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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必清（1954年—），中共党员，主任医师，2010年起，任北京奇经堂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顾问。据公开资料显示张必清是“梅花磁针灸综合疗法”（“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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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风流人物》讲述了50年代建国初期发生在广州市公安战线的反特故事，任泉和江珊分别扮演50年代广州市公安局的两名反特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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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录。这些热点人物,既有政治家、法学家,也有社会学家、改革家,还有文化名人,其中包括易中天、江平、周瑞金、丁学良、巩献田等轰动一时的人物,他们治学...富有穿透力的深入解读,使时事话题得以超越当下,横贯沧桑,具有了非凡的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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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人物》是安东·尤金、小罗伯特·唐尼主演，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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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季等一位位大师级人物的离去，关于他们的各种话题也接踵而至。“巨星陨落... 社团简介　　话题新闻社全称：西南石油大学话题新闻社（Topic...规章制度以及社团联章程建立的高校学生社团。 　　西南石油大学话题新闻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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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噩梦•（1957年8月―1958牟2月）一、当头一棒回青浦的路，寂寞而漫长。蓝蓝的天，悠悠的水，两岸风光旖旎。可惜我心情不佳，看什么都视若无睹，身体像浮在空中，有些飘飘然。回青浦的前景，尚在五里雾中，由于家庭出身，我隐隐觉得家乡不会善待我，也许到没有人知道我家情况的地方倒会少许多麻烦。填写分配志愿的时候，我本可以填报别的县，川沙呀，金山呀，甚至崇明，启东都可填报，但当时不知怎么搞的，见别人都回自己的家乡，我也就依样画葫芦随了大流。现在后悔已晚了，只能闭上眼往前闯了。父母见我背了行李归来，知道我毕业了，能挣钱了，两人都笑容可掬，十分亲热。他们早就打听清楚，这次是学成归来，等待国家分配。张家有史以来，我还是第一个能吃皇粮的人，这在小老百姓眼里，好歹也算是跳了龙门，所以父母在街坊邻居面前很有面子，自然就很喜欢。 回家几天后，就有同学来访，相约去县文教局办理报到手续。我们由局里分配工作，分配的地方有好坏，是城镇，还是乡村，是富庶乡村还是穷乡僻壤，这个分配大权就握在文教局干部的手里。分配还没开始，关系网已经张开，不同形式的幕后交易在不动声色中成交。我怎么办呢？既无靠山又无门路。但想想，县级干部不至于太不讲原则吧，只要他们稍微秉承公道，我自信自己的能力和表现也该排在前面，决不至于去最差的地方。想虽这样想，可心头的阴影还是驱之不散，凶多吉少的预兆似乎越积越重，无法排遣。终于等来了分配的日子，我们在文教局办公室里见到了分配方案。我的预感果然应验了，我被分到了全县最穷，离县城最远，最为闭塞的苦寒之乡DD小蒸，那地方的荒凉、原始、偏远、闭塞我已经领教过了，因为这正是我在最后一次班级活动中带同学去过的革命老区。解放前，小蒸由于地处三县一省交界，成了四不管的失控所在，盗匪横行，也成了游击队、地下党的藏身之处，政府官兵、地方乡绅都害怕那块荒蛮的土地。解放后，那里也开展了生产建设，但仍然赤贫和荒凉，被戏称为青浦的“西伯利亚”，即遥远的流放之地。或许我得罪了哪路神仙，或许他们知道我家势单力薄不会反抗，就随随便便打发我。那些文教局官员，煞有介事地打起官腔，冠冕堂皇地说了许多大道理，什么“好儿女志在四方”呀，“青年人要听党的话”呀等等。当有人抗议时，官员们就有些气急败坏，大声教训我们：“哪里最困难就到哪里去，这是革命青年应有的志向！你们难道不是革命青年？”。是呀，革命青年怎能向组织讨价还价？到艰苦的地方去不是很光荣吗？那里总得有人去吧？你有什么理由不去而要别人去呢？面对这些革命理由谁都无话可说，但谁也知道这些都是既得利益者的风凉话，或者说是官场套话。我没有说话，觉得说了也无用，只能愤怒地冷眼旁观，等待这场戏最后收场。在四、五个被分到穷乡僻壤的人中，我第一个默默地接过了介绍信，这样就算定了“终身”。我认为在这个社会里，已经公开摊牌的事情，很难有挽回的可能，只能装傻认命。但另外几个同学情绪很激动，像受了欺负的孩子，冲过去围住文教局干部，先是气愤地责问 ，随后是大喊：“太不公、太无耻”，而后又低声下气地向官员求饶，痛诉自己的种种困难，哭着请求变动一下方案。在个人利益面前，他们已经顾不了脸面了，但凡此种种都毫无作用。那些说大话的官员心肠如铁，脸色如冰，语言尖刻，一会训斥，一会嘲笑讽刺，一会又高声恐吓。一场闹剧之后，这些同学都苦着脸一一接受了工作介绍信。何必自轻自贱，这不仅不会有丝毫作用，相反还要再受掌权者的羞辱，真是太不值了。从文教局出来，难兄难弟们都灰溜溜地各自回家。我举步艰难，情绪坏到极点。我并非怕去穷苦的地方，而是觉得窝囊。一般来说，只有最好欺负、最没本事的人才会被打发到那种穷乡僻壤，而我在中师时好歹做过几年班干部，在同学中也是有点声望的，但在那些打官腔的文教局干部眼里，我就是那种一无所能、可以随便打发的脚色。就这样，我刚走出校门，就受了当头一捧，不得不接受我在现实中的角色。人生呀！就如此艰难，这是我当时的感叹。但现在看来，这仅是开个头，还有更深的陷阱在等着我呢！我记得当时与同学们一起在小蒸参观时曾说笑道：“我们来小蒸不容易，一辈子就是这一次，要好好看看”，没想到这句话惟一不适用的就是我。冥冥中好像是老天在惩罚我说话大大咧咧，别人就一次，我可得一辈子。小蒸是非去不可了，即使是地狱。于是我只能自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二、落户穷乡出发去小蒸那天，乌云密布，天阴沉得可怕，一般人不会在这种时候出远门，但我毫不在乎。我扛着行李，坦然离家上路。所谓行李，就是一只小木箱，一个铺盖卷而已。那点东西仍然是读书期间的旧物，虽然实在太旧、太破、快老掉牙了，但仍不能丢弃，因为要靠它们御寒过日子。按我当时的经济情况，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更新换代呢！那天是日，我特地记下这个日子，它是我这一生开始上班工作的第一天，于我极为重要。上天似乎有些可怜我，在为我哭泣，一滴滴雨水慢慢往下掉，由小变大，由稀变密。我没有雨具，也不愿停下躲雨。好在轮埠并不远，我赶到时，衣服行李只淋湿了表面。轮船是一个统舱，可坐四十多人，因为一天仅开二班，乘客多，很拥挤。我进舱时，所有座位都被占光，只能挤到机房门旁，找个小子，算是加座。机声轰鸣，我坐在机房门边，已被震得头昏脑胀。三个小时后，轮船慢慢靠向码头。但这是练塘码头，而不是我的目的地小蒸。小蒸离练塘还有6里陆路。这段路没有客船，也没有车，只能靠两条腿步行。船靠岸时，瓢泼大雨发狂似地下个不停。密密的雨层，白茫茫一片，除此什么也看不见。我并不急于离船登岸，因为我没有雨具，一进入雨幕必成落汤鸡，另外我也实在不知上岸后该怎么办，冒雨前行呢还是留在练塘。船上还有不少船客，我混在他们中间东张西望，紧张地思考着，想在最短时间里作出行动抉择。很快，人越走越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有一种快被人抛弃的恐惧。正在此时，猛然听见有人在岸上呼叫我的名字，声音显得沙哑苍老，是宁波口音。我像在迷路时突然看到了路标一样惊喜，马上亮开嗓子，向雨幕中模模糊糊的人影，大声回答：“我－在－船－上！”。等我钻出船舱踏上跳板时，一眼就瞥见有两人在向我招手。那是两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都戴着眼镜，一个撑着雨伞，一个穿着雨衣。我一上岸，两人同时伸出手，来接我的行李，随后拉着我急急躲进码头上唯一的遮雨棚。撑雨伞的是个中年人，叫周老师，宁波人，热情豪爽，说起话来又急又多，第一次见面，刚打了招呼，已经像老朋友一般亲近而无拘束，真是“韭菜面孔――一煸就熟”。穿雨衣的是个年轻人，叫郭老师，此人温文尔雅，很有城府，满脸微笑却不多说话，客气而拘谨。他们两人是奉校长之命，特来接我的。要不是他们及时出现，我可真走投无路了。躲了好一会儿雨，码头上乘客大多已离去，看看雨一时半会停不下来，我们只能冒雨急行。在一条狭窄的石条小街，我们冲进了一家很宽敞的饭馆，坐下来喝茶吃饭。所有的事都由周老师一人张罗，他像大哥一样什么也不让我插手。饭后不久，雨就小了许多，慢慢就停了，接着太阳也出来了。雨过天晴，空气特别新鲜，人就更有精神。因为还有6里路要走，我们要早点动身。周老师迅捷地脱去鞋袜，也叫我光脚。他说，大雨刚过，乡村的路不仅泥泞难走，而且还有许多水潭，积水很深，得淌水过去，要是遇到路基冲坍的地方，那简直像小河，水会没过大腿，穿鞋袜根本不行。我一听赶快乖乖地脱去鞋袜，卷起裤管，准备涉水而行。郭老师是练塘人，他要在家过夜，明天一早才赶回校，送我们到路口后就离去了。我和周老师一前一后走在烂泥路上，道路果然泥泞滑溜，两人都专注于脚下，很难随便交谈。路上缺口很多，大多有1米多宽，无法跳越，非得涉水而过。后来又遇到三处路基坍塌的水沟，长度竟在30米以上，在水中看不见路和田的分界线，一片白水荡，稍有疏忽，可能出现“没顶之灾”。我立足天水之间，注意力全集中在脚下，忘却了身外光怪陆离的世界，心情反而轻松起来。