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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体经济的衰退越来越明显，制造业哀鸿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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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机械社区 编者按：时至今日，中国实体经济的衰退越来越明显，制造业哀鸿遍野，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包括制造业从业者自己都无不唏嘘，悲伤感叹。本文作者是一个海归工程师，他从自身的亲身经历对中国制造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国制造的衰落其实来自于自身。本文的观点或许有所偏颇，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制造最核心的痛处。 以下为原文内容： 我是一个海归工程师。作为一个长期为中国制造业服务，尤其是为装备制造业服务的高级研发技术人员，我与中国制造“形影不离”已近十八年。从海外回来时候，也曾踌躇满志，满腔热情，本以为先进的科学思想，世界领先的检测技术能真正为处于弱势的中国制造做出一番贡献。可事实证明，当初的想法是那么的幼稚。 ▌原罪一：不重视核心技术、太过重视营销 制造及制造的结果——产品，追逐市场，获取市场占有率，获得市场尊重本无可厚非。但任何事物一旦过了，走向了极端则有了大问题。几千年来，有了商品交换，其实中国一直存在着市场经济，不过市场经济的特质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界定的“这番模样”罢了。 自古以来，好产品之品牌大多靠积淀，靠市场传播力。景德镇的陶瓷，西湖的龙井难道不是市场经济让您和世界知晓的吗？景德镇瓷器、西湖龙井赫赫有名的知名度，难道不是靠核心技术及质量取胜，一个又一个，一斤又一斤的卖出来的口碑吗？ 请不要过度的渲染所谓的市场化，请勿过度的依赖所谓的市场营销。当营销人员漫天飞的时候，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的货真不怎么样了。 百年老店有哪一家不是依赖核心技术与品质取胜呢？即便新科技、新技术的产生，同样无法离开品质。否则这样的新技术和新科技不会被人们尊重，最后还是一场空！本末倒置，最后还得回到原来。根本就是根本，枝叶就是枝叶。 ▌原罪二：被“管理死“的中国制造 本人在国外是从事先进制造研究的，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大大小小的供应商见过无数。有一些供应商规模千人、万人，有的供应商几人、十几人。走遍了世界最先进的制造大国、强国，也没有在中国供应商那里听到的一个词汇多，这词汇便是所谓的中国企业家们挂在嘴边的“管理”。 在德国和日本，优质的零件和部件制造商，工厂、公司的领导、干部并不多，即便赫赫有名的整机厂商也没有那么多人浮于事的管理人员。也不会机构重叠，部门林立。一堆部长、经理，还有这总，那总的。 在制造强国，技术是最被尊重的，对技术的领悟能力和创造能力是备受尊重的。你让公司产品很好卖，不需要推销的就很好卖，你的薪酬一定比别人高。你发明某一种工具让产品生产质量稳定性大幅度提高，产量大幅度提高，国外企业老板敢把获得利润的一半与你对分。 这是尊重事物本质的表现，这表现相当好。老板会算计，假若不是你，他这一半利润也就没了影子，干嘛不敢分呢。 而我们的中国制造企业呢？一堆的管理干部，人浮于事，没边没谱的管理学可以不负责的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好好干活的人，谁愿意被管理？有创造力的聪明人正忙着优化您的产品，想着下一步新产品如何更加受市场和客户欢迎呢。 ▌原罪三：企业和员工互不信任 企业和员工，劳资之间世界范围内均是矛盾体。但多数工业国家之间的劳资关系并未像中国企业这样说不明道不清。在中国制造型企业，跳槽和不忠诚现象举世罕见，老板和领导对下属和员工不信任同样举世罕见。 中国制造很难聚集成群有职业操守的职业人，招募来大部分是为了饭碗的打工者，所以以日本企业来评判中国制造企业，中国企业团队更像赶集赚小钱的一群农民，而不能说是训练有术的产业团队。 