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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属不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禁止类、限制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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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对窑径2.5米以下生产方式进行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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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坚持节约优先，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实施全民节能行动计划，提高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节矿标准，开展能效、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水定产、以水定城，建设节水型社会。建设国家地下水监测系统，开展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调整建设用地结构，降低工业用地比例，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和工矿废弃地复垦，严格控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规模。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创新有偿使用、预算管理、投融资机制，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合同节水管理。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大规模推进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大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力度。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大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力度，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有度有序利用自然，调整优化空间结构，划定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保护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调节城市规模，依托山水地貌优化城市形态和功能，实行绿色规划、设计、施工标准。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和生态价值观教育，培养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自觉。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全面提升森林、河湖、湿地、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加强草原保护。加强水生态保护，系统整治江河流域，连通江河湖库水系，开展退耕还湿、退养还滩。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推进多污染物综合防治和环境治理，实行联防联控和流域共治，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动低碳循环发展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地热能，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建设，发展分布式能源，推行节能低碳电力调度。有序开放开采权，积极开发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改革能源体制，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主动控制碳排放，加强高能耗行业能耗管控，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峰值目标，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完善政策，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图和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目录，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优化开发区域产业结构向高端高效发展，防治“城市病”，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增量。推动重点开发区域提高产业和人口集聚度。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以市县级行政区为单元，建立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差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的空间治理体系。培育新动力拓展新空间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拓展区域发展空间。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推进重点地区一体发展，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开辟农村广阔发展空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能源资源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坚持陆海统筹，壮大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按照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短期和中长期结合、国内和国际统筹、改革和发展协调的要求，完善宏观调控，采取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适时预调微调，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和准确性。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建立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重点提高财政、金融、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粮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网络安全等方面风险防控能力。深化改革构建发展新体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限制政府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干预，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和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轻企业负担，完善公平竞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制度。深化市场配置要素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实施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体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坚持立改废释并举，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设定权力、行使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推行综合执法，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观念，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氛围和法治习惯。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加强和改进信访和调解工作，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调动各级干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巩固反腐败成果，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和服务保障体系。健全有利于人才向基层、中西部地区流动的政策体系。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对在贫困地区开发水电、矿产资源占用集体土地的，试行给原住居民集体股权方式进行补偿，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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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刘小鲁 ｜ 时间：
｜ 责编： 王琳_观点
    刘小鲁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产业政策和重要实施主体和作用对象。一方面，很多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制政策的落实都以国有企业为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处于自然垄断和公用事业领域中的国有企业又是管制政策的主要作用对象。因此，产业政策不仅需要借助国有企业予以实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有企业的行为模式、市场地位和绩效。这决定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不仅需要以界定国有企业在产业政策中的作用为基础，也需要产业政策的调整相配合。
