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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脱贫，如何实现不落一人？（打好扶贫攻坚战）——来自湖北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的调查本报记者　赵永平　冯华　程远州《 人民日报 》（ 日 & 04 版）　　脱贫攻坚，湖北自我加压。到2019年，192万户、590万人全部脱贫，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家庭和个人。“精准扶贫、不落一人”，注定是艰巨的任务。　　巍巍大别山，峰峦叠嶂。车行大山深处，越走路越险，崎岖难行。这里山多地少，基础设施差，贫困程度深。大山里的贫困，正是湖北扶贫的一个缩影。　　半个多世纪前，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打响了解放战争的关键战役。如今，精准脱贫、决战贫困，这里又打响了决胜全面小康的攻坚战。　　路径怎么走？　　从瞄准区域到瞄准个体，一户一本脱贫账，分类施策拔穷根　　站在罗田县扶贫作战地图前，一个个贫困村被涂上暗红色，12.1万贫困人口分布在哪儿，赫然在目。　　何为“精准扶贫”？“不只是瞄准区域，更要瞄准个体，找准一家一户的脱贫路径。”县扶贫攻坚指挥部副指挥长胡朝晖说。　　106个扶贫工作队进村入户，察民情，探实情，一户一本精细台账，一个脱贫计划，贫困户的情况具体起来：　　潘家湾，一个典型的高山贫困村，贫困户72户，占到39%。村民王胜家，缺技术、缺资金。“满山是板栗，技术在隔壁”，他家里的栗树田，空苞率高，亩产不过百斤。　　老支书潘文龙，几年前儿子意外离世，儿媳改嫁，剩下他和老伴抚养上学的孙子、孙女，家庭一下陷入困境。　　罗田县扶贫办主任方锡康说，现在的贫困人口发展能力弱，靠普惠政策往往受益小，需要吃特惠政策“偏饭”；靠过去一招管用的办法难以奏效，需要分类扶持。　　因户施策，对症下药。罗田扶贫从“千篇一律”转向“量身定做”，为12.1万贫困人口分类制定脱贫路径：　　——产业扶贫“换穷业”。对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实施扶贫到户能力工程，通过政策资金扶持，发展产业脱贫。这部分贫困户占到60%—70%。　　——易地搬迁“挪穷窝”。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通过生态搬迁脱贫。　　——政策兜底“脱穷境”。对无业可扶、失能弱能的3万贫困人口，实施政策帮扶。　　找准穷因，扶贫项目更精准。林家坳村江仙香说，同样是扶贫羊，过去“跟风”养小尾寒羊，不服南方水土，天热都病死了；现在的本土山羊，得病少，长得快，价钱还不错。　　不只在罗田，大别山片区正积极探索精准脱贫新路径。　　方式怎么转？　　创新扶贫模式，更注重效益到户，让贫困户粘在产业链上　　转变扶贫方式并非易事。一些地方面临两难问题：把钱直接发给农民，小打小闹，难见效；如果扶持龙头企业，产业旺了，老板富了，却难带动贫困户。　　扶贫项目能不能精准到户？关键是模式创新。在罗田，黑山羊养殖创出一个精准扶贫新模式。　　“一斤黑山羊肉能卖50多元！”河铺镇槐树店村刘国池，早就眼馋这个产业，可贫困户养羊，钱从哪来，碰上疫情怎么办？　　变“资金到户”为“效益到户”，新模式应运而生：政策、银行提供贴息贷款，由企业为贫困户提供山羊，并全程技术保障，保险兜住网底，“政府+金融+保险+公司+农户”五位一体，实现多赢，贫困户紧紧粘在产业链上。　　“农民担心的问题，政府全想到了。”刘国池感叹，签了订单，市场不愁；每年两季防疫、6次驱虫，技术员定期上门；一旦发生疫情，保险公司保本，一只羊赔2500元。“保守算，10只母羊3年能产30只，年收入3万多元。”　　企业同样划算。湖北名羊公司领头人刘锦绣说，资金直接到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题；产业迅速发展，带动乡亲贫困户。　　模式不断完善，黑山羊成为罗田精准扶贫的主导产业。今后3年，扶持1万户贫困户养殖黑山羊，实现人均收入1万元。　　找准模式，也要选准产业。英山县政府联手润禾农业公司，政府主导、银行贷款、保险签约，茶乡鸡落户山区。“这个项目好在门槛低、风险小，依山养茶，依茶养鸡，贫困户毫不费力。”莲花尖村村支书柯城说。贫困户收益多大？公司董事长姜新虎算了笔账：一户养300只鸡，一年纯收入1万元。还有股权效益，贫困户每年可申购公司1000股，形成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　　大别山腹地孝昌县，探索另一种模式。产业扶贫基金的80%投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带农民脱贫。　　想点子、找路子，有的地方探索农村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有的地方鼓励贫困户“量化到户、股份合作”，抱团入股合作社。一个目的，就是让扶贫资源精准落到贫困户身上。　　钱从哪儿来？　　创新机制，资金整合，精准扶贫不撒胡椒面　　2012年湖北将专项扶贫项目审批权下放到县。今年8月，出台贫困县扶贫资金整合政策，明确项目资金应统尽统。　　“这政策给了基层定心丸，扶贫不再撒胡椒面。”孝昌县扶贫办主任国华桥说。今年王林村实施整村推进，整合了财政、扶贫、交通等11个部门资金，共1242万元。统一规划，效益最大化。走进王林村，清澈的池塘倒映着蓝天白云，岸边依势建了观景凉亭，一排排民居错落有致。这是贫困村吗？“连我们也想不到，五指攥成拳，穷村一年大变样。”孝昌县王林村村支书沈赫华说。　　在罗田，以政府专项投入为主体，3年时间，每年整合资金3亿元，集中用于精准扶贫。在英山，80%的扶贫资金用于精准扶持到村、到户。　　有了钱怎么用在“刀刃上”？　　湖北省扶贫办主任杨朝中说，湖北提出“产业第一、能力至上”，安排到县的财政扶贫资金，80%扶持优势特色产业，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如何防止“跑冒滴漏”“扶强不扶弱”？湖北的做法是，联合立项、联合审批、联合验收，资金直达施工方；组织第三方对实施项目、拨付资金进行绩效考核，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检查，把专项资金精准使用在扶贫上。　　英山县百丈河村，曾是“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贫困山村。整合资金，提高效益，解决了通电、通路等“卡脖子”问题，成为脱贫的“药引子”。村支书王金初说起规划：村里改建200亩有机茶园，让百丈河茶叶有自己的品牌；建一个万头规模的养猪场，年收入可增加200万元……如今的百丈河，门前绕绿水，家家新楼房，一派新农村图景。　　责任咋落实？　　挂图作战，签军令状，不脱贫不收队　　湖北贫困县考核不再唯GDP，减贫人口数量成主要指标。　　在罗田，县里专门成立精准扶贫总指挥部，扶贫作战地图上，标明了帮扶措施、脱贫年限、责任人等准确信息。县、乡、村层层签订“竞进脱贫、决战决胜”军令状，106名优秀干部分赴贫困村任第一书记，一村一个工作队、一户一个责任人，精准入户结对帮扶，确保“精准扶贫，不落一人”。　　夏家铺村陈禾平想不到，7月30日，罗田县委书记汪柏坤，在老陈的贷款申请表上签下姓名，给他担保贷款。汪柏坤说：“如果农民贷不到款，脱贫就会推迟。县里号召万名干部为上万个贫困户担保贷款，帮助他们早一天脱贫致富。”　　“扶贫绝不是‘嘴上功夫’，挂图作战，这是公开的承诺，要下真功夫。”罗田三里畈镇党委书记陈建坦言，脱贫攻坚，镇干部“结穷亲、帮穷户、拔穷根”，确保帮扶到户。镇里拿出50万元资金，竞争性奖励扶持种草养羊和易地搬迁贫困户，对25平方米以上的新建羊舍，除县里补贴外，镇里再补5000元。　　工作队进村，脱贫路子宽了。孝昌县笔架村基础薄弱，扶贫工作队协调相关部门改造村道、改造危房；没有产业，工作队带村民走出去，学习天麻种植技术，把专家请进来，传授经验。说起前景，支部书记刘柏成信心满满：“工作队来了后，村里成立茶叶、白木耳农民合作社，今后计划多种茶叶，再依托合作社，发展菌菇养殖。”　　在英山县，每个乡镇绘制一幅精准扶贫作战图，每个贫困户要有一个档案盒，将贫困户入户调查表、帮扶脱贫计划、干部帮扶情况、脱贫评估表等资料建档立卷。驻村帮扶工作队和第一书记一定三年不变，坚决“不脱贫不脱钩、不脱贫不撤队”。　　精准脱贫，千帆竞发。绿色大别山正迈向富裕大别山。你简单，世界对你就简单（人民论坛）顾伯冲《 人民日报 》（ 日 & 04 版）　　1990年，曼德拉在离开服刑27年之久的大狱时，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我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早已把仇恨和愤怒留在了身后，否则，我将会把自己一直关在监狱里面。出狱后他致力于民族调解与协商，2004年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他的传奇经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要以简单的心态对待复杂的世界，你简单世界终究就会对你简单。　　大千世界，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哲学话题，取决于以什么态度观照这个世界。人为什么往往穷的时候简单，富了不简单？古时流传下来的《三字经》，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极简单的，至于后来的不简单，很多时候是因为在处理权力博弈、利益分配等问题时，走上了曲折的歧路。　　生活中的简单与不简单，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相对的，简单累积到一定程度就趋于复杂，复杂沉淀到一定程度就变成“简单”，从不简单到简单就是简单化的过程，简单化之后留下的才是事物的本真。大道至简，任何复杂问题背后，都有它存在发展的规律，都有决定它、支配它的主要矛盾。许多世界级的管理大师用一生的经验论证的答案，往往不过是一些极简单的结论。现在有些人背负着功名利禄的重压，生活被设立在无数的标准之中，不再关注内心的感受。一旦放下功名利禄的重压，砸破密不透风的心灵枷锁，不一样的风景其实就在眼前。　　一口古井，虽然幽深但若不失澄澈，就可以一眼望到井底。人也一样。有时候，一个人可以一眼望到底，并不是因为他太过简单、不够深刻，而是因为他太过纯净。至纯的灵魂，原本就是一种撼人心魄的深刻。这样的简单，让人敬仰。有的人看起来很复杂，很有深度，其实，这种深度是城府的深度，而不是灵魂的深度。这种复杂，是险恶品性的交错，而不是曼妙智慧的叠加。与其把自己装进复杂的套子里，何如心思敞亮地和世界对话？　　知足者常乐，宽容者愉悦，做一个简单的人，就当洁身、正性、清心、明志。简单的生活不但可以放松心境，还能增加精神层面的积淀。难怪孔子在与弟子们漫谈人生理想时，会非常赞赏曾皙所说的“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人生幸福莫过于崇尚简单并身体力行。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简单，就是要在纷繁的世相中找到那单纯、平凡、简洁的成分，而不是戴上有色眼镜把社会看成一片污浊。如此，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快乐。　　儿时，幸福是一件实物；长大之后，幸福是一种状态。然后有一天，我们才发现，幸福既不是实物，也不是状态，幸福是一种领悟。发现生活中的简单，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清醒、一种成熟。以“机器人革命”撬动创新发展（人民时评）李拯《 人民日报 》（ 日 & 05 版）　　把机器人产业列入重点战略，就是要以“机器人革命”撬动创新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结构优化、动力转换　　　　这是一次科技创新的“魔幻之旅”，这是一场现在与未来的激情对话。　　“美女机器人”不无害羞地嗔怪“女人的年龄可是秘密”，“售货机器人”如数家珍地向顾客推销商品，“运动机器人”齐心协力地踢完足球比赛……美呆了、酷毙了、萌翻了，刚刚在北京落幕的世界机器人大会，通过这些具体可感的灵动画面，展示出机器人产业的巨大魅力，也向全世界捧出一场尖端的科技盛宴。　　其实，机器人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刚刚结束的“双11”，一款扫地机器人进入网上家电销售前10名，销售额甚至超过了小米手机和创维电视。当工业机器人引领“智能制造”的潮流，更多服务机器人带来了生活便利，与会专家这样形容机器人的影响：“它一边‘高大上’引领社会趋势，一边‘接地气’改变你我生活”。