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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香港：人民币汇率强劲 市场受惠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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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劲市场受惠向好
　　周三恒指温和高开，早间继续走强攀升突破23000点，午前站上23100后，全日保持高位，最终收于23098.26点，上涨257.29点，涨幅1.13%。全日成交额684.7亿港元。上涨100.67点，涨幅1.04%，收于9802.86点。
　　恒生各分类指数全线上涨。恒生金融分类指数上涨1.08%；分类指数上涨0.44%；地产分类指数上涨1.32%；工商业分类指数上涨1.24%。从盘面上看，50只蓝筹股中，46只上涨，2只下跌。获上调评级，涨逾3%，涨幅居前。
　　周三恒指继续走强，站上23000点。周三美股道琼斯收报19804.65点，跌幅0.11%；指数收报2271.88点，涨幅0.1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5555.65点，涨幅0.31%。英国首相表示脱欧方案将会交于议会审议，市场担忧有所缓解，此外，人民币汇率大幅回升，带动港股市场情绪向好，多方作用下推动港股走强。短期内，预计周四恒指仍将稳中有升。
宏观&行业动态　　内地12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升12.4%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测算，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按年升12.4%，涨幅较上月的12.6%收窄，为连续15个月上涨但涨幅首度回落。
　　数据显示，12月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按月上涨0.3%，连续20个月上涨，涨幅低于11月的0.6%，且已连续三个月缩窄。重点城市中，北京与上海12月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按年分别上涨25.9%和26.5%，深圳则按年上涨23.5%。
　　国家统计局表示，15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实施调控政策以来，政策效果明显，房价快速趋稳回落。其中，12个城市12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按月下降，降幅在0.1至0.4个百分点之间；2个城市按月持平；广州市按月上涨0.7%，但已连续三个月涨幅回落。
　　陈茂波：香港将巩固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表示，虽然现时美国经济政策及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等环球经济问题存在不明朗，但他认为，中国“”政策，以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相信有助吸引更多资金来港，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经济发展及继续成为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等。
　　陈茂波指出，“深港通”开通意味香港与中国投资及资金互联互通的里程碑，有助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截至去年11月，中港两地互认基金已合共推出54个，涉及金额约83亿元人民币，成绩令人鼓舞，有利香港成为资产及基金中心。
　　内地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
　　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指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其中，以开放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业重点放宽类金融机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外资淮入限制，放开会计审计、建筑设计、评级服务等领域外资淮入限制，推进电讯、、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有序开放。
　　此外，制造业重点取消轨道交通设备制造、摩托车制造、燃料乙醇生产、油脂加工等领域外资淮入限制。採矿业放宽油页岩、油砂、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及矿产资源领域外资淮入限制。石油、天然气领域对外合作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同时，鼓励外商投资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支持外资依法依规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能源、交通、水利、环保、市政公用工程等；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建设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申报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华创业发展。
上市公司要闻　　去年全年载客量升0.8%
　　日前，国泰航空(293.hk)发布公告表示，与港龙航空合并结算，去年全年载客量上升0.8%，运力亦增长2.4%；载货量上升3.1%，运力增加0.6%，而货物及邮件收入吨千米数亦上升0.8%。
　　此外，单计去年12月，合共载客295.89万人次，按年上升0.9%。乘客运载率维持在85%水平，以可用座位千米数计算的运力上升1.3%。
　　12月运载货物及邮件合共17.44万公吨，按年上升9.9%；运载率69.5%，升1.6个百分点，以可用货物及邮件吨千米数计算运力升3.6%，而货物及邮件收入吨千米数的升幅为6.1%。
　　第三财季同店销售降10%
　　六福集团(590.hk)日前表示，公司2017财年第三季度零售业务同店销售降10%，降幅较第二季度的37%收窄。
　　其中，自2016年9月起，产品于中国内地市场的同店销售已连续四个月取得双位数字的升幅，令其第三季同店销售从过去两个季度的负增长，转为20%的正增长，加上黄金产品的同店销售亦有2%升幅，内地市场第三季同店销售因此于本财年首见5%增长。此外，香港及澳门第三季同店销售按年则跌11%，较第二季的39%收窄28个百分点。
　　公司表示，集团于第三季净增设10间六福自营店，包括增设9间位于内地，及2间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而澳门则减少1间，内地品牌店净增长则有28间。
　　售旗下两资产
　　日前，远东宏信(3360.hk)发布公告表示，同意分别以15.62亿元及3.88亿元人民币，合共19.49亿元，向民生通惠资产管理出售租赁及远东宏信天津的基础资产。
　　公司预期，出售事项完成后，将会实现收益净额约300万元。出售事项所得款项净额将用于未来融资租赁交易。
　　TCL多媒体预计全年盈利增长
　　TCL多媒体(1070.hk)日前发布盈利预告，预计公司截至2016年12月底止全年业绩，盈利将按年大幅增加，2015年同期盈利2581.1万元。
　　公司表示，盈利大增主要由于去年第四季销量持续增长，产品销售结构持续得到改善；同时，实施各项降低成本的措施，开始显示成效。此外，2015年汇率大幅波动，导致该集团汇兑损失较大，但去年汇率相对平稳，汇兑损益受控。
(责任编辑：DF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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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天天基金2006年秋天，我和一位年轻同事出差北京。工作间歇到街上找吃的，路过天桥边，只见站着一排中年妇女，怀里抱个婴儿作掩护，口中低念：“发票，发票……”年轻同事赶忙一把扯住我，小声问：“韦哥，卖小孩的？还有发票啊？”
不怪他不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工作忙忙碌碌，他甚至还来不及知道，我们找吃的那一带就叫作中关村。
日上午，刚上班，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一位技术员像平时一样，慢悠悠地打开《人民日报》。第三版上有个长篇报道，介绍广西和北京通县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今天看来可谓古怪至极，在当年看来也一样）：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这位敏感的技术员立刻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正在向自己，也正在向这个国家打开。“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猪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这个人叫柳传志，当年34岁，他的名字如今几乎就是中关村的同义词。他读到那篇文章之后不到一个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年后，我那位同事才出生。又三年后，柳传志创办联想，开始“根本谈不上战略”的第一年。大约是同时，已经73年历史的IBM向中国的几所大学捐赠了一批PC，21年后，IBM的这个部门被联想收购。
今天，中关村的天空随处可见新一代科技公司的招牌，它们与联想那种沉稳的气质截然不同：新浪、搜狐、百度……。中国不会有美国那样远离政治首都和经济首都的硅谷。就像遵循另一种逻辑的招行、平安、华为只能在深圳出现一样，这些公司只能在北京出现。在北京，有普通高等学校61所，列入“211工程”的23所，占全国20%；高校研究生院13个，占全国25%；北京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和增长速度都是全国最高的。
我读大学时，中关村南大街不叫现在这个名字，那时候叫白颐路。从马路这头到那头有三条旱沟、六排高大的白杨树。春天里杨树发芽，飞絮，夏天撑出泛蓝的树冠，秋天，旱沟里堆满落叶，等待冬天的雪覆盖上来。现在完全是另一种景致，它拓宽成六车道，原来的杨树都砍光了。
那时，北大方正已经名头很响，因为推倒南墙的新闻也被炒得很热，大家都觉得北大方正除了做排版系统，还兼营饭馆什么的。白颐路上新竖起一块大广告牌，上面画一只巨手握一把斧头，斧头的刃尖闪射紫色光芒——那是另一所大学的“校办企业”。若干年后，这家公司的股票一度成为科技股龙头，创下106元的天价。我写下本文这天，它以低于8元收盘。
如果寒暑假不回家，是可以干一些事情的：去某家小公司领一桶浆糊，一沓小广告，满校园乱张贴，一天可以拿10块。第二天，昨天贴的早已被其他家公司的广告蒙上，就再贴一遍。天天贴，一个月下来，刚好够生活费。
