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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金会的监管失灵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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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公益基金会组织类型、收入构成及代理问题|2015年|第十一月|财会月刊（33期）|借鉴与参考|历年期刊|财会月刊
借鉴与参考
财会月刊（33期）
借鉴与参考
公益基金会组织类型、收入构成及代理问题
【作　　者】吴
洋，李宇立（副教授）【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乌鲁木齐 830012）【摘　　要】【摘要】 2011年以来各种公益丑闻和问责风暴将公益基金会推向风口浪尖，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从公益基金会的制度背景和代理理论出发，运用2011 ~ 2013年财务数据探究不同组织类型的公益基金会收入构成的情况，挖掘其背后的代理问题，以期为基金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关键词】 公益基金会；组织类型；收入构成；代理问题一、引言伴随着基金会在社会建设中作用的日益凸显，公众捐赠的热情高涨，现代慈善理念的发展加速，非公募基金会这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凭借其资金优势和自主性强的特点开始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形成了以非公募基金会为主的新的现代慈善基金会发展格局。我国公益基金会按照募捐对象的不同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可以直接面向公众募捐，非公募基金会则不直接向公众募捐，也就是说非公募基其他收入构成。那么，不同的基金会性质和范围其收入构成是否会有显著差异呢？这些差异背后凸显了什么问题呢？另外，2011年爆发一系列的公益丑闻，这些事件使得公众对公益基金会的信任度急剧下降。由于公益基金会和其他组织一样，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这不禁引发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公信力的下降，是否是代理冲突导致的？如果存在代理冲突，哪种类型的基金会存在更为严重的代理问题呢？本文运用2011 ~ 2013年的数据对我国公益基金会组织类型、收入构成及代理问题进行探究，以期通过实证方法找到不同类型组织其收入构成的情况，挖掘其背后的代理问题，为公益基金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一）制度背景1981年我国第一个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成立，开创了我国基金会制度的先河，随后，国务院于1988年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将基金会的法律性质界定为社会团体法人，也是第一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基金会的法律属性。1989年和1999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也适用于基金会，但是社团制度中的诸多制度并不适合于基金会。于是，在总结了过去16年的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国情，吸收和借鉴国外非营利组织管理立法的经验，2004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中对基金会的成立条件、组织机构、财产适用与管理、监督管理等进行了规范。我国政府对基金会的管理实行双轨制，即用行政级别的“大网”自上而下地套住非营利组织的同时，又在合法性上对非营利组织自下而上地加以严格的控制。无论是观念上、结构上、职能上，还是管理体制、治理结构与运营方式方面，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都严重地依赖政府，并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政府的附属性机构在发挥作用（刘晓佳，2003）。此外，它们之间的这种“近亲”关系，使得非营利组织可以获得大量的体制内资源，政府性特征表现得比较突出。事实上，所谓的政府采购非营利组织社会服务的行为虽然给组织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但也干涉了其内务，大大降低了组织的独立性（罗曼，2014）。而对于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经费主要来源于自筹。尽管这样，政府依然对这类非营利组织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在开展社会性、公益性活动时组织常常会受到政府意图的左右，导致这类组织自治能力低下（严若森，2010），以致其行为游离于捐赠者的期望值之外，这将会严重地削弱捐赠志愿者的积极性从而出现志愿失灵现象（曹现强、侯春飞，2004）。我国基金会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实施《条例》也显现出基金会在自主治理、资源获取、资源营运等不同方面的问题。（二）理论分析较营利组织而言，我国公益基金会存在着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即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委托人与监管者之间及受托人与监管者的代理关系。其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控制权分别属于委托人、受益人、受托人，这种“三权分离”的产权结构使资源的提供者、管理者、受益者甚至是监管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代理问题更加突出，也决定了公益基金会治理的基础比一般的公司治理更具复杂性（陈林、徐伟宣，2002）。所以当从委托代理范式的角度来考虑公益基金会时，公益基金会资源提供者（包括创始人、捐赠人、政府、社会公众）与基金会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基金会资源提供者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基金会管理层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代理问题需要得到重点关注和妥善解决。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无论何种组织结构，大多数因签约和执行契约的成本高昂而面临着代理问题，我国公益基金会同样存在此类代理问题。由于基金会的资源来源众多，特别是公募基金会，资源的提供者是社会公众，那么众多的资源提供者在对所提供的资源的监督方面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这就给予基金会管理层滥用资源的空间。正如营利组织那样，管理者是理性的经济人，因此有动机使其个人利益最大化。不同的委托人偏好不同，且与基金会管理层的目标存在差异，引发公益基金会存在不同于营利组织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但是，仅凭理论我们无法判断是公募还是非公募、全国性还是地方性基金会的代理问题更严重。三、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所用的基金会数据主要来自基金会中心网、基金会官方网站及中国基金会网，由手工收集完成。以“基金会中心网”数据中心披露的2011 ~ 2013年的数据为主，收集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的净资产、捐赠收入和公益支出三项Top100的基金会数据。同时为了减少因数据不全可能带来的研究偏差，将数据进行了补充处理，理论上每年有600个，3年共1 800个混合样本研究数据。为了避免重复观测，对不同采样方法获得的同一样本进行了合并处理。对于缺失值，在统计软件中取临近点均值进行替代。此外，在分析过程中对数据予以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影响、变量自身变异大小和数值大小的影响。经过以上处理，最终得到样本观察值为1 073个。数据分析运用SPSS20.0统计软件。（二）变量选择与度量在上述指标中，我们不仅从绝对数的角度考虑基金会资源获取的情况，还用相对数来考虑基金会获得资源的能力，如捐赠收入比、投资收入比、服务收入比、政府补，基金会的净资产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基金会初创时投入的资本，另一部分是在基金会运作过程中总收入扣除总支出后的剩余，从这两方面考虑，实际上基金会初创时的投入资本也是捐赠所得，所以基金会净资产代表了历史收入，故我们将净资产作为收入构成的一部分纳入考虑的范围。年度总收入作为当年收入的整体表现，反映了资源获取的总体能力，有必要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虑。在国外研究中，职工数量并不是其考虑的重点，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大多数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来自各个领域，受到宗教及其他社会环境的影响，工作人员有很强的服务社会的意识，这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不同，考虑到员工的数量代表了基金会的规模，代表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成功实现目标，为了消除职工数量对基金会收入的影响，将员工数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考虑范围。