无论期许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还是预测有“数万亿美元的产值”，归根结底还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判断，“以机器人科技为代表的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为现时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　　机器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体现着卓越的创新精神，这与中国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一马当先的就是“创新发展”，目的就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这样一个对比引人深思：纽约一平方公里一年创造16亿美元，新加坡一平方公里一年创造4亿—5亿美元，而中国多数大中城市这一数字还不到1亿人民币。“经济产能密度”的巨大差距，反映出创新能力不足的深层原因。　　《中国制造2025》把机器人产业列入重点战略，就是要以“机器人革命”撬动创新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结构优化、动力转换。这既有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有世界形势的外在压力。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而以机器人产业为标志的“智能制造”，极有可能是下一轮科技革命的“奇点”。与会专家认识到，从美国的再工业化到德国的工业4.0，从日本的机器人新战略到欧盟的“火花”计划，发达国家纷纷将发展重点瞄向机器人。可以说，谁能占据机器人产业的制高点，谁就能赢得创新的主动权。矢志于创新发展的中国，无论如何不能错过“第三次工业革命”。　　然而，创新能力不强，仍是中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仍以机器人为例，中国是机器人全球最大市场，但是核心技术仍然付之阙如；中国是应用机器人最多的国家，但是机器人拥有密度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创新起点不高、基础不牢，这是中国创新发展的“初始约束条件”，但换个角度看，差距本身也意味着潜能，后发赶超也有独特优势。中国的巨大市场，是孕育技术创新的重要“母体”，日本专家在大会上就指出，行业创新“正在向中国转移”。　　关于创新，《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这样论述到，“经济革命并不会凭空而来。新通信手段和能源的采用通常是政府和产业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推动创新发展，也需要通盘考虑。比如，“机器换人”在填补人口红利式微的空白时，是否会带来大量的失业人口？再比如说，如何从国家层面科学统筹、合理布局，避免地方政府在所谓的“创新项目”上一哄而上、盲目扩张？这都说明，以“机器人革命”为突破口，培育发展新动力、构建产业新体系，需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作出更多顶层设计。　　当智能机器人越来越多地进入职场，人们也将感受到机器人“全面入侵”的威胁。“人工智能将导致机器人像删除垃圾邮件一样‘删除’人类”，这样的言论固然耸人听闻，但机器人带来的哲学反思与伦理困境，必将是未来社会的严峻挑战。无论如何，机器人潮流势不可挡，我们只有在创新中引领，在顺应中制变。用改革筑牢中国经济的信心（新论）刘元春《 人民日报 》（ 日 & 05 版）　　在完善“堵歪门”的基础上，更应构建“开正门”的正向激励体系，大胆树立起一批有改革能力和改革勇气的新型官员榜样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做主旨演讲时指出，“总的看，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这“四个没有变”，是对中国经济整体形势的重要判断，是把握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脉络的方向指引。　　2015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步入新阶段的一年，GDP增速的“破7”以及下行压力，让一些“唱空”中国的声音调门越来越高。事实上，本轮经济探底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萧条期有本质区别。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在低迷中有繁荣，在疲软中有新气象，在旧动力衰竭中有新动力，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风险全面释放的窗口期以及经济增速筑底的关键期已经到来，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疲软中开始孕育新的生机，在探底中开始筑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中国经济的信心，更来自于转型升级的决心、深化改革的力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心和行动，来自于中国经济强劲内生动力和中国政府坚强有力的政策引导。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在过去实现“量的积累”、成就“规模优势”，靠的是改革，在将来实现“质的突破”、完成转型升级，仍然要靠改革。　　用改革筑牢“中国信心”，应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启动存量调整。产能过剩带来的利润下滑，“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浪费，不仅成为全社会的“吸金黑洞”，而且加剧了其他企业的经营困难。不消化存量，就难以做优增量，更不可能实现“去泡沫、去水分、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能否有效解决这些存量问题，是决定中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因素。　　用改革筑牢“中国信心”，应该构建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形成促进改革的用人导向和社会氛围。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在完善“堵歪门”的基础上，更应构建“开正门”的正向激励体系。当前，各级政府官员特别是基层政府官员“懒政”“庸政”现象不断蔓延，政府改革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有所降低。逐步建立适应新常态、以正向激励为主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大胆树立起一批有改革能力和改革勇气的新型官员榜样，塑造更加光明的新型政商关系，才能形成愿意改革、能够改革、敢于不断探索的干事氛围，为把握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注入强大动力。　　回首改革30多年的历程，中国经济总是在应对问题中不断成长。从积极的角度看，问题的存在正是转型的契机，也是改革的希望。时和势都在我们这边，只要坚定“中国信心”，坚持深化改革，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在探底中反弹，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摘编自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的发言）严以修身，可从日志始崔文武《 人民日报 》（ 日 & 05 版）　　据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日前出台《领导干部工作日志管理办法（试行）》，要求从明年起，全市每个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每个工作日填写工作日志，记录工作情况和心得体会。日志还将作为考察任免干部、评先评优、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办法一出，引发热议。　　“政治乃是人格的扩大”。然而，没有一个人天生就完美，所谓的完美都是修炼的结果。如何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不让自己在“道德长跑”中停歇、掉队，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必须直面的问题。从“吾日三省吾身”，到“养心莫善于诚”，再到“君子慎其独也”，先贤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修养方法。但正如需要支点来撬动地球，修养身心同样需要找到一个发力点，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日志，也可作为一个支点。　　一方面，工作日志能清楚明白地记录自己一天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对自己的工作是一个推动；另一方面，写日志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自省的过程。每一篇日记，都是一面镜子，字里行间包含着每天遇到的做人、做事、待人、待己、用权、戒权等基本问题，涉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群众观等核心问题。日志，不仅是将现实记录在案的黑白照片，更是为人们提供精神滋养的甘泉，何乐而不为？　　古往今来，以日志为磨刀石磨砺自己，以日志为镜子矫正自己，代不乏人。远看，有晚清名臣曾国藩。一次，朋友给他看了一首新写的诗，曾国藩觉得写得不怎样，却极力夸奖。对自己这种行为，他在日志中反思：“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近看，有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自14岁起，他便将日志作为最好的修身、求学的方法。有朋友来访，而他又不在，朋友阅其日志，就像恽代英本人接待了他。恽代英还把记载自己缺点的日志晒出来，公示己过，在众人监督下修正自己。这样一种孜孜于自省的态度，让他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或许有人认为，领导干部每天都那么忙，哪来这么多时间记工作日志？不把工作作为抓手，却要求写日志，岂不是主次不分吗？其实不然。且不说，时间就像海绵中的水，挤挤总是会有的，就拿工作日志本身来说，它所要记录的，就是领导干部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是否完成，就是迫使领导干部对工作进行思考与感悟。磨刀不误砍柴工。本质上而言，它是一种鞭策，对工作来说，只有助益而无害处。更重要的，很多领导干部说自己工作忙不过来，其实不是时间不够用，而是没有很好地安排时间。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这样一个时时自我反思的阶段。多下一点这样的“笨功夫”，才能合理安排时间、自我改正缺点。　　“积土而为山，乘之而后高，积水而为海，积之而后深”。一步一个脚印，从每日总结开始，严以修身，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加强协调联动　创新扶贫方式金融扶贫　投钱务求更精准本报记者　王观《 人民日报 》（ 日 & 06 版）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但金融扶贫又不同于财政补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金融扶贫怎样兼顾履行社会责任和金融可持续性原则？怎样真正激活贫困地区内在发展潜能？如何推动形成更为科学有效的金融扶贫机制？本报记者近日走访河南、湖南等地调研金融扶贫工作开展情况。　　扶持谁　　确保“精准滴灌”，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有需要的人　　“我老伴卧病在床十几年，家里的钱全都用来看病了。”湖南省永顺县松柏镇的黄祥龙今年64岁，十几年来，家里收入的唯一来源就是仅有的4亩地，每年不到5000块维持着五口人的生活，经济状况十分不好。去年，松柏镇溪州米业合作社理事长邓宇找到了他，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之前自己种地，一斤只能卖1块4，现在加入合作社一斤可以卖到2块6了，一年可以有7000多块，特别感谢他们。”黄祥龙说。邓宇找到黄祥龙并不是巧合。永顺县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去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村195个，贫困人口147780人。