每张小广告上都压有三个红色的行楷印刷体字：新东方。每个暑期，它就租用几家大学的教室上课，这在我们看来纯属皮包公司所为。前年，这家公司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发行价15美元，我写下本文这天，它的股价最高达62.91美元。前不久，公司董事长俞敏洪被请回北大，为新生讲述他每天为同班同学扫宿舍、打开水的往事，这个演讲在互联网上风靡一时。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注册地是开曼群岛，不过我们都晓得，它就在中关村。
中国改革三十年，回头一望，成绩不小，问题不少。针对改革的反思多半出于一种直觉的感受，即个人的生活是不是比改革之前更好。这是一个关于“生活水准”（the standard of living）问题的争论，其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斯密关于“体面生活”的论述。这两个概念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斯密提到在18世纪晚期的格拉斯哥，如果不能在公众场合穿上一件亚麻衬衫，那就是不体面的。如此一来，穿着亚麻衬衫体面出现在公众面前，就成为这一区域的人的“生活水准”的衡量标准之一，当然这也是对于什么是体面生活的例证。那么生活是不是比以前更好呢？
首先，生活标准的改善表现在人均收入的增长上，从这一点上来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大部分国人受益，收入较改革之前有较大的增长。但针对中国改革的反思，大多数立足于分配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改革是大部分人得益，而少部分人受损，并且得益超过损失，如果进行补偿的话，总体上看还是一个增量改革。这一路的后续研究是探究各种补偿方案，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公共政策讨论。
另一种与此相似但稍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帕累托改善，因为所有人的收入相比于改革之前，都有了提高，只是有些人提高快一点，而有些人提高慢一点，改革中没有人受损。这种观点看似过于理想化。但也有不少证据表明，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可能已经是一个“事实”，问题在于不同人群收入增长的速度悬殊，进而造成贫富差距“没有缩小、反有拉大”的趋势。分配不公是下一步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意味着即使纵向的历史比较角度或能得出所有人收入增加结论，也不能由此就推断改革已经获得了成功。这也为反思改革提供了契机。现有的反思除了研究如何从事后角度进行公平补偿或者再分配外，并没有触及改革的评价标准的问题。实际上，首先应该问的问题是，体面生活或者说“好的生活”仅仅是说收入增加吗？或者问，收入增加与好生活的关系如何？
傅瑞（Bruno Frey）和司徒策（Alois Stutzer）在《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以及布鲁尼等在《经济学与幸福》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一项关于幸福的研究，即伊斯特林悖论。伊斯特林悖论是说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幸福增加。雷亚德（Layard）后来做了一个区分，人均收入低于一万五千美金一年的国家，收入与幸福正相关；而人均收入高于这一数字，收入与幸福就没有什么关系了。生活蕴含着很多方面，正如阿马蒂亚·森反复强调的一样。但幸福的视角无疑比收入的视角更贴近现实生活。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比较穷的时候，收入增加对好生活有一个正面的促进作用，但当这个国家普遍富裕的时候，收入增加对于生活的促进作用就下降了，而生活的其他方面反而更为重要。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中国目前的GDP导向的增长，何以面临诸多的批评，尤其是来自环保方面的质疑。甚至有观点指出中国必须采用“绿色GDP”指标来替代单纯的GDP，以体现改革中折损的环境成本。
梁捷在最近的一本新书《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吗？》中，从金钱、健康、工作、家庭等各个方面，探讨了这些因素对中国人幸福与否的影响，从现实的角度揭示出中国不同人群的幸福感受。尽管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梁捷的研究却显示中国人对改革的评价标准已经不单纯是从收入的角度加以衡量，而是变得更为多元化。这一信号表明，对于改革的评价，也可以从不同于收入的角度作出。
而不平等或者说不公平是影响“体面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阿马蒂亚·森对饥荒的研究，还是哈耶克对经济周期的探索，都表明了一件事情：在一项公共政策或者社会变革中，富人规避风险的手段要多于穷人，因此受政策影响较大的是穷人。在经济危机时，穷人受到的损失要高于富人。如此一来，穷人会对超过其心理适应性的收入差距感到不满。桑塔菲学派的鲍尔斯和金迪斯在《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一书中，通过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证明公平感是人们在分配中的确会考虑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公平会对“体面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与主张依靠政府来进行再分配以促进公平的观点不同，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可能影响到中国的改革。第一种是对第三部门和公民社会发展的乐观姿态，认为这些部门的成长将会对公平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从而使得中国人生活得更加体面。其主要代表是王名为首的清华学者对中国NGO的一系列研究。第二种是跳出既往的桎梏，采用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视角，来切入对体面生活的解释。这涉及阿马蒂亚·森的一系列著作，包括《以自由看待发展》、《贫困与饥荒》、《生活水准》、《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等。上述两种思路，需要依靠政治体制改革上的突破，而在现阶段主要是基层民主的落实。
森的研究证实GDP或GNP增长的画面经不起深究。1982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NP比印度高出19%，但要让印度与中国的人均GNP的内在信息一致，1960年的时候必须使印度人均GNP比中国高54%。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对那个时期的GNP估计都表明，两国处于相似水平。由此看来，森总结到，GNP计算的表面精确性只不过产生了一副混乱的画卷。森认为在生活水准问题上应该撇开GDP或GNP的视角，转而用功能活动的视角，就会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显然要高于印度人。根据世界银行1984年的估计，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67岁，而印度只有55岁。中国2/3以上的人扫除了文盲，而印度只有1/3。尽管在其他方面，例如中国未能避免年期间的大灾荒，也未能避免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中国公民在更广泛接触各种新闻和信息来源方面依旧存在限制，而印度则要幸运得多。上述论述的关键在于，生活水准上的成功或失败是生活状况的问题，而不是用一个数字去把握相对富裕程度的问题。
从森的角度来看，评价中国改革的标准无疑需要转换到“自由”上来。但自由是一个过于抽象的词汇，落到实处，采用“可行能力”或者说“基本能力”是一个更有意义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功能活动与生活水准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功能活动是生活状况的各个不同方面，或者说不同方面的成就，而可行能力就是实现成就的能力。相对而言，可行能力与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的概念相关：你有哪些真正的机会去过你可以过的生活？
森显然认为之前的物质富裕评价与效用评价标准都不是看待“生活水准”的最好评价标准，而利用功能活动和可行能力的说法，可能是更为合适的。而有意思的是，在判断一个人的生活时，马克思非常强调自由的重要性。在其设想的人类得到解放的未来社会中，马克思写道：“我能今天做一件事而明天做另外一件事，能上午打猎，下午钓鱼，傍晚喂牛，晚饭后进行批判，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又无须成为猎人、渔民、牧民或批判者。”
评价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的成就，在看到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从自由-基本能力拓展的角度来衡量，改革亟待进一步深化。而争论改革是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善”还是“帕累托改善”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从各个层面对改革的反思也表明，评价改革的标准应避免单一化，应该更多从改革是不是增进了中国人的幸福、是不是推动了人的自由的角度来看待改革的成败。
中美欧再度联手罕见救市 全球股市井喷
全球股市经历黑色一周之后，以美欧为首的全球各国明显加快了救市的步伐。法国、德国和西班牙政府周一均宣布推出银行拯救计划，总金额达9600亿欧元(约合1.3万亿美元)。全球股市在各国联手救市的激励下井喷。美国三大股指涨幅全部超过11%，道指单日上涨点数创历史新高，欧洲德国DAX30种股价指数、法CAC40指数、欧洲Stoxx50指数暴涨超11%，香港股市飙升逾10%。
点评：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大救援，虽没有拯救大兵瑞恩那么惊心动魄，却更蕴含无限杀机，悲惨壮烈。10月6日，已经失业几个月的原基金经理，现年45岁的拉贾拉姆在杀害了妻子、岳母和三个孩子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惨剧只是此次金融危机有可能转变为经济危机的一个缩影，更大的风暴正日渐形成，并最终殃及池鱼。从被称为“现代经济奇迹”的福利国家沦为濒临破产的国家，北欧小国冰岛震惊了世界，但这只是开始，巴基斯坦不久步之后尘，由此我们也学会了一个新的名词——“国家破产”。不过，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被深深卷进这场风暴无法逃脱，亚洲、拉美、非洲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英国《金融时报》感叹说，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绝缘体！“美国的投行劫持了美国经济，而美国又把全世界给劫持了。”这是一个势必会写入世界金融史的事件，它正在使世界经济进入“严重低迷”时期，其严重程度已超过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它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生态和政治生态，全球由此走向一个新的国际格局。但世界各国能否联手遏制这场危机，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新浪财经