在烂泥路上走，极易摔倒，但因为我会溜冰，又从小在天桥、浪木上练出了保持平衡的本领，所以脚一滑，全身肌肉会迅速调正，总能化险为夷。水乡小河多，小竹桥也多。竹桥桥面是用四根毛竹平行捆绑而成，很狭，也很陡，一般没有扶手。大晴天过小竹桥都有些吓人，更不要说下雨天。周老师担心我过不了小竹桥，一再叮嘱我过竹桥的动作要领。其实他不了解，我小时候在乡下生活，早就有走竹桥的经验。周老师看我上桥很自信，下桥很得意，走桥又快又稳，非常惊讶，他赞叹说：“真没想到，你这个城里小青年比乡下人还厉害！”。6里泥路，走不到一半，周老师已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他拎着我那只小木箱沉得快要碰到地面了。我看着心有不忍，连忙追上去夺了过来。我右肩扛行李，左手提木箱，赶到了周老师前面，反客为主。终于赶到了目的地。学校在庙里，进了破庙的大殿，我感慨万千。上次是做客，这次成了主人，我将要在这里安身立业，苦度终身。前次因为做客，漫不经心，对破庙只留下荒凉破落的印象。这次要长期落户，我不得不仔细看看。这一看，觉得这个地方还有些特色，并非一无是处。首先是校址处在两河交汇处，东南两面临水，北面一大片良田，西面能看到农家房舍，有独揽一角之感。站在校门口，可以清晰看到远处沪杭铁路的大桥和飞奔的火车。因为铁路旁是黄浦江上游的一条大江，所以还可以看到大帆船的风帆，以及几十条拖轮的壮观场面。蓝天白云，风帆点点，火车隆隆，汽笛声声，不失为一大奇景。学校四周都无人家，绿树、翠竹、小桥、流水环绕，环境空旷而幽静。两条交汇的河流，水清流急，潺潺有声。我有点喜欢在这个地方落脚了，也许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吧。全校只有11名老师，1名工友。工友叫“高妈”，已经70多岁了，但身体尚清健，除了买菜、烧饭、还兼带扫地、摇铃等杂务，从早到晚忙碌不停。11名老师全部来自其它城镇，没有一个当地人。由于交通闭塞，外地老师只得留校住宿，周末才能回家。平日里学校还热闹，一到周末，人去屋空，仅剩下宁波周老师回不去，还有我有家不想回。我们有时相依伴着油灯，度过漫漫长夜。但周老师喜欢晚上串门，经常吃过晚饭就不见他人影，一直要到深夜才回来睡觉。这样我就得长时间独守空庙，像和尚一样与青灯相伴。还好我有些胆量，即使孤灯烛影也毫无怯意。&&&& 时间一长，同事都熟了，就有人想开玩笑作弄我。他们先是绘声绘色地给我大讲鬼怪故事，指指点点叙说在这破庙里的哪间屋死了人，死时是怎样的可怕，死后又怎样地阴魂不散，活龙活现，煞有其事。这些对我一点不起作用。但有一夜，瓢泼大雨下个不停，狂风呼啸，电闪雷鸣，我一人伴着鬼火似的油灯，才体会到恐怖。睡觉之前还不大在乎，唱唱歌，吹吹口琴，写写字，看看书，并不恐惧。但是到深夜躺到床上，心一静，四周各种响动齐起。室外风啸啸，雨沥沥，猛然一个响雷震得屋顶格格微晃，未关好的门窗乒乓乱响，吱吱嗦嗦的饿鼠到处乱穿，极像鬼叫。以前听过的妖魔鬼怪故事，一下作起祟来，我猛然感到周围阴风凄凄，鬼形幢幢。我毛骨悚然，手脚发抖，，蒙着被头不敢出声，热得浑身淌汗也不敢掀掉被子。这一夜真是魂飞天外，胆战心惊。第二天，人们知道周老师因雨宿在农家，留我一人在破庙度过了风雨之夜，都赞我胆量过人，我也大言不渐地吹牛说：“一点也不可怕，平常得很！”。如此，大家误以为我真是不怕鬼的无神论者。&&&&三、成了宠儿小蒸乡方圆好几公里，有几个大的聚居村落，有些离镇中心较远。那些离镇中心较远的村一般都设有小学，小村有一到四年级的初级小学，称为“初小”，大村有一到六年级的高级小学，称为“高小”或“完小”。中心小学设在镇中心，全乡20所小学，40多名老师，统属中心小学领导。乡村小学老师的文化都不高，青年教师也只有初中水平，中老年教师文化就更低，有高小毕业的，有高小未毕业的，甚至还有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我这个正宗中师毕业生在这里学历最高，实属凤毛麟角。我很受学校领导的器重，一开始就担任了中心小学最高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除此之外，中心学校对全乡教师业务辅导，比如 “公开教学”、“示范活动”、“经验介绍”等大多由我担任主角。很快我的威望产生了，成了业务上的绝对权威。我发现周围的环境中有一种对我的盲目崇拜。我的公开课一律都是优点，即使偶然失手，也无人批评，反被看成所谓特色。虽然，我知道这是因为“山中无老虎”，我这猴子才成了大王，但处处受宠、被人尊重的感觉还是使我有点飘飘然。在业务上被当作宠儿的同时，我在行政上也受到器重。我没有一官半职，但却被邀请列席行政领导核心组会议。学校团支部改选，我立时被选为支部委员，教育工会也不落后，及时作了领导班子调整，临时把我补充进去当了执委。虽然我的职位缺少有分量的头衔，但新来乍到，我岂敢再有非份之想。在领导与群众的厚爱之下，我不敢有丝毫懈怠。新班级的各项事务很顺利，学生的情绪被调动起来，班风、学风令人满意，我的工作被领导视为“新的模式”加以总结推广。我如鱼得水，潇洒自如，心情无比舒畅。我爱好体育活动，特别爱打篮球。由于学校没有篮球场，我发动班级学生义务劳动，把学校西面一块空地清理出来，除去杂草、拾去石块、填平水坑、修理球架，使其面目一新 ，不仅可做操玩游戏，也可打半场篮球。我原来不会游泳，但经不起学校门前一江清水诱惑，在学生的帮助下，不久就能在河里戏水了。我喜欢带学生走出校门，到铁路上、大江畔去远足、唱歌、做游戏，尽情抒发心中的快意，或者与学生一起到田间割草，挑野菜，拾田螺，享受乡村美好的田园生活。每当那种时候，我会高兴得像回到了儿童时代。这段时间，我真是欢乐无比，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甜蜜，以前的种种烦恼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忘得干干净净了。四、乡村的“罗曼蒂克”对我来说，在穷乡落户的好处是工作轻松，受人尊敬，但是环境的落后与闭塞还是显示了它令人失望的一面。比如吧，老长一段日子里，除了当地人之外，我几乎没有看到过外来的新面孔，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一样与世隔绝。这里没有电，没有电活，学校里也没有订报纸，与外面联系全靠书信往来，外面的新闻没个三天五天休想传到这里。此外当地人的某些生活习惯我也难以接受。他们家家都有粪缸，全都露着口，夏日蚊绳成群地飞，从粪缸到灶头饭桌随意地叮。当地人都喝江水，热天甚至直接喝生水，同时也在江中洗菜、淘米、洗衣、刷锅碗，妇女早晨也在江中涮马桶。这大概是江南水乡的一般生活方式，但对我这个城里人来说，还是比较难以接受。当地的一个习俗曾让我这个城里人大吃一惊，这就是我所谓的“乡村的罗曼蒂克”，当地妇女在夏日傍晚，与男人一样打赤膊，袒胸露乳，毫不为意。我不知这是这里的特殊风俗，还是江南水乡的普遍习俗。 夏日，田间活多，农人劳作时间特别长，每到傍晚夕阳西下时，男女村民带着一身臭汗半身泥，疲惫地回到村里。在吃饭前，他们一般要先在自家河滩洗澡，妇女也与男人一样下河洗澡，而且是赤膊。一时间，从东到西长长的水面上，全是赤裸裸的男女肉体在晃动。我在书上曾读到过日本有男女混浴的风俗，这里似乎也是这样。洗完澡，家家户户都在屋前的场地上摆好饭桌，一家人就悠闲地享受晚餐，而后是长时间坐着或躺着乘凉、闲聊、嗑瓜子儿。这一段时间里，除了还未成亲的大姑娘家，年轻媳妇，中年母亲，老太太们都是赤膊一条裤衩。在夜色中，她们或坐着扇风，或给孩子喂奶，或与邻人攀谈，或上别家串门，袒胸裸乳似乎是很自然的，即使来了生客，她们也毫不在意，旁边的男子，丈夫，儿子，或公公也都不以为意。在江南鱼米之乡看到非洲某些不开化地区的风俗，我确实诧异莫名。当然，男女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这里的男子在夏天从早到晚都光着上身，女人们白天必须穿上衣，只在傍晚，在夜色朦胧中，已婚的妇女才会赤膊。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怪异的浪漫风情”。天气炎热是主要的原因。同时性敏感部位也是文明教化的结果。当地男人对妇女的赤x显然没有我这个城里人这样的敏感，可见他们的眼光比我纯洁得多。到了六十年代初，这里通了电，装了有线广播，每天也能看到报纸，到这里做生意、下乡工作、甚至落户的外来人员多了起来，而当地的手艺人外出做工，子女到外面读书的人也日益增多。这样，现代文明教化也渗透进来了，那种五十年代的习俗，既无人下令阻止，也没人做什么思想工作，已无声无息地消除了，就连老太太也不再赤膊见人了。五、异性相悦青年男女，朝夕相处，日久不免生情。当时我工作的小蒸中心校内，就有4名未婚女教师，因为交通不便，她们全都在学校住宿。不久我就与其中的一名女教师发生了感情。那姑娘姓何，叫佩兰，是青浦西乡人。她也来自青浦初师，比我低一级。她毕业后就参加工作，早我二年来到小蒸。要不是我来小蒸的话，两人永无相识机会。可命运让我们聚在一起，也就有了这么一次刻骨铭心的人生磨难。何佩兰个子不高，苹果脸，大眼睛，肤色白中透红，大辫子粗长黑亮，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丰满、圆润，妩媚动人，要不是面部多了些雀斑，就更靓丽了。她温柔、宽容、善解人意，很多时候我还没开口，她已心领神会，使我赞叹不已。她的魅力，主要在于她的气质。她与人相处磊磊大方，谈吐不俗，尤其是声音甜美，善于弹琴歌唱。她在四个女教师中比较出挑，早有男教师明里暗里讨好她，接近她，想获得她的好感，但她与所有男性都若即若离。她与我第一次见面时，情绪有点激动。原来她在读书时就听老师介绍过我那篇出名的作文，心中佩服，两年后相见，真有相见恨晚之感。我当时的年龄，学历和能力，在男教师中有一定优势，她对我有好感并不奇怪。但我那时在男女问题上有些迷糊，要不是她主动与我接近，我们的关系未必能那样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她的接触日益增多。只要我上场打篮球，或者下河游水，她一定会很快出现，兴高采烈地待在旁边观赏，为我喝彩鼓气。同样，凡是她弹琴唱歌的时候，我必定会停下手头的工作，上前去伴奏或者合唱，直到尽兴。而后我们慢慢相约一起上街购物，一起到田野散步，一起乘凉，一起读书，一起赶几里路去外村看电影……。两人在一起就有说不尽的话，天南海北地聊，心情舒畅地笑，无拘无束。慢慢的，我的心境起了变化，有她在就开心，她不在就没精打采，遇到星期日她回家去，我心里就空空落落，浑身不痛快。她已成了我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伙伴，我与她同出同进的频率越来越高，在学校小圈子里很显眼，不免引来各种议论，但她毫不在乎。