即便是这样贫困的山区，像黄祥龙这样的贫困户也是村民一起“选”出来的。　　“在贫困人口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残疾、长期卧病在床没有工作或劳动能力的，在想办法为他们解决困难的同时，也要重视有生产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的需求，确保让金融更好地服务有需要的人。”人民银行沈丘县支行行长邢爱堂说。　　河南省沈丘县付井镇郭岗村村民周三超，养牛已经很多年了，由于没有抵押物、担保物用来申请贷款，一直局限于养一两头，无法扩大养殖规模。　　去年，当地人行组织小额信贷产品进村入户宣传活动。邮储银行一款产品引起了他的兴趣：利率低，手续简便，专门为贫困户设计，贷款数额也合心意。于是他按照要求递交身份证明、村贫困证明等材料，仅仅过了7天，5万元就打到了他卡上。　　“当时我们来村子里宣传，让村干部把村子里养殖户、种植户、做小买卖的村民都叫来了。”邮政储蓄银行沈丘县支行信贷科负责人王红霞告诉记者，这样只要有生产需求的村民都有机会申请贷款。　　谁来扶　　加强协调联动，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等充分发挥力量　　金融扶贫的主要阵地在县域，有很多是在高寒山区、石漠化地区、地质灾害多发区，点多面广、交通不便，企业要在贫困地区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但在这类地区开展业务，金融机构又面临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等难题。　　河南兰考，就探索出了一种政府、银行、企业“三位一体”的扶贫模式。用河南省坤盛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拥军的话说，就是在贫困户得到精准扶贫的同时，银行资金有保障，企业能发展，政府资金也没有流失。　　企业帮扶一般是雇佣农户到企业劳动。坤盛公司的做法有些不同，用一种特殊形式将企业、基地、合作社和农户联系到一起：公司负责从基地引进种羊，由合作社来运作，贫困户无需担保即可签合同领养，合作社帮贫困户饲养、繁殖和销售。　　比如，农户领养了20只羊，由政府和基层部门替农户付给企业3万元押金，一年后可以产出50多个羊羔，只需返还15只，剩下的都归农户所有，押金也全部退还。更重要的是，农户养羊是统一品种、技术配方，不仅在饲养过程中有人指导，还会集中回收销售，“这就保证了让农户不担心饲养困难，不担心销路问题，企业在帮扶中也得到了贷款支持、实现发展。”蔡拥军说。　　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创新推出了货币信贷“1+N”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央行“1”的引导作用，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打好政策组合拳，同时，汇聚扶贫政策、财政激励等配套政策的“N”，来引导产业和企业到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比如，对考核达标的县域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实行比农业银行低两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对“两民”企业贷款贴息申请进行优先审核、快速审批。截至9月末，全州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01.15亿元，高于去年同期21.27个百分点。　　怎么扶　　积极探索创新，除直接补贴外，还通过合作社、村集体间接帮扶　　资金跟着扶贫对象走、扶贫对象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和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这是湖南省农村信用联社制定的“四跟四走”精准扶贫思路。　　贫困山区居民大多文化素质不高，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扶贫资金交给村民，让他们靠自身力量发家致富确实有难度。为解决这一问题，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推出“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贷款方式，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同时积极搭建银企对接平台。“这也是让金融扶贫模式更加多样化。”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行长王君说。　　在花垣县十八洞村，记者调查了一种“龙头企业+贫困户合作社+村集体”的扶贫模式：贫困户加入合作社，组建成立花垣县十八洞村苗汉子果业有限公司，农户和村委会以扶贫资金入股果业公司，分别占39%和10%的股份，有效解决单户种植失败率高、销路困难等问题，带动十八洞村225户938人共同发展。　　建设基地，钱从哪里来？猕猴桃基地负责人石志刚介绍说，整个项目总投资1600万元，企业自筹600万元，缺口资金1000万元，“多亏了当地人民银行大力支持，让公司与华融湘江银行顺利对接，解决了资金困难。”　　这样一来，金融机构就把思考如何服务各个贫困户，转变成服务一个大的合作社、大公司，不仅方便提供金融服务，也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把资金用在了刀刃上。　　当然，相比于财政补贴，金融扶贫要兼顾商业化和可持续性，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些“缺陷”。比如，一些地方提供的贷款数额无法满足需求。胡志涛是河南淮滨县宋营村村民，养猪已经五六年了，自从县邮政储蓄银行推广小额贴息贷款以来，他已多次申请到贷款，但每次只能申请5万元，显然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　　“养1头猪要2000块，10头就要2万块，虽然拿到了贷款，但有时还得借高利贷短期应急。”胡志涛说，但他从来没拖欠过银行贷款，因为他知道信用很重要，“不及时还就可能再也借不到了。”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雒树刚《 人民日报 》（ 日 & 07 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全面加强文化建设，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文化力量。　　繁荣文化精品创作生产　　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是衡量和检验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的根本标准。必须着力扶持优秀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加强文化人才培养，繁荣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业，推出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精品力作。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要素，也是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灵魂所在。要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焦实现中国梦的时代主题，突出思想内涵，诠释中国精神，展示家国情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努力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不断增强人们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推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艺术只有贯注思想、蕴涵精神，具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才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真正的价值，才能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社会生活，贴近基层群众，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鼓励艺术创新创造，提倡题材体裁多样，进一步释放文化创作潜力，不断提高作品原创能力，努力把深刻的思想内涵、丰富的知识信息与完美的艺术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深入实施文化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农村题材、少儿题材的创作生产，并加大推广力度。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倡导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改革和规范文艺评奖工作，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确保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是加快文化改革发展的宝贵资源。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针，对传统文化做到“扬弃继承、转化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更多的传承载体、传播渠道和传习人群，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实施中华文化传承工程。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切实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研究、普及力度。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广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普及，抓好中华文化经典选编和名家品读等重点项目。加强政策扶持和人才培养，振兴传统工艺。做好古代典籍文献整理、出版工作，全面推进修史修志，推进国家典籍资源数字化。探索用好用活历史文化瑰宝的途径办法，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全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坚持把保护文化遗产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切实保护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根基。加强国家重大文化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保护，健全文物普查登记和安全管理制度，提高文物安全防范能力，引导规范民间收藏，推动文物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建立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对代表性传承人实施扶持计划，对具有一定市场前景的遗产项目实施生产性保护，加大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统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振兴和发展民族民间文化。坚持以广大农村和基层为重点，大力发展植根群众的民族民间文化。把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融入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美丽乡村。发挥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功能，广泛开展健康有益的民俗文化活动，打造一批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完善落实有关扶持政策，加强对民间文学、民俗文化、民间音乐舞蹈戏曲、少数民族史诗等的抢救，实施地方戏曲振兴工程，使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传下去。　　