6部门紧急通知9月14日前生产奶粉液态奶全下架
质检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全面按照三聚氰胺临时管理限量值标准，清理检查市场乳制品。9月14日以前生产的乳制品经检验符合限量值规定的，由生产企业在产品包装上加贴“经检验符合三聚氰胺限量值规定”的标识，可以销售。
点评：去掉三聚氰胺，牛奶还是一种很好的饮料。但现在一杯牛奶放在你的面前，你还敢喝吗？在食品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餐桌内容：究竟吃什么才是安全和健康的。一种极端的做法是退回到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很显然这是一种理想主义，自己种植食品，要考虑的问题更多：土壤、水源、饲养动物的食物……稍有疏忽，食品污染就不可避免。我们也不能奢求政府机构的监管步步到位，美国百年食品安全史告诉我们，只要人类需要食物，消费者和食品制造商的斗争就会存在。那该吃什么好？《黄帝内经》早就给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答案，当健康的饮食方式成为习惯，在轻轻松松中，我们就已经吃出了健康、吃出了安全。
来源：《北京晚报》
北京限行后首个工作日近80万人次转乘公共交通
10月13日是北京实行交通管理新措施之后第一个工作日，据北京交通部门14日公布的测算数字，全市共有近80万人次转乘公交、地铁出行。北京交通部门14日表示，首个工作日路面行驶基本顺畅，通行速度比限行前有所提高。
点评：北京的限行立马就“雷厉风行”了起来，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暂且不说，引发的争议却不少。首先被诟病的是程序正当性。既没有广泛征求民意，也没有通过立法机构，就这么一意孤行是否合适？老百姓交了养路费，却不能获得正常行驶的权力，是否涉嫌侵犯公民的权利？事实上，此次限行受到利益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老百姓。如果是富人，家里肯定不止一辆车，限行对他没影响。如果是有权人，这部分公车被封存了，再买新的不就解决了。苦不堪言的只有那些只有一辆车的人，但这说不定又会迫使这部分人去购买第二辆车，从另一个角度又刺激了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一个城市的交通顺畅很大部分要靠发展公共交通，一刀切的行政方式只能暂时掩盖问题，并会带来新的隐患。除了限行，我们还有很多市场化的解决方式，例如收取拥堵费，开车之人比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多享受了便利，付出金钱的代价也就应该没有怨言。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尊重公民权利，在维护公共利益和尊重公民权利、自由之间，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来源：中国新闻网
国家审计署近日（9月5日）颁布的某项收支审计显示：去年中央部门本级结余、闲置资金近30亿元，占中央部门本级预算问题金额的10%；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浪费现象严重，效益审计推进不易。相关审计人员坦承，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效益审计难度要大于具体项目。
与此同时，老百姓手中的钱拮据着用也还是不够用。收入偏低或中等的家庭，花在基本生活、教育的费用已经使整个家庭开支捉襟见肘，如果加上分期购买房子或不幸遭遇伤病袭击，那就基本处于“弹尽粮绝”的无奈；而境况好点的家庭，过去十年把近一半的收入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不难看出人们普遍对未来信心不足。
以上现象，换一种简单的说法是：一方面，政府愁于怎么花掉大笔财政资金；另一方面，老百姓则常常苦于钱不够用。据说近年来每到年底很多部门都要突击花钱，想尽办法甚至是低效率的浪费，将年度预算资金尽快花出去──尽管这样，依然出现有钱花不出去的现象！而在民间，无论城镇乡村，很多公共设施仍然相当落后和缺失，类似凸显民生不易（如小孩失学现象等）、如小孩失学现象屡见不鲜。政府和民间如此反差，显然不是正常现象。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是，上级部门掌控的资金过多。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资金愈发向上级政府集中，导致财力密度极大地集中在权力机构的高层。但是，如何预算、执行、监督财政资金的种种管理方法，却未达到现代化和法治化的标准，从而导致财权政府集中、事权政府缺位的怪现象。目前我国的教育环境和医疗条件等重要的民生境况，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强调了公共资金的使用必须符合公众意志和利益的原则。目前财政资金的集中和使用，并没有符合这一原则的精神。此外，国家经济靠的是国民的生产、服务和消费所支撑。数据显示：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5.1万亿元，加上国企利润、各项收费收入，有学者估算国家可支配收入近10万亿元。就是说，全国每人分担约7700元的财政收入，超过0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的一半！即便如此，换来的也不是基础设施、公共品的理想提高。在教育、医疗、购房等方面人们依然面临极大负担。显然，作为人数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底层老百姓的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这也是为什么，政府一直努力制定“减少储蓄，鼓励消费”的政策收效甚微。因为没有基本福利做后盾，普通人是不敢轻易花钱的。而不花费就谈不上经济刺激，整个国家经济处于平淡和低迷状态。
财政资金的收取、使用与浪费，最终引申的问题，是老百姓如何获得合理的经济分配待遇的问题。自由的市场理念认为，一种分配方式不能使生产者获得合理回报，那么这种分配方式最终会被淘汰，或者，这种分配方式的经济环境最终会崩溃。所以，“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成果”不应仅仅是一个提议或一个口号，而要落到实处。
不言而喻，尽管面临来自各个既得利益部门的巨大阻力，但是，财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减少财政资金数量、收缩政府花费、更多的公共资金尽可能用于基础设施、公共品以及基本福利，才能刺激经济，使我国经济步入良性循环。
当代建筑师能够自由地阐释建筑之美，结果却让城市沦为美的碎片，相互分离的社区，孤岛般地相望于道，城市的宽敞一方面表征自由，另一方面显露漂泊无依之态。如果搜罗世界上令人目眩的城市中心来对比社会弊病与底层悲鸣时，似乎繁华构成了对现代都市的反讽。
幸好，一股重思新城市主义的思潮正在把焦点投向建筑物本身，城市化背后潜藏另一个有待创造与建设的领地，许多优秀的建筑师已在辛勤耕耘。维斯曼在伦敦、泰迪·克鲁斯在圣地亚哥、菲利普·沃尔特在柏林，雷姆·库哈斯在鹿特丹，他们正在弥合建筑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从沉湎于明星建筑的氛围中撤离，坚信所从事事业的基本信条：如果不深入理解这个时代及其思想状况，就不可能创造实用且令人尊敬的建筑形式。
那么，如何才能接近或融入一个时代的真实呢？本文的主角泰迪·克鲁斯（Teddy Cruz）在墨西哥北部与美国搭界的提华纳市的建筑实践，具有比他在边界线另一面的圣地亚哥的实践更具普遍社会意义，其能够为解决当前许多国际热点地区的城市问题带来灵感或提供参照，如中国地震灾区重建、美国新奥尔良市重建以及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建设，不仅要从道德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难民、灾民、贫民、移民以及平民的住房问题，也要从技术与文化层面为他们谋划安定的生活。
泰迪·克鲁斯的提华纳
泰迪·克鲁斯是一名建筑师，现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1963年生于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并在此学习生活了二十年。这个在西班牙殖民期间曾用名“圣地亚哥”的中美洲城市，仿似他命中的谶纬，注定一生与它结下不解之缘。
20岁时，他随同母亲与美籍继父移民美国，定居圣地亚哥，同年进入加州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主修建筑学，并在毕业时获得了由意大利建筑师协会颁发的罗马勋章，这个有影响力的奖项足以让初入行的年轻人在建筑设计行业立足。
如果说，前20年拉美化的人生经历，培育了他的文化根基，那么，接下来的20多年则是如何把文化素养与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实践结合起来。因为学习建筑之后，他不停地穿梭于美国与拉美两种文化环境与社会氛围之间，容忍、接纳、吸收、抗拒一直是萦绕心间的情感状态。
当他从意大利领奖返回时，他说：“我要与拉丁美洲建立新联系，我要尝试对先前的每一点记忆与现实相结合，并付以批判性审视。对于我来说，提华纳是整个拉美大陆与美国之间的一堵深墙，必须冲破。”
他选择的契机太有预见性。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一夜之间，位于美墨边界的提华纳遍地新工厂，白色方盒子建筑配以修剪精致的草坪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美国风格随季风而下。
提华纳，墨西哥北部城市，与美国领土接壤，紧靠加州半岛上的圣地亚哥市，一个注定要卷入历史潮流的地域，不得不留下潮起潮落的印记。它以两个国家连接“廊道”的姿态屹立世间，使它成为自由之城、艺术家的天堂。如今，只要你步入城区，将会连连惊讶：时尚酒店配备足够多的柯布西耶式长沙发、酒吧内音乐震动不止、马提尼酒香贯穿街道、破旧的Art Deco Hip-Hop剧院沿街而立。许多提华纳人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们什么都有，我们有两个海洋：太平洋与考泰斯海，加州不过只有一个太平洋而已。”