四、实证分析（一）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表2为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均值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何种性质的组织，捐赠收入都是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净资产的均值为162 093 281.2，标准差为310 377 970.6，表明我国基金会发展不均衡。净资产的极小值为0，这是很反常的现象，说明有基金会将获得的收入全部投入到公益项目中去而不存在沉淀下来的净资产，这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需要特别关注。基金会服务收入比的均值为0.011 1，标准差为0.082 3，表明我国基金会无论是何种性质其服务收入总体上较均衡且比较少。基金会职工数量的均值为8.26，中位数为5，说明职工数量分布上较不均衡。职工数量的极小值为0，说明有基金会只有志愿者而没有全职工作人员，这样的基金会由谁管理？如何开展募捐活动及公益项目呢？在描述性统计中发现的不均衡在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全国性与地方性基金会之间是怎样分布的，需要进行回归分析。（二）相关性分析从表3的相关性统计结果来看，除了服务收入比，净资产与其他变量之间都显著相关，特别是净资产与年度总收入显著相关，说明年度总收入越多，基金会的净资产积累得就越多；职工数量越多，即规模越大，基金会的净资产越多。
按照《条例》的规定，公募基金会从事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而现在巨大的净资产揭示了其中的代理问题，总收入并没有按照要求用于公益项目支出，而是将其储备下来，沉淀为净资产。但是，这种情况究竟是更倾向于发生在公募基金会还是非公募、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还不能判定，需要更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从结果还可以看出，捐赠收入比越大，其投资收入比、服务收入比、政府补助收入比越小。服务收入比只与捐赠收入比显著相关，且为负相关，说明捐赠收入比越大，服务收入比越小。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来看，各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小。（三）两项Logistic回归因数据不满足正态分布，所以无法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为了考察不同性质和范围的基金会在收入构成方面是否具有显著差别，我们分别对样本基金会按照这两个类别进行了两项Logistic回归（见表4、表5）。. 表4是按照基金会性质的两项Logistic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表4中，净资产、捐赠收入比、政府补助收入比和职工数量均为显著，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1）净资产系数为负，说明公募基金会净资产小于非公募基金会净资产。基金会的净资产与营利组织的净资产是有区别的，在营利组织的研究中，净资产代表的是组织的规模，在基金会中，我们更倾向于将净资产理解为其历史收入的沉淀。这里，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公募基金会净资产小于非公募基金会净资产，恰恰反映出公募基金会的资源运营能力大于非公募基金会，前者将其筹得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公益项目中去，而后者将其筹得的资源运用到公益项目中的比较少，更倾向于将其储备下来，形成净资产。而这种沉淀下来的收入——净资产的规模越大，管理层越可能因为追逐私利而缺乏动力去开展公益项目，导致浪费慈善组织资源的行为发生，这种行为违背了资源委托者的意愿，资源提供者与管理层、管理层与受助者之间的代理问题由此产生。（2）捐赠收入比系数为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募基金会比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少。捐赠收入是基金会得以持续运行的最主要的资本来源，公募基金会有其天然的公募权优势并且相当一部分公募基金会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积累了良好的筹资能力和规模实力，在理论上公募基金会比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多，这一点也得到了国内学者陈丽红、张龙平等（2014）的佐证。公募基金会是面向公众进行募捐的，由于基金会的信息披露不完全、透明度低，导致资源提供者与管理层之间因为信息不对称存在代理问题，2011年的公益丑闻和问责风暴凸显出公募基金会发展的诸多问题，严重地打击了公众捐赠的热情，也引发公众对于公募基金会的质疑，更加剧了它们之间的代理问题，因此表4中已经显现出公募基金会比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低的现象。我们还可以从非公募基金会的角度考虑，由于非公募基金会主要依赖特定人群的大规模捐赠，因此，非公募基金会更愿意通过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来向特定人群传达其财务报告可靠性的信号或者通过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等手段有效地缓解资源提供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从而赢得捐赠者的认同。因此，非公募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更多。（3）无论是公募基金会还是非公募基金会，投资收入和服务收入都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基金会仍未从传统的单一筹资渠道中走出来，基金会投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低，保值增值的积极性不高，主要考虑两方面:一方面，保值增值对专业性的要求很高，但是，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非营利组织从业人员的薪酬不能超过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2倍，这拉大了基金会与投资行业的薪资水平差距，很难吸引到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公益丑闻加剧了公众对公益基金会公信力及保值增值行为的质疑。（4）政府补助收入系数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募基金会接受政府补助更多。这一点其实恰恰反映了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在政府补助收入上差异的合理性，公募基金会接受政府补助，而非公募基金会与政府并不存在所谓的“近亲”关系，因此不会获得政府补助。（5）职工数量系数为正，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募基金会拥有的职工数量比非公募基金会的多。一方面，基金会工资福利低是限制基金会人员增加的原因之一，《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因此，整个基金会行业普遍呈现人员工资福利低的现状。另一方面，公募基金会有更多、更大的公益项目去开展，自然需要的职工数量较多。而且参与的职工越多其实是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内部监督机制，促使项目更有效地开展、信息披露更充分，以此来缓解基金会管理层与资源提供者之间的代理冲突。2. 表5是按照基金会范围的两项Logistic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范围的基金会各种来源的收入比例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与全国性基金会相比，地方性基金会净资产更多，全国性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募捐，其资金来源之广不仅决定了它的年度总收入高于地方性的，更决定了它会受到各资源提供者的监督，对管理层的问责促使它们改善管理，提高资源营运能力，从而资源提供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得到缓解。而地方性基金会因为只在注册当地募集资金，资源提供者数量较少，因. 表4是按照基金会性质的两项Logistic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表4中，净资产、捐赠收入比、政府补助收入比和职工数量均为显著，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1）净资产系数为负，说明公募基金会净资产小于非公募基金会净资产。基金会的净资产与营利组织的净资产是有区别的，在营利组织的研究中，净资产代表的是组织的规模，在基金会中，我们更倾向于将净资产理解为其历史收入的沉淀。这里，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公募基金会净资产小于非公募基金会净资产，恰恰反映出公募基金会的资源运营能力大于非公募基金会，前者将其筹得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公益项目中去，而后者将其筹得的资源运用到公益项目中的比较少，更倾向于将其储备下来，形成净资产。而这种沉淀下来的收入——净资产的规模越大，管理层越可能因为追逐私利而缺乏动力去开展公益项目，导致浪费慈善组织资源的行为发生，这种行为违背了资源委托者的意愿，资源提供者与管理层、管理层与受助者之间的代理问题由此产生。（2）捐赠收入比系数为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募基金会比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少。捐赠收入是基金会得以持续运行的最主要的资本来源，公募基金会有其天然的公募权优势并且相当一部分公募基金会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积累了良好的筹资能力和规模实力，在理论上公募基金会比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多，这一点也得到了国内学者陈丽红、张龙平等（2014）的佐证。公募基金会是面向公众进行募捐的，由于基金会的信息披露不完全、透明度低，导致资源提供者与管理层之间因为信息不对称存在代理问题，2011年的公益丑闻和问责风暴凸显出公募基金会发展的诸多问题，严重地打击了公众捐赠的热情，也引发公众对于公募基金会的质疑，更加剧了它们之间的代理问题，因此表4中已经显现出公募基金会比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低的现象。