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在第一次全市性电视批斗会上，我就利用电视向全市人民公开自己的态度：“对于大家的揭发批判，我认为有三种情况：一是有事实，有道理的，我诚恳接受，认真查，参加革命几十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只要你说得对，我就接受并改正；二是与事实有出入的，我要澄清事实，作某些申辩；三是事实完全出入的，我不能承认，更不能检查。”对他们的肆意侮辱，我毫不示弱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他们辱骂我是“老反革命”，我就说“你们是法西斯，你们这样迫害我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他们骂我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就反唇相讥，“我没有死，怎么是死不改悔呢”；他们大声叫我“滚”，我立即转身就走；他们指责我“态度不老实，很嚣张”，我就说，“你们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搞逼供信”。有一次，他们在全市电视大会上宣布了柯庆施的两句话：“我身边有一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陈丕显当权，一定要搞修正主义。”我就问：“柯庆施是不是政治家、马主义者?若是，为什么他和老婆说这个话?”他们被我问得哑口无言。他们怕我讲话，总是把话筒放得远远的。有时我被他们斗得精疲力竭了，就一声不吭地低头休息。被关的八年间，专案人员一批换一批，都没能奈何我。
　　他们组织了个庞大的“专案组”，专门收集我的所谓的“罪证”，并采取种种卑劣手段逼迫我承认。日批斗大会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即在大会上宣布让我“监督劳动”，“随时接受群众批判”，“交代罪行”。非法监禁使我失去自由。2月底，耿金章二兵团溃散之后，我便被移交给市革会，由林彪死党王维国派部队战士看守，接受“隔离审查”，由徐景贤的“联络站”所属的“材料组”直接审讯、批斗我。4月12日，江青在北京发表了《为人民立新功》这篇臭名昭著的讲话中点了我的名。之后，张春桥一伙加紧了对我的迫害。日，张春桥把这个“材料组”变为市革会专案办公室所属的“陈丕显专案组”，把我的专案列为全市第一号大案。
　　这个专案组直属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领导，具体由“三王一李”，即王维国(林彪死党)、王少庸、王承龙和李文静(张春桥老婆)负责，下设许多个小组，最多时曾设13个小组，有正副组长17人。专案人员由起初的50多人，不断更换和扩大至156人。其中还专门设了一个“谢志成专案组”，还有常设的秘书组和审讯组。至于临时的“批陈班子”更是不计其数了。
　　尽管张春桥时而北京，时而上海，上管中央，下管全国、上海，处心积虑地为篡党夺权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始终关注着“陈丕显专案”，不时地给他们出谋划策；王少庸、王维国、李文静更是不遗余力，耍尽了阴谋诡计。王洪文、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也经常出点子，作“批示”。专案办和专案组中的某些骨干分子，诸如翁××、郑××等人，为虎作伥，肆意造谣、诬陷，起了很坏的作用。
　　尽管专案办和专案组的人员都是张春桥、王洪文、王维国、徐景贤、王少庸、李文静等人几经挑选的，对于那些比较正直、实事求是、讲究党的政策的、不按他们旨意办事的人先后被调走。
　　1967年10月，市专案办负责人郭忠业向张春桥汇报说，没有发现叛变自首行为。张春桥一听就十分恼怒，他厉声指责专案办“立场有问题”，专案组办案不得力，要调整人员。日，专案组在给市革委会的报告中说，对我1940年来沪拔牙过程和谢志成三次来沪看病过程等问题已查清，未发现什么问题。张春桥、王洪文、王维国、王少庸、徐景贤等人看了这个报告非常恼火，要求对专案组进行调整。
　　日，王洪文、王维国、王少庸、王承龙等人集体听取专案组汇报时，王洪文又传达张春桥的指示说，“对陈丕显要恨得起来”，“要穷追猛打”，“要调那些对陈(丕显)有深仇大恨的人搞案子，不行的调换”。王维国则“启发”专案组的人说，“陈的核心问题是特务、内奸。认贼作父，会不会变成特务?不是来沪叛变的，会不会通过谢志成反过去?要很好地分析案情，再制定计划”。王少庸则说：“(陈丕显)这家，对主席、对党、对无产阶级有刻骨仇恨，不是一般的反革命。”王承龙指责专案组“工作方法有问题”，声称“我们搞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不能不反映到专案组里来”，“打不倒陈丕显，一千万人民不舒畅”。王维还气势汹汹地在专案组开展了“小整风”，逼迫专案组的人违背良心、违背原则去歪曲事实，整我的黑材料。
　　张春桥、王洪文、王维国、王少庸等人的指挥和督压之下，专案组人员不断更换、调整、充实、扩大，对我的诬陷也越来越厉害了。
　　林彪、“四人帮”对我的诬陷、迫害，起先主要集中在所谓的“三反罪行”上，企图把我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的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 ，“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为此他们做了许多文章，制造了许多假材料。后来，他们觉得这些问题不够有力，不一定能我于死地。1967年10月，张春桥、王少庸召集专案办和专案组人员开会，研究对策。在这个会议上，老奸巨猾的张春桥说：“按陈、曹的问题，现有的材料定走资派已是够了。走资派、路线问题，用词松了一点，还是内部问题。投敌叛变自首是政治问题，那就不同了。”张还指示：“要抓住政治历史问题不放。”王维国、王少庸等人也都多次强调，要抓住“陈丕显的要害问题：叛变、自首、内奸”。在这帮阴险家伙的策划下，专案组便集中全力搞我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他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足足搞了我七八年久。
　　所谓“反对柯庆施就是反对毛主席”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其爪牙利用我和柯庆施在工作中的不同见和争论及我对柯工作风上的意见，肆意扩大和歪曲，说成是反对柯庆施。在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时，柯庆施有一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当时柯的这个讲话在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讲话就是桥起草的。他们由此推理成：反对柯庆施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些问题，现在说起，大家都会感到荒谬和好笑，可在当时，我却因此挨了不少批判。
　　日，张春桥的亲信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造反派联络站”召开的第一次全市性电视批斗会上，作了批判委和我的长篇发言。他说：“长期以来，上海市委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柯庆施为代表，包括张春桥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陈、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说：“柯老生前说：‘我身边有一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陈丕显当权，一定要搞修正主义。’”3月14日和3月17日，徐景贤等人编造的《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摘录材料》和《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本小册子中，把我对柯的一些正常且正确的见，说成是反对柯庆施，而柯庆施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反对柯庆施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3月17和18日，徐景贤等人又以我反对柯庆施的罪名，连续两天在工业展览馆召开批斗大会；4月6日，又再一次召开批斗大会。
　　他们给我罗织的“罪行”是些什么东西呢?归纳起来主要是：
　　一是说我配合高、饶反党联盟活动。1953年中央财经工作会上，谭震林等出于好意，议毛主席“休息”，当时柯庆施和我都在这个建议上签了名。本来这不是什么问题，可高、饶问题出来之后，柯庆施却对人说，他之所以签名是因为“阿丕叫我签的”。我申辩说：“柯庆施又不是三岁小孩，他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职务、资历都比我高，难道他会听我的?实际上，是他先叫我签的。是，在张春桥、徐景贤心目中，柯庆施什么都是正确的，只有我陈丕显什么都是错误的。他们硬把一顶顶大帽子强加给我，什么“陈丕显这次签名是参加高、饶反党集团活动的一部分”，“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二是说我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三面红旗”。关于这问题，他们罗织了许多材料，突出的有：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我针对当时“左”的思想抬头，按照小平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在一次会上说过：“现在不要一讲阶级斗争，就到处都是阶级斗争。”1964年，我在上海无线电四厂宣讲党的政策时说过：“小资本家(指小业主)改造好的，有些人可以算工人，可以对他们‘四个一样’。”这话本是正确的，可他们却说我抹煞阶级斗争。