后来她星期天也不回家，留下来陪伴我，免得我一个人寂寞冷清。于是星期天就成了我俩的节日，自己上街买菜，自己动手烧煮，然后是两人用餐，两人玩乐，兴奋愉快地度过无比美好的一天。这时候，有人好心提醒我“明枪好躲，暗箭难防”，意思是我夺人所爱已经造成别人的愤恨，要我当心他人暗中的陷害。这种提醒反而激起了我的好斗心，我非但不节制与何佩兰的交往相处，反而更夸张地表露出我与她的密切关系。我自信自己的魄力，也深信何佩兰对我的感情，我希望要暗算我的人尽早出来一决雌雄，我有十足的信心去取得胜利。但非常可惜，并没有什么暗箭射来，这倒使我有点失望。二个月后，我俩的关系有了新的突破。那是周末晚上，老师们都回家了，学校里只留下我俩和周老师三人。我俩自己开小灶，周老师搭伙，饭后，周老师照例去串门，诺大的校舍就成了我们两人的世界。我们悠闲地坐在大殿的暗角里窃窃私语，话题很多也很有趣。三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周老师还没回来，夜已深了，两人都有了倦意，她更是哈欠连连。我俩一直坐得很近，她对着月亮伸臂打了个哈欠后，顺势将身子靠了过来，很自然地将头抵在我肩头。我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在皎洁的月光下，她的脸是那样地光洁红润，我的心一下跳到了喉咙口，浑身火热，冲动起来，突然伸手捏住了她的手。她没有躲藏，没有缩回，于是我勇气倍增，开始大胆地抚摸她的手、她的臂、她的辫子、她的脸。她始终没有不满的表示，也不说话，全身瘫软般地倒在了我怀里，我不失时机地抱住了她的身子。我能感觉到她在颤抖，我不敢放肆，保持着原有的姿势，静静地待着。四周静得出奇，我好像耳目失灵，听不见看不到任何东西。直到周老师串门归来，我才从“梦中”突然惊醒。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异性的肌肤，第一次尝到激情奔放的滋味，这一晚，我无法入睡，情绪处在狂热之中。从此以后，我们的感情逐渐升温，在一起不再天南海北地闲聊，而是默默地拥抱、抚摸、亲吻，享受恋人相处的温馨。这样的关系是很难瞒过大家的眼睛的，于是有人就当面打趣逗乐子。在外力的催化下，我们又前进了一步，她开始替我洗衣缝被料理生活，我则把食堂的饭菜票交她支配，两人的用具也合并起来。我们开始吃在一起，用在一块，公开合伙过起日子。这样公开了两人的相恋关系，旁人也不再打趣逗乐和起哄了。应该说农村教师都很淳朴、宽厚、谁也不想惹事生非，也不会去干涉同事间的私事，除了个别人态度有点酸溜溜外，其它人都很识趣，也挺照顾。所以我们俩很轻松，也很自由，不存在任何压力，两人独处的机会也极多，很快发展到了似胶如漆，形影不离的状态。我以为，这种爱情是可以生生死死在一起，白头到老永不分离了。然而我完全错了，我俩的相处前后不过五个月时间，在处于狂热的顶峰阶段时，突然遭遇狂风暴雨的袭击，就一下子完蛋了。就像快刀切瓜，干脆利落，“卟”地一声，一分为二，从此再无瓜葛。为什么会这样呢？痛定痛思，我的看法是：我俩的感情的发生发展纯粹是男女相悦之情，与现实的社会完全无关。而人是无法脱离现实社会的，当天上的感情，落到凡俗的现实中时，大多难以避免败坏的结果。真正能抵御现实磨难的感情虽然也有，但却是非常稀少的。我们的感情没有如此伟大，当我在政治运动上遭遇一点挫折时，就难免分手的结局。虽然当时感情幻灭给了我很大的打击，但我并不想埋怨她，在那种政治氛围下，她的选择是理智的。相反我应该感谢她，这段感情风波，让我尝到了异性相处的欢愉和甜蜜，在坎坷的人生旅程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六、整风反右（一）1958年元旦，寒流袭击，冰天雪地，天气特别寒冷。学校接到通知，提早放寒假，教师全部到县城集中，任何理由都不准请假，还要自带铺盖行李生活用具，粮票、油票等票证。这份通知，来得突然，又有些神秘 ，这么多人集中县城是从未有过的事。有经验的老教师，似乎嗅出了什么味道，说：“怪！真怪！不可思议！”。我们青年教师很单纯，唯领导是从，觉得集中在一起挺热闹、挺好。我和何佩兰正处如胶似漆的亲密阶段，已无隙去思考国家大事，只要两人不分开，到哪里都无所谓。我思想上毫无警觉，还想着上县城好好玩玩呢。到青浦县中报到后，才觉得情况有些严重。县中门口竟然设了岗哨，由武装民兵把守，只准进不准出。规定说这次是关门学习，必须和外界严格隔离，除非有非常特殊的情况，经领导批准后才可出校门。私出校门，一律作破坏纪律论处。形势出人意料地严峻，进了校门居然出不去，谁都会发怵，胆小的就变了脸色。我倒毫不在意，大大咧咧地一笑了之。开始是听报告，读文件，讨论座谈。每个报告都很长，一坐就得几小时，枯燥乏味，但所有人都严肃认真，做着记录。分组讨论是一个乡为一个大组，但我们全乡四十多人的会场上却没人愿意发言。我就带头发言，表了态度，口气很轻松，还劝别人不要太紧张。三天文件学完后，转入揭发问题阶段。领导事先慎重了宣布“铁的纪律”，他说群众要大胆揭发党政干部存在的各种问题，揭发形式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可以写小字报也可写大字报。被揭发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虚心接受，认真整改”，严禁对群众搞任何形式的打击报复，否则，就要给予严厉的纪律处分。群众不要顾虑重重、患得患失，要把所有党政弊病揭深揭透，诚心诚意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这是对党的最大爱护，是热爱党，忠于党的实际行动，是革命进步的表现。如若明知有问题而不肯揭发，那就是与党离心离德，对党不信任，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他又说共产说话向来算数，说一不二，说到做到，决不允许任何人搞阴谋诡计压制群众揭发，也不许任何人整材料秋后算账，给群众穿小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古人都有那样宏大胸怀倾听百姓意见，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古人？！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真是心胸坦荡、情真意切，谁会想到这是引蛇出洞的“诱饵”呢？我当然绝对相信领导的话，而且非常崇拜，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存一点戒心。此后好些天，广播喇叭不停地播放纪律条文，学校各处张贴着“知无不言”，“言者无罪”，“严惩打击报复”，“严惩整群众黑材料搞秋后算账”等大幅标语，声势极大。可这一切仍未能鼓动起教师站出来揭发问题，除了很少几张不痛不痒批评领导工作不够深入的大字报外，几乎一无动静。后来上面想出了新主意，几个基层领导人煞费苦心地自己写自己大字报，所谓“引火烧身”，让大家当靶子来口诛笔伐 。但也不过是引来几张“警告书！”，就沉寂下去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苦口婆心、一再承诺并不完全相信，大多数人成天只用耳朵听，闭嘴不说话，以静制动，观风使舵。我们小蒸乡讨论组改成了揭批大组后，40多名教师还是随大流保持沉默。老教师缩在一边，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和谁都不搭讪。青年教师比较开朗，大多数围在煤炉旁边，一面取暖，一面与人寒暄，也有捧了茶杯到室外晒太阳，交头接耳闲聊的，但绝对没有一人认真写揭发材料，写大字报的。似乎所有教师都抱定了不开口不动笔的宗旨，对领导的一再表态绝不动心。领导说得越诚恳，似乎就越危险，越不能信。于是僵持的场面久久无法打破。领导们修养挺好，僵持的局面也许让他们万分焦急，但他们始终很镇静，脸上挂满微笑，很亲切很诚恳地到各个揭发组来询问情况，做思想工作。但效果有限，僵持仍在继续。我对这种僵持很不理解，内心在为领导们担忧着急。我以为共产党能不惜一切代价，高价听取群众意见，态度那么真诚，那么谦逊，真了不起，令人佩服。而知识份子却那么固执、那么落后、前怕狼后怕虎，患得患失，好心要他们提意见，就像要他们上杀场一样，实在令人生气。我觉得自己应该为党解忧，带头揭批，打开僵局，在党需要的时候站出来战斗。但我因为工作时间太短，又始终受到单位领导的器重，看不到他们有什么错误，只得陪大家空坐，干着急而已。其实，我的着急纯属多余，整个运动早有周密步骤。共产党搞运动经验丰富、轻车熟路，打破僵持的办法早就胸有成竹。 僵持期间，我突然接到运动领导小组通知，去开一个重要会议。会场里坐了20多人，全是青年教师。领导一开口，就称我们是各组的骨干，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因此要分配给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就是担任大组记录员。具体要求是详细做记录，越详细越好，时间、地点、人名、说话内容都要记录请楚，一天记完后就要汇报，不许过夜。另一个任务是带头揭批，并且发动群众，尽快打破僵局，把揭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到会的人听后都很激动，有些受宠若惊。因为大家听出了潜台词，党组织绝对信任的人，才能做记录员。到会的人和我一样，都误以为自己被提拔重用了，决心要为党去冲锋陷阵，去鸣锣开道，去立功受勋。会议以后，我头脑发热，顿觉考验的时候到了，必须好好表现一番。其实我全弄错了。几十年以后有个初师时的老同学，喝多了酒，春风得意地对我说，在我出席记录员会议的时候，他因是烈士儿子被派去乡下“扫盲”，与他同去的有好多干部子弟,就是所谓革命后备队伍，重点保护对象,让他们下乡扫盲就是要他们远离运动。等形势明朗，蛇被引出洞后，他们就是一支奇兵，杀回战场，轻轻松松就能成为打蛇英雄，革命左派，立功受勋。听他一说，我才彻底明白什么叫“圈套”了。我想，县一级干部未必能事先预料到毛泽东所一手策划的“反右”运动的走向，但他们对共产党运动的理解，使他们潜意识中知道运动中的健将很容易成为炮灰，所以采用了这样的保护自己的子弟兵的措施，现在看来是很有远见的。我当时不可能想到这是圈套，只以为当上记录员，得到领导赏识，提升有望，感恩不尽呢！那会想到他们会利用我们年青人不谙世事，好大喜功的弱点，让我们去打头阵，当炮灰，下火坑。可怜我们当时上当受骗还感激涕零呢。领导们把群众当阿斗，玩弄于手掌之中，我就是标准的阿斗。出席一次会议就以为领到了上方宝剑，真是可笑又可悲！回到大组后，我革命责任感升到顶点，决定身先士卒，带头行动，为了尽快改变大字报为零的状态，就挖空心思找来一些材料，开始写本组第一张大字报。