发展初期，它也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走过的弯路，尤其是“华盛顿共识”引领下的拉丁美洲的改革发展历程：不假思索地抄袭或模仿西方国家的社会样式。比如在克鲁斯的故乡危地马拉城有一条“改革大道”，这是从墨西哥城那里抄来的，而墨西哥城又“师从”19世纪巴黎的城市规划，甚至危地马拉还建设了一座埃菲尔铁塔的小型复制品。
可在提华纳，许多人看到了贫穷和落后，唯有克鲁斯把它看作社会与建筑改良模式的沃土，看作新型乡村社区诞生的策源地。因此，他选择提华纳作为理想建筑之城时目的便已明确：挖掘提华纳的风土性格，开创一种暂新的建筑样式。他首先选定一块山坡地带，建房子的材料主要是从本地和边界对面获得，如预制混凝土模块、金属板材、旧车库门以及废弃的木箱等，这些定居点建立之后，幸运地受到墨西哥法律保护免于拆毁，政府还为其铺设管道、供电、供水。这个工程为克鲁斯和提华纳开了个好头，用他的话说，这个过程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具有超越灵活性与民主性的一种标志性符号意义，它展示了提华纳自力更生的一面。
实际上，甚至许多墨西哥人并不了解提华纳，他们把它称为与世隔绝的荒地，边界线上的烂地。但是，提华纳是墨西哥发展最快的城市，人口在1990年为75万，2000年时，达到120万，2010年将增至220万，加之每年6百万人次在此过境，它的品行与声誉随着穿越人群的脚步传播开去并逐步确立成型。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社会”成为艺术家的摇篮，超大人流量为酒店、餐馆和超市提供成长空间，遗憾的是因为绑架与犯罪时有发生，使得许多旅行社不得不提醒旅客身份证不能离身。
克鲁斯透过社会自由纬度，把更多注意力给了城市发展模式的自由试验价值，开辟一块可以解决世界城市化问题的试验场，但是“9211”事件打乱了试验步骤。美国出于国土安全考虑，在边境线上竖起了十英尺高的城墙，像许多建筑师一样，他把这堵墙称为对文化自由交流的威胁，必将降低两边民众的文化生活质量与城市发展活力。
但是，几年来，克鲁斯的提华纳仍在不断繁荣发展，因为在这块地域上，一位建筑师和一座城在贫困的根基上注解了一种先进的城市发展道路，当然，对面的圣地亚哥也从克鲁斯这里受惠不少。
住所·家园
现代建筑发展始终未绕过“阳光”与“空气”这两个要素，住房首先便要健康地居住，无论房子是“居住的机器”还是“生活的场所”，都必须要明确回答一个问题：房子是“住所”还是“家园”？
克鲁斯用建筑作品回答了上述问题。他巧妙地在建筑物中将自由精神与传统文化相联系，按照现代主义的建筑思维，结合当地人民的实际需求，先在美国加州建造工业化成品，再转卖到墨西哥的提华纳。房子的一层用钢结构架空，再把加州风格的平房建在钢架上，如果建造完成出售时，只需拆除架子再用卡车运输便可完成。方便快捷地解决了广大贫民的居住问题。同时，一层悬空的格局不仅节约了建设成本，也为使用者提供了更多功能性。上层住人，下层可用作店铺，如杂货铺、汽车维修店等，即解决了夜有所宿，又便利了日有所劳。
此种住宅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因为它在内涵和外延上具有显著的象征与实用意义。
平房与架空层之间形成两组对立关系，水平方向上，大量建筑整齐布局，宽敞舒展，充满无限未知与成长的可能性，并且展示不屈不饶的进取心态，大面积蔓延式格局适应了当地的开阔地带，也为移民大量涌入提供了定居的暗示：只要附着在提华纳城上，便是其中的一份子；垂直方向上，自由组合的两层布局，为解决大家庭的居住问题提供余地，几组拼在一起可以，或上下楼层同时使用即可，另外，和地面平行并与大地融为一体的“阁”状形态，使建筑物看起来像生了根，稳稳地抓住地面，让移入者坦然居住。
说到安居，克鲁斯在提华纳的实践直观上反驳了现代生活状态：稳定生活的文化正在趋向衰落，家庭不断搬迁、解体与重组。但是，从反面来看，克鲁斯又延续了巴舍拉德和赖特关于住宅的思考。巴舍拉德关注适合安居的建筑，从屋顶作为开启建筑灵魂的大门，到诗意的阁楼，房子的部件因其不同的象征意义而分离，因为共同的位置而浓缩一体，克鲁斯用坚固耐用的工业化手法抗争四处漂泊的现代人居状态，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安顿下来，在这里，他们可以回忆过去的房子，沉湎于过去的记忆，享受这种快乐，如果有一天厌烦这里，可在第二天用卡车把房子拖到别处，或者干脆卖了，人走干净。
实际上，定居于此的人们，确实在这块宽敞、简单、统一的空间中实现了建筑师的设想：实现个体的无限自由。房子没有乱拆乱摆，原先米褐色的外观大部分被重新粉刷或花样点缀，草坪虽小，却修建整齐，他们把这里当“家”，可以称为“家园”的地方。
面朝美国、背靠墨西哥、左面抚摸两个海，提华纳人很困惑，他们是接受美国思维和美国梦教育长大的，很多人聚集于此也是为了有朝一日移居美国，但是，为什么“移民”在提华纳人眼里是人权之事，在美国却是违法了呢？为什么吃的用的学的全是美国“货”，怎么美国与他们偏偏咫尺天涯？
十四年来，提华纳以美墨交汇点自居，一直努力使自身摆脱“廊道”的形象，使游客以此为目的地而非路过，可贩毒和犯罪毁了它的美梦，原先已自由乐土形象招揽而至的艺术家们大部分去了圣地亚哥，况且后“9·11”时代，美国国土安全意识过强，一有风吹草动，就群起攻之，提华纳的几次犯罪事件一经美国各大媒体渲染，把它降格为阿富汗喀布尔一级的城市了。不过，这并不影响提华纳的经济发展，毕竟依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物质文明不愁发展。
同时，克鲁斯在提华纳展示了典型的“克式”精神文明：活动板房是自由的象征。他在那里寻找拉美式自由：自由地使用各种工业化建材、自由地向传统打开与向世界各地的文化打开。他的项目昭示了建筑师如何尽情地展露个体自由，用最大的包容心态去调和世间百态。
令人欣喜的是，在2008年之初，他因在提华纳和圣地亚哥的突出成绩，为他赢得了纽约哈得逊河湾的一个大型建筑改造项目。谁也未曾想到，边界线上建筑笔迹竟然勾画到了纽约，墨迹未干，喝彩已连连。
2000年，联想业务如日中天。柳传志主持了联想拆分，元庆负责自主品牌研发制造业务并承接联想集团这块招牌，郭为负责代理分销和系统集成业务，建立神州数码集团。
元庆带队，管理层赴美考察，走访Intel、微软、CISCO等10余家IT公司，并巨资请来全球顶级咨询公司，帮助制定集团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具体过程省去十万八千字，最后的结论是联想要在IT领域里多元化发展，成立了消费IT、企业IT、IT服务、互联网、手持业务、合同制造六大业务群，要在3年内实现（数字已忘，总之很大）的营业额。会议上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乃至之后两年俺在新员工培训的课堂上一再引用：“大家一提联想，就想到PC，如果3年后还是这样，那就是联想的失败。”
新的愿景、新的价值观、新的战略。蓝图是如此的美好。大家磨拳擦掌，招兵买马，向2001年胜利进发！
别人是怎么忙乎的俺不知道，也无暇过问。因为俺被分配的最新岗位是到联想2000年亏损最为严重的部门去负责职能管理，这块业务自2000年被拆分到联想集团，当年亏损数千万，幸亏PC利润雄厚，否则可能就关门破产了。这一年俺终于知道什么叫挣扎求生，什么叫穷家难当，什么叫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幸亏兄弟部门招兵买马要大发展，帮俺吸纳了许多无事可做的同事。但1个季度不到，兄弟部门的日子也不好过了，进人冻结。又过了1个季度，集团开会提出要向大企业病开火，停了新业务，还要裁员。这时候内部同事就再也疏散不出去了，只好裁掉。好在此次裁员走集团专项费用，不进入事业部的损益，否则俺真是穷的连遣散费也付不起。这一年过得真是辛苦，东挪西挤，恨不得石头里都攥出水来，虽然当年实现账面利润8万，算是打平，交代得过去，但俺实在是不晓得下一块蛋糕在哪里。
这一年虽过得极其艰苦，但促使俺对业务选择，对业务的进入和退出进行了深入思考。你看俺们120多人（原来将近180），在一名副总裁和6、7位总监、8、9个经理的领导下，发展一堆渠道，一堆供应商、生产厂，广告代理伙伴，还有店面促销的队伍；对内对外没日没夜地沟通、谈判和开会，讨论规划、竞争、产品、质量、技术服务、生产、物控、客户投诉等等等等。
俺枪口对内，整日帮集团各兄弟职能部门创造大量工作，抛出一个又一个课题：考核激励、财务核算、报表核对、行政费用分摊，技术客服费用分摊，区域销售人员矩阵管理，质量认证，危机公关处理媒体曝光等等。对不住了，可怜的财务部门对口的兄弟，每月你们必须要出报表，每个数据俺都要理论理论，俺也不想这样，可谁让俺没钱呢？！对不住了，可怜的品牌推广的兄弟们、还有法务部、处理客户投诉的兄弟们，俺也不想给你们增加那么多麻烦，定期开会，给你们布置工作，随后就跟在屁股后面监督检查，俺也是没有办法，咱总不能把客户给惹得太急了吧！你看，当地寻呼台经营不善，倒闭了之，结果买俺们产品用户就收不到股市信息了，找上咱的门来理论，虽说直接责任不在俺，但谁让咱是联想呢，总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什么？！折价退货？！俺如果有钱，早就把这事搞定了。…………
2002年初，元庆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提到了刹车和大企业病的问题， 他对2001如是评价：“2001年我们终于走过来了，这一年不会以辉煌存入我们的记忆，但它绝对是值得缅怀的一年。我们迎接了恶劣市场环境的挑战，我们初步落实了战略规划；同时我们借冬季强身健体，磨练心志。如果3-5年后我们的战略规划得以实现，应该不会忘记这一年的奠基作用。”
2002年，挑战依旧，PC市场（按营业额计）继续负增长。联想跑赢大势，但DELL的压力突出地彰显。
03年春天的非典引起北京乃至全国人民的恐慌。大家一边抗击非典、一边继续工作。在俺的记忆中，03年磕磕绊绊，DELL大军压境，联想节节后退，各路业务开展均受阻。
非典过后，集团继续和上次那家国际顶尖咨询公司合作，制定新一轮战略发展规划，俺继续参与其中，但感觉很不爽，因为顾问除了能提供些行业信息和数据，把大家观点搜集整理提炼，讲讲国际企业的案例之外，对于未来的竞争策略的确缺乏真知灼见。这也难怪，在优势不明显但劣势明显的情况下迎战国际级对手对谁都是个高难度课题，咨询公司没有解，最多放弃你这个客户。而你自己找不到解，可能就会被竞争对手一口一口地吃掉，或许你能苟延残喘或退守一隅，在没有被对手杀死之前保存实力，万一对手出现破绽时你把握机会反击。但这种把自己成功建立在别人失误上的逻辑难道就是我们的选择？！
网上、媒体上对联想的质疑一时间风起云涌。《没有技术的联想之痛》、《联想四处出击、四处碰壁》、《人类失去联想，世界一如既往》、《联想怎么了？》等等等等，有个著名IT杂志挺关心联想，还在杂志封面组合柳总和元庆凝重沉思的照片，硕大的文章标题叫《联想别慌》。
03年业绩完成不佳，低过投资人期望，半年业绩公布后股价应声而落，接近历史低点。在03半年会议上，俺听着大家的研讨，心情沉重，会后一点都不兴奋，总觉得有一片乌云笼罩在心头。郁闷啊郁闷，不再郁闷中爆发，就在郁闷中灭亡。
步入春天：回归核心，国际突破
但在两三个月后，集团组织总经理以上人员和部分总监，召开了变革动员会，宣布了业务和组织调整方案，俺和所有与会人员都有拨云见日、茅塞顿开的感觉，激情和能量似乎在刹那间恢复。因为这个方案一举解决了历史积累的绝大多数让人困扰的问题，把冲突业务进行合并，把该剥离的业务剥离，销售区域也划细，从原有的7个变为18个，真是个让人兴奋的绝佳作战蓝图。后来俺才知道这是元庆及其搭档连续数月每周末在龙城山庄聚集研讨的成果，完全是联想人的智慧，牛！
会场群情激奋，大家都觉得有戏，，有已确定调动回京的大区总经理当即表示要留在前线继续二次革命，更多的同事则纷纷叫嚷着愿意奔赴前线去杀敌。
春节期间联想高层都没有休息，聚集开会排兵布阵。大年初三时俺正在陪家人逛庙会，突然接到负责战略运营的副总裁打来电话，询问让俺过去是否愿意，俺明确表示个人意愿是留在业务群继续负责人力资源，但革命觉悟是有的，也许其他人比我更合适。结果初五时就接到短信，安排俺去了那个部门。
春节后不久，在外面的质疑声中，联想宣布成为奥运TOP赞助伙伴。