我们还可以从非公募基金会的角度考虑，由于非公募基金会主要依赖特定人群的大规模捐赠，因此，非公募基金会更愿意通过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来向特定人群传达其财务报告可靠性的信号或者通过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等手段有效地缓解资源提供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从而赢得捐赠者的认同。因此，非公募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更多。（3）无论是公募基金会还是非公募基金会，投资收入和服务收入都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基金会仍未从传统的单一筹资渠道中走出来，基金会投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低，保值增值的积极性不高，主要考虑两方面:一方面，保值增值对专业性的要求很高，但是，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非营利组织从业人员的薪酬不能超过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2倍，这拉大了基金会与投资行业的薪资水平差距，很难吸引到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公益丑闻加剧了公众对公益基金会公信力及保值增值行为的质疑。（4）政府补助收入系数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募基金会接受政府补助更多。这一点其实恰恰反映了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在政府补助收入上差异的合理性，公募基金会接受政府补助，而非公募基金会与政府并不存在所谓的“近亲”关系，因此不会获得政府补助。（5）职工数量系数为正，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募基金会拥有的职工数量比非公募基金会的多。一方面，基金会工资福利低是限制基金会人员增加的原因之一，《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因此，整个基金会行业普遍呈现人员工资福利低的现状。另一方面，公募基金会有更多、更大的公益项目去开展，自然需要的职工数量较多。而且参与的职工越多其实是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内部监督机制，促使项目更有效地开展、信息披露更充分，以此来缓解基金会管理层与资源提供者之间的代理冲突。2. 表5是按照基金会范围的两项Logistic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范围的基金会各种来源的收入比例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与全国性基金会相比，地方性基金会净资产更多，全国性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募捐，其资金来源之广不仅决定了它的年度总收入高于地方性的，更决定了它会受到各资源提供者的监督，对管理层的问责促使它们改善管理，提高资源营运能力，从而资源提供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得到缓解。而地方性基金会因为只在注册当地募集资金，资源提供者数量较少，因在监督方面没有全国性的严格，信息透明度较低，代理问题较为严重，资源营运能力较低。所以，地方性基金会管理层的自利本性会使其更容易将筹集到的资源储备在基金会中以形成大量的净资产以用于更有利于自己的项目或者挪作他用，反映出地方性基金会在公益事业使命的履行方面存在不足。全国性基金会的职工数量多于地方性基金会，因为地方性基金会的职工大多数是来自于志愿者，而这种情况很难保证基金会项目的开展与监督。所以，地方性基金会有较为严重的代理问题。五、总结与建议我国公益基金会发展历史较短，经验不足，有很多方面都需要改善。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不同性质和范围的基金会其收入构成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同时也是某类基金会存在较为严重的代理问题的佐证。研究发现：我国公益基金会中普遍存在代理问题，尤其是资源提供者与基金会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但总体来看，非公募、地方性基金会中的更为严重。这些现象反映出我国公益基金会在制度、内部控制、监管等层面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1. 去行政化。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公益基金会是自上而下设立的，这类基金会在创立之初有很强的行政力量支持，也获得了相应的资源动员能力，例如：它们会给资源提供者一种积极导向从而获得较多的捐赠收入或是接受较多的政府补助，它们的特点是扎根在政府行政系统内，在决策、财务、人事、职能设定、组织目标等方面按照政府行政模式运作。去行政化就是破除基金会对政府的依附性，使其成为真正独立的社会主体，回归民间，获得发展活力，使所有的基金会都在同一背景下、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达到公平。2. 推进公益行业人才培养。基金会员工数量及专业人才的缺乏是目前基金会的状况。可以通过修改现行条例中关于人员工资福利支出的限制，不仅可以发挥基金会对就业率的促进作用，还有利于基金会吸纳人才，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员工，利用组织的文化让规章制度内化为组织成员的自觉自愿行动，对于提高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有效性及管理效率意义重大，从而建立公益组织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3. 扩宽筹资渠道。目前公益基金会主要依靠捐赠收入，这种单一的筹资渠道阻碍了基金会在资金上的自我良性循环。虽然近年来出台了一些关于基金会资金保值增值的政策法规，例如：2012年民政部印发的《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对基金会的保值增值行为做出相应的指导，但是没有关于资金保值增值的具体实施和监管细节。这样，基金会的保值增值就会成为一种谨慎的选择，这种限制或者钝化基金会的保值增值能力的行为不利于慈善行业的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应颁布基金会资金保值增值的具体实施及监管细节以保障其顺利实施，使得筹资多样化。4. 加强监督。首先，公益基金会应当建立和强化内部监督机制，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其次，捐赠者可以作为非常重要的监督者，最小化代理成本。政策法规应强制基金会加强信息披露，以使捐赠者及时清楚地了解所捐资金的运行情况，且避免过量捐款引发的代理问题。再次，公众监督会强化对财务报告的监控。其中，社会公众监督主要是舆论监督，而舆论监督主要是指大众传播媒介的监督。媒体的“曝光”能够影响到公众的态度和行为，对基金会形成巨大压力，迫使组织净化管理，维护公信力。最后，从代理理论的角度来看，降低代理成本的有效治理机制是外部独立审计，代理冲突程度越高，组织降低代理成本的动力也就越足，从而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也就越强，因此，可以通过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来实现有效监管，缓解代理问题。主要参考文献刘晓佳.中国非营利组织现状探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5）.罗曼.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的制度借鉴与启示［J］.时代金融，2014（2）.严若森.中国非营利组织的政府性异化及其适应性治理［J］.管理世界，2010（7）.曹现强，侯春飞.中国非营利组织成长机制分析——自主治理的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04（4）.陈林，徐伟宣.从企业法人治理到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3（4）.陈丽红，张龙平.慈善基金会特征、审计师选择与捐赠决策［J］.审计研究，2014（5）.田凯.西方非营利组织治理研究的主要理论述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6）.郭栋荣.非营利组织治理机制分析［J］.财会通讯，2010（23）.Core J.E.， Guay W.R.，Verdi R.S.. Agency Problems of Excess Endowment Holdings in Not-For-Profit Firm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3）.Benjamin L.M.. Account Space： How Accountability Requirements Shape Nonprofit　Practice［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2008（37）.Okten C.，Weisbrod B.A.. Determinants of Donations in Private Nonprofit Market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0（2）.【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项目编号：）；新疆财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非政府组织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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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意译，英文缩写NGO。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在各种越来越多地提及非政府组织（NGO）与（NPO），把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看作在公共管理领域作用日益重要的新兴组织形式。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草案规定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和开展一次性临时活动的申请登记许可程序，还明确了违法行为的。