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制度设计，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力争到“十三五”末，基本建立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建设。设施网络是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基础条件和基本载体。按照城乡人口发展和分布，合理规划建设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统筹建设集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技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配套建设群众文体活动场地。坚持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并重，深入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健全公共文化设施运行管理和服务标准体系。积极探索“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模式，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网络化建设。　　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主要在城乡基层，难点和短板在老少边穷地区。坚持重心下移，着力加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拓展重大文化惠民项目服务“三农”内容，鼓励城市对农村进行文化帮扶。结合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编制和实施老少边穷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规划纲要，加大资金、项目、政策倾斜力度。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适度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建立基层群众需求征集、服务评价反馈等方面机制，推行菜单式服务，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使群众“要”文化和政府“送”文化更加匹配。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推动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服务能力。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努力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必须积极调整优化文化产业结构，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路子。以文化内容创作生产传播为核心，做强做优做大宣传文化主业。加快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促进文化资源、要素向优质企业、优势产业门类集聚。大力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积极抢占文化与科技、文化与金融、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制高点。　　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必须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流动，打造综合性、专项性、区域性文化产品和服务交易平台，提高文化消费规模和水平。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政策法规许可的文化产业。加强和改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加强文化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完善两个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企业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体现文化企业特点、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探索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有机结合、宣传部门有效主导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模式，推动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在新闻出版传媒领域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试点，利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创新管理，确保正确舆论导向。完善和落实文化经济政策，发挥政策的兜底作用，确保文化企业既活得好又走得正。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迫切需要。必须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对外开放格局，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加快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打造国际一流媒体。积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深化人文交流。文化交流是心灵沟通的桥梁，也是一种“柔性”外交。切实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做大做响感知中国、欢乐春节等文化品牌，加强深层次、多样化、重实效的思想情感交流。完善人文交流机制，把政府交流与民间交流结合起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参与面。加快推进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搭建展示和体验并举的综合平台。　　加快发展文化贸易。文化产品“卖出去”有时候比“送出去”更容易被海外接受。完善政策保障，进一步扶持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支持更多有经济实力、贸易经验的民营企业从事文化贸易，加强国际文化产品交易平台和国际营销网络建设，办好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国际性展会，不断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份额。针对国外受众特点和文化消费习惯，开发既有中国风格又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为文化产品走出去搭建翻译平台。旅游体验师帮你选景　网络砍价师替你省钱互联网带来哪些新职业本报记者　吴姗《 人民日报 》（ 日 & 14 版）　　插画：李瑞宁　　“360行，行行出状元”。当互联网“连接一切”时，这“360行”早已被突破：　　你到景区“看”人山人海，“旅行体验师”则正在畅游新开发的海岛，撰写网络游记推广景区，从事着“最美的工作”；　　你在网游世界打得热血沸腾，“网络数据分析师”正通过数据分析了解游戏受欢迎程度、需求期待和广告收益等，让精准营销成为可能；　　你网购淘不到便宜货，“网购砍价师”凭着对商品行情的了解和伶牙俐齿，帮你实现“再便宜一点”的愿望，并收取服务费……　　互联网“职业版图”，正在不断被刷新。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其中与互联网相关的新职业就有十余项，包括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计算机软件测试员、信息通信信息化系统管理员、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员等。旅行体验师、网购砍价师、网游陪练、网店装修师等互联网新职业，则属互联网“职业新生代”，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成为一项国家认可的正式职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新技术　新应用　新生活　　“融职业”大显魅力　　前几天，007系列电影《007：幽灵党》在国内热播，直升机上打斗、爆炸现场逃生的镜头形成强烈视觉冲击，深深吸引了观众；前几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大量运用数字手段和特效，让人耳目一新。　　精彩画面背后，是“数字媒体艺术”这一互联网新职业带来的高科技魔力。这一新职业，因其在互联网领域使用的广泛性和成熟度，被正式列入了2015年版《职业分类大典》。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员”，究竟要干些什么？　　“简单说，就是信息的可视化传播”，爱思维德工作室的王昊告诉记者。数字媒体艺术，涉及拍摄前期后期的众多数字化实现手段，也涉及在新媒体上的传播方式。在电脑、手机等新媒体传播信息终端，都有数字媒体可视化的用武之地。　　王昊是位90后创业青年，工作室平日业务是做动图（motion graphic）、实拍加后期制作，偶尔做些小的实验动画。工作强度不小，有时一周工作过百小时。　　“从事这行，技术能力和艺术鉴赏力缺一不可。其中，创新十分关键。”王昊告诉记者，工作室承接项目、制作视频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原创，希望有朝一日做出自己的品牌。　　“融职业”，正成为互联网新职业的一大鲜明特点。就像王昊和他的小伙伴们这样，将高科技、新媒体手段与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嫁接，为受众带来新的浏览和欣赏体验。　　“互联网新职业的主要特点是和新技术紧密结合，像自媒体、创客等，有些已经成形，有些还没有明确界定。但这些新职业的发展趋势已十分明显，并会成为未来的经济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认为。　　新需求　新体验　新分工　　“精服务”渐成趋势　　“这些年来，从互联网崛起到‘BAT’等一批业界领先企业不断壮大，软件测试工作逐渐被重视。”京东商城某部门的测试开发工程师陈先生告诉记者，软件测试这个职业在国外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在国内还没有被广泛认可。“说到底，软件测试是对软件质量的保证，测试的不只是有没有缺陷、页面是否错误等问题，用户体验也很重要，用得顺不顺手同样值得认真考量。”　　走过成长期，软件测试员被列入2015年版《职业分类大典》，成为国家正式认可的新职业，直接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的新需求。　　陈先生入行近5年，就职京东近1年，他对自己的工作现状比较满意。弹性工作时间，待遇跟个人能力和成绩挂钩，富有挑战性。　　此前，陈先生曾在一家外企做软件测试工作，主要是针对外国司法行业设计具有案件整理、记录等功能的系统，系统使用对象的级别较高。一次，有位外国客户提出了一个特定需求，而陈先生所在公司设计的软件没有和现实情况相匹配，令客户非常不满。　　陈先生说：“当时，我只能边学边实践。重新分析了客户需求，还咨询了一些专家，终于做出让客户满意的产品。如今回想起来，很是自豪。”　　正在杭州一家网络公司做软件测试的实习生小张感叹，和这个行业接触越多，越觉得软件测试很重要。一个真正优秀的测试员要转行软件设计很容易，而软件设计转测试员却相对困难。因为测试要掌握的知识和经验，远比设计要多。她说，在国外软件公司，一个软件设计员往往要对应一到两个软件测试人员。　　