在中国制造企业里，为了多两百元，可以将一份好好的工作顷刻之间甩掉，看到企业有困难，没有几个人愿意挺身而出，用信仰和信念支撑自己与企业共同前行。当恶习成了规矩，毁掉的不仅仅是中国制造企业的一贯性，完整性，技术积淀性，毁掉的还是一批又一批制造人的精神家园。 工业尤其是大工业一定得强调连贯性，计划性，技术队伍的提升性。因为农民工问题和农民工式的思维方式在主导大部分中国制造企业，所以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产业团队的创新创造能力方面，面对工业强国的优质产品大多不堪一击！只能靠质次价低抢夺低端市场。 企业管理阶层的问题更多，他们对企业员工的最基本信任都没有，当然换不回员工对企业最基本的认同和信任，对人才视而不见，对未来没有信心，做企业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招聘条件近乎急功近利到了极致，大多强调现在产品行业经验，根本不想对员工做出潜能的挖掘和连续的培养，国企如此，私企更加如此。 ▌原罪四：惯坏了采购人员 中国制造还有很多可以让人痛恨的坏毛病，坏风气。最应该鞭挞的是采购和采购人员的素质极端低下问题。 或许中国制造因为产业低级，客户难得。把一些稍微有市场垄断能力的，有品牌效应的企业采购人员惯坏了。一些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老板们，愿意从家族中间或亲信中间选拔采购人员，美名其曰防止腐败。一些国企领导甚至有意将采购工作交给自己的亲信，还告诉：“这事肥缺哟，你要好好干，要悠着一点哟。” 你的员工老张老李可以吃回扣，搞腐败。难道你的小舅子，小姨妹就不是人了吗？是人就可以是贪婪的，就可以是重利忘义的。为了防止腐败，就搞招投标，结果是越招投标越腐败。把使用者和技术人员排除在外的招投标，对招投标没有监管的假公正，只会让腐败穿上合法的外衣。 ▌原罪五：对知识产权不尊重 深入到中国制造的病毒还远远不止这些因素。倘若，不给予排毒治疗，今后的中国制造依然不会好转，脚痛治脚，头痛治头的方式无法解决中国制造由来已久的根本恶习。 我在此要特别指出：中国制造的仿制问题、山寨问题、投机取巧等问题，其实归纳到底就是对知识和知识产权的严重不尊重问题！ 相当数量的企业，对原创技术的漠视，对技术方案的不尊重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老牌技术公司已经被骗怕了，通常不会当真，不给钱不干活儿是唯一准确的选择。 可新成立的科技型企业，研发设计公司一看大公司青睐于自己，谁敢怠慢呢？熬更守夜几个月的详细技术方案从邮箱里一发出去，后来的五年再无任何消息了。还能有什么结果呢？被骗技术方案了。这样的场景，我想很多搞研发和设计的朋友均遭遇过吧？ ▌原罪六：牵强的民族主义 我在海外生活和学习了十多年，跑遍了近乎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和科技国家。纵观世界工业强国，再也没有哪一个工业国家如中国这般爱打民族悲情牌了。无论是从企业冠名，还是产品的名称从黑龙江哈尔滨到海南海口，从乌鲁木齐到上海，民族主义的产品比比皆是。 这些企业到底啥意思？对你的企业没有信心吗？对你的产品妄图通过民族感情讨好悲情的国人吗？实际，爱国主义是假，多卖几个产品换几块银元才是真的。 优质的产品，负责任的企业价值诉求符合全人类。企业就是企业，产品就是产品，扯那么多民族感情干嘛呢？有些很可笑的中国制造企业，不知道是吃了那一种药，从拖鞋到手机，到电饭锅，再到避孕套，民族和民粹主义色彩在制造业弥漫着。 ▌原罪七：权力寻租 有人类商业活动，就有市场行为，什么叫市场经济，什么叫商业，这本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偏偏很多简单的问题到了中国就变成了无比复杂的问题。 你是一汽系统的某老总，你就可以叫亲戚在外开一个零部件厂，把自己的权力入股形式在这家供应商里大把获得利益，钱自然不会打入实名制的银行卡上的，在这家供应商股东名录里，也绝对看不到权力入股的这一位影子股东的。 当然这家被总厂和客户包容和保护的零部件制造企业，一般来说是不可能从别的优质制造企业采购相同零部件的，即便别家企业多次被询价，被做方案。我打的比方在中国大大小小的企业非常普遍，以至于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各种系。 