    一、产业发展和技术赶超战略中的国有企业
    我国产业政策的一个最主要内容是引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在实施技术赶超战略的基础上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在政策的实施中，国有企业往往成为政府贯彻政策目标的首选主体。以国有企业作为落实产业发展战略的主体，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作为技术后进国家，实现技术赶超既要客服自身技术实力的不足，又要面对发达国家成熟的技术体系的挑战。这使得自主创新面临很强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导致快速实现技术赶超的任务可能很难由私人资本来承担。其次，国有企业的规模要明显大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从而在在技术赶超战略的实施中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第一，受自身技术能力的限制，我国的技术赶超通常采取的策略是“市场换技术”，即通过与外资合作实现技术引进，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模仿和消化吸收培养自身的技术能力。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和市场体量使得其成为外资的首选合作对象。第二，国有企业的规模和资金实力使得其能够在研发领域持续进行大量投入。例如，2014年，在有R&D活动的企业中，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的平均R&D经费内部支出分别为5605.96万元和7148.88万元，不仅远高于私营企业646.41万元的平均支出水平，也大大超过外商投资企业1981.81万元的支出水平。[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最后，在具有较强公共品供给特征的技术创新领域中，通过国有企业实现创新和技术扩散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可行途径。这具体表现在国有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内的R&D投入倾向要相对高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2014年，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中，分别有6.95%和3.65%投向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私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入比例仅为1.56%、1.11%和0.90%。[ 数据来源：同上。]
    借助国有企业实现发展目标的过程往往与直接的行政干预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审慎把握行政干预和市场机制的边界，很容易导致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性的丧失和资源配置扭曲。我国的移动通讯标准TD-SCDMA的确立是政府干预的典型案例。从积极方面来看，政府干预是保证该标准成功运营的关键因素，对于培育产业的技术能力具有显著意义。但是，为坚持TD-SCDMA独立组网而推迟3G牌照的发放被认为极大延缓了新技术的应用，损害了社会福利。一些观点还认为，TD-SCDMA本身存在技术缺陷，强制性地赋予中国移动发展的任务，拒绝引入任何市场选择机制，损害了中国移动本身的发展。除开这些争议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移动早在TD-SCDMA的发展期间，就要求其网络建设必须能够兼容TD-LTE这一4G移动通信标准，并制定了向TD-LTE 4G技术演进的路线。这说明国有企业并非不能对市场做出反应。
    二、自然垄断行业的产业政策与国有企业
    目前，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行业政策包括行业的限制进入和价格管制。其中，行业准入政策往往与所有制类型上的限制相联系，使得国有企业在这些行业中拥有实际的行政性垄断地位。这种政策设计的合理性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基础性产业是支撑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而其中诸如电力、通讯、能源、运输以及自来水和燃气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很强的自然垄断特征。这些行业的进入与正常运转需要以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为前提，具有很强的专用性，且建设周期较长。这些特点使得私人资本可能缺少进入意愿和能力。其次，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具有较强的公益性特征。供电、供水、供热、供气、公共交通和邮政等行业的产品或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对这些行业来说，主要的经营目标是保证生产效率的同时，以合理价格水平提供可靠的服务。以国有化方式进行运营，可以视为政府职能的延伸，是一种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最后，在自然垄断行业中，成本的次可加性使得生产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上升而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由单一企业提供行业所需的所有产品或服务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规模经济。在这类行业中，事前要求避免对垄断地位的争夺将导致大量的重复性投资，事后则要限制企业的市场势力。国有化则被视为以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其他具体的管制措施一般包括以避免重复投资和过度进入为目标的行业准入政策，以及为限制垄断势力所实施的价格管制。
    因此，在自然垄断行业中实行行业准入和国有化运营，其目的在于在实现生产效率的同时，避免垄断市场势力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行政性的市场准入政策不仅存在于电信、电力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等自然垄断行业中，也广泛存在于煤炭等非自然垄断行业之中。在行业准入基础上，以国有企业运营自然垄断行业是否成功避免了垄断势力的存在？本文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基础，对年间，我国工业行业国有企业的市场势力进行了测算。[ 企业的市场势力可以用勒纳指数（Lerner index）来衡量。勒纳指数度量了企业基于边际成本基础之上的价格加成率，反应了企业提高价格至边际成本之上的能力。该指数越高，则企业的垄断势力越强。] 测算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平均市场势力最强的前10个行业中，排在前5位的行业分别为石油与天然气开采、烟草制品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这些行业的勒纳指数的均值分别为35.33%、27.87%、25.58%、24.66%以及24.59%，而整个工业行业勒纳指数的均值仅为8.81%。此外，从时间趋势上来看，自然垄断行业内国有企业的市场势力并非偶然现象，而是长期持续地存在。因此，行政性准入几乎无一例外地导致了在位企业较强的市场势力，而价格管制措施却并未有效控制企业的市场势力。
    三、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产业政策调整的政策建议
    国有企业既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参与和实施主体，也是产业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因此，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国有企业在产业发展中作用的正确认识，而这一改革的顺利实施也要求产业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本文从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和自然垄断的产业规制两个角度讨论了国有企业的定位。基于这些研究，本文得到了以下结论和政策建议：
    1. 国有企业在保证产业发展政策的顺利实施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当肯定对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的意义。对于其他处于竞争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也不应等同于私有化，而是应当完善市场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决定国有企业的去留。
    2. 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必须慎重把握行政性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平衡。将行政干预和国有企业的作用侧重于填补市场失灵。在此基础上，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干预，营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以更为开放的形式实现产业发展。
    3. 在准确界定自然垄断的基础上将管制与放松管制相结合。对不存在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以及自然垄断行业中的竞争性环节，要在放松管制的基础上，侧重于引入竞争，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对自然垄断环节的国有企业，应当通过有效的机制设计和价格管制限制企业市场势力，并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的实现方式，提高自然垄断环节的经营效率。