非政府组织缩写
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多源的群体，在非政府组织基础上伴生着许多缩写词。它们包括：
INGO——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GO），例如CARE；
BINGO——面向商业的非政府组织（business-orieninternational NGO）；
RINGO——宗教非政府组织（religious international NGO），例如天主教救济服务；
ENGO——环保非政府组织（environmental NGO），如Global 2000；
GONGO——由政府运行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operated NGOs），它们由政府为了符合外缓要求而成立类似非政府组织组织；
QUANGO——半自治非政府组织（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如、，它们把自己定义为非政府组织，但它们是由147个国家政府标准机构构成的组织。
非政府组织发展历程
非政府组织成立
非政府组织一词最初是在日在美国签署的签订的第71款使用的。该条款授权“为同那些与该理事会所管理的事务有关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作出适当安排”。1952年经社理事会在其决议中把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组织”。在当时，这主要是指性的。
非政府组织发展
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里，非政府组织自身的活动以及它们同联合国的关系都处在较低的水平，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发展。一直到1968年，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的1296号决议中，规定了联合国同非政府组织关系的法律框架。该决议肯定了非政府组织的范畴，同时允许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以及联合国体系中的其他机构中获得咨询地位。自此以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被有意识地、越来越广泛地引入了联合国体系的运作。
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中，专门设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委员会，负责审核批准接纳非政府组织，并且认可它们在联合国的咨询地位和观察员身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有权要求在经社理事会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提交书面陈述。获得经社理事会中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有权以咨询者和观察者的身份出席经社理事会议并参加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并有权在会上作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它们还可以应经社理事会的请求提供各种形式的咨询。
联合国1296号决议规定，非政府组织如要在经社理事会中得到咨询地位，首先应致力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所关注的问题，如、、、、、、、、和，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宗旨与使命，不得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宗旨以及原则相抵触。它们应支持联合国的工作，传播有关联合国所遵行原则的知识。在经社理事会享有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必须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国际性，应具有代表其发言的权威。这个决议还规定，非政府组织如要在联合国注册，其组织成员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参与组织活动，应有民主决策机制，应具有责任机制的安排和决策过程的透明度。这些非政府组织必须向联合国提交其预算和资金来源的资料，资金来源应公开，任何来自政府的资助都必须向经社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报告。该决议还鼓励各国同性质的组织组成国际性联盟，以便能更好地在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发挥一种纽带传送作用。除经社理事会外，联合国的公共信息部也制定了一套与非政府组织保持关系的规定，允许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信息部享有咨询地位，侧重于发挥非政府组织在传播信息方面的作用。
1996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的1996/31号决议对联合国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咨询关系再次作了规定。1968年决议只承认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而1996年决议则进一步承认了在各国和各地区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允许各国和各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在经社理事会发表意见，而不必像以往那样必须通过在经社理事会里有咨询地位的去间接地表达自己的主张。该决议要求非政府组织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加强了经社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作用，并为非政府组织参加联合国组织的正式及会议准备阶段制定了规则。经社理事会在其1996年的297号决议中，决定提请联合国大会审议非政府组织全面参与联合国工作的问题。
非政府组织围绕着联合国体系的各次国际会议所建立起来的联系机制，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在联合国召开国际会议的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举行同样议题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论坛，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和影响联合国决策的一种重要方式。与联合国的国际会议平行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论坛，第一次是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期间召开的，以后成为惯例。如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大会，1994年的人口与发展会议，1995年的社会发展会议，1995年北京的，1996年的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等。
非政府组织调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体系内的各也在进行组织和职能方面的调整，努力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和合作机制。在联合国体系内，有2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致力于各类发展事业，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粮农组织、世界粮食署、、农业和发展、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另外还有一些较小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是各国政府，其活动受官方决策的支配。联合国体系内的这些组织，有的设有专门的部门处理与非政府组织有关的事务，如下设有非政府组织会议，世界银行设有非政府组织—银行委员会。还有一些与特定的非政府组织有着经常性的密切联系。如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与志愿机构国际委员会之间，在联合国人类居住中心与住区之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环境联盟中心之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通过各种方式同非政府组织合作，联合国志愿者署在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发展中国家积极支持非政府组织和的组织建设。
年间，非政府组织一词在国际活动的各领域里得到日益广泛的使用。
首先，非政府组织的本意只是指不是政府的组织，其实质意思在中文里面与之最相应的是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不仅是指联合国体系所认定和接纳的民间组织，还包括其他各种民间组织，特别是在国际场所活动以及有较多国际联系的民间组织。截至2010年，有2000多个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享有正式的咨询地位，有1500多个非政府组织同联合国的公共信息部建立了正式的工作联系。在2002年联合国在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上，有3500多个非政府组织获得了与会的资格。除此之外，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以及国际领域，还有数目众多的各种形式的非政府组织。单是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2010年就有约40000余个。但是，这些被纳入统计的非政府组织，一般都是具有合法地位的、有公开的组织章程以及透明的财务管理的民间组织。诸如非法的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地下的黑社会组织等都不属于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政党通常也不被看作是非政府组织。