　　——按照当时中宣部陆定一等领导的指示，我曾针对柯庆施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人手一册，要办公室里放一套，在家里放一套”这句话说过，“学毛主席著作要讲究实际效果，不要搞形式主义”。这话本来没有什么错，却被指责成是反对柯庆施，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
　　——在经济建设工作上，按照周总理对上海的指示，我多次强调要讲究经济实效，又要长期建设思想。例如在城市建设上，我主张建工厂、修马路等都要有远大眼光，要较正规。我主持批准修建的闵行一条街、天山路第一街，把淀山湖开辟为游览区及计划把浦东开发为新工业区等，都被诬蔑为“贪大求洋，推行修正主义城市建设路线”。
　　——在农村养猪问题上，我坚持支持认真落实陈云同志的正确意见，主张把集体养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公养并举，特别是主张把母猪坚决下放给农民私，生产队一定要留足饲料粮。群众当时称我为“养猪书记”。由于我的这些意见不符合柯庆施的主张，他当时就把市委集体讨论决定由我负责的养猪作给撤换了。“文革”中造反派们指责我反对柯庆施的“穷养猪”方针，贯彻修正主义的“富养猪”方针。
　　——1960年困难时期，我应柯庆施之请回福建老家调查，回来后如实向柯反映了农村饿死人的严重情况，被诬为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上配合刘少奇、彭德怀攻击“三面红旗”。他们为此做了许多文章，我后面将详细记述。
　　三是说我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伙同刘、邓围攻柯庆施。
　　对他们说我贯彻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路线，限于当时的思想认识，我是作了多次检查的。对于他们强加给我的其他那些“莫须有”罪名，我则进行了反击和申辩。我在几次大会批斗和交代材料中都说，我和柯庆施在工作中确有许多不同意见和看法，特别是对他作风不主和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这两点意见很大。我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我质问他们：“发扬民主是党章所规定的，难道在党的会议上向柯庆施提些意见，就能说是反对吗即使我是反对柯庆施，也不能推理成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道理很简单，柯庆施一个人不能代表党，他不是党的化身。如果说我对柯提了些意见，就是反对柯，就是反对毛主席，我怎么也不服气，就是到了毛主席那里，我也要这么说。”
　　日，在批斗大会上有人诬陷说我吹捧刘少奇，反对林副统帅。我反驳说：“我认为，林彪再好，总超不过刘少奇。”这句话可惹下了大祸!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一伙人抓住我这句话，大批特批。他们不仅把我这句话作为我和刘少奇、邓小平是“同穿一条裤子”的有力证据，而且作为反对林彪的典型，批了我好几年。要不是后来林彪自我爆炸，我真不知会怎么样。
　　阴险狡诈的张春桥、李文静夫妇为了置我于死地，狠毒地栽赃陷害我，还无中生有地诬陷我参与“暗害柯庆施”，并由此陷害了许多老干部和医务工作者。为了证明柯庆施猝死是被暗害的，还专门成立了专案组，柯的老婆于文兰及女儿也参加了专案组。
　　如前所述，柯庆施的病逝是由于柯原患有肺癌，在成都喝了太多的酒，又吃了过量的含油量很高的花生米，引起了急性胰腺炎。中央、上海和四川省委以及有关领导同志对柯病重的情况都是非常重视的，医务工作者对柯的抢救也是尽力尽责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暗害的问题。可是，张春桥、李文静夫妻俩却居心叵测地制造了一起“柯庆施是被暗害的”骇人听闻的案件。
　　早在柯庆施病逝时，柯的老婆于文兰和张春桥夫妇就私下毫无根据地散布“柯死得突然”、“不正常”等议论，并责怪柯的保健大夫不尽心尽责，不让保健大夫参加柯的葬礼。“文革”开始后，李文静更是到处制造舆论，说什么“柯的死是否受到迫害，必须调查清楚”。又说什么“陈丕显是反对柯的，他就竭力主张柯老去外地治病”，又自相矛盾地指责华东医院“不精心治疗”，“柯生的病不能吃花生米，却让他吃花生米，使病情恶化了”，“上海捎去的药也不及时”等等，居心险恶地开始往我头上栽赃。
　　日，窃取了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大权、担任了“陈丕显专案组”负责人职务的李文静，召集华东局机关和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头头开会研究，决定成立“柯死因调查组”。6月3日，该“调查组”即在李文静的策划下，炮制出一份“初步工作方案”，未经调查就诬陷说：“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在华东、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长期以来，对一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他们作坚决斗争的柯庆施同志进行了种种恶毒的攻击和迫害。”又说什么柯的逝世“是一个值得怀疑的、有重大政治阴谋的严重事件”，“柯的被害的问题，不仅仅是个反对个人问题”，而是“刘少奇这一伙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专政的问题”，是“篡党、篡政、篡军，复辟资本主义的总计划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李文静又指使“调查组”向市革委会写报告，要求将奉陈丕显之命奔赴成都为柯治病的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隔离审查。李还说“薛是个关键人物”，妄图从薛那里捞取我“谋害”柯的材料。5月12日，经王少庸、王承龙批准，薛邦祺院长被正式隔离审查。
　　5月14日，该“调查组”又写了一份骇人听闻的报告，诬陷说：从医疗方面看有“暗害迹象”，把我、曹荻秋、魏文伯、李井泉、贺龙等十几个人都诬为与暗害柯有关系。王承龙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决定将该组划入市专案办，并作为一个重点专案。从此，我就被当作谋害柯的嫌疑犯来审查了。
　　说实在的，当时柯庆施病重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无论是华东局还是上海市委的领导都十分不安和焦急。我和曹荻秋、魏文伯同志立即研究决定派出最好的专家，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成都抢救。薛院长他们这些医术高明又德高望重的专家，率领其他专家，为治疗和抢救柯的病废寝忘食，尽职尽责，费尽心血。可到头来，我们不仅没有受到尊重，反而被诬为是“谋害”，这让我们感到多么寒心，多么冤枉，又多么气愤难平啊!
　　张春桥、李文静不仅陷害我，而且还栽赃贺龙同志和李井泉同志及其夫人肖理同志，诬陷他们并牵连到薛明(贺龙同志夫人)、郑英(廖志高同志夫人)、白琳(廖汉生同志夫人)、刘沙(吕正操同志夫人)、杨岗(张经武同志夫人)、张瑞华(聂荣臻同志夫人)。在王少庸和四川省某些人的迫害下，李井泉同志的夫人肖理于1969年含冤致死。那些为柯生前治过病的医务人员，统统被打成“医务界一小撮阶级敌人”，仅在华东医院就办了18个“知情”的“学习班”。柯的保健医生胡允萍被变相隔离审查了很久。
　　张春桥、李文静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无中生有地诬陷我其他老干部，诬陷其他干部、群众，除了他们居心叵测欲置我于死地之外，还因为他们得到了林彪的支持和赞赏。据& “调查组”赴成都两个外调人员张旭和李炳荣日写给市专案办的一封信中透露，这个“死因调查”得到了林彪的支持。林彪在“九大”后，在接见四川代表时说，“柯的与李井泉搞政变有联系”，“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四川刘结挺重视这个问题”，等等。
　　1950年，柯庆施从石家庄调南京市任市委书记。当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等同志，联名给华东局发电报，发电报的时间是7月19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你们随时注意加以帮助”。当时，华东局的领导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都看过这个电报。1954年，柯庆施从南京调上海工作，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对我打过招呼，并要我转告曹荻秋、魏文伯等同志。魏文伯心直口快，把7月19日央领导给华东局电报的内容说了出去，很可能是马天水知道了，告诉了柯庆施。这在柯庆施的心里形成了很大的阴影。
　　1933年，党中央要柯庆施携大量经费从上海去满洲，因敌情紧张，柯庆施没敢去，就留在天津，完了经费，写出假报告。开始的时候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说已去过满洲，就返回上海了。1935年，满洲省委的同志到陕北找到党中央，这才揭穿了柯庆施这一段谎言。延安整风时，关于这段历问题，对柯庆施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1965年，柯庆施在成都病故之后，贺龙元帅曾对我说过：“柯庆施对陈的看法是：一、不突出政治；二、尽抓油、盐、酱、醋、米。”此话和江青的话完全一样，显然他们以前有过议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安子文同志对我说：“我们是共命运的人，有些事如果现在还不告诉你就对不起你了。柯庆施至少三次要把你调离上海，后来都因为毛主席、少奇、小平同志，还有陈老总不同意才没有调成”