即使材料一般，没有杀伤力，但能填补空白，总比不写好吧！说来好笑，我拿毛笔抄写那毫无战斗力的大字报时，全组人几乎都来围观，他们引颈伸脖，全神贯注，十分慎重的样子有点引人发笑。在我抄写过程中不断有人赞叹，说字写得好呀，文句有力呀，还有人替我拿纸、磨墨、倒水、随后又提浆糊、拿刷子替我找地方张贴，那种热情和干劲真是少见。等大字报贴过以后，一切又恢复了原状，聊天的聊天，晒太阳的晒太阳，依旧无人动笔。就像一粒石子投入江中，激起一阵波浪，然后就恢复原状，看不出有多少改变。我又气又急，可毫无办法。群众何以顾虑重重，不敢揭发？我当时认为原因可能是校门禁闭，戒备森严，造成了人心惶惶，不敢说心里话。我把此想法向领导反映。领导很坦诚地回答说，群众揭发干部的问题，是革命阵营内部事情，不能传向社会，这叫内外有别。我们是帮助领导干部改正错误，如若被坏人利用矛盾，扩大事态，那就不利整风。同样，群众的揭发材料完全有可能证据不足，观点错误，在内部不扩散就可给予保护，说错了认个错，出个声明收回大字报也就没有事了，这样群众用不到害怕说错话，顾虑就可打消。听他这一说，我才知道关门禁闭是为了爱护群众，说错了还可声明收回，不必怕整黑材料。我深信领导讲话是负责任的，那些不准整群众的政策、纪律、和许诺也应该是算数的，否则共产党怎能取信于民？我深信那些干部是君子而不是小人，所以就抱怨群众太顽固，太落后，竟然对党的政策不相信，怕上当，不肯揭露弊病，简直愚蠢之极。然而后来运动的结局证实愚蠢之极，没有头脑的恰恰是我，因为我信以为真的那些不整群众的政策、纪律、和许诺，后来都不算了，嘴唇皮一翻说法都变了。天罗地网一张开，要整的都狠狠地整，谁敢说个“不”字？谁敢说共产党是是小人？可见群众的顾虑，对政策的怀疑，对领导的不信任都是有根据的，非常正确的。七、整风反右（二）（有网友提出：何以青浦教师中的“反右”运动，比全国整整晚了半年。这确实是个问题。全国性“反右”运动在1957年5月开始，1957年底基本结束，而青浦的“反右”运动是1957年底开始的。我不可能记错时间，因为我57年8月中师毕业，这一年寒假就遇上了“反右”运动。众所周知，“反右”运动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在青浦发动“反右”时，大城市的“反右”运动已经基本完成，许多右派的帽子也已戴定，何以“阳谋”仍然能在青浦教师中成功呢？何以竟还有人跳出来自投罗网呢？一个骗局不可能玩两次，而现在看来，青浦的“反右”就是第二次的骗局，而竟仍能达成目的，这是不得不令人惊奇的。我想在信息封闭的情况下，人们是很难了解外界的状况的。在全国的各地区、各城市、各行业、各单位都像一个个孤岛时，骗局是可以一直玩下去的。大城市中“反右”运动的实情当时并没有披露，具体的搞法也没有报道，我们地处闭塞的乡村，虽然也听说了“章罗反党联盟”的事，但很难把大城市的反右运动与身边的事联系起来。但显而易见，当时开展运动的县一级领导，已经完全了解“反右”运动的目的，他们确实是在“引蛇出洞”。）运动进入第二周，僵持仍在继续。教师们功夫之深，令人叫绝；他们绝对遵守纪律，没有人迟到早退，一到时间，个个正襟危坐，不看闲书不聊天，一纸一笔放在面前，摆出正在思索的姿态，但就是无人动笔。我骂他们磨洋工，他们也不生气，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是！我马上改正”，可到收工仍是白纸一张。谁都神定气闲稳如泰山，只有我焦急不安，因为我怕辜负领导的器重，显出我的无能。别组的情况也差不多，即使有几张大字报，也不过是应景，不成气候。但从统计表反映，我们组最差，最落后。我做了好多人的工作，仍是“大象屁股推不动”。正在我犯愁之际，领导有了新指示，要我们发动大家去别组“串联”。“串联”也叫“相互取经”，就是打破以乡为组的界限，到其他组学经验、比差距。这办法真管用，没过多久，形势大变，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其排山倒海的气势，令我惊叹不已。“串联”给了各组竞争动力。那些实力雄厚的大组为了争得荣誉，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挑灯夜战，几个小时后，几十张大字报就写成，把揭批的场所贴得到处都是，第二天就开始接待大批串联者。我们组也在串联取经的人流中，看人家比自己，全都脸红，承认自己来自穷乡僻壤，见识少、顾虑多、水平差，要急起直追，改变落后。串联回组，好几个人开始动笔，接着就有大字报张贴出来，统计表箭头明显上升。但别的组更是热火朝天，他们的大字报已无处可贴，就在室内，走廊上拉铅丝，把大字报挂在铅丝上。一下子，大字报成了海洋，人走在其中，见脚不见头。组与组，人与人都在进行写大字报的竞赛，原来冷冷清清的场面一扫而空，到处人头攒动，写好就贴，贴好又写，人忙得疯了似的。开始一批大字报，大多是批判干部官僚作风。后来不断串联取经，大字报的内容与形式越来越丰富多彩，大家不再比数量，而是比质量、比冤情、比文才。不少大字报诗文并茂，文字尖锐，一针见血，指名道姓，证据确凿。慢慢就有受屈者的诉冤求助，受害者的血泪控诉，知情者的内幕暴光……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不少大字报真可说声声泪、字字血、充满愤怒和仇恨。真是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共产党的天下竟然冤案无数。那些长期受迫害、遭报复、蒙冤受屈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苦主们，在现场当众哭诉，强烈要求严惩坏蛋，还以公道。看着大字报，听着苦主的哭诉，人们愤怒地呼口号，张贴联名信，甚至还有血书等东西出现。整个揭批场所沸腾了，掌权者被抓来当场批斗，有罚跪的，有挨打的，他们则有痛哭流涕求饶的，有买通岗哨逃亡的。人们好像铁了心，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说，横着一条心，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把所有丑恶都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亮相。……总之原本平静得无波无澜的场所，几天之内竟然成了有血有火的战地，似乎见到了刀光剑影，听到了震天动地的喊杀之声。前后二个绝然不同的世界，促其变化的法宝竟然是“串联、取经”，这法宝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登峰造极。原掌权者失了威势，成了过街老鼠，连声辩、解释的机会也没有。应该说，冤情大多数是真实的，但有时不免有所夸张，甚至不排除挟怨报复的可能。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泥沙俱下，有大快人心的一面，也有不辨曲直的一面。群众运动自有其演进的特定方式，锐利如匕首的短文、幽默讽刺的对联、一针见血漫画，气势盛大的“民主讲台”，激动人心的“演讲”……各种形式、各种风格、此起彼伏，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在这场大风浪中，涌现了一大批勇敢的斗士，他们站在众人的前头，“为民请命”、“仗义执言”，成了“风流人物”、“弄潮儿”。我被深深感染了，我佩服他们的勇敢，感谢他们说真活，揭真相，为民除害，把他们当成楷模。我原以为领导一定会依靠他们、重用他们，因为他们听党的话，站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上誓死奋战。可是，半个月以后，这些一时的英雄、豪杰、楷模、精英、一一落网，沦落成人人喊打的落水狗，有的成了阎殿冤魂，有的成了铁窗活囚……。这样无情的变化，天上地下的转换，对我这个未经风浪的青年来说，何止于始料不及，何止于目瞪口呆呀！当时，我身处运动的高潮，身心受到猛力的碰撞，身不由己卷入巨浪之中。我觉得教师队伍真是藏龙卧虎，能人、智者无数，比起他们来，自己真是浅薄无能。我激情满怀，热血沸腾，一心想要试试自己的能力，赶着浪潮去“建功立业”了。我们乡的教师文化低一点，心中有话不善于表达，于是由他们提供揭批的炮弹，我代笔写成材料。可在具名的时候，这些保守的乡村教师却缩了头，怕受打击报复，死也不肯露面。在这种情况下，我自作聪明，用集体名义搞了个揭批大专栏，所有大字报都不具个人姓名。这办法大受欢迎，人人调动起来，向我诉说各自的遭遇和不幸。大字报多了，一个大专栏不够，又开辟了几块“民主墙”。我发挥自己能文善画的优势，配上显眼的漫画，果然图文并茂，煞是好看，引来许多串联取经者，获得一片赞声。本组的进度也因此直线上升。在那个时候，材料多，写稿忙，时间不够用，我常常饿着肚子，耐着寒冷，连续开夜工，总是累得腰伸不直，手脚发麻，眼睛发红。不用说，和我热恋的何佩兰成了我的得力帮手，她始终热情不减，支持我的工作，往往是我起草她抄写，我画图她写说明，配合得极其默契。一切生活琐事全由她包办，饭菜由她打了送到我手边，陪我开夜工也同样忍饥受寒。我从心里感激她，觉得经受革命洗礼后她变得更好看、更可爱了。我大多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大组里，但有一天接到中师同学的邀请，共同组织了一场跨组的“民主讲台”，主攻方向是批判文教局干部在工作分配时的恶劣态度，要出出当时被训斥被羞辱的恶气。“民主讲台”来了不少人，但我们没经验，材料没份量，所以常常冷场，不很成功。我心中的恶气未能发泄，胸中反而闷闷的。后来我灵机一动，借鉴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的篇名和方式，把我们报到时的遭遇，用狂人的眼光和口气，又恨又怨地发泄一番，狠狠丑化了那些势利狠毒、欺压弱小的官僚。洋洋千言，抄了六张大白纸，张贴到醒目的大墙上。果然反响巨大，看的人多，议论纷纷，支持的签名也不少，打听作者的也大有人在。我不但出了口恶气，还似乎有了点名人效应，心里特别舒服。岂知，正是这篇反响颇大的“狂人日记”闯下了大祸，后来差一点使我一败涂地，永无翻身之日。那时，也还是有少数几个人游离运动之外，成天烘炉子，晒太阳，聊三海经，铁定了心不写大字报，抱着与己无关的态度，悠闲地冷眼旁观别人的忙碌，好像看戏一样立身于事外。对这些人我做过工作，要他们提高觉悟，投入革命运动，但他们敷衍、推托、置之不理。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错的竟是我。运动后期，他们这些大鸣大放中的落伍者、逍遥派竟然一跃而为“革命左派”，成为一支“反右”的奇兵，建功立业，大展鸿图。我不懂他们未卜先知的天才来自何方，只怕是事先得了什么情报吧。