再后来，就有了大规模的战略裁员。因为变革动员会仅在小范围召开，还没有扩大到全员，中间又经历了组织重组和战略裁员，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下一步怎样，比较迷茫。
在几周后的全员大会上，元庆发表讲话，解释为什么要变革，要变成什么样，之后特别强调文化变革的意义：
“没有一种文化是日久常新的，当环境变化，过去的内涵如果不能跟上时代，拥有新的诠释，就会出现不适合环境的死角。因此要时常对文化进行Review和重新诠释：对于过了头的，我们应该及时地把它扳回来；对于做的不够的，我们还要再加一把柴；对于缺失的，我们要努力注入。衡量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能支撑公司价值的提升。当然，这样的诠释不应是对原有内涵的完全颠覆，而是对原有文化精华继承基础上的吐故纳新。
文化的落实，干部是关键。但干部们的经营意识和能力因为有了对“精准求实”的理解而提升了吗？近两年整个公司的运营效率在持续下降，前不久，各部门做新财年规划的时候，大家都纷纷争论03年收入和利润的基数问题，却很少有人争论费用基数的问题，没有人谈去年收入没达标，费用却达标使得效率下降的问题。这能是精准求实吗？
成功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把高绩效文化作为其企业文化的核心。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化似乎正在偏离正确的方向。
我们强调共享，强调“平等”，让上级变成了老好人，对下属的过失得饶人处且饶人；“信任”、“欣赏”变成了人脉关系，在这个部门绩效不好，通过人脉，别的部门就能欣然接收。有的人这个部门干不好，就换个部门，几乎要把公司的各个系统都转遍了。这样的干部占据着好位子，很多能力强、业绩高的员工就无法得到应有激励。这对公司来说，问题是严重的，不能吐故，我们又怎能纳新？有志于公司事业的员工积极性受到打击，大家都不积极出业绩了，公司又何谈业绩？
公司与员工，一定是双赢、共生、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的员工，得是无论在联想还是离开联想，都能呱呱叫、自己觅食的人。
我们应该在公司内形成一种业绩导向的文化，奖罚分明，能上能下的机制和氛围，造就一支支人人奋勇、个个争优的战斗团队。”
04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经过不到半年的艰苦努力，业务模式逐渐理顺。12月份，宣布收购IBM的PC业务。俺记得宣布那天，大家群情激昂，士气指数达到历史最高。新的空间、新的憧憬，新一轮的春天又开始了。
1999年8月，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旧貌的最后一景
日，曾经在中关村播下科研人员下海创业第一粒火种的陈春先走了。医生摘取了他的角膜，帮这位70岁的老人实现了他这一生最后的一个愿望。
24年前，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物理研究所等离子体研究室主任陈春先，敲开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工程师纪世瀛的房门。在他三次赴美考察波士顿“128号公路”之后，陈春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中关村建立“技术扩散区”，探索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扩散新技术、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这些观点让年轻的纪世瀛听来兴奋不已，一拍即和。那年秋天，“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在中科院物理所一个破旧的平房里诞生了。
在这个“技术服务部”，每名职工每月可以领取7元津贴，这却引来了巨大争论乃至封杀之祸。1982年，“服务部”被查账封账，被指搞乱了科研秩序。直到1983年，一篇新华社内参上，胡启立的赞扬批示才救了这家服务部。随后，陈春先宣布一家真正的民营科研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成立了。
那几年，柳传志、倪光南、张玉峰、王选、王文京、苏启强、周明陶等第一批创业者纷纷从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出来创业。在中关村，四通、信通、科海等公司相继成立，之后闻名全国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至此已有了模样。据考证，那时创立的企业中，延续到今天的只有23家。
然而最先创立的“华夏新技术”始终没有长大成人，陈春先也没能成为柳传志、段永基、王晓兰那样名动一时的企业家。由于当时市场环境和其他种种原因，陈春先陷入了无休止的官司漩涡，而其公司研制的排版系统、文字处理系统等产品在市场上均告失败。与此同时，带病坚持工作的陈春先糖尿病日趋严重，曾经多次晕倒在公司开会的现场。他磕磕碰碰地坚持到1996年，终因心力交瘁退出第一线。
创业亦等于离开体制，在很长时间内，陈春先不能享受劳保，没有任何的社会福利保障，经常为大量的债务发愁。由于企业之间的纠纷，陈春先先后两次被人绑架。作为一个企业家，他过着穷困的生活，创业伙伴纪世瀛曾数次借钱给他。在病重期间，陈春先甚至因费用不足而贻误治疗。后来纪世瀛写信给政府部门表示异议，这个中关村民营企业的开拓者，才领到一份每月发放的养老金。
陈春先后来认为，当年选择了增值不高、科技含量不高的数据录入可能是个错误。可是他提出的建设“中国硅谷”的设想，深刻的影响了中关村乃至全国各城市对“高新开发区”的热衷和投入。
1986年到1988年是中关村的一个爆发期，在这两年，中关村的“技工贸”企业发展到了400多家，并在实践中走向成熟，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技工贸一体化的发展模式。1987年，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成立。1988年初，中央办公厅组织联合调查组，根据十三大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对电子一条街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总结，肯定了中关村高技术企业的方向，并提出了兴办中关村新技术开发试验区的建议。同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正式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大激励了科技人员创办新技术企业的积极性。科学院、各大专院校、各部委研究院所的一大批科技人员纷纷来到试验区，标志着中关村的民营企业从此进入了不仅合理而且合法的正常发展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掀起中国改革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和现代建设的高潮，为中关村的兴盛注入新的活力，高技术企业的发展更为活跃。1993年6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发布《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一新形势的推动下，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深刻总结了创业的经验与面临的挑战，率先提出了“二次创业”的战略，即“资本股份化、产业规模化、技术创新化、融资多元化、管理科学化、经济国际化”。这是在明确建立新经济体制时期，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发展新阶段。
1995年5月，中央作出《关于加速科学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决定》明确指出，“民营科技企业是全社会科技进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一支有生力量，要继续鼓励和引导共健康发展”。在全国上下引起极大反响。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重新研究北京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包括海淀试验区、丰台园区、昌平园区在内的一区多园格局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并建立相应的市级管理机构：市试验区管委会，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放到突出地位。
1998年，北京市政府颁布《关于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若干规定》(新十八条)。1999年初，颁布《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即“33条”)。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原则同意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规划。随后，“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正式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
时至如今，中关村的新兴企业，已经不用像八十年代那一批，从“倒买倒卖”开始，政府和园区管理方鼓励的模式是，在各个创业园或孵化器，小公司们可以花费很少的钱先租几个方格，存活后可以搬到楼上稍微大点的单间办公室，而赢得大笔订单或风险投资的，会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反正，在现在的中关村，越来越优质的写字楼供应，可谓层出不穷。
八十年代的英雄们基本已不在最幕前，成功者如柳传志，江湖地位日隆；也有人已过世，继2004年陈春先过世后，日，王选亦离世而去。近几年还活跃在商场和公众面前保持较高曝光率的，大概只有被誉为“中关村村长”的段永基，然而随着中关村股份的变迁，老段也基本退出了大众的视线。李彦宏、丁健、张朝阳、冯军、胡晖、刘昊原、邓中翰等等成为中关村最近这10年来的代表人物，IT业外的俞敏洪，亦在这时声名隆起，成为中关村创业的又一个传奇。
实际上，中关村并非只有技术精英的传奇和失败，一些貌似“草根”的商人亦在这勃然壮大，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对中关村是否提供了怎样程度的“技术进步”而予以质疑。
当年一些公司间的所谓“技工贸”和“贸工技”的路线互讽，很多人仍然记忆犹新。但事实上，大部分中关村企业的崛起很难离开一些技术的创新，像四通、联想、方正等等，起家初期都是走“技工贸”，靠的是创新技术和产品。而一早就明显走“贸工技”路线的如信通、科理高等等，都未能走到今天。当然，贸易和代理，是现今一批成功企业在当时不得不经历的道路，并发展出一些成功的经营方式。1992年4月，杨元庆找到了中关村一个叫“鹭岛”的小公司做自己的代理。杨元庆销售惠普公司的产品，让“鹭岛”分销其揽下的“惠普绘图仪”并以营业额的3％作为回报。杨元庆助手林杨参照惠普和联想的分销协议，为联想和“鹭岛”起草了一份代理合同，这被认为是中关村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代理合同。多年渠道经营后，分销商成为了联想品牌扩张的重要力量之一。