　　莫须有的“政治历史问题”
　　林彪、“四人帮”及其上海的爪牙徐景贤、王少庸、马天水、王维国、王秀珍等人为了打倒我，让我“永世不得翻身”，不仅给我强加了诸如“死改悔的走资派”、“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海的头号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罪名”，而且还阴险地在我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一方面鼓动和逼迫某些领导干部和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揭发我的“政治历史问题”，另一方面又以捕风捉影、东拼西凑、牵强附会，甚至弄虚作假、无中生有等卑劣手段，编造出许多“政治历史问题”材料，妄图把我打成“敌我矛盾”，置死地。
　　在我被隔离审查的八年中他们先后编造了我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达几十个之多。诸如“1930年被捕后认贼作父、叛变投敌问题”，“1930年AB团被审查问题”，“1931年的社会民主党问题”，“家庭出身问题”，“1937年的瑞金旅馆留难问题”，“1938年‘瑞金事件’中有否被捕问题”，“1939年在福建开扩大会议的问题”，“1940年来沪看牙问题”，“年秘密来沪问题”，“金柯策反问题”，通过刘万里和敌特挂钩问题”，谢志成四十年代三次来沪治病（为我）和敌特挂钩问题”，“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窃听林彪谈话问题”，“窃听江青讲话问题”，“窃听周总理同罗瑞卿谈话问题”，“参加彭真领导的秘密组织问题”等等。他们把这些诬陷材料作为“绝密材料”报中央文革。
　　为了搞我的“政治历史问题”，搜集所谓“罪证”，他们先后派出外调、“审讯”人员达20432人次，其中查所谓“1930年叛变问题”的计990人次，查“四十年代问题”的计8000多人次。这些外调、审讯人跑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翻查了难以数的敌伪档案和报刊，调查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仅“1930年叛变问题”就调查了4500多名干部、群众。他们违反党纪国法，对一些所谓“知情”的干部、群众，大搞逼、供、信，甚至不惜捆绑、打骂、诱供，逼迫这些干部、群众交代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一遍不行再一遍，甚至由他们口述，让这些干部、群众抄写，签名画押。不少人被株连致死。他们对于那些在押犯，更是花样翻新地逼供、诱供，直到搞到他们“满意”的东西。他们还株连我家属、子女和亲友，大搞逼、供、信和残酷批斗迫害，甚至关押、坐牢。与此同时，对我也连续不断地批斗，逼供材料。
　　由于他们搞的这些问题都是捕风捉影、弄虚作假或无中生有的，最后又不得不一个自己否定掉，其中许多问题他们做出了“无法肯定又无法否定”和“无法继续查清”等结论，很明显就是为了“按钉子”、“留尾巴”，即使查不出问题也不给你一个清白的历史。
　　颠倒黑白，“红小鬼”变成“黑小鬼”
　　1930年6月，我红军主力从福建长汀开往长沙，国民党反动派乘机疯狂反扑，长汀县苏维埃机关向上杭一带转移疏散。
　　当时我是县宣传队分队长，刚刚14岁。7月2日，我因病和一批红军伤病员分乘两船顺汀江南下转移。到长汀县河田镇蔡坊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民团”的伏击。大家纷纷跳水疏散，有的牺牲，有的突围出去。我和其他红军伤病员等十余人被俘后关押在一座庙里。
　　由于我们这两条船红军伤病员都是临时凑在一起的，大家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敌人也无法确认我们的身份。但有一位同志在敌人搜查我们的时候，跑出去两里路后被抓住，因身上有身份明，暴露了身份，被敌人当场杀害。在“文革”期间审查我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位同志是红军的一个大队长，叫涂应。
　　当时，我没有暴露身份，年龄小，个子也小，敌人把我当成“红军小孩”，便把我分到一个姓刘的农民家里，此人后来在“文革”中被诬蔑为“恶霸地主”、“民团团长”。其他同志也被分交给当农民看管。我在这位姓刘的农民家里住了十几天，每天帮助他家劈柴、烧火。他一家人十分同情和关照我，不时地把听到的消息告诉我。他告诉我，听乡里人传说：民团头子看中了我这个“红军小孩”，想收为义子，但又嫌我年龄太大了一点，养不亲，心里犹豫。这是不是事实，他不太清楚，我更是不知。十几天后的一天，他问我，“民团”已经开去打汀州了，你准备怎么办?我说我想“回家”。第二天，这位老乡就用船悄悄送我过江，给了我一点钱，要我赶快跑。上岸之后，我跑了四五华里就到了河田镇，找到了自己人。在战争年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文革”中却被“四人帮”歪曲篡改了。
　　这一段经历本是清清楚的，我干部登记表上填写过，组织上也审查过；而且我还把这段经历和那个民团头子想收我为“义子”的事当作革命故事，多次讲给青年同志和自己的孩子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听，教育他们懂得革命之艰难和来之不易。
　　日，江青在北京发表那篇《为人民立新功》讲话中，毫无据、信口雌黄地诬陷我为“黑小鬼”。之后，她在上海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就紧密配合，千方百计搜集我是“黑小鬼”的罪证。同年5月17日，张春桥老婆李文静召集“陈丕显专案组”、《解放日报》社和市委办公厅造反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并由郑××负责，带领十余人前往我的家乡闽西调查。行前，李文又专门召集调查组人开会，指示他们“重点调查1930年被俘一事，这是关键”。自此之后，他们开始了长达五年之久的闽西调查，先后派出20多批、990多人次。
　　调查组先后到闽西的龙岩、长汀、上杭、清流、宁化和江西省的赣南等16个县32个公社调查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他们所到之，先利用广播、大字报、大标语大造舆论，说& “陈丕显是老反革命、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形成紧张恐怖的政治气氛。随后又召集群众批判大会，由专案组人员揭发批判陈丕显的“三反罪行”，说我“历史上被捕叛变，出卖同志”，要大家与我划清界线，揭发陈丕显的问题，肃清陈丕显的影响。继而又把熟悉我情况或与我共过事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诱逼揭发交代陈丕显的问题。对其中的一些“知情者”则采取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和威胁、辱骂、捆绑、罚跪、殴打等法西斯手段逼供材料。他们甚至不惜运用专政工具，逼迫那些伪职人员制造伪证。
　　长汀县河田镇的蔡村是他们重点调查的地方。他们进驻该村一年之久，在那里下了许多功夫，先后召开了多次群众批判大会，办过多次学习班，用公开和秘密手段调查过所有中年以上的人，要挖出我叛变投敌以及民团头子我做干儿子的罪证。调查组的恶劣行径激起了闽西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证明我历史清白，不仅没有叛变投敌，更没有被敌人收养做干儿子的事。这使他们大失所望。
　　一些比较实事求是的专案组人员也感到这样逼供不符合党的政策，应当如实反映情况。1967年10月，市专案办负责人郭忠业向张春桥汇报说：“陈丕显1930年被捕，当时只有14岁，穿便衣，与群众一起被俘，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发现叛变自首行为，只是被地主武装抓过。”张春桥一听十分恼怒地说：“你们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材料搞越少?”张要求他们对“政治历史问题一定要抓住不放”。10月23日，王少庸在传达张春桥“指示”时，又进一步强调：“投敌叛变自首是政治问题，要抓住不放。”于是，们又重新调整调查组人员，派出“得力”人员再赴闽西调查。这样的调查进行了好多次。
　　一批又一批的调查组为了有所“建树”，能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交差或请赏，变着法儿地整当地的干部、群众和我的亲属、战友，使许多干部、群众遭受迫害。
　　长汀县涂坊乡马屋村张德胜同志是1930年参加农暴动以后又参加长征的老革命、老红军，曾同我共事过一段时间，对我在土地革命时的历史，特别是对我在蔡坊被俘那段经历很了解。于是，他成了重点调查对象，专案组人员几次找他调查。即便面对调查组诱逼，他也都据实作了介绍，证明我没有任何问题，还向他们讲述了我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成绩。专案组对他为不满，说他思想糊涂到极点，立场不稳。这正直的老红军不吃这一套，大义凛然地说：“毛席教导我们说要实事求是。我跟随毛主席干革命，不能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即使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杀我的头，我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陈丕显同志是好志，没有叛变，也没有出卖过同志，我不能乱说，否则天理不容，‘雷公’会打。”按理说，专案组的人员做了那么多调查，听这番有理有情有义的话会为之感动，应当可以做出正确判断；可是，不知是出于立功心切，还是惧怕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压力，他们竟不为所动，相反，对这位老人狠下毒手。