其次，非政府组织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民意，但它们在方面有很多局限性。非政府组织是民间社会的组织，其公开宣称的使命和价值观，可以是公益性的，或者是服务于特定的人群。但在现实生活中，非政府组织能否真正代表民意，以及在多大程序上能成为民意的代表，是很不确定的。如果一个非政府组织是由其成员实行民主管理的，那么充其量，该组织只具有代表其组织成员的利益和愿望的授权。由于很多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健全的民主管理，个别领导人往往能对其起支配作用，况且政府、资本等各种力量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建立和维持的主要推动力，所以，尽管非政府组织的确可以反映某种来自民间的呼声，但对其是否反映某种真实的民意以及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反映民意，却是要作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和判断的。
非政府组织（NGO）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那块制度空间”。它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与其他非政治制度不断趋向分离过程中所衍生的社会自组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政府组织未来
对于广大来说，各种民间的或半官方性质的社团组织正在蓬勃发展。但由于这些国家特殊的发展路径，其社团组织在特征、功能等方面与的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
非政府组织定义和分类
非政府组织一词来自国外。据考证这一词汇最早出现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的一份重要文件里，
当时主要指那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立作用的非官方机构，如国际红十字会、救助儿童会等，后来成为一个官方用语被广泛使用，泛指那些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具有一定公共职能的社会组织。1995年，北京举办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因同期举行的“世界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而使非政府组织这一词汇在中国推广开来。
从字面上看，非政府组织一词指的是除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但由于约定俗成，这一概念中并不包括企业等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不包括家庭等亲缘性的社会组织，也不包括政党、教会等政治性、宗教性的社会组织。相对于企业、家庭、政党和教会等社会组织来说，非政府组织往往更具有公共性、民主性、开放性和社会价值导向。所以严格说来，非政府组织这一概念指的是除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公共组织。
联合国是最早使用非政府组织一词并赋予它积极的制度性含义和参与国际公共决策的特殊地位的机构。在联合国的官方网站上，对非政府组织给出了如下定义：非政府组织是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志愿性的公民组织。非政府组织面向任务，由兴趣相同的人们推动，它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和发挥人道主义的作用，向政府反映公民关心的问题，监督政策和鼓励在社区水平上的政治参与；它们提供分析和专门知识，充当早期预警机制，帮助监督和执行国际协议。有些非政府组织是围绕诸如人权、环境或健康等具体问题组织起来的，它们与联合国系统各办事处和机构的关系会因其目标、地点和任务不同而有所差异。
世界银行长期以来高度重视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设有“NGO与公民社会部”，多年来出版了大量有关NGO和公民社会的研究报告，如《世界银行的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1900年）、《共同工作—世界银行是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2000）等。世界银行对公民社会的定义如下：世界银行将公民社会定义为家庭、市场和国家之间的一个空间，其中包括各种非营利组织及旨在改善所代表的社会群体之生活状况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特殊利益团体。世界银行认为：民间思想库等政策研究机构、工会、媒体、非官方机构、草根组织、社区基层组织、宗教联合会，以及其他各种类型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力的组织，也都构成公民社会。
著名学者莱斯特·萨拉蒙认为：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是具有如下共同特征的社会组织：①组织性，即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②民间性，即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体系之外；③非营利性，即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分红；④自治性，即能够自主决策和自主活动；⑤志愿性，即组织的成员并非受某种外在强制，而是秉持志愿精神自愿组成，其活动经费也来自志愿捐赠。
上述三种定义是众多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定义中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它们实际上分别从功能、构成和属性三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和定义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的具有一定程度公共性质并承担一定公共职能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活跃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其、、千差万别，但一般都具有非政府性、、性或共益性、性四个方面的基本属性。具体来说：非政府性指的是这些社会组织独立于政府机关及其附属机构之外，不是由政府出资成立，不具有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不具备排他性的垄断权力；非营利性强调这些社会组织不是营利性的企业，它们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具有利润分红等营利机制，组织资产不得以任何形式为私人所占有；公益性或共益性强调这些社会组织在投入产出上更多地依赖社会和服务社会，它们往往以各种形式吸纳社会公益或共益资源，对等有更强的依赖性，提供的是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形式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并形成一定的公共空间；志愿性强调这些组织的参与者和支持者通常不存在外在的强制关系，而更多基于自愿、自主的奉献精神和不求回报索取的博爱精神，各种形式的志愿者成为其重要的。
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分类
可以通过多种标准来分类非政府组织，下面是世界银行采用的分类方法：
①运作型非政府组织
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设计和实现与发展相关的项目。一种常用的分类是把它分为“面向救助”和“面向发展”的组织。如果按它们的服务重点又可以分为服务传送型和服务参与型。还可以根据它们是否带宗教性质和长期性来分类，也可以按照它们更多地面向公众或私人来分类。运作型非政府组织可以是基于团体的、国家的或者国际的。
②倡导型非政府组织
它们的主要目的是捍卫和促进某一目标。与运作型计划管理形成对比，这些组织典型是尝试通过游说、宣传品和积极进取的活动唤醒人们的意识，让人们了解更多进而接受他们。
非政府组织主要特点
和安海尔在综合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五个特征：组织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政治学者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第六个特征，即公益性。其中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是区分非政府组织与利益集团的最重要区别。
与追求专属于本集团的、其利益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利益集团不同的是，非政府组织从事的是社会公益事业，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其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泛，包括、、、、等领域。
说非政府组织具有民间性和自治性，只是意味着这种组织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它们不属于政府建制的一部分，也不直接受制于，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或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事实上，同利益集团一样，非政府组织也时常介入政治，力图影响政府有关政策，只不过它们通过政治参与传达给政府的政策意愿的性质具有某种公益性罢了。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的非营利性特征，其活动的资金来源若仅仅依靠志愿者的主动捐助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些组织本身的资金动员能力相当有限，而政府在动员资金方面的特殊优势使得它称为各种非政府组织财力上的主要依靠对象。