汽车系、电信系、石油系、工程机械系、钢铁系、铁路装备系、煤炭系、农业机械系、电力系、橡胶系等等等又等等，各个系的制造行业，均被权力寻租，被有背景的人士把持。请问这样的市场经济要来何用？ 本来应最具备市场经济活力的民间资本，个人和小团体创业因子只能被排挤到做利润最薄，最辛苦的活儿，赚钱的买卖要么属于专控，专卖，要么就被各种系牢牢把控着。 买几公斤螺丝钉，卖几套钳工工具都可以潜规则，这样的中国制造有什么可值得炫耀？ 说到这里，我陡然同情起山寨别人产品的草根企业了，倘若不去山寨，是不是无路可走呢？ 真有可能的。于是全民电商，创业就只能搞电商了。要不就去开一个服装店，小吃店，搞不下去就“旺铺转让”，继续让房地产祸害另外一个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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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制造业~~~该醒醒了！？
天朝是强大的？但背后也需要引人深思，一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有些根本性的东西却大幅度落后于人！
就拿制造业来说，它是一个国家的实业根基，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在外行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造不出来的，制造业一派繁荣。但透过表面去看实质，可以说中国制造业的大多数领域，只要涉及到有难度的核心技术，几乎都被国外技术垄断，这是一种表面繁荣背后的行业危机。
走进国内那些让我们引以为豪的领先工厂，可以看到使用的都是清一色的日本、德国、瑞士等国的品牌设备，大到机床设备，再到软件、材料、刀具、工具等，有几样不是国外品牌？作为一个制造大国，如此依赖国外技术的局面的确令人心寒。
为什么国内工厂会选择昂贵的国外设备？
工厂购买设备绝不会像通用消费品行业那样有追求奢侈品的倾向。制造业是务实的行业，生产零部件追求的是加工精度、效率、品质、稳定性等各种实实在在的指标。
国内的机床设备以中低端为主，这些机床的加工性能与稳定性相比国外机床有较大的差距，要么加工精度不够，要么效率偏低或者故障率较高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工厂比拼的是谁的生产更有竞争力，他们宁肯花更多的钱去买进口品牌的机床，也不愿意为了省钱留下隐患。毋庸置疑，当国内的工厂发展到有一定实力的时候，必然会选择进口品牌的机床。
比如，国内制造CNC加工中心的厂家有一大堆，一台机床也就十几万，在低端制造业中价格战打得非常激烈。而瑞士、德国、日本制造的CNC加工中心动辄上百万，几百万也不在话下，他们却成了行业的香饽饽。
机床设备行业是用实际结果来说话的一个行业，国产设备应该理性地认识到差距，不要刚搞了一点技术就夸下海口赶超了国外，机床设备行业不是靠大肆吹嘘，或者靠政府去引导就可以占领市场的，市场的选择是理性的。
国人对国产机床的不信任，只能说明国产设备的赶超之路还很漫长！
自己造不出来，用钱买回来不也很好吗？
有些观点认为，中国人有钱，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我们造不好机床就不要费劲去折腾，直接拿来主义不是挺好吗？老外这不还求着我们买他们的机床。
如果是我们自己能制造出来的东西，让别人去制造可以说是一种本事。但是，这些高端精密机床设备我们制造不出来，就只能受制于人，老外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甚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事实上，一个国家所有的物品都是通过制造业实实在在造出来的。而我们的制造工厂却把大部分赚的钱都用来购买进口设备，工厂始终处于买设备的循环，新买的设备用几年又得买新设备，不买就会失去竞争力，只能把赚的钱又用来买设备，可以说中国的制造业是在老老实实地给老外打工。