“社会分工和服务的细化、个性化、分众化，专业人才的涌现，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网络新职业的出现，是整个社会分工细化在互联网上的表现，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互联网发展轨迹的独特窗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说。　　新业务　新经验　新前景　　“新生代”大有可为　　专家分析，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而不断刷新的互联网“职业版图”，是互联网领域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人力资源配置变化的具体反映。　　这些互联网新职业中，如本文提到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员、计算机软件测试员等岗位已相对成熟，开始进入社会分工层面；有的新职业则出现不久，还要经历挑战与考验。比如，收纳师，通过网络展示、咨询家庭收纳设计，还可以上门，帮助客户充分利用家庭空间；网游陪练，陪游戏玩家打网络游戏，帮助提升技术和游戏等级；App技术开发工程师，专门为App设计编写程序；网店装修师，专业为网店装饰提供视觉建议和服务，等等。　　“由互联网发展而产生的新职业，将对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就业生态、行业结构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姜奇平表示。　　以人才培养机制为例，姜奇平分析，过去的文本教育可能变成情境教育，注重通过具体事件的营造来培养学习能力，强调学以致用，帮助从业者学会根据具体市场需求发挥才能。　　此外，姜奇平认为，互联网新职业方兴未艾，将对我国就业生态带来某种程度的影响，“不仅以GDP为导向解决就业问题，而且以民生为重点。一个人可能没有进入传统的就业体系，但因互联网提供了工作和收入的新模式，实际的民生问题也能够得到缓解”。　　不能忽视的是，互联网新职业正处在发育期，也存在诸多不规范现象和灰色地带。喻国明说：“一个成熟的职业会有全套的职业描述、职业规范、职业守则等。正处在探索过程中的网络新职业，确实面临难以固定化和规范化的困难。劳动监管部门、工商执法部门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对新的职业行为做出一些界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也需加强对自身权利、义务的认识，强化法律意识。”　　　　关注互联网新职业（链接）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员：在广播、电视、网络、电影、会展、娱乐等领域，从事数字艺术、媒体、游戏、动画、图形与图像、界面、交互设计的专业人员。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从事网络及信息安全管理、防护、监控工作的人员。　　信息通信信息化系统管理员：从事信息通信信息化系统和通信业务支撑系统使用、维护和管理等工作的人员。　　计算机软件测试员：使用计算机及附属设备、测试工具、测试用例，验证计算机软件产品功能、性能及参数的人员。　　电子音乐编辑：使用计算机等设备和工具，从事音乐创作、录音和制作的专业人员。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接地气”与国际化：顶尖人才必备素质（深聚焦·破解“高精尖缺”培养难题(3)）本报记者　赵婀娜　刘阳《 人民日报 》（ 日 & 17 版）　　当前，面对创新发展和走出去的战略需要，我国仍缺少大量具有国际化管理创新和跨文化经营能力的企业家人才，战略规划、风险评估、资本运作、国际投资等领域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以及通晓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法律制度的复合型人才。　　而这几种人才的必备素质是国际化与“接地气”，即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行业经验。但遗憾的是，这两方面的素质与能力，依然是当前我国“高精尖缺”人才培养中的短板。　　——编者　　　　2014年，一个实验班的成立引人瞩目。　　对外经贸大学成立我国高校首个旨在向国际组织以及为我国援外工作和跨国公司提供专门人才的国际组织人才基地班。　　该实验班的目标是培养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宽厚的国际商务、法律、管理及法语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强烈的创新意识、宽广的国际视野，融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创新型国际化人才，第一期仅精选40名学生。　　实验班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这是我国国际组织高端人才十分短缺的当下，国内知名高校首个创建性的国际组织专门人才培养举措，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极具远见。　　为什么我们培养的人才对国际通行规则不够了解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影响力与日俱增，然而，当前中国的软实力并不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国际组织中的中国职员的数量，尤其是高级别职员的数量，还远未达到理想的比例。”谈及这个班成立的初衷，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这样描述。　　“国际组织所需人才需要较高的素质，不仅要有宽阔的国际视野、扎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语言能力，同时需要独立、公正、包容等基本素质，但恰恰这些是我们目前教学过程中相对欠缺的。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向国际组织输送以及培养人才绝非一日之功，需要人才培养方案的系统设计、精心打磨，更需要整个国家人才战略的顶层规划。”赵忠秀指出。　　是的，如何让我们培养的人才，自信、从容地行走在国际舞台，代表国家形象，适应我国创新发展和走出去的战略需要，是当前我国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谈及金融领域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晓求不无忧虑：我国在2011年开始设立金融专业学位，其目标就是站在改革开放与国际化的角度，培养通晓国际规则与国际市场运行规律的一流人才，但是，从目前实践而言，人才的培养还远没有达到国际化的要求。“目前，一流国际金融人才的匮乏是未来我们国家金融市场开放的最大障碍。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多是学术性人才，侧重于基本规范、基本知识和理论的培训，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博士生。随着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以及未来要实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光是培养学术型人才是不够的，必须让学生有开阔的国际视野，熟悉国际金融规则。”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工程系副主任侯敬峰和文法学院副教授张晓霞结合目前我国国际工程人才培养的现状也表达了类似担忧：“当前，我国培养的工程类人才对国际标准与国际工程规则都缺乏足够的了解，这一方面导致国内施工单位在承接国际工程时实施困难，另一方面也导致国内施工单位在签署国际项目合同时，缺乏充分的风险评估与自我保护，往往在签署合同这一环节，就已处于劣势。”　　作为我国唯一一位获得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资格认证的国际工程合同咨询师，张晓霞表示，“我国每年培养的建筑方面的人才不少，但遗憾的是，能够取得国际组织的资格认证，通晓国际规则与国际工程法律文本，熟悉国际工程合同，进行国际工程商务谈判的人才都还十分有限，这样的情形如不尽早改变，将使得我国的工程团队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下风。”　　为什么我们培养的人才不够扎扎实实“接地气”　　有这样一个问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多年来，我国一些城市正竭尽全力，投入巨资，多修道路、控制车辆及其行驶方式，寻求交通拥堵的破解之法。然而，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一些大城市甚至出现“路通到哪，车堵到哪”的怪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缺乏先进的理论指导和不从实际去思考问题，单纯依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方式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效果有限。”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及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高自友认为，“城市交通系统涉及人、车、路及管理控制系统等，其中蕴含着大量的基础科学问题，大有规律可循。对这些规律的认识越深刻，就越有助于解决城市交通发展中的问题。因此，培养一流的人才，不能让人才知识飘在空中，要让学生扎扎实实地从思考实际问题开始。可惜的是，这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　　对此，“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张学记也结合自己的经历有感而发：工程学科仅靠纸上谈兵不行，不亲自动手，不到一线去，很多问题都搞不清楚，很多东西都不知道。举个例子，我曾经带领团队一起制造了一个传感器，在实验室内调适时各方面运转良好，但是交付使用后，却总是出现问题。到了现场我才发现，传感器的使用环境是在沙漠当中，湿度非常低，会对传感器产生静电干扰，只要安装一个可以自动控制温度的传感器，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想想看，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去现场，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工程的问题必须到实际中去，书本上是解决不了的。要想成为一流人才，“接地气”是必修课。　　“金融领域同样如此，未来中国的金融市场需要的是能够切实保证中国金融市场安全的一流人才，不仅要懂得书本上的理论、了解国际的最前沿动态，还要深切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如果只是简单地将西方的东西拿来用，肯定水土不服。目前，在金融领域，许多管理者可以大而化之地讲些理论知识，但是涉及具体的市场实操问题，仍相对缺乏，这样的人才储备没有办法有效应对潜在市场风险。”中央财经大学郭田勇教授指出。　　是什么限制了人才的“顶天立地”　　“相比国外，我国的教育理念还较为落后，绝大多数高校的教学内容还很传统。在美国，高校教学更注重现代金融，但是我们却主要教授传统金融，涉及量化、信息技术等现代金融的核心内容很少。如今我国的金融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就进入了计算机时代，但是我们的教学还停留在‘算盘时代’。”吴晓求分析。　　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学17年的张春教授也认为，中国与美国的高校在教学上最大的区别就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程度：“美国高校培养金融人才十分注重教学和实际的紧密联系，学生进入职场后能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我国的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总是拿西方的金融案例教学，没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导致学生国际视野的匮乏与深入实际不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教授他们的老师本身在这方面也相对匮乏。