非政府组织为了动员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对其所从事的公益事业的财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公职人员的决策意向和，包括媒体宣传、组织、、游行、等等。其中有些非政府组织和利益集团一样也进行院外游说活动，但他们在院外活动的影响力与那些以为后盾的利益集团，因而非政府组织常常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影响社会舆论来向政府施压，从而获得政府的财力上或政策上的支持。
非政府组织特征
1）.非政府性
非政府组织作为非营利性部门，它不是政府部门或其附属机构，而是非政府性的组织。非政府组织的这一特性，使得它能够独立于政府之外自主为社会服务，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提供与公共服务，同政府平行存在与市场进行公开、公平、平等的竞争。从而克服因政府垄断经营和管理公共产品的体制所带来的公共产品的高成本现象，这也是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理由之一。非政府组织的非政府属性，使它的发展还能进一步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为建立社会民主与法制提供动力因素。
2）.组织性
非政府组织活动是一种团体性的活动，它不是分散的个人行为。因此，非政府组织消除了个人行为的单打独斗的缺陷，为其组织的发展和为社会公众作一些有益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同时，非政府组织的组织性，为规范非政府组织的行为提供了客观依据。因为是组织性的活动，其活动目标与活动范围都是引人注目的，这就客观上形成了社会、法律对非政府组织的有效监督。
3）.公益性
非政府组织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活动的公益性。这种公益性不仅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是一个补充，而且，它们能够为社会尽最大的可能提供一些社会所有公众都可以使用的公共产品。
4）.自治性
非政府组织还是一个自治性组织，它的行为是在法律和公共制度约束规范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其自治性程度非常高。由于它们所做的公益事业是在志愿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它们不像其他的社会私人组织和那样具有很大的被动性，这种自主、自愿、自律的主观意愿使非政府组织自身有了很高的自治性。
5）.非政治性
非政府组织不参与政治活动，它属于一种中介性组织。因此，非政治性是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基本特点。非政府组织的非政治性，使得它们有了非常宽松的环境创造性地为社会提供公益活动和公共产品。
6）.非宗教性
非政府组织既是非政治性的，同时也是非宗教性的。它与那些宗教活动不同，宗教活动是一种信仰，但不一定为社会来志愿提供有益的公共产品，而非政府组织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却专门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非政府组织作用与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日益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它们在联合国体系内外的作用和影响不断增大，在各个领域里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承认。
1997年9月初，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第52届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列举和阐述了影响当前全球发展的八大因素，其中的第五大因素即是：跨国性的民间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其之前的四大因素依次是：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生态环境的保护。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
（一）从事咨询和信息活动。联合国吸收非政府组织参与其活动并建立起制度性的联系机制时，首先考虑的是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咨询和信息处理方面的作用。像经社理事会和公共信息部对非政府组织参与所作的安排，也是着眼于既能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咨询与信息处理的作用，又能限制它们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在联合国的会议场所、特别是会议的准备过程中，各国政府可以从非政府组织那里，得到有关特定专业领域的、技术的、法律的以及政治等方面的专门知识。
（二）对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非政府组织可以对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条约、承诺、计划和项目的落实进行监督，还可以通过促进各政府间国际机构所通过的决议和条约的实施，促使各国政府遵守其在国际上所作承诺，积极地行使监督职能。
（三）参与执行国际组织的项目，协助政府间国际组织提供特定的产品与服务。近十多年来，联合国各机构一直在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各发展项目的实施。联合国体系通过分包合同等方式，将操作性的责任转移到非政府组织身上，非政府组织通过缔结协议和签订合同的方式承担提供特定产品和服务的工作。
（四）影响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策过程。二战以后至今，在全球发展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直是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体系内的各组织。以往，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体系中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决议和条约的实施。而近十多年来，非政府组织不再仅满足于在联合国体系中提供信息和服务，而是试图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它们积极争取参与决策的制定，对国际决策过程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联合国体系在确立议程、制定政策、以及执行政策等方面越来越多地吸收非政府组织参与。
（五）在不同的利益冲突角色之间促成协调和妥协。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当事各国政府往往由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而争执不下，互不相让，有时甚至兵戎相见。在这样的场合，非政府组织可以利用其民间的身份，在当事国政府之间进行斡旋，缓和紧张气氛，促进相互沟通与理解，打破僵局，推动问题的解决。
总起来说，联合国体系与非政府组织两方面相互吸引、相互支持，已形成了较密切的合作关系。从联合国方面看，它试图通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去实现其在各个领域里的目标。非政府组织则通过联合国体系争取有较多的发言权，力求对国际上的重大决策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时谋求从联合国体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资助。但是，总起来看，非政府组织仍处于现存国际体制的边缘，对重大决策的影响是有限的。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政府仍将是全球治理体制的主要角色。尽管如此，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打破了长期以来一直由政府独占国际治理领域的局面。为了使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能够朝着健康的方向演变，有必要重视对非政府组织及其在全球治理体制中所引发的各种关系的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从事多项管理与发展的非政府组织相当活跃，据估计，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在非政府组织服务的人数约有1亿人，其中6000万在亚洲， 2500万在拉丁美洲， 1200万在非洲。而1993年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文发展报告》中估计， 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非政府机构服务的对象已达到2. 5亿人。
非政府组织管理
NGO主要有两种管理模式：分散式管理（diversity management）和参与式管理（participatory management）。分散式管理处理一个组织内的不同文化。跨文化问题在北方NGO从事南方发展活动时普遍存在。来自发达国家的人员在贫困国家中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处事方式。参与式管理在NGO是很典型的。它与学习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有组织的成员都被视为知识和技术的源泉。为了发展组织，个人必须学习并向决策制定过程作出贡献。
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类型
（一）国外非政府组织的分类
1）、美国的分类