　　调查组组长王××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先把张德胜弄到公社“隔离审查”，要他交代。他不交代，王××就把他捆绑起来批斗，可他仍不屈服。王××无计可施，就自己写好一份关于陈丕显“叛变投敌”的材料，要他签字。他看后怒不可遏地说：“你们这是胡说八道，签这样的字我不能！”说完就将这份材料撕碎并塞到嘴里要咽下去。专案人员被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呆了，待反应过来之后，立即上前卡住老人的脖子。老人死命将字纸咽下肚去，专案人员死命卡他脖子，使老人昏死过去。待老人醒来后，专案人员又将他毒打顿，而后又把张德胜和“四类分子”关在一起监督劳动。张经受不了这样的污辱和折磨，趁机跑到亲戚家躲起来。王××以“罪潜逃”为由，要公社把张德胜抓了回来。
　　第二天，他们又把他儿子张绍昌找来，软硬兼施地劝张绍昌：“你要劝你父亲不要顽固。他这样顽固没有什么好处。你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陈丕显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派’，是‘徒’，已被打倒。你们要和他划清界线，揭发他的‘罪行’。”张绍昌反驳说：“不管如何，我相信我父亲，我父亲是老实人，他不会骗我，我也相信陈丕显同志。”这话激怒了专案人员，一位专案组成员出手枪，“啪”的一声甩在桌子，威胁说：“你父亲不老实揭发，就把他打成反革命！”张绍昌仍像父亲那样，不为淫威所动。专案组又动手抄了张的家，抄走了张德胜亲笔撰写的许多革命传统教育材料，还抢走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与朱德军长的合影照片，以及战争年代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两把匕首和一把马刀。
　　专案组人员余怒未消，回到公社之后，立即要公将张德胜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那无法无天的动乱岁月里，他们竟以一个口头通知，一字不发地将一位身经百战、为革命致残的老红军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停发他的工资，并将张德胜关进学习班进行批斗、隔离审查，使他顿时变为阶下囚。
　　1969年农历五月初八，专案组又一次带了许多人来张德胜家。他们把事先写好的大字报贴满了张胜的家，连厨房的门也用大字报盖满，不让他一家人煮饭吃。随即，又要张德胜揭发陈丕显叛变的材料。张德胜像过去一样，讲述自己和陈丕显的革命历史。专案组人员哪里肯听他的话，又拔出枪来威胁说：“你同陈丕显同穿一条裤子，你也是叛徒。”张德胜气得全身发抖。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张德胜把儿子张绍昌叫到身，对他说：“听到响声后，你出来捡小鸟。”说完，便提着鸟铳到屋后自杀了。张绍昌听到枪响后立即出门，一看父亲已倒在血泊之中!这时才明白他父亲刚才说的话是什意思。张绍昌顿时痛不欲生。
　　这位老红军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没有倒下，却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威逼迫害之下悲惨死去！
　　张德胜惨死之后，专案组人员还说他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本来山区的生活就艰难、贫困，张德胜死后，他留下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不久，张德胜之妻顶不住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煎熬，在贫病之中悲愤去世；接着，小儿子又离家出走，不知去向。父死、母亡、弟散，好端端的一个美满家庭被搞得家破人亡，张绍昌成了孤儿。“四人帮”就是这样制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我被“解放”重新工作后，听到这位老战友为我的问题而受株连、惨遭迫害的消息时，心中悲愤不已!时至今日，我还时常怀念这位坚贞不屈、死不折的老战友!“文革”后，福建省委、龙岩地委、长汀县委洗刷了蒙在他身上的“莫须有”罪名，为他平反昭雪。
　　受专案组迫害的又岂止张德胜一人！据了解，因为我问题受株连、遭迫害、受批斗的人数以百计。上杭县城郊乡白玉村的陈生林同志是我在中苏区儿童局时期的同事，抗日战争时期又曾陪同我从赣粤边游击区下山同国民党谈判。专案组人员要他揭发我下山谈判，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叛变、投降。陈生林理直气壮地说，他陪同我下山同国民党谈判，是受党组织和项英、陈毅同志的委，是代表南方游击队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改编四军事宜的，怎么可以说是叛变、投降呢?陈生林义词严地拒绝了专案组人员的无理要求，结果被拉去批斗游街，又把他打成反革命，后又被宣布为管制分子，受尽摧残。“四人帮”及其爪牙就是如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之后，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闻知此事后，专门指示有关部门调查，为陈生林同志平反昭雪。
　　调查组对我老家的亲属更不放过。其实，我13岁参加革命之后就离开家了，家里亲属和干部、群众对我的情况根本就不了解，他们却把我家乡作为重点，进行了几年的调查、逼供。我叔叔陈鸿春、弟弟陈家齐及侄儿陈建如、陈配如、陈坤如，都曾受到过审查、抄家、批斗。尤其是那八十多岁的叔叔陈鸿春，被调查组人员指使公社领导人押到街上批斗，他身体虚弱不肯去，他们就把他捆绑起来抬到大队去批斗。当地干部、群众对此做法非常气愤，纷纷指责他们没有人性，并围住调查组人员进行辩论，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诬蔑陈丕显，加害他的亲属。为此，调查组人员曾向张春桥、李文静汇报说他们在闽西调查时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围攻”，他们同当地落后的干部、群众进行了一场斗争。
　　更为恶劣的是他们为了挖取我“叛变投敌”的“证据”，竟然诱逼原来的民团、土匪分子编造伪证加害于我。当年我在蔡坊村被俘时，王沛春是民团作录的文书。专案组找到他，先是恐吓他说，如果他不老实交代陈丕显叛变投敌、出卖同志的材料，就要按“公安六条”对他进行“专政”；然后又对他采取捆绑、殴打、罚跪等刑罚逼迫他写出材料。对于这份逼出来的材料，他们还是不满意，又由专案组授意修改、补充，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共修改、补充了46次内容，实际上全是专案的意思。即使如此，这份材料仍然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甚至连人名都搞错了。
　　张春桥、王维国、王少庸等人一方面不断调整、扩充“外调”队，希望能从“外调”中捞取置我于死地材料；另一方面，像国民党反动派对待共产党那样加紧了对我的审讯、批斗，妄图从我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他们把这称为“双管齐下策略”。从1967年5月至1972年12月，他们对我大会小会批斗、审讯达数百次之多。什么“车轮战”、“蘑菇战”、“疲劳战”，什么低头认罪、罚站、不让喝水，什么大声斥责、辱骂等等不一而足。为了逼我就范，他们真是挖空心思，费尽力气，耍尽花样，也伤了脑筋！日，张春桥亲自出马召集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等人研究策划第二天在江湾体育场召开全市性电视批斗大会。张春桥说：“明天的批斗会主题是拿掉陈丕显‘红小鬼’的政治资本，还他一个‘黑小鬼’的面目。”他们还策划了由谁发言，怎么发言等等。张春桥对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等人说：“你们大家都要讲几句话。”王少庸立即点头“是”。
　　在第二天的批斗会上，王少庸果然按张春桥的旨意上台发言说：“陈丕显被俘后跪倒在匪营长小老婆的脚下，是‘黑小鬼’……”王少庸以为这番别出心裁的“独创”会赢得张春桥的赞赏，可没想到因为编得太离奇，露了馅。躲在兴国路招待所看电视、搞幕后操纵的张春桥大为不满，指责王少庸说：“你那样说陈丕显是‘黑小鬼’，等于向他交了底，你为什么不会多讲两句？”张春桥一番话弄得这个被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里外不是人。
　　1972年4月，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眼看整了好几年陈丕显仍然以定案，心急如焚。他亲自召集专案办和专案组人员开会，说陈案不能再拖了，要求上半年结案。根据王洪文的旨意，市专案办和专案组研究了三条“对策”：一是“虚张声势”，故意装作专案组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逼我“就范”；二是用“蘑菇战”的办法，对我百般折磨，一天批斗两次，每次两小时，使我在精神上“透不过气来”；三是专案组重新分工，由郑××负责“主审”，王××等人负责“陪审”，专人做记录。经过精心策划，严密部署之后，从5月9日至7月5日，他们在这两个月里连续批斗审讯了我68次！他们每天对我轮番进行猛批狠斗，不让我睡觉，搞“车轮战”、“疲劳战”，企图用精神折磨来使我屈服，但都被我坚决顶住了