经过半个多月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将告一段落。年关已临进，按中国人习惯，过年是雷打不动的大事，所以人人盼望快些放假，大家好回家过年。可是领导们为了表现革命运动激起了教师们的革命热情，就把这些奏着“鸣放凯歌”尚在梦里的知识份子，拉到西乡去挖泥开河道。那些在鸣放中自以为尽了力、露了才、带了头、立了功、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的书生们，必须在挖河泥中继续表达对党的赤胆忠心。隆冬大寒，朔风刺骨，冰封雪飘，河床已被抽水机抽得露了底，浅水结成了冰，覆盖住黑色的泥浆。男女积极分子脱去鞋袜，光脚下河。这冰泥似针刺般让他们跳了起来，但大家不能退缩，否则就是当逃兵。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必须站在最艰苦的河底，必须能够战胜肉体痛苦，至于赤脚站在冰泥中数天，会造成怎样的生理后果，是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的，甚至后果越严重，越能表现革命斗志的高昂。这就是当时的革命逻辑。积极分子们赤脚在河底挖泥，一些老弱书生则留在河滩上接他们挖起的河泥，面对冰冻严寒，没有一人喊冷，整条河道甚至出现了你争我赶的劳动热潮。这确实是一个奇迹，是真正的革命热情？还是想在政治上有所表现的冲动，还是怕被视为落后分子的恐惧，使这些文弱书生忍受如此的肉体痛苦呢？一天挖泥之后，浑身是脏，累得走路也像老人似地蹒跚，然而谁也不叫苦，好像谁要喊声冷或累，就成了资产阶级少爷小姐似的。当时就有人支持不住，发烧呕吐，不想进食倒头便睡。这次开河惟一令人满意的，是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这在粮食定量供应时期是十分难得的，我甚至吃得连弯腰都困难。西乡挖泥开河整整三天，书生们又冻又累，尝到了苦役的滋味，直到大年三十，才允许回家过年，而且规定三天后必须回县中报到，继续开展运动。八、整风反右（三）年假三天很快过去，大家都老老实实又回到县中。重回县中感觉大变，门口岗哨增多外，还加了流动哨，明显加强了戒备。年前大鸣大放时烽火连天，大字报成了海洋，可过了年，大字报已一扫而光，恢复了原先冷冷清清的面貌。所有的党政干部，包括基层领导，一反常态，全都变得严肃、冷漠、横眉竖眼、如临大敌。岗哨警卫套着红袖章，带着杀气，来回游动。人们觉得惊奇，预感情况不妙，热血慢慢冷却。整个县中笼罩在紧张氛围里，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我糊涂了，似坠入五里雾中，弄不清东南西北，分不明黑白冷暖，杀气腾腾的“反右斗争”在一阵紧锣密鼓的布置以后开场了。那些整风中的“斗士”们，预感噩运将临，见干部如老鼠见猫。人人都感到空气沉闷，压力重重，开会如坐针毡，担心下一个被揪出的是自己。从学习室、宿舍到食堂，凡公共活动场所，再无笑声和话语，人们连走路都不想发出脚步声，好像一有声音就会引起不测似地。也许我反应迟钝，涉世太浅，嗅觉不灵，在那人人自危的当口，我还算镇静，不相信有什么政治横祸会落到我的头上。我以为写大字报光明磊落，即使写错了，认个错，声明收回就是，这可是组织上宣布的政策。我觉得大家是瞎担心，瞎紧张，庸人自扰，莫名奇妙。我甚至还想到领导可能正在赏识我的忠诚呢！经过大鸣大放的“引蛇出洞”，很快进入“打蛇打七寸”的阶段，当时的说法是，把妄想翻天的右派分子全部揪出来，彻底打倒，保住社会主义的安全。消息频传，一个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接连不断地被揪出来。整风中敢说敢为、为民请命、才气横溢的风云人物，一下成了“纂党夺权”、“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那些被大家称道过的真活、实话、肺腑之言都成了“放毒”，或者是“恶毒诬蔑”、“恶毒攻击”。虽然政策明令宣布过“言者无罪”，但领导说这些政策是给群众的，不是给敌人的；右派是阶级敌人，对待他们要用“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迎头痛击，决不手软。老古活说得好，“一张嘴巴二层皮，反来覆去随你意”。各大组的反右批斗会顺顺利利，群情激愤，口号震天响。在共产党的运动中，“群众”是没有责任的，最多是受蒙蔽。但成为“群众”并不容易，保不准那天自己就被划出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队伍。为了当稳群众，必须声讨敌人，必须口号叫得震天响，否则很容易从群众就变成了“敌人”，轮到其他人来声讨你，与你划清界线了。共产党的批斗会永远是开得很顺利的，就是因为人人恐惧被划出群众队伍，人人需要积极表演。当别人挨斗时，大家往往要联系比较，想想自己说过的话、写过的大字报有无不妥之处，这一比一查就人人自危，所以很快到处贴着“我收回大字报”，“我的检讨书”，“我错了，我收回”，“我向领导道谦”……等大字报，字字诚恳，句句请罪，将自己上纲上线，自我作贱，声泪俱下，请求饶恕。可以说丑态百出，再无半点文人的清高。然而，这些求饶大字报写不写一个样，如果要揪你，就会反驳你的收回声明，说“说出的话是泼出的水，泼在地上的水还能收回吗？”，你也只能目瞪口呆无话以对。反右开始后，几乎天天都出事，上吊、跳楼、吃安眠药，还有触电……寻死觅活，层出不穷，而且大多一出事就救不活，弄得校园里风声鹤唳、阴风凄凄。死了多少人，无人统计，谁也说不准。就我们乡而言，穷乡，文化低，教师少，在鸣放中实在不成气候，可说落后得让人脸红，应该没什么大事吧。但不料居然也有板有眼地揪出了右派，阵势和其它乡如出一辙，一点也不逊色。自从开始反右斗争，我这个记录员就被搁置起来，虽没撤销，也再无人过问，好像从来就没那回事。代替我在组里主持运动的是鸣放中的一个逍遥派。当初我苦口婆心做他工作，让他相信党，帮助党整风，可他就是摇头，不想运动后期他作为革命左派，掌管本组的反右大权。说句实话，他是明哲保身的，并不想卷入政治运动，也不想当风云人物，但谁能游离于运动呢。当时他指定了四个差不多的逍遥派，去准备有关材料，命令全体教师静坐室内考虑自己的问题，争取主动交代，好像除了他们谁都是嫌疑犯似的。第一个被揪斗的人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免让人怀疑是不是自己耳朵听错了。这个人姓朱，白发苍苍上了年纪。在鸣放中他可算得上世外奇人，对周围人和事始终不闻不问，一个人缩在暗角里闭目养神，一坐半天不动。那时我为他伤足脑筋，一天几次耐心开导，可他始终木然如石像，保持一言不发，一字不写，整整半个月里，他就那样刻板，简直修成了仙，那可绝对是条“引不出洞的蛇”，或者说“始终不会上套的兔”。然而无用，他还是第一个被揪出来批斗。批斗会形式很简单，被斗者坐在中间，主持者坐在前面，揭发者和群众围在四周。主持人开口审问姓氏、家庭、职业等常规项目，可老人沉默不语，连眼都不张。有人上前踢掉凳子，让他站着弯腰九十度，但他仍一声不响。有人上前揪头发，踢屁股，仍然敲不开老人的嘴。无奈之下只能由揭发者念事先写好的揭发稿。从揭发材料中方知此人属漏划地主，以前历次运动都因他老奸巨滑，巧妙伪装，蒙混过关。此案与鸣放无关，他再老谋深算，一言不发也逃不过噩运。对他的处理是开除公职，戴上地主帽子，押回原籍交群众专政改造。揪出的第二个隐藏敌人是蒸东单班校的民办教师，四十开外的年纪，姓沈，一身农民常穿的土布衫裤，文质彬彬，出言不俗。他写的大字报数量不多，份量却很重。涉及党的政策，重点是对粮食统购统销不满，提到了农民缺粮，饥荒死人的事。这就属妖言惑众，妄想推翻社会主义一类，标准的右派言论。他坚持己见不认错，不低头，只讲了一句“我写的是事实，你们可去调查”，以后就沉默到底。对他的揭发批判是重点，材料足足准备了一天，发言稿不知是从那张报上抄的，又长又深奥，听得大家都不耐烦了。此人的结局是戴帽、免除民办职务，回他外地老家，监督劳动。第三个出场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他不是别人，竟是在轮埠迎接我，而后又同睡一室，早晚相处，关系密切的宁波周老师。鸣放中他算很开通，大字报数量也不少，但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教室危险呀，学生穷苦呀，老师生活条件太差呀等等，不痛不痒，不伤皮肉，但仍被认定是放毒、污蔑，宣扬“今不如昔”。他的重大问题是反动历史，组织上经过查验，认定此人曾是三青团骨干，所以是长期隐藏的历史反革命。揭发材料读到他平时热心助人，工作任劳任怨，都是装出来欺骗群众的，他内心深处是仇恨新社会的，他想望的是旧社会的花花世界，和他过去的糜烂生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阶级敌人。在批斗中，他极其乖巧，十分配合，说什么都承认，点头如捣蒜，哭丧着脸一个劲地认罪，软得没有骨头，再三苦求大家宽大处理。然而无产阶级的铁拳毫不留情，当场就给他上了手铐，押出会场。在入狱之前，警卫人员要押他去小蒸取铺盖，领导指定我同往，因为我和他一个宿舍。我们赶到小蒸，天已全黑，警卫查抄了他的所有东西，并无收获，他们关照我注意人犯的动向后，就去住旅馆。他们一走，大庙里只剩下我俩，照理说我和周老师半年相处，感情不错，可他突然成了阶级敌人，我就不知该怎么办，所以两人都不敢交谈。后来睡觉时，我胡思乱想害怕起来，并不是怕他出逃，而怕他垂死挣扎，临死拉个垫背的。因此，躺下以后我一直不敢闭眼，后来又偷偷起身，头脚调了个位置，心想他如要下手杀我，必从头部下力，我调了头他肯定不知，下力时碰到的是双脚，我就有机会与之一搏。一夜惊慌不过是庸人自忧，周老师始终老老实实，那敢反抗。第二天，来人押他上路，直到分手，我仍未敢与他说话。此后再没见面，他在我生活中完全消失掉了。现在想来年轻时太没头脑，毫无人情味。运动进入尾声，大鱼捉了小虾也不放，大家心有不安，我也顿觉苗头不对，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直透心尖。我扪心自问，我是共青团员，也没犯过错误，大字报决无攻击言论，还吃不上什么大杠子。但父亲有历史问题，领导如要抓此致命弱点，那我肯定在劫难逃。鸣放时我是举足轻重的记录员，而反右开始就被晾在一边，这预示着凶多吉少。不祥之兆弄得我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但我仍愚蠢地期待着领导的理解，天真地幻想着沐浴党的阳光雨露。最后的结局，证实了所有幻想是那样地幼稚可笑。专案组找到了我，我被无情地列入“内帮”对象。