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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衙门与财政部
　　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驻北平。2月18日，受命组建新中国财政部的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先遣队进入北平城，先后接管了冀热察货物税管理局、冀热察直接税管理局、交通银行等机构，开始财政部的组建工作。冀热察货物税管理局位于天安门东南方，曾经是明清两代的户部衙门。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3/view-3964683.htm　　财政部的前世今生 　　在明清时代的北京城，天安门广场远没有今天这么大，而是用红色围墙围成的一个“T”字形广场。东到长安左门，就是今天劳动人民文化宫东南侧。西到长安右门，就是今天中山公园西南侧。南到大清门（明朝为大明门，民国为中华门），就是今天的毛主席纪念堂位置。东西长约370米，南北宽约80米。在“T”字形广场东西两侧，对称分列着明清两代中央国家机关的各个衙门。东面就是现在国家博物馆位置，分列着宗人府及吏、户、礼、兵各部。西面就是现在人民大会堂位置，分布着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司法机构。户部门口有条南北向的街被称作户部街，刑部门口的街被称作刑部街。中华民国建都北京时，财政部曾建在户部衙门，后来在府右街原来的銮驾库位置另建新署，仅将下属的烟酒事务署留在了这里，解放时为冀热察货物税管理局。在其北的吏部衙门旧址为警察局，门前的户部街改称公安街，所以财政部的老人都称老财政部在公安街10号。 　　户部，从隋唐起就是中国最高财政行政机构，也就是中国古代的财政部，执掌全国户籍、田地、财政、金融等事务。因为掌管着全国户籍，皇帝选秀也由其负责征召。户部不仅负责发放百官的俸禄、八旗子弟的生活费，还设有捐纳房，专门负责卖官鬻爵。从九品到从二品的，各级都明码实价，成为国家财政的正项收入。卖官所得占户部财政收入的比重，最高年份曾达到78.68%，可见业务之兴旺。户部也成了最热闹的部门，史称“竟日喧嚣”。新中国财政部接管户部衙门的时候，户部衙门还保存得比较完好，基本架构都还在，大门前“T”字形广场的一截大红墙也还保留着。 　　走进户部 　　今天我们从乾隆年间内务府编绘的《京城全图》还能一窥户部的建筑规模，貌似一个放大了的几进四合院。但和一般民宅不同的是，它的大门开在中间，里面也突出了中轴线布局。整个大院座东面西，灰砖青瓦红门，在旁边红墙黄瓦的映衬下，显得有些古朴低调。1949年10月，在第一道大门的左侧正式挂上了“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牌子。 　　大门进去四五十米，是户部大堂。当时户部大堂的公案还在，由黄花梨木制成，中间镶嵌着一大块鸡血石，后来曾经做过财政部部长的办公桌，现在存放在财政部地下室。户部大堂悬有大匾，上书“九式经邦”四个大字。古代的官府衙门，常挂对联悬匾额将衙门的职能、宗旨、准则等公诸于众。“九式经邦”是清雍正皇帝亲笔题写。前方还悬有训辞：“周礼以九式之法均节国之财用，职綦重焉。尚其平准出纳，阜成兆民，毋旷乃守。”到解放时，大匾还在，训辞条已经不存。大匾据说一直保存到了文革年间，一度做过食堂的案板，后来不知所终。大匾虽然不在了，但大匾上“九式经邦”几个字，很多财政部老人还记忆深刻，其所表达的“收支平衡，量入为出，略有结余”的治国理财理念也引发了这群生机勃勃，正准备为新中国建设大干一场的年轻的财政人深深的思考。对于大匾的形制，一般认为是蓝底金字红边，也有说是黄底黑字的。至于悬挂的位置，也有回忆说在正门。 　　大堂在解放后做了财政部的礼堂，称做“大礼堂”。大堂北侧有司务厅，相当于办公厅，解放后做了财政部会议室。南北两边的厢房及后院，大大小小有两百余间房子，分别为户部各司及俸饷处、督催所、军需局各机构。按正式编制算共有近250人在这里办公，还有书吏杂役若干。户部各司下一般设有金、民、仓、支诸科。解放初财政部也是在司下设科，后来又在司和科之间设置了处一级。财政部其后在大堂后，盖了一个三层的小办公楼，一楼为秘书办公室，二楼为部长办公室，还盖了些砖瓦平房做办公室。 　　户部衙门的内西侧还有座财神庙。民间财神很多，有文、武、正、偏、准诸多说法，户部供奉的是哪家财神，已无从考证。但从中国财神的构成看，如文财神比干、武财神关羽，都是公正忠勇的典范，户部供奉财神，可能不仅是祝愿国家财源滚滚之意，更多的可能还是警醒官吏为国为民理财，需精心谨慎，保护好使用好。如明朝在户部立的告诫牌，不仅要求理财以民为先，还将历代苛征暴敛的理财官员的恶行列示，要求官员谨记自省。在其他各部衙门也有庙宇，刑部原供奉有火眼金睛的五显大帝，后改为供奉宋代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忭。吏部供奉的是明代殉国的吏部员外郎许直。都是供奉忠义之士，为官员做榜样。解放后，财政部将财神庙的财神搬出，改建成一个小卖部。 　　户部内的东北部设有太仓库，专储银子，又被称作“银库”。另有存粮食、布帛缎匹及各种实物的仓库分布于京城各处。如朝阳门内有禄米、兴平诸仓，朝阳门外有储济、太平诸仓，东便门外有裕丰、万安诸仓。现在从北京的一些地名，如禄米仓胡同、缎库胡同、西什库大街等，还能了解到这些仓库的大致位置。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日本由于对中国政治体制最为熟悉，单兵直入，占领户部，将户部大库的300余万两白银洗劫一空。紧赶来的俄军与日军争夺，日军告诉他们户部还有大量的窖藏金子，俄军于是毁墙拆屋，翻砖揭瓦，挖地三尺，却再无所获，恼羞成怒，付之一炬。银库东边的兵部、工部诸衙门也都被焚毁，并被俄军开辟为兵营和操场。 　　在“T”形广场的西侧，是明朝的五军都督府和锦衣卫、西厂所在地，清朝不设军府，废弃成一些四合院。锦衣卫则成为刑部衙门，民国时期为高等法院，旁边的刑部街改称司法部街，司法部街东侧的大四眼井胡同，就是明朝的右军都督府所在，为财政部宿舍。接收的冀热察直接税管理局在现在的大佛寺，成立了财政部国税总局。交通银行是座四层米黄色的小楼，财政部后来在此组建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1958年，天安门广场改造，财政部迁往三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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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户部和今天的财政部相比有什么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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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户部是人口，财政是金钱，你说有什么区别
最大的区别，户部的权力财政部大。