　　作为一名从小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我觉得有人向自己泼污水时是最痛苦的。特别是“四人帮”以逼供出来伪证抹黑我红色的、光荣的历史，把我同敌人的斗争说成是向敌人屈膝投降时，我不能容忍了。我当时经常想到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同法西斯辩论斗争的事迹，想到李大钊、刘伯坚等先烈，觉得自己应当像他们那样同邪恶势力作坚决斗争。我把专案组每一次对我的审讯都看作为维护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维护正义而与敌人展开的斗争面对“四人帮”爪牙们的诬陷，我据理力争。他们要我交代1930年被俘问题，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你们说我1930年有罪，那是你们欺骗毛主席，欺骗群众!”他们说：“你的问题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情况已查实。”我就反驳说：“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既然已经查实，你何必还问我呢?”他们说：“民团头子要你当干儿子是实。”我针锋相对：“没有当才是事实。”& 他们说我“不老实”。我就说：“你们搞的是假案子，搞的是逼、供、信。”他们拍桌子，我也拍桌子；他们大声叫喊，我也提高嗓门，毫不示弱；他们诬蔑我是“老反革命”、是“叛徒”，我怒不可遏地大声申明：我三十年代没有罪，是光荣历史。你们如此迫害我才是真正的反革命，是叛徒。”针对他们搞的伪证，我一一揭穿：“你们搞的证据是假的，我要组织上给我讲清楚!”《陈丕显回忆录》修改手迹这种对话的火药味很浓，经常是吵着吵专组的人忍不住了，大叫：“滚！”我听了转身就走。他们喊住我，我就说：“你们让我滚，我就滚嘛！”气得他们也没办法。这种审讯后来大部分变成对我“打态度”。有时他们气极了就叫我“低头认罪”，我也借机休息——虽然低头，但不认罪。
　　过后我也常想，明明我的历史是红的，他们为什竭力要把它涂黑呢?想来想去，结论只有一个：这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本性有关系。
　　我1929年参加革命，当时才13岁，加上身瘦小，在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眼里，我确实是个“小鬼”。1933年，在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胡耀邦同志担任少共团中央书记，我担任少共儿童局书记。我们两人在团中央共事时同住一室，在那时就有小红军”、“红小鬼”之称。江青、张春桥没有经过红军这段历程，加上历史上有不光彩之页，对我们这些老红军战士有一种阴暗心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篡夺上海的党政大权，不把我这个名正言顺的第一书记打倒，他们就无法实现其阴谋。1967年，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不点名地点我说：“上海有一个人，还是‘红小鬼’……可是我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如今‘小鬼’变成‘黑小鬼’了。”江青信口雌黄，恶毒诬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紧密配合，其居心是何等险恶啊!
　　可是，假的毕竟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1975年，他们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我的历史问题报告时，由于这份材料主要证据漏洞出，自相矛盾，站不住脚，最后只好抽掉。为了置我于死地，他们费尽心机搞了七八年，最后却全都落空了。
　　强加给我“叛变投敌，充当特务、内奸”的罪名
　　1940年12月我因牙病曾秘密来到汪伪占据的上海治过病；我的夫人谢志成也曾病于1941年、1942年和1947年三次到过上海。我们的这些行动都是经过党组织批准的正常活。党组织对我们的行动也是非常了解的。可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爪牙为了从政治上打倒我，根据某些干部别有用心的“揭发”，在这件事上大作文章，无中生有地给我编造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罪名，即所谓我四十年代“叛变投敌，充当日伪和民党军统特务、内奸”的问题。
　　日，徐景贤控制的“市委、市人委造反联络站”和“陈丕显专案组”在他们所编造的“材料”中首先发难，离奇地臆造出“1943年春陈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时，曾找'通海警卫团'和'崇明保安团'投敌”；“1940年来沪拔牙这段历史值得怀疑”；“陈在上海是通过叛徒刘万里住在瞿直甫医院，解放后刘被捕后就很快被枪决有'灭口'之嫌”；“苏中地区出了金柯的叛变事件，陈有值得怀疑之处”；“谢志成四十年代三次来沪有可疑问题”等等。他们由“怀疑而推断我在整个四十年代都在进行“内奸”活动，进一步“大胆假设”我的所谓“内奸”是通过“三条线”：一是通过谢志成三次来沪和敌人挂上了钩；二是通过金柯等人的关系和敌人挂上了钩；三是通过潘汉年、扬帆关系和敌人挂上了钩。他们有了“大胆假设”，然后再“小心求证”，他们在我的专案组中专门成立了“1940年小组”、“1942年小组”、“1943年小组”和“谢志成小组”。在组外又设立了所谓“知情者”张达平、华渭臣、方行、傅侠、朱崇文等人的专案组。他们在5年多时间里，先后共派出8000多人次赴全国地外调，查阅敌伪档案，审讯在押案犯，甚至采取种种违法乱纪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种种伪证。因为我的所谓“四十年代”问题而受株连的干部、群众数以千计，直接遭拘留、隔离、变相隔离达29人，其中多人被迫害致死。
　　他们编造的这些东西实在太离奇，甚至连间、地点、人物都驴唇不对马嘴。比如我年根本就没有来过上海，而他们却诬陷我到过并列出了许多“知情者”、“同案人”，结果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一一否定。日，“专案组”在调查了半年之后给市革委会的报告中说：陈丕显来沪拔牙过程已查清，“未发现什么问题”；刘万里的事“根本不存在秘密枪决的问”；谢志成三次来沪看病，“也未发现什么问题”。
　　按理，他们应当就此罢休了。然而，张春桥、王少庸之流不仅不肯罢休，而且指责专案组思想右倾，跟上形势，指示他们“要把陈丕显当成国民党，不能情主义”，要对“陈丕显恨得起来”。他们要求调整专案组人员，“要调那些对陈有深仇大恨的人来搞案子”。
　　一些竭力想向上爬的造反派为了“邀功请赏”，不惜以诬陷别人的政治生命来捞取“功名富贵”。专案组负责人郑××就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个。他在明知这些问题已查清的情况下，仍组织一帮人马炮制一篇篇批判文章和“材料”。日，他主持编造的《陈丕显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各个头目紧密勾结的初步材料汇编》和《谢志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中，对我和谢志成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他诬陷谢志成为“假党员”，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有可能就是个特务，就是个反革命分子”。他还胡说：“在陈丕显长期的反革命活动中，他的老婆谢志成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特别令人气愤是，郑××亲自参加了对谢审查的全过程，他明知谢的各项“历问题”均已否定，却仍然在结案报告中要求开除谢志成的党籍，工资降三级。这个意见连当时的“市革委会”分管审批的头头都觉得太过分，未被认可。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一时认不清形势而做过一些错事、坏事，这不是不能原谅的；可是像郑××这样不惜以谎言甚至别人的政治生命作为个人投机资本的人，却是值得警惕的。因为这种人在个人品质上在严重缺陷，一遇上合适的政治气候，就会像历史上那些专门制造冤狱的酷吏一样害人祸国。郑×× 本是上海市党刊《支部生活》的编辑，1967年1月后，他参加了“市委办公厅造反队”写了不少污蔑革命干部、群众的文章，使不少同志受到伤害。1968年，《支部生活》第10期刊登了一篇《旧华东局机关有鬼》的文章，使20多名干部被隔离审查，几十人被揪斗。“四人帮”当然罪不可赦，但像郑××这样直接参与迫害活动，并且出谋献策、有所“发明创造”的人，是否也应该很好地清理一下呢？
　　郑××由于“打谢批陈”有功，很受张春桥、王少庸的赏识，1968年10月被转到“陈丕显专案组”担任核心成员，直接对我实行“专政”，面对面地和我“打交道”。有时，在他审讯我时我就想，像他这样在市委机关刊物当编辑的人，有文化也受党多年教育，和我个人并没有什么恩怨，现在整起人来怎么会这么狠呢?怎么连一点最起码人性都没有呢?& 1969年10月，郑××亲自把我押到奉贤干校，搞所谓“田头批斗”，一天要斗我好几场。批斗之后，他又马上逼我去干挑粪挖沟等重活。晚上别人都可休息，他却逼我写交待材料，不让我有一点休息时间。不要说对一个重病在身的老人，就是一个身体健的人也受不了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对郑××他们来说，这样折磨我似乎成了他们的乐趣。环境居然可以让一个人的人性扭曲变形到这种地步!