&&&& 所谓“内帮”，就是内部帮助，有人称之“内控右派”，是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的过程之中，如能悬崖勒马就转危为安，如要死不悔改，就得粉身碎骨。&&&& 我被指定坐在帮助席上，接受群众的帮助，和我坐在一起接受帮助的，还有一名中年老师。我表面上泰然自若，可内心愤恨交夹，我捧着一颗赤心要亲近党，却被当作了“蛇”引出了洞。革命左派开始发言，我耐心等他向我泼脏水，可是很怪，他结结巴巴地读稿子，声音很轻，几分钟就草草收场，也没让我检讨认错。我很意外，这样轻描淡写就过关，是否意味着对我有特殊照顾，批评一下也就算了。其实我又错了，帮助会是做个形式，客客气气也是允许的，关键是档案中的结论，“内帮”就是政治定性，就是洗不掉的污点，随时都要让你为此付出代价。&&&& 风暴终于过去了，风暴之后，有人遇难，有人得福，阶级阵线更清楚了。回到工作岗位，那档案中记载的“内帮”结论，立即显示它的强大威力，学校行政领导核心小组列席的位置被取消了，团支委的职务被免去，工会也作了调整换了别人。以前我是宠儿，谁都对我笑，对我说好话，可运动以后人们像避瘟疫那样想离我远一点，怕接近我而受连累，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瘟神”。仅一个月时间，似乎我这个人已不是一个月前的人了，其实我什么也没变，惟一变了的是我的档案。阶级社会重视档案，档案有污点，人就编入“另册”，就是二等公民。我悲哀人生如此多难，几张大字报就葬送了我的前程。九、心灵的伤痕重重的打击，让我身心疲惫,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沉闷。人在外面受到伤害，就想躲进个人的安乐窝。我这时与何佩兰的关系已经很公开了，我们俩在相当一个时期一直朝夕相处、同出同进、如漆似胶、难舍难分，所以她也成了我渴望的避风港。然而她使我万分失望。我被定为“内控右派”，对她打击显然很大。会开完，运动也结束了，她含泪先我离开，没有向我表示什么。回到小蒸后，她就躲在女宿舍中，任我苦苦相求，都拒不见面。同事们告诉我，何老师已经三天不吃不喝，躺在床上流泪哭泣，眼睛肿得大大的，人也一下子瘦了下去，非常可怜。三天之后，我终于收到她写来的一张纸条。纸条不大，到处是泪水的痕迹，寥寥几行，写得潦草而杂乱，但意思相当明白，突出的一句是“让我们分手吧！”。我对着这张纸条，长时间默默无语。在我俩的关系中，从开始恋爱，到谈婚论嫁，一路她都是主动的。相反我倒有过迟疑，特别在带她回青浦见了父母后。记得1957年12月的一天，我俩并肩进了家门。父母亲是事先得到我的报告，所以早有准备，气氛不差，很热情。那时我家正处于一个较为兴盛的时期，父亲经过“私营业改造”，进了集体合作商店，成了职工，和我一样每月领工资。母亲虽未进店，但她摆了个手工摊头，为顾客摇毛线、加工旧棉絮，生意很好，来不及时还雇临时工。三妹、四妹、（我是老二，我上面是大姐，）都已上学，五弟还小、六弟刚出生。生意好，收入多，母亲脾气好多了，一见我们到家，她接待很殷勤，有说有笑，十分欢喜的样子。何佩兰很开心、，以为老人一关通过了。其实她不了解母亲，我母亲最拿手的，就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当面说得花好稻好，背后必定样样都不好。果不其然，人还未走，母亲就迫不及待拉我到无人处，对我不满地说：“这女老师脸上那么多雀斑，太老气了，不好，岁数大你二岁也不搭配，你不用急，慢慢找好一点的，这个就回了吧！”。母亲的直言不讳，可能正触到了我的痛处。虽然我不忍心伤害何佩兰，但心里不免有点低就的感觉。如果那时她提出分手，我可能就会顺水推舟地答应，不用怕令她伤心、不用承担自私、无情的恶名。想当初我重感情，怕伤害她，所以没有提出分手。而现在我刚落难，她就如此无情无谊，根本不在乎对我的伤害。所以对她的“分手”要求,我分外愤怒。我看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几乎要失掉理智。我摸索半天，终于找到了钢笔和白纸，在那冰冷的寒夜里，我奋笔疾书，整整写了十四页报告纸。我痛斥何的无情无义、无心无肺，我后悔自己看错了人。我的语言尖锐刻毒，专门寻找她的痛处撒盐。 信刚写好，天已大亮。我等在女宿舍门口，要把这长信交给姓何的，让她看得发疯。就在我等女宿舍开门的时候，我的愤怒渐渐平息了。她为什么不吃不睡痛哭三天？她在为谁哭？为谁痛心？为谁瘦！？很明显，她也无比悲痛，分手决非她之所愿。在那种社会氛围下，生活中所剩的那点个人空间，一遇政治阻力，马上就会减缩到几乎无，对此我是心知肚明的。她的家庭成份是“小土地”（介于中农与富农之间，带着剥削阶级性质），而我虽然父亲有历史问题，但家庭成份是“小商”（自食其力的小贩），属劳动阶级。从家庭出身看，她与我谈恋爱是高攀了，她也不讳言这一点。而现在我被定性为“内帮”对象，政治上已经很危险。两人都打上了“阶级烙印”，结合到一起，还能有什么希望和前途？她在为生存而挣扎，我怎能残忍地去责怪她，折磨她，羞辱她，伤害她呢？我的气愤逐渐转化成悲哀。我猛地抓起写了一夜的那迭报告纸，狠狠地用力撕成碎片，然后迅速取笔，写了一张简单的回条“我理解！前途尊重！”。这以后，我再也没有与她单独相处。她大病一场，请了半个月假，回家养病。等她再来上班，就没有了欢乐，没有了歌声，更听不到那熟悉的琴声，她变得刻板而严肃，再也见不到笑容。我也整天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不打篮球、不想看书、连散步都取消了，除了上课之外，就躲进宿舍闷头睡觉，懒得见人。我象掉入陷阱的羔羊，再无反抗之力。唯一的需求，就是寻一个冷清所在，好独自静养心灵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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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苦难中的缘分（1958年3月―1961年10月）一、学生的关爱开学后我与何佩兰尚能相见，但已视同陌路。不久，经人介绍，她与县级机关一个中年干部谈上了对象，那人虽年龄偏大些，但她再不必因“阶级烙印”担惊受怕，也很称心满意。几个星期后，她就调离穷乡，进了县城，脱离清贫的教师队伍，进入了令人羡慕的文艺单位，顷刻之间改变了地位、身份，成了贵人。可见在中国，权势永远是个宝，她的决断是明智的，符合国情的。这是我一生中很潦倒的一段时期。人说“哀莫过于心死”，那当口，我的心死了，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对什么都不管不顾。日图三餐、夜图一忽，最好昏睡不醒，了此一生。我无思、无求、懒散得不修边福，形象特别难看。在旁人看来，是失恋让我痛心疾首、难以自拔。其实何佩兰成了“人上人”，是令我欣慰的。我的灰心丧气，悲苦潦倒主要是受到政治打击，使我成了“人下人”。星期天老师们照例都回家，诺大的破庙只剩我一个孤魂野鬼。我早知自己成了多余人，没有任何人会挂记我。已经九点多了，艳阳高照，我还懒在被窝里不动。忽然隐隐约约听到门外有声音，叽叽喳喳，时断时续。又过了会儿，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我只得懒懒地爬起来，慢慢穿衣下床，心不在焉地开了门。门外是一群年青人，男女七、八个，前拥后挤地堵在门口。他们睁大眼，怯怯地站在阳光里，伸长了脖子向门内张望。我苦笑着点了个头，算是打过招呼。我既不洗脸，又不梳头、慢慢踱出阴寒的宿舍，融入到他们一群人里，站在了阳光之下。于是，喊叫声、问好声、玩笑声，此起彼伏，死沉沉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富有生气。他们是我的开门弟子，平日里相处很亲密。在这穷乡僻壤，他们的祖祖辈辈都没进过学堂门，到了他们这一代，幸遇全国解放，他们才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虽然是小学六年级，可年龄已有十七、八岁，最大的已有二十岁，，与城里的高中生差不多个头，我在他们中，除了穿着稍整齐些，其它就没啥差别。这些农村学生也很机灵，学校里发生什么事，他们没有不知道的。我的落魄、潦倒、失意、受挫他们大多也听闻了。他们是来看望我，希望能排解我心中的不快。从他们闪烁的眼神，和小心翼翼的行动中，不难看出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热爱。我让他们去教室搬凳子，大家围坐在阳光下。真是个好天气，蔚蓝色的天幕上，不见一丝白云，空气新鲜，嗅着都有些甜味。世界还那么美好，不因为我的不幸而有所变化。我们海阔天空，东西南北地闲聊着，一个上午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他们欢欢喜喜地向我道别，没有一个人谈及我的任何事情，更没有触及我那根脆弱得一碰就会崩的神经。很奇怪，他们神神秘秘地出现，又匆匆忙忙离去，竟然给我带来了全新的感觉。一个活人不能让尿蹩死，该去找点欢喜找点舒畅，真的不该太苦了自己。以前我习惯找老师聚集的地方消磨时间，我一旦落难，，奉承讨好的变成公事公办极其冷淡，正人君子们更是想离我越远越好。为了少受些窝囊气，我就逃离了教师圈子，躲进宿舍独守。现在我明白了可以去找学生，在他们那里我可以随便地讲话、痛快地骂人、还可以舒心地大笑。我会有人关心，有人支持，有人信任，有人尊敬。在他们那里我不会孤独，可以恢复我的青春活力、治好我心灵的伤痛。我这么想了，就开始这么做。从此，每天课余和星期天，总有一群男女学生跟着我，陪我玩，和我一起消磨寂寞的时光。学生们把我看成朋友、当成大哥，对我真是忠心不二。他们一无忌心，二无歹意，有的是真诚和坦率。他们知道我心受重伤、感情遭劫难，所以他们从不提及让我不开心的人和事，只想让我散心、忘却愁苦。几周以后，我果然从思想的苦海中挣扎出来，人变得轻松起来。于是，我就带领学生们到附近几个镇去远足，带他们去大江边看大铁桥，数点点白帆，步行到练塘去看电影，甚至乘火车去松江逛公园，还有很多时间是去水稻田里、渠道里、小河浜里摸鱼、捉蟹、煨蚕豆吃……我们这一群人成了寻找新鲜、寻找快乐的幸福天使。那时节，我抱定宗旨只干自己份内的活，什么公开课，辅导课一律拒绝。不是我的事，什么也不打听，什么也不参加，选干部也好，评先进也好，百事不问，与世无争。我本是个穷教书的，运动打击，其实我也损失不了多少，仍旧是教书、吃饭、过日子。我超凡脱俗，我行我素，安贫乐道，甘心做个平头老百姓。我有那些热心好动的年轻学生为伴，逐渐消除了孤独和寂寞。他们对我的关爱是那样地细心、体贴，他们的心意是那样地单纯可爱，他们让我享受到人间的温暖和快乐。我该如何感谢他们，回报他们呢？他们是毕业班学生，正走到人生关键时刻。