很快的，1990年代后期，随着全球IT业的新浪潮席卷而来的，是VC风险投资时代在中关村的来临。而留学生归国创业，也成为这段时间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噱头。1997年10月，北京市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成立。由北京市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和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共同创建，是北京市首家专门为吸引回国创业提供孵化服务所建立的留学人员创业园。
在1996年7月至9月之间，搜狐的张朝阳利用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优势，说服该校媒体试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和爱德华·罗伯特教授给自己注入22.5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而王志东则向罗伯森·斯蒂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要了650万美元风险投资，这一谈判过程相应地更长，从1995年持续到1997年9月才完成。日,百度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李彦宏因为拥有公司22.9％的股权而身价超过9亿美元。如今，中关村可能是中国人力资本流动最国际化的地方，近万名海外留学生在中关村创办了3000多家高科技企业，而园区也分别在硅谷、华盛顿、东京、伦敦、多伦多派出了5个海外联络处。到中关村参观考察的海外留学人员络绎不绝。在园区内注册或设立办事处的各类创业投资机构接近40家，其中IDG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联想投资、英特尔投资等为代表的一批创业投资机构在中关村非常活跃。
现在，这块土地聚集着企业近17 000 家，生产总值相当于当年北京市生产总值的20 ％左右，共有上市企业79 家，占北京市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13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超过中国大陆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
这里涌现了太多中国第一： 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中国第一款CPU芯片、中国第一台10万亿次以上的超级计算机，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第一家无经营范围企业、第一家注册资金全部为无形资产的企业、第一家有限合伙风险投资机构都诞生在这里；这里第一个开始探索企业信用制度，通过建立信用档案开展信用评级，让中小企业获取信用贷款；第一个开始试行非上市股份公司进入代办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
中关村民营企业的成功给予了政府和民间深刻的印象。1999年，段永基被北京市政府“钦点”为大型国有企业中关村股份总裁，一个民营企业家能够进入国企担任经理人，足可见段永基当时的分量，开创了历史先河。据说，当年让段永基执掌中关村时，政府对他只有一个要求：不要在国企干三年以后就变成一个国企干部，要保持民营企业家的特点，坚持创新。虽然段永基在中关村股份的经营并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滑铁卢，但对项目和公司方向的选择上，仍然隐约可见“创新”意识的身影。
其实，除了技术型企业，对中关村的历史，我们无法回避的还有电子市场。从上世纪80年代的“电子一条街”，到90年代的“骗子以条街”，很多优秀企业在此起步。到上世纪90年代末，太平洋、硅谷电脑城、海龙电子城相继开业，当时最贵一个3平米柜台的日租租金已高达1000多元，这样，和南方深圳的华强北对应，中关村电子市场成为了北方地区最主要的IT产品集散地市场。
2000年6月，中关村广场高科技商务中心区开始建设，其定位是科技企业的管理决策、信息交流、研究开发、成果展示、高科技产业资本市场中心、高科技产品专业销售市场的集散中心。电子市场进入升级换代的新时期，包括中关村科技贸易中心、鼎好电子商城等软硬件条件等都升级的市场陆续投入开业，电子市场规模达到30多万平米。这些电子市场的年销售额在120亿元以上，而2007年，随着中关村E世界、鼎好电子商城二期等的陆续投入运营，中关村电子市场总规模已超过40万平米。
究竟是中关村科技产业带动了电子市场的发展，还是电子市场推动了高科技产业？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是，贸易是中关村发展的重要源头，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技工贸”和“贸工技”路线争吵的来源，很多企业从贸易起步，完成了技术研究的原始积累。“四通”当时靠借来的两万元起家，“联想”得到了中科院20万资金的支持……对于最初下海的、所谓的高科技企业来讲，是从卖电脑、打印机等贸易活动开始的创业。
现如今在中关村，前20名的大公司，生产总值已经占去了大部分，但占总数90%以上是中小企业却不可能像大公司一样组建自己的销售体系，电子市场成为了他们最好的销售终端。电子市场作为IT产业链的出口，解决了93%以上中小企业的销售出口问题，这不仅成就了今天电子市场的商业地位，同时也造就了中关村的核心竞争力。
中关村电子市场的强大流通力，不仅解决了高科技企业在创业阶段的资金、营销等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电子市场也成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技术展示的平台、资本市场的平台。由这样一个强大的市场网络支撑起来的平台，不仅提高了这些高科技企业的营销能力，而且造就了中关村的核心竞争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关村创新的起点就是中国科学院和高等学校的研究员、教授的主动下海，后起之秀也以知识阶层为主，这使得这个群体具有天然的自主权意识，对权益和制度制订的参与度比较高。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相对国内甚至北京其他地方来说，更具一层公共服务和企业自治的色彩
《中关村科技园条例》曾经作出许多突破现有法律条文的法律规定：如针对创新活动的超常性，第9 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经营范围不作具体核定。法无明文禁止且不损害有关各方利益的事情都可以做。针对人力资本在创新中的重要性，条例也突破了国家规定的无形资产产权不得超过35 ％的规定，为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提出自由谈判原则。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可以由出资各方协商约定。第12 条提出中关村的企业主体的分配形式可以多样化，可以实行股份期权、利润分享、年薪制和技术管理以及其他智力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制度。对在创新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难点问题没有回避，而是前瞻性地提出一些可行的基本准则，并为以后的法制完善留有余地。这样一来，中关村创新的政治环境在法治的基础上逐渐更具操作性，对企业的吸引力有了更大的提升。也让企业对政府的服务有了基本信任。北京市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就曾经组织过一次特殊活动，评选出上世纪80年代支持过中关村企业发展的优秀政府官员并颁奖，演出了一幕难得一见的“老板给官员颁奖”。
目前，活跃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协会组织27 家，企业会员达到一万家。园区逐步将有关部门和单位承担的社会服务性事务交给协会组织以及社会中介机构承担，形成社会自治与政府依法执政之间的互动。
而企业家也开始了参与政治决策的尝试，企业家自治从经济领域的行业协会开始，现在已经开始进人中关村的政治决策层次——中关村领导小组。企业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执行副主任委员直接参加领导小组的工作，按规定咨询委员会主要由协会根据中关村不同企业规模、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分布进行民主推选。企业家咨询顾问委员会是一个企业为政府提供咨询、决策的职能机构，直接与政府对话，代表企业的利益说话。中关村模式在未来，也许将不仅仅关于科研与市场，民营与创新，而更关乎深层的体制改革之路。
地产界大佬任志强曾经说过一句很豪迈的话：“要死也是银行先死。”当时话音尚在绕梁，央行便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任志强的话在尚未出现银行破产先例的新中国，有点像天方夜谭，可在企业破产如家常便饭的美国，却不是笑话。
这不，次债危机沿烧到今天，美国开发商尚未出现倒闭消息，银行界却已草木皆兵，华尔街更是形同“海啸”临头。
而雷曼兄弟的宣告破产更是让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投资者震惊，为什么一家投资银行的破产会产生海啸一样的效果？
第一，雷曼兄弟乃是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树大招风地位不容小视，而且其客户遍及世界各国，关联交易伙伴更是数量众多。
第二，雷曼兄弟拥有158年的经营历史，可谓世界上少见的长青藤企业之一，试问祖国大陆那个老板敢拍胸脯保证自己的企业可以成为百年老店？这样一家百年老店竟然挺不过这场危机，可见这场危机深重到何种地步。
第三，雷曼兄弟乃是华尔街的重量级代表之一，而华尔街乃是二战以来的世界金融中心，换句话说，华尔街乃是世界经济金融的心脏，心脏的一个组成部件发生了癌变，你说恐慌不恐慌？
关于雷曼兄弟破产的原因，论者众多，有人认为是贪婪，有人认为是次债危机的拖累，有人认为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景气，甚至有人归结到雷曼兄弟背叛了其创始时期的价值观，还有人认为是美国政府袖手旁观。
最重要的是，雷曼兄弟破产预示着什么？如果华尔街是一个水晶球，那么，从这个水晶球上的雷曼兄弟破产现象，我们将看到一个怎么样的未来？
首先，雷曼兄弟的破产预示着席卷西方世界的一场经济危机正在酝酿，接下来将有更多的业者出现问题。这种说法已不新鲜，华尔街已经有大腕级人物判断，这可能是美国经济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更可怕的是，全球化已经将世界主要国家经济捆绑在一起，如果美国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其他主要国家经济也很难独善其身。