　　我这里重提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并不单单针对某个人，而是希望像××这类人能很好地反省自己，起码要考虑在社会上怎样做一个“人”。我们党也要认真总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不要让这种人变成“鬼”的情况再出现，应该彻底清除以整人为乐甚至以整人业的作风滋生的土壤。
　　张春桥明知这些问题已查清，却仍在这些“材料”上大批特批：“要抓紧追查谢志成的政治问题，可能对突破陈丕显的政治问题有帮助，请少庸同志强指导。”他还在每段“材料”中作小批。在谢志成父亲谢兆麟这一段上批道“要审查这个老家伙”；在谢志成弟弟谢赓华一段上批道“应通知江西”，当时谢赓华在江西一个大学任教；谢志成的几个社会关系上，他在每一个人的名字底下都划了线。张春桥的笔头轻轻一摇，顷刻间，我和志成的问题马上就“升级”了，志成和她的亲属、同志、朋友接连遭受残酷迫害。志成为此被非法监禁了五年多，受尽了摧残和折磨；志成的老父亲也被投入监狱，弟弟在江西受尽了各种刑罚和批斗……
　　王少庸根据张春桥的批示于12月28日召集市专案办和专案组研究。他指示专案组“一要追他的历史关键问题，一个个地搞清；二要查他老婆，要尽快搞清”。当他听到解放前逮捕金柯的朱崇文已被逮捕，人在内蒙古焦化厂劳改时，王少庸立即指示“要将此人要回来”，“当心死了”，“这是个关键人物，是个宝贝”。
　　张春桥、王少庸的压力下，专案组负责人姚××不得不作了检讨，说“思想跟不上形势”，表示要把以前否定的材料重新拿出来细查。
　　于是，我和志成又被他们反复折腾了五六之久，饱尝了被批斗、被诬陷、被折磨之苦。
　　在王少庸的直接指挥下，专案组一面以“突谢”作为“审陈”的突破口，一面续派人搜集我的材料。
　　志成因战争年代受伤、生病，身体一直很虚弱，他们不顾这些故意折磨她。在长达五年的数百次批斗中，每次都要她低头立正弯腰，搞得她大汗淋漓、疲惫不堪。在1968年8月至10月连续两个多月中，志成每天被斗三场，共计斗了200多场，这使她饭量锐减，身患高血压和严重关节炎，夜里失眠，经常昏倒即使这样，他们仍毫无人性地把她关进上海市“少教所”，继续进行迫害。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下，志成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他们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他们批斗我，我每次都会据理力争。他们要我交代十年代三次来沪的“罪行”，我就说：“我的历史是清清楚楚的，我对党组织从来没有隐瞒过什，我没有什么新东西要交代了，永远也没有什么新东西要交代了。”我斥责他们这样逼供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也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明明白白告诉他们：“如果说是因为我的历史上的问题而把我打倒，我是不服的。就是做了结论，我还是要讲的。”
　　他们为了搜集我和志成所谓四十年代叛变投敌充当特务、内奸的“罪证”，走遍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并排出了几十名重点“调对象”，其中既有当时上海地下党的负责同志、新四军驻沪办的负责同志，也有在这一时期被捕过的同志，还有同情和支持革命的群众，甚至有当时在敌特机关工作特务。总之，凡是他们认为有嫌疑的都列为重点“调查对象”。他们的所谓“重点调查”实际上是不择手段的逼供。其中“金柯叛变事件”是他们审查的重点，株连的人最多，做的文章最多。
　　1948年10月，华中十地委书记金柯在上海被捕，和他同时被捕的十地委副书记杨斌病死狱中；另一名十地委委员任天石被捕后遭害。根据这些情况，当时金柯到苏北时，我们对他是有所警惕的。
　　就在对金柯进行审查时，上海一位进步文艺团体的演员李明来到苏北，向我报告说他被捕时金柯也在场。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为了不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苏北区党委决定把金柯监禁起来。后来经过调查核实认定，金柯由于经不住敌人的严刑，向国民党特务投降，叛变革命，出卖同志，成为国民党特务，并被国民党军统局上海负责人朱文派往苏北解放区。他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叛徒。苏南区党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金柯在无锡处决。
　　这本来是一个已经早就定案的事情，“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爪牙却居心叵测地把它翻出来，无中生有地硬说金柯是国民党特务毛森派往苏北与我联系的代理人”，处决金柯是我“杀人灭口”。
　　为了使这件事看起来“有凭有据”，专案组不惜让被判了刑的国民党特提供伪证。1968年10月，专案组提审在内蒙古自治区焦化厂劳改的原国民党军统局上海负责人、当时逮捕金柯的朱崇文，让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交代问题。朱犯开始的交代通不过，专案组就对他施加压力，进行诱供和逼供。于是，朱崇文就按“干部提审的需要”，承认“1948年派金柯回苏北的目的是为了和陈显联系，是接受毛森和保密局的使命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对朱的交代，张春桥、王少庸如获至宝，以为有了“重型炮弹”。可是，令他们沮丧的是朱崇文在此后的两个月，即同年12月20日又写了一份《我要坦白认罪》的供词，推翻了原来的伪证：“把陈丕显的问题串联在一起交代，这是为了符合政府干部提审我需要，也是求得自己问题的解决”，“为此，我就千方百计把问题说得像样，就精心制造，编织一些牵强附会的材料，作为我作反革命和陈丕显同军统一贯有关系、混在共产党内叛徒、特务活动的根据”，这是“我当时乱说问题的思想表现”。
　　专案组明明知道这些情况，可是为了打倒我的“政治需要”，们仍然以此为依据和罪证。日，他们上报到“市革委会”的报告中说：“陈丕显的叛徒、内奸问题可能来自朱崇文、毛森这条线。”
　　这里，应特别说明一点，许多时被我们专政的人在“四人帮”的逼供之下，提供了伪证，但他们后来还多或少地能够推翻自己的假话，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改造政策是有效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人帮”为了某种目的和需要，竟然连起码的事实都可以不顾，只要对他们有利的材料，不管是真还是假，都作为整人、打倒人的手段。可见他们的灵魂是多么卑鄙，手段是多么恶劣。惨痛的历史也同时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逼、供、信。1970年，刑满留场人员、原国民党特务张明生写的书面交代材料讲道，他的一些供词“是依据当时的人员所编写的一份假材料”，“主要是抱着过关思想，这一关能过去就算了……”1969年7月份，张明生根据外调干部要求写了两份材料，外调干部看了说他交代问题态度不老实，他想“只要多承认一些错误就是老实了。因此，就把问题扩大了些，交代了一些假象”；“假材料的中心内容，是毛森和陈丕显在暗中勾结……外调干部来调查材料时，问过我1943年8月份在上海远东饭店毛森逮捕了苏中领导人的事，我就推想是陈丕显……”
　　另一案犯朱志远也是原国民党军统特务，他在日写的一份《认清形势和认罪说明情况》的供词中承认：“我在交代阿丕问题时思想上存在错误，认为阿丕是个历史上有问题的人了。我就伪造一套情况--他在汪伪时代投靠中统干特务的情况”。朱崇文在同年8月29日供词中更明确地说他交代的关于阿丕和汪特钩上关系是潘汉年拉拢的供词，“是伪造的，是我的罪恶。阿丕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不该瞎说，瞎说是有罪的”。
　　在那个时候，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了。“四人帮”及其爪牙却置此于不顾，宁可拿着假情况当“炮弹”。然而，假的就是假的，因为其假，所以也就虚弱而没有力量，更经不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我当时对叛徒金柯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对此连那些原来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推翻被逼供出来的伪证。可怜又可恶的“四人帮”及其爪牙最后只得草草收场。
　　“四人帮”及其爪牙为迫害我而株连了许多干部、群众，制造了许多冤案。其中最突出的是张达平同志和浦士俊同志的冤案。
　　原上海汽轮机厂的厂长张达平同志，曾在抗战后期任苏中区党委城工部组织科长，1940年10月至1941年10月，在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管理地下交通工作。我1940年曾到上海治过牙，张达平就被认定为我“四十年代叛变投敌，充当特务、内奸”的重要人证。其实，我那次到上海恰恰不是张达平安排的，而是由朱沫远安排的。这次到上海，因为只有几天工夫，我连刘晓都没见。