当时在农村高小毕业已是秀才，考初中比现在考大学还难，录取率仅在百分之十左右。我开始把心思用到课堂上去，精心备课，严格作业要求，耐心辅导，一个个把着手教，用心灵去呼唤他们的信心和求胜欲望。在最后的三个月中，我发疯一般把精力扑在教学上，备课周到，上课就思路敏捷，讲中带练，把学生牢牢吸引住，随后是作业、辅导、补习，除了语文还帮着补数学。真没想到，我为报答学生伙伴的关爱，使了那么一把力，却出现了奇迹般的教学成果。学生们好学成风，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出色，连后进生也刻苦用功起来。这种特殊的变化令人称奇，教师们为之惊叹，领导为之高兴。于是，夸奖声、表扬声多了起来，竟至有其它乡教师慕名前来试探虚实，我的名声就传了开去。歪打正着，使我明白了自己存在的真正价值。与此同时，我的“不服气”竟然因此而重新抬头，真是劣根性难改呀！二、苦恋写出这段经历之前，我颇为踌躇。这是我的爱情体验，我因此获得了同甘共苦的终身伴侣。但因为我俩曾笼罩在“师生关系”这层屏障里煎熬，写出来怕人误解，但我还是决定如实回忆。那是1958年的春天，风和日丽，我和十多个学生坐在青草地上欢歌，他们唱歌，我用口琴为歌者伴奏。在他们之中有多名女学生，她们远比男学生细心：是她们策动敲我的门，引我离开阴冷的宿舍，是她们策动用歌声，笑语来冲击我的烦闷、抚慰我伤痛的心灵。她们之中有位女生，凡有学生来找我闹腾，必然有她的身影。但她不像别人那样张扬，而总是隔着一段距离，落在后面，用她那深不可测的眼神打量我。当我想开口和她说话时，她立即躲避，红脸低头，飞快地闪到别人身后，好像她是让人拉来凑热闹的。我慢慢发现，她对我的关心远远超过其他人。当我沉默无声，望天哀叹时，她就满脸焦急。当我被逗乐之后开怀大笑时，她就会甜甜地抿着嘴乐，甩着两根长辫子前后晃动，露出得意之色。其实我刚到小蒸，就发现了她。她俊俏、文静，不禁使我有“乡间美玉，清纯质朴”之叹。她是学习委员，做事认真，很有主见，在男女学生中威信较高，交她办的事总能办好，所以我把她看成得力帮手。我每天都有事情要她去办，经常要多留些时间，多交谈几句。但作为老师，我心中坦坦荡荡、毫无杂念、也无所芥蒂。当我与女老师陷入情网的时候，班里的事也放松了不少，她态度就生硬起来，常冷若冰霜，对我说话更是粗声粗气，一言不合、丢下本子扭头便跑，弄得我一副狼狈相。而当我倒了霉，成了孤家寡人，就觉得她那羞怯的笑容又回来了，对我也不再撒气。在同学们前来陪我，让我散心期间，有一次她那双动人的黑眼睛竟然不顾一切地直视着我，眼里饱含着无限痛楚和忧伤，瞬间又泪水盈盈。这使我那颗破碎的心，一阵紧缩。在我遭人唾弃的时候，她却为我担惊受怕，为我抹泪悲伤，我怎能不感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从这双眼睛里，看到了对我的的信任，看到了热烈的鼓励，看到了殷切的期望。从此，夜深人静时，她的音形笑貌总会顽强地浮现在我眼前，是那么亲切，那么可爱。我忍不住长时间的思念她，回忆她的一举一动，以及种种表情变化，我觉得她17岁的少女情素已表露无遗。但师生关系的鸿沟很难跨越，我没有离经叛道的勇气，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心中有了顾虑，就怕别人发觉我们的关系有什么异常。为了在人前显得一切自然，我有意无意地设置一些障碍，减少与她见面的机会。而且与她见面，竟然有点做贼心虚起来，连对视也不敢，相见时很拘束。但我越是克制回避，那思念之情变得更加强烈，想要看她一眼的欲望弄得我坐立不安、茶饭不思。我常常会毫无希望地走进教室里，或者等候在学校大门前，期待她能奇迹般出现。这种微妙的、不露声色的、没有透明度的感情，却充满了绚丽的光彩，和浓烈的诗情画意，使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学期结束，她们这一届学生毕业了。开过毕业典礼，发好毕业证书，师生道了告别，似乎一切都结束。我束手无策，只能哀叹命运之不济。可就在这时候，有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们自行结合去松江进行最后的告别活动，特邀我参加，我一听兴奋不已。当天晚上我反复思索。她毕业了，我们就不再是师生关系，我就有权力追求她了。但她内心到底怎么想，我还没有十分的把握。我虽然能感觉到她的种种心意，但既无口头允诺、又无书信往来，所有的仅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趁这次聚会，我要作一个明确的表达，看看她的反应。要是我弄错了她的意思，那么我不过是单相思，只能自食苦果。如果我没弄错、她真喜欢我，那么我就告诉她，我要和她好，不在乎任何后果。第二天一早，人都来了，仍是那十多个活跃分子。到松江后，逛公园、上饭店、买纪念品互赠、上照相馆集体合影，最后是看了场电影。她也没有躲闪，紧紧地跟着我，始终没离开。她乌黑的长辫在我眼前晃悠，我想尽快捅破这层窗户纸。可是这时节，我心里急着想说，全身肌肉却特紧张，嘴巴也不听指挥，白白错失了好多表达机会。大家嘻嘻哈哈、乐不可支，而我却神不守舍，迟迟找不到表达的机会。直到进了电影院，我还在迟迟疑疑、一筹莫展。俩人虽坐在一起，可周围都是同学，无法表达。当我已经绝望时，上天见怜，给了我一个机会。就在电影即将要结束的当口，我俩的手臂无意中碰了一下，我激冷一跳，不知触动了那根神经，突然大胆地顺手抓住她的小手，然后闭上眼等待着命运的判决。她没有缩回那只被我握着的手，一阵强烈颤抖后，她低头饮泣，似乎她早就在盼望这时刻的到来，只因为我迟疑不前，才使她陷于痛苦的境地。激动过后，她停止哭泣，抬起头来望着我，满眼的喜悦和柔情。我的感觉没有欺骗我，我们确实是“心有灵犀”，我的冒失行动就这样戳破了那层窗户纸。当步出影院的时候，我觉得天大地阔 ，人间真美好。我想大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胜利了！”。三、提亲这段恋情，给了我极大的幸福感，就当时我的处境而言，不啻是苦难中的巨大心灵安慰。但所有的恋情都要从天上落到地下，都要面对现实的问题，这个过程一点不比两个心灵的相互征服容易，大量的恋情都因为无法过这一关而夭折，我与何佩兰就是一个例子。现在我又遇到了同样的现实问题。如果她小学毕业不再升学，就只能回家务农，这样她的前景就暗淡多了。如果她考上初中，不管是否能跳出农门，以后的机会总要多点。但当时农村经济困难，一个女孩子小学毕业已经不错了，父母一般不会同意让女孩子再读初中，而且很多家庭也实在供不起。我那时每月有36元工资，给家里寄8元，自己留18元，还可挤出10元负担她的上初中的伙食费。我愿意资助她读初中，但这样做，必须公开我俩的关系，必须先征得她父母的同意。由于我们的恋情尚未公开，会面并不容易。但这些现实问题我必须要与她商量解决，我写了一张条子，约她晚上在小河边见面。条子送出以后，我内心忐忑不安，既怕被人撞见，又怕她胆小怕事不敢前来应约。夜幕降临以后，我提前一小时去小河边等待，我祈求上苍赐福，千万别出差子。不多久，我看到一个身影在向我走来，很快我看清了，是她！我们终于相聚了，沉沉的夜幕保护来之不易的两人世界，我们谁都顾不了说话，紧紧地拥抱着，很久很久，舍不得分开……。我们努力克制了激情，冷静下来商量现实问题。关于升学，她说家里穷，负担不起，父母要她辍学，下田争工分。我表示愿意资助她上学，要她准备升学考试。她问我是不是怕她的“农村户口”，她说她是农村户口，会拖累我,不行的话，现在分开还来得及。确实，“农村户口”是极大的威胁。那时。居民户口可以在城里就业，有粮食定量，有各种票证，还有各种福利待遇。可农民粮食不足，副食品奇缺，劳动艰辛，生活贫困.更吓人的是当时的户口政策，子女户口跟母亲走，也就是说，我若与她结婚，将来的子女都得做农民，子女的教育呀，就业呀！生活呀，都没有保障。所以农村青年有办法的千方百计要逃离苦海跳“农门”，跳不出农门，就得一辈了冲死在田角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做到死，穷到死，处处受歧视。城镇青年，则宁肯独身，也不肯找农村对象，不敢占“农”字的边，这就是放在面前的残酷现实。我对她说：“你知道裴多芬的名言吗？‘生命甚可贵、爱情价更高，’爱情比生命都重要、区区‘户口’算什么？不就是务农吗？即使要世世代代与黄±打交道，我也认了，苦命人能活着就不差，我不会离开你，有了你再苦我也快乐！”。她听了激动不已，抱着我的头又笑又流泪。我们是最低层的小人物，免不了俗念，也想名利地位，也要风光享受，可一入“农”门就意味苦海无边，再无出路了。我那时年轻气盛，竟蔑视现实，不怕陷入“农门”，想来也有一时感情冲动的成分，但感情的力量确实可以超越一切现实的算计。要资助她上学，我必须明确与她的关系。按农村的风俗，这个程序很讲究，要请媒人提亲，要送彩礼，有一整套的仪式。当时中考在即，时间不允许，同时我也没有钱办这些仪式。最后，我决定自己上门去表白心迹。我勇敢地实施自己的决定，冒冒失失地上门为自己提亲。她父母都在家。我突然上门，他们毫无准备，有些拘谨，但很快就稳定了情绪。她母亲长期在上海做奶妈，做佣人，见过城市世面，通情达理、慈祥和气。家里主事的是她母亲，她满脸笑意，这就增加了我倾诉的勇气。我毫不隐瞒地说出了我家的情况，父亲的历史，以及我自己运动中的遭遇，然后单刀直入，告知老人家我与他们女儿相爱，请老人家菩萨心肠成全我们。她母亲越听越吃惊。等我一说完，她就把我从头到脚重新打量了一翻，似乎有难言之隐，久久不说活，而后又深深叹了口气，不无遗憾地对我说：她不责怪我俩瞒了大人私定终身，但她怕拖累我。她家已处在贫困的极端，老男人病体衰弱，早就失去劳动能力；儿子还嫩，算不上全劳力；自己一直在外面帮佣做不了田间累活。全家四口只半个劳动力，日子苦不堪言，生产队里年年透支，总计已有一千多元，也不知那年那月才能还得清。她说这是一辈子的大事，不能一时冲动，感情用事。如果不考虑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到以后背上沉重包袱甩不掉时，就后悔莫及了。她纯然为我的前途考虑，希望我再多想想，打听详细了再慢慢作决定。听了这一席话，我觉得老人家心胸宽广，见识不凡。我告诉她我也是苦命人，并把童年的种种苦难一五一十向她吐了个干净，听得母女都落眼泪。我把话题转到上中学的事上，我告诉老人家，她女儿成绩好，考试没问题，考取后上学费用和伙食由我解决。我一再表示，即使她一辈子务农，我也不怕，我能吃苦，一定会一辈子陪着她。老人又一次长时间沉默，含着热泪望着女儿。女儿红着脸，泪水滴个不停，激动地点头。母亲见女儿点头，知道我俩心意已决，就擦着眼泪说：“既然你不怕受我家拖累，我也没活好说。我看得出你是个老实人，好孩子，我也欢喜你，我老头子知道了也会高兴。你做我们女婿是前世有缘，也是我女儿的福气。女儿考中学的事，说老实话，我们实在拿不出钱来，只好靠你了。