那我们能否从国际上聘用一些具有国际视野与多年行业从业经验的专家来进行人才培养呢？这样的设想同样在操作过程中遭遇瓶颈。　　“目前，高校人才引进还受制于许多具体的标准，尤其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这就使得许多曾经在国外行业内任职，且具备深厚实践经验的优秀人才没有办法充实到高校中。比如，一名曾经在国际知名制药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的业内资深专家，即便非常适合到我国高校的化学或生命科学学科担任教职，但受制于要有足够数量论文的门槛，无法受聘成为正式教师，这样的人才引进的限制，从长远看，是不利于人才培养的。”采访中，不少学者对现行的高校人才引进与使用的机制提出批评。　　究竟如何破解“高精尖缺”人才培养难题，下一期报道中，我们将试图寻找解决之道。北京加大投入，多措并举构筑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高地”（教育视界）本报记者　张烁《 人民日报 》（ 日 & 18 版）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必须大力推进、深入推进。”日前，在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的话掷地有声。　　高校是社会思潮汇聚、意识形态交锋的敏感地带，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近日，北京市委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重点建设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基地，培养和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青年骨干、学科带头人和专家名师，形成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和工作平台。　　“北京高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高校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首都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工作引向深入。”郭金龙强调。　　每年投入2亿元，力推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　　高校肩负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　　但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领域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不能忽视。许多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面临经费资源不足、地位尴尬甚至被边缘化的问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坦言，相比其他学科，马克思主义学院获得校内外的课题和资源较难，有的因不能独立生存，“寄生”在其他学院里，教师也常为别的优势学科“打工”，不能潜心教学。　　关键是提升地位！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苟仲文表示，北京将从今年起每年投入2亿元，以大力度推进首都高校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作。将建设一批重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有示范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经费投入、资源配置等方面优先保障，新增10到15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市级重点学科和5到8个市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据了解，北京高校将建立10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每个中心每年资助专项经费500万元，连续资助5年，实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中心的多学科协同创新，推出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生的培养也很给力。根据《意见》，北京市将把市属高校招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本科生纳入“双培”计划，与优势学科高校联合培养；实施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项目，每年设立100个新生奖学金、100个学术奖学金，还将定期评选优秀学位论文，搭建实践平台。　　“高校党委书记、校长要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在坚持什么、巩固什么、发展什么、反对什么、警惕什么等原则问题上，必须举旗帜、指方向、亮底牌、点要害，决不能迷茫、模糊和迁就。”北京市委领导指出，党委书记、校长要自觉成为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率，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特别是经费保障、人事编制、职称待遇等相关工作落实情况，作为党委书记党建述职的重要内容。　　建设20个示范点，打开思政课“销路”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逃课率高、低头率高”，往往是老师在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在台下埋头看手机。更有甚者，催促老师“多看电影早下课”。“我做过小调查，一些学生对这门课的看法是‘洗脑’。”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冯秀军说。　　难题怎么破？要引导思政课教师自觉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理论立场，带着信仰、带着感情去教课。要加快教学改革，倡导春风化雨、细致入微的教学方法，运用网络教学、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思政课成为广受学生喜爱的课程。”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负责人开出了良方。　　针对思政课“打不开销路”的问题，北京市将重拳出击，让思政课变个样、活起来：　　——实施教育教学创新计划。建设20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示范点，从机构、学科、教材、教师、教学等方面推进综合改革；每年设立10个教学改革创新重大项目，创新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总结推广成果；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推进实践式、体验式教学。　　——建设网络教学资源支撑平台。充分利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及高校院所等资源，建设高水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资料库；成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资源共享联盟，建设集课堂支撑、教学互动、专题辅导、自主学习为一体的网络教学平台。　　——深入研究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设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0问”系列课题，组建团队进行研究攻关，推出辅助教材、示范教学、视频公开课等成果；实施“名师讲名课”工程，组建教学名师授课团队。　　增强岗位吸引力，让教师腰杆挺起来&　　“思政课老师机会很少，课题也少，大多数靠的是死工资，生活压力大。”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刘刚直言，“马列老师在评职称、立项目等方面都很难，自己灰溜溜的，挺不起腰板。”针对这种现象，《意见》标本兼治，激发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队伍的职业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让教师腰杆挺起来。北京市教工委负责人指出，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发现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勇挑重担的中青年理论人才，团结凝聚一批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大家，形成一支布局合理、实力雄厚、特点突出的精干团队。　　首先，北京市将评聘100名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授、200名特级教师，予以适当奖励，同时遴选成绩突出、具有潜力的优秀青年教师重点培养。例如，面向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每年设立教学科研专项资助课题100项，每项资助5万元；连续3年每年资助20名中青年骨干教师，每项资助10万元。　　其次，学校要单独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考核评聘序列，按照高于平均比例的标准单独划拨正高级、副高级职称和岗位指标。制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工作实际的职称评审标准，加大教学、教研比重。　　《意见》特别强调，要提高辅导员队伍思想理论引领能力，分层培养专家型辅导员、专业型辅导员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骨干，每年投入200万元用于重点难点问题攻关，并建设30个辅导员工作室。　　“这些措施抓住了‘牛鼻子’！”艾四林说，“如果落实到位，将大大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地位、课程地位、学术地位和教师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真正上升到领航高度。”人口老化速度“全球第一”台湾：打响“婴儿保卫战”（两岸聚焦）本报记者　王尧《 人民日报 》（ 日 & 20 版）　　街头相互扶持的老人。　　李云芝摄　　台湾媒体自制的人口数据图表。　　资料图片　　2014年9月，台湾花莲卓枫小学唯一的小一新生古蕊篮在教室中。　　图片来源：中时电子报　　日，台北市立洲美小学开学日，郭馥娴是唯一的小一新生，创下台北市罕见的“一对一”超级家教式的教学景象。　　这是洲美小学最后的开学日。一年后，洲美小学停办。　　在澎湖、在嘉义、在花莲……多所小学因仅有1人入学甚至招不到人而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有校长央求媒体不要采访，以免“吓跑小孩”。　　2015年重阳节前夕，台湾“国发会”公布统计数据，岛内目前65岁以上人口已达286万，预计将于2018年迈入“高龄”社会、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届时每5人就有1人超过65岁。台湾从“高龄”社会迈入“超高龄”社会，预计将仅用时7年，时间比日本快1.6倍、比美国快2.9倍、比英国快7.3倍，创下另类“全球第一”。　　没有限制，可以敞开生，人们的生育意愿却持续走低，从2016年开始，台湾老年人口将超过幼年人口，“人口红利”将逐步耗尽。警讯连连，台湾已经打响“婴儿保卫战”。　　柔性劝导：　　从“一个不算少”到“三个更热闹”　　“以前不是这样的。六七十年前，在我外婆、祖母那一代，台湾一个家庭有八九个小孩是寻常事，到我父母这一代，生五六个小孩的家庭也挺多的。”台湾中国时报驻京特派员王铭义说。　　那是台湾人口快速增长的年代。1949年，台湾人口为739万余人。受二战后婴儿潮及死亡率下降、国民党军队败退来台影响，1958年，台湾地区人口突破1000万人。　　