其次，这场经济危机规模有多大？具体的规模无法准确估计，可是，这里有一个假设：雷曼兄弟公司已经拥有158年的历史，这意味着在1929年那场把德国交给希特勒、把日本交给军国主义者、把意大利交给墨索里尼、把美国交给罗斯福新政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中，雷曼兄弟挺了过来。换句话说，雷曼兄弟熬过了那场危机，却在这场危机中败下阵来，说明眼下美国金融市场这场危机的规模将不亚于那次危机。
第三，美元的江湖地位将受到严峻挑战。二战结束以后，欧洲日本诸国发行的货币信用在人民心目中破产，各国革命形势星火燎原。各国在布雷顿森林聚会，通过一系列协定，以“美元与黄金自由兑换，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兑换”的双挂钩机制，在稳定欧日诸国货币地位的同时，也造就了美元的江湖老大地位，同时也瓦解了各国的革命事业。尽管后来美元持续贬值，可美元的地位却无法撼动。这场危机将可能导致世界主要国家抛售美元储备，从而导致美元的持续贬值，如果美国政府撑不住，美元的地位将岌岌可危。
第四，美国政府如果不改弦易辙，改变布什父子的寅吃卯粮的“双赤字”政策，美国将成为纯债务国，尽管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可是其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乃是必然。说句实话，雷曼兄弟破产对美国共和党人麦凯恩的选情可谓雪上加霜，民主党克林顿执政八年留下的充裕的财政盈余，被西部牛仔小布什东打西杀消耗殆尽还欠了一屁股债，难道美国民众不想换个党做做看嘛？此种危情，老麦也看到了，于是，老麦同志也东施效颦，学人家奥巴马极力打“变革”牌，反正谁也不敢过于坚持小布什的既有政策。
第五，花样翻新的金融创新可以休矣。金融市场原本是商品生产的附庸，二战后华尔街里的聪明人却不断创新出让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将金融市场发展成为凌驾于实体经济的印钞机。所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那些辛辛苦苦种地，勤勤恳恳上班，风风雨雨制造的人所得到的收入，远远低于那些每天盯着全球金融资讯，从资讯里寻找金融投机机会的金融大鳄们，这种局面岂是百年长久之计？
丧钟已经敲响。
然而人类是理性的，尽管这种理性很有限。各种信息高度自由流通的美国社会，其抗风险的能力也是极强的。1929年的那场危机没有把美国推向法西斯主义，却给罗斯福提供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机会。二战以来，美国经济大大小小的危机曾经发生过多次，却无损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危机。所以，从宏观层面，还是相信美国经济能够熬过这场危机。
至于微观层面，这场危机波及到的世界主要国家的大大小小的投资者则需要认真对待这场危机，比如中国的投资机构正在考虑增加在欧盟各国的投资，从而规避来自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另外，一蹶不振的中国股市估计又要在底部喘息一段让大大小小的股民感觉相当漫长的时间。v
中关村在城市的西部，CBD在城市的东部。
当一个人要逛店的时候，会想到CBD ；但是当一个人想学习的时候，则会想到中关村——谁会去国贸买电脑？就如同没有人会专程到中关村买衣服，当人们需要逛街的时候，多数女人会说：“哦，去国贸吧。”可是，当一个人需要找一个新游戏或者一个好用的工具软件，你认为他会去哪里呢？连十几岁的少年都知道，应该去中关村。
我认为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着两种人，一种是长于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一种是长于按规则玩游戏的人；前一种人属于中关村，后一种人属于CBD。中关村的新闻总是与创业有关，但CBD则总是在“开业”，比如一个百年品牌在国贸开业，再比如一个化妆品的旗舰店进驻新光天地，总之，CBD是在复制，复制已有的成功案例，而中关村，则喜欢创新，喜欢打破陈规。可以这么说，在CBD汇集着一群最优秀的执行者，给他们一个创意，他们就能制定出最合理的商业计划书，然后坚定不移不折不扣的执行；而中关村则不同——中关村是创业者的乐园。如果拿破仑生活在今天，他一定更喜欢中关村，而不是CBD，也许他会在CBD开新闻发布会，但是他一定会在中关村开展自己的事业。因为他曾经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CBD的士兵，最高的理想就是做一个等级更高一点的士兵，他们喜欢听从别人的命令，而不是自己成为那个下命令的人；但中关村的士兵则不同，他们似乎更符合拿破仑的口味——他们心中多少都藏有一份关于创业的激情，他们讨厌重复别人的生活，他们善于学习，喜欢创造，有自己的梦想。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打算回国，他问我应该在哪里发展，我问他你更喜欢表扬别人还是喜欢被别人表扬。他问我这有关系吗？我说大有关系——如果你喜欢表扬别人，那么你应该去中关村，如果你喜欢被别人表扬，尤其是被上司表扬，那么你应该选择CBD。
他又问，那么哪里的机会多，发展空间大？我反问他：你说美国和英国相比，谁的机会多，发展空间大呢？他说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有的人适于生活在美国，有的人适于生活在英国，英国比较讲求秩序，比较井井有条，但美国比较丰富多彩，兼收并蓄，很难说的。我告诉他CBD和中关村的差异，有点类似英国和美国——如果你喜欢在一个条条框框都很清楚的地方，那么去CBD，如果你喜欢一个可以按照自己的梦想去建立和创业的地方，那么去中关村。总之，去CBD，安全稳定可靠，但缺少惊喜，就像你在CBD的星巴克喝咖啡，没有什么奇迹发生，来来去去的人都是和你一样的，国际化的标准面孔，西服革履职业套装，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差别不大；但去中关村则不一样，中关村有“雕刻时光”，有“万盛书园”，每一个人和别人都很不一样，在这里你有想法不可笑，反而是你什么想法都没有才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朋友携家带口的回来，选择的结果非常富有戏剧性——他选择了中关村，因为他说是男人为什么不听自己的？但是他的妻子选择了CBD，理由更简单——听别人的生活要比听自己的生活，不费脑子，容易得多。现在，一些并非在中关村发家的企业都迁往中关村，像新浪，搜狐等等。我一个做企业的朋友说：“如果当初的网络公司不盲目进军CBD，也许他们不会死得那么快那么惨——人一进到CBD，不知道为什么就容易浮躁，喜欢炫耀，要气派要场面要辉煌，这些还不要紧，最可怕的是失去创造力，一天到晚热衷于谈概念，出入各种名流汇萃之地，把同样的话今天说给你，明天说给他，夸夸其谈，如果你是在做商业，比如某个服装品牌，这样做可以，因为潮流嘛，就是这样，找几个名模一带头，马上后面就跟着一群小包法利夫人，但是做高科技企业怎么可以这样，你在前面说概念，但说来说去，懂行的人一看，你其实什么都没有。你说这还怎么做？”当初扎根中关村的企业——比如联想、北大方正、清华紫光、金山软件、洪恩在线，不管开始的时候规模多么小，遇到多少困难，但后来都走出了自己的路，相反倒是当年广告铺天盖地，在嘉里中心汉威大厦租了整层整层办公室的互联网公司，动不动就到国贸开一个新闻发布会的那种，一场纳斯达克寒流过去，片甲不留——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东西——只会跟随的人怎么可以创业？他们就像猫，哪家企业给的薪水高，就去哪家做事，谁的条件优厚，就跟随谁——而真正的创业者不是这样的，创业者可以为理想为事业舍弃许多忍受许多，创业者是给予型的，而不是索取型的——创业者愿意让别人分享他的成功，愿意给别人很好的薪水，很好的工作环境，他们尊重别人，鼓励别人的创意；但是跟随型的人不同，他们首先要索取，要看你给的价钱是否合适，之后他们有很强的地盘意识，层级意识，假如你养过猫你就知道，如果主人对其他的猫稍微好一点，那跟随主人的猫就会不高兴，觉得受了伤害，甚至要伺机报复。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宠物的人，你会认为猫还是很好的一种宠物——就像孙悟空是个好员工，这是本土制作的白领职场生存手册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当孙悟空到了CBD，他就会成为一个好员工，但是假如他到中关村，他就会找到他的花果山水莲洞做他的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个故事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我很赞赏新浪的做法，他们把总部设在中关村海淀，但是在CBD设了一个分支机构——专门做广告和商业推广。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中关村的人热爱技术，肯为自己的目标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但是CBD的人喜欢和别人比较，他们只愿意认识有价值的人，与已经成功的企业成为商业伙伴，和有前途处于上升阶段的精英交往，他们完全不肯在稍微过气一点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他们甚至也懒得去寻找有升值潜力的人。这种人非常适合做广告和商业，只能在CBD工作，假如让他们在海淀总部，让他们做内容，第一他们没有兴趣，第二他们肯定忍受不了；同样道理，如果让做技术的做内容的人去了CBD，不出一个月，他们就什么都做不出来——他们会变得浮躁，当一个人变得浮躁以后，就会和别人比较，然后他们就失去了自我，你能指望一个失去自我的人有创造力吗？当然不能。
其实，区别中关村和CBD最容易的一点，是看他们的业余生活——如果一个人喜欢读时尚杂志，并且喜欢按照时尚杂志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么他或她，多半是属于CBD的，至少在气质上属于，即使他（她）来自某个边远山村，在到北京之前，都没有见过比长安街更宽的路；但是如果一个人喜欢读书，无论时间多紧，工作多忙，他（或她）总会隔一段时间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无论是否读完，但是他（或她）总会翻翻——比如在国际机场转机的时候，再比如在异国酒店度假的时候。书的内容也许和他（或她）的工作有关，也许毫无关联，只是他（或她）的兴趣——一个气质上的中关村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相对自我，相对独立，他们读书是出于喜欢和好奇而不是像有些读杂志的人群，他们读杂志就是为了获得谈资和保持一种不落伍的生活姿态。