　　1947年5月，张达平曾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判刑；1949年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当代“总统”，为了表示和谈姿态，释放了一部分“政治犯”，张达平同志同其他同志一起无条件出狱。早在1949年11月，苏南区党委对张达平同志这段历史已做过审查并做出了结论。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许多过去在“白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成了怀疑对象；“揪叛徒”的风一刮，凡是进过国民党监狱还能活着出来的人更摆脱不了“叛徒”、“变节分子”这些大帽子。1967年4月，上海《工人造反报》刊登文章，说张达平“被捕叛变，出卖组织和同志”，而陈丕显还包庇、重用他。当时他们还没有把我“参加特务组织”与他联系起来，只是杜撰了一个十分荒谬的理由--张达平的母亲是陈丕显儿子的奶妈。
　　张达平同志的母亲年轻时在上海缫丝厂做工，从未给人奶过孩子；1942年张母随张达平的妹妹进入苏中解放区，做了一个时期的随军家属，其时她已年过50岁。后来上海汽轮机厂造反队计算张母年龄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又改说是我弟弟的奶妈。我弟弟一直在闽西老家务农，从未到过江苏。由此可见当时“造反派”头脑发胀、发昏到何种程度。
　　一条不能自圆其说，他们又想出另一条。1969年初，“陈丕显专案组”开始直接审讯张达平，他的问题马上升级了。这时他由过去被我“包庇、重用”，变为当年曾策反我参加敌特组织了。为了搜寻张达平与我往来的“罪证”，他们多次查抄张家，连壁橱搁板、门框、沙发底座都统统撬开来。从1967年12月底到1972年9月，张达平--这位当年党的地下工作者、坐过敌人监狱的同志先后被“四人帮”的爪牙关押在地下室、看守所、少年教养所，受尽了折磨。
　　下面是张达平同志对当年“审讯”的一些回忆，从中可以看出“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爪牙为了从政治上打倒我，是多么不遗余力和多么卑鄙。
　　1969年1月上旬至春节前一个月里，自称是“陈丕显专案组”的(以下简称“陈专”)十来个人对我连续审讯，引诱逼供，软硬兼施，企图迫使我承认陈丕显同志是经我反参加特务组织的。审讯的主要情况大致如下。
　　“陈专”：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陈丕显专案的，是搞大人物陈丕显的。你不过是汽轮机厂厂长，搞你干什么?只要你把问题说出来，其余一概不究。
　　我茫然不解，不知道要“交代”什么。
　　“陈专”：有件重要案，你是关键人物。证据确凿，并不要你提供证据，但具体情节老实说没有你熟悉。说得详细些一个小时，简单些一二十分钟就可以说清楚。我们知道你是被迫的胁从分子，因此特地送个大功给你，看你有没有勇气要这个功。
　　这一番话更使我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立功”，当然想，可咱没那个福气。既然已经证据确凿，那又让我交代什么呢?我只好说：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说的，希望你们明确提示。
　　这一来专案组人员火了，一会儿念毛主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会儿吼叫威胁，再三说此事与我性命攸关。我坚持要他们明确提示，我并是装傻，而是真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要我交代什么。
　　他们让我交代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问题。第二天我交代了一整天，非常详细；但他们仍不满意，让我谈实质性问题，要交代“主犯”。
　　这确实把我难住了。在新四军办事处我经手输送的一千多人全部安全到达根据地；他们到底想知道什么呢?第三天审讯，他们先从饶漱石问起，然后突然插问：
　　“陈丕显什么时候到上海的?他来干什么?”
　　我回答说：陈丕显什么时候到上海我不知道，大约是1942年夏，我在苏中根据地听有个交通员讲过陈丕显到过上海，是治什么病的。这件事我没经手，确实不知道。
　　“陈专”：你是管交通的，这不知道，那不知道，说得过去吗?极不老实，极其狡猾!
　　我向他们解释当时处在地下环境，组织上不让知道的事从来不问，这是组织纪律。
　　“陈专”：现在查明，饶漱石、陈丕显到上海来就是你安排的，一定得交代!
　　我也火了。大声说：当时饶漱石是中央派到新四军的领导，陈丕显是苏中区党委书记，如果他们到上海来由我安排，那也完全是党的工作，有什么好隐瞒的!
　　“陈专”的人看我火了，又装“红脸”：时不再来，机不可失!你要为家里人着想。我向你宣布，我们都是搞陈丕显的，你的问题不管多大，既往不咎。我们把你弄到这里来是保护你，怕你在外面被坏人搞死……
　　我心想，谁是坏人，谁是好人，我心里明白。你们这一套比国民党还坏!真正的共产党绝不会这样。看来，他们来专门是要搞阿丕的。
　　“陈专”的人又故作神秘状说：有份材料你要看吗?但看了，不算你的功了，允许你再考虑一分钟。
　　我当即表示不需要考虑，要看材料。他们劝我还是“交代立功”，不要看材料。我偏不，非要看材料。他们只好拿出一本材料，指定我看用钢笔划红杠的一段话，大意是：张玉书(我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向保密局负责人表示反共很坚决，并表示和陈丕显关系密切，于是把张带到上海交给毛森。毛森、张玉书潜回解放区策反陈丕显参加特务组织，还派了一个人作为毛和张之间的联络员。
　　我一看就明白了，这种离奇的编造肯定出自过去的敌特人员，他们为了达到目的真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我告诉他们，在国民党牢中我从未向敌人表示过反共，当然也谈不上“坚决”；反，敌人法庭对我的《判决书》上都认定我“附匪坚决”。至于毛森这样的特务头子，因我一直关在监狱里，根本就没被弄到上海去见他。
　　“陈专”的人一看我如此“顽固”，又叫又骂，扭我胳膊、压我脑袋，大有把我押去处决势。戏演到这个地步大概也演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场。
　　后来他们又软硬兼施，逼我交代。我也是横下一条心，任凭他们处置。
　　最后次审讯，他们认定我是顽固不化的了，恶狠狠地宣布：你死保陈丕显，还想陈丕显保你吗?他是倒定了的!你等着，有朝一日开全市一千万人大会斗你和陈丕显，你的下场就悲惨了！
　　日，“四人帮”在上海代理人大造“陈丕显是黑小鬼，中央已经定案”的舆论，同时宣布定我为“徒”，开除党籍。这一切目的全是为了从政治上彻底打倒丕显同志。从以上张达平同志所提供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及其爪牙为了打倒我，采取了多么卑鄙的手段。
　　因为我而受牵连的岂止张达平一人，有些人我根本不认识，只因为一句话就遭到迫害。上海新华书店职工罗元芬只因说了一句“对陈丕显应一分为二”被打成反革命，判了三年劳动教养。别说毛主席曾经讲过“言者无罪”，即便是单单看罗元芬这句话本身，也没什么错误。“文化大革命”教训很多，加强法制，废除封建主义的“言论罪”，我看是应该认吸取的一条。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无法无天的动乱年代里，自杀事件很多，一般都被冠以“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其实，许多被诬蔑的人选择这条路，是一种绝望的抗争，是一种以死来表明其清白与无辜的举动。当然，这种举动不应提倡，但是那些宁死也不同流合污的真正革命者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敬的。我们这些幸存的人，要为那些深含大屈大辱而逝去的人鸣冤、昭雪，要为那些宁折不弯的勇士们讴歌。
　　浦士俊，就是这样位不畏“四人帮”淫威，宁死不屈的同志。他生前是江苏省物资的一名科长。解放前，我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时，他是华中九分采购经理部和江海公司的经理，负责与国统区”进行贸易往来，其性质就有点像电影《51号兵站》里的那个“小老大”。其实我和他并不认识。
　　浦士俊同志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必然要和“国统区”三教九流的各种人物打道，其中除商人外，也难免其他各种人物以及一些打着“商人幌子的国民党特务。1948年，浦士俊在一次贸易往来中获得地委书记金柯在上海被捕叛变的情报。为了对党组织负责，他给我写了封信，作了汇报。这本是完全正当的、负责任的表现，没想到几十年后却成为他与我搞“特务”活动的“罪证”。
　　1970年三四月间，两名“陈丕显专案组”成员来到南京“江苏省五七干校”，再次提审浦士俊。在此之前，他们曾于1967年、1968年两次来南京向他“外调”，没有得到什么能整我的材料。
　　据一些当事人回忆，专案组人员对浦士俊的审讯是在离开干校几百米的一间破竹棚里进的。专案组人员在9天时间里审了他19次，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审讯、写揭发材料。有人偶尔从那个破竹棚路过，可以听到里面吵得很凶。浦士俊临死前一，一位同志听见里面大声喊道：“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浦士俊也嚷道：“我是见了棺材也不落泪!”