你工资也不高，替她交了伙食费手头就紧了。以后吃饭就到我家来，别去吃食堂，可以省点钱。家里有啥吃啥，勒紧裤带，再咬咬牙，三年就熬过去了，你看好不好？”我真是喜出望外呀！这母亲多么通情达理，我从内心敬佩不已，连声说好，高兴得忘乎所以。一个大难题终于顺利解决，既没求人，又没花钱，全凭自己的勇气和真诚，以心换心。如此顺利，真是天助我也！四、迟来的母爱大事商量妥当，然后的一切都如约进行。她参加中考，并考上初中，在练塘住宿读书，而我则开始在她家搭伙吃饭，我们只有星期天才能相聚。这一“师生恋”一公开，在乡间立刻产生了一些反响。走在路上我能感觉到背后有人点点戳戳，评头论足。乡民们好奇的并不在“师生恋”，而是觉得稀奇：一个城里人竟会这样走进一个农家。我原以为会产生一些反响的教师圈子，却出奇的平静。他们也不看重“师生恋”，只是以为身为城镇青年，却找农村姑娘安家，不是自甘堕落，就是穷途没落，对我竟有了些怜悯。到她家搭伙吃饭后，我对农村的贫困有了更深的了解。她家在农村也是属于特别贫困，真可谓“赤贫”。房虽然是瓦房，但年久失修，一幅破败的光景：房顶七洞八孔；房梁摇晃欲坠，风雨天，吱吱哑哑地响；四壁全凹凹凸凸，一碰就掉泥屑；地是泥地，七高八低。房内阴暗、潮湿、不透风。家具更是残破简陋，除了两只老式木床，其它都缺门少腿。家里没有热水瓶，渴了就喝水缸中的生水，如若大冷天、或者有病人时，用个土瓦罐，煨在灶堂残灰中，得一点温水。洗脸没有脸盆，长年用一只旧木杓，倒水、洗碗、擦脸都靠它。洗脸毛巾是块破成碎块似的黑毛巾。根本没有套鞋和雨伞，逢到大冷天出门，就用草绳捆二块砖头套在脚上。洗衣服不用肥皂，而用草木灰，洗头发则用木花片或荆树叶，刷牙不用牙膏，而用盐解决……。实在看不下去，我只能上街买来脸盆、毛巾、肥皂、热水瓶，配了玻璃拉窗，稍稍改善些生活条件。岳母感激我对这个贫穷家庭的帮助，对我待若上宾，照顾无微不至。我的衣服、鞋袜，都是她洗的。岳父年轻时经常寒冬下河捕鱼，中年得到严重的关节病，不能下田，他就做了“扳罾网”，坐在岸上起网捕鱼。捕到的都是些小鱼小虾，每天多少有些，这是最好的营养菜，岳母也要省下来给我吃。在大饥荒最困难的时候，喝薄粥她也总给我先吃饱。岳母养了几只鸡，生下鸡蛋用来换油、盐、酱、醋，那是唯一的财源。可有一天，岳母竟斩了二只鸡，非要我一个人吃掉，她儿子连汤都不许喝。她说我太瘦弱，趁夏令季节，要我吃童子鸡好好补补身子。自小到大，还没有人如此关心过我，这慈母之心，令我感动。我青浦的家虽然对我很冷漠，但我还是承担着作为子女的责任，每月寄钱养家。恋爱后，我也想尽快带她去青浦见父母。她总是推托不去，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因为没象样的衣衫，怕丢面子，才不肯上门。我当时手头实在无钱，最后她只好向镇上女同学借了衬衫裙子，才上了一次门。父亲春风满面，对未来儿媳极为满意。母亲则摆出一副势利腔，开口不冷不热。无论母亲怎么摆谱，我俩抱定宗旨不当一回事，装傻应付。饭后我们带着四妹、五弟、六弟、七弟逛街，他们都还小，很听话，对我俩很亲热。在青浦过了一夜，临走母亲还是忍不住，把我叫去说了一通，意思是姑娘模样不差，但农村户口终是祸害，将来怕要后悔不及。我这个后母，势利的脾气是一辈子也不可能改的。我带着未婚妻匆匆离开自己的家，回到岳母家，才感到了一丝家庭的温暖。五、渡灾（一）1958年全年风调雨顺，是个难得的大丰收年。但就在这样的丰收年景后，却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这在江南鱼米之乡，史上罕见。是天灾，抑或是人祸，历史自有公断。58年，大报小报大张旗鼓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人民公社”，留在农民记忆中的就是“共产风”，“公共食堂”。“大跃进”则主要是大炼钢铁。对于普通农民而言，人民公社似乎只不过是改了个名称。比如原来的乡政府改成人民公社，乡长改成公社主任，村改成大队，村长改称大队长，老百姓改称公社社员。这一切，发个文件，改个名称，换块牌子，调个公章，开个成立大会，很快就办成了。但实际上，人民公社对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影响极其深远。“共产风”、“公共食堂”就是在人民公社中发展出来的。“共产风”刮起来时，各单位要粮食，只要写个条子，让领导批一下，发到下面生产队，生产队就得照数量一斤不少地送过去，不能收钱，白送。后来各生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家家户户都得去食堂吃大锅饭，不许各家开小灶。在共公食堂中，没人会节约，吃饭不用钱，大家就敞开肚子吃。本来处处节俭的农民变得大手大脚，不再计算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那时名正言顺顶未婚妻的名额，到生产队食堂吃喝。当时粮食统购统销，城镇居民实行粮食定量供应，我必须克制食欲，吃个七分饱。放开肚皮吃的公共食堂对我来说，真是再好也没有了，真希望这种好日子不要到头。据彭德怀述志诗：“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全国不少地方大炼钢铁在秋收前。而据我的记忆，小蒸的大炼钢铁在秋收后。干部动员农民把家中一切废铁制品都上交出来炼钢铁。由于农民已经吃公共食堂，有些农民就主动把家里的大小铁镬子捐出来，但后来很发展到干部挨家挨户上门逼农民捐出铁镬子，真是砸锅卖铁。岳母那时脑子清醒、她把镬子藏了起来，但大多农民都随大流上交了。河浜里有一种像狗屎一样的黄泥块，这叫“狗屎铁”，据说能炼出生铁来。人们下河扒狗屎铁，放在小高炉里烧，烧几天几夜也不见铁水流出来。后来，不知怎么搞的，竟有只炉子出铁了。虽然只有二根手指那么大，却是了不得的事，连夜敲锣打鼓到县里报喜!据说县里的干部还给了嘉奖。后来竟有人提出实行军事化，男女社员分开，集体住宿，彻底打破传统家庭结构。但这时食堂开始无米下锅，不得不解散。社员回到家，既没有下锅的米，连锅也没有了，街上的铁锅也早已断了货。一个风调雨顺大丰收的年成，竟然闹成了家无存粮的恐慌之年。自此开始的三年大饥荒，几乎把人们逼到绝路上。苦难的人呀！该怎么去熬过漫长的三年呢？六、渡灾（二）1959年在刮风下雨，天寒地冻中降临。小麦、油菜，大豆等越冬农作物，苗没长高，根都被冰水、雨水泡烂了。等到应该是“麦苗青、菜花黄”的春天时节，茫茫田野中却还是荒芜一片，见不到多少绿色。大饥荒开始初露狰狞的目面。人们想尽办法苦渡饥荒。土豆、红薯、黄萝卜等，以前是不作主食的，这时成了最高档的代食品。大米是有钱也买不到的，而这些代食品还能买到，人们千方百计托朋友、走亲戚、赶上百里路到外地去弄来。田岸上的野菜，很快就被人连根挖去，甚至有些嫩树叶也有人光顾了。岳母家同样也陷入了灾难，但幸好他们有一位务实的生产队长。在刮浮夸风时，其他生产队都虚报产量，放卫星，可他是个老顽固，顶着压力报了个平产，因此58年少交了许多平调公粮。他这一手，使这个队59年的日子好过多了。同时，他又是生产好把式，凭他几十年经验，人家颗粒无收时，他们生产队多少总有些收成，每月多少会分到些口粮。岳母家比其他农家情况好得多。我未婚妻晓梅（她在读小学的时候，没有正式名字，小名“小妹”。进中学后嫌名字太土气，改成“晓梅”）在读初中，中学生有29斤粮食定量，她在学校食堂用餐，就不用吃家里的了。我当时定量也有29斤，拿回岳母家调剂着一块吃。我写信向姐姐讨粮票，每次都能寄些来，最多一次有二十多斤。学校里的女老师，食量小，有时也会给我一、二斤粮票。就这样多方凑合，虽然人饿得有气无力，但饥饥饱饱仍能勉强维持。人们苦熬了半年多、希望全放到秋收大熟上，那知这年夏天发大水，把秋田都淹了。人们拼命抗洪救灾，排水抢苗，但人还是斗不过天，秋收时又没收到多少粮食。60年，小熟又受灾，饥荒更严重了。连我们学校都接到政府通知，“停止文体活动，不上体育课”，其实体育课早停了，谁还有力气上操场呀！60年夏天又是洪水滚滚，大熟再次受灾。经过长期饥荒，人们饿得面黄肌瘦，浮肿病流行。到后来，连米糠、野草、树叶都成了你争我夺的稀有之物！就在这时，传来了苏联逼债的消息，政府号召人民咬紧牙关还债。这样在大饥荒的情况下，据说国家还得把大量紧缺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好像宁肯饿死，也要争那口气。但是国家争气，却苦了百姓，多少人就此活活饿死。虽然时处饥荒，只要有钱，市场上仍能买到高级食品，例如饼干、奶粉、罐头肉等，甚至还能买到鲜嫩的青菜，只是价格要比平时高十多倍。我实在熬不住时，也买过高价饼。在大饥荒中，我虽然也曾饿晕过，但与一般农民相比处境好得多。我毕竟有粮食定量供应，而且还可以搞些花样，比如求医生开证明去买二斤喂猪的糠皮。糠皮能做成糠菜粥，虽然吞下去后闹肚子，脸浮肿，很不舒服，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吃强得多。能开到证明，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羡慕的。直到61年后，洪涝灾情才稍有好转，田里也有了收成，饥荒才有所缓解。58年到61年，这不堪回首的三年，在中国习惯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我也一直这样认为。但近年有些学者研究表明，大饥荒三年，就全国范围而言，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甚至可以称得上风调雨顺。据我所知，小蒸地区确实有些灾害天气，但这样的灾害天气是否是史无前例，以至会发生大饥荒，我不太清楚。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应该有点道理。七、三妹因为后母偏心，我没得过家庭的温暖。小学毕业后，我靠助学金读完初师与中师，很少得到家中的资助。在我心中，家庭从来没有温暖的感觉，我也很少回家。但工作以后，父母要我寄钱补贴家用时，我还是接受了。我当时觉得，赚钱后不养父母，是逆子，是没有良心。我很佩服巴金《家》中的觉慧形象，作为长子，他处处维护父母，为弟妹挡灾避祸。我也算长子，所以每月拿到工资总要寄钱回家，家里有什么事，我也会尽心尽力去关顾。1958年，三妹高中毕业，没有找到工作，一直在家吃闲饭。到1959年春天，母亲希望我帮三妹找个工作。运动后我与领导关系很别扭，但为了三妹，我硬着头皮，低三下四去求校长。校长很爽气，给我面子，当场答应，安排三妹到较远的四合村完小去代课。四合村，离镇中心有四里路，中间还隔着条大江，需要摆渡。交通有些不便，但校舍条件好，有校工，酬金也略高些，每月28元。三妹去四合村代课后，每到星期天，必来小蒸我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