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到中关村买电脑，软件，如果要买书，一定要去第三极书局，就像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如果要找个地方坐坐，一定会选择后海的荷花市场，但是如果是心烦气燥，连续加班一个星期，想胡乱找个地方透透气，我会去国贸，所有的橱窗所有的店面都在告诉你什么叫“高尚生活”——看上去你有很多选择，其实你没有什么选择。你根本不是在买你喜欢的衣服，你是在买一种可能性——你想象当你穿上这样的衣服，你就过上了这样的生活，别人就会以另一种眼光看你，而你自己也信以为真——以为自己真的很“IN”。我曾经在海淀图书城买过那种一次都没有翻开过的书，不止一本；就像我无数次在国贸买过那种这一辈子根本不会穿的上衣和裙子，捐给老区人家都不肯要的那种。这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环境——在国贸，随便过来一个人，全都千篇一律地衣冠楚楚风度翩翩，于是你就想，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想一想，你是在国贸啊，当你想对自己好一点的时候，你除了给自己买衣服买香水买鞋买口红，你还能做什么？可是在海淀图书城就不一样了——白发的先生，红颜的女生，你的眼睛转啊转，你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好久没有享受过那种求知时代的快乐了——那一刻，你渴望自己能成为那些读书人中的一员——从容淡定，宁静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于是鬼使神差，你的手就会伸出去——那些你买来后一次都没有看的书就这样被你拿在手里，一本又一本。
最后，我来谈谈我的两类朋友——我在各种场合遇到他们，并有机会和他们成为那种现代意义上的朋友——我强调现代意义上的朋友而不是古代意义上的，这是因为古代对朋友的要求比较怪，比如说要求能为朋友做到两肋插刀，千金散尽，而现在“两肋插刀”的事情基本上由保镖负责，他们做得比较专业，而所谓“五花马千金裘，呼尔将出换美酒”，基本属于丑闻，如果是官员做，属于腐败；如果是有钱人做，属于败家。我说的现代意义上的朋友，是指彼此关系不错，有谈得来的话题，并且有机会可能一起共事或者互相帮个小忙的那种——在这两类朋友中，一类是中关村的，一类是CBD的，他们都很忙碌，如果他们闲下来找你聊天，不是要换工作，就是有事情和你商量。我发现，中关村的朋友，他们如果“失业”，你千万别想着给他们介绍到CBD去，最好是能给他们找到一个“项目”，哪怕是一个不大的项目，但是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就会找钱找人去做，但是如果一个CBD的朋友，他在以前的职位做得不开心，你可不要轻易劝他下海，他就像在动物园养了多年的野生动物，虽然素质还在，但是你真把他放归山林，他会不习惯的——有适应不好的豹子，据说在放生以后，居然会被饿死，因为他忘记了或者从来就不会捕食。
不过，假如他们都蒸蒸日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般来说，CBD 的朋友会相对“事儿”一些，他们会像钱钟书在《围城》里讽刺的那些人似的，以“兄弟在英国的时候”的口吻跟你谈一些“美国如何如何”，但中关村的朋友则不大这样——他们本质上比较质朴，不喜欢炫耀，即使自己比人家强很多，不过他们愿意你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这样他们就可以笑一笑对你说：“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相对来说，假如去西餐厅，我更愿意与CBD的朋友同去，他们早练熟了各种西餐礼仪——什么手拿刀什么手拿叉什么时候喝红酒怎样喝怎样握酒杯如何把酒杯送到嘴边以及如何放回到桌面上，他们都熟练得很；但是假如不是西餐，是其他的，那我宁肯与中关村的朋友在一起——他们没有那么多规矩，所以你可以很放松——他们不会在一开始就宣布不吃海鲜，不吃油炸食品，不喝可乐，也许他们本人不喜欢可乐，不爱吃螃蟹，甚至是个素质主义者，但是他们不会要求你认同他们，所以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可以是他们，你可以是你，你们之间不存在可比性——但是和CBD的人在一起，你总觉得已经被比较过了——如果还没有，你的感觉一定更糟糕，因为你在和最喜欢比的人在一起，但是他们对你，居然连比一下都不屑，这说明你有多差啊！
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是一部以中关村为背景的中国IT发展史。这段从IT业的角度来描绘出的改革开放的历史，真可谓：身在群雄并起的年代，英雄和草莽齐聚，光明和黑暗携手，成功和失败相伴。轰轰烈烈，大起大落。
那个年代的故事，犹如一个人的青春岁月，充满着成长的渴望和焦虑。
许多年后，回首之际，发现过去的一切，在现实中反复或轮回，让人陌生而熟悉。
在所有关于中关村的故事中，有些教训是深刻和沉重的，值得反复体会：
成功的方式是要走正道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赚钱只是转变观念的事情。昨天你在旧体制下做事，今天换到新体制下了，你就赚钱了。这是一个先机的问题。
很多人，在计划体制和市场机制并存的体制下，其实是占有了先机，并且完成了原始积累。
现在，我们说那个时候，大多数起来的企业的积累中，包含了很多的“潜规则”或“原罪”。但关键是，有些人在继续“胡来”，投机取巧，而有些人则聪明地转身，利用机遇，走向了正路。
政府的支持和资源，是为了推动改革的举措，不会也不能成为企业长期成功的保障。
企业的最终成长，是要走正道的。自做恶，混水摸鱼，搞垄断，都非长久之策。
成功的方式是专注
人在没有赚钱的时候，想法会很简单，而且能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
钱多，想法就多。本来只会做一件事的，会变成想十件事一起做。
很多时候，人不是穷死的，而是冒进死掉的。
在中关村，爱国者的创业者冯军，能够从只赚五块钱的事情开始，坚持下去，积累自己的财富，并长远地建立优势，不盲目，不嚣张，真是很不简单。
人能经受困难，但不一定能经受诱惑。
成功的企业有时是需要做乌龟的心态：慢就是快。快就是找死。
成功的方式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路
象瀛海威那样的企业，在中国的互联网历史上，是悲壮的：第一家介入到互联网的国内企业，却并没有把握到先机，让自己首先存活下来。
联想是幸运的。如果不是柳传志的审时度势，选择了“贸、工、技”的道路，就不会有今天的联想。
柳是一个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资源条件下，选择什么样的路最适合自己发展。
若干年后，类似的一幕同样在上演：在国产芯片领域，民族科技寄予的崇高热情，并没有给“龙芯”或“方舟”带来任何市场的利益，反而是中星微，定位在多媒体芯片-芯片技术中低端产业链的蓝海，把公司带出了“有技术没市场”的怪圈。
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或启示：做企业，跟做IT评论完全不同。IT评论大多是完美主义者。
企业的成长是要首先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路，背负过多的责任，和不切实际的空头希望，倒头来，只会害了自己。
过去有多少人在骂微软，现在又有多少人在骂google，民族主义精神高涨，极度自傲，也极度自卑。
关键是，我们能靠口水，赢得什么呢？
据说，微软公司有一幢大楼前的地面上，大约有1000块磁砖上刻着公司开发的产品及其历史。
这是蚂蚁和大象之间的距离。
如果我们不能活，我们连追赶的机会都不会有。
跟政府合作是双刃剑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府的定位是飘忽不定的。
官员们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这种定位，从长远来说，对成熟而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有害的。
官员们要的是政绩，保的是乌纱帽，至于企业是否赚钱，他们懂得不多。
锦上添花的事情多，雪中送炭的事情少。帮倒忙的事情也不少。
中关村成立了那么久，真正成功并长大的民营企业，都是经历了市场化洗礼的公司。这值得深思。
不要败坏自己的心态
中关村的历史，是一个时代觉醒和崛起的缩影。这个时代代表了突破传统，勇于创新和实践的改革精神。
当然，也代表了对机遇的捕获和对财富的不择手段地疯狂追逐。
在经历了经济挂帅的洗礼后，人们梦想财富。
人们需要赚钱，需要赚很多的钱，而且渴望迅速地暴富。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很多人，迅速地成功，又迅速地失败？
大多数人不是倒在人生最贫穷的时候，而是都已经看见了希望的时候。
有时，只是一念之差，人就完全地毁掉了。
人都知道股市有风险，但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投机。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心态不好，但面对股市的狂跌，没有人会不在意。
在最高点的时候，人不想退，在最低点的时候，人不能退。
在某个中间地带焦作。人的本性是身不由己，很多的事情都是从败坏自己心态开始的。
玩过了，才知道，其实自己玩不起。任何玩得起的东西，困难有困难的代价，容易有容易的代价。
有些路，看起来是捷径，却有可能是死路；而有些路，看起来杂草丛生，人迹罕至，却有可能是生路。
其实，什么样的路，自己走好了，只是不要败坏自己的心态。路走岔了，目标会越来越远。
我们总是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历史中，看到似曾相识的教训，再没有如此真实地、距离如此近的现实接触，而又保持了适当的观察距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84 北京市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
“部门经理不告下属员工的状、不耕别人的田、只有无能的经理，没有无能的员工。
用能人，不用完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有多大本事，给你搭多大舞台；因事设人，不因人设事；无功即是过，有功才有位；
金钱只有诱惑力，事业才有凝聚力。”
1986年北京大学理科新技术公司。
“世界在变，创新不变”
1999年11月，王码公司成立。
提出了“让古老汉字闯过信息时代的难关，使中华文化重放异彩”的发展总纲，并以此做为公司的历史使命，提出“五笔字型，利国福民，走向世界”的大目标，凡进入王码公司的员工培训上的第一课即是公司的“历史使命”。
1993年，北京松下电工有限公司
“工业报国之精神、光明正大之精神、团结合作之精神、卓越创新之精神、实事求是之精神、尊重服务之精神、自觉守纪之精神”。
1994年，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
“二十一世纪首都发展之星”
1994年，清华紫光集团
张本正信奉德鲁克名言：“企业的首要社会责任就是生产足够的盈余。没有盈余就等于攫取公共财富，浪费社会资源”，认定没有效益的企业不是好企业。因此，以经济效益为主要标准，从专业领域、产品方向、队伍建设等方面评估衡量企业存亡，决策人员进出、分配、升降。
1997年，多家企业如中铁快运和北京兆维电子等陆续引入CIS系统，执行VI手册。
2000年，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惟医药为最”
2001年，北京北方天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客户提供技术先进、质量一流、价格合理的产品”
“互惠诚至上，双赢客为先”
2002年11月，北京康宁光缆有限公司
七个价值观：质量、诚信、业绩、领导者、创新、独立性、个人 。
全力辅助员工个人绩效的提升并以此作为奖励基础，力求对为社会、股东和员工实现公平、优越的经济回报。
2004年，摩托罗拉（中国）技术有限公司
“以中国为家，扎根中国，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在中国致力于“做好企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