迅速膨胀的人口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岛内有识之士开始呼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但受当时“增产报国”的政治气氛影响，这期间台湾当局未全面公开提倡节育措施，仅由有关部门及民间团体到眷村、乡间宣导妇幼卫生，倡导避孕。1956年台湾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显示二战后10年间人口平均出生率为44‰，引发岛内舆论对人口过快增长的忧虑。1959年，“农复会”主委蒋梦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一文，阐述推行家庭计划及节制生育的必要性，引发各界热烈讨论。1964年，当局全面推行“家庭计划”（即计划生育），倡导避孕，提出“子女少、幸福多”“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等口号。　　1967年，台湾提出“五三”口号，希望民众婚后3年才生育、间隔3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3个孩子、33岁前全部生完。从1971年起，每年11月为家庭计划扩大宣导月，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等口号；倡导理想的结婚年龄为男28岁、女25岁。　　此后，台湾育龄妇女的生育率逐渐下降，成功缓解人口增长压力，受到国际社会好评，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前来“取经”。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人口增长率开始持续下降，1991年首次降至1％以下，2001年为0.6％。　　为挽回下滑的生育率，台湾当局于1990年修订“人口政策纲领”，提出“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的口号，鼓励妇女生育。后来，又提出“两个孩子很幸福，3个孩子更热闹”的口号。　　但是，台湾的生育率并没有止跌回升，近年来更是屡创新低。从1996年至2010年，台湾年出生人口数从32万多人降低到了16万多人，生育率多次在全球“吊车尾”。　　持续走低：　　“养不起”导致“不愿生”　　“台湾的所谓‘家庭计划’以柔性劝导为主，并非强制。台湾生育率下降，除了政策引导，也与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有关。”王铭义说。　　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台湾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台湾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大家庭体系逐步瓦解，妇女受教育年限逐步提高，妇女就业率大幅提升，与这一“社会进步”现象相伴而来的，是晚婚甚至不婚族增多，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超少子女化”现象的日益严重，造成教育供需失调、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消费市场萎缩、社会福利负担加重等诸多问题。　　因为新生婴儿减少，年轻医师不愿加入妇产科和儿科，妇产科名医也被迫转行。曾经有媒体报道，60多岁的高医生20多年前是台湾北部颇负盛名的妇产科名医，当时他的诊所一个月要帮七八十名产妇接生。随着台湾人越生越少，诊所生意一落千丈。凭着医生执照，他开始从事验尸和开具死亡证明的工作。从“迎接新生”到“目送往生”，高医生说：“时势所逼，有什么办法？”　　因为新生婴儿减少，台湾大中小学都面临关门的窘境。2014学年度台湾的大学“指考”发榜，录取率95.73%，创近5年来新高，11所学校有近300名缺额。有关部门预计，到2022年，约有1/3的大学院校会倒闭。　　为什么大家都不敢生孩子？“是真的养不起。”台北上班族王哲南育有二子，被大家视为勇气可嘉，而个中辛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些年，要请保姆、要给孩子交各种各样的学费，还要攒钱买房子，经济压力好大。就是在我的老家云林，现在大部分人也是生一个。”王哲南说。为了多挣点钱，他主动要求派驻大陆，付出的代价是与家人分离。　　台湾一项针对上班族生育计划的调查显示，四成上班族根本没有生小孩的计划。不生孩子的原因，排名首位的是“怕赚的钱不够养小孩”，比例高达65%；其次是“买不起房子，没法给小孩一个家”；三是“工作忙，没时间照顾小孩”。这项调查显示，在台北养育一个孩子平均需要537万元（新台币，下同），其中教育是最大的支出。虽说台湾的小学、初中实行义务教育，但对于上班族来说，各种托管班、才艺班、补习班的费用一个月也需三五万元。此外，为照顾小孩，妈妈甚至爸爸都会请育婴假，调查显示，高达七成的上班族担心请育婴假后无法回到原公司或被调职。　　台湾媒体评论认为：年轻人之所以“生不起”，主因是台湾10多年来的薪资普遍没有增长，加上通货膨胀因素，多数人领到的薪水，实际的购买力还在年年降低。年轻人结不起婚、买不起房子，过得好辛苦，更别提养小孩了。小两口在社会上奋力打拼，先攒够了钱再论其他。等在经济上略有成就，却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政策催生：　　助你好孕 成效有限　　经济压力压垮“生”意，台湾人口快速迈向负增长。拐杖多过婴儿车，专家警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台湾全面性劳动力短缺与经济发展迟缓；劳动力供给不足还将导致工商企业投资意愿降低，进而影响生产总值与税收。2010年，因台湾婴儿出生数仅16万多，创10年来新低，政府将“少子化”列为“国安问题”，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亲自上阵催生，每参加婚礼必问“准备生几个”，台湾各地政府也各出奇招催婚、催生。　　“为爱而生”“一‘生’幸福”“结婚，我愿意！生子，我乐意”“幸福很简单，宝贝一，二，三”……台湾各地举办的鼓励生育标语评选活动，首奖奖金高达100万元。　　近年来，台湾各地都出台了奖励生育的政策。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每胎补助2万元，双胞胎补助4万元。台湾卫生部门更投入近10亿元补助不孕夫妻接受人工生殖技术。　　应对“少子化”问题，需要创造有利青年生育、养育的社会环境。2014年8月，台北市副市长丁庭宇在人口政策论坛上介绍了台北市“助你好孕”专案推行情况。该专案提供生育奖励金每胎2万元，2011年以来已发放超过18.6亿元，此外还对5岁以下孩童每月发放2500元育儿津贴。截至2014年7月底，该专案整体执行经费累计达105亿元，收效明显，台北市连续3年的出生率位居全台各县市之首。　　丁庭宇提出，还应推动公有托婴幼教，为“新手爸妈”减轻压力，包括小学扩大课后照顾，建立至少一区一个托婴中心，同时鼓励企业提供托儿设施等。此外，要推动教育优质化，提升下一代的竞争力；松绑法规，将闲置学校用地改建为社福、育幼、公营住宅等。　　年的谐音是“爱你一生一世”。台湾各地政府纷纷宣导这是结婚的好时机，并积极举办集体结婚或未婚联谊，导致这两年的结婚对数特别多，出生率也随之提高。据台湾“内政部”统计，2014年总计有超过21万新生婴儿，比政府设定的每年18万出生人口警戒线增加了3万多人。不过，短暂的冲高还是难以挽救台湾人口的下降趋势，据台湾“国发会”预估，台湾人口会在2021年达到2356万人高峰，2022年恐出现负增长，比原预估时间提前了4年。　　“人口降下来后，要再鼓励生育，很麻烦。”台湾一位官员说。打赢“人口保卫战”，除了经济上的因素，还须整个社会观念、社会环境的转变。台湾催生之路，任重道远。分享经济，如何破解成长烦恼（记者观察）《 人民日报 》（ 日 & 23 版）　　当地时间日，英国伦敦大量出租车停在舰队街，抗议优步打车软件。　　人民视觉　　空中食宿（Airbnb）等网站被指是旧金山住房成本不断高涨的重要诱因。以限制空中食宿等短期租房市场为主要目的的F提案在旧金山引发争议，支持与反对者各执一词。图为一处住户门外贴有支持F提案的标语。　　人民视觉　　空中食宿员工在巴黎的办事处工作。　　人民视觉　　作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分享经济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遭遇众多反对，面临各种挑战，引发监管机构和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在鼓励和加强监管中实现平衡，促进分享经济健康发展，是一个世界性话题　　　　美国　　服务商获得巨额融资　　本报驻美国记者　廖政军　　本·路易斯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每天穿行在旧金山市区。几个月前刚辞职的他，通过注册成为手机叫车软件Lyft的司机，为陌生人提供出行服务，并在相对自由的工作时间里获得较可观的报酬。这样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个人对个人”（P2P）交易的分享经济模式已在美国乃至全球兴起，引发监管机构和经济学家们的关注。　　创立仅3年的Lyft是美国一家典型的分享经济型企业。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私家车数量的大幅增长逐渐成为导致城市交通拥堵、出行困难的“元凶”，像Lyft这样以分享为噱头的新兴商业模式正是看准了潜力巨大的城市交通出行市场，利用私家车主与乘客之间的出行需求匹配，达到私人资源分享、协同消费的目的。　　在位于旧金山市哈里逊街2300号的Lyft公司总部办公室里，年仅31岁的联合创始人约翰·齐默对本报记者表示，“我们所处的市场是规模高达2.25万亿美元的交通运输行业”，美国家庭大约每年平均会在汽车使用方面花费9000美元，但一年中仅有4%的时间会真正使用。可以说，“美国民众在车辆上的花费甚至比购买生活必需品还要多。”　　如何能够有效解决大量资源闲置问题？这是分享经济盛行的诱因之一。齐默认为，当今科技发展程度越来越高，我们能创造出许多令人惊叹的产品和服务，但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一基础上提供更为有效、节约的服务或生活方式。　　Lyft与另外一家同样诞生于硅谷的叫车服务科技企业优步（Uber）所获得的市场成功，已充分证明了分享经济的“魔力”。据媒体透露，今年10月份，Lyft从700万次搭乘服务中共计收入约8300万美元，预计公司年总收入可达10亿美元；优步今年的交易总额将增长至108.4亿美元，预计2015年该公司净营收将达到20亿美元。　　1978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斯潘共同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群落结构和协同消费》中，提出了一种闲时分享自己汽车的模式，但并未吸引太大的关注。如今，不仅交通出行能够“分享”，就连房子、游艇、电动工具、办公空间等，都已进入由互联网驱动的协同共享消费时代。目前分享经济模式的企业已经累计获得170亿美元的融资，这一数据超过整个社交网络所催生的巨人，包括脸书、推特等。　　知名房屋短租服务公司空中食宿（Airbnb）的创始人布莱恩·切斯基和乔·吉比亚可能很难想象，当初他们为了挣零花钱在自己公寓里铺上气垫床、允许陌生人留宿的模式，如今竟然已成为一家估值达200亿美元的企业。　　切斯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酒店服务业是一个巨大、不断增长的市场，空间很大。“酒店入住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因此我们非常相信，我们的服务是在帮助更多人旅行，对于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他说，通过Airbnb的平台，普通人能够利用出租自己的房产来获取一些能够偿还房贷的补充资金，这部分开销往往是一个家庭中最大份额的支出。同时，这种模式能够为许多城市旅游市场的增长和多样化提供机会，并为游客们提供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独特的旅行经验。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指出，互联网带来的近乎零边际成本的社会在未来30至50年内将终结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协同共享时代即将到来。事实上，他所描述的就是未来分享经济的前景。　　他认为，零边际成本现象有可能对传统产业社会铺就了一条“毁灭之路”，因为协同共享彻底改变着社会组织方式，最大地降低社会收入差距。从这一意义上讲，分享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已成为传统经济的“搅局者”，它不仅颠覆了传统商业模式，也因为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而使得传统企业边界极大收缩。　　