明朝因为朱元璋建国时制度设计的关系，中央政府并没有统一的财政预算，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户部大概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最穷的，而今天的财政部是最富的。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初稿）节选明朝赋税收入过低真实原因的分析
二、 黄仁宇对这些事实的解释以及我对这些解释相应的驳斥
如果说，以上的部分，大多是引用黄仁宇的研究成果，任何一个阅读过黄仁宇著作的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那么下面的部分，就是和黄仁宇观点的分歧所在了。
分歧就在于如何对明代的这三个事实做出一个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明代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以及在长时间内，税收不但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多，反而有所减少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明代晚期税收负担实际上低于明初的情况，增加税收的阻力变的如此巨大。
1、黄仁宇的一些看法
前两个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如何看待明代的财政制度,可以放在一起说。黄仁宇的看法是明代的财政制度并非是中国传统的延续，并非是前代制度的自然延伸，而是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他看来是一种巨大的退步！他在书中反复强调了这点
比如和唐朝比，明代的财政制度不如唐朝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在对唐朝财政管理的研究中描述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管理机构仍是相当原始和简单的，而第二个时期的特点就是财政机构职能的不断专门化。在第三个时期，连续不断的制度专门化在新的专门化的权威机构与中央政府的常规组织之间引起紧张状态。相比较而言，16世纪的财政管理一点也没有显示出这样明显的分期。总体看来，明代行政管理没有足够的动力来产生类似的制度变化 ”[32]p353
和宋朝比，明代当然也不如。
“毫无疑问，明代大财政管理不如前朝。即使在宋代，财政官员就已经发现要不断调整政策以利经济增长，这样可以在不增加人民税负的前提下增加国家的收入。王安石的财政改革早于一条鞭法500年，就已经将民众之役折成现钱来征收。国家反过来逐步提高铜钱生产，这样税收中不断增加的对货币的要求抵消了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宋朝不断地利用它的财政手段来达到它的经济目标。即使在蒙元，田赋最初也是按照铜钱来估算。当国家需要粮食的时，就依据铜钱反向进行折算。这也有助于保证财政帐目的完整统一。然而，明代几乎全部抛弃了这些策略与手段。在唐宋两代，财政管理趋向于专业化，在明代，盐务官员名声不佳。”[32]p421
所以明代的财政管理制度和以前的朝代完全不同，甚至连蒙元都不如，显然不能用历史延续来解释
“很清楚，明朝与以前各个朝代制度相似其实是一种误解。唐宋元各代的财政结构从来没有象明代这样僵化。它们的高层政府部门也不象明代那样承担很少实施责任。明代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了最低限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拒绝考虑民间、私人方面的帮助。财政管理总的来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32]p426
怎么来看待黄仁宇的这个观点？首先应该承认，黄仁宇说明代的制度实际上和前代有很大的不同，并非是传统的延续，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他把明代财政制度的这种变化，概括为退步，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正确。但如果认识仅局限于此，而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东西，没有看到这种表面的退步实际上是由于社会的进步甚至是过度的进步、超前的进步导致的结果，则就失之于肤浅。对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做更详细的分析，这里不妨先放一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黄仁宇认为明代是“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确实明代政府基本上没有从工商业中获得什么收入，但这其中的原因远非仅仅是因为“忽视”，真实的原因比这要深刻的多。另外一点，明代政府没有从工商业中获得收入，也并非是因为明代工商业没有得到发展，恰恰相反，明代的工商业的发展程度是超过了任何以前一个朝代的。把政府从工商业中获得收入同工商业发展的程度直线式的挂起钩来，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武断下结论，未免把历史看的太简单了。在后面，我们也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既然明代的财政制度并非是前代制度的一个自然延续，而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者说退步，那么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把黄仁宇对此的论述总结一下，无非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朱元璋的个人的原因；第二是所谓的重农心理，保守心理或者所谓的儒家观念，总而言之可以称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吧。
关于朱元璋个人方面的原因， 黄仁宇是这么说的
“洪武皇帝是以简陋的财政方案来实现其目标。王朝的建立者无意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在国内，他满足于农村简单朴素精神的统治”[32]
“洪武皇帝反复强调为了纳税者的利益应该减少国家的开支，并谴责以前历朝主张财政改革以增加国家收入的理财专家，如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杨炎、宋代的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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