政府当然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稳收交易税金，而制造业劳动创造的绝大部分价值让给了老外。国人用着高端的设备，赚着低廉的薪水，这也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今，国外的品牌机床设备越来越智能化，各种核心技术被高度集成与加密，最终对制造业技能人才的要求越来越低，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件利好的事情，但对于基础工艺本身就掌握得不好的国内装备业，这种智能趋势会使国内的技术人才越来越不掌握真正的工艺技术，这也会使国外品牌机床设备在中国形成越来越强的垄断地位。
也绝不是危言耸听，机床设备产业的地位关系到国家安全。现在风靡中国的工业4.0，机床核心技术全是国外的，这些机床一旦互联了，国家的军工、航空航天等制造就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人家可以在远程控制的情况下，一个指令就可以让你的超级工厂立刻成为一堆不能使用的废铁。
不掌握核心技术的依赖，花出去的不仅是钱，更多的是会导致在这个圈子里越陷越深！
为什么国内的装备制造业会落后于人？
中国人的智慧是很牛的，这地球人都知道，只要哪个事情来钱快还不用出力，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情就会有无数的人去琢磨。中国的房地产多厉害，制造业人纷纷吐槽“炒房兴邦，实业误国”，你看雄安新政一出来，房子就抢疯了。。。反正，肯定不会有人去抢着搞装备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完全不同于房地产、娱乐业、互联网，绝不是可以靠一个创意就能大获成功的，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琢磨、探索、验证、积累的产业，来不得半点浮躁。机床设备核心技术的研发，没有上十年的潜心研究，不太可能会有实质性的成效。
要造出好的机床设备，需要一大批在各自岗位上潜心钻研、耐得住寂寞，精益求精，终身奋斗的技术人员。只有透彻掌握核心技术并持续地改进，不断创新，才能制造出卓越的设备。
说起来容易，但我们去国内的机床厂家看看，现在搞技术的研发人员、工程师们都很现实，他们要买房、要养家糊口，肩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拿着并不高的工资，就算一门心思钻研技术，到头来的结果还是买不起房，被生活压力弄得心力交瘁，又怎能静下心来搞研发呢？在机床企业，搞技术的收入比不上搞销售、搞管理的，越来越多的技术人员认为搞技术是没有前途的，他们的职业发展目标是转型去做销售或做管理，后面再出去办个公司代理机床，或者东拼西凑复制点技术也开始造机床。
再来看看那些机床企业的老板，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企业还能不能生存下去。机床不好卖，还养着一大帮人，谁还往里烧钱大搞研发？看着国外那些牛逼的设备，已经感觉到永无出头之日，企业能赚点钱就先赚点。看着如日中天的房地产业，不得不感叹选错了行业，骨子里虽然流的是制造业的血，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放弃。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中国能制造出好的机床设备吗？它折射出来的是全社会的浮躁与价值取向问题！
弘扬工匠精神，呼吁振兴实业，但只宣传是不够的
忽如一夜春风来，制造业开始受到了国家层面的关注，“工匠精神”成为热词，“振兴实业”成为热点，国内掀起了“中国制造2025”的热潮，想必国家领导一定通过各种官方报道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百花齐放的大好春天！
时间是最好的验金石，这些政策、弘扬、呼吁真的接地气了吗？我们需要去检验实际的结果！如果捧红了几位大国工匠，他们却成为了不再搞技术的红人；如果呼吁为实业代言，却成了吹嘘某某技术已超过国外水平；如果“中国制造2025”的智能制造风向标，是引进了一大堆国外智能设备；如果政府对制造业的扶持，扶出了更多的低端制造；如果烧国家巨资搞出的核心技术，却成为了市场唾骂的品牌….
我们相信国家层面对制造业的政策与方针是英明的，弘扬与呼吁的东西都是很好的！但是，有没有执行到位是另一回事！如果不深入市场一定不知道制造业的真实情况，多去民间听听普遍的、真实的声音，去看看我们工匠的待遇提升了没有，福利提升了没有，还有多少人愿意干工匠，制造企业的日子好过吗，制造企业有能力能给工匠提升待遇吗.....