　　当时与浦士俊住同一宿舍的陈刚同志说：“他们上午、下午不间断地找老浦谈，要他交代与丕显同志、与上海特务关系问题，承认他的特务身等等。浦士俊同志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我是没有问题的，是经得住组织审查的。他们非要我承认，这样逼我，如果承认了，那是要连累别人的。这样害人之事，不能为之……’老浦非常苦闷他不理解为什么为了打倒一个人，非要捏造事实。他那两天常常喃喃自语：‘这日子没法过，死了算了!’”
　　浦士俊的夫人李克同志提供情况说：浦士俊生前口头和来信讲，“陈丕显专案组”对他采取凶恶态度，拍案辱骂，低头弯腰，受到种种人身攻击和侮辱；并用逼供的手段，拿出被判刑关押的特务犯人的口供，逼他揭发、交代符合犯人口供的材料。浦士俊说：“这些材料我无法说清，他们在陷害我。他们千方百计地逼我写揭发陈丕显的材料，目的是从我身上取材料去揪陈丕显，我死也无法交代出符合他们意图的材料。”
　　日晚，趁人们都去看电影的时机，浦士俊在审讯他的那间竹棚里上吊身亡，以死表明他在遗书中所说“坚持实事求是，为同志负责，不讲假话的原则”。
　　浦士俊自杀身亡的消息在“五七干校”一传开，大家极为悲愤，他是被上海“外调”组的人逼死的。当时干校的连党支部书记涂杰愤怒地留住“陈专组”的人，要他们说清楚是怎样逼死浦士俊的。整个干校的空气好像有一点火星就爆炸一样。在那个时候，人们敢怒也不敢言，只有把恨压在心底。上海专案组外调人员第二天就赶快溜走了。
　　浦士俊同志在当时这样的大气候下，能够坚持原则，能够想到“不连累”别人，“见了棺材也不落泪”，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气节，实在是难能可贵。他实际上是因我而亡，而我们过去共过事却不相识。我从心底感激他，哀悼他，愿的英灵得以慰藉。
　　张春桥、王少庸之流不仅迫害我和志成，株连了许多干部、群众，而且迫害我的子女。日，张春桥在专案组写的一份有关我子女思想情况的简报中批道：“还是把这些孩子分散到农村劳动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我被打成“上海市党内头号走资派”，我的三个孩子都受到株连。他们不能参加“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连正常学习、生活的权利也被剥夺，受尽冷眼和歧视，还常常被作为“黑帮子女”遭受批斗，使他们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损害。我的大儿子在上海交大念书，曾几次被学校组织造反派批斗，受尽侮辱。一次批斗中，因反驳了几句，就被当场殴打，被长期隔离在学校，监督劳动，最后被关进上海监狱。我们被非法关押之后，三个孩子生活都成了问题。张春桥“批示”后，我的大儿子被直接从监狱押送到湖南劳动，二儿子被送到贵州插队，13岁的小女儿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身体又不好，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
　　“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冤案株连数百人
　　这起所谓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案件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爪牙为打倒上海市委领导干，砸烂上海公、检、法专政工具，巩固和扩大已夺取的权力而蓄意制造出来的。
　　众所周知，公、检、法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级专政的重要工具。解放以来，上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在维护社主义祖国的安全、保卫社会主义政权、捍卫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以及在打击人民的敌人、维护人民利益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早在日，张春桥就在全市造反派组织的座谈会上污蔑说：“上海市公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仅无法发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用，还做一些危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利益的事。”
　　张春桥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之后，就立即撇开上海市公、检、法机关，于日另外批准成立“上海市政法指挥部”，作为市革委会的一个部门，以取代公、检、法的职能。
　　不久，张春桥又提出由“上海市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体司”成立一个“治安组”，赋予他们维护社会治安的权。“上体司”在“文革”中以打砸抢著称于世。其头头胡××是个凶神恶煞般的打砸抢分子，在上海十分有名，几乎无人不知晓。胡××以清理社会渣滓、保卫新生权为名，残酷镇压和迫害群众，特别是对那些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不满或抵制、反抗的干部、群众，更是残镇压和迫害。他们以种种借口，滥抓、滥捕无辜群众，私设牢房，严刑逼供，对无辜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一书揭露的材料，这个“治安组”成立的短短一年中，先后有4000人被关押，其中绝大部分为无辜群众，2人被活活打死，多人被打致伤致残。治安组”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残酷迫害群众的行径，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大愤慨。张春桥等人也怕众怒难犯，不得不于1968年10月宣布撤销“治安组”，但同时又唆使王洪文为的“文攻武卫”队继续群众横加迫害。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对上海公、检、法战线广大干部群众的打击、迫害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了。日，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欢迎军宣队进驻市公安局的大会上，再次污蔑“公、检法这条战线，从解放到现在一直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此后，张春桥与当时任公、检、法军管会主任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死党王维国相勾结，污蔑上海“公、检、法系统黑线占主导地位”，“十七年来没有干过一件好事”，“上海市公安局只要换一块牌子，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张春桥、王维国等人对上海公、检、法战线的部、群众是何等的仇恨！
　　日，王维国在全体公、检、法系统大会上提出“公、检、法要大乱特乱”，并规定“群众要怎么搞就怎么搞”，“各单位可以串连”。于是，各单位再次掀起乱斗乱揪风。3月24、25日两天，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连续召开大会，点名批斗了30多人；仅24日至27日的四天时间里，市公安系统就有200多人被批斗，100多人被去头发，许多人被罚跪。张春桥、王维国等人却对此大加称赞：“政法战线红色风暴好得很。”
　　日，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与张春桥、王维国等人在上海的行动遥相呼应。张、王提出“公安机关不掺沙子，而是要换土”，“要下定决心把公、检、法砸烂”。他们一方面以精简为名，把许多公、检、法系统的工作人员下放，调动到农村、工厂、干校或外单位，同时又从其他单位调进亲信、骨干充实他们的队伍；另一方面以纯洁公、检、法组织为名，制造一大批冤假错案，对公、检、法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残酷打击、迫害。据统计，在整个“文革”期间，全市公、检、法系统遭诬陷、迫害的干部群众达5300余人，占全系统人数的20％，其中有198人被整死。张春桥与王维国紧密勾结，把全市各级检察部门全部撤销，再一次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法制。他们还制定了《关于在对敌斗争中严禁扩散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内容的规定》，为他们迫害干部、群众制造反革命的依。凡是对他们表示异议、抵制和反对的干部、群众，立即被扣上“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加以害。据1980年12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文化大革命”中判决的5720件反革命案的复查，原判决不当予以改判的达4844件，占84％。他们还公然以严密控制的“第二武装”替代司法机关，大搞所谓“群审群判”；甚至凭他们的一张纸条、一个电话，就可以擅自捕人，任意判刑。他们的胡作非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制造的诸多冤假错案中，以“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案最为骇人听闻，株连的人也最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完全是张春桥、王维国、王少庸等人蓄意制造的，纯系子虚乌有。
　　1965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被人诬陷，说他曾对毛主席搞过“窃听”。这个罪名可是大得吓人。中央对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