由于美国的信用体系较完善，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知根知底”，这是分享经济在美国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分享经济在美国也引发了人们对隐私泄密以及由此引发的安全问题的担心。　　有专家指出，由于创新本来就是分享经济的基因，所以看待这类新兴的商业模式，迫切需要新思路、新办法、新规则，亟须构建新的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　　　　法国　　多数服务属“灰色”地带　　本报驻法国记者　邢雪　　“我现在经常用优步，不太叫出租车。优步方便，服务也好，还省钱呢。”28岁的巴黎人弗雷德里克告诉记者。2014年2月，美国品牌优步正式打入法国市场，燎原般的发展势头搅动了法国出租车行业，分享经济的概念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法国研究者看来，分享经济不过是早已存在的一种生活方式，闲置物品出售、旧物改造再利用，甚至是刚刚开始的众筹等对物品、资源的再利用，都属于分享经济的范畴。法国早已有各种各样的分享经济服务。拼车服务在法国发展就很早，如今使用人数也远超优步、空中食宿等新应用。在巴黎上学的埃洛迪说，“我四五年前开始常常往返于巴黎与里尔，但很少坐火车，基本上都靠拼车。在拼车网上选好时间和上下车地点，大家谈好价钱，几个人拼一辆车走很方便，有时候也能认识朋友。”法国循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洛朗·若尔若告诉记者。“分享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循环经济，这种模式可以实现资源有效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　　数次关于分享经济的民调显示，法国人逐渐意识到，分享经济不仅对地方经济发展有贡献，更可以促进就近就业。随着市场需要的增长和旅游业的发展，巴黎郊区及晚间的出租车需求量增大，机场线路日渐忙碌，而周日开门营业等措施也使得用车需求增大，一些小城市出租车保有量严重不足。优步服务的出现补足了市场的需要。不少失业者成为优步司机，仅优步一家就为法国提供了上万个就业机会。优步司机使用的部分汽车是从银行或金融机构租赁而来，某种程度上说，优步在法国的发展还拉动了汽车制造业和保险业的增长。有报告显示，初步估计2015年优步为法国创造了2亿欧元的经济效益。　　然而优步在法国的发展路程并不顺利。自2014年起，法国出租车集体罢工、堵路等事件频现报端，一些地区还出现出租车司机与优步司机的肢体冲突。出租车司机认为，优步的部分服务价格过低，在市场上形成恶性竞争。由于个别司机骚扰乘客，人们对优步的安全性也提出质疑。2014年，优步在法国的营业额达600万欧元，盈利50万欧元，但因公司总部设在荷兰而未在法国缴税，这种税务漏洞也为优步的跨国发展蒙上阴影。　　为了规范市场，2014年10月，法国出台法律，就出租车运营进行更明确规范，保障乘客基本权益，同时取缔优步法国的廉价服务，以平息法国出租车司机的不满情绪。　　法国拼车网有400万用户，2013年实现全年营业额200%的增长。空中食宿仅在巴黎一座城市的年度营业额就高达1.85亿欧元。调查机构“舆论之路”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米绍认为，分享经济在法国正处于发展阶段，民调显示，22%的法国人至少使用过一种分享经济服务。有八成法国人认为，这些省钱又高效的服务不仅会让人们的生活更便利，也会给消费领域带来一场革命。　　记者注意到，虽然对优步有诸多不满，但法国出租车行业悄然出现了变化：司机会佩戴领带，主动为乘客开门，提供一些附加服务等，这些以前都只存在于优步的服务中。法国G7出租车公司也开发了新的智能手机软件“一键叫车”，主动适应人们新的消费习惯。　　分享经济正在打破传统行业格局，但大多数服务还处在“灰色”地带，面对着税收、突如其来的竞争以及消费者安全等挑战。　　在分享经济研究员达米安·德玛伊看来，分享经济是一条经济发展生态转型的新路，为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面对这样的改变，人们需要打开思路，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这种分享模式。&　　英国　　　　修订法规适应新业态　　本报驻英国记者　黄培昭　　纳迪娅的身材在产后变形发胖，原来的裙子穿不上，又舍不得扔。于是，她在网上把闲置的衣服卖掉或出租，没想到却给她带来了颇丰的利润。这是英国分享经济的一个例子。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分享经济将催生人才，改变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创造可观的经济价值等，因此“值得倡导”。　　英国学者对分享经济的定义是：能够让商品及其相关服务、互联网数据以及个人才能等有共享渠道的经济社会体系。英国商务部官员乔治·斯特恩对本报记者介绍说，英国政府鼓励发展分享经济，并加大对分享经济创新力度的扶持，还准备为分享经济的发展搭建相关网络平台，以使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中受益。根据英国商务部掌握的材料，目前全球分享经济的总产值至少在90亿英镑（约合135亿美元）以上，而且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有望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到2025年，全球分享经济产值可达2300亿英镑。　　英国分享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其繁荣的金融业，因此英国分享经济最强的企业集中在P2P借贷和融资领域。此外，英国初创分享经济企业较多集中在短期租赁和家政外包等领域。许多知名的跨国分享经济企业，如优步打车软件、空中食宿等正在英国市场上开辟疆土。不过，蓬勃发展的分享经济也正在对传统行业构成冲击。日渐普及的“拼车”现象，就对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形成巨大的压力。伦敦街头的一些出租车司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抱怨，由于“拼车”族越来越多，打车的人便越来越少，致使其利益受到损失。2014年6月、9月和10月，英国首都伦敦爆发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出租车司机抗议优步打车软件的示威活动。　　对优步打车软件在英国国内引发的争议，伦敦交通管理局局长彼得·亨迪说，他不担心优步的流行会威胁到伦敦出租车行业的未来，因为伦敦是全球大都市之一，智能雇车服务应该是大势所趋。英国商务部的一项建议报告称，政府支持居民“共享车辆”“为减少资源闲置而相互拼车”，但“必须保证共享车辆不是以拉客和营利为主要目的”。　　在鼓励分享经济发展的路上，英国政府做了不少尝试。分享经济协会是英国政府为促进分享经济发展而专门成立的一个贸易机构，旨在帮助分享经济领域人员的创业和发展。为改善分享经济与原有法律法规不相匹配的困境，英国政府对某些具体法律条例做出修订，如政府拟修订提供给地方政府的指导手册，允许非住宅物业出租现有停车位而无需申请许可，这将为个人短期出租房屋提供便利。政府正制定计划，让伦敦居民住房假期短期出租合法，同时通过征收一定的税来监控房屋用途，如有违规使用，会面临巨额罚款。　　英国媒体称，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遭受分享经济挑战和冲击的传统企业要求政府保护。如何在鼓励分享经济发展，确保其发展行驶在合法合规、安全健康的轨道上，这考验着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许多国家政府的管理智慧。　　制图：蔡华伟创新理念　监管变革（观点）张楠《 人民日报 》（ 日 & 23 版）　　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分享的物理实现是以网络为基本媒介的，分享的理念实现是在网络2.0应用兴起催生的众包、众筹、众创浪潮基础上水到渠成的。分享经济以用户为中心，秉承开放和协同的众创服务模式，是创新2.0在消费经济领域的具体涌现。　　网络约车服务是典型的分享经济业态，而贯穿整个2015年的全球性的网络约车监管之争也成为互联网思维下的新兴分享经济模式与传统政府监管模式冲突的一个缩影。优步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与各国相关行业管理制度的抗争与博弈。有理由认为，冲突来自一般意义下两代创新与管理思维的碰撞，这其中可能包括以下三方面矛盾：　　首先，传统监管模式与分享经济特征间的矛盾。传统的政府监管模式无论基于地域，还是基于行业，均在以下基本假定下构建：服务由有限的少数供给者向大众提供且服务提供者相对稳定。在这一假定前提下，监管成本由监管方和被监管方共同承担，监管机制得以长期稳定运行。但创新从1.0向2.0时代跃迁的重要标志是生产范式向服务范式的转变，服务供给者与享用者的身份融合也是分享经济的重要特征，这对传统监管模式形成巨大冲击。服务供给者规模的激增大大提高了传统模式下的监管成本，而服务供给者的非专职性也降低了被监管者的成本容忍度，两方面的效果叠加直接反映为监管失灵。　　其次，政府监管对旧模式循规者的利益保障与新规则突破者的接纳容忍间的矛盾。在网络约车监管争议中，政府部门作为监管方的确进退维谷：顺应形势全方位监管变革是新业态参与者的诉求，但作为监管方，维护现行制度下循规者利益是诚信的底线和权威的保障。颠覆性的规则变革可能带来连锁反应，甚至使那些还没有新业态产生条件的行业也失去原有秩序。因此，监管者不得不选择修正而非颠覆，在变与不变中艰难寻求平衡。　　再次，传统社会权力结构延续与网络社会权力结构变革间的矛盾。监管难度加剧现象背后，还有权力结构的变化。政府监管部门的存在及运行方式在过去相当长的社会进程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对市场经济的繁荣是有贡献的。然而，在从思维到平台都网络化的新环境下，新的贡献者也寄希望于与贡献相应的权力，网络约车平台实际上也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试图规范参与者的行为。然而，监管者对丧失控制的恐慌，与新业态推动者对贡献匹配权力被侵占的不安，共同勾勒了当前的监管困局。　　2.0时代的经济业态同样需要创新2.0思维下的监管体系。　　这个体系是用户导向的。从流程复杂性控制到规则明确性控制是必然趋势，也是降低事前监管成本的核心。大数据给事中和事后监管以机遇，分享经济并不意味着成为服务供给者是没有门槛的，基于大数据的诚信体系可能成为未来最难蒙混过关的门槛。　　这个体系是开放导向的。一个开放的监管规则渐变体系对监管逐步修正、有效推进至关重要。主管部门要为规则的修正留出空间，也要为不同地方政府结合实际情况的规则试点留出空间。　　这个体系是协同导向的。为提供某种公共物品或服务，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形成一种合作伙伴关系（PPP），也需要实现数据的开放共享。多方协同和社会参与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与有效治理的基本模式。有效的监管需要分享经济各方主体的协同，沟通是重要的第一步。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诠释形象的“中国名片”（文化世象·文化名片与中国形象①）李君如《 人民日报 》（ 日 & 24 版）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　　中华文化是一座巍峨的高山，它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更矗立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之处，登高望远，胸怀天下。中华文化也是一条大河，在与世界不同文化的交融互鉴中，在彼此的对话与释读中，容纳百川，奔流不息。　　中华文化，延续着中国人的思考与情感，雕刻出中国人的面貌，塑造着中国在世界的形象。走向世界的中国，如何向世界表达自己，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文化世象”栏目推出“文化名片与中国形象”系列文章，集中讲述文化如何塑造国家形象的话题，其作者为国内外的学者、翻译家与汉学家。他们是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研究者也是行动者，他们的讲述，既有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包容与接纳，也有世界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