制造业才是立国之根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被誉为“世界工厂”，庞大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资源和相对成熟的基础设施，从世界各地吸引了大量的资本。然而现今，关于外资是否正从中国撤离的话题，正引发激烈的争论。中国外贸的决战是否已经开始？
外资出走波及中国数万岗位
就在近两年，关于外资从中国撤离的消息屡屡被曝光。
值得关注的是外商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暴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外资在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仅为1211.97亿，对比11年3269.81亿这一数字，短短五年时间便下跌了62.94%。
另外，2月16日，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为120亿美元，同比下跌14.73%。这更让“外资撤潮说”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权威的解读认为月度数据不代表长期趋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每一次外资撤离都涉及到人数众多的裁员。
根据官方估算，全部外商投资企业吸纳的直接就业人数超过4500万。而外资的不断撤出，可能将影响这一庞大就业人群的生计。
谁抢了中国人的工作？
第一，中国的生产成本高了。
近年广东等地的土地成本持续上扬，税收优惠的力度减小，外资在华的投资收益率越来越低。
在用工成本涨势惊人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的工资增速却未曾降低，多个年份甚至是全球第一。这代表着外资在华能捞到的油水越发稀薄了。
第二，对外资政策准入门槛提高，优惠政策取消。
中国许多地区都提高了投资门槛，对新进的外资企业，不仅没有专门的优惠政策，甚至还对其产业类型、节能减排方面提出很高的要求。此外税收上，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也正在失效。
第三，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由于货币量化宽松，导致物价上涨，又反作用于食品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中国劳动力没那么物美价廉了。
第四，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除了以上原因外，也有部分外企自身经营不善，转型不及时才被迫退出中国，例如诺基亚、摩托罗拉等知名企业。因中国市场竞争激烈，利润下降而退出中国市场的外企，也大有存在。
谁都不想失业，但未来的风险难以预料。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得好好想想，如果突然一天失业了，该怎么办？
制造业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只有制造业才能真正创造财富。
这些年出现了很多热议名词，比如O2O 、共享经济等，它们是经济发展的新势力，是好事，但要看到这些是不创造财富的，它们是财富的再分配。而如果一个国家制造业出现问题，创造财富的机器将受到严重阻碍！所以制造业才是一棵树的根，制造业才是国家的根本。当前美国已有超过中国制造的发展势头，曹德旺“出走”，令人忧心忡忡。
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思，比如媒体热议的税费过高的问题。我们比较一下全世界的税率，中国的所得税加上增值税，税率达百分之三四十。排第二的美国是 35%，现在要降到15%了。
美国这次大幅减税不只给中国，给全世界都带来了重大冲击。因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号决定，将英国的公司税从20%降到17%。德国、法国也对美国提出抗议，这种减税方法会使它们的企业受到重创。
曹德旺也好，郭台铭也好，都不去欧洲设厂而去美国，这是有原因的。拿税负数据来说，美国对于制造企业目前的确极富吸引力。
必须重视：制造业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未来应该将国家的最多的资源、最大的力量跟所有的精力投放在制造业的发展上。制造业才是立国之根本，才是中国能够走出经济下行压力的唯一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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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实体经济正受关注，但对于究竟什么是实体经济，似乎并未有一个社会共识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刘志彪
摘要：实体经济是创造国民财富的根基。但在经济实践中，人们经常对实体经济这个范畴有不同的认识，有些还造成了一些混乱，有必要予以清理。
编者按：在当下有关经济的各种话题中，“实体经济”无疑是一个热词。比如，网络上常见这样的议论，实体经济赚钱吗？资金为何难以流向实体经济？中央及地方很多有关经济工作的重要会议，则明确释放出提振实体经济的信号。但略加深究就可发现，其实实体经济并非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概念，它并不是制造业的代名词。对于什么是实体经济，似乎也并未有一个社会共识，比如，房地产是实体经济吗？新经济是实体经济吗？等等。究竟该怎么理解实体经济呢？“思想汇”特邀经济学家、江苏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刘志彪谈谈他的看法。
实体经济是创造国民财富的根基。坚定不移地发展实体经济，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既定方针和政策。但在经济实践中，人们经常对实体经济这个范畴有不同的认识，有些还造成了一些混乱，有必要予以清理。
只有制造业才是实体经济吗？
一般认为，实体经济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内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或行业的经济活动。但这一说法下，实体经济只包括物质生产核算体系里所谓的物质生产部门，而排斥了日益成为国民经济主体性、智能性活动的现代服务经济部门。
另一种比较宽泛的说法是：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这一说法把所有服务部门和物资生产活动都作为实体经济，似乎也不妥当。例如，在这一定义下，就把过去一般认为是“虚拟经济”的金融部门，尤其是如资本市场活动、炒作房地产等，都作为实体经济来看待了。这显然也不大对。
要准确界定实体经济，可以首先界定虚拟经济。对虚拟经济概念，最为普遍的解释，是成思危先生说的“虚拟资本以金融平台为主要依托的各种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如果用马克思虚拟资本循环的公式表示，就是G—G'（即货币—增值的货币）活动依托于金融平台，就叫虚拟经济。在此定义下，那些不是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应该就是实体经济。