在美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类型划分中，以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非营利机构比较研究中心的划分较有代表性。该研究中心遵循着以下原则设计了一个分类体系：一是尽量与各国非政府组织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二是尽量靠近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ISIC）。该分类体系把非政府组织划分为12个大类、24个小类，包括：（1）文化与休闲：文化与艺术；休闲；服务性俱乐部。（2）教育与科学研究：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其他教育；研究。（3）卫生：医院与康复；诊断；精神卫生与危机防范；其他保健服务。（4）社会服务：社会服务；紧急情况救助；。（5）环境：环境保护；动物保护。（6）发展与住房：经济、社会、；住房；就业与。（7）法律、推进与政治：民权与推进组织；治安与法律服务；政治组织。（8）慈善中介与志愿行为鼓动。（9）国际性活动。（10）宗教活动和组织。（11）商会、专业协会、工会。（12）其他。
2）、日本的分类
日本对非政府组织的分类有着自己的特色。首先，如同美国对三大部门的划分一样，日本也将所有的社会组织划分为三大类别：公共组织；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对于非营利组织，又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类型划分。按组织目的，将分为三类：①社会性非营利组织。包括协会、合作社型组织；福利型组织；教育、研究、文化组织；②居民志趣一致的非营利组织。包括住民型组织（街道委员会、老人俱乐部等）；志趣一致型组织（同窗会、文化沙龙等）。③产业后援性非营利组织。包括经济团体型组织；产业后援外围团体型组织；官民混合产业组织。
（二）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分类
1）、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类社会组织，是一种有别于党政群机关及企业，受国家管理，具备资格，多以服务的方式进行专业性生产劳动，创造出精神和物质产品服务于社会，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谋求合法的经济效益，所需经费靠财政全额拨款或差额拨款或自行解决的实体单位。
2）、社区管理型组织
社区管理型组织是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和的转变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非政府组织。社区管理型组织坚持社会化的原则，在职能上承担了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职能；在性质上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福利性和保障性的特征.
3）、社会团体
社会团体是指人们为着一定的目的，通过结社成立的各种社会组织的总称。社会团体是社会进步尤其是社会生活民主化的产物，在社会系统中的诸多社团组织中，因阶级属性、阶层利益、行为倾向、社会职能、成员成分以及职业分工和年龄构成等方面的差别，决定了社团类型的多样性。从其履行社会职能的角度，可将我国目前的社会团体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①政治性团体。②经济性团体。③文化性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由民间主办的、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推进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机构。这种机构由于是由民间主办的，少有或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它们在开展活动时必需向服务对象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其收入余额不能在组织成员与理事会之间进行分配，这种有偿服务与企业所追求的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非政府组织中国非政府组织简况
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及其作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整个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化。特别是在一些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尖锐的领域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尤为活跃和集中，它们往往发挥着政府和企业所没有或难以充分发挥的作用，推动了社会进步。
（一）环境保护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活动
在中国的环境保护领域里，活跃着一大批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绿色家园志愿者、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中华环保基金会、北京环保基金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环保产业学会、北京环保产业协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大学生绿色营和绿色大学生论坛、清华大学绿色协会、北京大学绿色生命协会、北京林业大学山诺会、上海市青少年环境爱好者协会、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等等。
由这些组织开展的环境保护活动，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政府和企业所难以提供的许多，推动了中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1）. 环境意识的普及、教育、宣传活动。许多非政府组织都在积极地开展这方面的活动，其内容包括开展各种形式的环保倡议活动和实践活动，举办包括电视讲座在内的各种讲座、培训、演讲等环境意识教育活动，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会、经验交流会、座谈会等。
2）. 推动和促进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活动。在全国的许多城市，特别是北京，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作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的一个重要机制正在得到积极的培育。北京市环保局宣教中心在这方面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他们早在1997年就开始着手研究并积极推动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
3）. 对环境保护的资助活动。主要由一批热心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国际或海外的NGO和资助机构，以及中国有关环境保护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参与这方面的活动，包括为有关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活动提供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的资助或援助。
4）. 有关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项目活动。很多非政府组织都在开展各种形式的项目，包括野生动物等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生态的维持和保护，植树绿化，水质净化，大气污染的控制和处理，沙漠化防治，黄河上游问题的治理，社区环境保护，垃圾分类，资源再利用等等。
5）. 有关环境保护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其普及活动。主要是由一批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学会、研究会等非政府组织在开展这方面的活动。它们集中了一大批国内相关学术领域的权威和精英，通过开展相关学科和技术的研究及其开发、应用，积极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6）. 有关环境保护产品的生产和推广以及业界联合等活动。主要是由一批活跃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商会、行业组织等经济团体开展这方面的活动，包括促进环保产品的研制、生产、流通、消费等活动。
7）. 有关对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援助活动。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发展，污染受害者开始作为一个特殊的受到社会的关注。有关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开展法律咨询等活动对污染受害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
8）. 环境保护的国际交流活动。绝大多数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都在以各种形式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一方面积极争取从国际社会获得有关的信息、资金、设备、技术等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召开或参加有关国际会议或座谈会、派出人员参与有关培训、接待来访和互访等活动，加强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
（二） 扶贫开发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活动
和环境保护领域一样，在中国的扶贫开发领域里，也活跃着一批非政府组织。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中国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促进会、、、、、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爱德基金会、香港乐施会、救助儿童会、四川农村发展组织等等。
由这些非政府组织所开展的活动，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扶贫。其中包括生存扶贫、技术扶贫、教育扶贫、救助贫困母亲、合作扶贫、文化扶贫、实物扶贫等。通过提供这类公共物品，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广大内陆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作用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
1）. 通过直接提供包括资金、物资等，以强制投入的方式打破贫困所固有的恶性循环，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
2）. 通过开展项目，特别是伴随项目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培训，将大量有用的信息和传授给受益人，使他们通过参加学习和直接应用，努力掌握这些技术技能，从手段和方式上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
3）. 通过开展项目，特别是包括小额信贷等扶贫项目，在投入资源的同时，启动受益人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并引导当地建立起有约束功能的信用链及其关系制度，主要从和生产制度上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
4）. 在长期开展项目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逐步积累经验和知识、技能，成为各个扶贫领域的专家，他们比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更熟悉业务，同时也更深入基层，能够更直接和有效地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贫困层的不同问题开展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扶贫活动。
5）. 协助并监督各级政府贯彻执行有关扶贫开发的方针政策，一方面作为政府实施扶贫工程的具体执行人，发挥其专业性和深入基层的优势，更好地落实扶贫政策；另一方面作为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中介，协调有关政策并监督其实施，确保扶贫政策的落实。
6）. 作为企业和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救助、支援的中介机构和专业机构，一方面更多地动员社会资金用于消除贫困的活动，特别是动员企业开展社会慈善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实际操作各种项目确保各项慈善款项和慈善资金能够落实到消除贫困的各项活动中去，并切实起到扶贫开发的作用。
7）. 作为国际社会各种力量救助、支援中国贫困地区的中介机构和当地“草根”组织，一方面积极吸收更多的国际社会和海外资源用于中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另一方面协助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海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各种扶贫开发项目，同时也作为国际社会救助中国贫困地区的中介组织发挥作用，或落实有关项目。
8）. 通过在扶贫开发领域开展的活动，一方面不断进行自身的能力建设，提高适应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和专业水平，另一方面逐步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及其力量，促进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形成和发展。
从国际的角度看，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应积极介入国际领域里的非政府组织活动。我们已经看到，非政府组织现已成为体制中的一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新兴角色，在联合国体系各机构的活动中，非政府组织已经有了正式的法定地位，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和影响一些重大的国际决策。在其他许多国际活动中，非政府组织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除了政府与企业之外，非政府组织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代表。一般来说，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健全，实力雄厚，规模大，活动能力强。非政府组织全球体系中的决策过程、权力安排、资金和信息的流向、参与国际活动的机会等，目前基本上都是由发达国家非政府的。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国家，势必应考虑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参与问题。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活动，为中华民族的意愿表现和利益实现可能也提供了一个具有潜在重大影响力的场所。
非政府组织著名组织
能源基金会
荷兰的非政府组织Oikos
NPP新公益伙伴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MWPCCB）
北京中心（BECon）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
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陕西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
西安志愿者协会环保服务队
北京震旦纪公益信息技术中心
道德茶叶合作联盟
艾伯特基金会
广东省人力资源管理协会
中国大陆区分会
国际商业领袖论坛（IBLF）
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
劳工教育及服务网络
美国（TNC）
美国家庭健康国际（FHI）
美国商会（中国）
8090后心智模式研究院
欧洲协会（CSR Europe）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推进协会
抗艾滋病联合会（GBC）
仁人家园国际组织
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商务社会责任协会（BSR）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
世界宣明会
碳信息披露项目
维泰国际机构
未来500强（中国）
香港地球之友
亚洲基金会
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ASrIA）
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AMRC）
云南省互满爱人与人组织合作项目办公室
中法可持续发展中心
中国为公会（JLC）
社会责任建设推广委员会（RSCA）
中国国际矿业企业工作组
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CBCSD）
（中企研）
中国企业公民委员会
生产力布局与地区经济发展专业委员会（CPDC）
投资性公司工作委员会（ECFIC）
法律人俱乐部
非政府组织立法
日，新华社报道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草案规定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和开展一次性临时活动的申请登记许可程序，还明确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凤凰网[引用日期]
．凤凰网．[引用日期]
在1945年6月签署的联合国宪章的第71条中有如下的记述:联合国授权经社理事会“为那些与该理事会所管理的事务有关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作出适当安排”。
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对于非政府组织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里程碑作用,期间媒体大量报道并使用“非政府组织”一词,开始出版相应书籍,出现了一批自称为“NGO”的草根组织,官方文件中也陆续出现“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等用语。1998年民政部正式成立“民间组织管理局”,开始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统一管理。
这里的“公共组织”是相对于非公共组织而言的。关于公共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民主性和社会价值导向,参见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扶松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X()3,第3版,第221一222页。本文作者在多篇文章中也将非政府组织解释为“非政府公共部门”。参见王名(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上),《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5期;王名:《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下),《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6期;王名:《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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