国民经济系统中有两种增值性经济活动：
一种是以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和投资等循环为中介的增值性活动。它是财富的创造过程，我们称之为实体经济。就是马克思商品循环理论公式中的G—W—W'—G'。这类经济活动过程通过消耗中间投入品，创造了社会真实财富、满足社会最终需求。
另一种是以资产、价值符号为中介的增值性活动。它不创造财富，但是承担了财富的载体和分配功能，我们称为虚拟经济。其中，以某种抵押的资产为中介的货币增值活动，如借贷资本、生息资本活动等，叫做“以钱生钱”；以某种价值符号为中介的增值性活动，如股票、外汇、商品等的期货交易，叫衍生金融交易；而以资产交易为中介的增值性活动，如资产证券化、为获取价差目的买卖房地产、艺术品、邮票等标的的行为，叫投资或者投机。
可见，实体经济虽然也必须“以钱生钱”，但它与虚拟经济的根本性不同在于：参与资本循环的媒介是以当作使用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和使用，因而它是创造财富的活动。而虚拟经济的这类增值活动，虽然也要消耗中间投入品，但是它们却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仅仅是承担财富的载体和分配的功能；在运行上，它不以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和服务为交易的媒介。
上述定义用的是“媒介”观，而不是“实物”观或者“部门”观。即区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主要要看起点于货币资本的增值性活动以什么为中介，它最终是不是创造财富：如果它以货币、价值符号和资产为媒介，仅仅分配财富，就是虚拟经济；而如果它以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和服务为交易媒介，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财富，它就是实体经济。
就此推演，在这种定义下，同样一个部门或者服务活动，就可能因为交易的媒介不同，而被作为不同性质的经济活动。例如，建筑房地产商品和提供物业管理的活动，在上述定义下就是属于实体经济；而如果买卖房地产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居住，而仅仅是为了博取不断上涨的房价的好处，这种活动因为是以资产增值为媒介，仅仅对财富实现再分配，所以就属于虚拟经济范畴。同样，郁金香、兰花、大蒜、生姜、绿豆等农产品，其生产、流通和消费原本属于实体经济，但如果把它们作为资产增值的差价来炒作，利用价差分配财富，就是虚拟经济活动，极容易产生严重的泡沫。
显然，在“实物”观下，人们往往把实体经济界定为物质产品的生产活动，而把虚拟经济归结为非物质产品的生产活动；在“部门”观下，往往简单地指定某些部门是实体经济部门，而另一些部门为虚拟经济部门。这两种分类必然会把服务业归入虚拟经济，而把实体经济的内容等同于农业和制造业。目前不仅一般民众存在这种分类误区，甚至一些政府部门也有类似的误解。
需要指出的是，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标准，并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即我们并不认为虚拟经济就一定是不好的，实体经济就一定是好的，更不应该把两者对立起来。恰恰相反的是，虚拟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财富的载体和分配财富的工具，其至少具有支付和结算的功能、储蓄和投资的功能，以及促进分工、防范和化解风险、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利用信息优势、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的作用。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我们要积极发挥的，是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上述功能，而我们需要防止的，是过度化的虚拟经济，是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陷入自我循环的虚拟经济，是严重泡沫化的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就不会产生泡沫吗？
除了上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划分，还有一个在实际分析问题时与其搅在一起的经济概念。这便是有关泡沫经济的问题，经常有人把虚拟经济等同于泡沫经济。其实，“实体经济”是与“虚拟经济”相对应的概念，而“泡沫经济”则与“真实经济”的概念相对应。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都有可能存在真实经济和泡沫经济这两种状态。
以实体经济为例。当经济活动超过一定范围和限度，就有可能出现泡沫经济。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严重的产能过剩一般都会对应着严重的信贷活动的泡沫。一般而言，产能必须通过信贷杠杆来扩张，一旦这种扩张的杠杆因产能过剩、销售堵塞而不能正常循环，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信贷危机，并最终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众所周知的是，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就是由产能过剩引起的泡沫经济破裂。因此，如果实体经济债台高筑、杠杆率过高，也会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过度负债、亏损累累、产能过剩等，都可视作是实体经济出现了泡沫经济的状态。
同理，虚拟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和真实经济两种状态。例如，在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活动中，有很大的成分是服务业的实体经济，是属于真实的经济状态。但若其存贷比、杠杆率超过一定限度（或者法定的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泡沫经济。一般认为，银行的杠杆率在8倍左右为宜，若超过10倍以上，则可能是泡沫经济。再如，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估值，在合理的市盈率范围内，属于真实经济；而超过一定的限度，市盈率过高，就属于泡沫经济。这种泡沫一般会随着股价的下跌而崩溃。
由此可见，在这种定义下，很多原以为是不创造价值的虚拟经济活动，其实有很大的成分是属于真实经济。而过去一直认为必须大力推进发展的实体经济，其实也会出现泡沫经济。这也进一步说明，如果推进实体经济发展不注重市场导向，也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即实体的泡沫经济，导致经济危机。现在中央提出要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把发展实体经济和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在此过程中，也要注意到我国现在产能过剩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再走用行政命令要求金融支持实体的泡沫经济的老路。相比笼统地将国民经济的一些部门定性为虚拟经济部门，这样界定更有利于产业政策服务于财富创造过程。
新经济是实体经济吗？
对于发展实体经济，还有一种观点，是把实体经济和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经济对立起来。产生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源是，电子商务的出现带来了一些商铺的凋敝。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也要看到，这并非是区分虚实经济的标准。这也提出了一个我们该如何理解“新实体经济”的问题。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这部分新经济，原本就是实体经济。之所以出现“新实体经济”这个概念，是因为以前对实体经济的定义不清晰。如上所述，过去，很多人都以产业部门来界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认为制造业就是实体经济，服务业就是虚拟经济，这是不准确的。如果继续沿用这个区分，不仅会使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而且会抑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如前所述，界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能以部门分类作为标准，而应以是否创造真实社会财富来衡量。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经济才是重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社会财富。电子商务只是将传统线下的活动搬到了线上，从而节约了空间和资本、降低了成本、创造了效率，所以，它理应是实体经济而非虚拟经济。当然，如果某电商公司上市以后，不是想着如何去做强做大，而是千方百计地去炒高它的资产，并获取高资产增值收益，那么，脱离盈利约束出来的这部分增值资产收益，就是虚拟的泡沫经济。
清晰界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范畴，有四个重要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怎么认识和看待实体经济，仍然是我国当前经济理论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尤其是在热议如何避免“脱实向虚”、如何振兴实体经济的当下，这种讨论和探索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清晰界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范畴，主要有四个意义，避免经济行为进入误区：
第一，观念创新，避免“误伤”金融业。
以实物形态来界定实体经济，其认识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不利于中国未来金融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对实体经济范围的错误界定，排斥了金融业的真实经济地位，把其沦为创造泡沫的部门，这种看法一旦成为社会共识，将会对金融产业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而金融业的积极健康发展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乃至综合实力的提升，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理论创新，避免“误伤”服务业。
用实物形态和部门观来界定实体经济，服务业被完全划入虚拟经济范畴，则不利于未来建立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而如果采取本文所倡导的媒介观来划分，同时以产能过剩程度、杠杆水平区分真实经济与泡沫经济，那么，我们就可以一方面在理论上确立现代服务业的地位，并采取合理的杠杆来发展以现代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另一方面，也可以找到产生泡沫经济和导致经济金融危机的真实原因，进而避免泡沫的产生。
第三，政策创新，避免产业政策的偏斜。
过去我们在政策上对“产业空洞化”这个现象存在一定误区。制造业的转移和搬迁，并不意味着产业空洞化。转移一般性制造业，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不仅不是产业空洞化，而且还是知识技术密集化程度提升的表现。以产业空洞化为理由来反对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政策，其理论和政策的依据是有问题的。并不能从制造业的重要性中得出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格局有问题的结论。如果我们把制造业看作是一棵大树的树干，服务业就是其进行光合作用的枝叶，农业是其树根，在这棵大树上，没有哪个部件是不重要的。
第四，实践创新，避免加剧产能过剩。
在实体经济概念不清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很可能会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口号，采用行政手段来把资源往制造业倾斜，其结果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过去中国制造业的高比重，是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发生和消化的，现在发达国家遇到经济周期的困扰，不仅市场萎缩，而且还要求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利用国内市场发展中国经济，要大力推进我国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同时，也应当把资源倾斜于我国仍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的服务业，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消费者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
(作者为江苏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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